主题：【原创】运动与科研：前言 -- 打造顶顶
家园 事实上，俺本科五年也觉得没学啥有用的东西 当然，挨踢这行发展太快也是个原因。工作中要用的全靠自学，没点悟性还真不灵。
家园 当然企业成为主体效率最高，全世界都一样的 应用技术是最有实效的科技,不是说个短平快就概括的.产量最大,你以为这么容易呀?有多少国家在竞争,是要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支撑的.我们的许多产品是在技术上打败跨国公司才成为生产大国的,如维生素C、D、E、H。
两弹一星航天,也是应用技术,不过系统集成得多一点而已.不否认他对中国的贡献,但也不要否认,他不是原创技术,按你的逻辑,不能算高精尖技术.
基础科学,基础技术,不是一下就行的.要先是用外国的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发展我们的应用技术,然后发展原创的基础技术,一级一级的吃上去，你刚毕业，还是实实在在的做点事要紧。
家园 中国科研在倒退，就是因为文科生们在主持 当主流被CNN把持时，你到哪里找数据去？真以为英雄单挑世界呢。
生产大国说明不了科技进步，清未中国也是生产大国，能说明科技领先吗？尖端技术的独创性、领先性才是科技大国。
用文科生思维的重要特征就是用书本代替行动的实践，在纸片上空谈那是中国知识分子3000年的长项，可是哪里见到一丝科技进步？
工农兵大学生玩文科生的手段肯定不行，可是科研是用手脚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现在中国这个生产大国连工农大学生都没有，都是农民工，原来农民工的科技水平比工农大学生还要高啊。
家园 (旧）运动决定科研(６)（补充）储蓄与消费 在本文我想简单说下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部分内容来自老田的《新中国经济史论》、韩德强的《整体管理》和愚蠢小猪的《刷盘子读书》。
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有储蓄（或者理财）的习惯，其实质是以今天的消费换明天的消费。储蓄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未来更多的消费（增加的利息），二是为了防备未来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如家人生病，孩子上学等。
冬天时代以储蓄为主，其表现为重工业优先和三线建设。投资重工业得到的是机器和厂房，那都是不能吃的，我们只能希望，未来的一天，等重工业充分发展起来后，能够反哺轻工业和农业，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丰富且先进的消费品了。遗憾的是，直至冬天时代结束，我们也仅仅是初步完成这个目标，这个初步建成的工业体系，只能为我们提供初级的机器，只能保证我们充分享受较差的消费品。
由于中国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工业化的形式，积累对工业化的限制就远不如私人企业主导下严重。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地广大多，整个国家的剩余生产规模仍然相当可观，在政权全面主导工业化之后，由于具备了低成本集中全国经济剩余的有效渠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积累率提到25％的水平。从1952－1978年的加权平均数字看，积累率高达30.44％，足以支持积累的快速进行；与实现工业化的剩余转移规模相比，也仍然是足够的。《新中国经济史论》再说到三线建设。当时由于太祖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得不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安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纯粹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三线建设效益很差，因为三线地区基础差，交通不便。可一旦三线建设完工，中国就有足够的底气同时面对美苏两国。无论美苏两国的哪一个打过来，就算能把我一二线全毁了，我还有三线能把你拖死，就算不能把你拖死，也能让你变得很衰弱，等我死的时候，你剩下的力量在面对另一个的时候也会不堪一击，就这样，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轻易开战。中国得到长久的安全。
但是，以储蓄为主，使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是消费品数量的严重不足，这个前面已经说过，另一个就是消费品的长期单一，“几十年不变”，这个原因得解释一下。制造业有个术语叫规模优势，就是说生产同一种产品，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不断下降。同时，如果要把生产某种产品的生产线改产另一种产品，则要付出寻找原料供应、更换机器、工人重新培训、更新包装运输、消费者重新培训等成本。例如，有三种材料、生产工艺一致但形状不一样的牙刷，如果改成形状一致，以目前珠三角的情况同样生产１０万支，光生产成本就能节省至少三分之一（模具成本约占２５％，生产１０万的模具只比生产３万的贵约３０％，再加上其他因素还能再节省）！当时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家里一件现代工业品都没有，而少数精英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属于次要矛盾。正因为单一产品带来的巨大成本节省效果，促使既想快速工业化又不想老百姓太痛苦的太祖选择了维持单一的消费品以取得规模优势的决策。从过来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统计局给出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经济濒临崩溃的铁证之一），这倒不能说统计局造假，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都到了重工业部门了。
春天时代则以消费为主。表现为出口资源，加大农业和轻工业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出口资源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加大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对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可以说立竿见影。一方面，国家减少粮食的出口，增加粮食的进口；另一方面，增加化肥进口，当年就能增加粮食产量。
根据统计资料，1978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折纯）884万吨，粮食产量3亿吨，198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3突破4亿吨，同年化肥使用量达到174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96%；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362%，同年粮食产量达到5.1亿吨，增产70%，化肥使用量的急剧增加，是1978年之后粮食增产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过程中，1982年全国农村逐步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似乎为了给这一“改革”制造政绩，我们看到进口化肥数量暴涨，决策者们看来非常清楚农业增产最需要什么，最高年份进口化肥占全部使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粮食产量、化肥使用量和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的简单对比：
年度 粮食
产量
万吨 价格补贴
支出
亿元 价格补贴
占预算
收入比重
% 农产品
收购价格
指数
上年=100 城市居
民消费
价格指数
上年=100 粮食
进口
数量
万吨 化肥
使用量
(折纯)
万吨 进口
化肥
数量
万吨
1978 30477 11.14 0.98 103.9 100.7 884.0 14.7
1979 33212 79.02 6.89 122.1 101.9 1086.3 20.9
1980 32056 117.71 10.15 107.1 107.5 1277.3 1269.4 37.3
1981 32502 159.41 13.56 105.9 102.5 1424.4 1334.9 95.9
1982 35450 172.22 14.21 102.2 102.0 1322 1513.4 253.3
1983 38728 197.37 14.44 104.4 102.0 992.5 1659.8 280.9
1984 40731 218.34 13.29 104.0 102.7 550.2 1739.8 279.6
1985 37911 261.79 13.06 108.6 111.9 698.9 1775.8 453.6
1986 39151 257.48 12.13 106.4 107.0 1501.5 1930.6 570.9
1987 40298 294.60 13.39 112.0 108.8 1481.1 1999.7 525.5
1988 39408 316.82 13.44 123.0 120.7 1494.9 2141.5 401.3
1989 40755 373.55 14.02 115.0 116.3 1290 2357.1 554.6
1990 44624 380.80 12.97 97.4 101.3 1237.2 2590.3 71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国内粮食总量增加后，可以制造更多的饲料生产肉类，致使中国破天荒地冒出来那么多营养过剩的人们。
还有大棚菜，这是个高消耗的农业方式，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把重工业节省下来的资源调配过来，增加了大棚的数量，使老百姓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鲜蔬菜。
为支持“菜价优先上涨”，自1980年开始财政中间每年有超过10％的支出用于对城市居民发放“蔬菜补贴”，菜农的收入大幅度提升，足以维持“蔬菜大棚”那样的高成本生产，再加上财政直接转移所投资的“菜篮子工程”，使得城市的副食品供应水平，也迅速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中国经济史论》
对轻工业的投资见效也快，凭借部门齐全的重工业支持，很快就把投资变成机器，继而变成产品（俺搞模具加工，就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加工模具成型部位要用铣床，要是用日本发那科的高速数控铣床可以节省近半加工时间，可那机床要上百万，要预订很久才能到货。要是用国产的精雕机，虽然加工时间长一点，可效果也不差，还有那机床才十多万，半个月就能到货开始干活。）
再到吸引外资，有两个因素，一是允许倾销，二是税收优惠。当年可口可乐刚进来的时候，声称为中国的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已经准备好连续十五年不赚钱，这是公开的倾销宣言；另外沃尔玛已经悄悄地干了好多年了，估计再过几年就能全线扭亏为盈了。再有税收优惠，我们都知道三减五免，可跨国集团在避税上有独特的经验，于是我们看到，多家长年亏损的三资企业能够在中国“长亏不倒”。很多人把三资企业的高工资归因于高效率，其实不然（韩德强证否了这个观点），国企要交的税太多了，如果不用交税，直到９０年代初，国企仍然可以跟三资企业比待遇，拼福利。正是上述两个优势，保证了外企以价格和质量双重优势在华攻城掠池。
范旭东号称中国的化学工业之父，他在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时候，成功说服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在汉代“盐铁官卖”之后实施了2000余年的高盐税体系里，得到低税待遇，使得他的盐化工事业得以顺利生存下来。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还不识字的时代，他得到了侯德榜等人的帮助成功开发出“联碱法”，在技术和生产工艺上获得突破。在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都非常不健全的时代，他能够成功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自己的事业的长期亏损，股东们还继续信任他，最后才争取到发展机会；在与西方大企业的竞争中（主要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居然能够胜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成功概率极小的事件。范旭东当然是一个英雄，当然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因为他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作到四个重要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正是这样的“小概率”限制了人们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与这些著名企业家同时存在的是一个“国困民穷”而且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中国。中国改革20年来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典型，如牟其中、年广九、马胜利、步鑫生等等，无一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归根结蒂，企业家还是要以企业成败论英雄的，今天中国企业经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仅成功的比例极低，而且成功之后要守成也不是那么容易。最近20年来的成功企业家，往往是一些往往能够在正常渠道之外取得额外资源的特权人士，中国企业经营由此又创新进入了一个“需要英雄”时代。（老田）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可以凭借当地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积累减少改革成本，加快经济发展。从过来人的描述中，我们发现，直到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中国人连续十年以比经济发展更快的速度改善着生活，满怀希望地迈进小康社会！
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外资已经控制中国大部分产业，并且有进一步加强控制的趋势；国内生产成套设备的企业纷纷倒闭，轻工业的生产设备越来越靠进口；农业在春天时代初短暂的辉煌过去后，９０年代出现三农危机；中央想弥补财政亏空，无法对外企增税，只得加强对非外企的税务监察来增加收入；外商多年的辛苦终于得到回报，汇出的利润开始大于直接投资。
工业企业整体效益的变化与经营环境变化1985年度 1995年度
工业品产销率 97.5% 95.9%
工业增加值率 36% 24%
销售收入利润率 11.9% 3.1%
资产利税率 19.4% 6.4%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151 231
3200多种主要生产设备 进口设备占18.2% 进口设备占47.1%
工业企业个数 518.6万 734.2万
从业人员 9397.6万 14735.5万
本表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汇总，引自《中国经济年鉴-1997》
毛泽东去世之后，原来的国家动员型高积累体系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因此缓和当前社会分配关系的紧张，以争取舆论和民心成为一个政治需要。1979年陈云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说是要降低积累率。这个战略性政策的调整过程，实际上是要减少增进未来利益的资源分配，改善当前的社会分配紧张关系。这个过程是以给农产品涨价和工人加薪为起点的，197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高达22％，然后工厂工人的工资级别和奖金开支都急剧上升。这个过程本身是以财政支出中间减少对国企的投入为代价的。接着，给老干部补发薪水，大量修造楼堂馆所的开支急剧上升，财政收入部分从国企提取的剩余在持续增加，而回馈却急剧下降，这个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终于发展到把国企作为“政治提款机”使用的后果。1983年推行“拨改贷”，实际上就是这一矛盾发展到无法兼容企业资金需要的地步了，政治资金需要压倒了企业资金需要。这样国企的剩余就大量流出，而政治资金需要有增无已，成为国企血液流失的主渠道。（老田《国有企业到底是如何垮台的》，载乌有之乡老田网页）不同类型企业1995年的税负、利润与退休职工负担数据：利润 税收 退休职工负担 产值比重 税收比重 利润比重 利税负比重 利税比重/产值比重
乡镇企业 991.9 846.4 33.4 19.6 44.3 28.41 85.06
三资企业 400.4 398.2 19.1 9.9 24.5 12.34 64.61
国有企业 665.6 2563.2 603.8 33.8 55.2 59.24 175.27
以“利税负比重/产值比重”粗略地衡量三类企业的按产值创造的增加值能力，
本表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计算而得，平均赢利能力＝100
中国精英阶层在国企失去新技术跟进能力的同时，快速提升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不仅使得国企逐步丧失市场份额逐步失去了从市场上汲取资源的能力，而且国企早期投入的生产性资产也迅速地过时了，后来国企失去生存条件的原因之一是其存量资产在消费品快速升级期间等于报废了（或者称为“无形损耗”），这是消费品强制升级带来的“沉没成本”――这些投资注定是无法回收的。《新中国经济史论》由于国企受到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夹击，流入企业的资源日渐减少，未来的破败前景就不可避免，这一前景迅速被企业管理层把握到。结果由于对企业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管理层与企业共命运的意愿迅速下降，行为短期化的诉求迅速上升，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企业管理层在毛泽东时代，要受到严格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化公为私”的渠道开始并不是很畅通。等到邓小平极力主张的、以“放权让利”为特色的企业改革深化之后，企业资产和利益流失的口子就全面打开了，国有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流失，除了与企业管理层的短期化需要相适应之外，还与企业官员与政府官员分利同盟的日益成长水平相适应，最后是企业与政府官员高度合谋的条件下，在非常低的法律风险下加速流失的。同上考虑到外资和外债流入国境，都是以正常贸易方式（资本货物进口）进入关境的，加上历年的正常贸易累计的顺差，中国的外汇总盈余数字要高出今天实际储备数字接近10000亿美元。换言之，在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5000亿美元的同时，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要高出一倍。相当于中国每引进1美元的外资，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为2美元，此外中国还在海外存有1.4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这样的数字而论，中国确实不存在所谓的“资本和外汇”双缺口问题，以中国缺乏资本和外汇的判断为起点而进行调整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是误判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着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一个不需要“高积累”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智能化控制系统为特点的，此时需要大力在国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要继续不计代价地引进“物质资本”。（根据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的估算）本来应由制造者的机电和使用者的轻工共同引进国外技术,原因是原轻工部门技术差距太大,吸收消化不易,时间拖长,成本又高。而且轻工多为专业厂,对技术需求狭窄,引进后扩张效果不大。而机电业与国际技术差距最小,在引进吸收使之国产化上,比轻工部门容易得多,若在军民兼营的综合大厂中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其扩张效果就要大得多。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引进技术,只由使用者直接买设备,这既拿不到技术,又出让了国内设备市场份额,而且设备维修、零部件补给还须依赖国外。最后,引进的技术设备对国内原材料和其他配套条件都不能完全适应,这也是引进技术并国产化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国以轻工为主的引进,却是由不懂制造技术的生产厂直接引进,且设备引进大大多于技术引进;技术水平低的轻工设备制造厂引进技术多于机电仪制造厂;多头引进万国牌,重复引进乱花钱,都买总成组装厂,谁也不管前序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半成品的引进。50年代打基础时,我国总共借了20亿美元的外债就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现代化的重工和军工部门。80年代我国工业基础已大大加强,并拥有半工业化国家的机电仪制造业。可是我们仅为增产耐用消费品,就借了400亿美元的外债,这个投入产出比岂不令人吃惊吗?（刘力群《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兼论赶超战略》
到1995年进口设备比重从1985年的18.2%上升到47.1％，十年新投产的设备多数是进口的，国内装备工业在“国际大循环”的无原则引进政策主导下，几乎失去了全部国内市场份额，多数企业最终陷入破产。同时，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消费品升级换代过于迅速，产品寿命急剧缩短，许多工厂的新设备刚刚投入生产就过时了，按照韩德强的说法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也带来大量的生产资产报废。装备行业的萎缩和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大量报废资产，实际上都是为快速建设“特权消费社会”而付出的沉没成本，这些投资或者成本，在特定的时间和政策空间里，不可能找到取得合理补偿的渠道，最终自发地发展为“国企垮台”和“银行呆帐”。这又遗留了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全面垮台，产业结构上更加密集于轻加工工业；2）装备工业的垮台使中国失去了高素质人员就业机会和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成长空间；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基础的严重破坏，有人估计今天社会保险账户亏空数字高达2.6万亿元。《新中国经济史论》然而，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
当年，我们以打越南为投名状，同意成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换来了西方给予的和平，得以放心地发展西南沿海。然而，和平不等于安全，只要西方不高兴，和平随时都会消失。由于大部分经济分布在沿海，一旦发生战火，中国的繁荣立马消失。随着沿海经济的增长，中国对和平的需求也在增长，为了和平，中国必须增持美国国债，为了和平，中国必须一再向外国表明，我们将以和平谈判解决南海问题。
当年，小红书成为西方第一畅销书，来了个尼克松称中国为世界三极之一，其后，撒切尔夫人说，没办法，中国是超级大国。今天，没人会说中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文化哀弱，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便宜了，以前需要花２００万才能收买的，现在恐怕不到１００万就可以了。我们看到，福特基金会只花了五亿美元就控制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国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大搞股票大赠送，感动了股神，以至巴菲特先生亲自写信赞美中国人的慷慨；在银行大贱卖中，挽救了数家外国银行，表现了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现在流行裸体做官，失去信仰的大批官员已经卷好包袱，随时准备走人。
家园 砸花砸到系统不同意的时候，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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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题目很独特 分析的很有道理，不过当初花在各种各样会和运动中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适量的会议和到基层体验考察生活确实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有些下基层体验整个一公款旅游，个人以为这样的话反倒没有必要。
家园 运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