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次抨击李二卖国。 -- johny

日本政府广岛拒使和日军向山东半岛进犯，逼得清政府焦灼万分，罔知所措。1895年2月10日，11日，光绪皇帝连续两天召见军机大臣，商量对策。12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议事。她急欲乞和，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图，派李鸿章赴日乞和。13日，颁旨给天津的李鸿章，让他“星速来京请训”。17日，即日军占领刘公岛和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的当天，日本政府声称：中国另派大臣，须有赔偿兵费，朝鲜“自主”，商让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办理交涉画押之全权。22日，李鸿章到京。当天在乾清宫与军机大臣一同入觐。23日，李鸿章再与军机大臣入觐。因其子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通晓日语，乃奏请随往议和，得允准。25日，李鸿章又与军机大臣陛见。连日多次陛见，议论最多的是议和条件和使臣权限，其中最主要的是“商让土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军机大臣之间，翁同和与徐用仪，孙毓汶意见相左。翁同和坚决反对割地。李鸿章开始也坚持“割地不可行”，后又同恭亲王奕忻面奏慈禧太后需要割地。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则犹豫不决。28日，为时势所迫，光绪皇帝只好同意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3月5日，李鸿章出都返津。14日由津启航，3月19日晨使团抵马关，下榻于接引寺。

谈判开始前，盘踞在辽东，辽南的日军发动“辽河平原扫荡战”，开始了新的进攻。3月上旬，先后攻占了鞍山站，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日本侵略军进行“辽河平原扫荡战”的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讨价的砝码。

1895年2月1日上午11时，双方代表在广岛县公署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尽管中国全权大臣所奉敕谕中载有“全权”的字样，日方代表仍认为全权不足。本来，在日方的敕书中，“朕须亲加审阅，果真妥善，便行批准”与中方敕谕中的“请旨遵行”，实际上是一种意思。双方代表所谓“全权”，其实都是不完全的。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抓住中方敕谕中的“请旨遵行”不放，一口咬定中国代表并无全权，拒绝开议，并要求中国代表用书面予以答复。同时，还公然违反国际惯例，拒绝中国代表拍发密码电报，剥夺谈判代表的合法权利，肆意对中国进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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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晤结束后，伊藤博文留中国使团成员伍廷芳单独谈话。十年前，即1885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谈判和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时，伍廷芳充任李鸿章随员，参加会谈，故彼此相识。第二天，即2月3日，伍廷芳奉命赴伊藤博文寓所，面交公文，双方再次进行谈话。两次谈话，伊藤博文除了继续重弹所谓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的滥调外，主要目的是要求清政府改派恭亲王奕忻或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与日本议和。日方深知，这两个人“爵位最崇”，又都是容易对付的官员，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又极力主张妥协投降。日本通过他们，可以从攫取更多的利益。2月2日伊藤博文的谈话还仅仅是一种暗示，而2月3日的谈话就公开点名，要“恭亲王，李中堂”出面，以“郑重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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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政府已彻底破坏和谈，再无商量余地，清政府遂于2月11日，通过田贝致电美国驻长崎领事(中国使团被日本人软禁在长崎)，召回中国全权使臣。2月15日，使团抵达上海，至此，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谈判 - 广岛议和，由于日本政府的蓄意破坏，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日本政府导演了一幕广岛拒使破坏和谈的丑剧，赢得了时间，在军事上发起了新的攻势，和谈期间，日本扩大侵略，派军进犯山东半岛。1895年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占领了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从战争开始，美国就坚决站在日本一边。美国拒绝英国政府关于“联合仲裁”的建议，就是为了单独操纵中日间的和谈，以便从中渔利。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担心日本势力过于膨胀会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因此，美国政府通过驻华公使田贝和驻日公使谭恩，积极进行斡旋。对于美国政府的良苦用心，日本政府心领神会，不但没有象拒绝英国“联合仲裁”建议那样，公然拒绝美国斡旋，而且希望美国从中交换中日双方的意见。为了避免第三国干涉，表面上由美国充当“中介”的角色，而不直接插手。

12月20日，清政府通过美国驻中日两国公使致电日本：“为商订和议，中国政府以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一品顶戴兵部右侍郎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委员，派往日本国，令其与日本全权委员会商议。”“中国希望日本国立即任命全权委员，迅速决定会议日期，且望日本国于任命全权委员之日，须决定两国休战开始之日期。中国建议(会谈)于长崎举行。”

12月26日，日本政府责成外务次官林董，向美国公使谭恩递交答复清政府的备忘录：“日本国政府选定广岛为全权委员会晤之地，而上述会晤应于中国政府之全权委员到达广岛40小时内举行。”“即或日本政府许诺停战，但非于两国全权委员会晤之后，日本国政府决不阐明关于上述休战条件。”日本政府把议和地点选在日本大本营所在地广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代表进行要胁；对停战条件秘而不宣，则反映了日本政府对议和毫无诚意。

1895年1月6日，张荫桓等人从北京出发，11日出塘沽，13日到达上海与邵友濂会晤。这时，上海各界对清政府派使乞和，纷纷表示抗议。“匿名揭贴，遍布通衢”，反对妥协投降，要求坚持抵抗。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对和当时的形势，使清政府犹豫不决。直到1月24日，张荫桓才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电报，令克日东渡。

从1895年2月2日至9日，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周的鏖战。白天进行激烈的炮战，夜间与偷袭的日艇周旋。昼夜苦斗，疲惫不堪。舰艇损失严重，伤亡日益增加。岛上医务人员缺乏，医疗设备简陋，药品不足，伤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尤有甚者，在医院工作的洋员，视中国士兵生命如草芥，随意给伤员截肢，许多伤员无端成为终生残疾，故而怨声载道。同时，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弹药消耗无从补给。“那时候丁提督天天盼望陆上的援兵，但是他绝望了。应该帮助他的本省巡抚却按兵不动，李鸿章允许派几千兵来，但是一个都没有到”。

援师杳无消息，各舰煤火已断，士气低落，斗志丧失。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乘机散布失败情绪，鼓动投降。“有一个德国籍的非正式任命的官吏，...当丁提督痛心地看见他的船逐一沉没的时候，他走到镇远舰上，在水手们能听到的地方，用中国话很响地给丁提督一个暗示，说他应该投降了，这样才可以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些洋员擅自去船上岸，于7日晚在刘公岛俱乐部秘密集会。认为“清军斗志全无，士气沮丧，图谋恢复已不可能”。2月8日深夜，泰莱，瑞乃尔(陆军炮术教习)，克尔克(刘公岛医院医生)与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备补海军提标中军参将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密议投降问题。9日午夜2时，泰莱和瑞乃尔往见丁汝昌，“说明现在之境地，并劝其可战则战，若士兵不愿战，则纳降实为适当的步骤”。丁汝昌毫不动摇，坚决斥责他们的投降活动，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至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出示抚众，略谓援兵将至，固守待援”。于是众心稍定。

当夜，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在定远舰中央部位装上火药，将舰自引爆破，免“为敌所捞获”。尔后，刘布蟾，恪守“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服毒自杀。

2月10日，日军围攻益急。北洋舰队少数贪生怕死的将领与洋员马革禄，浩威等“密有成议”，准备投降。他们鼓动“弁勇拥护军统领张文宣至汝昌所，合水手围之。营务处道员牛昶?\并各舰管带踵至”，威胁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十分愤慨地说：“汝等欲杀汝昌即杀之，吾岂吝惜一身？”座中感泣，掩面?[欷者有之。丁随即召集各管带及洋员议事。“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丁知无可挽回，乃令通华语的洋员瑞乃尔出舰安抚士兵，众仍喧噪不止。“瑞乃尔入舱，密高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得计’。汝昌沉思良久，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但是一些怯懦将领，“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拒绝执行称船命令。

11日，日军从水陆两面加强对北洋水师进行攻击，炮火更加猛烈，形势更加危急。守垒士兵虽疲惫不堪，仍欣然发炮，奋力抵御。且“射击巧妙，弹着准确”，连续击伤敌舰。但同时清军弹药亦将用尽。当天，又接烟台密信，知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退往莱州。当夜，丁汝昌再次召集诸将会议。丁以援军绝望，与其坐以待毙，莫如率残余诸舰拼力突围，或可幸存数舰，得抵烟台，较之全军覆没为好。诸将不应，自动散去。“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轰沉，...无人动手”。一些士兵，水手竟露刃威胁丁汝昌。汝昌见大势已去，无可转机，劝退士兵后，入舱服鸦片从容殉国。

刘步蟾，丁汝昌殉职后，海军将领中官职最高的就属署理镇远管带杨用霖了。计议投降的牛昶?\等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本接洽投降事宜，被杨言词。而后杨回到镇远舰舱内，衔枪饮弹，壮烈牺牲。同时自杀的还有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

2月12日，牛昶?\，洋员及诸将等商议投降问题。美员浩威提出对丁汝昌之死，要严守秘密，以免影响投降谈判。德人瑞乃尔提议按丁汝昌生前命令，沉船毁台，然后议降，但马隔禄，浩威及一些民族败类，不仅不同意，还提出要“假丁提督之名作降书”。降书由浩威用英文起草，然后译成中文。午前8时30分，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军使，乘镇北炮舰，上竖白旗，由西口出港，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乘坐的旗舰松岛号，呈递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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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战胜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港，并举行“捕获式”，将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全部俘虏，扯下中国军旗，升起日本旗。将练习舰康济卸下大炮，解除武装后交还中国，用以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海陆军官及洋员等去烟台。

至此，清政府花费巨额白银，经营十余年的北洋舰队，宣告全军覆没。甲午海战也同时结束。

在此着重提一下鱼雷艇队的覆灭：

为消除对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威胁最大的皂角嘴炮台，丁汝昌又令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敢死队7人，前往该炮台毁炮。鱼雷艇接近炮台时，被日军发现，开炮射击。贪生怕死的王平，不敢靠岸，竟自折回，并编造谎言，欺骗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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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在日舰对刘公岛攻击尚未开始的凌晨2时，丁汝昌命令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舰队鱼雷艇队，主动出口袭击敌舰。但是，贪生怕死的王平，根本不是出击，而是暗中与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密谋逃跑。7日晨8时40分，当中日双方正在激战之际，他率鱼雷艇13艘，汽船2艘，突然冲出西口，企图乘机向烟台逃跑。日本舰队发现后，立即派吉野等快速巡洋舰追击，“结果鱼雷艇都搁了浅，被日本掳去了7艘”，另有的触礁，有的被击毁，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全部覆灭。

另有连接在此：

http://www.beiyang.org/mrt/wp.htm

简述一下战役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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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右纵队进攻南帮陆路炮台的同时，日军左纵队也在佐久间的指挥下，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猛攻。其进攻分左右两翼，右翼队主攻南，北虎口两据点；左翼队主攻虎山。30日拂晓，日军右翼队向南，北虎口清军据点同时发起攻击。驻南虎口的绥军两个营，同日军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炮战，胜负未分。指挥战斗的戴宗骞见日军攻势猛烈，丧失信心，先是将部队撤至长峰寨村，继而又将部队解散，自己则匆匆逃向北帮炮台。北虎口的700名守军继续坚持战斗，从早至午，鏖战7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伤亡过重，在南，北虎口敌人夹攻下败退。

在日军右翼队进攻南，北虎口的同时，日军左翼队也向虎山发起进攻。驻守虎山的两营绥军，以大炮猛轰敌人，日军伤亡甚多。据日方记载承认：“敌兵据驻便利的阵地，猛烈向我军瞰射，我兵甚是苦战。”但是，后来由于贪生怕死的指挥官刘澍德弃军逃窜，部队自行溃散，虎山遂被日军占领。日军由此向北推进到凤林集，同占领南，北虎口的右翼队会合，切断了由南帮炮台撤退下来的七，八百名清军的退路。

在这十分紧急的关头，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率镇南，镇北，镇西，镇边等炮舰，驶至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猛轰。日军不支，仓惶败走。被围清军在副将陈万清率领下，向西突围，数十名士兵自愿留下掩护。突围中士兵死伤百余人，陈万清亦身受重伤。留下掩护的士兵，弹药用尽后，宁死不作俘虏，砸碎枪支，全部蹈海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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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开始对龙庙嘴，鹿角嘴，皂埠嘴三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击。防守海岸炮台的巩军总兵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平时专横跋扈，作威作福，在敌人面前却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30日晨，他一听到敌人进攻陆路炮台的炮声，就吓得惊慌失措，急匆匆乘坐早已备好的汽艇跑到刘公岛上一个贩卖鸦片的同乡家里躲藏起来。后觉得刘公岛也不保险，又离岛上岸，逃往烟台。

敌军进攻海岸炮台先从龙庙嘴炮台开始，而龙庙嘴炮台是不易防守的。原来，守炮台的清军为加强南帮炮台后路的防御，在炮台南侧，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长达7公里的长墙一道。长墙外挖有深近2米，宽达3米的堑壕。壕土高积，上面散乱堆放树木枝干作为障碍，堑壕外还埋设有地雷。但因龙庙嘴炮台距离过远，遂被划于长墙之外。炮台守军又十分单薄，只有40人。丁汝昌预见及此，担心炮台一旦沦于敌手，为敌所用，会给港内水师及刘公岛造成严重威胁。因而在日军进攻南帮炮台之前，曾对戴宗蹇，刘超佩说：“此台万难守，......倭若由后路抄来，此台即为前敌。该台毫无布置，敌若由长墙抄来，亦必失”，不如主动放弃，以免资敌遗患。并致电李鸿章，谓：“南岸龙庙嘴炮台守兵单薄，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则刘公岛水师受敌”。同时，派人将龙庙嘴炮台上的重要机件卸下。但戴宗蹇不仅反对放弃该台，还乘机向李鸿章诬告丁汝昌“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李鸿章偏听偏信，据以斥丁汝昌“系戴罪立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并下令：“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丁无奈只好派人把卸下的大炮机件，重新装配起来。不出丁汝昌所料，日军果然首先从龙庙嘴开始进攻南帮海岸炮台，守台清军虽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部牺牲，龙庙嘴炮台终陷敌手。日军占领龙庙嘴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疯狂轰击鹿角嘴炮台。炮台外长墙被轰破，日军从长墙缺口蜂拥而上，炮台守军抵抗不住，鹿角嘴炮台也被日军占领。两炮台失守，与李鸿章的错误决定直接相关，但他毫无自责，事后却责骂“刘超佩守长墙又未能多分兵守台，致有此失”，并迁怒于守台官兵，勒令戴宗骞“查明守台营哨官，拿获就地正法具报”。龙庙嘴，鹿角嘴二台既失，皂埠嘴便完全暴露在日军海陆夹攻之下。

皂埠嘴炮台是威海卫最大的海岸炮台，配备有15至28厘米口径的大炮六门，控制着威海卫的东口。一旦炮台失守，大炮为敌所用，港内北洋舰队和刘公岛炮台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日军进攻前，丁汝昌即商同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派敢死队到南岸，准备在危急时炸毁大炮。但刘超佩不准敢死队进入炮台。30日上午，南岸各炮台相继失守，陆路日军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当皂埠嘴炮台危急时，丁汝昌一面派“定远铁舰驶近炮台，发炮轰击”，压制日军炮火；一面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再往炮台毁炮。12时10分，在日军占领炮台前，敢死队将地雷引线点燃。

日军在占领南帮炮台后，2月2日，又向北帮炮台发起进攻。

北帮炮台，系指海湾北岸的北山嘴，黄泥沟和祭祀台三座海岸炮台及其后路的合庆滩，老姆顶两座陆路炮台。由道员戴宗骞指挥绥军6个营防守。戴宗骞为人贪婪谲诈，是个剥削士兵，贪污军饷的能手。他虽身负威海卫南北两帮海陆炮台的全面守卫之责，但却不作认真布防开战前，他将北帮炮台存储的8000余两白银运往烟台，命其子携回安徽寿州老家。北帮炮台的6营绥军，在南帮炮台作战时溃散两营，在虎山被他解散两营，南帮炮台失陷当晚又溃散一营。2月1日，最后一营也哗变溃散，戴的身边只剩下十几名亲随。丁汝昌为了不使北帮炮台再为敌所用，重蹈南岸炮台覆辙，于日军到来前，再派敢死队到北岸炸炮毁台，并将戴宗骞载往刘公岛。戴自知罪无可恕，在刘公岛服毒自杀。

在日军进攻北帮炮台之前，丁汝昌亲往北岸炮台巡视，这时，炮台上已无守军，并得知日军已经逼近。丁下令炸毁弹药库。当天，日军占领了北帮炮台。由于南，北两岸炮台全部失陷，威海卫失去了屏障，当天也被日军攻占。

• 戴宗骞，刘超佩

具体设施不细加描述了，总之，从当时看，威海卫的海陆防御措施，还是比较完备的。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受伤各舰都进入旅顺基地进行整修。整修后，10月18日，舰队在丁汝昌的指挥下移驻威海卫。此时，停泊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艇有镇远，定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等战舰七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炮舰六艘，康济，威远练习舰二艘，鱼雷艇13艘及运船等，共计大小舰艇近30艘。

12月18日，舰队游弋登州返回威海卫，“时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标，镇远误触礁，自船后伤及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引咎自裁。(太可惜了，该舰长在黄海海战中功勋卓著，指挥冷静沉着，在只剩两枚炮弹的情况下，一炮重创日本旗舰松岛号，逼迫联合舰队首先退出战场。)由于旅顺陷敌，无法修补，后由上海江南制造局派外国技师六名，来威海就滩整修，勉强补葺。从此，镇远时速减至七海里，又畏风涛，不能出海任战。此时，原北洋舰队总查汉纳根已离开舰队，李鸿章又改聘英人马格禄为舰队副提督，马格禄系一沿海航行之商船主，“以沉湎于酒著名”。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评论道：“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黄海海战后，舰队中新补充些士兵水手，由于缺乏训练，“船员多不应手”。因此，黄海战后，北洋舰队虽尚有近30艘大小舰艇，但在总体战斗能力上还是大为削弱了。尽管如此，作为北洋舰队的指挥官丁汝昌，毫不气馁，不稍松懈。他严格要求各舰管带，抓紧时间，训练士兵，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整肃军纪，严禁士兵酗酒赌博，非公不得上陆，维持治安，密辑间谍，肃清特务，从各方面加强威海卫的防御措施。

1895年1月22日，即日军在荣成湾登陆的第三天，清政府电令李鸿章，指出：“刻下贼已登岸，必将猛扑威海，......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一策。著李鸿章速筹调度为要。”23日，又电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当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也认为“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要求率队出击，遏阻日军的进犯。但李鸿章仍坚持其“避战保船”方针，上置朝廷谕旨于不顾，下压北洋舰队爱国官兵的出战要求。严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李鸿章的失败主义方针，把北洋舰队束缚在威海卫军港内，使日军在荣成湾顺利登陆。对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事后也承认：“当时如能实行丁(汝昌)之意见，我军登陆甚属危险。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

对于日军欲从荣成湾登陆和进攻威海卫的消息，清政府事先虽未获准确情报，但也略有所闻。1895年1月14日，即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前一周，军机处在电寄北洋大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谕旨里即指出：“前据总税务司探闻，倭兵第三军(实为第二军)二万二千人欲往威海。今成山西南有倭轮抛锚，似系先来试探，其大队恐将踵至。著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同时又获知英国远东舰队斐利曼特率军舰8艘，由烟台东行，到威海卫附近海面“观战”的消息。在这军情紧急之际，李鸿章，李秉衡仍犹豫不决，迟疑观望，不积极采取防御措施，加强威海至荣成湾的防御兵力。李秉衡不仅拒绝在开战不久山东官吏提出的增募30营兵力，加强山东沿海防务的建议，而且将山东现有的“不及20营”的兵力，不分主次，零星分布在东起成山，荣成，西至宁海，烟台长达15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分兵把守，兵力分散，致使日军轻易突破荣成沿海防线，顺利登陆。

这李秉衡倒也是个忠贞之士，只可惜不谙军事：

http://www.beiyang.org/mrt/lbh.htm

黄海海战结束后，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准备，于1894年10月下旬，组成第一军和第二军，兵分两路，大举入侵辽东，辽南地区。到12月中旬，辽东，辽南重镇安东，九连城，金州，大连，旅顺，海城相继失守，辽阳，锦州声援梗阻，根本动摇，畿疆危急。

日军攻陷旅顺口后，联合舰队放弃了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临时锚地，转以旅顺口为联合舰队基地，以便更好地与陆军协同作战，完成大本营新的侵略部署。

11月初，原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的《征清三策》被否决后，12月4日，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向大本营提出一个《进击威海卫、攻略台湾方略》的意见书。伊藤博文在意见书中提出：第一，直隶作战如果获胜，日军占领北京，虽可胁迫清廷投降，但将引起列强的震惊和干预，且有可能出现暴民四起的无政府局面。清政府一旦瓦解，日本将失去讲和与谈判的对手，在政治上不利。(果然是深谋远虑，要是政府投降的话，日本连一毛钱赔款都别想拿到，割地更不可能) 第二，从山海关登陆进行冬季作战，天寒地冻，渤海湾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因此他主张用海军运送一部分陆军进攻威海卫及台湾，以歼灭北洋舰队和占领台湾。

12月6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也向大本营提出报告，认为辽东半岛气温已降至零下七，八摄氏度，冬季西北风达五至八级，岸上冰雪封冻，人马有冻毙危险，登陆困难。建议大本营“如欲继续作战，莫如进兵山东半岛，海陆夹击，歼灭北洋水师。”

大本营接受了伊藤博文和伊东佑亨的建议，决定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进而封锁渤海湾，威胁京津。

以至于定远舰回港一周，竟无人打扫卫生，清理战创，全舰肮脏不堪，一星期后居然在通道隐蔽处还能发现腐烂的战死官兵遗体，这种精神状态令人震惊。北洋舰队自琅威理去职以后，训练水准下降，最主要的还是此前竭力灌输的职业军人气质丧失殆尽，又回到打仗靠临时鼓舞士气，一打败仗就士气一蹶不振，战斗力也直线下降的绿营军队习气。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1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Mon Nov 6 23:45:32 2000), 站内信件

营制1

napolen

读过罗尔纲先生的"淮军志"颇有感触，早有写一写淮军的想法，唯一直没有时间，才拖

到了现在。目前几件俗事已了，就结合罗先生的史料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谈谈淮军--这

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风云一时的军队。

淮军营制

众所周知,淮军发源于湘军，因此创建之初淮军也基本上承袭了湘军的营制。

与湘军一样，淮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是营,其具体编制为。

步队：每营505人(含营官),设营官一名。分4哨,每哨108人，设哨官一名，哨长一名，每

哨分8队，每队12-14人。加上营官的亲兵，全营共有38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

9队，刀矛19队。此外又有长夫180名。

马队：每营511人（含营官），设营官1名，帮办1名。分5哨，每哨102人，设正哨官1名

，副哨官1名，马勇50名，散勇5棚，每棚10名。此外又有伙夫长夫共81人。全营有马27

6匹。

从同治二年（1863）开始，淮军改装洋枪，劈山炮队改为开花炮队，人数有所增加，步

队每营加长夫大约700-800人不等。

营，是淮军最大的固定编制。营官以上即为统领，每个统领辖军少则数营，多则十数营

以至数十营不等，无定规，全视该统领地位，实力而定。

从淮军的营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装备了近代火器，采取了西式训练方法，但淮军的基

本组织结构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勇营的窠臼。与同时代西方的编制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

现这种编制在近代战争条件下的不利之处。

（以下主要分析步队）

首先，在基层组织方面，缺乏排一级编制，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

淮军中，营即相当于现代的营，哨相当于连，队（棚）相当于班。这些都可以在淮军和

现代军队之间找到一一对应，但是，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现代军队中最重要的基本战术

单位，也是培养基层指挥员最重要的岗位――排，在淮军中却找不到。哨下面直接就是

队了。

此外，淮军中也没有营部的概念，一个营官竟然没有任何辅助他的指挥员，连个副营官

也没有！更不要提参谋长什么的了。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淮军的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一个700-800人的营，只有9名军官，

不到现代军队的一半。

这种编制，无疑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冷兵器时代，远射火力稀疏，主要靠步兵的白刃

冲击，因此只有密集队形才能保证足够的突击力量。而这在当时的火力条件下也是许可

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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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谈淮军－－营制2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ue Nov 7 00:49:25 2000), 站内信件

营制2

napolen

随着火器的出现和其威力的逐渐增加，密集的队形既不利于发

挥己方的火力，同时又成了敌人的绝好靶子，慢慢走向衰亡。

步兵的队行一步步趋向分散化。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与许多人想当然的想法相反，分散

虽然是大的趋势，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尤其是在

火器性能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过于前卫反而会出问题。

18世纪末，欧洲的火器应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各主要国

家均基本上实现了火器的普及化和制式化。其发达程度远远超

过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

苏沃洛夫大元帅仍然提出了“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

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苏沃洛夫对武器装备进步的反

动，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他对当时射程仅有60-70米，装填

手续极其烦琐（俄军火枪兵的标准装填程序据说有十余步之多）

，射速极慢的火枪认识极为透彻的缘故。因此，俄军并没有照搬

普鲁士人的线式战术，而是采取了队形相对密集，利于白刃战的

纵队队形。

实践证明，苏沃洛夫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世纪后

半叶到19世纪初，俄军猛烈的白刃突击一度曾打遍天下无敌手。

土耳其被大大削弱，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更几乎亡国。到拿破

仑战争时期，俄军成为了唯一一支能与法国陆军一决胜负的军队。

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前进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沃洛夫的

论断开始过时了。但守旧无能的沙俄将领抛弃了苏沃洛夫“制

胜的科学”的活的精神，而只记住了一些教条。他们仍然机械

的坚持着密集的纵队队形，而丝毫不考虑物质条件的变化。在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事情发生了逆转。在使用新式

火器，采取利于发挥火力的宽横队队形的英法联军面前，俄军

的纵队往往还没有冲到敌人面前就遭到了重大损失，最终一败

涂地。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3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Nov 9 21:25:20 2000), 站内信件

中国也有着与欧洲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从唐末就开始使用火药和火器

，但其威力始终有限，没有能够达到取代冷兵器的程度。

事实上，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除了极少数的"洋枪队"之外,使用火器的质量

与规模都远远不及18世纪末的俄国。“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论断对于这一时

期的军事斗争无疑是适用的。

因此，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借鉴得是数百年前戚继光的营制，采取以冷兵器白刃战

为主，火器为补充的战术。依然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一个哨的正面和纵深都不大，在这

样的队形下也不需要士兵和下级军官发挥多大的积极主动性，有一两个军官足以应付了

，又何必在哨下面又去分什么排呢？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是马其顿方阵的话，大

概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一个军官就够用了吧。

淮军源起于湘军，因此组建的时候也就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战术。应该说在与太平军和

捻军的作战中，这样的战术也就够了。但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苏沃洛夫的俄国处在世界火器发展的前沿，俄军火器的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

平。因此他对于火器的论断在60-70年之内都是有效的。而曾国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就在他组建湘军的同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其编制和战术就已经过时了。

当清军遭遇到外国军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立刻凸现出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

改用洋枪洋操，他却没有看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战术与编制的关系。

其结果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要么就是“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要么

就是拉开了战斗队形之后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战斗意志，主动性都上不来，小部队的

运用无从谈起“遇敌即败，败即逃”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4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un Nov 12 21:32:08 2000), 站内信件

营制4

napolen

淮军营制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在于其上层组织。大家都熟知西方各国的基本战略单位是

师，更大的编制如军，集团军，方面军则是在动员之后由各师组成。然而，淮军中有固定

编制最大的单位仅仅是营！与西方相差极其悬殊。

淮军没有更大的编制，作战是一般由各个统领指挥数量不等的营参战。各统领之间是平等

的关系，互不统属。而这些营一般都是由统领亲自募集，训练的。与统领本人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不是统领或者由统领指定的亲信，部队就往往拒绝服从命令，甚至鼓噪哗变。

由此这些部队就又有了

“铭军”（刘铭传）“树军”（张树声，张树珊）“盛军”（周盛波，周盛传）“鼎军”

（潘鼎新）等名目。（又称“铭字营”“树字营”等等）这已经颇有些“兵为将有”的味

道了，也可以说是数十年后中国无数军阀的先声。

这就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难以进行大兵团作战.一遇到大规模的战事,出兵动辄数万,达数十以至上百个营。

如此庞大的兵力决不是某一个统领可以出动得了的。必须出动数军联合作战，而此时奉命

节制诸军的统领却无法指挥他部,就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除了李鸿章，几乎再找不出哪个能被淮军各部普遍接受的指挥官。即使是号称淮军第一名

将的刘铭传"亦只自统所募铭军，并未兼辖别队",其他的将领就更不用提了。

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由于李鸿章常常亲自指挥作战，这个问题并没有显得很严重。但

是，当李鸿章位高权重，必须留居中央统领全局，而不能亲临督战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甲午战争时，淮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奉旨总统朝鲜前敌诸军。他很清楚其他各军不会听

自己的，于是再三请求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外交官接替自己。这

倒并不是叶志超一定要讨好李鸿章，而是他看到李经方身为李鸿章之子，或者能够使诸将

服从其命，作为总统当

尤胜于己。李鸿章最终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叶志超只得勉强从命。结果在平壤之战中

，诸将皆不遵调度，平壤清军总共虽有35营之多，但叶志超所能指挥得动的只有本部6营

而已。再加上叶志超又不是一个称职的将领，如此作战，焉得不败？

接替叶志超总统诸军的宋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甚至要更加严重，因为他本是毅军统领

，属于湘军一支，连淮军嫡系都不是，诸将自然更加不服调遣。最终导致自平壤溃后，九

连城之战，凤凰城之战，大连湾之战，旅顺之战，威海之战淮军战无不溃，一败千里。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5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un Nov 12 21:33:52 2000), 站内信件

营制5

napolen

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高级指挥员的培养。

淮军各统领辖军不等，如以一般情况的8,9个营计，则相当于师的编制。如

果是较大的军又或者是如叶志超那样总统诸军，则指挥的部队可达20-30个

营甚至更多，就相当于军的编制。

从营到师，军这样大的差距，中间竟然没有一个衔接的层次。就导致各军

的统领只能从营官中选拔。

众所周知,作为分队的营和作为兵团的师军，对于其指挥员的要求是大为不

同的.一个营官只需要在很狭小的战术范围内考虑问题，其职权内的军事活动

常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概只要下一个决心就可以了。而统领却是需

要统筹全局的大将，必须拥有控制整个战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作为联系这两者桥梁的部队一级的组织--团，在现代军队中是培养高级指挥

员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以苏俄为例，著名的军事统帅几乎都有长时间担任团

长的经历，苏沃洛夫大元帅先后担任阿斯特拉罕团和苏兹达尔团团长达7年，

其间写出了著名的"苏兹达尔团条令",奠定了他以后军事思想的基础，而华西

列夫斯基元帅担任团长时间更长达十几年之久。可见，苏联的军事学术将营

及其以下编制称为分队,师及其以上编制称为兵团，而将团独立出来称为部队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而，遗憾的是，淮军中根本就没有团这个概念！

其结果是，淮军中不少将领在担任营官时还曾经建立功绩的，一提升为统领

立刻就显得不称职了，一遇大敌，往往一败涂地。

淮军初建时主要将领另有来源，而且多经战阵历练,这个问题还不大。等到后

期，老一代将领先后退下,一群当初的营官接替了他们的职位,素质就大为下降。

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国家没有大的战事，营官们也不经战阵，往往是

论资排辈式的选取统领，质量就尤其的差了.

甲午战争时，淮军的主要统领如叶志超，卫汝贵，刘盛休等人都是这样选出

来的.而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具备担任高级指挥员的能力。整个战争中，淮军

诸统领，除了聂士成一人之外，大都表现得十分庸懦无能，这与淮军的制度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6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Nov 16 20:59:06 2000), 站内信件

淮军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统领制，是有他的原因的。

首先，这是旧式勇营的痕迹。

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国家很少发生大的战乱，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绿

营，其主要职能已经变成维持治安，充当杂役，偶尔镇压一下农民起义或者少数民族的

暴动。根本就用不着大兵团作战,因此采用了镇戍制，兵力极为分散.于是，我们就常常

可以看到一旦发生战争,清朝就得从全国调兵，而每个省所调兵力往往仅有数百或千余人

。这就造成了在清军中，根本就没有大编制的传统和经验。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战争的规模较以前有了扩大。双方交战兵力

常常可达数万以至数十万，但是，纸面上的数字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以太平军为例

,虽然人数动辄数十万，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随从的饥民，属于乌合之众，真正的精锐并不

多。史家一般认为陈玉成兵团的战斗力较李秀成兵团为强，但陈玉成兵团真正的战斗力

也就仅仅是在于其几千，至多是万余"老兄弟"而已。在曾国藩等人的领导下，湘淮军采

取的是精兵战略.由于对手的精锐数量并不多，因此湘淮军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部队.

像著名的“三河大捷”,其实长驱直入太平天国腹地的湘军李续宾部只有13个不满员的营

，5000余人。偶尔几场大的主力会战，如安庆会战，天京会战,湘军投入的兵力达到了数

万，但这不过是很少的例子，同一时间，最多有一两个战略方向有这样大的兵团。湘军

的领袖完全可以亲临督战,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最激烈的战争时期尚且如

此，此后的“和平时期”中，淮军的主要功能又恢复到了原来绿营的维持治安，其情况

更可想而知。

因此，从传统和自己的经历上，淮军就没有感到过有建立较大规模编制的必要，而李鸿

章也没有能够预见到将来可能面临的新的情况，于是就以过去的经验为满足了。

发信人: napolen (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谈淮军－－营制7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un Nov 19 21:30:52 2000), 站内信件

营制7

napolen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淮军的征兵制度，用个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国防动

员体制。

组建大的兵团，并使这些部队真正的成为国家的军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任

意调遣，组合成更大的建制，而不至于成为私人的部曲，很重要的前提就

是要有良好而统一的国防动员体制以及相应的供给体制。

而淮军组建之时，正值战乱之秋，成军的地点又是清军，太平军，捻军和

地方豪强争夺拉锯之处,完整的国防动员体制早已荡然无存。国家不能统一

的给提供兵员，李鸿章与曾国藩也做不到。同治元年(1862)，淮军建军之初

,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加上曾国藩调拨的湘军再加上2营楚勇，拼拼凑凑只有

6500人。仅仅两年之后,同治三年(1864),淮军就发展到一百余营,7万多人。这

增加的部队是从哪里来的?就只能靠各个统领自己去招募。

自己招募，自己训练，自己装备，自己指挥，许多时候由于国家财政无法支

持还要靠统领自己去筹募军饷。再加上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在人们心中

国家的概念若有若无,在许多人看来，当兵是为了“吃粮”,谁招募了自己，给自

己发军饷,就听谁的。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军队，很自然的只会服从自己统领的

指挥。就如唐末的藩镇一样。

战争时期淮军采取这样的征兵制度，应该说是由时局所迫,无可厚非。但是，

进入到和平时期,淮军仍然沿用这种制度，而无视其重大的负面影响，应该

说，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 淮军的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