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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 闲看水浒 系列 -- AleaJacta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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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如果晁盖未中箭身亡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剑,让一百单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

      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这个八人小集团中,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将梁山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乡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白胜基本上不入流。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

      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 家园 梁山的“山头”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核心层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

      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决非闲笔。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他的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结义,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去了泰国。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病死或圆寂后,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燕青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与晁盖、吴用同出江湖的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身亡,与其说他俩在大树倒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吴用都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浒,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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