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关于“两少一宽”的一些资料 -- 南方有嘉木

原来读大学（在上海）的时候门口有很多卖小吃的，其中有一个卖羊肉串的新疆老头。初冬的一天我出去买吃的，看见老头在寒风中看着羊肉串摊子。因为天冷，没多少人出来买东西吃。老人在寒风中的景象至今我仍然记得。

我当时在想，占中华民族大多数的汉族，应当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做出主要贡献，这样才能让其他少数民族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才能让各民族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我想，两少一宽的制定者，当初也是这样的出发点吧。

但是民族矛盾的根本出发点，其实说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在经济上都差不多，所以就采用政策上的倾斜。但是在如今这个人人想着挣大钱的年代，两少一宽显然已经不适用了。不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怎么少怎么宽都没用。反过来，如果少数民族能够达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活水平，估计谁也不会在意两少一宽这个政策了。

至于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我觉得目前最有效的政策就是西部大开发。而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我看来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贯通新丝绸之路。

就是不受理。

找出一堆理由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不受理。 这样避免自己打自己嘴巴。

Blaine Kaltman, Under the Heel of the Dragon: Islam, Racism, Crime, and the Uighur in China， Ohio University Press, Athens, 2007。

书评：

Kaltman将其书称为“汉维之间态度、行为和互动的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ic study）。他于2004年3月至2005年2月在四个中国城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和深圳）对217人进行了深入地访谈，其中包括92个维族、125个汉族。他的主要发现是：维族人相信他们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汉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的认知导致了维族人对汉族人的偏见。

中国维族这一主题其实并不新鲜，但Kaltman的书讨论了维汉关系与维族犯罪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视角。比如，他发现99%的受访汉族人都声称他们可能是维族犯罪的受害人----这已足以令人惊讶。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上海受访的100%的维族人认为他们可能是汉族犯罪的受害人。对于作者来说，这些现象有助于解释对维族人所具有的“犯罪偏见”，其称之为“criminal stigmatization”。这是一个甚少有人研究的有趣课题。

然而，尽管作者将其研究称为一个人种学调查，其可能仍难以证明其数据的代表性。如其所承认的，他努力在这四个城市去获得有代表性的汉维人群样本去访谈，但是因为这是非概率抽样（nonprobability samples），所以不可能就错误风险进行有效的估测。所以读者未免会怀疑其样本选择程序是否在学术上经得起推敲。

抽样问题很可能令汉族人怀疑书中许多结论的可靠。比如，作者发现“在维汉两族之间似乎不存在友谊”。又如“我所访谈的绝大多数维族人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公平，且违法伊斯兰教义”----大多数汉族人会认为这一结论存有偏见，因为作者未明确承认维族人通常享受该政策的豁免，汉族人常认为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面享受了优惠。

除了方法论方面的限制外，另一个遗憾是作者在其访谈中未触及恐怖主义这一话题----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就该话题进行调查的敏感性。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成功地捕捉了部分中国维族团体的心理，并鼓励其他研究者通过收集数据去对汉维民族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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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文书评（和上面翻译的书评为同一作者）

《西方学者眼中的维吾尔人》，载于亞洲週刊 08年 8月 二十二卷三十三期

作者：沈旭暉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西方研究的先天性歧視，令絕對數目並不多的少數民族比中國官方更容易佔據道德的高地。

北京奧運期間，新疆接連出現恐怖襲擊，令「疆獨」運動得到前所未有的國際注視。究竟西方學者對新疆問題有何觀點，和他們的西藏視角又有何不同﹖客觀來看，無論論者持什態度，新疆畢竟比西藏缺少帶有政治成份的宗教威權領袖，也滋生了較多暴力案件。去年美國俄亥俄大學出版了昆士蘭大學社會學博士Blaine Kaltman的研究報告《龍踵下﹕中國的伊斯蘭教、種族主義、罪惡與維吾爾人》(Under the Heel of the Dragon: Islam, Racism, Crime and the Uighur in China)，似可代表部份西方學者對新疆的看法。

報告源自Kaltman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深圳四個中國城市所作的二百一十七個案例訪談，其中九十二個訪談對象是維吾爾人，一百二十五個是漢人。這樣的樣板選擇，本來就頗有方法論漏洞，例如作者依靠被訪者互相介紹來找到訪談對象，結果自有群聚效應﹔而且案例的比例數目，也和一般統計學認可門檻有所偏離。所以作者強調這只是社會學的深度訪談，而不是純粹的統計數字，儘管數字會令一般讀者先入為主。

Kaltman中心思想簡單直接﹕他發現，維吾爾人認為幾乎在生活的每部份，都被漢人「結構性歧視」，令他們產生對漢人的偏見，結果造成源源不止的暴力循環。因此漢維兩族面對對方，都有被逼害情意結。例如Kaltman發現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的漢人被訪者認為自己「很可能成為維族策劃罪案的受害人」﹔至於旅居上海的維族人，更是百分之百認為自己「很可能成為漢人策劃罪案的受害人」。作者沒有直接問及恐怖主義，但按這邏輯推論，目前種種襲擊的源頭，多少有雙方的被逼害情結在內。

問題是，作者幾乎斷定上述標籤效應，單是源自漢人對維人(及其宗教和生活習慣)的歧視。調研的問題，就是圍繞上述立論產生。例如他會問維人會否看漢人電視(答案是絕大多數不會)、喜歡傳統衣服還是漢人或西方衣服(答案是在京以外的維人都只愛傳統服)、會否對北京奧運感興奮(答案是除了在京維人都不會)等。基於上述假設，他發現漢人和維人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友誼」，除了個別例子，也鮮有跨種族朋友。此外，他又發現維人對「反伊斯蘭教的」一孩政策十分不滿，但漢人視少數民族為一孩政策的最大得益者、視自己為「平權政策」的受害人，這類事實他卻沒有觸及。對內地讀者而言，這報告難免偏頗。

為什么西方學者的調研，得出和中國官方完全不同的數字﹖除了種種問題設計的偏向性、抽樣的技術缺憾，作者也面對做研究的「先天性歧視」，因為他不是擁有人口數據的官方，只能以非隨機抽樣方式訪問維吾爾人。這樣必然容易接觸到「較維吾爾」或「最維吾爾」的維吾爾人﹔而那些漢化程度甚高的維人，根本不易被這種方法找到。「最維吾爾」的維吾爾人，自然認為自己的文化被漢人侵蝕，所以上述調研結果，某程度上可算是套套邏輯(tautology)。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中國的主流節日、文化、娛樂、音樂等，都歸類為漢人主導的生活習慣，不承認「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這樣的說法，於是一切矛盾，都被演繹成民族矛盾。但這樣的假定，似見以偏概全，例如不少漢人也不喜歡看中央電視台，原因就不會和種族有關。維人的不滿，究竟是源自一般性壓逼(包括被維族、回族等領袖壓逼)，源自對政體的不滿，還是源自種族歧視，並不易得出簡單答案，因為研究不容易孤立一組獨立函數。維人抽象的仇恨，就成了可供不同演繹的學術術語「稻草人」(Strawman)。

但無論Kaltman的調研在漢人角度看來有多少不足、缺憾和偏頗，我們也可從中看到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困局。在美國一類主張建立民族大熔爐、憑價值觀立國的國家，政府可以開宗明義，要求境內各民族認同一種融和理念，否則不妨自行離開。在加拿大一類主張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政府可以開宗明義保護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對不希望融入社會主體文化的維吾爾人而言，在美國可以訴諸價值信仰﹔在加拿大可以獨善其身。問題是，在努力鑄造中華認同、但未能昇華至提出憲法民族主義、又強調不希望提倡加式多元文化主義、政體亦未完全開放的中國，這類人的情緒沒有多少疏通渠道，結果，如Kaltman所言，可能滋生暴力因子。

西方輿論一般不會關注成功融入熔爐的少數民族，也似不信服中國熔爐政策的理據。所以無論對現實不滿的中國少數民族的絕對數目是多少，在西方媒體都會被演繹、建構為主流。他們不滿的動機，也會被不同議題頗為隨心所欲地演繹和建構，繼而得到國際第四者的同情，令備受恐怖威脅的中國，反而得不到道德高地。通過話語權的建立，成功影響具體政治運作，這就是建構主義近年盛行西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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