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早期军事人物一知半解谈 -- 逸云三洲
家园 二、堂友篇（6） 其实南北民国对峙时期，在广东服务的堂友还是不少的，只是不很得势，象参座那样混得山清水绿的属于少数，国军那边的例子有文鸿恩和温建刚，文是海南人，初在黄大伟部粤军服务，后转入吴铁城的警卫军系统，并随警卫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四一二后，原警卫军血统的部队渐渐脱程入蒋，文鸿恩本人升任师长；温建刚则在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就在蒋系统的第一军军部服务，并逐渐成了蒋身边的红人，北伐军进入江西后，温是总司令行营特务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名鼎鼎的杨虎。文温两人后来都游走军警两界，算不上纯粹的军人了，温建刚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出任党国第一任首都公安局长，以后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任上，因搅进了南市毒品工厂案被打了靶。说起来此案颇有些猫腻，黑白两道多有牵涉，温公开的罪名，只不过是在案发后以警备司令部的关防公文替杜老板打掩护而已，可办案的CC拿吴、杜、戴没办法，就把气出在早有过节的温身上，这是温的晦气，也是他少年得志后不知内敛的缘故吧？文鸿恩大约因吴铁城的老关系，后来也到十里洋场发展，三十年代曾出任华界的公安局长，时陈赓、廖承志在上海被捕，文局长的弟弟文华曾受托出面疏通，促成小廖的被保释。文鸿恩的海南同乡符昭谦也是堂友，以前是温建刚在一军军部的同僚。符处长属于比较本份的军人，离开一军军部后历任师军集团军各级部队的参谋处长，解放前夕才有机会担任主官，任九十三军军长，但就已是落花流水的季节了，符军长不忍看部下成为解放战士，遂领军整体走向解放。
一直安分待在军营里的广东堂友中，地位最高的大约要数黄国梁，黄曾在粤一师教育班里和参座一起喊过操，北伐时期也脱粤入黄，当过十四师的师长。作为中央粤系的复合型人才，黄以后多次接长中央化中的广东部队，最后以兵团副司令在大陆句号，去台后高挂国防部中将高参，基本就是工资单上的一个符号了。早期比较发达的，还有一个张国森，可惜小已了了，大未必佳。张堂友和叶参座是朋友关系，一起写过声讨陈逆炯明的大字报，都属于国父的好孩子了，但与大总统的接近程度就比叶同志更胜一筹，总统府挨炮的时候，警卫团机枪连的张连长就坚守府中保卫国母，是建立了历史功勋的好同志，以后上永丰舰，又怀揣鸡毛信奔走远方、调兵勤王，新局面开创后，遂升任大元帅交际副官，联络各路三民主义的好孩子。新旧代替之后，蒋大元帅当道，虽是永丰舰上的难友哥哥，似乎不太照看国先父身边的小弟弟了，于是少将阶级的张司令，只好自告奋勇去程颂公军中当一个小小营长，一刀一枪，重新博回少将，可惜颂公不善使舵，六军船沉人散，张少将的兵站也就失去供应对象。以后的日子就不太滋润了，不是参议，就是咨议，要不防空主任，写写文章，探讨如何对付小日本的大飞机。百万雄师过大江，张同志奔赴故都南京，出任中山陵拱卫组的副组长，接待中外宾客，再次负起大总统的交际重任，想必就熟驾轻。
参座在广东的直接部下里面，也有好几个堂友的，其中就有长期相随的同学陈伯英，陈同学随叶同学回广东，又随叶同学加入民达同志所部，以后叶同学自己带兵，当然也随了去，不幸在香洲兵变中被杀，不然也可能随红随共的。新编团的两个团副--廖鸣欧、练惕生也都是堂友，以前者和参座的关系更接近些，后来跟去二十师，参座高抬一步，廖团副就成了团长。北伐开始，参座随蒋总出征江西，廖部则随何婆婆留守，随后组织东路军进军福建，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参座造反时，廖鸣欧已转回粤系，在徐景棠系统供职，听说参座事败出亡，专门从潮汕警备司令驻地赶去广州探望叶母，以后风风雨雨，坚持关照十几年，一直到老人家去世。廖司令良心很好，仕途就坎坷，一直所跟非人，徐景棠、蔡廷铠系统先后崩溃，廖将军两次失业，以后在余汉谋、薛岳幕中任职，都是非主流了，在薛某人的副参谋长任上尤其受罪，屡屡获赐小鞋，不知是不是薛司令恨屋及乌的缘故。抗战胜利时，廖由张向华的第二方面军任为广州日本战俘管理处主任，也算是个独特饿职位，小鬼子出送后，由孙科荐去粤东当专员兼保安司令。解放前夕，廖将军受叶妹妹策反，遵约派员前往香港联络，谁料再次所托非人，所派主任秘书李唐俊，军统同志也，一个报告上去，廖鸣欧人头落地，孤儿寡母收尸不及，就被扫地出门，还好以后一直受叶家看顾，不幸中的大幸吧。新编团的另一个团副练惕生就幸运很多，站位准确，在粤系中比较受信用，是军师长的主流官，不过内战当中，也一样去专员保安了，在福建结交高人傅柏翠，手拉手跑步起义成功，得任党外某党的省委主事，遂去政协肝胆相照，惟文革中也不免荣辱与共了。
虽说张、廖、练诸堂友，与中共有种种缘分，毕竟是外人了，小A说书中共军事人物，却在这里猛侃国军将领，是有灌水的嫌疑，虽说某人铁爪铁冠铁鸟，说书人从来捡不来一毛，掺水时并无道德负担，可要是听书人大砖头拍来，小小摊儿也是承受不起的，赶快言归正传。说起来广东的堂友里，当年也确实有很多真金白银的CP，党内资格都是老过参座好多的。其中年级最高的要说是徐成章，在广东湘粤桂联军当支队参谋长时加入中共，时中共成立不过只有一年。徐成章这个人在中共军事历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他是中共第一个专职军事工作部门--广东区军委的委员，又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第一任队长，这个铁甲车队，现在认定为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共就在商团反革命的启发下，创建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这应是中共第一次尝试自建武装了，其中彭湃的农团军，实际指挥官就是徐成章。不过工团军农团军既非正规部队，其存在时间也短，故以铁甲队为开市第一股，也算是顺利成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徐成章当时麾下的部队虽然不多，却好算是中共武装部队的第一位司令官了。可惜徐队长一贯不坚持专业道路，还一味追求几尼寺记录，刚毕业时就走穴去当个小地方的警察局长，好歹警转军了，也铁甲队了，偏偏又见异思迁，去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总教练，当上纠察委员长，可能也是个第一吧，以后部分纠察老大哥下乡，部分纠察老大哥北伐，剩下的跟老徐进财神庙，缉私团了，老徐从委员长直线空降下去当财政部缉私处的小科长，当然枪杆子不能放的了，兼了团长，以前工团军的团首长施卜当了参谋长，成了中共缉私收税的第一、第二大佬。四一二，徐成章的老大哥团让徐景棠的老三哥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脱险后徐团长又和老搭挡彭委员长合作，继续指挥老二哥。南昌起义军到广东时，徐部农军一度进军潮汕，十月回海南老家，在海南红军东路军任上战死。
- 复 二、堂友篇（6）
家园 傅柏翠先生（l896-1993） 闽西上杭县人。青年时期参加过中国同盟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杭县北四区区委委员，参加领导上杭蛟洋农民暴动，后任红军第五十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政委，为闽西特委负责人之一。1931年脱离革命队伍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团长、省参议员等职。1949年5月，率地方武装起义，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建国后任福建省法院院长，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届省政协常委，三届、四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主委，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于1986年90高龄时，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延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第一副馆长，1964年1月任馆长，1989年5月改任名誉馆长。旧学修养深厚，善诗文。
家园 傅柏翠基本是 带资入股，或者说是毛同志招股招来的，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傅当然还没大到欺店的程度，和则留，不和则去，这点能量还是有的，管理层若干幼稚朋友瞎胡闹，当然退股自立一店，虽然本钱小了一点，福建战国乱局，缝隙还是容易找的（小A嘴说容易啊，傅能够几朝几代的混下来，人物啊！好几次虎口脱险呢）。话说回来，傅的思想跟中共还是接近的，不然也不会轻易去合股，以后十九路入主福建，傅还鼓动着老蔡在闽西分田，于是有十九路赤化之说，着实有意思。
本来因傅某非堂友，一句带过，追忆兄贴资料美意，小A补砍几句，算是表表谢意。
家园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春节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卫干事依旧坚持：“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保卫干事走了后，林梅汀坐下来，心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紧紧地攫住。他的不安，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时的闽西苏区，正处在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前夜。
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然险的敌人。
来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时宜地成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闽西特委在党内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不是从身身的原因去总结教训，而是队左倾观念出发，判断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另一方面，与之毗邻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AB团，前不久爆发了惊震党内、军内的“富田事变”，很多人都知道，赣西南那边已经杀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面去找保卫于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听，都说没有看见。林梅汀这下有些发慌了，然而又侥幸地想：“事情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吧。”只读过3年师塾的林梅汀，错过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由此引发了六七千人罹难其中的旷世冤案!
再说那个年轻的团部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重视，不觉心里有气，又找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的林一株，任过中共龙岩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30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秘书长、文化部长，同年11月改任裁判部长，12月兼任肃委主席。当他听完保卫干事的讲述后，眼睛瞪得溜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的讲话像鼓点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
与会者的心情紧张起来。近几个月，特委一直为闽西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所困惑，感到这场运动无从下手，而现在“社党”分子突然冒出来了，会议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100团肃反的决定。
2月10日，离春节只有7天。林一株亲率调来的一个连，在第100团驻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当被棕绳锁住喉咙的林政委，又看见吴拙哉等60多个官兵俱被五花大绑押走时，觉得身子就像掉进冰窟，万分后悔当初没有把保卫干事追回来……
传统的春节喜庆，不能迟缓肃“社党”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这两个通告的发布，等于宣布闽西不但有“社民党”，而且还有庞大的组织。
3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
上午10时，在3000多双焦虑不安的目光中，荷枪实弹的战土押出了一长串绳捆索绑的“社党”分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梅汀。仅仅20天时间，这个团政委已经脱形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浑身?亏垢伤痕累累，昔日英姿不复存在。显然，他受到残酷的折磨。吴拙哉等人都受到了刑讯，有的被铬铁烫烂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压断了双腿。
审讯大会开始，在人们屏息凝神的聆听中，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铁皮喇叭筒，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肃委主席宣布了部分“社党”分子的罪行和职务。
“原100团政委林梅汀，系社民党特委宣传部长；
“原100团长黄洪，系社民党特委组织部长；
“原100团参谋长江桂华，系社民党特委常委；
“原100团团部青年—1：事吴拙哉，系扑民党特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被宣布为社民党重要分子的名单，共有34个。更令与会军民们为之震惊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17名“主犯”，执行枪决!
不仅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就是被武装看押的60多个“社党”分子，也炸了营，有的被吓得发出惊恐绝望的叫声，有的扭动着绳捆的身子发出愤慨已极的抗议。但他们的行动马上被战士们压下去了。林梅汀的双眼呆瞪瞪地朝前望着，喉咙里像哑巴一样吐不出字来，只是“啊、啊”地叫着，原来林的喉结已被一根细小的铁丝给勒住了，铁丝的两头扭捆在后颈上，一扭动就痛疼难忍，这是他无法呼喊的原因。
会场上的骚动被制止了。林一株接着宣布今后对“社党”分子的惩办原则，概括起来有三条，即三个杀字：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处决；二、在“社党”内部担任科长以上的负责者，判处死刑：三、隐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予以最严厉的惩处——枪决。在全场人听得毛发悚然的气氛中，肃委会主席发出森冷庄严的号召：“各地的肃委机关，要继续努力地破获未被发现的‘社党’机关及其党羽。”
林一株的讲话一结束，林梅汀、江桂华、吴拙哉等17人，被行刑队押往刑场，执行处决。刑场设在虎岗3里外的荒山坳。一阵枪声响过，闽西苏区第一批破获的“社党首领”的灵魂连同躯壳，长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岭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吴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死的时分，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何怪物，而他们恰恰被诬为“社党首领”!
二、林一株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首领，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赶走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指挥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 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卢肇西在闽西算个名气不小的人物。1928年6月，他担任过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后来调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曾被红四军前委派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了上海至闽西的地下交通线。他既是闽西特委成员，又是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委员。
卢肇西首先受到了线香火烧身的刑罚，接着倒悬吊起用藤鞭抽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这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弄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认。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也在再次提审中被讯问到同样的问题。
尽管卢肇西、曾牧春等人否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在3月6日下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23号通告，公开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他的家乡古蛟区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之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刑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柏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直至把“社党”消灭为止。
傅柏翠为何等人物，时年35岁的傅柏翠，福建上杭县蛟洋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回乡后领导民众查清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5万余元的事实，将这个上杭最大的官绅扳倒在地。1926年，傅柏翠被委任为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党委，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的农民运动。次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当局的通辑。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与之推心置腹地长谈多次，在罗的晓以大义的感召下，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按照省委指示，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形成与反动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的局面。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柏翠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给“闽西王”>，邀他赶来“见面一叙”。傅柏翠在古田的游鱼坝收到信，随即带人连夜赶到红四军驻地。对朱毛心怀仰慕的“闽西王”，与他们一见如故。毛泽东向傅交代了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集中上杭的地方武装，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傅任司令员。同年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主力，攻克闽西重镇龙岩。是年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同年12月，已是前委委员的傅柏翠，在上杭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作为深孚众望的“闽西王”，傅柏翠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竭忠尽智，辛劳奔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勋。然而毛泽东、朱德离开之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不能正确地对待傅柏翠，“闽西王”连连受挫。
1930年春，受到苏联大办集体农庄的启发，傅柏翠也要在蛟洋摘集体耕种的试验。特委认为这是破坏苏区的土地革命，并指责傅与共产党对抗。3月中旬，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傅负气不参加，但他还是当选为政府执委、财政部长。傅柏翠因与特委意见不合，不愿就任。不久，特委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来到蚊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枪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闽西王”勃然大怒，将林轰走，然后写信给特委反对“党霸”。12月初，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邓发与林一株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开除了傅的党籍。为要削弱“闽西王”的势力，特委将上杭北四区的13个乡的党政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一概摒弃在党外。这样一来，党员、群众大有意见了，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了北四区，群众愤怒喊打。特委遂说这些人随傅柏翠“反水”了。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驾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并对卢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讯逼供，给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闽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第23号通告的宣布，让许多军民惊疑交加，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按耐不往心头的焦虑，拉上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
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看见张、郭二人发愣，林一株不耐烦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说完，竟撇下二人出门而去。
3月下旬，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兵分两路向蛟洋进发，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闽西王”获知军情后，紧急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加上所掌握的部队，组成3000多人枪的军力，严阵以待。林一株不敢贸然开进蛟洋，只在北四区边缘地方寻机作战。这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 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1949年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 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卜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杯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五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刘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刘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
- 复 二、堂友篇（6）
家园 顶一下。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看 家园 昨天 似乎解决了持续好久的登陆问题，查到一年多前以登入状态保存的一个文件，删掉后就不掉链子了，看样子是用户使用不当？还是你没教好啊。
这不刚高兴一下，今天就顶不动贴，我小人家顶不动就算，你老人家好硬手也顶不动呢？一笑。
- 复 二、堂友篇（6）
家园 斑灯花, 一种新花 - 复 二、堂友篇（6）
家园 抢沙发呀
家园 二、堂友篇（5） 老总讲武堂的小学弟，五五军衔最高的，当然是叶参座，与老总一前一后，把着元帅府的大门。想当年，参座走的是曲线求学之路，先去南洋打工，再去昆明深造，是为第十二期堂友，是否纳入讲武堂五百名归侨学生的统计口径，还有待小A继续查考。按今日的标准，参座好算是准海龟了，只不过人家是学海龟来兮，他老人家是龟来学海兮，排列组合不尽相同，竟不想毕业后亦有幸当过一段时间海带，盖当时滇军已不再为外乡人提供太多的想象空间，援闽粤军呢，搞的是股份合作制，大股东经理、二股东襄理，全不管是不是MBA、MPA、CPA，无遮无靠的叶中尉，到此天地，有参就好，何敢思座？终日渺茫的很，直到与众同学上书大总统，这才找到方向，上喻邓一师安排。不想邓铿的庙虽然不小，和尚还是太多，且各奉名宗、各怀密笈，堂友们人多势不众，法力有限，于是叶同学再跳龙门，随驾桂林，一越而成革命中坚。可惜那时节，大总统自己的饭碗，也是一时说有、一时道无，革命既然没有成功，叶同志当然要继续努力，一时随员、一时教员、一时又陆战队起来。
叶同志事业大发展，始于民达同志的提携。张民达，海外归侨，革命党人中的一把利剑，执行革命任务，明打暗杀，历来不避风险。陈逆犯上，大总统蒙难，仍保持忠诚的部分粤军，在许崇智的带领下转进福建，张民达升任第八旅旅长，叶同志任旅参谋长，终于得其座哉，正式其参座生涯。民达同志领兵是半路出家，虽然每战冲锋陷阵、不计生死，军事素养方面，毕竟欠缺，指挥部里，多有劳动参座，于是张、叶同志，相得益彰，把个八旅搞得轰轰烈烈；打回广东，继续携手进步，由八旅而二师了。这段时间，好算是叶参座人生中第一个高潮，事业成功不说，物质享受，亦是奢华，参座日后有牛奶洗手一说，可见一斑。
在建国粤军第二师建立之前，参座已先行加盟黄埔筹建，升任师参谋长后，以二师代表身份继续参加军校组建，有仗打参座、没仗打座教。说起来参座也是颇有教缘，早年在马来亚就当过孩儿王，桂林大本营时期，又奉大总统差遣，与顾少校祝同同执教鞭，若加上在粤一师教育班的助教经历，可说是走一处、教一处，屡教不改。此番坚守黄埔教堂，绝对远见卓识，又奉廖党代表命令，组织教导兵一营，辅助军校教学，使用第二师独立营编制。民达同志意外去世后，参座痛失知音，在二师的地位也大打折扣，好在有黄埔外宅，进退有据，遂无根本之虞。以后又将手头的独立营扩编，称二师新编团，也叫教导团，出任团座，这是参座历史上第一个教导团团座，远没有日后以第四军参座兼的那个教导团座出名，但这是参座依托二师建立的家务，二师的户口、黄埔的血统，对参座日后的人生走向，有莫大干系。
廖代表遇刺，粤系党政军大地震，蒋契弟顺势运作，许盟兄落花流水，参座的旧同事们，在莫师座的带领下奋勇殉主，惟参座的新编团，原是黄埔系统里的部队，血统高贵，不受户口牵连，改名党军第一支队，以使名正言顺。以后率部并入第一军二十师，当了一段团长、副师长后，重续参座生涯；再一次领兵，是在攻克南昌后，出任新编第二师师座。根据当时情况分析，蒋总对跨粤黄两系的叶同志，还是颇有借重之意，再从参座的历史来看，似无统兵缘分，不善经营基本部队，不易招军事强人之忌，若一直跟蒋同志，至少不会比贺国光的地位差，可惜叶师座跟蒋总司令的缘分，比自己统兵的缘分都薄，不久就以政见不和，分道扬镳；一军系统的另一个粤系座薛岳，也于同期离开，不过薛师座虽曾和叶师座同事，思想也同系左倾，关系可是不太好，遂在张向华耳边，大讲老叶不可靠，无奈向华这一年注定要栽在老叶家，于是参座在四军挑了把上好交椅，继续参座起来，以后故事，大家滚瓜烂熟，不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