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蒋百里，徐志摩，林徽音，张幼仪。。。 -- 旧话偶怀 -- 萨苏

这个事情么，不才以为还是多看些各种看法为好。

梁实秋老先生曾有对徐志摩的回忆一篇，语气上看比较客观。不过，梁先生也是徐志摩的朋友，有看到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各种人评价的角度不同，与对象的关系也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呵呵。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建筑美学家-----林徽因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前行

　　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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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泛滥与文化的悲哀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文/汤学智

娱乐原本是人类身心休养的一种天然需求，实在不可或缺。中国在极左路线时期，曾经把它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彻底清除，那是反人性的行径。因之新时期娱乐文化的恢复，自在情理之中，其积极价值也有目共睹。但是，如果在两个方面把握不好，就会出现消极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是娱乐的质；一个是娱乐的量。

　　就质而言，娱乐存在着健康和庸俗两个方面，前者将人导向文明，后者把人引入堕落。倘若健康不足，庸俗有余，甚至恶俗盛行，那民族精神必然会出现问题。从量的方面来说，虽然积极健康的娱乐是人人必须的，上起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但这只是人全部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当它的活动超出了一定的量(也即“过度”)，即使内容健康也会走向反面。

　　不幸的是，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没有把握好，大量内容庸俗乃至低下的所谓娱乐活动、文艺节目、图书报刊，在强劲的利益驱动下，抢市场，占地盘，争时间，供销两旺，泛滥成灾。请听崔永元的感受：“……整个电视的环境就特别不利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尤其是庸俗低档的节目出现，我觉得它们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在制作的过程中逼着我们去媚俗，逼着我们去迎合观众。”于是他感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他说：“大概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危机。但是当时我们有办法，觉得能够渡过这个危机。到了2000年，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2001年，我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到了2002年，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危机，而且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想小崔讲出这句话，不仅表示了他的良知与真诚，更显示着一种可贵的责任和勇气。这或许正是“实话实说”的精神体现吧！

　　在我看来，娱乐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它以不干预实际生活为前提，只在于自身情感(压抑的、多余的、无聊的)的释放与调节。一个人在这里投入的时间越多，他的精神关注便会离现实越远。二是它在人类创构的文化大厦中，处于最基础的部位。这虽然是人们保持和焕发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加强活动能力所必须的一种休闲方式，但所给予人的刺激，主要集中在心理和生理的层面，也就是说，它所沟通的是人类精神心理之最底层的那一部分，即远离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优秀文化的那一部分(那正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不断向着更高阶梯攀升的精神根基)，而这里正好是人与动物的临界之地。人们可以由此走向高尚与文明，也可以从这里陷入庸俗与堕落。关键在于是否有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注入。倘若人的追求仅是停留在这一层次，或者由此进一步往下滑落，那就无异于自毁家园，也就与一般动物相去不远了。

　　对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很明白，当前娱乐的低俗化，泛滥化，在颠覆和消解了精神文化因素之后，正无声地吞噬着民族鲜活的灵魂，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谁能说清，有多少人整日里醉生梦死，不停地寻求刺激，只图满足私情的宣泄和肉体的狂欢；又有多少人只顾自娱自乐，在娱乐中麻木沉沦，远离天下苍生。这种情况，造成一种很坏的文化接受环境。它有意无意地排斥甚至拒绝优秀的民族高雅文化。它包围着高雅文化并向其挑衅：你想生存么，那就来适应我的需求，投合我的口味！于是雅文化的俗化成为时尚。有两个突出的例子：一个是毕淑敏小说《癌症小组》被迫改为《拯救乳房》；一个是古典名著《水浒传》在翻译时被改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这可以说是出版社与市场的联手杰作。面对这种现实，民族的精英文化不仅地盘日趋缩小，而且生命正遭受着内伤，元气不振。而最终受害的又岂止是文化！

　　这个损失，难于估量。它的前景，殊堪忧虑。匈牙利著名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上世纪70年代在他的《艺术社会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唯一兴趣在于娱乐的阶级一旦造就，它的作用恰如一个脓包，它从实际生活的事物中逐渐吸走了全部情感的能量……社会从疾病的旋涡中心解体了……直到一种新的意识成长起来，它重新对实际生活极感兴趣”(中译本102页，学林出版社)。这对我们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提示。

　　当然，这种后果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娱乐的低俗和泛滥，其实在这种现象的后面还存在着更为深层和复杂的原因。这是不言而谕的，也是更需要研究的。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看到这篇小文后面朋友们的一些争论，特别提及一些林徽音女士的传说，我想可能最好就我所知道的多说几句。比如查理兄提出的费正清夫人回忆，我想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些更多的资料，并不代表查理兄的见解，多说几句，也免得误解。

林徽音女士是我颇为尊敬的一位女性，所以我对她的有关史料比较偏好，如果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一些看法不攻自破。林女士和梁思成先生的婚姻是怎样的情况，我最近才从知情的朋友那里听来一件事，那就是林女士作为出色的建筑设计师，画图却从来都是只到草图，把她那种玲珑剔透的意境展现出来以后，细节的部分就统统不管了 -- 那是梁思成先生的事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可以感到那种琴瑟相合的愉快和林徽音对梁思成那一丝半是撒娇半是依赖的深情。梁从诫回忆他的母亲，说法直截了当 -- 假如林徽音嫁给徐志摩，也许只能给我们多一个女诗人或者女作家，却只有嫁给梁思成，可以让我们有了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建筑师。

林徽音的成就不是秀才的那种成就，她在建筑艺术方面的造诣，早已超过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林徽音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出色的女工程师，她的成就不是文学评论家给的，而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建筑给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之所以会敬佩，会写林徽音，也许因为她不是张爱玲。张爱玲虽然也很优秀，却无法激起我写她的欲望，林徽音是用自己的手，而不是笔写下人生的篇章，这一点常常让我感到一份亲切，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工程师。

关于林徽音和金先生是否有染，我认为查理兄并非欲证实此事，而是提出某些人的看法而已。其实我不疑林金的友谊是否纯洁，却不得不怀疑这样看法的人灵魂是否有些肮脏。总是盯着脐下三寸说法，未免不够君子。

这个观点，如果了解当时的情况，或许很容易自己做出判断的。事实上，抗战初起，林徽音女士就在向大后方撤退途中肺病发作，几乎瘰难，虽经过多方抢救努力和朋友们的悉心照料，这次病后林女士终生没能摆脱肺结核的折磨，此后的林徽音长期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但是林徽音不愧是林徽音，她不但比医生预料的至少多活了五年，而且在死亡的边缘上，依然在她深爱的建筑事业上面做出了令人惊讶的成就，想象一个晚期肺结核患者亲自攀爬到晋祠的大梁上测量建筑材料的尺寸，无法不敬佩林徽音女士顽强的生命力。

抗战期间的林徽音不但受到肺结核的折磨，还有其它的悲痛不断的打击着这位中国女性，她最喜爱的小弟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以身殉国，林徽音挥泪在病床上为他写下《哭三弟恒》。而曾经救护过她的，被她视为弟弟子侄们的年轻的中国航校飞行员们在抗战中前仆后继，最后全部以身殉国。。。

如果说五四之后林徽音曾经有过浪漫的年代，那么这残酷的八年就是血泪让人们忘记浪漫。

我曾经转过一篇文章，今天我愿意再次转贴这篇文章，只希望不相信人间有真情存在的朋友能够就此感到一点真情，不相信中国有尊严存在的朋友就此体会一份尊严。

在我重新贴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读此文，泪花如第一次一样润湿我的双眼。也许因为我曾经在机场工作过，对飞行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也许，根本不为什么。。。

梁思成林徽因和飞将军们的传奇

记得梁思成先生遭到批判，有一个原因是珍藏一柄国民党军人的短剑。据说，这是林徽因先生留下的，是林先生小弟弟林恒的遗物。林恒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在抗战中战死于成都空战，林徽因念念不忘这个英俊刚毅的弟弟，因此把这短剑终生收存。近日，看到梁公之子梁从诫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和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还有一段传奇的交往，这些优秀的中国军人，全部在八年的血战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血洒沙场，化作了空谷中呼啸的风音。

为了纪念这些年轻而慷慨赴义的勇士们，特转此文。

--- 萨苏

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

梁从诫

那是发生在58年前的事情，我们家曾经同一批年轻的中国空军有过一段特殊的友谊。这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我相信，对这些曾以鲜血换取中华民族生存权的人们，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友谊从邂逅开始

我的父亲梁思成，“七七事变”前在北平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母亲林徽因与父亲是同行，又是诗人和文学家。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沿途一片混乱，10月间才辗转到达长沙。不久，战火又烧到长沙。12月初，我们又乘长途汽车前往昆明。

破旧拥挤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才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来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令人颇有“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他想：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冒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乐曲嘎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10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20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广东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家同这批飞行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父母成了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1938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父亲所在的研究机关和西南联合大学也都陆续迁到这里，生活开始安顿下来。很快，我们就同在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训练生活枯燥艰苦。军队中国民党的法西斯管理办法常激起他们的愤慨。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假日里，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来这里聚会，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多于欢乐。空军部队里，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现象。直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是按照德国的体制来训练的。但后勤部门的长官则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远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敌。当时，他们是多么希望早日得到美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啊！

大约在我们到达昆明一年多以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将作为驱逐机（后称歼击机）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我的父母作他们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去致词。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讲话之后，毕业生们还驾着那些“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

这时侯，日机对昆明等地的空袭日益加紧。正式编入作战部队之后，他们难得休假，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跑警报”却成了我们的日常工课。不久，我们家又从城里疏散到了市郊农村。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猖狂的敌机常常肆意低空扫射轰炸，有时就从我们的村头掠着树梢尖啸而过，连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

飞行员们偶然来到我们家，讲些战斗故事。但我记得这时的气氛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飞行员为国捐躯的噩耗不断传来

那是从部队寄给我父亲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

说话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陈桂民，是个爱讲故事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方方的脸。他的战斗故事最多，也最“神”。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空战中把子弹打光了，一架敌机却从后面“咬”住了他。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手枪子弹又打光了。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却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

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他个子瘦长，不善言谈。由于飞机陈旧失修，他居然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那时，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各界同胞集资捐献的。他摔了两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对着我的母亲落泪，说自己无颜以对江东父老。尽管父母一再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他却发誓，决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了。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当时长机曾命令他跳伞，他却没有服从，硬是同飞机一道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他的死，使他的战友感到特别压抑和悲哀。

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40年冬，我们家随父亲所在单位再次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江村―――李庄。从此，我们同这批空军朋友已难于直接来往，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然而，空军部队却仍在坚持他们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后来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于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之缘的。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这以后，又陆续有人牺牲。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开始悄悄地把寄来的遗物藏起，不让母亲知道。但是不久，她却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他们的训练基地后来迁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不力，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父亲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

面对着猖狂的日本空中强盗，当时后方的许多人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却一年又一年地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后，在“珍珠港事变”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国被迫参战，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然而，战争初期中国的老飞行员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42、1943年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好转；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配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最令人难忘的是林耀

林耀，广东鹤山人，侨居澳门。在同期飞行员里他年龄最长，也最沉稳。在其他飞行员和我三舅相继牺牲后，母亲待这个同姓而非同祖的青年人更如亲弟弟一般。我们家搬到李庄以后，林耀常给父亲和母亲写来长信，母亲总是反复地读，并常说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据林耀的侄子林万晖先生提供的资料证明，林耀是1939年在著名的重庆“5-3”空战中负伤的。当时中国空军以劣敌强，击落日机多架。战斗中，林耀一人即击落敌机两架，自己也左臂中弹，被迫跳伞，昏迷中坠落在重庆附近铜锣峡山上，被农民发现，送进了医院。伤口愈合之后，医生又给他动了二次手术，强把断了的大神经接上了，但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在疗养中，他开始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常常疼得头上冒汗，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最后，终于恢复了手臂功能。但出院后，未能获准回作战部队，而作了航校教官。1941年6月15日敌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造成上万群众窒死防空洞中的“大隧道惨案”。林耀悲愤异常，坚决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后曾到印度受训并接收美P-40式战斗机。

在归队之前，他曾经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李庄来看望过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大约是在1942年的深秋。母亲被病魔击倒，痊愈无日，困于床褥；而林耀也正经历着同辈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他们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

他归队不久，曾奉命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去接收过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飞回成都后，他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和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等物。

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他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秋天，我离开李庄到重庆读中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这以后林耀同家里有过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就在这年春季，日军发动了“南下战役”，衡阳在日军围困47天后失守，接着是湘桂一带中国军队的仓惶溃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庄，母亲才告诉我，就是这期间，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年的7月7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七?七默哀”。

后来才知道，林耀在那次衡阳战役中曾击落敌机一架，并升任中队长。1944年6月26日他的座机在长沙上空战斗中中弹起火，在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因伞未张开，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当地百姓掩埋了他的尸骸并立了坟墓。林耀阵亡后被追认为空军少校。

英名永垂不朽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3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这首诗曾于1948年5月发表，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诗集》。）

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9年前写过题为《长空祭》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英烈》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台湾一位早已退役的空军老军人曾辗转来信，用极为热情的语言感谢作者，说许多在台的原中国空军老飞行员读了此文后都异常激动，没想到大陆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当年的业绩。此后，我又收到林万晖先生经政协转给我的信，才知林耀还有这么多亲属健在，不仅一直在怀念着他，而且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弄清了林耀牺牲的详细经过，还为他争取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

现在，林耀，黄栋权，陈桂民和他们的许多抗日战友的英名已被镌刻在1987年在广州建立，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上，真正得以永垂不朽了！

--- 感谢梁先生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重新记得这些年轻的面孔，我们中国的飞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