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七五过后闲话南疆 -- 左手拈花

维语里男孩的发音是巴浪，我们则喜欢把所有的维族男性统称为把狼子，对，就是这三个汉字的发音。小孩子叫小把狼子，老大爷叫老把狼子，女性则通称洋缸子。正好维族主要的食物也叫馕，母亲的发音ana在汉族人读起来也有个囊（阿囊），久而久之，叫顺嘴了，就简称为“郎”。维族人聚居的地方自然而然被叫做“狼窝子”，从城市到村落到主要居民的郊县农村，统统都叫“狼窝子”。

“狼窝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我们再来看一看“狼窝子”的具体情况。

传统意义上的南疆四地州，从北到南，分别是阿克苏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首府距喀什仅40公里），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其间距差不多都是500公里（其中阿克苏到喀什的454公里国道距离是亲自测量过的）。越往南，汉族人口越少。少到什么程度呢？有些县城里居住的汉族人，老老少少，几乎都互相认识。以本ID下面还要提到的某同学为例，其家所在县总人口六十多万，其中维族占94%，汉族总人口才3万多一点。那么经济发展如何呢？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南疆这四地州就“荣获”19个！竟然还包括和田和阿图什这两个地州首府所在地。七五之后，公开报道了疏勒县塔孜洪乡（我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应该离喀什市区很近）维族姑娘古再努尔到山东一家服装厂打工，“短短两个月就给家里寄回1000多元，而往年这是全家辛苦半年的所有收入”。由此可以想象农村经济凋敝到何种程度！

在这样贫穷和复杂的情况下，当局要既保持稳定，还要谋求发展，那个难度是相当的大的。干部队伍建设，一直是困扰当局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我的陋见，直到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双向干部交流，即维族干部到北疆或内地挂职教育，汉族干部到县乡挂职锻炼，内地干部到南疆挂职支援，这一体制僵局才算有了打破的希望。（注意，都是挂职，说法是不一样的）

还是以本ID周围的人和事为例。中学时，反右及文革期间“发配”南疆的知识分子陆续开始回调，有能量的，调回老家，能量差的，调到乌鲁木齐或北疆其他城市，没能量的，以及少量成家扎下根来的都年纪大了。干部队伍的充实，迫在眉睫，但当时途径主要有两个：外面调来或者自己培养。

外部调是非常困难的，能稳住现在的队伍已经很不错了。当时内地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发展市场经济，大锅饭的锅底被敲破了，计划体制下新疆职工的高补贴时代一去不复返。南疆的能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往外跳，拴都拴不住。据说当时为保持队伍，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想调离喀什必须有喀什地委的签字认可。这意味着人一旦进了锅里，就只能把肉烂在那里了。内地调动不现实，那自己培养呢？在当时也是入不敷出。最优秀的中学生，大多考取内地院校（惭愧，这个大多，其实也不多，本ID那一班50多个同学，只有3个考出了新疆，其他中学里有全军覆没的），这批人就算毕业回疆，也多半被截留在乌鲁木齐。我们当时毕业，想留在内地的，是需要和新疆长绒棉一样出具“出疆证”的。

外部补充不了，内部又不断蒸发，地处绿洲的南疆，在人才队伍方面出现严重沙漠化的趋向。经过摸索，找到了一个类似坎儿井的权益之计。国家通过一系列优惠条件，鼓励内地人才去南疆工作创业，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援疆合同，即鼓励非著名院校毕业生以援疆合同的形式到南疆工作，户口和关系暂时保留在原籍地，只把人弄过来工作，到一定年限根据情况调整。本ID见过两位尊敬的老师，夫妻俩从东部沿海来疆，在某企业里工作，签八年合同。后来有了小孩，再后来，小孩上学了，就长久地留下来了。如果这算是长期债券的话，那么挂职援疆就是较短期的。就本人略知一二的学校情况谝谝。本ID中学毕业之前，所有老师除了老右派（其中不乏北大和北师大毕业的，那可都是人才啊），就是本地师范院校毕业就地分配的。后者实力远逊前者，其中偶尔出现几个佼佼者，没几年又调到乌鲁木齐去了。而现在，来自内地的援疆教师，包括志愿者，已超过教师队伍的10%，其中校长等重要职务也由援疆干部担任。

在一系列岗位由内地援疆干部充实之后，腾出来的队伍开始有余力浇灌县乡一级部门。还以中学母校为例，数据显示援疆干部教师占教职工比例超过10%，而本地土生土长土教的“土鳖”们，加入TG并有工作能力的，颇有一些被选拔“打发”到乡政府去挂职2到3年。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乡政府里并没有学校啊，哎，人家是去当副乡长。据当事人自己描述，在乡里，就乡长和其他少数干部懂点蹩脚的汉语，工作不忙的时候，连个用汉语聊天的人都找不到。我心说，这么好的语言环境，待个2、3年出来，维语应该能说了吧？

乡里虽然看起来荒僻，其实治安并不象一些人想象得那么恐怖。会维语的汉族干部，只要你真心实意带他们致富，并且把政策和想法解释透，配合着一定的政府权力，相当多的农民是非常听话的，叫他种西瓜不敢种南瓜。但要是把事情搞砸了呢，就得和政府想办法把事情兜起来。仅仅因为民族矛盾而导致的恶性犯罪事件，恕本ID孤陋寡闻，还真没听说过。

本ID一汉族同学，本地大学毕业后到内地闯荡，几年无斩获，无奈回疆谋生。其祖辈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掉队，父辈辗转定居该县，一晃近50年。同学以文笔和关系在县委谋得一职，迅速入TG，深得组织赏识，拟锻炼后重用，被派到某乡做副乡长，挂职锻炼。其人性格憨直，一腔热血，想着如何报国报民，工作很投入。家小都在县城，自己一人骑个摩托车下乡，周末才回家团聚。忙得昏天黑地，带领农民种粮种棉种西瓜，风吹日头晒，一张小白脸迅速变得黢黑。我俩站一块儿，难保不被当成两代人。本世纪某年，因上级误判行情，硬性摊派瓜田指标，使得西瓜喜获丰收，市场却萎缩不振，销路不畅。农民情绪很大，为了使明年的政策指示能继续贯彻，不得已，每个干部包一点，自己消化掉了。

在那个汉人只有3万出头，维族人口占60多万的地方，我这个同学一家，只占了三万分之6的比例。在这个七五事件暴徒们的家乡，在江湖上风传险恶混乱的“狼窝子”里，我这个同学一家，更多他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正平淡而安全地生活着，繁衍着……。

七五事件发生了，不断有内地朋友关切地询问，我对此表示感谢。对于那些比我还激动还愤怒还热血的朋友，我常常问他们一个问题：请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七五真的是所谓民族冲突，而不是抱着政治目的的暴力犯罪事件，那么身处60万维族群众之中的这3万多汉族同胞，就像胡椒面丢到河里一样，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别忘了，暴徒主要来自南疆。他们在家乡没有行动，千里迢迢跑到乌鲁木齐（乌市距喀什公路距离1500公里），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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