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为什么说75事件对于维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 yuwei

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摘录。不是每月评论那篇非常长的文章。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推动” 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业资本从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赠与、税收减免、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开始）获益巨大。在这两种途径中，自由化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国家驱动的。干预主义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的角色发生了从直接投资者到私人投资促进者的剧变。

　　 新法规（或至少是惯例）取代了限制市场活动的法规，这给予了资本家土地场所、投资刺激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一个不变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生产、出口、利润、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转变成种种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资本占非农产出的75%。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把门路广泛的“企业主”变成百万富翁。对国有企业的买断也促使了新产业资本家的兴起。通过不择手段、诈骗、垄断市场和对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新资本家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小企业主迅速变成企业大亨，不仅拥有多栋豪宅和奔驰汽车，还拥有情妇和海外账户。

　　 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和农民失业以及财富在10%的上层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国内的需求开始受到相对的限制。

　　 由于市场的重心在海外，发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区和迫使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流动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出口市场决定了生产地点，而后者又决定了国内人口流动的方向。沿海地区的生产地点、港口、商业和银行中心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工作时间长、最差的安全条件、最低的报酬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新的富人则由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炫耀性的消费也变得司空见惯。在中国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与生产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趋势相随的是财富、消费和政治权力的阶层集中。“两个中国” 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四、外国资本建立前哨基地阶段

　　 与中国资产阶级精英的发展相随的是，外国大投资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建立了制造业的前哨和据点。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私人资本在产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上都超过了国有资本。私人大公司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而在过去它们则受到排斥或限制。在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护下，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到从面霜到高尔夫球场、从工厂到高技术企业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禁区。

　　 “官僚国家主义者” 对此采取了各种抵制行动，经常拖延和不贯彻政治决策，以此来放慢私有化的步伐。一些人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另一些人是为了榨取利益。然而，最终国家主义者显然在步步后退。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是国有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投资的三角联盟。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被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新双重联盟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超过国有资本，但尚未挑战冉冉上升的外国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廉价劳动力储备正在减少。竞争正在加剧，对外国资本渗透的反对仍然局限于官僚部门。中国大多数资本家很喜欢转包合同，并且与外国资本建立伙伴关系。许多大学生试图在私人民族垄断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中求职。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一个次要的选择。由于竞争加剧和利润下降，许多中小企业开始破产，被新的更大的垄断企业取而代之。

　　 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

　　 五、未来：从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末日？

　　 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地增长，开始走出它们最初建立的前哨，不再满足于只担当某些公司的少数派股东。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里，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整个沿海经济的生产、分配、交通、电讯、房地产和服务业部门。这一进程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1）对新企业的直接投资；（2）最常见的是与战略伙伴共建合资企业；（3）购买现有企业的股份。在这三种方式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趋势：跨国公司将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和投资，最终控制这三类企业的战略性的管理职位。

　　 随着大城市中劳动力、租金和“创业” 成本的增加，随着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跨国公司可能把它们的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尽管在中国内地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标准很低，但却有1到2亿活跃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继续充当外国公司的组装和出口平台，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正在向获取大量乃至绝大多数的国内市场份额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跨国公司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l，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2，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3，渗透到电信部门；4，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在银行体系中，外国资本将获得国内巨额储蓄和并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贷款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能够用中国人的储蓄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资金。中国主要的银行已经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而且几家国际大银行已经收购了一些地方银行。到2006年当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放松的时候，外资对银行部门接管将会加速。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外国银行很可能控制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由于贷款、信贷、再融资和投资具有杠杆作用，外国资本将能够掌控中国工业。

　　 外国投资者倾向于控制现有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当前的趋势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是市场的高端——新资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

　　 在不久的将来，外国投资者可能利用新的世界贸易协定来渗透中国的电信和服务部门，尤其是大众传媒、娱乐业、广告、营销渠道以及重要的零售渠道。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五年的渐进主义接管战略将被直接的买断和对新垄断公司的直接投资取代。

　　 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公司仍然将占据优势。然而，它们的利润将受到跨国公司转包商的更大挤压，而且破产的比例将会很高，从而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外国资本家和中国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已经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将控制营销、融资、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目标和海外销售。它们的中国伙伴将负责政府公关（拉关系、支付“佣金” 或贿赂等等）、劳资关系、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负责中高级职员的招聘或解雇、升职和奖励）、公共关系和运营。

　　 在某个时候，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 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中国是否会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代理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何时会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金融部门和贸易，以及这种经济权力何时在中国的政府内得以表现出来。跨国公司日益增加的存在与中国国家日益成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推动者之间有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强化另一方。当利润份额从民族资本手里转移到外国资本手里的时候，中国将完成向帝国主义经济附庸转变的“大跃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这一过程将加速进行。

　　 中国民族资本在过去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因素之上的：官僚控制国家和政府官员残留的反帝国主义因素。一些政府官员一直破坏和阻止跨国公司的进入，从而增加了它们进入的成本。其他的障碍是外国投资者对腐败或无能的“战略伙伴” 的错误估算。在利用农村失业储备大军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力最强。当这一“储备军”消耗殆尽和城市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少。它们将会日益陷入工人反抗和跨国公司更大竞争优势的双重压力之间。“民族资产阶级” 的发展前景将会是集中（垄断化），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廉价地点，以进行剥削和更新它们的技术和内部组织。结果很可能是，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上日益下降的份额和在更贫穷的非洲、亚洲以及拉美市场和资源飞地上的少数海外投资行动，中国的全球性大资本将寻求与实力不断增加的跨国公司妥协。

　　 中国正在非暴力地从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大众对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状况、最任意的土地侵占、最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1%的上层和50%的底层之间最严重的不平等的抗议越来越多。另外中国自由放任的农产品进口政策正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并使他们陷入绝境。2005年左右，大规模地进口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棉花、水稻和其他农产品，已经破坏了农业的各个部门。民族私人资本与外国私人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几万起群体性事件，涉及到数百万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抗议任意的解雇、工厂关闭、养老金窃取以及毫无补偿的财产任意强占。

中国的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学南美国家的那些人，“与买办势力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与他们的南美同道相比，他们在通往全面买办化的道路上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港台势力，二是海外民运。这两个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他们想走南美买办官僚的道路的难度很大，至少比他们的南美同道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