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 梦秋

右派是少数-----fox算是代表吧。

不光媒体，大学里也是liberal的天下，文科更明显。

这种按职业区分的政治态度，有的，也许能从职业特点上找到理由；有的，比如台湾的医生大多亲绿，还真不好这么套----也许和历史传承有关吧。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二）

“为什么你们干媒体的都是普世价值者？”

这个问题值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值得我去进一步寻找更多的答案。用普世价值者常用的言论来说，是要“拷问灵魂”。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当中的“你们”两个字是一种泛指。而大多数媒体同仁们当不起这种泛指。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半个普世价值者。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透气，一方面希望生活更加“腐败”一些。真正的普世价值者，真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自然对一个理想的言论环境孜孜不倦起来了。

关于南方系在国内的影响，现在已经是日渐发酵。鄙人不才，跟一堆普世价值者在一个屋顶下工作，其中不乏南方系当年的大佬。虽然每日跟这些人说说笑笑，暗地里腹诽的情况也不少。假设你每日上网，看到的msn签名都是“民主倒退，司法倒退，马勒戈壁的国家，每天都是耻辱”，心情当真好不到哪儿。

不过，这并不是媒体工作者真正郁闷之处。国外学习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某个调查，认为美国大部分新闻工作者都是自由主义者。这里面的“新闻工作者”究竟该如何定义，我是早就记不清了。笼统说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论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多少思想上的自由化总是有的，程度不一而已。按照我毫无根据的猜测，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化程度，并不亚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者（这绝不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

在国外学新闻学的时候，有一个观点我记得很清楚：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当中存在着“newsroom politics”，也就是说，编辑部里永远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个观点认为，newsroom politics是新闻机构当中最大最表面化的矛盾。许多政治正确的问题，许多市场需求问题，往往化作编辑部里的矛盾。在外界看来，新闻媒体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他们的观点总是一致的。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解。

需要承认的是：newsroom politics的确存在，而且是编辑部里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永远不能得到完全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在编辑和记者就选题、策划、终稿、配图、标题上的冲突。编辑和记者的矛盾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编辑可以枪毙记者的文章。这个问题我已经经历了许多次，而且在未来还准备经历许多次。

我在这行业里经历的第一次毙稿是在我刚入行两个月不到的时候。那一次我牺牲了国庆时期的黄金假期，前往某个大学面对面地采访了他们的EMBA项目。那一次采访，以我一个生手同时面对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四个领导者以及管理人员。对方回答的问题无缝可钻，滴水不漏。我既把握不了采访节奏，又被他们的回答带着走。最后的采访记录出来，极其糟糕。审稿编辑立刻就把这篇稿子给毙了。从此给我幼小的新闻理想投下了浓厚的阴影。

此后我被数次毙稿，原因有，文章缺乏整体感；体裁太陈旧，政治有问题、观点随大流等等等等。没有一篇文章是因为“缺乏文采”被毙掉的，这个情况形象地说明了新闻写作当中重信息重观点胜于重文采的特点，也给我带来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印象：新闻媒体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记者不能有自己的风格。

编辑部的矛盾还表现在选题的冲突之上。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关于气候变化和环保的报道，一直想就9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做个纵深报道。但是我把这个选题报到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总是以政治性不够拒绝放在纵深栏目。等到我提出把这个选题放在环保栏目的时候，编辑部又认为，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太严肃，环保栏目应该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环保话题，例如环保新技术或者环保新时尚。

在军事和体育栏目上，很多选题更是无从谈起。以军事为例，我们的头儿不懂军事。如果在选题当中就某个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歼十作为舰载机使用的可行性展开讨论，头儿就会头大无比，立刻把这个话题给毙了，最好一分钟也别多想！从前向晨枫老大约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篇关于二战美军吉普的文章。我第一次推荐失败。隔了几星期之后腆着脸皮再推荐，遭了头儿一顿劈头痛骂，理由是，吉普这个东西太老，我们又没有历史版！2007年《集结号》上演，我又向领导推荐写写《集结号》里的武器，领导回答，这个应该放娱乐版，你去跟娱乐版编辑商量看看。用屁股都想得明白，娱乐版那小妞儿怎舍得用机枪大炮占了她的领地。于是我只好郁闷。当然了，上面说的这些冲突，还仅限于编辑和记者们之间的认知差距问题，在确立媒体整体风格之后，这些麻烦不是不能协调。

如果不是认知差距问题，而是观点冲突问题，事情就很严重了。今年迈克尔杰克逊归西的那一周，经过我的手向两个著名的乐评人约稿。由于篇幅调整和整篇文章的观点协调一致问题，其中一个乐评人的文字被大幅度压缩，观点被修改。这当然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回头人家在我躲在影院里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噼里啪啦来了一堆短信将我劈头臭骂了一顿，害得我只好关手机了事。这事儿怨谁去啊，谁让你把人家的文章给阉了！

另外一件事情也跟我有关。今年中美战略和经贸会谈，请了一位美国的××基金会赞助的学者写了一篇相关稿件。文章当中有一句话，大约是：“如果中美能够结成同盟关系，必然对推动世界走出经济复苏，实现长久和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观点有点弱智，但是我又不好跟头儿明说。后来找了个理由告诉头儿，观点表达太鲜明，代表的是个人立场而不是杂志立场，处理方式：删除。的确删除成功了。这是阉割，不是切割。你把人家画龙点睛的一笔给抹掉了，会招人恨的。但是编辑干的就是这个活。

不要以为这种newsroom politics无伤大雅。一个记者之所以能够提出选题和进行采访，那是因为他在这一块的选题上已经有了积累，下了功夫，甚至连采访对象都已经找好了。你让他突然放弃这个选题，前期工作就会彻底完蛋，而且还会得罪人无数。2008年越南一度发生经济危机。领导指示，可以做一做前期策划。我那个小脑袋转的呀，费了老大功夫，找到了几个在越南的资源，只差在护照上盖个戳儿就可以走人了。这当儿头儿后悔，说了一句，越南的经济危机是个经济问题，财经类记者会安排采访的，你就别管了。我那会儿差点就急红了眼。话是你说的，反悔的又是你，工作都我来做，这不岂有此理么？

从效果上来说，毙选题对一个记者的杀伤效果要小于阉割文章的效果。至于毙稿和阉割么，杀伤力在伯仲之间。同时，我们需要承认，有许多外部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今年8月份我的一次报道，引发了风波，被某个部门强行介入给拿掉了。这一次的打击有够大的，整个编辑部都很受伤。后来没有追究下来，我已经烧高香了。我在去年的地震时期曾经写过一个帖子《新闻人与地震的距离》，说到我们的记者周雅婷在地震现场发回来的那些负面报道。许知远当时很不知高低地将周雅婷的文章提前放在了网上，弄得满城风雨，天知道是不是在真理部挂了号。但是记者在前方发来的文章总不能轻易毙掉吧？那好说，剪刀加浆糊，把周文修改得面目全非。临到头来，文章已经付印之际，老板还是十万个不放心，亲自打电话给印务部门，让他们在输出菲林的时候，把周雅婷的名字给抹掉。对于记者来说，如果这不是莫大的羞辱，又能够是什么呢？你难道说她在现场看到的不是事实？话说回来，还是我原来在上面说的那句老话，在现场，看到了事实。但是不能用道德判断来代替本应有的政治敏锐感。一个记者的道德判断仅仅局限于他所看到的一小部分现实。如果本身没有对事实的全面认识，不如干脆在事实当中寻求某种平衡——这一点是许多西方新闻学所持有的观点，我认同这一观点，但深信，许多西方媒体未必能够做到。即使做到了平衡，也是对现场情况的一种扭曲。尤其是他们所报道的对象是“他者”，是与自身并无密切利益联系的群体。

周雅婷的这个例子，是西方新闻理论里说到的“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的典型表现。我本人所在的媒体是个完全市场化经营的、毫无官方背景的媒体。如果让真理部揪了小辫子，停业整顿一个月，我所在媒体集团几百号人就得统统去给人才市场开party。老板这么谨慎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当我在某大报（其实也是挂着大报名声的小报）里工作的时候，self-censorship也一点没少见。原来我负责写社论，每天早上得跑去找总编汇报社论选题。大概在4月，中铝收购越南矿山，武元甲带头写信到越南党中央表示反对。这事儿是法新社先给捅出来的。回头我们这边的记者知道这么回事儿，打电话到外交部去问。外交部一概回答：不知道！一来二去，总编大怒，吩咐我写一篇社论：外交部的老虎须，今天你给我捋一捋！

那我当天就写了社论开骂。要说明一点，社论背后站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只不过写了这一天社论的初稿。接下来下了班。第二天早上一看，夜班编辑和审稿的主编们早把我的文章改得七零八落。里面骂外交部的话就剩了一句：我国外交部门对此事表示不知情，其原因让人感到疑惑（大意如此）。文章的本意是在骂我们国家的某些部门不作为。后来让接管我文章的编辑们整个扭了个方向，变成我们国家的某些部门应当如何积极应对风波。嗯，有些话，正反两面都说得通。善哉善哉。不过由此我发现我们的总编虽然是个新华社出来的老报骨，踩红线的事情他干得倒是不亦乐乎。只不过背后一群人适时地拽住了他，这里面有《人民日报》评论部来的人，能量够大。虽然大家都有牢骚，“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一套，还是玩得滴溜溜乱转。

这里面就是一个游戏规则问题。有红线，大家都可以踩一踩。聪明的就不会有事，是笨蛋呢就活该倒霉，到一边去yy普世价值去。今年的6月某日是一个著名的纪念日。后来我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儿：国内某英文报纸A成为唯一报道这个纪念日的新闻媒体。这倒不是人家老总通了天，而是在说话的份儿上揣摩透了真理部的心思——比如说，真理部似乎就没有规定在这一天不能发表支持当年PLA英勇行为的报道。那好，咱就照这个话题说下去。纪念日自身的是非留待以后讨论，关键是得出声，让别人记住这一天。但是，另外一个国内英文报纸B的红线就踩错了。这家媒体没敢正面发文章予以纪念之。而是在纪念日过了一两周之后，发了一篇描述现场安保措施的文章，然后在文章里用括号偷鸡摸狗地补上了这么一段：Tian’an Men Square (where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happened 20 years ago).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如何逃得过真理部的火眼金睛！被收拾了才活该呢。不过看官得记着：A报纸没事，鼓励了他们今后踩红线的态度。而B报纸呢，自然呜呜地去哭它的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了。但是可以预测的是，A报纸会一直低调踩红线踩下去，B报纸少不得会找点机会把喇叭对着窗外，吹得全世界都知道，它说话不自由，受迫害。例子么，当年《中青报》的冰点时评是个太明显的案例。光是那一次真理部发飙，让多少个隐藏着的地下普世价值者脱颖而出啊。

除了newsroom politics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本身特有的问题：一个有待渗透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一点对于报道国内新闻的记者来说，直接考验他们的情商和智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的“接轨”，国内的官僚机构逐渐有条件地接近某些媒体。当某些媒体称为“宠儿”的时候，另外一些媒体不免就会受到冷落。我本人相当羡慕《财经》杂志。它的那个头儿胡舒立（应该是前任头儿了）所具备的政治能量堪称黑白通吃，因此她从《财经》出走这一事件，纷纷上了外媒的报道。而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过是个流浪记者，有今天没明日，官僚机构那是根本就不鸟你滴。今年做国庆特刊的时候，为了采访某个国内大学的校长，挖空了心思弄到校长秘书的电话，人家一句话：“校长履新，不宜接受采访。”他仙人板板的，牛逼个锤子么。我在国庆前还面对面采访了耶鲁大学的校长呢。你们两者不同的地方是，你作为国内一流名校的校长，顶着个副部级官员的头衔。耶鲁大学校长可没有。

假如你，作为一个普通记者，选题和文章被枪毙，或者观点被阉割，你可能会产生两种想法：其一，这是你本人的职业素质不过关，没有很好地和编辑磨合；其二，这个社会对你来说约束太多。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又要考虑读者和市场，又要考虑官方爽不爽。许多媒体人的学历不低，产生第一种想法的人不会太多。大多数人产生的是第二种想法，恭喜你，离普世价值者不到30公里了。假如你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看到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并且成功地品尝到了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给你带来的痛苦，你会愈加感到普世价值的可爱和可亲。最后把你打造成为普世价值者的，是托克维尔、哈耶克等等，甚至可能是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的宏论和巨著。林昭和张志新被供起来让你膜拜，让你获得普世价值审美观的作品当中，有《1984》。

最后一点：在普世价值者营造的媒体环境当中，你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态度行为方式，在道德上无可厚非。

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文章开头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们你们干媒体的都是普世价值者？也许是部分回答了吧。剩下的还没写完呢，回头继续奋斗。

• 【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