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 井底望天
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一
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有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与你拥有的财产有关，就是说财产越多的人，自然就会在政治上掌控更多的主导权。因此没有财产权力上的平等，就不可能出现政治权力上的平等。
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他把社会里的各类人像人自身的身体一样，分成了三个社会功能。一个就是你人的各种内脏器官，比如说腹部里面的那些，是生产者，就是说干活的。第二个就是你胸部的肌肉，是保护你的身体的，是保护者，就是俺们说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第三个就是你的大脑，是管理全身，保证你的身体各个部位可以运行，这个就是俺们说的政府了。
因为柏拉图相信，政府管理是一个复杂和困难较大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数的智者才可以担当这个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哲人王。当然这个哲人王，和中国的儒家理想中的君主，作为道德模范还是有些不同，讲的是必须有理性和智慧，自然对政府事务可以提出正确和对大家有利的决定。而且柏拉图认为这些可以为王的哲人和智者，是应该靠教育来培养出来的。
今天的西方学者，一提起自己的文化传承，马上就一杆子就推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了。其实这些古希腊的先哲们，和现在的西方人根本没有关系，所谓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古罗马的共和制度，被装潢成后来西方文明的传承。那简直就是一个穷小子，后来一不小心，发了大财，马上就要找个远古时代的大名人，来做自己的祖宗，一下子就好像把自己变成了名门和贵族了。
中国人谈起自己的文化传承，说起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那可是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得懂的。但是对西方学者声称的文化传承古希腊文明，大部分西方学者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听说有一个叫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而西方的读书人是到了16世纪末期，才有机会看到柏拉图的翻译了N次的著作。
那个时候是因为住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首都的人们，因为被奥斯曼突厥人攻陷，而向西边逃难，为西欧的蒙昧国家，带来了先进的东方文化。这些逃难者，带来的新思想在中世纪的西欧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而他们开始办的希腊文学校，也使得欧洲人对希腊文明开始感兴趣，希腊文化逐渐流行起来。
当然这之前，中世纪的学者们因为不懂希腊文，又没有什么途径接触古希腊的著作。只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这些古希腊先贤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光这些伟大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人家伊斯兰世界，还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比如说伊本西那和伊本鲁世德等等，都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写了不少评论和解释。因此这些著作，就被人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而传回了西欧，马上摇身一变，就成了人家的文化传承了。
其实要说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天主教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思想，尤其是先秦的各种思想。而中国当时的文官制度，就被刚刚开了窍的欧洲思想家们，看成了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完美现实典范，而被西方传教士敬仰的中国皇帝，就成了哲学王的现实模板。
当然今天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记得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启蒙运动，其实是来源于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的文化成果。有意识的隐瞒这个历史事实，然后帮自己扯上一个古希腊远祖，就变成了后来兴起，到了今天仍然占西方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障眼法。而这个障眼法，居然还唬住了不少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人士。
在柏拉图的理想中，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就是精英政治（Aristocracy）。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意思就是由最好的人们来执政。这个最好的人，就应该是哲学王和保护国家的勇士（aristocrats）．可以说，这个思想和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要求这些有头脑、有见识的少数人，可以为大众谋福利。当然柏拉图认为，这个制度只是在理想中，没有可能实现，因此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其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个制度之下，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的最好的制度，就是身份政治（Timocracy）。这个词timo，是荣誉的意思，就是国家由有荣誉地位身份的人们来管理。这个身份，就是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那这个头面是如何来的？有的是靠贵族传承，比如说欧洲，还有东亚的日本，每个出来做首相的都是家族里出过首相的。还有的靠的是宗教身份，比如说宗教社会里的教士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考虑是这种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当然理论上来讲，成为士绅和官员阶层，是每个不论出身何处的人们，都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得到。但事实上大概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有身份的人们，是靠了含着金钥匙的便利，而获得身份的。
这种身份政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就是看你腰包里的钱，来决定你的身份。这种政治又可以叫做财主政治，或者金钱政治，就是在农业社会里，比如说美国早期的地主们掌握政治权力，到后来的工业社会里，现在的资本家们，或者更具体地讲，金融家们，就是华尔街上的那帮货色，控制着美国政治。
然后再下一等的政治制度，叫做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个政治制度，也是少数人为大多数人做主，但是就是这些少数人，不是为大家谋福利，而是要为自己找好处。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精英们，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那么就会比较快变成寡头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你是有钱人来执政，还是穷人来执政，一旦执政的目的变成把自己变成巨富或者保持巨富，来就没有区别了。
当然如果这些寡头，又是被事实上的金钱财团所操控，虽然没有财主政治和金钱政治之名，但其实质确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比这几个制度还要差的，就是民主政治（Democracy）。这个词的Demo指的是大众和cracy就是权力。
当然柏拉图当时对民主政治的一些批判，还是颇有道理。比如说，为了选举成功，政客们会说很多大家喜欢听的假话，和给些一大推无法兑现的竞选诺言。还有就是为了选举成功，基本上所有的政客们都是只看短期利益，而牺牲大家的中长期利益。
不过最让柏拉图担心的，就是无理性约束和没有控制力的暴民政治，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拿少数人开刀。这个预测，倒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的民主国家不止一次出现过。比如说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德国历史上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灭族，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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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的传递上来看，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可以是通过手机的文字、图片和图像的上传，通过Youtube、Twitter或者是各种社区网站，以及各种论坛的方式，可以达到及时性和快速性，客观上打破了舆论界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这些原始信息的解读，则会带来信息的发散性，以及缺少对信息材料的适当解读，从而造成信息的失真性。
而在高速铁路的配合下，大规模的人流的快速移动，是几个人的私人汽车，或者是几十人的长途汽车，和过百人的飞机，都无法相比的。如果1小时经济圈，可以解决的是居住和工作不同地的问题，距离在300公里之间的城市，比如说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因为火车太慢，要3个钟头才可以通勤，而在高铁的速度下，比如说武广高铁的长沙和武汉，大概就是相同距离，却可以在1个小时通勤。
这种速度带来的变化，在于基本上发生在武汉和长沙两个大城市的任何事情，在另外一个城市，都会变成本地的事情。因为这种信息本地化的出现，不光是透过高铁的运作，而快速传递，而且因为大量异地工作和居住人群的出现，也会正确地解读原始、没有经过处理的信息材料，提供比较准确的理解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播的失真度就会减少，而两个大城市之间，发展出来的同城化趋向，也会最终改变两地人民的思维习惯和社会的组织形态，从而为统一的资金、人才、就业等等市场打下基础。
在社会同城化出现之后，俺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地区差异而导致的割裂市场和地方壁垒，就会慢慢地融化掉。而依赖于行政主导的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将会发生一个重大改变。比如说现在的体制里面，你一个企业的员工和地盘，都在同一个政治行政单位之下。除了央企之外，人家的老总可以和你当地政府的领导平起平坐，大概其他的企业，都只有老老实实地比领导。
而当附近城市的同城化出现之后，行政主导的局面可能会打破。尤其是这些城市是跨越行政区的，比如说最近四川省主动要求自己的一些县市，要以重庆作为经济首府，都是这种同城化导致的行政壁垒打破的例子。
在现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上，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华北的太原、石家庄、北京和天津，华东的南京、合肥、上海和杭州，华中的武汉、长沙和南昌，华南的广州、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门，西南的成都和重庆，西北的西宁和兰州，都是这种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在经济和社会上同城化的地方。
这样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什么？这要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去看。比如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地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貌似统一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网络的虚拟人格的关系，由于物资人体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在虚拟世界里面，不是产生意见的同一性，而是更容易因为大家都有发言权，没有人谁谁比其他人更权威的发散性信息源的出现，而导致意见的进一步分裂。
而相对于单一的思维习惯的民族和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和德国之类，因为人家人民的思维本来就是比较一根筋，本来就缺乏思维的差异性，互联网会使人家的一根筋的意见，更显得一致。这种情况，就使得其政治体系中，缺乏多样性的平衡，更加虚弱，而导致政府和国民行为，常常是一条黑路向下走的情况。
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因为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崇尚，加上地域辽阔，人烟相对稀少，而使得大家的思维具有分散性。而原先的运作，是需要集中控制的媒体，通过价值诱导，而达到相对的集中。可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美国舆论界的这个功能，开始衰弱，而且Google对新闻获得渠道的截留，也导致大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减少。
那么美国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个集中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共识，就会变成一个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瘫痪是比较常常出现的结果。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现在就是在美国，给个邮局改个名字，都需要得到60个参议员的同意。
中国在互联网出现后，发生的网民意见的分裂化，曾经让日本的某些学者暗暗窃喜，因为从他们的认知上来看，这种难以整合的意见，其实上会削弱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能力。
而中国政治上的行动能力，主要靠的是现存的民主集中制来完成。这种通过广泛基层意见的民主，然后在精英高层的集中方式，必须依赖上层和下层信息渠道完全畅通的情况下，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虽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在四处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集中方式，所依赖的群众路线，在目前的现状下，有被削弱，甚至名存实亡的地步。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原先那种领导人的调研方式，估计在速度和反应上，已经大大落后于网上的即时状态，其实是为信息通道造成了不对称的交流方式。
俺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其实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可以看到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几次上网自己和网民交流的情况。但这种形式，还是以领导人了解民情，介绍政策和传递信息为主要考虑，并没有解决到网民自身缺乏或者无法达到共识的困境。
而高速铁路网发展的同城化，应该是缩小民意差距，建立社会共识的一个很好的技术条件。
目前大家对高速铁路的争论点，大概都是在经济效益、票价和利润等等上面，而忽视了高速铁路在中国未来社会形态上，会起到的重大改变。
在这个大背景下，看高铁的发展，就应该抛开高铁的效益和亏损之争，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货币注入口，才会真正明白利用这个技术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说实在话，高铁出现之后，在微观上肯定会将飞机和长途汽车的价格拉下来，在宏观上，高铁将中国大城市的辐射力增强，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城市化，将会起重要的推进作用。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明白高铁货币的运用，可以摆脱对高铁初始投资的资金回收这种不了解货币金融的企业经营原则的困扰，而不被高铁亏损论专家们忽悠。那么如何将高铁初始投资割裂，让高铁运营公司轻装上阵，只是在高铁运营和维修费用上，争取可以用沿线车站的商业铺位特租，线路附近的广告牌销售，加上部分高铁车票，仿照飞机的商业舱位票价，来冲销成本，那么在普通车票上，就可以尽量考虑到普通人民的收入水平，而实现低票价。
不过强行把票价订得太低，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何考虑提高中国的农民工等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是正道。这个就要和中国的工业产业升级连在一起，才可以实现了。
家园 精彩 两个大城市之间，发展出来的同城化趋向，也会最终改变两地人民的思维习惯和社会的组织形态，从而为统一的资金、人才、就业等等市场打下基础。在社会同城化出现之后，俺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地区差异而导致的割裂市场和地方壁垒，就会慢慢地融化掉。而依赖于行政主导的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将会发生一个重大改变。
国内强大的制造能力无法全部转化为国民的福利，表现为贸易顺差最后变成一堆慢慢贬值的绿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市场割裂和地方壁垒，内销成本太高！
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群众路线（十） （比较忙，发一篇前些日子写好的）
十
有了这三个条件的成熟，中国应该也必须发展出一套合乎自己国情和文化传承的民主制度来。现在的舆论界，动不动就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来一个独家垄断的解释权，真是亵渎了民主这个词汇。
由于这个原因，俺比较愿意用“民本”，也就是俺们的老祖宗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个思想，要求的是普罗大众的人民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国家，最后才是当政的官僚。
而与这个政治传承一脉相连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政思维，因此把“民本”翻译成“people first”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民本思想，与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算是比较贴切。
要想实现民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时刻警惕，不忘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不是用来寻求小集团和个人的私利，而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虽然说在现在情况下，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正是这种对为政者道德要求的政治正确性，才可以让大家理直气壮地要求对为政者的政风、执政党的党风、和做官老爷的官风进行整肃。在这种政治压力下，迫使政府必须进行实打实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严肃吏治，加重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防止人家给你来个合法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合法化的贪污途径，而侵犯人民的利益。
与中国的民本思维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靠选举制度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俺之前提到的，由于政治运作的法律条文的繁琐化，和系统的复杂化，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客们，往往在具体操作中，并未真正做到好的代议功能，更多的是变成了资本操纵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里不论是美国三权分立中的行政和立法制衡，还是欧洲内阁制度中的行政和立法集中，都有一种和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情形。那就是在选举获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选票，因此说一大堆竞选的诺言，但是在权力到手之后，却是回归到小圈子的利益博弈。
俺在《大国游戏》中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美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就是在两派菜系中派出的厨艺高手出来竞争。你作为选民，要么就选择民主党的大厨，要么就选择共和党的大厨。两位大厨说得眉飞色舞，知道自己的屁话反正最后也没有多少会兑现，而选民们反正也是听之任之，也不太当真，是党派的按照党派立场划线，不是党派的就看老子心情如何，随意摇摆来决定选举结果。
这个过程虽然有缺陷，也还是说得过去。可是最大的问题是，选完了之后的政策实施，则完全是按照自己一系的菜谱了。民主党就是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共和党就是大市场、少税收和少福利，再加上其他的关节点，比如说医疗保险、非法移民、同性恋权益等等，反正是每一道菜都是不同烹调方法。
你说俺们屁民想吃麻婆豆腐，对不起，你的川菜大厨选举输了，你只能吃红烧豆腐。这种选一个领导者，就要接受全盘菜单的方法，其实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而中国的情形则有些不同，是在下一届比较合适的候选人中，挑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选择。但是这位大厨并没有一整套的政策菜单给固定下来，因为俺们看重的不是人家家传的菜谱，而是人家具体炒菜的功夫。那么至于哪道菜该煮给俺们百姓吃，那就要看什么事情引发百姓的共鸣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高层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其实比之于美国的制度，不是说更加优异，但至少是各有千秋。比如说，当美国的总统选出来之后，人家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全是自己的人马，除了在国防部军界缺乏渊源的民主党比较会留任共和党国防部长之外，大部分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时候靠的制衡大概就是国会的多数党派是对手。如果像现在这样，由民主党掌控国会，和前几年那样共和党掌控国会，总统和国会多数党是一党的话，国会里的少数党可以做的就是两个凡是了。凡是你政府要实行的，俺一定会反对；凡是你政府要推翻的，俺一定会支持。
而中国的政治局圆桌会议，更像是一个拼盘，把不同观点和思维的领导人们形成一个集体，通过互相之间的妥协和合作来形成共识。反而比美国总统的独行独断，更显得民主些。
当然俺们要承认，美国的选举制度在底层，显然比现在中国实行的官员选拔制度要合理得多。这也是俺从来不反对在基层政府中，实行选举，以及推荐和公开招聘等多样化的制度。相比较于中国的基层政府，美国的基层政府规模要小得多。虽然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运用改变土地使用权限等等，来谋取合法的私利，但是由于其政府规模小，官员人数少，和权限小得多，因此基层腐败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虽然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首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等等，政府财政里面的“浪费”也比较黑，但是很多小的城市，其贪腐规模要小。相对于中国任何县城都有的县太爷们，以及任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一个小印章在手，嘴脸就比较丑陋的情况，那还是没有法子比对。
如何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推行精简冗员，把部分政府公权回归民间，是中国一定要走的行政改革方向。
在精简政府机构上面，时机的掌握非常重要。比如说在1990年代中期那一阵子，曾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准备精简机构。考虑到那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规模因为转型而倒闭，导致数量很大的工人下岗，这时候在裁减政府官员，简直就是为社会不稳创造最佳条件。
以当时的情形，东北地区的大量工人下岗，生活困难，海外各种势力试图介入，本地的邪教团体也是趁机坐大，仿佛中国历史上的太平道和白莲教一样，地下组织迅速扩大。而当时中国的北方邻国朝鲜，面临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引发了大量难民越境进入东北谋生。同时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又大兴风浪，攻击中国政府没有善待来自朝鲜的难民。这一切，都将中国的社会安稳状态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政府裁员，大概就和崇祯元年整理驿站，裁减政府文员而裁减出来一个李自成相似了。好在中国的运气不错，一方面大力打击了邪教，杜绝了海外有心人士在东北的运作。另一方面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缓解了朝鲜的灾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因此对政府的精简，一定要在民间经济活跃，有利于下岗的官员转型的大背景下才应该进行。否则就是为骚动的民间势力，送出组织人才。
家园 陈冠中写的2013 下半部分何的说法和思路，觉得和您的提法有些像了。
该书上半部和下半部的思路也很大不同，作者的看法也很分裂。
家园 所以我很强调我们是民主国家的现在时，而不是未来时。 就像谷歌事件一样，我以为，外交部就应该将互联网管理宣传成为了保障自由才有的管理。这才是高明的应对之招。这种东西又没什么实质利益，不过是打打嘴杖而已。
家园 我觉得在乡一级搞直选是可行的 乡是政府机构最基层的单位，在这个层级搞直选我觉得成本不高，阻力不大，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政府忌讳的恐怕主要是怕选出来的人不受控制，其实也没关系，体制内人才也不少，就在体制内选。一个乡片的选举可从愿意下基层的青年干部中随机抽选3人以上，由这3人去对乡民进行竞选演讲，提出竞选主张和承诺。再由乡民成立个监督委员会，对胜出者的竞选主张和承诺进行监督........
家园 言重点，基本是书生之见，套用忙总对自己的侃调。 因此对政府的精简，一定要在民间经济活跃，有利于下岗的官员转型的大背景下才应该进行。否则就是为骚动的民间势力，送出组织人才。首先在目前的大背景下，政府机构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精简，在逐级博弈中地方的能量正在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这是无法逆转的。其次，在可见的几年中不可能出现什么民间经济活跃，首先大环境不允许，其次现政府根本不信任民间资本。
家园 民间经济是活跃的 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国存在无数的个体经营户，他们的经营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的生活物资有相当多是小业主生产和销售的，我们的服务行业大多数也是民间的小业主。现政府不信任民间资本？由得他信任不信任吗？资本的生命力量不是任何政府可以控制得了的，除非杀死资本。30年来，我们的经济主要是依靠什么力量发展的？是人民大众蓬勃的追求过得更好的愿望焕发出无穷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创造着历史，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以经营的环境。曾经有安徽人说，他们那里，卖土都会亏本。我问原因。他说他们老家土地广大，有人就开了砖瓦场。于是，乡里和村里的官员们，三天两头来关心工作，中午只好陪他们喝酒，喝亏了本。几次下来，没有人干在本地开工厂，宁愿到上广北打工。我就见到一个木匠在上海开了一家沙发厂，09年竟然经营得不错。
家园 信任民间资本？ 信任民间资本？
咋说法？
家园 官员已经跟民众脱节，下岗不会有问题 Re: 官员下岗，为骚动的民间势力，送出组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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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已经跟民众脱节，福利待遇这么好，普通纳税者心理，肯定不会把他们当作一类人。
就跟工人下岗，农民不会同情他们一样。你让一个下岗工人去领导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农民不是傻子，可能吗？
家园 难说 你看看历届农民起义 里面来自失意地主、官僚的领袖有多少
- 复 难说
家园 TG：社会各阶层轮流承担社会进步的成本 随着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的阻碍；另一方面要也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
TG执政的合法性，让社会的不同阶层，轮流承担社会进步的成本，避免形成固定的利益集团，最终通过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人都从中受益。
TG建国，由地主及资产阶级承担社会进步的成本；
初步工业化阶段，工农剪刀差，农民承担社会进步的成本，工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享受各种福利；
改革开放，工人下岗及农民工承担进步成本；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公务员成为受益者。
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国家要反馈工人、农民，建立覆盖全民的保障制度，比然要让原先的收益者，为社会分担一些进步的成本。
当前社会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时期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上农民起义时期，农民、失意地主官僚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今天的中国，裁减公务员省下的成本，将会用于补充社会最底层农民、工人的社保。
社会已经完全改变，我们不能机械的套用历史。
家园 你这个轮流承担社会进步成本模型比较有意思 不过是否正确还不好说。
前面井大说的是官员下岗会给社会不稳定提供组织人才
这个有很有可能的。
家园 题外话，这次打着手机扫黄的旗号，也可能是行 信息安全控制之实，习也群发短信。 这可能也是7.5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