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开个头 来说说齐泽克 -- 贝石海

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幸存下来的，是宽容的享乐主义, 很容易纳入超我庇护下的霸权意识形态。那么超我是什么？最近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服务单上，我看到：“亲爱的贵宾！ 为了您能享受在本酒店的时光，本酒店完全禁止吸烟。如违反本条例，将收取您200美元。“这漂亮的字句，字面意思是，因为你拒绝享受，所以该惩罚你...超我要强迫我们享受，这反转了康德的话"Du kannst, denn du sollst!"（你能够，因为你必须），变成“你必须，因为你能够”,这就是说，今天的非压抑的享乐主义（我们今天时常面对的挑战，让我们必须一路享乐到底，探索一切形式的享乐）中的超我，处于由允许享乐变成强制享乐之中。这纯粹的自闭症享乐（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达到迷幻状态），起源于一个精确的政治时刻：1968年的解放行动在1970年代中期已耗尽了所有潜力，剩下的唯一选择是直接的，野蛮的行动，朝向真实界的运动，有三种主要形式：探索极致的性快感;左派政治恐怖主义（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等，他们的赌注是，在这个时代，大众已完全陷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困境，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玩不转，只有以直接暴力直接行动达到真实界，才能唤醒大众）；以及转向内部体验的真实界（东方神秘主义）。这三条路的共同点是从实质的社会政治参与中撤退而直接面对真实界。

从政治参与向后政治的真实界的转变，贝托鲁奇的电影也许是最好的例证。这个背叛者，其作品跨度从早期的杰作例如革命前夕，到后期的唯美主义/唯灵主义的自我放纵，例如那部恶劣的作品小活佛。在贝托鲁奇后期讲述巴黎68年的的影片梦想家中，这一跨度完成了完整的循环，故事背景是68年旋风般的事件，两个法国学生（姐弟）同年轻的美国学生成为好友，然而到电影的结尾，朋友们分道扬镳，法国学生卷入政治暴力，而美国学生仍然忠实于爱情以及情感上的解放。

新资本主义精神的胜利成功地复活了1968年平等主义和反等级制度的论述，将自己表现为对公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构的压迫性质的自由主义反抗，穿着随意的“酷”资本家，如比尔盖茨和BEN AND JERRY'S冰淇淋的创始人，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坚持说，格瓦拉，68年符号之一，已变成“典型的后现代偶像”，意味着所有一切，同时意味着空无一物，换言之，他可以象征人们希望他象征的任何事：年轻人反抗威权，声援穷人和被剥削阶层，精神纯洁，乃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企业家精神。几年前，甚至连梵蒂冈的高级发言人都宣称可以理解对格瓦拉的赞颂，因为那代表了对一个人为他人的利益甘冒风险并献出生命的敬意，等等。和往常一样，无害的赐福和它的反面-低俗的商品化，混合在了一起，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最近上市的的“切瑞格瓦拉”冰淇淋，重点推广“吃的体验”，当然的，“樱桃们的革命斗争被压了个扁，因为困在两层巧克力中间，让他们的味道在你嘴巴里永垂不朽吧！”在这种切已经成为一个中性商品标志的见解之中，有一种绝望的味道，最近的一系列新书警告我们说，他同时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策划了1959年古巴的清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对资本主义新的反抗在世界各地出现之时，这些警告也出现了，将这一偶像再次变得危险起来，以“波兰部长要禁止列宁，格瓦拉的T恤”为标题,欧洲新闻2009年4月23日报道说,波兰的平等部长想要扩大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的禁令，包括书籍，衣物和其他物品。”

那么多年看下来，就是一套东西翻来覆去地解释，脱离实际，喋喋不休，渴望别人爆发精神原子弹。他就是对美国和西欧的评论，也是抓住一些新闻报道的只言片语来空发议论，就不要说对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了。

他曾得意洋洋地称自己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上），而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所产生的。

最后一个真实的悲剧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两部关于他的优秀电影（奥利弗斯通的尼克松和最近的对话尼克松）表明，他虽是个骗子，却是个理想抱负和现实行动的差距的牺牲品，他经历的是真实的悲剧性下台。随着罗纳德里根（以及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登场，总统这个形象进入了新的时期，成为后伊底浦斯的，“后现代”的“不沾锅”总统形象，甚至不再有人期待他坚持自己的竞选主张，也因此让批评沾不了身（回忆一下每回当里根在公众之前露面，记者们历数他的不是之后，他的支持率是怎样反而上扬的）。这种新型的总统将（看似）天真自发的脱口而出与最无情的操纵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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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层面，这种新精神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主义”精神，我们购买商品既不是为使用也不是为身份象征，我们购买商品是为得到商品所提供的体验，我们消费，好让我们的生活显得快乐和有意义。这个三重结构不得不让人想到拉康的RSI三重结构论（R真实界S象征界I想象界）：直接效用是真实的（良好的健康食品，汽车的质量等），身份地位是象征的（我买某种汽车用来象征我的地位，凡勃伦的视角），快乐的有意义的体验是想象的。在保罗范霍文反乌托邦的影片全面回忆（Total Recall）里，某个机构可以把一个理想假日的记忆输入到大脑里，人们甚至不再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做真实的旅行，这种方式更可行，更便宜，只需购买旅行的记忆就好。此原则的另一个可能，是在虚拟现实中来体验理想的假期，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体验，那为什么不只直接追求体验就好了呢，把笨拙又绕远路的现实跳过去？消费是应当维持生活品质的，消费的时代是“有品质的时代”，而不是异化的时代，不再是那种仿效社会塑造的生活模式的时代，不再是恐惧在互相攀比中落后的时代，而是真正满足真实自我的时代，用感性的方式操控体验的时代，通过参与保护生态和慈善活动来关心他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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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也正是我们购买有机食品的原因？有谁真的相信快烂掉的可又价格超贵的“有机”苹果真的比非有机品种健康？问题在于，购买和消费不仅仅只是购买和消费这样简单，我们在消费的同时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在展示我们有能力去关心，在展示我们的全球意识，在参与一项集体事业...... 对“新资本主义精神”最新的科学的阐释就是一个新教导-“快乐学”的产生：在我们这个灵性化的享乐主义时代，生活的目的直接定义为快乐，为什么焦虑和抑郁症患者的人数却在暴增呢？正是这种快乐和享受的自我毁灭之谜，使得弗洛伊德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恰当。

贝卢斯科尼这个人物，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的领导人，这个事实是太关键了，因为今天的意大利实际上已是一个我们的将来的试验场。如果我们的政治场景分为自由放任的技术官僚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贝卢斯科尼的巨大成功，在于他把这两者结合，同时抓住这两个方面。有争议的说是正是这种结合使他没有了敌手，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剩余的意大利“左派”也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他的份。他执政的可悲之处，就是人们将贝卢斯科尼当作命定一样默默地接受了：其民主，是在犬儒主义和丧失斗志氛围之下的不战而胜。

是什么让贝卢斯科尼，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如此有趣，他作为本国权力最大的政客，其行为越来越无耻：他不仅无视和压制了对据称支持他私人商业利益的犯罪活动的法律调查，他还系统地破坏了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基本的体面。古典政治的尊严是立足于从民间社会特定利益游戏之上的提升：政治从公民社会中抽离出来，相对于以个人利益冲突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政治作为理想的公民空间来体现。贝卢斯科尼有效地废除了这种提升：当今意大利，资产阶级冷酷和公开地利用国家权力来保护贝卢斯科尼个人的经济利益，以在电视机前的千百万观众面前一出粗俗的真人秀的风格，来洗清贝卢斯科尼的个人婚姻问题， 国家权力正是直接在这样的资产阶级基础之上来行使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12/60472.html

资本主义的界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在南大的讲座其中有一讲就是这个题目，内容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 上海讲座

http://www.xici.net/b157506/d55671405.htm

我们认识到虚假的“人性化”的问题， 我们更应该大胆的把这个认识扩展出去，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基本集合形式，到作为社会（种族，生活方式，性别，宗教...）基础的象征材料。康德对理性之“公共的”和“私人的”运用的区分有很大帮助： 各种形式的“身份政治”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的关注点在“私人” 的身份,最终的关注是私人身份的宽容和渗透，从而拒绝任何的普遍性，拒绝任何区隔整体领域的特性，把普遍性当作是一种压迫。与此相反，保罗的普遍性则是一种斗争形式。保罗说，“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也没有男人或女人...，”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同在幸福的人类大家庭，而是说有一个更大的区隔在那里，使的所有的特殊身份毫不相关：“没有希腊或犹太人，没有男人或女人...只有基督徒和基督徒的敌人！“或者，像我们今天要说的：只有为解放而斗争的和反动的，只有人民和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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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应对来自北非和东欧的非法入境问题，这是“防备你的邻居”的当代版本，就像给了吉奥乔阿甘本的非常状态理论一个讽刺的回响。后来更施行了力量展示，8月初，意大利政府派出4000名武装士兵，控制大城市的敏感区域（火车站，商业中心...），提高了公共警戒水平。并且已经有计划要动用军队来防范强奸犯罪。关键要注意的是，这次紧急状态，是在没有发生任何大事件的情况下实施的：是当生活还在正常进行中的情况下实施的...全球发达国家不是正在走向这样一种状态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紧急状态（防范恐怖主义威胁，防范移民等）成了必要的举措，只是为了保障事物的正常运行。

过去的几个月，自教宗以下的各路公众人物，频繁发出禁令，来反对过度贪婪和过度消费的文化。这种廉价道德的可厌景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掩饰行动： 把铭刻在这个体系中的扩张冲动，变成是个人罪恶的问题，私人心理倾向的问题。自我推动的资本流通前所未有的成为我们生活最终的真实，成为一个野兽，我们无法控制它，因为它控制了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在最明显的危险之前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巨大的拜物教否认：“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面临的危险，甚至知道最后必然崩溃的结局，但尽管如此，我可以将崩溃再推迟一点点，再承受多一点点风险，一直无休无止下去。”这是自我致盲的非理性，和下层阶级投出损害自己的利益的选票的那种非理性是严格相关的，是又一个对意识形态的实际力量的证明。人们并不眼盲,是意识形态使人盲目，就如同爱情使人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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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时代总是说已经后意识形态了，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否认只不过最终证明我们已比以往更深的陷入了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总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其中一项斗争就是，反对盗用传统的斗争。我们困境的最明显迹象之一，自由主义盗用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动作。 最近，亨利路易斯泰勒说：“每个人知道，就算再小的小孩都知道马丁路德金，都可以说出他最著名的时刻,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除那一句话以外，没有人能讲出更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这个家伙有一个梦想。我们不知道那个梦想是什么。”在1963年3月进军华盛顿，接受人群的欢呼，被称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领袖”之前，金曾走过漫长的旅途。为追求种族隔离之外的事业，他失去了很多公众的支持，并逐渐被当成一个贱民。正如Harvard Sitkoff所说的，“金关注贫困和穷兵黩武的问题，他认为，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种族之间兄弟相称，而是事实上的平等，至关重要：用巴迪乌使用的字眼来说，在他死前那个时期，金追求的是“ 平等的公理”，远远超出种族隔离的单一事业：他搞反贫穷和反战运动。他曾公开反对越战，当他1968年4月在孟菲斯被刺杀时，正是在支援环卫工人的罢工。正如Melissa Harris-Lacewell所说，“跟随金意味的不是跟随大众的道路，而是不受欢迎的道路。”

注意“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说法：理性的问题可以有技术的解决方案。 （又一个大错特错的说法：当面临生态问题的时候，需要的是作出选择和决定，生产什么，消费什么，依赖什么能源，这些都最终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这不仅不是技术的，而且在最激进的意义上关系到基本的社会选择）所以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用技术术语来展示的，甚至不是作为一门科学，单单只是作为一个管用的事物来展示：它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理由，因为它的成功就是足够的理由。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反面，社会主义有个指导书：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没有哲学主张的系统，哲学可不追求幸福。只有一句话：看，资本主义好用：如果人们想要过的更幸福，最好是用资本主义机制，因为它管用。效率是唯一的标准。

这个反意识形态的描述，当然，是明显错误的：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中立的社会机制，这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描述在一点上是真实的，那就是像阿兰巴迪乌说的，资本主义是不讲生活意义的文明。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将意义去总体化的社会经济秩序。它在意义层次上不是全球的（没有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没有“资本主义文明”，全球化的基本教训正是，资本主义可以被一切文明所容纳，从基督教到印度教和佛教）。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只能够在“没有意义的真理”这一层次才能够阐述，是全球市场机制的“真实界”。这里的问题并非如Sorman（注：可能是指Guy Sorman，法国学者，活动家，曾著有批评中国的Empire of Lies: The Truth About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说，现实总是不完美的，人们总是要梦想不可实现的完美。这里的问题在于意义，正是在意义的层面，宗教正在重新发明自己的角色，重新发现它的使命，那就是在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机器的运作中，确保人们的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救市计划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式”的举措，这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诞生吗 ？假如是的话，那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一“社会主义”措施，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帮助穷人，而是帮助富人，不是帮借债的人，而是帮放债的人。为拯救资本主义，就可以将银行系统“社会化”，这是个莫大的讽刺 。社会主义是恶，然而，如果社会主义能够使资本主义稳定，它便不再是恶。 （请看这里的对称性：在今日的中国：以同样的方式，共产主义者正在用资本主义来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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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当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左派本身。如果左派无法提供一个可行的全球方案， 每个人都将再次看到左派的无能为力。这次是左派被搞得措手不及。就好像最近发生的事件是一个计算好的冒险，正是用来展示左派的无能的，即使在这毁灭性的危机时刻，看不到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Thamzing"是文革中的一句藏语，自由主义者的不祥之音："Thamzing"的意思是“批斗大会”，一种群众大会，对某个个人的批判和斗争式的讯问， 通过他/她的忏悔和持续的自我批评，来进行政治再教育。也许需要给今天的左派来个长长的“批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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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用老旧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描述之，在当前的危机之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就是加强一种叙述，不是将危机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而是归咎于次要的和偶然的差错（比如过于宽松的法律监管，大金融机构的腐败，等等）。同样，在“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为了拯救社会主义思想，便声称“人民民主”的失败，是一个假社会主义的版本失败了，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失败了，等等，这样就只需要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做激进的改革，而无须推翻和废除它。不无讽刺的是，意识形态家们曾嘲笑这种防御方式是个幻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才是该责怪的。现在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却又都采取了同样的防御方式：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破产了，只是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版本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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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喜欢历史化：任何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都是历史的，偶然的，相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除外。曾经有过历史，但现在不再有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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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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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封建主义”替换为“社会主义”，对于今天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以上论断仍然成立。

在“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那“过去的好时光”，曾有一个笑话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流行，来说明他们的抗议之举是如何徒劳无功。15世纪，俄国被蒙古占领，一个农民和妻子走在尘土飞扬的乡下路上，这时一名骑马的蒙古士兵停在他们身边，士兵告诉农民，现在要强奸他的妻子，还说：“不过，鉴于地面尘土很多，我强奸你妻子的时候你必须拿住我的睾丸，这样就不会弄脏！”等蒙古士兵做完了事，上马走了，农民开始欢呼跳跃。他妻子惊讶的问：“我刚刚在你面前被残忍的强奸，你怎么还欢呼跳跃？ 农民回答说：“可是他让我给玩了啊！他的蛋儿上都是土！”这悲惨的笑话揭示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他们还以为给了党的当权者重重的打击，其实不过是给当权者的蛋子上搞了点土，而统治阶级还是继续强奸着人民。

今天的左派批评家可不正处在类似的处境吗？ （那些个新词儿，我们可以列出“解构”或“保护个人自由”，永远只能小小地把当权者搞脏一下）1936年，在萨拉曼卡大学著名的对峙中，乌纳穆诺调侃佛朗哥分子："Uencerefs, pero no convencerefs"（“你可以赢，但你无法令人信服”），今天的左派面对旗开得胜的全球资本主义，就只能说说这个了吗？难道左派注定要继续这样的角色: 把那句话反过来说，你可以令人信服，但你无论如何都是输，（尤其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解释的令人信服）。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怎么样才能更前进一步。我们的Thesis 11(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应该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左派批评家至今为止只是成功弄脏了当权者的蛋儿，而真正该做的，是应该把他们给剪了......

《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是齐泽克09年出的新书，今天起准备陆续摘一些句子出来，和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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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的12年前，1989年的11.9，柏林墙倒掉了。这事件似乎宣告了无忧无虑的九十年代。福山“历史的终结”乌托邦，相信自由民主已经原则上胜出，全球的自由社会指日可待，相信通向这个好莱坞大团圆结局的障碍只是经验主义的和偶然的（只有地方性的零星抵抗，头儿们还没意识到完蛋的日子就要来了）。结果911来了，一切刚好相反，911象征了克林顿时代的终结，并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墙出现在所有地方：墙出现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出现在欧盟边境，出现在美墨边境，同时也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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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论及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眼中他还意味着什么，真正要问的问题正好反过来，那就是:在他眼中我们是什么，在他眼中我们当前是什么形势，我们的时代在他的思想中将会如何呈现。此原则同样适用于共产主义，不要去问这个明显的问题“共产主义思想今天还有意义吗，还可以作为分析和政治实践的工具吗？”应该问相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困境从共产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是如何？” 这其中有“旧”和“新”的辩证法：，恰恰是那些不停创造新词儿（“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 “后工业社会”等等）来解释今天的人，没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新”。要把握什么是真正之“新”，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透过“旧”之中那永恒之物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如果共产主义真是一个“永恒”的理念，那么它就是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即它之所以永恒，不是因为它有一系列抽象普遍的功能，用之四海皆准，而是说，它必须要在每一个新的历史形势下重新发明自己。

很有趣啊:)

先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