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上尉

拜科努尔发射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在太空计划初期，拜科努尔是一个十分适合测试人类耐力的地方。发射场占地2000平方英里，坐落于沙漠深处，蝎子、毒蛇和毒蜘蛛在这里随处可见。我曾经亲眼见到一名年轻技术员被蜘蛛在脖子上咬了一口，两分钟之后他就死了，我们却无能为力。

尽管这里气候极端恶劣，为先期航天员和常驻工作人员修建的宿舍质量却很差。这些小砖房都是按照莫斯科的建筑标准修的。几年之后基地建设总负责人得到了嘉奖。我要是说了算的话他活该受罚。

飓风一样强劲的寒风能把冬天的温度降到零下40度，雪化了之后，无休止的强风卷着沙粒抽打着建筑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毛巾堵住门窗的缝隙，但就算这样粉尘依然在房间里弥漫，落在我们的衣服上，眼睛里和饭菜里。到了夏天，温度则一路上升到40至50摄氏度。晚上睡觉为了降温我们不得不用湿床单把自己裹起来，然后屋外的昆虫都会被湿气招进来。慢慢地各项设施都有了改进，但是对于第一代航天员来说，呆在这里就是受罪。

基地地点的选择很合理：莫斯科东南1300英里，咸海以东100英里，塔什干以西500英里，此地接近赤道，火箭发射时可以获得最大推力，因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速率最快的地方就是赤道，可以给火箭带来额外的速度。

尽管发射场的名称是拜科努尔，但它并不位于拜科努尔市里，而是在城市西南200英里。（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名不副实是为了迷惑西方的情报部门）不过美国的间谍飞机，例如加里.鲍沃斯驾驶的那架，经常在这里的上空游荡，试图确定准确的火箭发射地点。地偏人稀的环境保证了拜科努尔基地的安全性。1960年的火箭爆炸事故如果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的话伤亡还要惨重。

灾难发生四年之后，我们的太空项目已经完全回复了元气，而且更胜以往。紧跟着加加林的任务和随后五次“东方”任务，我们在1964年10月成功发射了第一艘“黎明”飞船，搭载三名宇航员绕地球飞行了16圈。西方对于我们的多人飞船既嫉妒又羡慕。

当时，美国人的第一代“水星”飞船一次只能送一个人进入轨道，而黎明系列本来就是为双人搭乘设计的，它的改进型号可以搭载三人，这使我们在太空竞赛中领先了一步。

我和我的任务指挥帕维尔.巴亚耶夫（Pavel Belyayev）一起接受了两年密集训练。帕沙是我在航天员圈子里除了尤里之外的另一位好友。当时有些参与项目的人员希望叶普金尼.克鲁诺夫（Yevgeny Khrunov）来指挥这次任务，其中包括好几位医生，因为巴亚耶夫曾在几年前一次跳伞事故中摔断过腿。不过我很为帕沙说了不少好话，因为我认为他的能力比克鲁诺夫强。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更久，对他更信任。最终他们同意了，尽管克鲁诺夫对此很有意见。

除了太空船导航方面的密集训练之外，我们还着重对出舱行走的所有环节进行了尽可能逼真的模拟演习。太空行走的预计时间是十到十五分钟，但是把进出气密舱的时间都算上则需要一个小时。每一秒钟的练习都必须在失重条件下进行，这一点既费时又费力。

在地面上的实验室里没办法模拟失重环境，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一架改装过的TU-104里进行训练，这架飞机可以以1000公里的时速进行一系列的抛物线飞行，每次下降可以模拟30秒的失重状态。失重时间即短又不连贯，意味着为完成历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出入太空船和太空行走练习，飞机需要爬升200次。

我们要针对所有能想到的紧急情况进行训练，其中包括我可能在太空中神志不清。之前从没有人进行过太空行走，所以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如果真出了这种事，帕沙就得出舱救我。训练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后备组员的指挥官在训练中得了轻度心脏病，不得不找人替代。

不久前，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转向，1964年10月13日，黎明1号的乘员从轨道返回的当天，他们收到了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疗养地发来的祝贺电话，十天以后被召回莫斯科并遭到了解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成为了一把手。权力的轮替对太空计划没什么影响。尽管赫鲁晓夫一开始对太空项目不太热情，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太空探索方面的领先地位带来的政治资本，因此成为了太空项目不遗余力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尽管要求太空项目赶进度的压力很大，但是政策是在进行特别危险的载人任务之前要先发射无人飞船。黎明2号就属于这种任务，所以在三月中旬的预订发射期之前三周，我们在拜科努尔发射了一架无人原型飞船，结果爆炸了。爆炸的原因是地面发送的指令混乱，触发了飞船的自毁系统。安装自毁系统的用意是避免飞船失去控制在人口密集地区坠落。

此时我和帕沙以及绝大多数高级技术人员——其中自然包括总工科罗廖夫本人——都已经来到了拜科努尔。爆炸前一个小时，科罗廖夫刚好到招待所来看我和帕沙。他看上去十分疲惫。他最近身体不好，正在经受由肺部感染引起的感冒。但什么都阻止不了他和我们谈工作。当天晚上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选择。

“无人任务搜集的所有数据都遗失了，”他说，“我们只剩一架黎明飞船了，这是为你们准备的。如果我们用这艘飞船再进行一次无人任务，罗沙，你的任务至少要后延一年，到那时替补的飞船才能建好。”

“一切都取决于你。我没法告诉你该做什么，”他接着说，“这种事没有标准答案。任何准备都无法让你的任务万无一失。风险是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选择权在你。”

然后他很不经意地提起了美国宇航员埃德.怀特要在五月份进行太空行走的事。

他很清楚要如何挑动我们的好胜心理，也一定早已预料到了我们的答复。我们可不想耽误一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1965年2月的那个晚上我们满心自信，感觉所向无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哪怕有风险。

大卫.斯科特

1963年11月22日，我正在西雅图参观组装X-20的波音工厂。这是我离开爱德华前往NASA前的最后几周。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得知肯尼迪总统遇刺了。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我以为总统的安全肯定不成问题。从我记事时起，我们的国家还没发生过这种事，谁也想不到，这只是接下来好几年里一系列行刺事件 的开端罢了。

震惊过后，希望破灭的情绪弥漫了开来。在他的三年任期里，肯尼迪成了一位活力四射、深受欢迎的总统。尽管没投他的票，我依然十分佩服他，尊重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这是振奋人心的几年，美国在社会和科技方面都进展神速。这种进步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整个国家都有奔头。肯尼迪尤其为太空领域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他是NASA最有力的支持者，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是他的热情与决心使许多美国人相信我们应该赢得登月竞赛。

但是达拉斯的枪声让整个国家的脚步戛然而止。我当时还没怎么想太空项目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当时太空计划已经很有规模了。国会也终于批准了NASA要求的拨款。但是这笔钱是一年一算的，而我们必须保证总统和国会都继续支持我们。林登.B.约翰逊很快就任了总统，幸运的是，他也是NASA的坚定支持者——肯尼迪的许多太空政策都是由他具体执行的。

太空项目将会继续，但是十一月的那一天，对于我和其他所有美国人来说，所有的钟都停了。我们终止了一切行程，立即返回了爱德华。

和其他人一样，我在电视上观看了肯尼迪的葬礼。约翰逊将NASA的发射中心和卡纳维拉尔角改名为肯尼迪中心和肯尼迪角的一幕十分感人。不过随之而来的种种猜测和阴谋论引发了人们对苏联进一步的不信任。（即便是在沃伦委员会最终宣布唯一凶手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之后，他曾在苏联呆过的事实还是让很多人相信苏联是行刺事件的幕后黑手。）

几周之后我居家搬到了德州，开始了在NASA的训练。国家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我们在1964年1月来到休斯顿的时候，这里兴奋的情绪几乎触手可及。

一切都是崭新的。载人航天中心的建筑群位于休斯顿以南25英里处的海湾地区，此时仍在施工中。这附近有个湖叫清湖（Clear Lake），水很混，一点也不清。这里几年前被飓风“卡拉”袭击过，一蹶不振了很久。地上还有几棵大橡树，但除此之外都是荒地。但是航天中心，或者MSC，给人以新建成的大学校园的感觉——整洁美观，现代化的建筑，平坦的道路，等等。新住宅区不断落成，先行七人和第二批九名宇航员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这里安了家。其中一个住宅区起名叫清湖城，我们这些新来的基本上都在这里租房住。

我们刚到休斯顿，那些有部队背景的人就不得不把制服收起来改穿便装。对于像我这样一心想在军队里谋发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人人都因为能参与太空计划而感到兴奋，忙着彼此介绍。我们第一次作为一个集体亮相是NASA在休斯顿开记者招待会介绍第三批宇航员的时候。我们彼此熟悉了一下对方的背景，有人是海军出身，比如迪克.戈登（Dick Gordon），C.C.威廉姆斯（C.C.Williams）是陆战队出身，罗斯蒂.施威卡特（Rusty Schweickart）和沃尔特.康宁汉姆（Walt Cunningham）早年当过空军，不过后来退伍了，加入NASA时的身份是平民。

不久我们在迪克.戈登的家里开了个大派对，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第一次完全放松了一下。我们的妻子也都来了，她们中的大多数之前彼此也没见过。她们在一边讨论落户的问题，我们则听迪克谈论我们作为宇航员的新事业。

迪克整天脸上都带着笑。在最初一段时间他是我们这群人的非正式领导。他是彼得.康拉德的密友，彼得比我们早来了一年，所以他可以和我们分享许多从彼得那里学来的经验。我们谈到了训练头几个月的注意事项以及双子星计划的一些内部情况——第一次载人的双子星任务还要再过一年才能付诸实施，而阿波罗计划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入选人数之多，令我们全都感到惊讶。毕竟双子星计划只需要两个人，而阿波罗计划似乎还遥遥无期。

当天晚上的气氛很融洽，我们知道日后还会有激烈的竞争，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

空军和海军飞行员经常彼此较劲。我们拿海军飞行员开玩笑，说他们不会平稳着陆，因为他们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很慢而着陆很猛。他们则笑话空军对跑道的需求长得不像话。不过我们在休斯顿的第一年彼此就很热络了。

自从我们的名字传出去之后，休斯顿的每一个居民社区都想请我们去做客。人们的支持甚至到了难以招架的地步。关于先行七人的热情已经逐渐散去了，但我们依然受到名人一般的待遇。

所有的银行都希望我们在他们那里开户，所有的汽车经销商都希望我们从他们那里买车，对于先行七人来说，拥有一辆拉风的好车是件很严肃的大事，他们的首选都是雪佛兰Corvette，但是我把我的奔驰190 SL从欧洲装船运了过来。萝坦和我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们又买了一辆比较稳重的雪佛兰房车。

不过我们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安家落户。我和泰德.弗里曼谈了一下，他也是第三批受选人员之一，又和埃德.怀特谈了谈，他是第二批。埃德在艾尔拉高（El Lago）有一间可爱的房子。他告诉我们在航天中心南边清湖附近有个叫拿骚湾（Nassau Bay）的地方，马上要建成一片新的住宅区。当时公路还没有修通，但是埃德和我还是驱车过去看了看，我们都觉得这地方不错。于是我们各选了一块地皮并聘请了各自的建筑师。萝坦和我决定修一栋单层L型牧场风格的房子，要有三间卧室，一间屋顶高挑的客厅，还要有个漂亮的后院。这里和爱德华的简易宿舍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拿骚湾除了几家杂货店之外没什么别的设施，而且离休斯顿太远，不能经常进城。孩子上学也很不方便。但是这里逐渐发展了起来，最后甚至有了一家游艇俱乐部，俱乐部里面还有个小游泳池。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NASA的雇员，不过这里并不是NASA的专属住宅区，也有很多和太空项目完全不相关的住户，这种感觉很不错。我们有些邻居为IBM或者附近的大学工作，很多人家都有孩子，环境很融洽。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没成家，也没有在地方环境里生活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刚到休斯顿《生活》杂志就和我们签订了独家访问的合约。自五十年代起《生活》杂志就获得了对宇航员生活的独家报道权，先行七人签的合约很值钱，我们相比之下就差多了，一年大约只有一万美元。不过这笔钱也很可观了。我加入NASA时拿得是空军上尉的工资，在整个太空计划期间我的工资都是空军发的。工资和军衔直接挂钩，对于平民来说，则以他们服役时的军衔为准。所以我们的工资相差还是挺大的。

《生活》杂志不止给我们提供外快，还把为数众多的其他媒体挡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之外，这意味着我们的妻子儿女清净了许多。这么多年来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父亲昨天还是公众焦点今天就无人问津。接受了任务的宇航员家的孩子经常遭到记者和摄影师的尾随。任务一完成记者们就会抛下他们另找下一个目标。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第三批受选人员就像新搬过来的孩子一样，有什么好处都要排在头两批人后面，包括驾驶NASA名下的数量有限的T-33的机会。不过随着先行七人中的一部分在完成了水星计划后开始离开NASA，我们的地位也开始向上移动。

约翰.格伦是第一批离开的人之一，他在1970年投身竞选公职，并于1974年成为了他家乡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我们最早接触的课程之一是野外求生，以防万一我们要在计划外的环境脱离太空船。所有双子星和阿波罗任务都从北纬28度的肯尼迪角以南发射，落点则是太平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考虑在寒带求生的问题。我们的训练集中在丛林、沙漠和海洋求生方面。

丛林求生的课程是在巴拿马的空军热带求生基地进行的，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搭棚子，如何砍倒棕榈树来吃树干里面的芯。我们吃棕榈芯很快就吃腻了，于是我们又学会了如何捕捉并烹饪鬣蜥，我花了三天时间才抓到一只鬣蜥，所以它的味道很好。空军求生手册上写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拱的，大多数生物都是潜在的食物来源。”不过我只认棕榈和鬣蜥。

海上求生课程更靠近本土。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在墨西哥湾里给救生艇打气，以及使用阳光蒸馏器来从大海中获取淡水。沙漠求生的地点在内华达，那里白天气温足有130华氏度。我们白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看小说，好尽可能保留水分。

沙漠的晚上很冷，也很美。四周如此静谧，星星是如此耀眼。我和罗斯蒂.施威卡特一组训练，他也是麻省理工的学生，还是天文学方面的专家。他很聪明，在之后的训练中他还发明了一套记忆法来记住黄道星座的顺序。

我们在沙漠的夜晚一边辨识星座一边谈天，谈人生，谈太空，谈家庭。罗斯蒂的文化修养很深，我很高兴有他作伴。我们的孩子年纪差不多，关系尤其好。日后我发现我的女儿对罗斯蒂家的双胞胎小子有意思时我们都忍俊不禁，他们当时大概九岁。

完成了基础训练课程之后，我们走访了全国各地许多承接太空计划订单的设计及组装机构。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最主要承包商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公司，我们简称麦克德克，它位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我们还去了阿拉巴马的汉斯维尔参观马歇尔航天中心，了解航天器研发的进展情况。最后还去了肯尼迪角参观发射场地。

回到休斯顿之后，工程师向我们讲解不同航天器的操作原理。此外我们每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特长给其他航天员上一课。由于我在麻省理工的经历，我承担了导航和制导的课程。我们还学天文，火箭原理，数字计算机甚至还有地理——上课的时候每张课桌上都摆着一箱石头。由于老师水平很高，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学科。但是在最初几堂课上我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和查理.巴塞特（Charlie Basssett）讨论下一次驾驶飞机是什么时候的事。

在整个太空计划期间，我们一直能接触到性能最好的喷气机，因为我们必须保持飞行技术不生疏。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事，我总是能多飞几回就多飞几回。

NASA手底下有四五架从空军借来的T-33，还有几架自己的F-102三角翼。这款飞机以其“可乐瓶子式”的机身外形而知名，这种中间收缩的外形有助于减少阻力，实现超音速。

F-102是经历过前线考验的战斗机，只有之前飞过的人才有机会接触。从欧洲到爱德华，我已经把世纪系列（Century series）的飞机基本飞了一遍，所以我在合格名单上榜上有名。查理也是一样。我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和他一起飞行的经验很愉快。

和大多数有军方背景的宇航员一样，我在NASA服役的时间是三年。我一位我会先进几趟太空，然后继续回去开战斗机。但是我们刚到不久政策就改了。随着太空计划复杂程度的逐渐明晰，我们在NASA的服役期也没了截止期限。后来NASA为阿波罗计划原定的人手不够了，不得已又招了两批人。

当我得知我们在NASA的服役期被无限延长的时候并没为爱德华而感到多么伤感。一到休斯顿我就完全被太空迷住了。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生活》杂志刊登了一条十分有趣的新闻：杂志社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向第一批七名美国宇航员支付50万美金，换取对他们个人生活的优先报道权。

我们的工资在扣除党费之前是每月五十到六十卢布。由于私人严禁持有美元，所以没有官方的汇率。不过在黑市上一美元能换大约六十戈比。所以我们的工资大约是100美元一个月。

我对美国宇航员的动态一直跟得很紧。我们能接触到美国科学期刊上的许多详细文章，还可以通过定期的情报传达会获得信息汇总。这样我们就能事先得知接下来要上天的是谁，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生活》上面的文章尤其使我着迷。我知道每一个美国宇航员的名字和家庭情况，他们和家里人在宽敞美观的公寓前面休憩的照片随便找找就是一大堆。

我们对此稍微有点眼红。当然，我们自己和我们家里人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孩子了。我的女儿维多利亚是在尤里上天后几周出生的，尤里也有个小女儿，我们两家人走动得很勤。航天员是一个紧密的集体，什么事都由大家共同决定。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星城的宿舍楼应该修成什么样子。独门独院的结构一上来就给否决了。我们决定按苏联的方式过集体生活，修两栋连体高层公寓，中间修个公共大厅，好进行各种联谊和庆祝活动。我们觉得自己会永远年轻，希望能够一直呆在一起，就像大学学生一样。

纪律问题也是由我们内部解决的。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例会一致决定，严重违纪人员要自行请辞。

这项决议很快就受到了检验。

有一天晚上，四名航天员，格里高利.奈尤波夫，马斯.拉菲科夫，瓦伦丁.费拉特耶夫和伊万.安尼卡耶夫，一起在奇卡洛夫斯基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这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四个人越喝越来劲，越喝话越多。最后他们和服务员动起手来，结果饭馆经理给当地兵营打了电话。

“好了，各位，该回去了。”派来的军官这么说。

奈尤波夫回敬道，“闭嘴，没你的事。”

他的无礼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这位军官的级别很高。

“你如果在明天早上九点之前不来向我道歉，你的麻烦就大了。”军官警告道。

第二天早上，四个人都被总指挥叫到了太空中心。我们得知此事后立刻在当晚开了个内部会议。会开得很短。我们就这四个人是否应该请辞进行了举手表决。结果毫无悬念，就连四个人自己都举了手。那是很难过的一天，这四个人都是优秀飞行员，经过重重严格选拔才走到今天。这一下他们全都给打发回空军去了。

其中两个人的命运尤其奇特而悲哀。安尼卡耶夫有一天晚上去参加聚会，车钥匙让人偷了。小偷偷了他的车急着脱身，结果压死了人。于是小偷又把钥匙放回了他的口袋。随后他被送进监狱关了一年。他最终回复了清白，但是再没开过飞机。

奈尤波夫的故事更惨，他后来被分配到远东的车尼斯科瓦（Cherniskova）当试飞员，依然不守纪律。有一天晚上他在暴风雪中沿着铁轨赶路，大衣的领子竖到了耳朵。结果他没能听到身后火车的声音。一节车厢向外伸出半截木板，打中了他的头，他当时就死了。

我去给他上过两次坟，他的死是个悲剧。

但是他们请辞的时候我们都没怎么遗憾，因为我们自己的压力也很大。跟不上的人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

1963年的一天，我在训练之余打开了收音机。头条新闻：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了。当天晚些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他头部中枪的可怕画面。许多苏联人都十分悲痛，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收到了许多花圈，我也去放了一个。

肯尼迪在我们这边声望很高。我当时模糊地感觉到美国的太空计划会因为他的死而更进一步，为了纪念他，美国人一定会下定决心实现他的雄心，在十年之内将人类送上月球。

不过我当时压倒一切的想法是美国一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受到全世界最强大政权重重保护的总统都会遭到谋杀，那这个国家一定是个匪类横行的所在。我怎能想到，几年之后，我也会在自己的祖国遭到暗杀，与死亡擦肩而过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GPtFg5-2ts

我除了加加林什么也听不懂……

今天一天砸了了120朵花，砸出了11个宝。

恐怕以后没这么好运了。所以大家支持吧，我也继续努力。

大卫.斯科特

1963年春天NASA 终于完成了“罐头塞人”—即宇航员无法控制飞行器——的阶段。约翰.格伦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之后，斯科特.卡彭特（Scott Carpenter）和沃利.席拉（Wally Shirra）在1962年五月和十月又进行了两次水星任务，各绕地球三圈及六圈，最后溅落在太平洋里。当年九月NASA开始筹划真正的飞行。第二批宇航员被招募了进来，为双子星和阿波罗任务做准备。

半年之后，1963年3月，有消息称NASA要招收第三批宇航员，于是我报了名，因为这是上面统一要求的。第二批宇航员里我认识三个，弗兰克.鲍曼（Frank Borman），吉姆.麦凯狄维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怀特，他们都是空军，也都在爱德华呆过。他们都是优秀飞行员，我想如果太空计划能配得上他们，那这计划一定不错。

不过当时NASA的经费还是很拮据。我刚交上申请表，《时代》上就刊登了一张鲍曼和怀特在休斯顿的办公室里坐班的照片，旁边的文章详细说明了双子星计划经费短缺的情况。言外之意是这两人放弃空军事业未必明智。

国会依然不情愿为太空计划拨款，尽管肯尼迪在1962年秋又做了一次关于太空探索的伟大演讲。在参观完新建成的卡纳维拉尔角之后，他造访了位于阿拉巴马汉斯维尔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韦纳.冯.布劳恩正在这里建造土星系列火箭，也就是日后登月用的火箭。肯尼迪的演讲是在休斯顿莱斯大学的足球场进行的，他顶着酷热向球场里万头攒动的听众勾画了自己心目中美国参与“太空竞赛”的前景。

“我们注定要参与其中，”他许诺道。“我们注定要领先于人……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太空、月球以及更遥远的行星，我们发过誓言，不能让征服的旗帜统治它们，而应当让它们插上和平与自由的旗帜。”

“我们选择在十年内登上月球并完成其他多项事业，不是因为这样做很简单，而是因为这样做很困难。”台下的掌声热烈起来，他继续道，“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挑战，无意加以拖延，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众沸腾了。

这番激动人心的讲话标志这太空竞赛的正式开始。它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两年前肯尼迪当选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下得了，看看这个肯尼迪能干点什么事吧。自由派民主党，这回国家是真麻烦了。”我投得是尼克松的票，因为我是在一个共和党家庭长大的。但是这篇演讲清楚证明了肯尼迪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更不用说杰出的口才了。

尽管如此，依然没人清楚登月究竟有多简单或者多难。反正我不知道。这比驾驶火箭飞机也难不到哪里去吧，我想。无非就是NASA 造一艘飞船再找个人驾驶就是了。回头看来，肯尼迪肯定清楚我们在哪些技术上领先于苏联人。比如我们的惯性制导系统就比苏联人的小巧精确。我们选择这个赛场来证明自由社会比极权社会优越。他有自信打赢冷战中的这一仗。

一年后肯尼迪还会回到德克萨斯进行另一场里程碑式的太空演说。1963年11月达拉斯的悲剧——发生在他发表演说之前——在此时根本无法想象。那年春天我们都十分乐观。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登月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我心里想的是——如果太空计划打算要我而我也有意参加——进太空飞个一两次，然后继续当我的空军。

在把申请表递交给NASA 后不久，我们一帮人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体能测试。我们有幸免遭“先行七人”遭受过的有失颜面的检查项目。当年谁也不知道人体究竟能不能在太空中存活，所以他们身体的每一个孔洞都被戳了一遍。

不过除了常规的心电图，脑电图和跑步机测试之外，我们还要接受缺氧测试，在漆黑的房间里坐旋转椅，每小时要喝一夸脱葡萄糖然后作血糖测试。我们的一只耳朵被灌进冰水以观察我们在两个耳道温度不一是能否保持平衡。这一招很能扰乱大脑，还能让眼球不听使唤的乱转。一点也不好玩。

然后我们被送进隔离舱，一关就是几个小时，期间我们的各项反映都会受到监测。我们在里面要接受“麻烦盒子”的测试。这是一个外形为多面体的电子装置，设计十分巧妙，上面满是旋钮和开关。我们要接受各种线索并完成难度不断增加的任务，同时有一队医生会监测我们的各项指标。最后的阶段任务难度之大根本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就像玩一个注定会输的游戏。这是为了观察我们应对压力的能力。有些人太拿它当回事，结果搞的手忙脚乱。不过这对我倒没问题。

还有一项测试是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主持的。我们费尽心力想猜出来他们希望听到我们说什么。有一项测试我个人最喜欢，测试人员会向我们每个人出示一张白纸。麦克.柯林斯（Mike Collins）是爱德华的毕业生，为人十分幽默。他之前经历过一遍NASA的选拔程序，不过落选了。他郑重其事的警告我们，要认真对待这项测试，别和他一样。当时测试人员问他在白纸上看到了什么，他说他看到一群北极熊在雪地里乱搞。

他回忆道，心理学家的脸“极其不悦地紧绷了起来。”

还有一个聪明点的答案——我一般不告诉别人——是仔细把白纸端详几遍，然后告诉测试人员他们上下拿倒了。

不管你如何费心应付这帮人，还是很容易出错。有一次一个心理学家考察我的背景，发现我上过麻省理工，于是他问我喜不喜欢波士顿。

“很美的地方，”我说，“不过我是德州人，我们那里的人要热情开放得多。我觉得新英格兰的人有点冷冰冰的。”

然后是长时间的冷场。

据我多年飞行员的经验，绝对不要惹医生或者心理学家，他们一句话就能让你上不了天。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不是波士顿人吧？”

“土生土长。”他硬邦邦地回答道。

不过我到底还是过了这一关。

全部测试完成之后，我们一共三十人前往休斯顿参加面试和笔试。上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过了这一关，NASA航天乘员操作组组长迪克.斯雷顿（Deke Slayton）会亲自给我们打电话，这人主管一切有关宇航员评估、训练和选拔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邀请。

没人知道到底要招多少人以及什么时候有准信。我记得和麦克.亚当斯一起开车返回加州，他也参加了最后的笔试，我确定他肯定已经入选了。一路上我们翻来覆去的讨论参加太空项目究竟是不是好主意。我在麻省理工的学习时光激起了我对太空的兴趣，但当时空军围绕X-15和X-20也有自己的太空项目，甚至还想造一个载人环行实验室。国会一直舍不得给NASA拨款，所以空军这边似乎把握更大一些。我回到爱德华不久就得到了去ARPS当教员的命令，因此呆在艾迪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我们一帮人（包括几个已经入选NASA的人）前往德国和法国的试飞员学校参观。我们在德国时得到消息，斯雷顿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当天晚上我又认真权衡了一下，决定去和我的一位上级，也就是ARPS的司令官谈谈。

他对此毫不犹豫。“只要他们要你，你就去。”他说，“绝对该去。”

“嗯，好吧。”我心想。然后我决定再去和我们的航空军医商量一下。我一向很尊敬他。我跟他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事我拿不准。”我承认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感觉着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想呆在爱德华。”

“那样的话你就呆在爱德华好了。”

老天，两位我十分尊敬的人给出了相反的建议。这下可把我折腾坏了。我在旅馆的床上坐了好几个小时，想着电话要是真来了该怎么说。离开爱德华等于把查克.耶格尔的世界，我童年的梦想抛在身后。不管怎么说，未来看上去都一片光明。我就像下棋的人一样，不知道该用哪个棋子。

结果迪克.斯雷顿根本没打电话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到前台退房的时候，泰德.弗里曼（Ted Freeman）正满面笑容的站在那里。

“命令下来了。”他说。

“你什么意思？”

“你问问前台服务员就知道了。”

前台有我的一封信。我赶紧把信拆开，里面的内容很明确：“三日内到休斯顿报道，你已入选NASA。”

我不能否认我十分高兴能成为第三批十四名受选人员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亚当斯没能入选，不过他留在了爱德华，在空军驾驶X-15，干得同样出色。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晚上电话真的打来了我会怎么回答。我猜我大概会答应。就这样，我收拾好行李动身去了休斯顿。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我们第一次获准到OKB-1（科罗廖夫的实验设计中心）参观在建的太空船时，眼前的所见使我吃惊不小。

我本人也算个艺术家，我心目中的太空舱应该是修长而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可组装车间的巨型传送带上摆放着的东西外形却更像莫斯科地铁站——没有窗户却异常明亮。后面还有一个硕大的银色球体。每一艘飞船都出于不同的组装阶段，有的还只是个空壳，有的已经基本完成了。

它们在我看来都太小了。“就不能再多给我们一些空间吗？”我心想。

我身高一米七四，肯定不能坐这款飞船上天，这是为身高不超过一米七的人设计的。这是第一代“东方”（Vostok）飞船的太空舱，尤里乘坐的和这一款很接近。我感觉十分失望。

但是很快就有人向我保证，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制第二代黎明（Voskhod）飞船了。我所要接受的训练就是操作这款太空船执行任务。第二代飞船的任务目标要高得多。不过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的年底人们才清楚究竟有多高。

与此同时，“东方”飞船将宇航员三次送进太空，停留时间也比以前长。首先是盖尔曼.蒂托夫，他环绕地球足有17圈，他所遭受的眩晕和其他一些症状直接影响到了“东方”系列的改造。然后是安德烈.尼古拉耶夫（Andrian Nikolayev），他绕了64圈。再然后是帕维尔.波波维奇（Pavel Popovich），他比尼古拉耶夫晚一天上天，绕了48圈。瓦莱里.别克维斯基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在第二年的六月进行了最后两次并行任务。

捷列什科娃的任务被视为苏联男女平等的伟大胜利而大受宣传，这是赫鲁晓夫本人在电视直播中祝贺捷列什科娃时公开定的基调。

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妇女不该掺和男人的事。捷列什科娃返回地球之后在报告会上说自己的任务是多么简单，这让我们很没面子。宇航员的声誉也受到了一点影响。几十年后解密材料表明她的任务一点也不简单。她十分勇敢，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但是在飞行中她的平衡能力受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严格的保密政策，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切。科罗廖夫的说法是他的太空船不适合女性。

我们在1963年初第一次获准见到了黎明系列飞船。两年后我将会乘坐这款飞船进入太空。当时上面通知我们便装前往科罗廖夫的设计局。直到那时为止我们当中还从没有人不穿制服出过门，有几个人甚至连大衣都没有。我们只有一天采购时间。于是我们分头行动，都想挑最好的买，比如意大利的服装。但是我们的选择很有限——商店里只有一款男装。

第二天我们集合的时候都忍不住乐了。我们不过是把一套制服换成了另一套——意大利设计剪裁的砖色大衣。

进了设计局之后我们都换上了白大褂和鞋套。这次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飞船和东方系列都没大区别，但是在最后有两艘飞船的外形很特殊。它们装着一个透明的密封舱门和一架摄像机。

我们正在研究这款新飞船时科罗廖夫走了进来。“好了先生们，”他说，“仔细看看吧。”他对于密封舱门的解释吓了我们一跳。“每一个海员都要学游泳，同样宇航员也要学会如何在太空中游泳。”他自信的说。“不仅是游泳，还有在舱外进行组装和拆卸工作，我们必须学会这一点。”

说着他把我们打量了一遍。

“好啊，我的雏鹰，”然后他对我说，“穿上太空服，到飞船里面去坐一下吧，然后试着从舱门里出来。到十二点的时候你要向工程师讲讲自己的看法。”话音刚落他就走了。

我突然觉得全身燥热，不知道科罗廖夫是不是碰巧把我挑出来的。不过我知道他一直密切关注这我的训练进度。他知道我的技术和身体状态，还知道我喜欢运动。

尤里立刻回头祝贺我。“罗沙，这回轮到你了。”说着他拍了我一巴掌。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款黎明飞船和东方系列很有几处不同。降落舱的设计都是一样的，但是黎明系列的设计很明显是要带着乘员以软着陆的形式返回地球。舱室外部还装了两台摄像机，里面还有独立的导航系统和控制仪表板。

有些东方系列的仪表板在这里改变了位置，光学定向系统向左转了90度。里面有两个座位，控制舱门和太空服的面板就在我的头顶。舱门面板的位置尤其别扭——我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不止一次撞到头。我的第一印象是舱室还是太挤。后来我发现，在失重条件下，舱室里面还是很宽敞的，甚至还算得上舒适。

不过科罗廖夫和工程师们回来以后我开始连珠炮一般抱怨起我的观察结果来。他叫我慢慢来，不要急。他说还有时间对这款飞船加以改进。从这时起我开始全力投入针对黎明飞船的训练。之后我每周都会回来熟悉一下最新的改造情况，最后我对飞船上每个螺丝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它成了我的家。我经常在不开通风系统的情况下穿上宇航服在飞船了一坐半天，锻炼耐力。

科罗廖夫当时的权力和责任几乎无法形容。他不仅负责一切太空计划，还负责一部分军用火箭的研制项目。他还兼管通信和监测卫星的设计和测试。尽管他在不同的领域都委派了相关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来主管具体工作，他本人的工作量还是极大。苏联的NASA，中型机械制造部（Ministry for Medium Machine Building），成立于1962年。但是一切太空项目的幕后主持都是科罗廖夫。他的能力令我惊叹。他思想深邃，但是脾气很硬，从不容忍笨人和傻事。他只要一挥手就能让某人闭嘴。

科罗廖夫掌管全局的工作从未公之于众，他本人对此似乎毫不介意。他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从没往心里去。他没精力操心这点小事。知名度只会影响他的工作。他比大多数人都更能理解克里姆林宫害怕他被敌对势力暗杀的担心。

科罗廖夫走到哪里身边都跟着个“秘书”——其实是保镖。有一次他去黑海疗养，上面把整个疗养院都封锁了。国家对他突如其来的重视实在是讽刺得令人心酸。斯大林时期他在西伯利亚劳改营自生自灭，那时他的命一文不值。

大卫.斯科特

爱德华空军基地位于洛杉矶东北一百英里的沙漠深处，条件很艰苦。不过无所谓。我在1962年7月来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这里就是我想呆的地方。这里几乎天天阳光万里，对于一个在欧洲的灰暗天空下和湿冷天气里飞了太久的人来说，这简直太美好了。

最重要的是，爱德华空军基地是查克. 耶格尔的大本营。我之前有个室友跟我说过很多关于耶格尔的事。耶格尔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在法国当中队指挥，他曾经在那个中队里服过役。这家伙一说起耶格尔有多了不起就好像开了闸一样。

我刚到爱德华基地的时候耶格尔正好担任试飞员学校校长。开学前两个月我对他就熟悉起来，不过不是作为查克. 耶格尔，而是“耶格尔上校，长官！”

我很快就和他一起飞了几圈。他是个了不起的飞行员——我还从没见过操作得像他一样流畅的人。对于耶格尔和任何一位优秀飞行员来说，这意味着飞机不是受他操纵的机器，而是他身体的延伸。“操作流畅”意味着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能感觉到飞机的运行，所有的感官都能调动起来为飞机的平衡和运动服务，感觉就像滑翔一样，一个多余碍事的动作都没有。和耶格尔同乘一架飞机就像参与一场优美的舞蹈——空中的芭蕾，不过其目的却是致命的。

冷战推动着技术竞赛。为了能研制出比苏联人更快更好的飞机我们当时可谓不遗余力，死了很多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的同学将会牺牲大约一半。

我们都知道风险有多大，不过研制出新型飞行器的重要性压倒了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盘旋翻滚带俯冲地测试新式飞机更兴奋的事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走到一起的。我们都想探索新疆界。

来爱德华之前我以为自己已经会飞了，来了之后我才真正大开眼界。战斗机飞行员和试飞员之间的区别在于精细与准确。试飞员要在严格给定的速度和高度下根据严格的模式飞行，一切都必须到位。你还得学习如何让把飞机的性能极限逼出来。你要做出能导致飞机失控的技术动作，然后在灾难的边缘重新获得控制。

我见识过许多高手，但最棒的绝对是耶格尔。他不仅水平一流，而且很会找乐子。他为人很随便，很喜欢做所有战斗机飞行员都想做的事情——把飞机的全部性能都展现出来。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在新墨西哥州飞T-38，当时是周日，万里无云。T-38是一款银白修长的尤物，能让你玩出许多花样。驾驶座上是我，耶格尔在后座。刚一起飞他就让我把机头冲上拉起来，而不是规规矩矩的缓慢爬升。只有性能最拔尖的飞机才能做出这个动作。我们都很喜欢这一手，但是一般都不会在后座坐着领导的情况下乱来。这不是标准动作。不过耶格尔就敢让我比平时放得更开。

这种感觉很好玩，就像坐滑梯，不过滑梯的另一端直冲云霄。我一直等着耶格尔叫我拉平，可他一个劲的叫我向上。“拉起来，再来，再来。”

我在毕业时获得了对我最重要的荣誉：最佳飞行员奖。之前谁都不知道究竟得奖的会是谁。毕业仪式上我们全都派对站好。然后有人点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走上讲台，耶格尔亲自为我颁奖。我感觉非常好。能在入学如此困难、囊括了全世界最优秀飞行员的学校获得这样一个奖项，这是我干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该怎么走呢？

我的下一步很快就明朗了。我们中的一部分去了刚刚在爱德华开门的航空航天研究飞行员学校（Aerospace Research Pilot School, ARPS）。在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太空飞行员”的训练——大致来说，就是以五倍音速在海拔五十英里的高度飞行。当时一般认为这里就是大气层与太空的分界。就载人航天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空军这边机会要多得多，而刚刚由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 NACA）重组而来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机会就要少一些。空军和NACA的原班人马一起开发过许多造型奇异性能超前的飞机，比如X-15火箭飞机和X-20空间飞机。

我们刚到ARPS就开始学习身体在太空如何运作。从观察外部器官到观摩解剖，我们什么都见识了一遍。这门课程的用意是让我们能在高海拔或者空间环境里监控自己的生理反应，并在有必要的时候能向地面的医疗人员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好获得进一步的指示。

在航天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有人认为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航天员要给彼此进行手术——切阑尾之类的。所以我们在几周的时间里要尽可能的多学有关人体的知识。有些知识挺好玩的——比如安慰剂的效果，骨折或脚趾甲内翻的处理。不过也有些知识不大好学——尤其是解剖。

课程的第一周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两对肺脏，一对色泽明亮，另一对油黑不堪，后者来自一个一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我从来不抽烟，这堂课后我下定决心以后也绝不抽。之后我们又观摩了一起在狗身上进行的开胸心脏手术，老师要求我们给狗的心脏进行按摩，维持心率，直到手术完成为止。

第二天早上，我们前往附近的空军医院进行结业考试。几个病理学家简单和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就被人迎进了一件昏暗狭窄的手术室。我们正三五成群的聊天时，一具蒙着床单的尸体被人推了进来。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见过世面，不会被轻易吓住。不过床单刚一揭开所有人都后退了一步，好与接下来要目睹的事情尽可能保持距离。医生向我们解释此人死于肝癌。之前学过的解剖学知识全冒了出来，很快我们就要看到这些知识血淋淋地实际体现了。医生把内脏一件一件摘出来，放在不锈钢托盘上以便待会儿察看。这和拆汽车很相像，只是腐肉的气味太重了。房间不大，通风也不理想。大约一半人溜了出去，剩下的人里面有的点起了雪茄，试图用烟气来压住臭味。我的对策则是尽可能不喘气。

尽管有这些糟糕的经历，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些糟糕的经历，这门课程才这么精彩。就连日后NASA提供的医学课程也没有这么带劲。

作为近空间飞行训练的初级阶段，我们开始飞F-104星式战斗机，世界上第一款能以两倍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它的外形看上去更像火箭而不是飞机，机身修长呈管状，机翼短小而十分锋利，以至于机翼边缘要用塑料布包起来以避免地勤人员的意外伤害。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飞机在如此稀薄的大气中要如何操作。在距地面九万至十万英尺的高出，飞机的表现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很棘手，可也很令人兴奋。我们的任务是在极高的高空以抛物线轨道飞行——我们称之为“直线爬坡”，期间我们必须穿上压力服，以防万一机舱漏气，因为外面的空气密度和宇宙真空也差不了多少。

这是见真本事的时候。就连耶格尔有一次“爬坡”爬到顶端之后都因为失控而不得不弹射出去。不过那种把自己的技术和机器的性能同时推向极限的感觉实在无法形容。

“直线爬坡”的具体步骤是首先要飞到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然后全力加速直到超过两倍音速为止，然后以3.5倍加速度把机头向上拉起大约45度继续爬升。爬到六万英尺时引擎温度会上升到600摄氏度，此时必须把引擎关上以免过热。同时飞机依然会像子弹一样继续爬升直到耗尽所有动能为止，此时飞机的速度也会降到大约120节左右，高度则是大约九万英尺。然后你要极其、极其小心地把握住操纵杆，在飞机即将坠落的时候开始水平飞行。

在爬升轨道的顶端，天空是暗蓝色的。你会感到暂时性的失重，尽管具体表现只是屁股暂时脱离座椅，身体受到束带的牵制。在滑翔回三万五千英尺之后要重新启动引擎，然后放下起落架和襟翼并启动减速闸，好让飞机在爱德华的水泥跑道上降落之前能先减速。要是引擎无法启动——这种事也常有——那就得在爱德华附近的干湖床着陆——这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跑道。

除了直线爬升之外，我们也练习“低升阻比降落”。换句话说就是让飞机以最低的升力和最高的下降率像石头一样落地。做这个动作一般都用X-15。我们通过控制引擎动力和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度放下起落架的方式来使F-104获得与X-15一样的升阻比。

正是在这样的一次任务中我遭遇了这辈子最危险也最刺激的经历。

当时我正和好友麦克.亚当斯一起飞一架双座星式。在进行X-15式着陆的时候引擎出了故障。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度盘旋，速度有300节，下降角度足有20度。相比起来，商务客机的下降角度只有三度。在放下起落架和襟翼之后，我们降到了六千英尺的高度，距离跑道已经很近了。我和后座的麦克都发现我们下降得太快了，大地正向我们迎面扑来，眼看着跑道越来越宽。我们真的就像石头一样往下掉。

一瞬间我们两个都意识到我们的麻烦大了。但是我们的对策却不一致。麦克的本能是弹射，他大概以为我也一样。不过我的打算是迫降。我拉起机头以求减速，飞机的姿势就像鸭子着陆一样。但是飞机还是结结实实的撞在了地面上，起落架当场就折断了。飞机用机腹在跑道上一路滑行，最终脱离跑道冲进了沙漠，机身的底部都磨掉了。

我低头一看，两脚之间多了一个洞，透过洞口能看到坚实的湖床泥壳，机腹已经看不出原型了，橙色的火花一个劲的从扭曲的金属中间往外喷。

我知道我得尽快离开飞机，但是我却动弹不得。

F-104是第一款配备了弹射护腿的飞机，具体来说，一套安全索会把飞行员的双腿拉向座椅并固定住以免其在弹射过程中乱摆。不知为什么现在这套系统被触发了，固定住了我的双脚。我赶紧摸索着从座椅后面找到了割索刀，解放了我的双腿，挣扎着爬出了驾驶舱。

消防车成群冲向燃烧着的飞机，这时我回头一看，麦克已经不见了，引擎冲进了机舱后部，完全取代了座椅的位置，我的心立刻沉了下去。

但是透过地面上蒸腾的暑气，我看到有个人影正在起劲地向我挥手。那是麦克，他身后还拖着降落伞。他在我们即将落地的一瞬间拉动了弹射杆。

我们两个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麦克要是没弹射就得被引擎挤死，我要是弹射了也一样活不成：事后的检查发现我的座椅受了损，只要我一弹射就会在机舱里爆炸。这回我们两个的运气都好得出奇。

作为标准程序，我们两个都被送进医院过夜观察，尽管我们身上都只有几处轻伤。

“我看你恢复得不错嘛，”第二天耶格尔来病房看我，一边进门一边说道。然后他一脸坏笑地拿出一块融化的铝片给我当纪念品。接着他在我的床上摊开了一堆飞机残骸的照片，我们正看着我妻子就进来了。之后她对我说，她还从来没见过两个大男人收拾照片的速度能像我们一样快，因为我们实在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回有多悬。

防止恐惧滋生的最好方法就是重回现场。所以两天之后我们又把这套动作做了几遍——什么问题也没出。之前的一天我和麦克分别跟着教官飞了一次F-104，也没能找出毛病。

事故调查组后来发现引擎的喷嘴松了，在飞行中导致了动力不足，差点要了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