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上尉

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尤里.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的时候我在麻省理工的课程大约进行了一半。对于很多学航天的人来说，这件事在太空探索的道路上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航天部门内部更是一片轰动。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把这条新闻放在头版。这一回我可是真切感受到了美国公众在感到美国被苏联再一次领先时的激烈反应。

从军事角度来说，这再一次证明了苏联人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的技术能力。不过我并没有立即采纳这种观点。我已经离开了欧洲战区，转而投身学术，因此我并没有在冷战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暂时脱离军队生活使我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加加林的任务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我现在正在学习的航天课程的角度来看，加加林的任务的确表明了太空时代已经到来，但是这和我现在学的行星间导航技术还是很有差距的。

当年的航天器十分简陋。最早的太空任务不允许进行任何“飞行”——即对航天器进行操作。阿朗.谢巴德（Alan Shepard）在五月也进入了太空，完成了美国的第一次亚轨道飞行。但是庆祝的人群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对我来说，进入太空并没有加入试飞员学校来得有吸引力。

不过加加林的飞行和公众对谢巴德的任务的痴迷——尽管这次任务中总共的失重时间只有5分钟——极大地刺激了肯尼迪政府。美国不能总让俄国人占上风。肯尼迪对此十分坚决。他于1961年5月25 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已经成为了经典。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应当竭尽全力，在十年之内使人类有能力登上月球并平安返回。”这一句话把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压在了美国的肩头。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NASA的精英们，都不知道究竟要从何下手。也没有人能肯定国会是否会支持肯尼迪政府并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太空项目拨款。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从猪湾事件到柏林墙再到古巴导弹危机，双方随时可能撕破脸。真要是打起核战争来，那就一切都完了。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西伯利亚北部试爆了“沙皇”式氢弹。末世梦魇的幽灵越发活跃起来。这枚炸弹的威力已经超越了人类理解能力的极限。五千八百万吨当量——比1945年8月扔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的威力还高两千倍，美国测试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威力也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约翰.格林在1962年2月20日成为了第一个环绕地球的美国人。不过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期末考试上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返回了空军。我早已收到了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的面试邀请和试飞员学校的飞行测试邀请。面试进行的很不错，我在麻省理工的期末考试也考得不错。我相信我进爱德华基地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在我即将完成自己在麻省理工的学业时，我收到了来自空军的正式命令，内容是我毕业之后的报到地点。我拆开信封后被里面的内容吓了一跳，赶紧检查信封上的名字和编号是不是我的。信中说，我要以航空航天学教授的身份到刚刚成立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空军学院报到。

教授身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你开玩笑吧？！”我想。

这绝对不是我的打算。我勤恳工作了这么久，从头到尾，每一步都走得都无懈可击。我以拔尖成绩从西点毕业，我和乔希.洛根一起学习飞行，我在欧洲驻过防，紧贴着空中防御认证区在铁幕边上执行过任务，“军靴”布莱斯亲自选拔我进入他的中队，两年来我刻苦不懈学习航空航天的深奥知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告诉我这能最大程度增加我进入试飞员学校的机会。现在他们却要我去当什么教授！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从三岁起的梦想就是飞行，不是站在讲台上过嘴瘾。让我就这么放弃那是妄想，我决定一定要抗争到底。这当然意味着违抗命令，这在部队里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唯一的理想正命悬一线，这意味着只剩下孤注一掷这条路了。我下定决心，要到五角大楼里找人求情。

我很快就去了华盛顿，不知道该敲哪扇门，该找哪路人。五角大楼的内部体系能让人看花眼，我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条门路。一位上校愿意接见当时还只是上尉的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呆了能有一个小时这才进去。

“你什么事？尉官？”他咆哮道。

“是这样，长官，”我答道，“我希望能讨论一下我的调令。”

这话绝对把上校噎得不轻。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瞪着我，“你说嘛？‘讨论一下’？你的调令是什么内容，尉官？”

“长官，我刚刚受命去空军学院当教授。”

“那不错，恭喜了。”

“但是，长官，”我一下子脱口而出，“我希望能去试飞员学校。”

老天在上，眼前的这位上校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又被文书工作搞得一肚子怨气，我的话很明显起了反效果。他认为我来五角大楼纯属无理取闹，是故意找他的麻烦。

“你不知道决不能抗命吗？你凭什么抗命？”

这下好了，我想，真不该来这一出。这下我的前途算是陪上了。但是我又想起了西点了的严格教导：对于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三个，“是，长官”、“不，长官”、“没有借口，长官”。决不能为自己辩解，只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为某一具体行动提供理由。所以对于他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没有借口，长官。”

这似乎让他稍微消了消气。他倚在椅背上，双脚搭在桌上，拿出了一根雪茄。我意识到他打算听我解释我究竟为什么需要他的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告诉他空军方面的顾问人员告诉我想加入试飞员学校要先拿大学文凭。

“坐吧，小子。”于是我就坐下了。他把雪茄在嘴里叼了一会儿，然后就很爽朗的笑了。“你很主动嘛。”他说。“你能自己找来也算可以。这事我看看吧。”

他这人其实挺不错的。我想他意识到了空军方面给了我错误的建议，或者也有可能是试飞员学校的招生章程改了。但是我还是听取了他的建议。几天之后我得到了一份新的命令，叫我去爱德华空军基地的美国试飞员学校报道。

爱德华！艾迪！这可是战斗机飞行员的圣杯啊。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上尉

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苏联远东

在将人类发射上天之前，旅伴系列飞行器已经将好几只受过训练的狗送进了太空。旅伴2号里装的狗叫“莱卡”，旅伴5号里面的是“斯特卡”和“贝尔卡”，9号里是“契努什卡”，10号里是“佐夫德卡”。它们被送进地球轨道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生物可以在零重力条件下生存。

哄这些小狗进入太空舱并不容易。旅伴9号的原定用犬就跑掉了。为了尽快补缺，工程师们在拜科努尔基地附近抓了一只流浪狗，也就是契努什卡。结果它的表现比很多受过训练的狗都好。别的狗一坐飞机就头晕萎靡，而契努什卡却一路精力旺盛，刚把它的护具解开她就一溜烟地跑了，等着测心跳血压的技术人员只好亲自去追。

在第一次载人航天前的几周我们进行了一次预演，结果把西方世界搞得满城风雨。我们用载人任务所要使用的“东方”系列火箭（Vostok）发射了一个假人，假人体内装着可以自动播放的录音广播装置。广播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甚至包括一份俄国甜菜汤的配方。由于苏联的新闻部门TASS没有对此做出声明，结果谣言四起，说一艘载人飞船出了事故被苏联人捂起来了。

发射前一周我被派到了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用来监测东方1号的五座无线电通信站中的一座就在这里。日后将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叶夫帕托里亚指挥中心当时还没有建成，所以地面通信和指挥都要通过通信站来进行。

我动身前往堪察加半岛的时候，还不清楚最终能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的人选究竟是我的挚友尤里.加加林还是盖尔曼.蒂托夫。他们俩是从一个饱经训练的六人小组中选拔出来的——六个人的身高都不超过一米七。东方系列的内部空间很狭窄，容不下我这样的个头。两个人都早早来到了拜科努尔，但是直到发射前几个小时其中一人才会知道自己将要创造历史。

我之前收到了死命令，除非莫斯科有指示，否则决不能和飞船主动联系。当时的通信技术还很简陋，无线通信用得是超短波，很容易被西方接收。我们为了保密可谓不遗余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早在前一夜就已经知道苏联的载人航天计划即将启动了。现在想想，这么大的事情美国人要是都不知道，那他们的情报工作未免有些失败。

甚至在东方1号升空之后，我们都不知道飞船里面是谁。大约需要15分钟飞船才能进入通信站的接收范围，就算在此之后通信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在那之前站里的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像，身上系着护具。我看不清他的五官，但是从举止能判断是尤里。我一下子感到极其自豪。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了他呼叫我的代号的声音。

“黄昏3号，黄昏3号，我的飞行路线怎么样？”为了保密我们不在公开频道里说“太空轨道”这个词。

接线员没有意识到他的手指一直紧紧地按着通信接通按钮，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该说什么，指挥员？”

“告诉他一切正常。”我说。

尤里听见了我的声音。“好的，信息收到，代我向金毛问好。”金毛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当时的发质很不错——虽然后来没剩下多少。

尤里脱离了通信区之后我开始担心起来，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违反了不能未经请示主动通信的命令。不过片刻之后的一道电文打消了我的顾虑。电文祝贺我“出色完成了任务。”

飞船升空1小时四48分钟后，我们得到消息，尤里已经成功弹射并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乘降落伞着陆了。我的任务就此完成。当天晚些时候传来了另一道电文叫我马上回莫斯科。但是我决定再多呆一天。堪察加半岛享有“冰与火之地”的美誉，到处都是活火山、喷泉和地热温泉，我一直想来这里看看。所以我在这里观光了一天。

我不知道的是，克里姆林宫为所有有功人员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四月14日的早晨，尤里和他的家人受邀与科罗廖夫以及多位党内高层领导一起站在列宁纪念堂的屋顶上检阅了规模庞大的仪仗队，直升机群在他们头顶轰鸣盘旋。

事先谁也没想到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会这么轰动。事后我们得知，就算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吃了一惊。科罗廖夫在发射前一天晚上向他打电话汇报一切准备就绪，结果差点把他惹火了。

“您看着办吧，”他说，“您是专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要再来麻烦我了。”

由于观光耽误了时间，我在14日的下午才回到莫斯科。我回来的时候坐得是民航，落地之后又乘公共汽车来到市中心。下车后的景象吓了我一跳，街头满是欢呼的人群，天上左一个右一个都是礼花。我拦住几个年轻人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全都一脸愕然的瞪着我。

“您疯啦？”其中一个小伙子使劲高喊，“您什么都不知道吗？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啦！”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在训练的最初阶段，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Sergei Pavlovich Korolev），苏联太空计划的总设计师。我们从来不喊他的全名，只用SP两个字母，或者直接用“总工”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头衔。他在整个太空计划里享有最高权威。他的为人素来享有正直而严格的名声，他身边的人做事情全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了什么错惹他发火。在我们眼里他和上帝也差不了多少。

训练开始六个月之后我们才获准面见科罗廖夫。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区的航天员中心训练，日后这里被称作星城（Zvyozdny Gorodok/Star City）。我们也经常飞到伏尔加河畔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联系跳伞。我接受飞行员训练的时候一年只跳一回伞，在这里的头一个月我就跳了七十次。没过多久我就成了跳伞教官。

之所以要如此重视跳伞，是因为按照早期的设计，飞船返回地球时，返回舱内的人员会在离地400米左右的高度弹射出来。所有的苏联航天器都是在地面进行硬着陆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落到海里。不过日后的改进型航天器装了能在返回舱着陆的最后阶段启动的减速火箭，当时还没这项设计。

我们日常训练的总负责人是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卡曼宁（Nicolai Kamanin）。他是苏联英雄称号的持有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人，和我们这些人的家里人都很熟悉。他还热衷体育，尤其爱打网球，我当时经常和他跟他妻子进行双打。

“总工”的为人则要低调得多。但他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在最初六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被叫到了航空航天医学中心来与 “总工”见面。我们都很兴奋。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他的情形。当时我正往窗外看，来了一辆黑色的吉斯110，从车里出来的就是他。他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头大脖子粗，藏青大衣的领子竖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到他的脸。

“都坐吧，我的雏鹰们。”他一边说着一边踱进了我们的房间，瞟了一眼我们的名单，然后就开始叫我们依次进行自我简介并汇报自己的飞行生涯。

在最开始的时候关于航天员的人选有过许多争论，最后人们认为战斗机飞行员最合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在危险面前即时做出反应而且一专多能——不仅能开飞机，还能当导航员，无线电通信员，机枪手以及工程师。我们知道科罗廖夫在三十年代当过试飞员，可别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科罗廖夫点到尤里.加加林的名字时尤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说话也有些结巴。科罗廖夫被逗乐了，他那双凌厉的棕黑色眼睛的眼角也开始有了几道笑纹，他放下了名单，似乎把我们其他人都忘了。他们俩谈了有十五分钟。最后见面会还是进行下去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家里有六个姐妹和三个兄弟。

“您的父母很能干嘛。”他微笑着说。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总工走了以后我们把尤里围了起来。“你被选中了。”我对我的朋友说。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是正确的。科罗廖夫走了之后对其他设计师们说：“今天早上我碰到了一个英俊的俄国小伙子，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坚定顽强，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他应该成为我们第一个送进太空的人。”

直到来年春天科罗廖夫关于他的门徒的雄心才得以实现。在那之前，苏联航天还要接受灾难的打击，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场悲剧发生在1960年10月23日的拜科努尔发射基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的荒凉草原。这里冬天被积雪覆盖，夏天有酷暑和沙暴，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是军管区，极其机密。（人们相信美国CIA的飞行员加里.鲍沃斯在1960年驾驶U-2在乌拉尔山上空被击落时所执行的任务就是对拜科努尔进行拍照。他的任务被苏联当做极大的侮辱，美国的严重挑衅，也是冷战升级的标识。）

我们最初知道这第一场悲剧是因为我们发现大量运送储备血浆的飞机一股脑地从我们的基地起飞前往拜科努尔。卡曼宁将军很快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进行了情况通报。一枚新型R-16火箭在测试时爆炸了，死了165人，包括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米罗特凡.涅杰林元帅（Mitrofan Nedelin）。爆炸烈度之强使得所有的死者都无法辨认。涅杰林元帅的遗体是通过他佩戴的勋章来确定的。这场事故对我们的日常训练没有直接影响——这枚火箭是军用的——但这仍然是场悲剧。

从个人层面来说，对我们冲击更大的事故是我们自己人的牺牲——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瓦伦丁.邦达伦科（Valentin Bondarenko）。这起事故发生在七个月之后的1961年3月。当时为4月12日的首次载人飞行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尤里.加加林和盖尔曼.蒂托夫（Gherman Titov）早已前往拜科努尔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了。

23号的时候，我们还在星城基地的隔离舱里进行训练。我们要在条件各不相同的隔离舱里关十五天，接受生理及心理上的各种测试。我们全身都贴满了各种感应器，以便监测我们的心跳，脑波和血压等各项参数。瓦伦丁所在的舱室模拟得是海拔5千米高度的低气压。作为补偿，舱室里的氧气压力调到了430毫米汞柱。和我们一样，瓦伦丁的舱室里有一个小电热炉用来煮茶做饭。他为了贴感应器用酒精药棉来擦身体，然后不小心把药棉掉在了加热器上。

在富氧环境下，一点小火花瞬间成为了一个硕大的火球。可怜的瓦伦丁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的羊毛外套浸透了氧气，结果一下子就爆炸了。我们把它拖出舱外之后他还活了4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很悲痛。随即所有与高压氧舱有关的训练都终止了，因为这事很是掉了几颗人头。

这场悲剧引发了人们对于空间项目的大规模反思。用来在太空舱内部制造富氧环境的设备被氧气循环设备取代了，后者要安全得多，也要笨重得多。我们知道美国的飞行器也采用富氧环境，最终也有美国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但是即使在此之后美国人依然在使用这套设施。

苏联方面并没有就我们所遭遇的悲剧向美国太空项目的负责人提出警告。当时两边的交流十分有限，一般都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没有一个经常性交换信息的机制。邦达伦科事件被我们当做家丑，不愿让外人知道。就像我们的太空项目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件事很快也成为了高级机密。

美苏争霸让人类航天科技领域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现在进展慢许多

大卫.斯科特

NASA在1959年4月为水星计划选拔了第一批宇航员。我记得当时在内参上看到了这些人的姓名和相关信息。我想我的一位队友表示惊奇，没想到真有人会决定参加太空项目。

“得了，这回他们的前途算是泡汤了。真不知道这帮家伙是怎么想的。”这是当时大多数空军飞行员的想法。

美国早期的空间项目并不包括飞行训练。基本上，受选人员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塞进一个比胶囊大不了多少的舱室，然后用据我们所知经常爆炸的火箭射到太空里去。让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骑上一枚他无法控制而且十分不可靠的火箭，这个想法不但听起来风险极高，而且叫人完全没有尝试的兴趣。如果是飞机的话，就算出了事故你也总还有一点机会平安降落。然后，他们把几只猴子送进了太空，测试零重力对脏器的影响。这一来我们对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这件事更加不以为然了。

“你想追寻一群猴子的足迹继续前进吗？”我们经常拿这个问题彼此开玩笑。“我看还是算了。”

不过我们当时和外部世界基本是隔绝的。我们没有电视——有也没多少时间看——广播也都是荷兰语的。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第一批宇航员——也就是日后所谓的“先行七人”（Original Seven）——在美国本土究竟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他们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所带来的媒体狂热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的主要信息渠道还是《星条旗》。我们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挺肤浅的。

礼拜六的晚上放电影，正片开始之前要先放一段新闻。我还记得赫鲁晓夫和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就美制与苏制洗衣机的性能优劣进行“厨房辩论”的情景。当时是1959年夏天，美国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博览会。也是双方为了缓解冷战紧张情绪所做的努力。

不过在第二年，苏联打下了我们的一架U2，抓住了驾驶员，CIA的加里.鲍沃斯（Gary Powers）并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一开始人们并不清楚他是谁，CIA的秘密行动就更没几个人知道了。就连我们这些驻欧空军飞行员对于U2也知之甚少。上级告诉过我们，如果在我们的防区见到造型特别奇怪的飞机要假装没看见——这是机密。鲍沃斯被判了十年，两年后苏联人用他换回了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但是这场国际外交风波的影响很坏，改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的希望再一次化为了泡影。

不过鲍沃斯事件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我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飞行员这条路上更进一步。我的目标很明确：进入试飞员学校。完成这一步的最佳地点自然是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传奇试飞员查克. 耶格尔（Chuck Yeager）出道的地方。

当时汤姆.伍尔夫还没写出那本让耶格尔流芳百世的《真材实料》（The Right Stuff）。但是他已经是传奇了。作为在1947年第一个驾驶X-1喷气飞机冲破音障的人，他在我们这一行的地位不可动摇。在他之前人们一直担心超音速会使飞机解体。之前已经有许多飞行员因此而牺牲了。因此人们将音障视为生与死的分界。耶格尔为飞行技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早在俄国人的小不点卫星上天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打破了音障，我认为这才是冷战科技竞赛的第一枪。

加入试飞员学校的最好方法是先取得航空学的大学学位。所以我还在欧洲的时候就申请了麻省理工并得到了录取。

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是1960年，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南方的民权运动声势正日渐壮大。科技发展也日新月异。我回国的时候似乎家家都有电视，立体声技术也出现了。音乐潮流同样变化惊人，嬉皮士的时代就要到了。

但是，脱离军旅生活投身学术领域对我的影响比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大。我的女儿特蕾西在我回国的第二年春天出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被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淹没了。老天，大学真不是闹着玩的。

大学生活就好像对着高压消防栓喝水。整整两年，我每天都要学习得四脚朝天。和麻省理工比起来，之前开喷气战斗机的五六年就像玩一样。课程压力很紧，但教学体系却很宽松。在西点，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是打分的对象，在麻省理工，只要期末考试过了，上不上课都无所谓。我的老师有好多都留长头发，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有毛病。我有个数学老师，整天穿短裤提背包，一路跑着进教室。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的水平很高，我也很喜欢他。

不久前，相关课程刚刚遭到修改，新添了一门“航天学”。结果我的学位也从航空变成了航空航天。尽管我对飞机的情况很了解，对于航空理论知识我基本一无所知，航天知识更是等于零。航空学是一门已有多年积淀的学科，相比之下航天学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军人物刚刚写出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太空，这领域既神奇又动人。暂时脱离部队环境使我逐渐开始懂得了其他人对未来太空探索的热情，尽管我还尚未受其感染。当时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我对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已经开始产生了兴趣。对于麻省理工的学生来说，当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几年。当时执教的老师有查尔斯.S.戴帕尔（Charles S Draper），沃尔特.雷格利（Walter Rigley）和理查德. 拜丁（Richard Batting）。当时航天学三大热门领域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他们写的：制导，导航，控制。（不久麻省理工就承担了阿波罗系列飞船制导及导航系统的研制）这些人是自己领域里的先驱，他们开创性的成就永远会被人铭记。

我很快就发现，航空与航天的基本区别在于航空研究的是物体在大气层中的运动，而航天研究的是物体在宇宙真空中，即离地面一百英里以外的空间里的运动。两种情况下物体受到的主要作用力都是引力。但是在航空领域，物体还要受到空气升力和阻力的影响。

物体出入于大气与宇宙之间的方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这关系到火箭如何升空以及如何返回，如何抵御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另一个重大课题是轨道力学，即高速运动物体受重力影响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火箭来影响其运动。

我的主攻方向是数学在制导技术中的应用以及天体导航，这也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在给定时间，需要多少颗定位星你才能飞向月球或者火星。阿波罗飞船的天体定位系统是由36颗分散于不同星座，彼此距离大致相近的星星组成的。这其中包括很多有名的星星例如大犬座的天狼星，最亮的星星（仅次于太阳）。还有金牛座的毕宿五。当时我还不知道它们日后对我会有多重要。

当时，这36颗星星中有三颗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多年以后，他们会以我三位同事的名字命名：阿波罗飞船的三位宇航员，埃德.怀特二世（Ed White II），加斯.格里森（Gus Grissom）和罗格.谢夫（Roger Chaffee）。星星的名字分别是Regor（Roger的倒拼），Navi（Ivan 的倒拼，Ivan是格里森的中间名）还有Dnoces （Second的倒拼）。这三个人都将成为我的挚友。但那正如他们三个悲剧性的死亡一样，都是以后的事了。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我妻子刚刚飞到阿腾堡二十四小时，我就被召回了莫斯科，开始为1960年三月的太空项目进行实验。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不顺。尽管参加这个项目的都是万里挑一的空军精英，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少不了大大小小的麻烦。我和苏维特拉娜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身上只带了十个卢布。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航空航天医学中心，一路上计价器噼啪乱跳，很快就过了十卢布。这下子我可紧张了，只能强作笑容告诉司机我身上只有十卢布，多一个戈比也没有。结果他当场就把我们从车上赶了下来。我们只好顶风冒雪的走完剩下的路。最后我们到达的时候我妻子的脚都冻木了，我用自己的羊毛空军手套来给她捂脚。

刚开始的几天，我们在莫斯科中央机场附属的一座室内排球场里睡上下铺。另一位飞行员和他妻子睡在球场的另一头，想要保留隐私只有在球网上挂报纸。不过不久后我们就分到了位于奇卡洛夫斯基（Chkalovskoye）基地的一套三居室。逐渐地，我们开始获得一些普通飞行员没有的特权。比方说可以到一些存货特别齐全的商店购物而无需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排队。

最初的时候我们出外旅行的机会很少，出国就更别想了。集体旅游的时候总有一个克格勃的人跟着。正式训练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八人已经扩充到二十人。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四人以上同乘一架飞机，以防万一。空闲时间很少，但是我们依然抽空在周末外出野餐，另外还有一年一度为期三到四周的强制性温泉疗养。

我们知道美国飞行员也已投入太空计划之中了。报纸上说水星计划招募了七个人。我们意识到这些飞行员比我们更有经验，——他们的平均年龄比我们长十到十五岁。我们安慰自己，尽管他们更有经验，但他们不会再度年轻了，而我们还有十五年充满活力的时间。

Mirage3D Animation

外链出处

开头就是前苏联的领先起跑. 场面宏大,音响震撼,歌曲雄壮.

正想去找有关书籍去看,多谢.

Two Sides of the Moon: Our Story of the Cold War Space Race

大卫.斯科特

午夜已过，凌晨未至，为了在东德执行侦察任务，若干架没有标记的F-100部署到了西德的基地。这些飞机的代号是“靓女”（slick chicks）。这些飞机特别安装了摄影器材，它们低空潜入东德，拍摄照片，然后有多快飞多快地跑回来。在侦察卫星出现之前，这是我们唯一的手段。

“靓女”的驾驶员都是CIA的人，我们对他们知道不多。

上面对于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接近禁飞区有着严格的规定。禁飞区宽约100英里，正式名称是防空识别区（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简称ADIZ。我驻扎在荷兰的时候经常靠近这个区域，但是真正进入该区域则会被视为严重的挑衅，甚至是宣战的表示。

我们这边的规矩是未经授权或未开战的情况下决不能进入禁飞区。但是每当雷达侦测到有俄国飞机向禁飞区逼近，我们这边就得有人升空拦截，以防万一。有时，为了试探对方的深浅，地面控制台会让我们直接飞向ADIZ，到了地方再掉头。俄国飞机的尾迹表明他们也有相同的做法。关键在于谁先掉头。这和小孩子的斗气游戏差不多，只是极端危险。

万一俄国飞机进入了缓冲区，那我们也得进去，对其进行检查与拦截。对方攻击，我们也攻击。对方开火，我们也开火。要是对方的飞机看上去迷路了，我们就为其护航，查清它的编号，与其取得联系，让它返航。它要是不听，我们就飞到它前面摇摆机翼，根据国际法，它应当跟着我们降落。它要是还不听，我的僚机就飞到它后面去，准备开火。这完全是猫鼠游戏。

有一次，我也不小心飞进了缓冲区，当时是半夜，我们领队的无线电坏了。当年的雷达功能很简陋，地面控制台没法告诉他赶紧回头。天上只有我们两个，我是他的僚机。突然一道强光罩住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来领我们回家的。事后我的领队很是经受了一番折腾。

我驻扎在荷兰的时候处过三位中队指挥。其中最优秀的是第三位，一个活的传奇，弗莱德里克 C “军靴”布莱斯（Frederick C “Boots” Blesse ），或者“布莱斯少校！”二战的时候他就是战斗机驾驶员，还在朝鲜击落过十架敌机，拿过双A。他写过一本书叫《无胆则无荣》（No Guts, No Glory），这是早期空战战术的圣经。他是我们这一行的顶尖人物，也是我赶超的目标。他的精力十分旺盛，当初他接手我们中队的时候与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空战演习。当时我们的紧张情绪可不是闹着玩的。

轮到我的时候我们俩彻底甩开了。所谓针尖对麦芒也不过如此：我们在给定的高度和速度下向对方直线冲去，在两机交错时看谁能先一步咬住对方的尾迹并用摄像机将对方“击落”。布莱斯击落我的次数比我击落他的次数要多，这一点是肯定的。接下来的训练里布莱斯让我跟紧他，他则试图用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来甩掉我。这是对心智与意志的双重考验。有些信心不足的人会在压力下乱了章法。不过我表现不错，当我们着陆以后，脱了飞行服，布莱斯赏了我后背一巴掌。

“好啊，斯科蒂，你在上面表现的不错。”他说，“改天咱们再一起飞上两圈。”六个月以后他把我选进了他的战斗机编队。这感觉真的不错。

当时我曾不止一次遭遇过空中故障。这为我应付紧急情况提供了宝贵经验。人们都说在欧洲驻防比呆在美国更能磨练飞行员的本领。首先，欧洲的天气更恶劣，更无常。中途改变航线，燃料不足，更改目的地对我都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们在荷兰执行任务，突然得知一团大雾即将袭来，必须马上降落。几秒钟之后地面就看不见了，我们只好改飞德国，着陆的时候油箱基本见了底。

天气不是唯一的问题。我在荷兰的另一次任务中飞F-100，刚离地面节流阀就坏了。我当时正在全速飞行，应急教程里从没提过这种情况。我有两个选择：弹射或者迫降。地面告诉我必须马上决定究竟弃不弃机。这是一个飞行员所能遇到的最棘手的选择：我知道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在还能够脱身的时候脱身出来而送命的。不过弹射也并非毫无风险：弹射椅可能卡住，座舱罩可能打不开，降落伞也可能缠作一团，随便那一条都能要你的命。没有哪个飞行员喜欢这么做，除非飞机已经完全失控。只要还能控制飞机大多数飞行员都会选择迫降。我觉得我对飞机的控制应该可以安全降落。我知道这很困难，但却意识不到究竟能千钧一发到什么程度。

为了减速，我必须切断燃料供给并关闭发动机，这样才能滑翔着陆。晴天的时候这倒还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你可以从足够的高度盘旋下降并由此调整到最合适的着陆状态。但是当天的天气很差，不但是阴天，而且云层压得极低。这意味着地面人员必须计算出低空着陆所需的时间。我只有一次机会，不成功便成仁。一旦关上了引擎你就非着陆不可——具体方式另说。倒霉的是，地面人员算错了，他认为我应该在着陆前十三秒关闭发动机，事实上这太晚了。

跑道很短，大约8000英尺。F-16的着陆速度是120-130节，这个长度还算合适。但是F-100的常规着陆速度是170-190节，这样一来留给我的余地就基本没有了，而且我当时的速度比正常情况快得多。我不得不使用减速刹——这是装在机腹的一块金属板，平时是收起来的——我飞的这款F-100没有襟翼。我就这样一路冒着烟冲到了跑道上，速度大约在200节上下。我一把拉下了左边的黄色把手放出了减速伞，但是伞面早就老化了，刚弹出来就变成了拴在机尾的一串彩旗。

F-100是第一款安装了防滑刹车的飞机，但是这也出了问题。防滑系统把轮子一抓一放得太剧烈了，结果飞机就像海豚出水一样，机头一冲一冲的。跑道的尽头就快到了，速度依然很快。这时我触动了另一个减速装置——前起落架的轮子绊住了一根铁丝，铁丝连着钢缆，钢缆和铁链编成一股。铁链的每一环都有40磅，按照设计没有什么飞机能拖得动它们。我的飞机不但拖动了，而且还把铁链的尾部甩上了天，砸穿了附近一间房屋的屋顶。

飞机终于在跑道尽头的一片泥地里慢慢停了下来。消防卡车也呼啸而至，我赶紧爬出驾驶舱跳到地面上，手脚并用地躲到了一边，以免万一飞机爆炸。根据飞机的受损程度，事故分为轻微和严重两档。这起事故算轻微，因为我把飞机基本完好的带了回来。说实话，当时的危险程度和严重也差不了多少。当天晚上几乎我们中队的每一个人都过来赏了我后背一巴掌并请了我一杯酒。

还有一次，我在北海“扯破布”——拖着一条彩旗为其他飞机提供打靶目标。我的后座坐着一个年轻飞行员，是个刚调进我们中队的少尉。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执行任务。打靶结束以后，我们拖着靶子返回荷兰海岸，这时发动机熄火了。于是我呼叫了我的朋友丹尼.克洛伊，他是我们编队的领队。

“嘿，丹尼，我熄火了。”

“你别逗了。”他答道，“回头酒吧里见。”

“没跟你开玩笑。”我答道。

“哦，那你麻烦大了。”他答道。

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那位年轻少尉的眼睛瞪得和盘子一样大。

“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了。”我告诉他。当时是冬天，北海里很冷。但是我还是勉强滑行回了基地，时间刚刚好。

并非每个人在危急情况面前都这么幸运。我在欧洲失去了几位好朋友。我加入32中队的最初六个月里我们损失了六架飞机和两位飞行员。我们对于用来替代F-86佩刀的F-100超级佩刀尤其很有意见。我对F-86有特殊的感情，我就是通过驾驶F-86才加入“音障终结者”的小圈子的。

驾驶F-86有一项特别技术。如果你在俯冲的时候施加适当的控制，再顺应飞机本身的动态做一下翻滚，可以很有效的减少阻力并使飞机达到一马赫的速度。然后你就能获得一枚F-86的制造厂北美公司（North American）颁发的一马赫胸针。人人都想要一枚这样的胸针。我在来到荷兰几个星期之后就得到了一枚。

相比之下，早期的F-100可谓声名狼藉。不是着火就是熄火。我们刚开始飞这款飞机的时候，我的第一位中队长把所有人——包括已经成家的人的妻子——全都叫到了军官俱乐部。

“我们要去非洲学飞F-100了。这款飞机的性能其实没这么差。”他很客观的说。不过他接下来对各位妻子说的话把我们都吓得不轻。“我向各位女士保证，我会尽可能多的把我的人带回来的。”

我来到欧洲的时候还是单身，到了驻防期满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我在离开美国之前去德州看望父母，遇到了我日后的妻子萝坦。我们的父母彼此熟识，她的父亲也是将军。他们在二战的时候曾一起在英格兰服役。第二年圣诞我回德州时和她共处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年夏天，萝坦来欧洲旅游，我们决定趁机把正事办了。1958年的冬天她搬到了荷兰，我们得到了一间小公寓。

战斗机飞行员的收入不高，但我们的生活标准不算低。这主要归功于汇率。我曾在斯图加特用现金买下了一辆敞篷奔驰190SL。开着这辆车我们去了巴黎，丹麦，瑞典还有西班牙。我们的社交生活十分丰富，经常有派对。飞行任务也不少。就散在欧洲再呆三十年我也不嫌长。生活很不错，我过得很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