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中尉

第32战斗机日间中队

荷兰，索斯特堡

1956年10月，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而我们也进入了备战状态。赫鲁晓夫的上台曾使人对苏联的转型产生过期待，但是苏联在内部异己的问题上依然十分粗暴。匈牙利工人的自由请愿遭到了血腥镇压，几周内就死了三千人。

作为前线的战斗单位，我们中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一小时内就可以全体升空参战。我们有四架飞机轮流处于5分钟警戒状态，驾驶员坐在机舱里，在跑道上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另有8架飞机处于30分钟警戒状态，剩下的所有飞机则处于45分钟警戒状态 。我们知道，俄国人的飞机要多得多，和我们相比基本是四到五比一，所以我们加入战斗并全身而退的机会并不乐观。

我们全都接受过逃脱训练——即被敌方击落之后如何避免被捕。有一次我们被空投到德国黑森林，试图躲避联合特种部队的追捕。我们要是给抓住了，就得进监狱，接受朝鲜式审讯，在强光灯下站上好几个小时，冰水浇身，通宵做体操，被人套话、欺骗，饱受羞辱。要是你真的招了，上面就会剥夺你的安全等级，禁止你升空。我们班50多个人中只有三个人逃过一劫，我在最后一天快结束时也着了道儿，被人五花大绑，来了个嘴啃泥。

我们中队最有可能的作战地点是捷克的领空，所以我们每人都领到了捷克地图和货币。本来我们还应该携带个人武器以便防身的，但是直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上面配发给我们的还是信号枪和轻手枪，格斗的时候基本用不上，于是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有两个战友飞到意大利，直奔贝雷塔手枪的工厂，采购了一大堆，装在驾驶室里带了回来。回来后他们把手枪摆了一桌子，我们每人都至少掏钱买了三把，还有配套的枪套和子弹。当时的条件还很简陋，我们的连体服和重力服颜色驳杂，满是大大小小的口袋，看上去就像身上长了疮一样。这些东西还是二战和朝战时留下的。我们想方设法的把手枪往身上塞，比如挂在胳膊底下。口袋里则塞满了弹药。结果我们一个个就好像是从好莱坞的西部喜剧片里跑出来的一样。

但是这可不是儿戏，而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在眼前，我们当时真心相信美国应该保护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他们正试图从共产主义系统内部挣脱出来，此刻他们正在街头奋战。我们以为美国会履行承诺，伸出援手，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当时的政治头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去制止苏联的野蛮侵略。这是冷战中丑陋的一章。我们辜负了匈牙利人民。我当时级别太低，不知道幕后有什么运作，只是几周后我们中队就解除了高级警戒。

1965年的时候，没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只有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高中毕业临近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考艺校。当时苏联只有两所真正意义上的艺校。一所在列宁格勒，另一所在拉脱维亚的里加，这所稍微近一些，不过也有600公里。

1953年的春天，我搭了一辆卡车来到里加申请入学。我从我父亲那里借来了最好的衣服：一套毛式西装。这一路颠的我不轻，当我到达时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直奔校长办公室，试图劝他招收我。我随身带了几件自己的作品，还和校长的漂亮女秘书大声聊天，结果把校长从办公室里惊动了出来。

“我想在这儿上学。”我对他的提问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那您得过两天来参加入学考试。”

不过接下来他看见了我胳膊底下夹着的画，然后问我能不能看看我的其他作品。他仔细看过了我的画作，包括几幅铅笔素描，水彩，还有肖邦、高尔基和彼得大帝的临摹肖像。然后对我保证说只要我高中毕业就有机会来这里学习。

离开他的办公室以后我在走廊遇到了一个在读的学生，我问他在这里要怎么住，他告诉我里加的房租一个月要500卢布，我的梦想一下子就破灭了。我父亲一个月才能挣600卢布，还要养活一家人。而且我们家能帮得上忙的男性亲属已经没有了。

我垂头丧气的回了家，但是很快又振作起来。我决定去追求另一个人生理想：当飞行员。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军事集训。我父母都很支持，不过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表兄劝我另打主意，他认为我的发展方向在学术方面。不过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在乌克兰的克列缅丘格飞行学院申请了一个位置。竞争很激烈，不过我还是在1953年9月拿到了录取通知。

这是件光耀门楣的大事，我临走那天不光我父母，还有好多学校同学来送我。我母亲买不起站台票，大家就凑钱给她买了一张，他们自己则翻篱笆进站。火车开动时我母亲哭了出来，我也忍不住爬上行李架流眼泪，因为我要离开家了。

接下来的两年我在克列缅丘格学开螺旋桨飞机，之后我转到了位于楚古耶夫（Chuguyev）的高等军事飞行学院又学了两年。在这里我学的是驾驶喷气式战斗机。我很自豪，二十岁出头就能做到这一切。没用多少时间我就成了我们队里的副指挥，军衔是中士。年纪轻轻我就开始学习如何对我的下级和我自己承担责任了。

这段时间里我依然在业余时间画画，我越想越觉得眼下的状况最适合我，我可以当飞行员同时还拿绘画当兴趣，但是我不能一面当专职画家一面开战斗机。

我拿到徽章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他在加里宁格勒的一个空军机场找了份修剪草坪的兼职工作。他经常和飞行员聊天，学来部队里的行话好让我刮目相看。我回家探亲时他会不经意间漏出几句，其中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

“不要到了跑道尽头才刹闸，”我父亲微笑着对我说，“也不要到了风烛残年才去享受爱情。”

大卫.斯科特

我在西点的最后一段时间面临着比根除赤患更为迫切的问题。我要保证自己进入空军。并非所有毕业生都能进入自己心目中的兵种。竞争很激烈。每一科的成绩都有排名，排名高的自然机会也多。我在1954级633名学生中总排名第五，机会还算不错。

我的就业指导顾问老师是约翰.W.米利上尉（John W. Miley），第一流的职业军人。他对我的日后发展很感兴趣。当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敬礼，他则开门见山的问，“你决定要加入哪个兵种了吗？”

我毫不犹豫。“空军，长官。”

他吃了一惊。“空军？为什么?”

“我想飞行，长官。”我说，“我想当飞行员。”

“飞行员?”他说，“干这个有点危险吧？”

危险？他自己就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还挣回来一颗银星和好几颗紫心，他什么都见识过了，他是空降兵的一员，全军的先锋。

“不，长官，”我答道，“我认为没事。”

我起身离开时他最后劝了我一句。“斯科特先生，我希望你记住，步兵这里永远有你一个位置。”

“十分感谢，长官。”

其实我心里说的是“米利上尉，我希望晚上能在床上过夜，而不是什么冰凉的散兵坑。”不过我只是敬礼离开而已。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我最后没能进入空军的话，我一定会选择米利上尉推荐的道路。我十分尊重他和他的同僚。

最终，我如愿以偿的于1954年夏天来到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马拉纳飞行基地（Marana Air Base）报道。我在图森接受了六个月的基础飞行训练，状态很好。我的教官水平一流，乔希 P. “美女”洛根——我得叫“洛根长官”。他留着小胡子，气色红润，皮肤粗糙。他是个正宗的巡回演出艺人，开着自己修好的一战飞机在乡下走村穿镇，一美元带人上一次天。他是我的飞行启蒙老师，他教的很好。

就我看来，对飞行的快感表达得最淋漓尽致的文学作品当属一首十四行诗《振翅高天》（High on Flight）。作者是一名19岁的加拿大空军飞行员小约翰.格里斯比.玛吉（John Gillespie Magee Jr）。他牺牲于1941年十二月，当时他驾驶的喷火与另一架战斗机在云层中相撞了。此前不久他给自己的父母寄去了这首诗。

啊！我摆脱了大地无所不在的束缚，

舒展银翼舞动于九天之上。

冲向太阳，投身于阳光刺破的云雾

所发出的隆隆欢笑，你无法想象

我如何施展全身本领——疾转、飞升、俯冲，

在明媚寂静的至高所在盘旋翱翔

我也曾追逐过呼啸来去的狂风，

和我的坐骑一道，穿越无根的空气殿堂

向上，朝向那空旷、魅惑、炽烈的蔚蓝，

前往罡风横扫的天顶不过举手之劳，

云雀不能涉足，雄鹰也胆怯畏难，

我却视为坦途，心中不起波澜分毫。

寰宇的禁地，从未有人造访的苍穹，

而我在此伸出双手，触摸上帝的面容。

这几行诗句完美的总结了我儿时梦想得以实现时的喜悦心情。

不久后我从马拉纳空军基地调到了德克萨斯大泉市（Big Spring）的韦伯空军基地（Webb Air Force Base），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学习驾驶喷气机。喷气机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对飞行学员的淘汰率相当高，不过六个月以后我还是有了自己的空军徽章。事实上，这枚徽章是我父亲交给我的，当时他的军衔是上校。他亲手把他自己当年的徽章别在了我的制服上。当时场面挺隆重的。

韦伯之后是针对机载武器的训练。这是我第一次驾驶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我学会了如何用一架单座战斗机投放核弹。这被称作低空轰炸系统（low altitude bombing system），简称LABS。广岛长崎才刚过了十年，我们手中的炸弹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年的威力。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冷战的严重性。互相保证毁灭（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美苏双方的核武器当量加在一起足以毁灭世界。但是在核竞赛方面两边依然竭尽全力，唯恐落后。

这使你感觉斗志昂扬。如果别人想动手，那你也得动手。你不会想到人命的问题，接到战斗命令的士兵就应该打仗，不过我们现在用的不是刀剑盔甲，而是核武器。

在我完成自己在位于凤凰城的卢克空军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的训练之后，我已经万事俱备了。1956年夏天我被派往荷兰乌得勒支省的索斯特堡（Soesterberg）加入一个战斗机中队——第32战斗机日间中队。这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任命，对我来说正中下怀。这意味着空战：被另一位驾驶员逼到极限，试图依靠自己的技巧与本能来胜过他。

训练可以是你成为优秀的飞行员，但是训练不可能使你成为顶尖的飞行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强的协调性，反应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能否感应到座机最细微的运动。当你飞行时，飞机就是你的外延，飞行的诸多快感之一就是人机合一的感觉，这使你觉得自己格外强大，足以无视肉体凡胎的束缚。

欧洲的恶劣天气格外考验人的技术。我们当时飞的是F-86佩刀，后来又升级成了F-100 超佩刀，在全天候状态下进行模拟对抗训练。我们定期前往北非——利比亚和摩洛哥——进行为期数周的训练，因为那里万里无云。不过最困难的部分依然是在天气恶劣的北欧执行任务。当时各方面还都很不成熟，导航系统基本帮不上忙，唯一指引我们穿越云团返回基地的只有一个小指南针，指向一个30瓦的灯塔。不过如果你在这种条件下都能飞，那你就到哪里都能飞了。

不过，来到欧洲刚过半年，火线的洗礼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祖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苏联出产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们有最好的坦克，最快的火车和飞机，其他国家统统赶不上我们。这套宣传很见效。作为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学生，我参加了少先队员宫的活动，还上了绘画辅导课。

尽管我父亲早年不顺，他依然鼓励我们相信革命信念。“不能因为少数几个坏人就反对党和政府。”

但是谁也不能公开谈论国家的现状。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加里宁格勒的波罗的海港，我父亲在战后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我上了六号中学，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同学，他问我到底知不知道美国工人的月工资有多高，美国汽车的性能有多好。这是我头一次认真考虑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胆敢和我们一较高下的国家。当时我14岁，还从没见过一本书描述过美国的生活。

我之前读过《汤姆.索亚》，但是现在我更好奇了。我开始在图书馆里到处找，有什么看什么，杰克.伦敦，德莱赛，詹姆斯.库珀，等等。我并没有一下子扭转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依然认为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我开始意识到，在有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要高一些。

我在校的最后一年斯大林去世了。大家都很悲痛。人人都戴黑袖章，轮流在大幅斯大林肖像周围站岗。我把那个袖章珍藏了很久，直到有个朋友警告我把它处理掉。

“记着我的话，早晚有一天你会亲手把这个袖章烧了的。”他说。

过了一两年，上面才开始清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种种弊政。我慢慢地意识到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最后我的结论是：斯大林是个嗜血暴君，对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赫鲁晓夫继任以后发表了废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声明，而我把那个珍藏很久的黑袖章烧掉了。我还画过几幅斯大林的肖像，对于它们的处理我矛盾了很久，最后还是全都烧了。

国家还要再过好几年才能真正改变。在恐惧的阴霾下长成的整整一代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斯大林死后至少十年，人们说话还是十分谨慎。“小心，留神。”他们互相警告，“注意有谁在听你说话。”

整个国家还要胆战心惊地过上许多年，人人都随时准备进监狱。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政策废止了不少酷法以及秘密警察的一部分职能，但是真正的改变还有待时日。

拭目以待

大卫.斯科特

D日——1944年6月6日——是我的十二岁生日。我从没过过这样的生日，似乎所有为了诺曼底登陆的庆祝活动也都同时是为我举行的。德国投降还有11个月，那之后还要再过几天我父亲才能回来。驻扎在欧洲的时候，我父亲受命负责一架米切尔 B-25。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把它飞回美国，途经非洲和南美。

当他到家时，我知道我已经足够大了，他可以带我完成我的处女航了。我简直迫不及待。那趟飞行无与伦比——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点吓人。我们刚刚离地我父亲就做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的技术动作。做第一个大回旋的时候，我还以为飞机的爬升永远不会停止。这让人很不舒服，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穿越云层又冲向地面的时候，眼看着田野、树木、房屋和汽车就像玩具一样，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兴奋过。自由的感觉令人心醉。刚一落地，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对飞行抱有如此的激情。

还要过好多年我才能体会到自己控制飞机的快感。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战争结束后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是加州河滨县附近的三月空军基地（March Air Force Base）。我在那里考入了河滨县工艺高中（riverside polytechnic high school）。学校很大，足有三千多学生。学校也招女生，她们上打字课。其结果是很多男生也都报了打字课。那段时间很美好，充满了派对、弹子球和约会。

我在学校里很不张扬，总是坐在教室后排，很少发言或与人争论。不过我父亲还是一直叫我“要积极主动”。

“别老从教室后排坐着，”他说。“要大胆发言。”

我打篮球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在。“跑动勤一些，向他们施压！”

我父亲曾经是个童子军，所以我也加入了童子军。他还喜欢打高尔夫，我就给他当球童。他还教过我驾驶。

后来我加入了河滨县游泳队，连破好几项记录。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游泳天才，不过早年在荷摩沙海滩畅游大海的经历的确很有帮助。游泳使我受益良多。它教会了我竞争、团队合作、坚忍不拔、以及大事临头时如何在身体与意志两方面做准备。有三位教练对我影响极大，高中一位，密歇根大学一位，西点一位。最终我有幸入选了全美游泳队和东部校际全明星水球队。

所以，当我父亲接到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调令时，家里人关于我是否应该留在加州上完高中并继续游泳意见很不统一。最终我还是和父母一起走了，并在乔治城上完了高中。不过即使在当时我就已经打定主意要上西点了。我只是没把握能不能进得去。参众议员我一个都不认识，找不到资助人。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同时还拿到了一份密歇根大学的游泳奖学金，专业是机械工程。1949年秋天我离开了家，度过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年。

有时我也会奇怪，为什么要放弃密歇根能够带给我的一切。但是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西点的入学体检，随后就得到了一个名额。1950年7月4日，我踏上了开往俄克拉荷马的火车，前往西点。

尽管我极其希望成为飞行员，我对自己在军队里的发展前景并没有太高的奢望，尽管我很享受袍泽之谊。二战后美军的扩编使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享受过的小圈子气氛荡然无存。但他对我的选择无疑有影响。他知道我想飞，也希望我能加入空军。当时要想在从军的道路上有所发展无外乎两个选择：安那波里斯(Annapolis)的海军军校或者西点。我父亲给过我许多好建议。他不是个形容于色的人，不过我考上西点那天他真的十分高兴。

不过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来自一位我在游泳池遇到的上尉。我告诉他我要去西点之后，他告诫我“一定不要丧失幽默感。”他说的很对，我一到校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西点里压力很大，都是精神压力。不会有人揍你，事实上，关于身体接触的管理条例十分严格。高年级学生必须要获得许可才能接触低年级学生。如果他看见你的制服上有线头，他会先问你：“我能碰你吗，先生？”然后才会帮你掸掉。

但是他们在尊敬、纪律、遵守命令方面要求很高。头两个月的“驯兽营”就是为了在这方面打基础。

“驯兽营”完全拿你当动物对待，早中晚都要听命行事。自然，人人都胆战心惊，这正是目的所在。能来西点的人都是人尖子，现在他们全都被打回了原型，不得不像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从头学起。入学的第一天我们进行了整整一天的长途行军前往战胜纪念点（Trophy Point）报道。接下来就是艰苦的操练。五点半吹起床号，全体整队，然后就是不得空闲的一天。皮鞋和步枪要擦得锃明瓦亮，制服要穿得一丝不苟，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总是不够用。进了食堂以后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不过总有人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向我们提问。我们必须不断学习，背诵军号宝典（bugle notes）里的内容，譬如关于纪律的定义之类的。

我们什么都得学，从战史到军事卫生，从扎营到拼刺刀。拼刺刀，天哪，我可忘不了拼刺刀——从没经历过强度这么高的训练。我们得穿上战斗靴和套头衫，拿上12磅重的步枪，全速冲到四分之三英里外的演习场。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劈、砍、刺、复位，然后再全速冲回来。我们个个状态一流，不过训练实在是累死人了。我们受的教育是坚持再坚持——要在突破生理极限的情况下发挥正常。二战结束只有五年，战时状态远未完全解除。我当时很不喜欢这一点。但是回头来看，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有教益的四年。

我学到了纪律、服从、尊敬、秩序、计划与领导他人所需的资质。做领导的秘诀在于拉而不推，以身作则。我学会了让步妥协与尊重他人的感觉。针对西点的攻扞多年不断，但西点从未停止贡献优秀领导者，例如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还有巴顿。

在校最后一年的夏天，我们被派往南卡罗兰纳的杰克逊堡，以军官的身份去训练新兵。这使我们在带兵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事很严肃，因为这些新兵一出训练营就要奔赴朝鲜前线了。这使我忍不住思考：这帮新兵有不少还都是孩子，刚刚走出庄稼地，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是依然应征入伍了。他们时常不理解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依然义无反顾。这对我日后理解越战的进行与反战情绪很有帮助，但那是日后的事了。

朝鲜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我刚刚进入西点几个月战争就爆发了。我们实时收听了麦克阿瑟将军因为试图将战争引向中国而被杜鲁门总统解职一年后在国会所作的演讲。那段“老兵永远不死”实在是感人至极。大家对这位老西点人的黯然下场都感到十分惋惜。但是老师教导我们民主的基础不是军管而是民治。仅仅因为你是一名出色的将军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染指国家的管理，管理国家的人是总统。这对我们理解我国的政体运作是极其宝贵的一课。

不过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连报纸都不看。反正也没时间。我们主要学历史，我知道苏联在1948年对柏林的封锁与空中生命线，以及次年毛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但是朝鲜战争的重要性盖过了这一切。战争开始不久我父亲受命担任了冲绳基地指挥官，我知道他肯定在朝鲜执行过任务。我们都认为只要我们一毕业就会奔赴前线。但是战争在我毕业前一年结束了。

教军事战略的老师们对于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毫不怀疑：俄国。更确切地说，苏联。

我们的大部分老师都是现役军人，几乎全部都是二战老兵。我记着其中有一个当年在巴顿手下第三军服役。他是个火爆脾气，一上课就拿教鞭指着我们，问那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下一场战争在哪打？”然后不等回答就用教鞭狠抽一下讲台，“俄国！”啪！“俄国！” 啪！“俄国！”

我们也研读东线的德国将军们记的日记。都是德文原文，打得很粗糙。“小心游击队！”其中一个写道。他们怕俄国人。

老师教育我们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坏的，谁也不想在这种可怕的政体下生活。苏联的野心是征服世界，1953年斯大林的死去也没有改变这一目标。共产主义者正在行动，四处扩展势力。这是十分严重的威胁。苏联是敌人。

即使是在美国国内，人们也在恐惧“内部敌人”的威胁。随着麦卡锡参议员“根绝赤患”口号的提出，这种恐惧达到了顶峰。我当时的政治立场挺保守，真心相信只要揪出一个共党分子就应该就地解决。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1941年6月22日的清晨，我们家的收音机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传出来的是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声音，我们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好多邻居都挤到我们家来听广播。

“今天凌晨四点，德国军队打破了苏联西部防线，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红军正在誓死抵抗。”房间里的妇女们哭了起来。战争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童年，对我的国家来说，接下来的时光将会极其黑暗。

前线离我们还有上千公里，但是没过多久成车皮的伤病员就运到了克麦罗沃的临时医院。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还有拉工人和机器零件的火车，好在后方重建工厂。克麦罗沃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一夜之间出现了好几家化工厂。我们那一片成了苏联的化工中心。

接下来的几年，苏奸炸了两家化工厂，死了好几千人，伤了更多，包括我的一个姐姐。谣言说德国人在伊朗修了空军基地好轰炸西伯利亚的化工厂。上面要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菜地里挖临时防空洞。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这种悲观情绪才开始扭转。

那年秋天我入学了，当时我刚八岁。第一天进学校我既紧张又骄傲，那天是九月一号，路旁木栏杆上还挂着霜冻。我母亲，叶芙多琪娅，一路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停下来还邻居们问好，满脸骄傲地大声说“又往学校送进去一个！”我只好低头端详自己的赤脚——我没有鞋——看着脚下的冰霜化成泥坑。

我们来到了35号小学的操场，我看到不少人也都打赤脚。在正式上课以前，我们排好队，集体高呼“为我们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同志！”几天后学校方面送给我家一双鞋，深咖啡色，有一股很好闻的新皮革味。不过再仔细一看，我发现这是双女鞋，因为装在鞋上的不是鞋带而是十字皮条。但是我依然很喜欢。

上学的第一天，我把所有个人财产都装在一个盛防毒面具的袋子里随身带着。袋子垂到膝盖附近，使我走路很不方便。袋子里有几只蜡笔，几块用火柴盒装的水彩，一本杂志，几幅我最喜欢的名画的复制品，还有我自己的几幅画作。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我的同学们显摆一下我包里的宝贝。结果在课间有个小孩——他日后得了个外号叫“蟑螂”——一把就把我的包抢走了，东西撒了一教室。

后来老师进来了，看到了洒在地上的我画的画。“阿列克谢，”她说，“您还是个艺术家呢。”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能做一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那几年尽是苦乐交织的回忆。

巨大的伤亡冲击到了每一个家庭，当然也包括我家。短短几年就死了两千万人。我有四个叔叔和六个表兄弟战死在了西线。还有好几个邻居从前线回来时都残疾了。

1945年，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地里放牛，忽然一大群人从我身边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

“别管牛了！赶紧跟我们来！”

我到家的时候，收音机前面又一次挤满了人，又哭又笑。大家把自己从配给定额中节省下的食物都拿了出来。小咸鱼，白菜，碎面包什么的。战争期间没有肉和水果，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才能领到一个桔子，这是从中国运来的。还有人拿出了一点酒。

我们就这样开了个宴会，尽管寒酸了点，但毕竟是宴会。

大卫.斯科特

三十架德哈维兰. 珍妮式双翼机排着紧密的队形掠过德克萨斯万里无云的天空，在空中组成USA的字样。我记得我母亲向我弯下腰，指着S的一头大喊，试图用自己的嗓音压过发动机的轰鸣。

“那是你爸爸，大卫！”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当时我们家处于圣安东尼奥的伦道夫空军基地附近。我本来正在庭院里骑三轮脚踏车，可头顶的景象完全把我迷住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敞舱式飞机在天空做着各种优美的造型，这时我母亲拿出了一台盒式照相机，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她那天拍的照片在我父亲的房间里获得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拍照片的那年我还不到三岁。但这些照片总能使我清楚的回忆起“像爸爸一样当飞行员”这个想法是怎么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落脚的。从那天起我一有机会就去偷着穿他的工作服：一件棕色的飞行夹克，毛皮的大翻领，还有皮质的头盔和护目镜。披挂整齐以后，我就开始想象自己正从我家房顶上掠过，脚下就是伦道夫空军基地（我的中间名就是这么来的）。正式的飞行制服包括夹克，马裤，武装带，还有一把佩刀——这套行头对我来说太大了。不过飞行夹克对我正合适，尽管下摆一直落到地上。

直到12岁那年我父亲才第一次带我和他一起坐飞机。空军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不过在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不出任务的飞机，他也偶尔带我玩两下：把我放进驾驶舱里，叫我熟悉一下操纵杆。有时，当他在我们家顶上飞过时，他还会往下扔小降落伞，伞下系着小石头，石头上还裹着字条：“致大卫，爱你的爸爸”之类的。这些随风摇曳的字条进一步坚定了我早晚要上天冒险的决心。

不过我父亲，汤姆. 威廉. 斯科特， 参加空军完全是偶然。某一个周五晚上他在酒吧和人打了个赌，结果就走上了这条路。他原先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打工，挣的钱一部分交了大学学费，另一部分用来赡养我奶奶。她当时和我爷爷离婚了，之后她就不停的搬家，先是加州的弗雷斯诺，然后取道堪萨斯的维基塔到了洛杉矶。我父亲很少谈这些事，不过他当时一定很难。

大学毕业后他在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公司找了一份行政工作。不过有一个礼拜五晚上他和朋友在酒吧打赌，去参加第二天的空军选拔体能考试。他参加了，也通过了。两天后他就辞去了电影公司的工作，参加了空军。他受训成为了一名“驱逐机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这个称呼在二战前并不普及。当时一战刚结束十年，正是大萧条的时候，空军也没什么钱，所以他也只能开开老式双翼机。不过这一点他很喜欢，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进去。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教官，所以在家的时间也多了不少。只有为空军做宣传活动时才会出门。

我父亲是苏格兰裔，为人很节俭。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没多少钱。不过我们的生活标准还是很高的，因为凡事有部队替你操办。我父母结婚后我父亲被分配到了伦道夫空军基地，1932年6月6日我就出生在这里。我们家住在一座两层小楼里，房子的正面刷了一层灰泥。当时空调还没有出现，为了避暑，我们还离开圣安东尼奥到印第安纳的一个基地小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了菲律宾。

1936年圣诞节前不久，我们坐着一艘老旧的运兵船来到了菲律宾。接下来三年我们一直呆在这里。这里的生活很舒适。家务杂事有佣人打理，我母亲的时间都花在了桥牌，麻将和旅游上。我父母都去中国旅游过，不过是分开去的，一起去会有麻烦。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地球的另一边，欧洲也在磨刀霍霍。不过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每天我照常坐着骡车去上学，比起这些世界大事来，我更关心怎么爬椰子树。

我家家教是很严的。我父亲很严厉，可也很慈祥。他的嗓音洪亮而清脆。我管他喊 “长官”, 管我母亲喊“夫人”。每天晚上吃饭我们都正襟危坐。我父亲对人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他自己从来一丝不苟，对我的要求也一样。他的家规很详细，我要是违反了就得去墙角罚坐。我小时候是很安静的，不是胆小，而是内向。我父亲常常为此而不高兴，他总是对我说“要积极主动”。

我还记得六岁那年的一件事。当时我去参加一次游泳比赛，不过我不知道规则。发令枪响了以后我就四下看，直到所有其他孩子都跳到水里为止。然后我想：“好了，这回轮到我了。”这才跳进水里。我当时以为这是有礼貌的表现。不用说，我拿了最后一名。我父亲气坏了。他措辞强烈地告诉我，所有人应该同时入水。

“等别人干什么！一开始就要尽全力！”

他是个强人，对我也时时不放松。

还有一回，我母亲从中国旅游结束坐着邮轮回来，我父亲用一辆小摩托艇带着我去接她。那天风刮得很大，大海把我们抛上颠下的。

“栏杆边上那个就是你妈妈！”我父亲大声叫道，“向妈妈招手！”

我当时实在一点装可爱的心情也没有，那条小船快把我折腾死了。可是我别无选择，只能回答“是，长官。”并硬撑着挥手。

我父亲于1939年12月接到了回国的调令，当时我七岁。我们坐的那条船是菲律宾最后一条搭载有军人的船，从那以后就只有妇女儿童能上船离开了。我父亲有许多朋友留了下来，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战死了。

我们回家之后又过了两年，一直在远东酝酿的风暴开始向美国发作，我那小小的世界也被搅了个天地翻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偷袭的消息对我父亲犹如晴天霹雳。他一把把我拽上车，前往药店去买报纸。很快他就收到了前往“海外”的命令。没人知道“海外”究竟是哪里。我更不会知道往后的三年我都将见不到他。

我们又回到了圣安东尼奥。我父亲走后，母亲决定卖了大房子换个地方住。我当时有个小弟弟叫汤姆，比我小七岁半。母亲的社交生活很丰富，所以一般都由我来带他。实行配给制以后，母亲给我买了一辆小摩托，好让我自己上学。汤姆特别喜欢让我带他兜风。

我母亲的脾气要比我父亲软，因此她决定在我父亲不在的时候要对我加强管教。因此我报名加入了圣公会教徒主办的一座小型军校。那里十分严格，我们穿制服，走正步，还配发“军衔”。惹老师生气的下场是后背挨鞭子，放学后还要留堂。

但是只要熬到夏天这一切就都值了。我母亲认为应该在父亲不在的时候给我另找一个榜样，所以一到暑假她就把我送到我父亲的大学好友大卫.夏托克那里，我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荷摩沙海滩 （hermosa beach）。这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避一避小儿麻痹症的风头，当时这个病在德州比在加州流行得多。

对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来说，荷摩沙海滩比天堂也差不到哪里去。我一个人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那里，一路上只有乘务员看着我。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天天打赤脚。大卫叔叔在海滩上有一块地，足有一英亩。我们可以在那里打排球和游泳。我还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爬山野餐，逛游乐场，坐过山车。

回到圣安东尼奥之后，我一有空闲就开始造模型飞机。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德国的飞机我都了如指掌。我的卧室天花板上挂满了梅塞施密特，喷火，飓风，野马和闪电。和我爸爸一样当飞行员是我记事以来的梦想。我还是个飞行电影迷，比如地狱天使，黎明巡逻 等等。埃尔罗弗林 （Errol Flynn）把眼镜扔进壁炉后奔赴战场的场景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他们开的当然还是一战时的飞机，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的飞行。

我父亲驻防欧洲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演习灯火管制，即便在德州也不例外。对小孩子来说这一切倒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我们是真不知道美国本土会不会遭到入侵。有谣言说日本人已经摸到加州了。我们通过广播追踪收听诺曼底登录的进展，收听丘吉尔的演讲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我父亲一直音讯渺茫。

我们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是通过纽约转发的，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只有他走后第一年的圣诞节是个例外，那年我收到了一本关于航模组装的书，书里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大卫，圣诞快乐，英国某地，爱你的爸爸。”

直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里我们才从他口中知道他被安排到英国北部柏顿伍德（Burtonwood）的空军基地担任指挥，主管B-17和B-24轰炸机的维护工作。战争开始时他还是个中尉，战争结束时他就成了上校。他在1957年退休时已经是将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