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1967年5月初，我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到巴黎造访了三周。当时戴高乐总统刚刚退出北约不久。之前的夏天他造访了苏联。两国关系正热络，此外刚脱离北约的法国也在寻求新的盟友。

我住在乔治五世饭店一间十分豪华的房间里，在饭店里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有人在一旁等着帮你点烟。我的日程非常紧，每天要进行四到五场报告会，然后还要动身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勃艮第、土伦和兰斯。

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改编的电影当时正在巴黎上映。当时这本书在苏联依然是禁书。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配乐），电影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巴黎的一家名叫《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的杂志社组织了一场看片会，我作为特邀嘉宾也参加了。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外面是温暖的夜晚，可我们出来的时候天上居然下雪了。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们还以为老天抽疯了。我伸手接了一把，才意识到这是吹进入口的人造雪。电影院里外都装饰得极其华丽，门口停着一架马拉雪橇，上面还坐着身着毛皮大衣的演员。这一切把当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与我的访问同时进行的还有纪念儒勒.凡尔纳的庆祝活动。市政厅里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并按照小说里的场景摆出了许多造型。按计划，受邀宾客的年龄应当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但作为特邀嘉宾的我可以例外。大厅的中央是一门模型大炮，当年凡尔纳曾设想用大炮把人送上月球。我应邀进行了关于苏联登月计划的报告，台下的年轻听众们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他们对太空之旅的热情令现场气氛极其激动。

我在1967年初夏返回莫斯科不久，位于星城的两座新建航天员宿舍楼完工了。我们每个人都负责参与了工程项目与自己有关的特定方面。尤里负责监督游泳池的施工，我则负责监督训练中心，流体实验室和天文馆。

按之前的惯例，我们也参与了住宅区的设计。我们的新家很漂亮，我家的面积有86平方米。现在看来当然很简朴，但当年我们都乐坏了，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奢侈的房子。

为庆祝乔迁之喜我们搞了一次大聚餐。我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换上白制服，站在宿舍入口，按俄国传统用盐和面包招待客人。

宿舍楼一共11层，每层4间房。每一层都摆上了桌子，桌子上满是酒、面包和盐。我们的妻子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妻子苏维特拉娜还特意打开了我从巴黎带回来的法国酒。

同年6月15日，我们两个的二女儿奥克莎娜出生了，这是星城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大卫.斯科特

阿波罗1号的火灾之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登月计划究竟有多么艰巨。开始有人质询整个太空项目，尤其是政客们。他们很可能关闭整个项目，情况十分紧迫。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和月亮什么的搞在一起？”许多人都在发问。“花钱的地方有的是。干什么要花钱让人去送死呢？到底为什么要登月？就因为肯尼迪这么说过？我说，肯尼迪已经不在了。”

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听证会。弗兰克.鲍曼代表宇航员前往华盛顿并极为精彩地阐述了我们此刻的心情。

“我们对我们的管理、工程以及自身能力都很有信心。”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各位对我们有没有信心。”

一场漫长的辩论之后，回答是肯定的。之前太空项目受到的预算限制被撤消了。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面对的风险，并加大了投入以解决问题并减小风险。火灾之后，宇航员的意见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但是重振士气的工作依然艰巨。对于唐尼市的人员来说，棒球一直都是鼓舞精神的重要方式。彼得.康拉德和迪克.戈登都很喜欢打棒球。有天晚上几杯啤酒之后，迪克决定挑战北美公司。他担任宇航员队的队长，而北美公司队则由NASA的一位杰出新主管叫乔.库兹帕里的来率领。一支棒球队有九人组成，库兹帕里可以从北美公司在唐尼市的30000名雇员当中挑选，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打过职业比赛。而正在唐尼市参加阿波罗9号任务的宇航员只有九个。

情况对我们稍微有些不利。

但是大家都来了劲头。一到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就去操场上训练。我之前打过不少垒球，但是没接触过棒球。所以我训练得尤其刻苦。

比赛在一个温暖的春夜举行。秘书们组成了拉拉队，还自制了队服。北美队把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大家都玩的很开心。比赛结束后我们还开了个大派对。这一切驱散了唐尼市上空的乌云。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谈论的不再是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或者之前的悲剧与死亡，而是这场比赛。项目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些鼓舞士气的活动功不可没。

这是走出低谷的第一步。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离开了天地灰暗、毫无前景的“压抑城”。直到那时，唐尼市都处于低谷的最低点，那里的人们都觉得自己要为宇航员的死负责。但是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能永远沉湎在悲剧当中。教训自然要吸取，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总有要重新上路的时候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1967年4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发射第一艘载人“联盟”飞船了。这次选中的是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Komarov），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两度进入太空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他比我年长十岁，上升号任务时我们曾一起共事。他不像我，总是十分严肃。他也是个顶级试飞员。人人都理解飞船第一次上天的巨大风险，联盟飞船可以搭载三个人，但出于安全起见，科马洛夫这次单飞。

尽管之前联盟飞船已经进行过了许多次无人任务，这次的计划依然分两步走，加入科马洛夫在天上一切正常，那么第二天就要再发射一艘载有三人的联盟飞船。两艘飞船将进行对接——这是对未来登月计划的重要演习——然后第二艘飞船的两名航天员将通过太空行走进入第一艘并与科马洛夫一起返回地球，而剩下的一名航天员则于同一天乘坐第二艘飞船返回。

为了这次重要的任务，我与一队航天员、工程师和设计师们一起陪同科马洛夫来到了拜科努尔。直到发射前一天科马洛夫都在认真阅读任务说明。那一天也就是4月23日的晚上我们进行了一次聚餐，当时一座专为航天员准备的招待所已经建起来了，所以科马洛夫当晚没有在尤里那间小屋里过夜，就像我在上升2号之前那样。

那天晚上我一直站在他在招待所的房间窗户外面，只要一有车过来就将其引开，以尽可能确保科马洛夫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我们集体乘车来到了发射场。

在任何发射之前，莫斯科都会派来一个政府委员会检查飞船状况。由于这次是联盟号的第一次载人飞行，委员会的规格也相当高。主要负责人是当时分管军工的列昂尼德. 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其他人员包括总设计师米辛，总工程师鲍里斯.切托克（Boris Chertok）以及其他多名工程设计人员。尤里和我自然也名列其中。

委员会准许起飞之后，其成员会留在拜科努尔观测任务的初期阶段，然后就返回莫斯科并继续跟踪飞行情况。但是委员会没能按预定行程返回莫斯科。

发射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几小时之后问题就出现了：飞船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块没有展开，这意味着飞船上的导航电脑无法工作。问题很严重，切托克立刻成立了应急委员会，我也在其中。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我们立刻建议尽快终止任务——即发射后24小时之内——并取消第二艘飞船的发射。

作为航天员以及飞行员，我很高兴能在联盟飞船首航之时就发现它的问题。这样我们起码可以尽早解决问题以避免未来进一步的损失。

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后，我们与科马洛夫失去了联系。这很正常，着陆舱的主降落伞里藏有天线，只有在其打开之后我们才能恢复联系。

但是联系一直没有恢复。

降落伞出了大问题，减速伞和引伞都打开了，但引伞没能把主伞拽出来，而后备伞虽然打开了，却和引伞缠在了一起。

在科马洛夫上天之前，我们进行过联盟飞船无人自动着陆测试。测试很成功，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载人任务当中加以避免：飞船底部遭受的灼烧降低了着陆舱内部的气压。但是降落伞工作正常，飞船安全降落在了咸海的冰层上。灼烧的原因很快就查明了，由于载人飞船在设计上的不同，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与联盟1号的联系一中断，我们立刻派出搜救队前往位于乌拉尔山南部奥尔斯克附近的着陆地点。这里是俄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我也于随后动身前往。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只发现了一团扭曲的金属。原来两米高的着陆舱现在只剩下了70厘米多一点。飞船以每秒25米的速度撞上了地面，科马洛夫当场死亡，之后飞船又着了火。残骸的附近散落着三个降落伞，我们立刻意识到张伞的时候出了问题。

事后查明，故障原因是降落伞的容器在11000米的高度打开并变形，挤住了主伞。最终结论是降落伞容器强度不够。在之后的任务中降落伞的容器得到了加固而且内部还进行了抛光。但是一条杰出的生命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科马洛夫的死对于航天员集体的士气有着重大影响。他是我们的朋友，但现在他连一具全尸都没留下。像科罗廖夫一样，科马洛夫的骨灰也安置在了克里姆林墙。

在他牺牲之前，苏联的媒体和公众对于我们所承受的风险并没有多少认识。太空飞行看上去很容易。游行，花车，音乐与奖章使得太空项目看上去就像体育项目一样。现在人们意识到了成为航天员并不一定意味着荣誉，也可能意味着死亡。公众开始了解我们面临的危险，就像阿波罗1号火灾之后的美国公众那样。太空项目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尽管依然不能和美国人相比。

很明显，在飞船所有系统全部彻查一遍之前我们不能再上天了。我们原来的任务安排也全部打乱了。

我当时以为还要过两年才能发射下一艘联盟飞船，实际上是十八个月。

大卫.斯科特

约翰逊总统下令NASA对火灾进行自查。调查人员把阿波罗指挥舱最后几秒通讯的录音听了很多遍，这段录音的时间是1月27日那个致命夜晚6:30之后不久。

录音上是罗杰.查菲的声音。他的工作是在紧急状况下与肯尼迪角保持联系。一开始他的声音清晰而简短。“火！”

几秒钟之后他的声音更加急迫起来。“舱室里着火了！”

他最后的话很难听清。“火很大……我们着火了！”

救援人员最终将舱门从焦灼的指挥舱上撬下来时，三个人都已经窒息而死了。调查人员发现火花点燃了舱内的可燃物品，火花很可能是由仪器内部的磨损电线造成的。舱室里略高于海平面气压的纯氧环境迅速将舱室内部变成了地狱。高热还增高了舱内气压，结果挤死了舱门。

这场悲剧过后不久，NASA的事故调查团成立了多个技术委员会来检查阿波罗计划的各个方面。全体宇航员都被调离了之前的岗位并至少加入了一个委员会。我授命加入了对接系统及新型舱门检查与重新设计委员会——这回的舱门是外开式的。此外我还帮助设计了重返监测系统，这使得宇航员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可以进行手动操作。

火灾推翻了阿波罗原先的设计。音乐停了，是时候组织一个新的交响乐团了。

按重大事故发生后的惯例，我们的管理层也遭到了调动。乔.西调走了，唐尼市的全体高层管理人员要么调任要么解职。这对工程师们的打击尤其沉重，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因而普遍情绪低落。但是这之后加入的新团队水平还是很高的。

NASA管理层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比尔.提德尔（Bill Tindall），他在火灾之前就十分重要，但是他在火灾之后整合各个部门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他保证了阿波罗交响乐的和谐进行。提德尔是太空计划中众多幕后英雄里的一员。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各方各面提供了一个自由而直接的信息与思路交换平台，无论你是宇航员，工程师，项目主管还是技术人员。他每周五都要在任务指挥中心的礼堂里举行“数据优先会议”。我只要有空就一定会去。

提德尔的才能在于让他人开口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项能力在整合硬件与软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的会议上总是充满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决策都在会议上拍板。比尔.提德尔很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总结会议结果，我们都称之为“提氏图”。他的总结从来都精简而言之有物，而语调则多带幽默。

“提氏图”亮出来之后往往是如下的发言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我们投票吧”，这是为了照顾那些还有不同观点的人或者为了添加刚才遗漏的信息。此外，提德尔也从不忌讳拿别人或者自己开个玩笑来活跃气氛。

有一回他请一位承包商来研究阿波罗的制动火箭项目，请帖的结尾是“希望您能前来查看并与我们共进野餐，请自带蚂蚁。”一次关于阿波罗电脑项目发生问题的会议结束后他说：“我不想低估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这次糗大了！”还有一回，在一次关于登月舱的会议结束之后他说，“趁这个鸟儿还没逼死我们，我倒想看它飞一个。”

不管这些总结的口吻有多么轻松，它们的含义都是极其严肃的。火灾迫使我们对整个系统进行彻底检查，要不然根本没人会这么做。没有这次火灾，阿波罗计划的许多缺陷都会因为距离肯尼迪提出的期限时间不足而得不到处理，那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在执行阿波罗任务时承受人员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