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着当把考据党：谁知道，谁不知道 -- 达雅
家园 突然对东哥的政治手段感到很恐怖 很小人的揣测一把：
1. 36年少奇使用非常手段营救61人，当时是闻天负责，东哥知情。
2. 41年前后东哥又询问过此事，并开始将少奇提拔到二把手。
3. 60年代东哥与少奇争执时曾称，“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4. 文革的61叛徒案。
也许东哥早就知道少奇当年的问题了。
但愿我是小人。
家园 【呵呵】你不要迷信哥 哥只是个传说
家园 刚才回错地方了，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家园 怎么翻墙？ 求助
- 复 怎么翻墙？
家园 这个俺就不懂了，不过可以转贴一下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
我是在一九三四年在暴动中被捕的，先后送到许多地方，三四年六、七月份送到张学良那里，三五年被判无期徒刑后被送到陆军监狱，三六年一月又被送到军人反省分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五十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的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很调皮的人占独间，我就是占的独间，和我一起去的共三十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做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抎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和我一起归案的共有十七人，我最重，判无期徒刑，琢县书记判十年，后得痢疾病死了。有四个人释放了(其中有团书记)。把我送进了军人反省分院，其它人都按刑事犯放了。
1936年主席已到延安，我们狱中的人也学习，有文件，也有书籍(包括哲学、经济学)，狱中的人文化程度不同，有人会外文，就翻译俄文、英文、日文等书籍，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文盲不识字的住上几年就可学一门外语，当然这种学习是要经过许多斗争的，设法不叫敌人知道、发现，那时我们买通了看守长，他给我们送东西、传文件，南北监联系，两监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34、35年(据说)曾经经过一次绝食斗争，从那以后就可以看报了，在狱中的人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有的原是党员入狱后要经过考验才能以党员看待，有的干脆当外围，在狱中一般是不发展党员的。
我在北监是支部书记，南监的支部书记是殷坚。他在苏联住过，后到德国医院看病，被发现是党员，而被处死了，他在时常给我联系交换文件。
反省政策是从32、33年开始的，以前采用抓住就杀，后来就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要出去，我们就分得很严格，不和他接触；对当时新进来的人，放风时就互相了解他，如果他表现不好，就没人理他了。
36年秋天(8、9月)南监有人要登报出去(可能是殷坚)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开始他说给我听了声明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看来他们早就有酝酿。那时狱中争论虽也很厉害，但跟我联系不多，他们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批准。开始大多数的人是抵抗的，他们把我当作顽固的钉子，尤其是北监的人大部分和我站在一起，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大部分就出去了，到七七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三十来人，留下的情况也不同，那时也有规定坐狱半年以后才能写启事出去，我反正不写启事，那时在狱中不反共是时刻有被处死的可能，他们出去以后，闹得很厉害，写信动员。我还得革命，一坐到底!不能怕死。
七七事变后，我们要求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要求释放，他们说对我保护，实际又把我送到第一监狱重新坐狱，减刑为十年，1944年期满出狱，实际坐狱十年零三天。
我出来以后，到解放区，知道凡写反共启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在狱中高仰云叫小高儿，(当时狱中有三个小高，高仰云、高锡久(西安叛变当了特务)，另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有些人出狱后也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
我出来以后，他们(薄、安等)都没事儿了，有的还担任重要工作，我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情况，组织批准了，又经过了整风，审干等运动，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反共启事，更不想他们把这个事竟隐瞒起来了。
南开同学来我这儿，让我看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以后，我才重视了这件事情，我就到中央反映这个问题，中央同志接见了我。……中央对此问题很重视，中央说同学们作得很好，我完全支持你们，有问题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他们说是北方局批准的，到底是谁不知道，我看现在值得怀疑。
当时释放的人，是党员要和组织联系有介绍信，北监出来的是我开介绍信，介绍信也是暗语代号，一般是：
××兄弟出去了，到你处去，请你好好照顾，他身体不好……底下留款也是代号，上级狱外组织一看就知道了，凡是写了反共启事的我是不开介绍信的。
在狱中，开始坚持斗争我们是一致的，但在出狱这个问题上不一致，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来，后由于出去的来信动员，多数人就动摇了，出去了，我们从多数变成了少数。他们把我看作顽固分子。
我最近看了几个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都有问题，如吴云夫的是：
经组织活动出狱——安子文
根本不提登报，更不说反共内容，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安子文在组织部已二十多年了，以后又是组织部长，这些问题都要经过他的，还能弄好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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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露刘少奇大叛徒集团黑幕(1-3)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等供稿
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
上海客车修配厂工人造反队
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编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上海
家园 这里有一篇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的文献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感觉要比《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要靠谱，文章中并没有隐讳所谓的“高人”指点，康生，中央文革，谢富治都位列其中，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总理的指示，这一段摘录如下，
六、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我们顶住了种种反革命黑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66年九月起到67年初，我们向中央、中央文革汇报的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上报材料，大部分都卡在大叛徒陶铸、杨放之手里，卡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荣鑫、童小鹏手里。他们上骗中央，下欺群众，包庇叛徒，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在这段艰苦的斗争过程里，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我们遭遇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种种迫害。在北京、上海、天津我们多次遭到“联动”分子的打、砸、抢！
在这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也听到种种为叛徒辩护的论调。同学们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为指导材料，痛斥了那些荒谬的叛徒哲学。
政治迫害，封锁打击，舆论压力，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决心和意志。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任凭有天大的风险，坚定不移向前进！
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
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当叛徒们阴谋陷害柯庆施同志的时候，中央文革指示我们：“柯庆施同志是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
当大叛徒马辉之勾结“联动”分子迫害革命小将的时候，中央文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南开大学八·一八同学是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联动’的问题，责任在你，一切后果均由你负责。”
当抓叛徒在北京遇到很大阻力的时候，谢副总理指示：35年到36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要和当地造反派结合好。”
当在南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康生同志指示：“南京的问题，我给你们解决了。……”
在战斗中，我们还得到解放军及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每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千百次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每当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就学习“老三篇”，总结一次经验，检查一次缺点。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揪出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归功于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中央的关怀，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归功于全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