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来源: 白镜天 于 2017-02-14 17:07:29发表于文学城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541/201702/11260.html

按：二月十九是小平的忌日。转眼间，邓公辞世整整二十年。在这个悲凉的日子，回忆邓公执政，无论对个人，对国家，对历史，都是有意义的。

悲哉，邓公！

（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祭）

悲哉，邓公：

解放初，您堪称进京的一匹“五马”，有独当一面的才华。七五年周总理在毛伟人面前多次推荐了您（没有推荐另一匹当时还健在的“五马”习仲勋。可惜可叹！）。毛伟人很器重您，曾说服全党保留了您。 七六年周朱毛相继离世， 新中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全党五千万党员，全国十亿民众，眼睁睁地看着您，盼望您带好头，走对路。“小平您好”的巨型横幅光彩夺目，飘荡在天安门广场，照耀在中国大地。然而，您万万没有料到，卅年后，历史事实证明，您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您让毛周两位伟人失望，您让天下老百姓寒心。那“横幅”已经被人民撕得粉碎，已经被人们踩在脚下，已经化为拉圾场的粉尘。取而代之的是：“卅万先富喜欢你，十四亿人民蔑视你！”（见“留言板”）。 --- 悲哉，邓公！

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凭您在共产党内的的资历和威望，通过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消“四人帮”的党内外高级职务。然而您却幕后策划，制造了一场“大抓捕”的党内“宫庭政变”，严重地践踏了党内民主制度，首创了共产党内互相残杀的恶例，开这个邪头将对共产党后患无穷！您赢了“政变”，却失了“党性”！ --- 悲哉，邓公！

六六年文革中，群众分为两派，互掐互斗，个别地区直至武斗。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了不必要的痛。毛泽东，周总理既派“工宣队”，又派“军宣队”，竭尽全力，消除派性，搞“大联合”，可算是操碎了心。其实，派性争斗本是尔等“资反路线”导致的罪过，您不但不改错，反而执迷不悟，在两位伟人离世后，将“造反派”判以重刑，关入牢狱，激化两派矛盾，以杨汝之淫威，以求汝之开心。将这种“分裂”，这种“争斗”深埋共产党内。后人嘲笑您感情用事，鼠肚鸡肠，公报私仇，公泄私愤，实乃小人之操守。 --- 悲哉，邓公！

江青，文革中被推上中央领导高位，那不是她的错。江青忠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思想，严格地执行了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江青是个艺人，曾导演出八大经典剧目。您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给她个文化部处长或副部长，挂起来，养起来，以示您的宽厚和大度。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用老百姓的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您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的咬牙切齿，搞“世纪大审判”，强加她“反文革”的可笑罪名，判她死刑，结果弄巧成拙。江青面对死亡，面对您的淫威不但不屈服，反而破口大骂反革命修正主义。“世纪大审判”审出了“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照当年您身处逆境，乞求江青传递了您给毛泽东的“悔过书”，她是仁慈宽厚的，您是伪善阴毒的。江青最终以死相争留得英名，您却是“狼心狗肺”，留下恶名。 --- 悲哉，邓公！

您执政后，要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加强国防装备，这本是一件大好事；您要有限度地走资本主义，作为尝试，未尝不可？老百姓能理解，因为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个啥模样；您要“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提出“你赚钱，我发展”，这本是极其深谋远见之举。四小龙赚足了钱，中国却迅速地得到了世界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使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挤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这些本是您的大功勋，可以载入史册，与日同辉。然而您却搞什么“先富论”，让社会彻底失去“公平”；搞什么“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搞什么“要杀开一条血路”，让社会完全丧失“正义”；鼓励红二代官倒不择手段先富，鼓动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敛财。卅年后的今天，共产党全党腐败，官僚暴发户成群，大贪官数不胜数。贪官之多，贪额之高，创中华民族历史之最。社会道德伦丧，买官卖官猖狂，官场文化龌龊，贫富差距惊愕，民众怨声载道。老人看不起病，学生上不起学，大人住不起房，小伙子取不起婆娘，大姑娘卖身赚钱养爹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僚暴发户的“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小三二奶，淫荡满贯”。这同您的初衷大相径庭（见：邓小平的“十个如果”）。 --- 悲哉，邓公！

您说过“不争论，一心搞经济”，这也是聪明之见识，正确之思想。然而您却出尔反尔不兑现自己“不争论”的诺言，在党内强力推出《全盘否定》，全盘否定大方向。其历史的实际结果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全盘否定共产党，全盘否定新中国。这是新中国建国后共产党最为愚蠢的错误。其实，您完全可以“不争论”，只做自己的“一心搞经济”，很大度地将对毛泽东和六六年文革的争论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学家，留给党史学家。就像毛伟人用《炮打司令部》平反“五七式右派”一样“只做不说”（不评论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也像尼克松和基辛格恢复美中关系一样“只做不说”（不评论之前的对华政策）。这种“只做不说”是卓越的政治家才会有的卓越智慧。然而很遗憾，您没有。您推出《全盘否定》给党内留下了“世纪大争论”。您将思想上的分裂深深地埋在共产党内。后继执政者若无智慧和才干及时消除这种隐患，共产党组织上的分裂只是时间问题。“可能是醒风血雨吧”，毛圣人之担心，也许会成真。您在自掘坟墓，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家，您怎么能够如此的愚蠢？有人辩解说，不否定就不能搞改革开放。事实不是这样。改革开放在当时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再说，凭您邓公的权威，在党内有什么事您能作不到？“忠不过江青，狠不过邓公”，这是共产党内人人皆知的事实。您可以强力推出《全盘否定》，四千党内大佬无一人敢有异议，您要搞改革开放，谁敢作声？当然，如果您别有用心，要“全盘西化”，偷偷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您不得不《全盘否定》，这我理解。如果真是这样，在全体党员心目中，您就是“叛徒”；在全体人民心目中，您就是“佞臣”；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您就是“大奸”。其实，人民已经认定了您是“走资派”，人民已经竖起了大幅标语：“抹不黑的毛主席，描不红的走资派”。 --- 悲哉，邓公！

因为您的《全盘否定》，革命烈士遭到残忍的侮辱，“雷锋精神”被疯狂的嘲弄，好人好事被无情的冷落；因为您的《全盘否定》，毒奶粉残害幼儿，地沟油摆上餐桌，坑蒙拐骗防不胜防；因为您的《全盘否定》，中华大地和民族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潜规则”，官员“潜规则”女秘书，经理“潜规则”女助理，教授“潜规则”女学生，导演“潜规则”女演员，‘老板’“潜规则”女雇员，等等以权谋奸，以钱谋奸，以势谋奸，官僚暴发户的床单布满了铜臭；因为您的《全盘否定》，面对侵略者，人们耽心没有英雄愿意再为国家献身，没有勇士愿意再为民族流血。老百姓哀叹“人心坏了”，“人心真的坏了”。毛泽东毕其一生，努力半个多世纪，改造人心，将一盘散沙做成石头，这才有了“从此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伟人的一生努力，开国元勋们的终生贡献，革命烈士流尽的最后一滴血，等等，被您的《全盘否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百年树人，十年致富”，这个道理人人皆知，您却装糊涂。毛伟人曾经警告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您却置若罔闻。您班门弄斧，自以为是，最终落得个“经济腾飞，小平毁誉，党失民心，人心不红，国将不国”。 --- 悲哉，邓公！

您推出的《全盘否定》，给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冤家”如同天上掉下了“馅饼”。他们将这一“香饽饽”含在嘴里整整嚼了卅年。他们不想吞下，而是想再嚼它卅年，直至共产党垮台。您做了这些“冤家”的“枪”，您成了这些“冤家”的“刀”。作人大概莫过悲哀于让“冤家”当“枪”使，莫过愚蠢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悲哉，邓公！

后来共产党领导人中，那些官僚暴发户本来就是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理人。您曾经的许多正确的讲话（附后：邓小平的“十个如果”），绝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您的《全盘否定》。他们打着您的旗号，大搞“教育产业化”毁我“立国之本”；大搞“医疗卫生产业化”让广大底层民众有病住不起院；大搞“房地产业化”制造金融投机家的乐园；等等，祸国殃民。将来总有一天，用老百姓的话说，“狗拉的也是你拉的”。 --- 悲哉，邓公！

反腐打虎，已经关押了上千贪官。我深信，您若此刻复活，从二十年前穿越到今天，以您的“狠”绝不会是关押，而一定是杀掉成百上千贪官。贪官们一方面歌唱您的“猫论”“先富论”，另一方面弹冠相庆您的早早命归西天。因为再也不怕您的“狠”，再也不耽心您要他们的命。您成了他们暴富的工具，您的“死”成了他们的“福”。您再次被坏人利用，再次被坏人戏弄。 --- 悲哉，邓公！

五七年反右，您对毛伟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无动于衷，却对毛泽东反右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产生共鸣。您无视伟人的“评论”仅仅针对极少数右派，如散布“党天下”的储安平。然而您却整出几十万“右派”。新中国刚刚培养出的一大批意气奋发爱国爱民的大学生被您打入冷宫。更可怕的是从那时起无人再敢批评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甚至普通党员。毛伟人倡导的“事实求是”被尔等恶意践踏，荡然不存。这是导致五八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之后三年困难时期局部地区饿死人的重要原因。毛伟人不得不招集“六千人大会”让大家“出气，说真话”。这些沉痛的教训您从不记取，六六年文革初期您又大抓“五七式右派”，这才让毛伟人勃然大怒，发出《炮打司令部》和指出尔等“形左实右”的反动性。您从来都没有重视毛伟人对您的苦口婆心。呵呵，您岂能如此糊涂！ --- 悲哉，邓公！

上世纪健康的“八九学运”演变为不健康的“六四事件”。您动用了野战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说您推出《全盘否定》身上有“党阀”的劣痕；“六四事件”却显现出您身上“军阀”的烙印。您的执政思维还未走出旧中国的阴影。尽管“六四事件”也沉重地打击了“自由化派”，对卅年的稳定有积极意义，尽管民众当时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随着毛泽东“大民主”“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网络大批判”）的深入和普及，随着人类社会自由和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负面评价会越来越重。这将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您最终将逃不脱“党阀”和“军阀”的恶名。 --- 悲哉，邓公！

一年365天，哪一天您不能定为“教师节”，偏偏要定在毛泽东的忌日“九月九”？看您对毛泽东有多“恨”，看您的胸怀有多“窄”，看您的气量有多“小”。您那“戚戚小人”的自画像将永远刻在民族的历史中。 --- 悲哉，邓公！

您怎敢大言不惭“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您怎敢信口雌黄“毛泽东思想是大家思想”？您怎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您忘得干干净净！ --- 悲哉，邓公！

您好感情用事，没有大政治家的理智；您生性太“狠”，难以作到“宽厚大度”；您“恶恶太甚”，不知道古代大贤鲍叔牙和管夷吾“恶恶太甚不可为相”的忠告。自然，您这些素质多半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由不了您，人民可以原谅。但您不听毛伟人“多读些书”的劝告，是您的自负和愚蠢。您也许知彼，但实在不知己。不知道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在工作中加以防范和改造。您大概从来都没有“吾日三省吾身”。 --- 悲哉，邓公！

您给毛伟人多次写过“悔过书”；您对毛伟人多次信誓旦旦“永不翻案”。您背叛了您的“悔过书”，您背叛了毛泽东主席，您背叛了曾经跟随您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烈士，您背叛了您自己。您在人民心目中，“不忠，不诚，无信，无义”。历史定会证明，您“跪罪毛泽东”的双人雕像会遍布中华大地，永远让后来者唾骂！ --- 悲哉，邓公！

我绝不怀疑您对民族，对国家，对共产党的忠诚。因为您也是开国元勋，您也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您也曾经跟随毛伟人和周总理达半个多世纪。可您为什么就把事情搞得如此之糟！毁了自己的名声，伤了共产党的民心。答案很简单，因为您生性太“狠”，因为您“恶恶太甚”，因为您将“家仇私恨”挂在脸上，因为您那臭名招著的《全盘否定》。不过我也得感谢您，感谢您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反面教员”，广大民众以您为镜子从反面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人民大救星”。感谢您让我在研究“治国安邦平天下”时，从您的影子，从您的这面“镜子”学到了很多：

作人要宽厚大度，不能刻薄狠毒；

作人要理智明智，不能义气用事；

作人要信重如山，不能出尔反尔；

作人要礼义廉耻，不能不忠不诚；

作人要读书上网，不能桥牌麻将；

大贤鲍叔和管仲，恶恶太甚不为相；

“治国安邦平天下，家仇私恨埋旮旯”

邓公啊，二十年前今日的您，在弥留之际，您可有如此的悟性？

如果没有，

白镜天，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于北美寒舍

2015-10-13

杜润生去了，活过了期颐之年，在民间的草根看来，这是很大的福气，按照老田的乡下人传统，这样的老寿星去世是一件真正的“白喜事”。这一条体现自然规律的人生之路，没有人能够例 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杜润生在共产党高层六十年的为官经历及其起伏，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进行解剖的“麻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历史和政治现象，应该作为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来 加以剖析。

一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升官发财也是很大的福气，杜润生本身的经历就是观察官场的很好历史标本。应该说，杜润生在毛时代也当了很大的官，但并不太顺畅，甚至还有点郁闷。十年前我访 问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对工作是怎样的兢兢业业，据说，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长期要预备两份报告，遇到要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毛主席及其他领 导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报告送上，遇到刘少奇邓子恢等怀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领导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报告帮助支持他们的观点。

虽然杜润生老先生在毛时代无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运不算上佳。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官场中间开始了一场“清理中层”的内部肃反和清查历史的运动，许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现都被清 理，杜老先生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过，在那一代官场人士看来，这是很大的污点。当时杜润生的老上级李雪峰劝他自己向党坦白以争取主动，但杜老先生持有侥幸心理，最后，相关肃反部 门派人与杜老先生当面对材料，在铁证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认账了。这件事对杜老先生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首先历史污点原本就存在，结果又加上了向组织隐瞒的不好表现，最后杜老先生被 撵出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科学院任职。这在官场中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意味着从权力中枢出局，掉到了疏远的业务部门。到了文革期间，工宣队和军宣队掌握清查历史的权力，这些 从基层上来的群众化干部，对于干部历史污点的宽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场的容忍度低得多，结果，同样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还只是易地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时候竟然被内定要 “划成叛徒”，如果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与后半生的官运亨通错过了。从杜老先生这个个案可以看出，在毛时代做官哪怕做到高官厚禄，也不是很惬意的。

据马宾老同志回忆，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一个时期中间，在官场里要是没有当过右派或者被查出自首变节历史，好像就矮了一截子，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了。有了马宾老同志的亲身感受做铺垫， 我们就能够较好地把握杜老先生为什么后来官运亨通了。不管怎么说，凡属在毛时代受到了批评和整肃的，在邓时代就受到信任和优先提拔，这就像是土改前后的老贫农一样，解放前是穷困 潦倒的代名词，现在变成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杜老先生无疑得益于1970年代末期那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子：从前妨碍他高升的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最好兑现的政治资产，这昭 示着官场人事政策或者选拔标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这个共同的变革带来的好处之外，杜老先生在1950年代的勤奋为官，让新时代的高级领导人看到了杜老先生的个人潜力：能够让人放 心地去为任何政策方向服务，杜老先生心里面想的只有上级，完全没有他自己。

二

万里在接受访问回顾分田过程时就说过：因为农口很多官员从水利和机械化需要出发，担心解散集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万里很庆幸地说：我就抓一个杜润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个又一个 发下去，同时杜润生还请人写了“很多好文章”，万里建议农口的官员好好去读一读。

老田曾经访问过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老同志，他谈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 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 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 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 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 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

从常识出发，我们都知道分田到户肯定是瓦解集体经济的，但是，万里支持吴象把话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官方宣传口径说是要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至今学界还有人这么跟着说，但是，农民不吃这一套，始终认为就是“分田到户”。回顾1950年代的合作化过程，我老家的农民也不承认所谓的合作化或者人民公社化，回顾历 史的时候直说1956年“转社”、1958年“吃食堂”。主流经济学宣传说，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下去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些农业第一线的人士，往往强调良种、水利和农田基本建 设以及化肥对于增产的作用，甚至不记得要提一下积极性方面的变化。官方口径和亲历者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也深刻地渗透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间去了，一位工学博士钟庆在读主流经济学 的时候（他写过《摔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来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经验），有一个精辟的发现：这些人假装没有见过新中国的统计数字。确实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抛开 宏观数据，自己费很大心血和精力去计算与经验很遥远的数字，据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林毅夫常常就抛开单产和总产量数字，自己去计算所谓的“全要素生 产率”数字支持自己的结论，而且得出来的结论往往与经验数字相反，有时候也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反。

三

在杜润生第二次被重用之前，是王任重、张平化、张秀山等人领导的国家农委负责农业方面的政策指导工作，杜润生只是一个副主任，他个人再听领导的话，其意见在农委也起不到主导作用 。原本邓小平挑选国家农委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文革期间被罢过官、挨过批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些庸人想象力中间这些人从与毛泽东的个人恩怨出发，应该 会无条件支持“具体否定”毛泽东——首先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绝大多数有过被罢官经历的省委书记中间，反对分田到户的是绝大多数，而支持分田到户的只有三 个：贵州的池必卿、内蒙的周惠和辽宁的任仲夷，这在省委书记中间是一小撮，而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也与大多数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站在一起。结果，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不得不撤销国 家农委，重新组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杜润生、吴象等人总揽其事。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人事政策：不换思想就换人。直接换人可能带来颜面上的不好看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新建 一个机构把原先的机构丢一边去。后来朱镕基组建国家经贸委同时边缘化国家计委，也是同一个政治智慧的活学活用。

因为在党内高层，赞成分田的“分田帮”是少数，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不能够说服多数人始终是一块心病。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 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 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湖南数个省委的负责人。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 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 ，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 ，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在胡 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饶阳五公村调查，得知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河北省长张曙光甚至纾尊降贵，数次亲赴五公村蹲点，要求必须分地。网络兴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劳模如吕玉兰、 叶颖芬都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帮派体系关押审查多年，目的都是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最为突出是辽宁省，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最热心响应上级号召分地的人，因为担心基层干部反对，所以， 素性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边缘化，2011年老田在大连郊区金州访问原先的公社干部侯书记，他谈到胡耀邦、任仲夷这些人很高明，最会整人，侯书记说：这伙人连公社里头的组织委员、宣 传委员这个级别的小干部都不放过，统统弄去农场，然后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分地，结果很多郊区一分地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阶级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园地，有的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连一点 点种粮食的地都没有。侯书记感慨地说，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们没有给你定什么帮派体系的案子，让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老支书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据王 金红介绍，当时杜润生派了自己的伍秘书，亲自率领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县、公社干部组成的五级工作组，进驻张庄，勒令张庄必须分地。王金红还说，他后来从公社拿到了这个五级工 作组的处分报告，其中得出三条结论说：张庄的机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发明的玉米烘干机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机械化是失败的；第二个结论是张庄的干部有好几起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私 利的事实，所以，干部队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个结论是说张庄统计粮食产量没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间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产量也没达到亩产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产典型也是 假的；为此，必须彻底分地不容许保留集体。

换一批听话的人当大官，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不算很大的创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内部有两批人，一批是被官场边缘化的高官例如纪登奎等，这些人因为政治上的波折，现在变得 空前愿意听话了。河南农学院的大学生范念民，在文革后被判十多年有期徒刑，出狱之后特意去北京看望曾经视为前辈老师和引路人的纪登奎，谈话期间，纪登奎眉飞色舞地介绍他怎么样参 加起草分田的文件，范出门之后长叹一声：学生还没有变，老师已经变了。

据王金红介绍，后来韩丁到了中国，看到张庄分地之后土地就像面条一样一条一条的，机械化完全排不上用场，感到十分痛心，到北京见到杜润生之后拍桌子争论，杜润生最后说：你在美国 不也是分田到户吗？最后，杜先生还是给了这位美国友人一点点面子，开了个后门让张庄保留了700亩集体耕作的土地，其余的准许一起下种子但不许一起收割，必须各家归各家收割。杜润生 老先生曾经多次标榜说：自己当权的时候是很民主的，能够容许农村中间保留下来几个集体经济村庄，看来在他自己亲自介入处理的张庄，这个民主没有完全兑现。

杜润生的说法，非常深刻地教育了韩丁，原本韩丁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也相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知道是不是杜润生的 坦陈，让韩丁很快就认识到：一些人往往从细节入手攻击旧体制，说一座房子有这个那个问题，也说找出问题是要修房子，结果韩丁发现这些人说问题不是为了修房子而是要整个地拆毁大厦 ；因此，改革并不是象口头上说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或者完善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整个地废除这个制度。这其实不是改革，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杜润生说韩丁“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 ，这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证实，也反应杜老先生自己的真实观点，不过杜老先生的观点是随着时间过去才逐步透露的，从1990年代开始杜润生老先生才公开地宣传要搞农地私有化。

四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里头，除了边缘化的高官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后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有好些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光闪闪的名字，诸如林毅夫、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张 晓山等，都出自这个官学机构。

正是在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省部级或者厅局级学官或者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按照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影响力和时间先后，1979年有王小 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1985年周其仁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1990年林毅夫用英语发表的《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其中王小强的文章写成时间在成立农村政 策研究室之前，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这个过程中间，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在学界中间抬高了一部分的话语权，同时压低甚至是终结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舆论转换，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 就在学术界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

据老田访问南开大学刘晓铎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间一提出，很多学界的聪明人就开始站队了，社科院农经所的主任就说要写一本书，论证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虽然事实就摆在 那里，但是实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我们一起去苏南调查社队企业的社科 院同学，后来还真是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苏南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这位同学的观点。有一次刘教授到北京开会，会上公开批判北师大的一个老师，因为 他写了篇文章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宣传集体农业的优越性，反对全面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了。刘教授说，我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 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相关研究都是由正部级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他们一帮子人在那里垄断。包产到户是中国私有化的起点，今天回头看看就更清楚了。“包 产到户”既不是总结先进经验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学结合垄断舆论鼓吹出来的，跟实事求是、跟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杜老先生如何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一手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精彩过程，值得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单独讨论。不过主流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我们是清楚的：共产党政权对历史推进有 无正面贡献，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了。

在老田看来，共产党政权能够打破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快速推进工业化事业，主要是得意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共产党政权能够更高效地动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形成投资，二是共产党政权 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充分地动员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农业建设之中，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在于：比起旧统治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群体来说，能够更为有效地盘活全社会蕴 含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经过杜润生主导下的话语权份额再分配，及其卵翼之下的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的引领性研究成果：共产党政权的两大历史性贡献，是否存在都很可疑了。

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 ，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有可能在评估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时，远远低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