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el -- 破奴冠军

5月22日，谭志清与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家他工作了两年半的工厂。总务处通过工厂大喇叭，向两千多名工友播报了谭志清被开除的消息。

在广州黄埔一间昏暗的出租屋里，谭志清开始了新的生活。周围的房客也许并不知道，这个24岁、操着乡音浓重的湖南小伙子，正是南海本田罢工的两名领导者之一。另一名领导者小肖，也是湖南人，与谭志清同一天离职后，就北上返乡了。

谭志清依然和工友们保持着联系。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从电话里得知，两名工友被戴有工会标牌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围殴，打得满脸是血，至今下落未明。

工人被打，并没有为这场始于5月17日的罢工事件划上句号。当天，头戴钢盔的特警，在工厂前拉起了警戒线，一字排开站在工厂大门外。原本复工的数百名工人，再次离开流水线，涌向了篮球场。

此时，由于这家位于广东南海的零部件公司停产，自动变速箱断货，本田在中国境内的三家组装厂已停工四天。

离职前“打抱不平”

今年春节刚过，谭志清就打定主意离职。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谭志清一共获得三次加薪，分别是19元、29元和48元，加起来还不到百元。在被开除前的一个月，他的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总共不到1300元。这是谭志清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在南海本田，这样的收入已属高薪一族。更多制造业的工人，大多拿着税后1100元的月薪，更别提实习生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除掉每月200元的房租、200元的伙食费等必要开支外，这个24岁的小伙子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自己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谭志清很少上街，经过那些放着高声音乐的服装店时，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他舍不得买衣服。甚至一小时五元的费用，也让上网成为一项奢侈的娱乐。只有手机上的移动QQ，那一闪一闪的小企鹅头像，为谭志清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幸运的话，谭志清每月能有五六百元的结余。这些钱通常被汇往远在湖南农村的家中。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保部的统计表明，2009年，流向省外的湖南人打工者超过700万。

不过这点钱，在农村老家早已不那么“经用”。在谭志清的家乡，村里的长辈们十多年前就背上行囊南下打工。“那时候，他们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谭志清说，那些最早走出去的人，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买上了彩电。后来，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财富“神话”却越来越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经济学教授卢峰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2004)一文中指出，在1995年到2004年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将近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也工资增长低20%以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输送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加工出口经济，由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如果把通胀率纳入考虑，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长曲线近乎平坦。

明知如此，对于大多数没能够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前，谭志清的理想是考上邻省的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读书论辩。

2004年高考落榜后，谭志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本。家里的八亩地，只够种全家的吃食。收入的主要来源还得靠外出打工。拮据的经济情况，让高考复读成为一次高昂的冒险。谭志清不得不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加入打工大军的洪流。

不过村里人还是觉得他混得不错，坐在开着空调、干净整洁的工厂里，为世界五百强的本田汽车组装变速箱，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在贡献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后，谭志清决定放弃面子。

4月29日一早，这个湖南小伙子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这天他走进了总务楼，递交离职报告，依照工厂规定，一个月后他将获准离职。

不过，打定离开工厂的主意之前，谭志清还有一个在工友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他要领导一次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待遇。

因为读过高中，在大部分只上过初中、中专的工友中，谭志清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个在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乡村青年，自幼熟读毛泽东诗词，对于三国演义爱不释手，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省港大罢工段落，至今仍烂熟于胸。

“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谭志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罢工的想法早在今年3月份就告诉了同乡小肖。当时小肖正好也打算离职，二人一拍即合。罢工“双核”就在此时时候形成。

工友们注意到，谭志清和小肖没事老凑在一起。谭志清和小肖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一个科的同事，他们同时在南海本田工厂变速箱组装科做工。

日本管理者不仅搭建了“部—课—科—线—班”5级生产管理体系，在具体制造环节上也划分为：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既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

南海本田的组装车间，目前有两条流水线，200余名工人。一名罢工游说计划没有预料中的成功。“没人相信他能领导罢工。”与谭志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友回忆说，这个小伙子平时话不多，不太起眼。

在谭志清和小肖的游说下，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

文明罢工

5月17日早晨，谭志清像平常一样坐上了班车。车窗外的风景[综述 图片 论坛]，和两年前初来此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宽阔的柏油路串起一个又一个孤岛般的工业区，工业园之间则是大片亚热带特有的绿油油的荒地。

经过二十年快速的工业化的改造，南海区的稻田鱼塘的乡村景致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非城又非乡的尴尬景象：各式各样风格的民房拥挤在一起，大批农田被辟为工业储备用地，杂草丛生，荒野中间间或冒出的工业园，又异常整齐划一。

占地近千亩的南海本田工厂就建造在这样一片景色之中。这片厂区隶属于狮山镇狮山科技园，该园占地30多平方公里，分为ABC三个区，园区内聚集了平板显示器件、汽车零配件、智能家电、半导体照明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等五大龙头产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占整个南海区经济总量近五分之一。

谭志清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关心这个园区的产值和利润。谭志清来到此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低廉的工资。

20分钟后，班车到达厂区。睡眼惺忪的早班工人们慢悠悠地排队下车，往食堂走去。像往常一样，吃过两元买的鸡蛋、菠萝包早餐后，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回望一眼更衣室后，谭志清就走进了车间。

“头一次罢工，谁的心里也没底。”谭志清说，如果员工对工资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再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

罢工——这种谭志清只有在历史教科书里和电视中才看到的“加薪”手段，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实属少见。自1949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之后，罢工从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

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1982《宪法》中，也取消了将此前1975年《宪法》首次规定的“罢工自由”条款。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没有明确将罢列入职工和工会的权利。

谭志清只想用和平抗争的方式，为工友门争取点工资。

7点50分，正是开工的时间，流水线上的工友惊奇地发现，谭志清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而是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蜂鸣的报警声响起，组装车间的两条流水线尚未启动，就已经被锁定停机。

这时，谭志清和小肖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说完，一些员工加入了这两个湖南人引领的队伍，但大部分员工仍然停留在流水旁，不知所措。

组装车间50多人的罢工队伍，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却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车间，谭志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

目睹这一幕的老员工小刘说，当时工人对于罢工还不太热心，大家担心遭到公司惩罚。

对此，小肖归结为“工人觉悟水平有差异。”离开车间的罢工队伍，此刻有些松懈情绪，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来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此时，已经早上九点，正是日方管理人员上班的时间。

罢工队伍终于引起了资方的注意。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通过翻译喊话，让他们回到组装车间，有问题去那里协调。谭志清拒绝了总经理的要求。

就在罢工队伍在篮球场静坐时，罢工的消息却在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在生产完第37个自动变速箱后，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中午12点，当百余人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二楼食堂时，资方早已准备了6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一位食堂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员工蜂拥而上，不一会就写满了100多条意见，黑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工人满怀希望地书写愿景时，管理方透过翻译，向这支新生的罢工队伍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此时，谭志清看到管理方态度温和。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管理方清楚，如果罢工扩大化将带来怎样的后果。2009年，本田汽车全球销量不足340万辆，同比下滑了10%，但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58.2万辆，增长了21%，成为本田汽车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市场。

五月正是汽车的销售旺季。南海本田提供了本田在华三家整车工厂80%的自动变速箱。如果供货中断，势必影响整车工厂生产。此前，据本田新闻发言人藤井隆行说，由于中国相对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事件，本田在中国设置一间变速箱生产厂就可以了。而按惯例，本田一般会保留两家零部件供应商。

谈判陷入僵持

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劳资谈判之一。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谈判前后的三天，工厂生产一切照旧，不过多位工人称，产量一日比一日低，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虽说是复工，可是17号那么一闹，哪里有心思干活。”轴物科工人戚威说，以前每天打磨九百多个零件，那几天只有四五百个。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数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表示，谈判过程中，工会代表一言不发。管理方则认为工人的加薪幅度过高，直接拒绝了工人要求。事后，狮山镇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工会只是提供劳资双方一个沟通平台，仅此而已。

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方案公布之时，也是罢工再起之日。

接下来的5月22日和23日，原本是周末加班，谭志清则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借此向管理方施压。此时，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

两名罢工领导者的被开除，带来的是更大面积的罢工。一些一直没有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也开始加入游行队伍。

从5月23日起，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潮水般涌向篮球场，高唱国歌、《团结就是力量》。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游行时，罢工者都戴着口罩。虽然大部分罢工者都打心眼里佩服谭志清和小肖，可是谁也不想被开除。

三天后，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随着东风本田武汉工厂的最后一辆汽车驶下总装线，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此前，本田零部件公司高层对媒体估计的日损失产值4000万元，这5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2.4亿元。

实习生心态矛盾

被开除的谭志清和小肖，俨然成了实习生戚威心目中的工人英雄。

5月27日，戚威收到了一张南海本田发到员工宿舍的《承诺书》。粗略扫过纸上写的内容后，戚威顺手把这张管理方连夜起草的“劝降书”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还重重地踩了两脚。

这张《承诺书》要求，实习生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两天后，资方改口，称实习生不必签署这一承诺。但承诺书的口吻，却激起了潜藏在实习生中对于低工资的普遍不满情绪。

在位于松岗的南海本田员工宿舍楼，摆放在大堂里的承诺书回收箱，好几天过去了，里面还是空的。多位实习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拒绝签字。

1992年生于湛江农村的戚威，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兄弟，母亲在家帮着大姐带孩子，父亲和二姐三姐常年在广州打工。这个不折不扣的90后，穿着花衬衣，一头天然卷发染成了小镇青年流行的黄色。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戚威念完初中后，先是在广州读了半年酒店管理，因为一个月不到瘦了10几斤，父母看着心疼，就把他接回了老家。

就在戚威的伙伴在高一时，戚威在湛江的一家游戏机室干起了临时工。但总归因为年龄太小，这份差事干了没两个月，父母就替他在当地的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报名，学习数控机床。

戚威的同宿舍工友们，多数是他的职校同学。在回忆起职校生活时，戚威想起的只有网吧和台球室。那时候，戚威和他们的玩伴们拼命渴望着尽快离开有网吧和台球室的学校， “到外面见世面”。

今年4月初，戚威再过三个月就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毕业了。学校老师把戚威班上的近40个同学送到了南海本田进行实习，此前，他们已经通过公司的笔试和心理测试。

经过为期两周的培训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的十多个学生被分配到轴物车间。在这条200多人的流水线上，80%都是刚刚到岗的实习生。这里的工作，主要是用车床打磨一种工人称为“音波”的轴承半成品。

工作第一天，戚威就发现学校里学的都派不上用场。首先是机器型号不同，其次稍微技术性的活儿都有专门技术人员来干。但没过几天，戚威和他的同学们很快就能和老员工一样，一天加工900个“音波”。

在南海本田的2000多名工人中，三分之一是戚威这样的实习生。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新清县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国防科技高级技工学校等广东省内的职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职高。这些职校的毕业班学生，被学校组织到工厂做工，毕业之后即可签定正式劳动协议。

庞大的实习生群体，为南海本田节约了大笔工资开销。这也是珠三角其他企业常用的方法——以大批招收实习生来降低生产成本。

“刚一到工厂，印象还挺好的。”戚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是一问老员工工资多少后(多数在1300元左右)，心里就凉了。现在，戚威的工资是900元。

作为低工资的最大受害群体，实习生是这次罢工的铁杆支持者。在戚威居住的职工宿舍的地板上、走道里，到处都是被踩满脚印的《承诺书》。

罢工发生后，各家职业学校成为矫正实习生行为的求助对象。5月29日，南海本田所在的狮山镇政府，把为该厂常年供应实习生的7所学校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在这所景色宜人的示范中学里，镇政府为每所学校提供一间临时教室，供师生恳谈。

29日的这天下午，“天漏了般地下起了大雨”，戚威和他的30多名同学被接到桃园中学4楼的一间教室，见到了学校副校长。这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

师生恳谈会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收集学生对工厂的书面意见。尽管杜姓校长反复说合理的意见一定会传达给厂方。但始终未能就合理和不合理之间的区分与学生达成一致。最终，只有少数学生愿意条理清楚地罗列对工厂的不满，更多学生则是选择了三言两语零碎地传达着抱怨，或者直接起身走人，以表示对校方的不信任。

在其他8间教室里，来自7所广东省内职业学校的师生恳谈会同时进行，但大都不欢而散。前述杜姓校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这一代的学生，和80年后还不一样。80年后要是嫌工资少，就直接走人，换个单位，现在孩子的想法要多得多。

而90后在评价起他们的资方时，也显示出两分法的客观。

多位员工表示，本田的管理先进。一名来自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甚至认为，“本田福利很健全，不仅有三险，还有公积金，而且生病还可以休息，只要有病假单，只扣一两块钱。”

另一名来自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则表示，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能够进入本田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工作，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很有限。不过，与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几乎等同的工资，又让他们对这家日本企业又爱又恨。

工人除了对工资不满，对工会“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情绪。

已经不再是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领导者谭志清，去年曾多次向工会反应提高工资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南海本田工会成立于2008年，直到去年才正式运行。

南海本田工人介绍说，工会2009年曾组织工人分批到广州旅游。戚威在今年4月入职当天，也收到工厂发放的入会表格一张，此后，他们工资每月被扣5元的会费。不过对于工会的确切职能，工人们基本说不清。

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次罢工中，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当记者问及工人抱怨工会不为他们争取加工资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

工会“不便介入”，工人们便开始自发维权。

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工人要求》，其内容主要是：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800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3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100元，10年封顶。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的6月1日，厂方只是撤回了《保证书》，对于工人要求尚未回应。

南海本田罢工，是企业工资缺乏协商制度的间接结果。早在2007年，南海区就被确立为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但试点并没有在南海本田展开。

作为用工大省、企业密集之地的广东，劳资纠纷事件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对此，去年11月18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公开表示，很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特别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形成工资的“共决”，而不是由老板单方说了算。

2010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南海区宣传科科长伍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此事(注：指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政府无关，没有违反法律，工会介入居中协调，关键是当事双方。”

狮山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本田遵守劳动法，严格限制加班时间，影响了工人收入，这是造成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暗示，工人也许要得太多。

狮山镇境内现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为该镇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

5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狮山镇桃园中学教学楼的三楼阶梯教室门口，看到张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印着“Honda指挥部”。指挥部十余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开会，其中大部分为狮山镇工作人员。另据当地政府人士透露，广东省、南海区、狮子镇的有关负责人也曾进入南海本田厂区了解情况。

本田中国公关部发言人朱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罢工将很快结束。

工人的局部“胜利”

罢工持续近半月后，寄居在广州黄埔老乡家的谭志清，情绪已渐渐恢复平静。

5月26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320到355元不等，实习生从第3个月起，加薪至1569元——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800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不管结果怎样，我们还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谭志清说，这个工资水平，毕竟比以前提高了一些。一些工人从同乡好友那里得知，南海本田周边的一些工厂，因担心工人罢工，老板也主动给员工加薪。

谭志清对于工资水平很敏感。他直觉地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海区从珠三角一个鱼米之乡，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超1500亿的经济巨无霸。然而，当地工厂老板的工资标准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对于没有多少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一个月给1500就够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二十二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撰文说，近些年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认清这一点的谭志清，已经彻底失去了工厂打工的兴趣，他后悔当年没有坚持复读再考一次大学，现如今只有打算好好学门技术，“以后自己为自己打工。”

今年7月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实习生戚威，对于未来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如果不在本田做工，他想就先回湛江老家，“玩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如今，让这个19岁的阳光少年不解的是，“富士康的工资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员工还要自杀呢？”

(应受访者要求，谭志清、小肖、戚威、小刘系化名。本刊记者陈言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