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各位河友新年好！发布一篇提纲挈领的小文章。

2011年12月8日，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公布了2012年度预防优先性调查（Preventative Priorities Survey，简称PPS）。该调查旨在帮助制定美国政策的群体认识彼此形成竞争的各种冲突预防需求相对而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预防行动中心请特定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专家对2012年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进行了内部评论。

根据与各种类型的不稳定和冲突相关的风险种类和级别的不同，美国预防优先性清单按照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分为三个层级。每个层级内的预防优先性不再按照优先性或可能性排序。

第一层级

第一层级为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或因条约承诺可能触发美国军事卷入，或威胁到美国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供应的紧急事态。包括：

造成美国本土或盟国重大伤亡的袭击；

朝鲜严重危机（如武力挑衅、内部政治不稳定、核武进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

导致美国或盟国卷入与中国对抗的重大军事事件；

伊朗核危机（如核武/投射能力的意外进展、以色列的回应）；

严重干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如电信、电力、油气、供水、金融银行、交通和紧急服务）；

墨西哥贩毒暴力严重升级，波及美国；

军民对抗危机或恐怖袭击引发的巴基斯坦内部严重不稳定；

危及全球石油供应的沙特政治不稳定；

恐怖袭击或美国反恐行动引发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对抗；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剧，导致欧元崩溃，引发美国二次衰退，预算资源进一步受到限制。

第二层级

第二层级为影响到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但不涉及共同防卫条约承诺的紧急事态。包括：

对整个地区都有影响的埃及政治不稳定；

重大恐怖袭击引发的印巴严重危机，有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

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东地中海日趋紧张/发生海上事件；

叙利亚爆发大范围民间暴力冲突，可能引起外界干涉；

也门爆发大范围民间暴力冲突；

伊拉克不同教派日趋紧张，出现新的暴力冲突；

南中国海因领土纠纷发生武装对抗；

造成以色列重大伤亡的袭击；

巴林更加不稳定，刺激沙特采取进一步行动，并/或刺激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为可能在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有限的国家造成严重/广泛人道后果的紧急事态。包括：

苏丹和南苏丹的军事冲突；

尼日利亚政治不稳定和教派暴力冲突加剧；

索马里冲突增加，外界持续干涉；

2012年10月大选和后查韦斯交接引起委内瑞拉政治不稳定；

2012年8月大选引起肯尼亚政治不稳定；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新的军事冲突；

利比亚的政治不稳定和暴力加剧；

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不稳定；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不稳定/再次发生族群暴力；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可能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军事冲突。

（南渝霜华 译）

外链出处

嗯，俺是说，那个杰奎琳·斯奈德在放屁～　　这是试图给土共官方洗脑，而且自相逻辑矛盾的洗脑。。。稍微脑筋清醒一点的，都不会受此邪说的影响。

狄德罗

齐思嘉

如果说有能同时赢得西方战略家和民众关心的中国政治问题，那肯定就是西藏问题。在近期美国重要刊物《新共和》中，习惯以“人权”要挟主权的艾伦博克（Allen Bork）又为藏民大大控诉了一番。然而，这次矛头直指的却是尼泊尔。

尼泊尔的重要性从地理上可见一斑：几乎被西藏包围，而南方又面临着印度带来的压力；在文化和宗教上尼泊尔同西藏地区又有相当的亲缘性，这就决定了尼泊尔的命运。博克的文章《中国“炫耀局部肌肉”以威吓西藏的新一轮出击》提到，尼泊尔面对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势必只有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中印关系才是深入理解尼泊尔及西藏问题的必要前提。

似乎尼泊尔的困难就在于，该国实际上是西藏偷渡者的避难所和中转站，为此1990年尼泊尔政府同联合国难民署之间还有一份“君子协定”，要求在藏民偷渡过境后“放他们一马”。在如何对待藏民的问题上，中印双方均试图观察尼泊尔新政府的表现——一边是坚决制止西藏分裂的中国，另一边则是同时容纳了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和民主制的印度，印度的背后则是高呼“人道主义”的西方人。眼下占据主动的一方似乎是中国，的确，中国一直不愿在西藏偷渡者问题上松口。但是，这真的只是中国单方面的行动吗？

显然没那么简单。尽管自08年起，中国便以对西藏拥有主权为“核心利益”向他国提出要求。至于对尼泊尔，更是要求多多。中国肯定会尽可能要求切断尼泊尔同西藏分裂势力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西藏偷渡者的管理问题。博克认为就是在偷渡的问题上，尼泊尔一再受制于中国，最终使得藏民的基本人权没能得到尼泊尔政府的保障。文中提到尼泊尔是如何违背了同难民署的“君子协定”遣返偷渡者的，甚至猜测中国政府为此贿赂了尼泊尔警方，而中国驻尼泊尔的官员探访西藏偷渡者的行为，也被认为有损偷渡者的“安全”。可这些最基本的维护主权、履行政府职责的行为，在博克看来都是“过分”的。

中国试图在西藏问题上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可是国际社会以西藏问题危害中国的主权，那样就正当了？博克以一种愤慨的腔调，提到了不少相关细节。中国多次要求遣返偷渡客，都因遭遇各种国际势力的干预而被拒绝。更有证据表明，西藏流亡政府的背后是大量外来的“期望”，例如，经尼泊尔离开西藏的噶玛巴很可能就是达赖之后流亡藏人的主要领袖。而华盛顿方面的外交官，也竟然大费周章地到尼泊尔访问偷渡者的定居点。

那么，在博克眼中尼泊尔究竟该如何对待偷渡的藏民才好呢？当然必须杜绝中国势力的影响（连孔子学院也是很“邪恶”的），向印度及流亡政府让步，这样偷渡藏民就能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包括任何策反中国的活动）。而从一位令人惊叹的尼泊尔记者那里，我们发现，所谓最好的计划，就是让所有偷渡前来尼泊尔的藏民统一获得尼泊尔的“公民权”，否则就不足以表现尼泊尔已经是个“民主国家”了。博克相信，在尼泊尔，支持西藏才是主流民意，而尼泊尔对偷渡者的不公表现，根本就是受制于中国才会采取的集权手段……

博克最后还讽刺地指出，尼泊尔一旦对中国让步，就是无视自身主权的行为。这样看来，博克的判断标准也未免太不公平了：中国的主权必须让步于藏族偷渡客的“人权”，而这群人的“人权”必须由尼泊尔按照西方人的意愿运用其“主权”来保障——但至此为止，路人皆知，对博克来说，尼泊尔压根就是一个栖身于中-印、中-西格局中的一个有没有主权皆无关紧要的部分，只是因为同“西藏”这片战略要地沾边才忽然重要了起来。恐怕，同中国对主权的强硬要求相比，西方世界对尼泊尔的指手画脚才真正可恶呢吧？要知道，尼泊尔不过是碰巧夹在中国同西方想象之间的可怜小国，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藏民想要指望它都是困难的——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可笑的只会是对尼泊尔抱有幻想的博克，因为他深刻地相信，尼泊尔眼下令人失望的表现是应对中国压力的“一时结果”。

其实像博克这样的西藏观察家所最不乐意接受的事情，除了西藏神话的破灭，大概就是，中国的势力在西藏周边地区已然无处不在了。

英国皇家战略问题研究所 2011年11月

摘要

基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与中东及北非（MENA）双边贸易的健康成长，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决心使土耳其成为MENA的领导者。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明确指出土耳其的两项外交政策——“战略纵深”及“邻邦零冲突”。为土耳其提供商业机遇是土耳其“软实力”的重中之重。

阿拉伯之春前，土耳其成功地与伊朗和叙利亚发展关系而未影响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自那以后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更倾向于美国和沙特的立场。自2008年加沙冲突以来，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使得埃尔多安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扶摇直上，除了在加沙和约旦。

三个内部因素阻碍了土耳其成为这个多文化地区的模范：库尔德战火，半世俗的政府体系以及脆弱的民主。

尽管土耳其领衔的意图将遭到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从长远来看，土耳其通过灵活的同盟构建、谨慎的公共外交、精心的斡旋干预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将使自身影响力得以最大化。

导言

土耳其的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直寻求将土耳其置身于中东及北非（MENA）有影响的国家组成的同盟中。

为了实现成为地区领袖的目标，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在阿拉伯之春前提出两条外交原则：“战略纵深”（即利用土耳其身处欧亚交界的战略地理位置）及“邻邦零冲突”（促进友邻关系）。对于这项外交行动主义以及“软实力”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因素是促进与邻国伊朗及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为土耳其出口商和生意人创造机会。

然而，当阿拉伯的起义震撼了这个原本沉闷的地区，土耳其的地区主导理念在这个动荡而不稳定的环境中就遭到强烈的牵扯。土耳其对前出中东两大原则的依赖被近邻的剧变和骚乱扫荡一空。

国内环境

土耳其在一个混乱的地区取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就激起了它在MENA的野心。土耳其在中东是一块相对稳定的地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JDP）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半数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况并非凭空而生。土耳其的选民们因为十多年来JDP治下的预算谨慎、货币稳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支持这个党。

土耳其幸免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得益于该国监管良好的金融部门。埃尔多安预计至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年，土耳其经济产值将扩大三倍，并跻身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届时土耳其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5000美元，接近于今天的西班牙。

土耳其与MENA扩大的贸易增加了土耳其的自信，该地区现在占有土耳其将近50%的出口量和该国2003年来外国投资的7.5%，即120亿美元。

阿拉伯之春前的变化

由于国内变化，土耳其在外交上既与邻邦相联系，又与北约保持盟友关系。 “战略纵深”就是建立在同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的联系之上。因此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与伊朗和叙利亚外交关系的变化，与哈马斯开展对话，以及与伊拉克各教派开展联系都反映了“战略纵深”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阿拉伯之春后的复杂局面

土耳其外交因叙利亚发生的巨变遭遇严峻考验。这些暴动迫使土耳其开始反对一度的盟友叙利亚阿萨德，以及他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逐渐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土耳其失去了外交的一个重要基石。

土耳其与伊朗及叙利亚的联系早已断裂，“邻邦零问题”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被地区联盟代替。

重新平衡土耳其外交政策

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和占领导地位的逊尼派产生冲突的伊朗（注：伊朗为什叶派掌权，原文有误）、叙利亚和巴林等国，土耳其的立场越来越向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靠拢。更为凸显的是土耳其同意将美国制造的雷达预警系统放在其境内靠近伊朗的东部省份，以遏制伊朗的导弹威胁，并把信息与盟友共享，包括以色列。

土耳其的政策从一种平衡伊朗与其敌对国家的中介逐渐转向偏西方特别是美国，华盛顿很满意与安卡拉合作，对阿拉伯之春施加影响，并孤立德黑兰。

埃尔多安，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斯兰主义影响较多的埃及和突尼斯等地区所实施的策略，以及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美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表示土耳其作为盟友能填补美国撤军后的地区控制空白，但他希望土耳其不要侵害美国所看重的利益，从而建立“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强硬的外交策略

土耳其也曾选择更具挑衅性的对外政策，武力措辞因此变成土耳其外交策略的基本构架。

究竟是强硬的外交态度还是“邻邦零冲突”更有效尚待观察，然而土耳其的外交辞令——包括威胁把军舰部署到东地中海更靠近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都未促成以色列就蓝色马尔马拉事件道歉，未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阻止塞浦路斯对东地中海的油气勘探，也未能改变阿萨德总统的行动。

埃尔多安的顾问易卜拉欣卡琳认为土耳其总理是“几乎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偶像，因为他重视人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并且支持全球尺度下的正义。”

阿拉伯人民也很明显地支持埃尔多安。据2011年发布的佐格比民意调查《阿拉伯态度》显示，这位总理在摩洛哥有80%的支持率，在黎巴嫩与沙特则超过了90%。另外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进行的皮尤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很高。埃尔多安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然而，若没有具体的成果，高入云霄的支持率很少转化为持久的影响力。左格比和皮尤的调查恰恰暗示了那种可能性。

在加沙和约旦地区分别只有35%和45%的巴勒斯坦人对埃尔多安抱有信心。加沙和约旦应该对土耳其对抗以色列的态度最为欢迎的地区。这样的结果不难解释。当埃尔多安将加沙变成与自己紧密相关的事件，加沙人和约旦人自然满怀期待，但他们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土耳其宣称要提供的支持未能兑现，民众也就从欣喜转为失望。

如果土耳其试图成为地区大国的行动过火，那么以伊斯兰为本的组织也会加以破坏。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的领袖就指责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式世俗主义的推动，认为“并不应该单由他或他的国家来领导这个地区或规划其未来”。实际上今年九月对埃及民众的一项调查就显示41.4%的埃及人选择沙特阿拉伯作为其国家的最佳模范，而土耳其仅排第4位。

并不一定是合适模板

确切来说，由于目前的土耳其模式还不足以应付文化多样、矛盾复杂的中东地区，三个相关因素阻止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充分发挥其所希望的作用。

1.库尔德战火

首先是仍未解决的库尔德问题。过于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强加单一民族身份的尝试，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截然对立加深的重要原因。此外，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在制定土耳其新宪法的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南辕北辙。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尝试将库尔德工人党与库尔德合并，但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争执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人口较为稠密的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常态。最近几个月发生很多起针对正义与发展党（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紧密）活动者和政治家的指控。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暴力行动，土耳其报以空中轰炸和侵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这种惯常情形又出现了。

2.半世俗主义

第二个因素主要是政教分离主义的问题。一方面，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并不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占政治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和逊尼派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学校的宗教课程已经强制性地以逊尼派伊斯兰为本。由总理牢牢掌握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管理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民，并定期向其提供高额补助。如果皮尤关于全球宗教限制的2011年研究报告可资参考，那么土耳其的情况表明半世俗主义对中东地区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是不够的。调查表明，土耳其对宗教（尤其是少数派宗教）的政府限制和社会敌视程度要低于巴林、突尼斯、黎巴嫩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而在这两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一般有很坚强的世俗传统。只有包容所有信仰的世俗体制才能够保证不同族群、教派团体和妇女的权利。

3．脆弱的民主

第三个因素是土耳其民主的性质仍在发展变化之中。对媒体越来越多的压制，对军官、法官、商人、学者和记者以所谓的政变图谋为理由进行越来越政治化的罪行审判，以及在官员任命方面滥用权力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忧虑。土耳其领导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改革的宣言因此遭到质疑。国际方面对土耳其的评价也非常低，认为这个国家在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只做到了“部分自由”。

重谈“战略纵深”与“邻邦零问题”

土耳其是否能在好战的外交政策之下获得成功？是否还有选择？前者的答案是全然否定的，而后者则存在其他可能。

土耳其只是许多角色中的一个，借用达武特奥卢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参考国家”，“其态度将塑造这个地区的未来”。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参考国家”，这里还存在诸如埃及、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等重要因素，他们是不会轻易允许土耳其成为地区霸主的。

除此之外，土耳其不得不与阿拉伯国家中的埃及、突尼斯争夺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定义权。的确，阿拉伯人也很羡慕土耳其一些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优势。温和的伊斯兰教徒认为JDP对他们自己的政治选举、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会有启发。但埃及和突尼斯并不认同土耳其的半世俗主义，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代表，这些国家的改革更可能影响该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尽管土耳其不是地区的主宰者，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适应这种规则，土耳其需要调整政策多与友邦国家沟通交流。

之前土耳其在中东和北非联盟中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同时，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友谊关系也非常稳定。但从最近的事件来看，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友好。联盟建设要求土耳其充当一名不落入多重阵营的、诚恳的中间人。依靠技巧和运气，土耳其可以跨越种族，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成功者。

更有甚者，在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土耳其的外交策略不应在中东地区随意提高期望值。埃尔多安对阿萨德一再发出最后通牒，似乎表明土耳其有能力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但最终我们仍看到了土耳其影响的局限性。土耳其还应该选择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选择调节纠纷，只有更耐心地等待恰当的时机介入干预，才能获得收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作为执政党JDP应该将精力集中于培养中东地区唯一的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需要解决库尔德问题，扩大世俗主义的范围和影响，加强人权和性别平等，并寻求更多的经济重构。

灵活的同盟建构、更为谨慎的公共外交、选择性的调停干预以及深刻的国内改革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引人瞩目，把这些付诸实践也需要等到中东尘埃落定。但其结果将是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正确的混合外交政策，土耳其将更有力地运用其地缘政治资源，进一步发展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马娇、桃桃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