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二十九） -- 本嘉明
家园 【原创】茗谈（二十九） 这一篇，是从“北极星光”兄的回复引申出来的，因为事关未来的“中国价值观”，题目不算小，就另开一篇吧。
(一)
一个大经济体，税种灵活调整是必要的，不能太机械不变。但目前事关物业税，我倾向于尽量不变，就是不增加新税种。因为没有透明的监督机制，每变一次都给官僚阶层和既得利益团体一次折腾的机会，趁机渔利。况且你国务院良心再好，说南门多收一斗，北门就减免一斗，可下面做点手脚，变成大斗进小斗出呢？储备粮库这种铁板钉钉的实物体系，都可以糊弄大位，何况税务局的报表？现在这个样子，税赋体系肯定有值得一改的地方，但在纳税人不愿意赋予信任的气氛下，钉死不改，固然无法进一步改善，却也不会比眼前更坏了！
中国的总形势，几千年来始终是税赋过重，国家机器和官场在承平时尚且如此糜费，何以面对非常之局？如果有切实保证，担保在新税取代旧税的过程中，人民的税赋负担会真正越来越轻，那才值得尝试。
同样，中国的法律系统(不论是刑法民法)，都不适合“严刑峻法”，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官崽体系绵延数千年，叫嚣乎南北，恚突乎东西，是一群鱼肉百姓的老猫。你豪情壮志，采用一套严刑峻法，只是给这些世袭专业老猫，装上更尖利的铁爪牙而已。
中国历史一个很突出的铁律，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在西方国家的近代，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死循环。大英帝国殖民全球，他本国的工人阶级，不是全部但也有大部分因此贵族化了，受益了。中国以前是收敛性帝国，只能内部殖民，在弱势头上盘剥，无关乎经济是否繁荣。现在，是中国第一次站在开放性帝国的门槛上，总算有可能突破这个铁律。
不管是收敛性帝国还是开放性帝国，只要是一个帝国，就是版图辽阔，多元复杂，按下葫芦起了瓢，管理的成本很惊人。收敛性帝国，这个成本由内部撮取，自我供养；开放性帝国，这个成本主要由海外殖民地提供。单纯开放性帝国，不管是英国式还是美国式，损人利己得狠了，最后都难以为继，所以中国最好有所准备，走“混合型帝国”的路子，好比你明明知道将来电话号要升8位的，现在就预先在设备上预留余量。
这个“混合型帝国”，单纯就普通国民(自然人和法人)的税赋负担而言，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帝国时代(不论是盛世或乱世)要轻，但比美国和罗马帝国那种“寅吃卯粮，全民狂欢，死于安乐”要严谨，细水长流嘛。你至于说如何混合，是三七开，五五开，那就实事求是，应时而动，无一定之规。
(二)
不单单是税赋体制，在社会的全方位来说，世界上真正的环球帝国，迄今只有英美，所以中国目前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摸着脚趾头过河”，这个脚趾头，当然只是山姆的。
英美这两个表兄弟帝国，一前一后，勾肩搭背，招摇过市，也实在是太像了：
1)同文同种，一衣带水。
2)相同的主流宗教。
3)都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犹太人在社区里的影响力。
4)同欧洲大陆非敌非友的互动，而且同欧洲没有陆路链接，随时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但这些，在继起的中国身上，都不同。因此，中国如果单纯地模仿美国，即便万幸成圣，也不过是简单重复一遍美国的辉煌，接着重复一遍美国的衰落，也就是我说的，走进某帝国的明天，再走进某帝国的后天而已。
对于税赋体制，国防体制，进而是具体某一种兵器的设计，都只是“术”的层面，如果美国的F-22值得山寨，就山寨好了。但在“道”的层面，又如何打好与别不同的地基，然后在地基上叠床架屋，开始起自己的高楼呢？
“道”，我想应该分“大道”和“小道”。
我们一般理解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同儒学里的“礼义廉耻”扯得上关系，无非是待人客气，留有余地，朋友多交情多，仁心仁义，积德行善，结果有事了，某协会要找抽了，大家看往日的人情上，身为某国人民的老朋友，都赶来帮衬一把。
另一种道呢，大道无形，“天帝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谈不上善恶和喜好。如果你能看清大道，顺势而为，即便没有广结善缘，大家不约而同，无可选择，都来帮你，或至少不为难你，因为帮你就是帮他自己嘛。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越来越艰难，当然是“失道寡助”。但他所失的，小道是失了一半；大道呢，三分大道已失其二，倒不曾丧尽。怎么说呢？
美国人办事实际，不闭门造车，COIN战略的实质，就是在阿富汗耗上15到20年，重新塑造一代人，就不信不能跟死硬的原教旨伊斯兰主义对撼。这个，不能说一点可能都没有。现在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国(比如日本印度等)不管出于什么居心，民生基建还是搞一些的，所以说，他的小道，还保存了一半。
至于说大道呢，美国对于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不遗余力，固然是以牙还牙的斗狠。但即便将来美国从中亚黯然退出，中俄就不需要对激进KB份子保持警惕和压力？所以美国还保有1/3的大道，这一块可以说符合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天下不是一家一教的天下，大家一面和谐一面占座儿嘛。
从这个角度说，美军在中亚的奋战，并非一无是处。老欧洲疑似很懒，也未必就被开除球籍。那么引申一下，我们不妨说，中国可以从美国身上学他的1/2甚至2/3，毕竟自希腊文明传承下来的很多精华，在美国集其大成，还是好东西多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要建设“混合帝国”，勾兑文化，我们中华文明这一边，拿什么出来凑份子？
(三)
对于孔老二啊，主席有入木三分的评价，基本是视为糟糠，中看不中用耳。
这个事情上，小本要听主席的。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封建帝王，其实一直是王霸杂用，虚王实霸。但麻烦是，雄主们嘴上粉虚伪地表彰儒教，一不小心会把自己个二百五又不谙世事的阿斗儿子绕进去，不得好死。既然主席开了个好头，把这个事情老老实实说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后来人就不方便再装糊涂了。中国历史3000年(据说此前还有2000年工龄，但档案没好好记录，太神神叨叨了，不能当真)里，有2000多年，是只绕着不同版本的孔教转，结果呢，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开始打倒孔家店了，中国才痛苦地翻身了。此前尊孔的光辉岁月呢，要么没有人来欺负自己闷骚，要么就被欺负得没脾气，孔教唯一的好处，是把民族搞得很坚韧，任凭百般欺负而不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一绝。
孔学的问题，老根在孔老二身上，就是甜言蜜语，做低服小，不切实际，每句话都可以拿来刻成座右铭，就是不能对付残酷生活中的实际矛盾。主席敢于“按揭”(按倒在地，揭下画皮)，是因为打倒孔子，还有马子(马恩列斯)，有恃无“孔”。但今天物是人非，大中华的价值观要想同那个朴实价值(其实朴实中的可取之处，还是颇多)遥相制衡，除了把伪娘孔教再梳妆打扮起来，让老二的流毒，去冲出亚洲荼毒环球，还有其他办法吗？
老实讲，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党委决定这么办了，但我们不知道老孔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四)
但我们也不妨换个角度看看。
有五个朋友小聚，随意抓阄下军棋，四国大战。组队的是甲乙和AB，假设小本是甲，那我不会在意那三位的棋艺孰高孰低，而是要在A，B中找出哪一个比较意志薄弱，犹豫寡断(比如是B)，然后甲乙在布子时，事先通气，在B一侧各布置1/3的子力，重兵则在另一侧。
四国大战，其实地盘是五国，居中一国，是公共国，可称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开打后，甲乙就以1/3的兵力虚张声势，封住B出头的各条道路，然后以2/3的总兵力，猛轰A，一个劲灌进去。甲乙的攻击力量合共不到A的两倍，不符合“倍则攻之”，但关键是A走一步，甲乙各走一步，等于在一个呼吸之间，A会受到两次攻击。此时A只有两条路，一是收缩抵抗，但此起彼伏，攻势如潮，是挡不住的；二是主动出击，试图打通中原的通道，接应B南下增援。但A的子力本就不足，再调动前出，自己的两胁空虚，甲乙可以用更小的代价结束对A的战斗（因为只要拔旗就算赢，不需要消灭所有棋子）。只要A灭掉了，即便甲乙元气大伤，通常至少能同B打个平手，一般是能再灭B的。
军棋是个死东西，棋盘就那么点地方，每个人的子力也相等，规矩也很粗陋，就算林彪爷爷坐下，也没有神出鬼没可玩。这种下法的关键，是人的个性之战，B的犹豫畏战，是胜负的决定因素。所以《三国演义》说，官渡之战前，郭嘉根据曹操和袁绍个性能力的差别，在两军战力接近可以一战的前提下，预见了袁绍的失败。
所以下四国大战，本方最好不要有这样犹疑避战的主，本来就是玩玩嘛，表玩出一堆鸟气，make life easy。
从全球来看，实力接近的列强，只有“三国四方”，就是美中俄，欧盟算第四方。那么事情就比较简单：
1）中国不能耍单。因为总共四家，你只要能伙上一家，就算剩下两家合起来对付你们，也是个2：2平。
2）不能找像B那样提溜不起来的主，有了还不如没有。
3）不能找外线的盟友，好比二战时的德日那样，望穿秋水，根本凑不到一块儿的。
从这三条来讲，欧洲最不适合当中国的“唯一盟友”。中国可以结盟的方向，只有两个：
一，中美G2，双剑合璧，荡平天下，厕那不是不可以（以俄欧的海空军，都不足以扼死太平洋航线）。但俄国身上绑了一圈炮仗，谁也不容易过这道坎。而且即便能成事，一山不容二虎，事后更不太平。
二，中俄先结盟，然后等待时机，徐图欧洲。就是说，第一，中欧（其实就是中-德法）结盟的前提是中俄结盟，欧洲只可能当中国的第二盟友；第二，美国仍然很强，中俄欧三家单独拎出任一家，都不是美国的对手，只好抱团取暖。
而从现在的现实来看，美国未必有这么强，那么，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就很可能要主动找盟友。我们假定美国不能找中国，那么只能在欧洲和俄国间挑选------当然，中国把事办砸，搞得美欧俄“三方同盟”，也不是一点没可能。
美国挑上欧洲，那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复婚嘛，其实对中国没有添什么新麻烦。反倒是美俄眉来眼去的，会比较复杂化。所以美国和欧洲，今天金融战打得再热火朝天，明天说不定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谁知道。
这么绕了一圈，我们再回到“中华混合价值观”。首先，美国那边，一定要拿来一大堆------不然南方系的童鞋们，必然要出离鸟愤怒，弄不好出人命------而且拿的时候，必须理直气壮，声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而非某一门派的专有，木有什么知识产权，不算山寨的。其次，俄国和欧洲的大陆文化，也要提倡一哈子，搞搞“中X文化年”，既平衡美国的“坏影响”，又联络了准盟友的感情。第三，中国队到底派谁出场，体委研究好了木有啊？
通宝推：海底鼠拨土,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茗谈（二十九）-6 这一段说完，是真的不说孔子了。
其实中国的战国时期，同日本的战国时期（由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前后努力，最终结束战国，统一全日本）有很多的相似处，兵慌马乱中，社会反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味道，野生的味道。这两个时代，相差近2000年，但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把理学兴盛的宋明二朝抽掉，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汉唐时期，遇到了西方国家以鸦片为先导的入侵，会怎么应对呢？
这里我假设清朝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明清两朝是儒教最盛时期，我看不是。因为在宋明，大儒可以自由地办“书院”，仿照孔子收徒，在讨论中探讨“义理”，而这在清朝是不允许的。清朝只是表面尊儒，儒文化的生命活力已经不存在了。
我认为哪怕是在战国的分裂中遇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的应对也会比清王朝要好得多。英国人初来中国时，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中国是由不到总人口1%的鞑靼人（他们对满族的称呼）在统治着，还很舒服和谐的样子。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由“野生”进化到“家养”，儒家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因为当时儒学是唯一处于“执政地位”的类宗教文化体系。
由于儒家是“义字当头”，不是“利字当头”，就是说，讲求“春秋大义”，不惜“杀身成仁”，而不是实用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儒家处在理想的时代，面对理想的局面，处理理想的对象，那非常好，好过实用主义，甚至好过理性科学。但如果没有这些呢？它会不可理喻，跟现实硬撞，有时候非常悲壮（丹心照汗青），有时候则真是不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
周朝的“礼崩乐坏”，起自内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来袭时，诸侯不应，幽王被杀，镐京被毁，平王把国都迁往洛邑，大量的礼乐文物和人才已经流失，周天子勉强保持了天子身份，但排场已大不如前，敷衍着过。而各分封国之间，跳过天子自行交往，对外交人才的需求就增加了。
第二，在原权力体系瓦解中，各国的卿大夫们乘机从公室（国君）夺权，大夫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需要养士，所以大夫们对士（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增加。
第三，以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为标志，对人才的起用，已经不究既往，不拘一格。这给了非贵族阶层学习的动力，书中真有黄金屋啊。
这时的“士”，是指出身于贵族，但家道已衰败失去贵族头衔，由于家世关系仍拥有贵族的礼乐知识和气质的人，也泛指有一技之长对大贵族的统治有帮助的人。
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孔子并不是说，大夫犯法，就可以免责，而是副总理们比较高级，你不能像对待老百姓那样，请北京老引开个警车，汪汪汪去给他上了铐子，铐在水管子上慢慢审；而是应该派萨苏去请他来“双规”，晓以大义，大夫当然最后觉悟，痛感对不起党的培养，如果是杀了人了，他肯定自裁；如果伤了人了，他肯定自伤，总之会还你小老百姓一个公道。人什么档次，会跟你一般见识？
而“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周礼非常繁复耗时，比如葬礼，按《礼记》所载，有50道手续。你一个天桥摆摊的，不配耽误那工夫，看什么看？一边凉快去。
由于经济发展了，周礼在实用中，开始不断简化，各国推进简化的步伐不同，如果外交大会，就只能以原始版为准。而贵族子弟好逸恶劳，不好好学习，红白喜事又有下人代劳，因此对于礼，渐渐怠慢疏忽。比如鲁哀公七年（大约孔子20岁），哀公在大夫孟僖子陪同下出访楚国，路经郑国，郑公出城迎接举礼，鲁国君臣竟不会答礼。到了楚国，同样的洋相又出一次。回国后，孟僖子后来派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向孔子学礼。
孔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发奋学习周礼，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了回报。就是说，他的私学之所以能经营起来，主要是因为他是礼乐专家，各国贵族和非贵族的子弟，纷纷来投，方便将来考个公务员。而孔子认为这些学生（最多时有一千以上，号称三千），是仰慕他的政治道德主张而来，这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
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但很多人反对，现实也反对。
（二）
一个大夫，拥有国君封给的采邑，但本人一般是在国都建官邸居住，留在权力中枢继续“运作”。那么，他就拥有两种家臣，一种是留在京城照管府邸的（内家臣），一种是外派采邑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税收，给留京的大夫提供财物，人力，甲兵的（外家臣）。
国君的权力下移到大夫后，如果接班的新科大夫不能镇服家臣，就会出现权力再度下移，“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国季孙氏的季平子死后，内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夺权，执掌了鲁国朝政。这一年，孔子大约46岁。4年后，阳虎失败逃跑，季桓子夺回政权，痛定思痛，鲁定公和三桓召孔子入朝为官。因为在地方上主政出色，孔子很快被升为大司寇。于是，为了防止“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再来，大家商议，决定“堕三都”。
当时，季孙氏的采邑是费邑，邑宰（外家臣）是公山不狃；叔孙氏是郈邑，邑宰是侯犯；孟孙氏是成邑 ，邑宰是公敛处父 。这三个都是能力很强的老家臣，在当地人心归附，有随时叛变的能力，所以三个大夫都不反对孔子去收拾他们一下。
郈邑首先叛乱（你看侯犯这名字，他想不叛都不行啊），叔孙氏调动归本府辖制的鲁军，两次围攻，好不容易攻克。“堕三都”的政策一开始执行，当然郈邑的城墙就先扒了。
费邑的公山不狃立刻先下手为强，突击曲阜，鲁定公和三桓猝不及防，逃到季孙府的炮楼“武子台”上死守，要不是孔子救援及时，都变了烤鸭了。公山不狃兵败逃跑，费邑的城墙也就顺利强拆。
最难办的，就是孟孙氏的成邑。成邑离齐鲁边境很近，是鲁国提防齐国的北面门户。因为备战，成邑的城墙坚固高大，居然比周天子的洛邑的墙都要高，如果一拆，齐国势必入侵。孟家的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不好公然违抗，于是邑宰公敛处父就跟他唱起红白脸，公敛处父抗命不拆，鲁定公亲自率兵围城，而三桓却按兵不动，于是鲁公无功而返。
至此，“堕三都”功亏一篑，宣告失败。鲁定公愤恨之余，迁怒于孔子。孔子失去鲁定公的支持，而三桓早在“堕三都”过程中，已经看出孔子欲借此削藩，因此对他阳奉阴违，那么孔子就无法再在鲁国政坛立足了。
孔子在“堕三都”中的失败，在于人民对于这种上层的争权夺利，漠不关心。在没有民心向背因素影响下，参与争斗的各方，谁拳头大就听谁的，而大夫们的力量当时已经凌驾于国君之上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下克上对老百姓反而是有利的。比如说，阳虎在鲁执政，宽徭简赋，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还能运转国事，就是压制了鲁公和大夫们的穷奢极欲。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犬马，有马千驷。新中国在山东探到一个古墓，淄河东岸的殉马坑里，殉葬的马匹高达600匹，都是雄骏的战马，专家们一致认定，这墓非景公莫属。景公为了维持这样靡费的生活，厚赋税，严峻法，苛待国民，而田氏却大斗接济，小斗收回，等于给民众鞠躬退税，维持一线生机，对此连齐相晏婴都装聋作哑。那么这样的下克上，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孔子那里，毫无疑问，这是罪大恶极。权力必须毫无制衡地归于国君，国君要虐待百姓，是他的自由，你一个臣子看不下去，可以哭谏，可以死谏，算尽到你的责任了，老百姓再死光光也就不关你事了。你他妈的来个兵谏，这还得了？！
（三）
孔子见南子，《论语·雍也》写得简略，“《史记》-孔子世家”则极生动，而孔子后人则否认有这么浪漫地一见。
这段公案且放一放，大把的资料，大家自己去搜吧。我们就说一说卫灵公。
卫灵公，史评是个糊涂国君，我说不是。前一节说了，为了给卫国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预防晋国在卫国东侧找到一个盟友，灵公舍身为国，娶了南子。但两人的年纪相差几十岁，而且南子如此漂亮风流，所以灵公对于南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替她物色了男宠弥子瑕。
而反晋统一战线的幕后推手，是齐国。齐国对于灵公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同卫国签了EPAC，提携卫国的经济。卫国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四战之地，同时也就是通商枢纽，危就是机，因此大获其利，然后卫国又识趣，没有穷兵黩武，去买那晋国的什么“他奶奶的3型”盾牌系统。所以整个卫国，民富物丰，一派繁荣，人口众多，连孔子看到，也忍不住称赞。
灵公表面上生活混乱腐化（弥子瑕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男宠），但对于国事相当谨慎。弥子瑕有如此大的恩宠，也仅限于任由他侵占一些田亩，对国事则不得插嘴。同时，灵公倚重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如渠牟，庆足，蘧瑗。而他自己的爱好，是养鹤，看起来高雅，其实耗费有限。因此卫虽然是小国，国力却不平常，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给了孔子相当于鲁国司寇的年俸，却不需要孔子做任何事。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如果国君不是佯狂一点，而是励精图治，要当什么什么亚洲的灯塔之类的，恐怕早就没影了。
但即便已经到了春秋末期，国君这种荒唐的私生活，依然是社会舆论所不容，也是儒家的礼教伦常所反对的，所以子路对于孔子那么热心去见南子，非常生气，逼得孔子赌咒发誓，才算摆平。由于卫灵公的长子（太子）对这个后娘极其憎恶，最后终于爆发了太子行刺南子不成，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出兵帮助下，偷袭卫国，夺回王位，并杀死了孔子的大弟子之一，当时在卫国为官的子路。
平心而论，大家认为，卫灵公算是一个及格的国君吗？
家园 宋明理学就别说，以现代的逻辑学的标准观之，都是些不知所云 的东西。
他们那也叫讲道理。讲道理起码得有个明确的定义，然后由定义引申出定理，再由约束条件据探讨其理论的必然性。
中国几千年文明，都被孔子以及后面的徒子徒孙给害苦了。孔子的学说完全就是咱们邻居家为人处世的小《红宝书》，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哲学。
在先秦时期，如果能够真正的百家齐放，那么，中国的科学就不会长期的停滞不前。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只有实践出来的技术，而没有因实践出来的技术升华的理论。我们很早就掌握了勾三股四边五的实践，但没有形成三角函数理论。
反正，我学数学时，每当老师很自豪地宣称这个那个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怎么样时，我都嗤之以鼻。我们老祖先几千年前的这个那个，在几千年后，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技术。看看西方那令人炫晕的三角函数理论，微积分理论，圆周率理论，我们 为什么不思考一个这其中的原因了。
看了宋明理学，看了董仲舒的理论，看了大家尊孔后的理论论述，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再说政治，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孔子以及之后的继承者，都没有走出唯心的那一套。没有说理，没有思辨，没有逻辑，没有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路线的设计……有的，只有不知所云的玄学，只有君君臣臣的一套道德说教，只有不近人性的存天理……
我们现在惊叹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契约论述，法的精神，这些政治理论成就了西方的文明。而我们，始终在一个集权于一身的圈子里打转，始终在一个只强调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始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一个英明伟大的人物身上。这些东西，都是孔子及其后来者在政治上的根本性的短板。
汉武独尊孔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配合郡县制在思想上采取的措施。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懂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
但人类走进了民智皆开，人人皆为尧舜的时代，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只是我们文明中众多奇葩中的一朵而已。
通宝推：本嘉明,家园 硬伤太严重，笨狼再挑几处刺 硬伤太严重，再挑几处刺
1、关于“刑不上大夫”，是《礼记》记载，不是孔子杜撰，礼记很多篇到底谁写得还不一定
另外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中新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钱文忠教授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上”是“优待”的意思，“下”是“排斥”的意思，整句话意思是：士大夫也不会量刑上受到优待，老百姓不被排斥在礼仪之外。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7393206.html
孔子反对铸造刑鼎，至少说明刑对贵族一样有约束力
当然他主张德政，希望有耻且格，不是免而无耻
2、“由于经济发展了，周礼在实用中，开始不断简化，各国推进简化的步伐不同，如果外交大会，就只能以原始版为准。而贵族子弟好逸恶劳，不好好学习，红白喜事又有下人代劳，因此对于礼，渐渐怠慢疏忽。比如鲁哀公七年（大约孔子20岁），哀公在大夫孟僖子陪同下出访楚国，路经郑国，郑公出城迎接举礼，鲁国君臣竟不会答礼。到了楚国，同样的洋相又出一次。回国后，孟僖子后来派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向孔子学礼。
孔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发奋学习周礼，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了回报。就是说，他的私学之所以能经营起来，主要是因为他是礼乐专家，各国贵族和非贵族的子弟，纷纷来投，方便将来考个公务员。而孔子认为这些学生（最多时有一千以上，号称三千），是仰慕他的政治道德主张而来，这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
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但很多人反对，现实也反对。”
孔子晚年回国前，早就拿到高薪了（6万斛小米年薪），回来后所谓学周礼，不过是彼此给个台阶
毕竟孔门弟子已经成气候
3、养鹤的是卫懿公，比卫灵公早１００多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521.htm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年—前660年在位。他是卫惠公之子，卫戴公 绘有卫懿公故事的瓷器
之堂兄。 卫懿公嗜好养鹤，在宫廷定昌、朝歌西北鹤岭、东南鹤城（今长垣县鹤寨）等处，均大养鹤。其鹤如官有品位俸禄：上等竟食大夫禄，较次者士禄，他外出游玩，必带鹤，载于车前，号称“鹤将军”。由鹤及人：凡献鹤者给以重赏。卫懿公好鹤成瘾，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
4、阳虎有本事，能惠民，现在地方豪强怎样？血汗工厂、大批上访者是最好说明……
家园 关于集权还是分权到底哪个对老百姓有利？ 记得以前有一篇帖子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支持拿破仑称帝时说过：喂饱一个总比喂饱一群要划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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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二十九）-5 事情到这一步，小本哭笑不得，老实说有点厌烦了。
孔学是什么？是显学，在很多人眼里，是执政学，毕竟当年执政了两千年了，姜是老的辣，似乎有他的道理。小本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不指着捧它或者反它而混饭，连说服人的热情都没有。你要信， 尽管自己去信好了。但小本本着“在野精神”，把千年来文人们“为圣者讳”的那些八卦，淘唤出来晒晒，大家都是成年人，自辨嘛，拜托对自己肩上的圆球有点信心好不好？捧孔的文章，充斥于途，随便找一些来，两边平衡着看，不就结了？至于嘛。
（一）
孔丘的出身，史书所记，是“野合”。现在小三当道，二奶横行，大家立刻就想到某些激情表演了。其实不是的。
孔纥（读“河”），字叔梁，鲁国武将，已经60多岁时，遇到了孔子的生母颜征在（不满20）。叔梁纥当时为官，是贵族，已经有一妻一妾，但只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有残疾的儿子。春秋时代，封建思想不浓厚，男女习俗上比较开放，重大节庆时可以同乐，这在《诗经》里有不少记载。这两人大概在春节联欢会上一见钟情，就自说自话结婚了。因为不是按礼教的繁文缛节，明媒正娶，所以连妾都算不上，称为“野合”，可不是野战啊。孔子三岁丧父，因为无名无份而饱受歧视的颜征在回了娘家，曲阜阙里。
有一种说法，孔子之所以对“礼”（具体说就是婚丧祭祀之礼仪）有特殊的爱好和学习机会，是因为颜氏家族。颜氏很可能是一些以当各种司仪和礼乐伴奏为生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里头，尤其是乐师，有不少是盲人，出去做法事需要有小童引路。孔子的一生，对盲人都很尊重体贴，可能是因此而来。
（二）
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比如说，西方哲学起自苏格拉底，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15世纪的F。BACON（培根），核心是理性主义，以逻辑推敲客观世界；释迦牟尼的佛教，核心是“脱离轮回”，就是自永远循环的苦海解脱（印度有一位奥修，1931—1990，21岁开悟，他比较推崇老子，认为佛教同老子的哲学相通）；耶稣的基督教，核心是无怀疑的信仰和爱。
那么孔学的核心，就是“仁”和忠恕，克己复礼。简单说，就是相信人心本善，只要在后世勤加开发，不需要求诸鬼神宗教，就良心发现，再接受“礼”的框架束缚，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望，就能充满灵性，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当时，这个“矩”，无疑就是周礼。具体到政治上，就是回归周公定的礼（政治体制），由周天子把权力下发给诸侯，诸侯下发给卿大夫，卿大夫下发给家臣，井井有条。有了这样的“礼”，克己才是允许的，你总不能“克己”克到要把家财权力下发给“野人”和奴隶吧？至于周礼对不对，那是不可怀疑的。
就是说，为了维护不可质疑不可更改的周礼，孔子才创造出“克己复礼”这样一种看来柔性温和的孔教教义。在孔教里，周礼是核心，“仁”是用来服务核心的工具。与其说“仁”为里，“礼”为表，我看不如倒过来说。
小本不反对“仁”这样一种较为柔性温和，要求人们发自内心求得自律的生活态度，但我反对无条件地崇拜“礼”，我认为应该崇拜的，是“天命”。也就是，核心是“天命”。
我说的“天命”，是一种以实用主义衡量的，当下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东西，无所谓高下贵贱，随时可以变，与时俱进，大多数老百姓要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或者说，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喜好，就是“天命”。
如果物欲当道，就拿“物欲”作天命好了，西方社会又不是没这么干过，没啥大不了。
我们在前几篇已经说过，由于周初创立的经济制度崩溃，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相应也要修改。此时的实际，是相比与国君，卿大夫们更有才能，同百姓的利益更加一致，对百姓的生活更加关心。那么如果以百姓之利为“天命”，社会进步需要国君被欺辱，被剥夺，被驱赶，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孔老二们如丧考妣。权归国君，利归国君，他们就能用得更好？不见得嘛。
事实上，以民为天命，这不可能，在孔老二们的心目中，周礼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洪荒初始，也不是姬家开天辟地，无非是姬家比如今的卿大夫们早一茬占了位子而已，“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某党真是有问题，孔教最重正统，而中国政权的正统（所谓“法统”），在流亡台湾的民国，尊孔岂不是打脸？ “三个代表”说得好清楚，我们只尊这样一种天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民国不死，那还要尊孔干什么？
（三）
老子希望小国寡民，政治上取放任主义，也就是啥都可以拿来作“天命”，无所谓香臭，你周天子算老几，顶多是其中之一。人类有了文明，老子把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忧国忧民老想插一脚帮倒忙的“圣贤”，则被看作人民中最坏的腐化分子，以至于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后来有一个尼采，把苏格拉底看做全欧洲最大的坏蛋。
我们不赞成这种彻底的惊世骇俗，不过可以帮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
（四）
孔子20岁时，与幷官氏结婚，一年后生子孔鲤，随后绝大多数时间，孔子没有管过家里，甚至没有回过家几次。那时候还没有低保，他们母子只能自寻生路。公元前485年，幷官氏死。当时，孔丘同她已经离婚多年，依周礼，幷官氏已经不是孔妻，而孔鲤随父，不可以服丧（周礼，儿子应守孝三年，而此时幷官氏已无此资格）。孔鲤同母亲相依为命如此之久，如何割舍，当时孔子在周游天下，也没有回来主持丧事，所以母死后孔鲤仍服丧。一年刚满，孔子自周游列国而归，斥孔鲤“非礼”，孔鲤不得不除丧服。
从这件事情上说，孔丘是没有人性的。他也是单亲家庭，寡母拉扯大的，将心比心，为了他所谓的大义，一味在社会上钻营，一个小女人就牺牲得如此轻巧，实在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仁”就是爱人。或者孔子是大爱，或者他对前妻也很惭愧。但历史就是如此，这件家务事，他不仁。
这造成了家族式创伤。孔鲤后来与妻子离婚，孔鲤的儿子，子思，也与妻子离婚。
（五）
孔子诛少正卯，语出荀子《第二十八 宥坐篇》，《史记》也有记载，但学术界对于有没有杀少正卯确实有争论。荀子也是儒家，而不是史家，他可能是编造此故事，用于提醒执政者：对礼乐秩序和维稳有破坏作用的言论，足可以治以死罪。后来的法家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这个故事对后来的“焚书坑儒”，无疑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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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孔子在世时，他推行的一套政治理想，受到很大的反对，最终无法实现，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一个是老子，另一个就是齐相晏婴（晏子）。孔子到齐国见齐景公。齐景公不是个有能力的国君，耽于享乐，私人养有骏马4000匹（有马千驷），死时人民毫不惋惜。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言论，觉得又轻巧又方便，自己不费什么力就能收回君权，大悦，准备照办。晏子赶紧出来挡住。
晏子三朝为相，自己为官清廉简朴，一心维系齐国的稳定，是个恩来式的好同志。但当时齐国的形势，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齐公是姜姓，而国事由国氏，高氏，田氏等大夫掌握。其中田氏最强（后来取代姜家自立为齐王），已经公开为所欲为，放赈大斗出，小斗进，各国皆知，惟独齐公装不知道而已。晏子的目标，就是通过和稀泥，勉强维护微妙的平衡，防止齐公与大夫们撕破脸。孔子的蛮干主义，只能令生民涂炭，国君横尸，百害而无一利。在晏子的力劝下，齐景公明白了利害关系，马上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只好怏怏而走，临走时疑似有人要来加害，居然把刚下锅的米掏出锅就跑（《孟子》万章：“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淅就是淘好的湿米）。
晏子是这么说的：“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企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博得人主青睐，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
那为什么说孔子的“还政于公室”（收大夫之权，归还给国君），是蛮干呢？这得说回“堕三都”。
通宝推：夏侯,家园 一直很好奇 关于孔子婚姻的这一段，出处是哪里？
是孔子家语吗？
还有孔子逼孔鲤脱孝服这一段，出处是哪里。
这两个故事听过很久了，但不知道出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