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罢工与钱：英镑无恙……

五十年代的保守党很因为遵守艾德礼共识而受报纸的攻击，报纸称他们眼看着国家经济不断恶化而无所作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很多。1951年丘吉尔在竞选时就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保卫新生的福利国家，也常常以渴望的语气谈到自己想像战时一样成立和平时期的联合政府，上一次有人这么说还是在1945年。他对自由党满怀热情，还和他们谈过要帮他们引入比例投票制度，尽管这一想法立刻就遭到了保守党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对阶级斗争大加责难，还特意指派了立场温和的律师沃尔特.蒙克顿（1）来处理工会与劳工问题。但是当时英国确实差一点就会经历一场撒切尔级别的社会动荡，一场提前三十年发生的英国革命。这件事发生在1952年，就在丘吉尔的眼皮底下。他年轻的财长拉博.巴特勒提议将英镑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获得认可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切割。这一计划的代号是ROBOT。计划细节极为复杂，因为还有许多国家以英镑为储备货币，它们全都指望着英国。但是计划的实质却十分简单。英镑比美元将部分浮动，或者大幅下跌，从而给英国国内奋力挣扎的出口企业助一臂之力。政府将无法继续承担长期以来的责任，海外驻军基地，以及刚刚成立的福利国家。大规模住宅项目将不得不搁浅，失业率一开始也将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财政储备的流失与周期性国际收支差额危机也将成为过去。（？）不像战后的西德，英国将会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进口额将会下降，出口额将会上升，英镑将在世界范围内重获自由，未来的慢性衰退也将得到避免。这基本上就是一场由自由市场经济发动的政变，政变后果庞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惹恼了美国人。历史学家彼得.亨尼斯将其与苏伊士危机相提并论。“ROBOT是一群心力交瘁的聪明人在耗尽了所有的谨慎与替代选项之后做出的绝望而冒险的反应。”*11*

ROBOT在当时从未得到过披露，但是依然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关于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最终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一面是时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另一面丘吉尔本人对这一做法可能导致的国内动荡也十分不安。如果此时掌权的是一位意志坚定、精力旺盛、决心改革的首相，那这件事兴许能成。但是对于一位依靠党内共识赢得选举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太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类似的极端想法还会在政府上层一再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届政府在国内事务上都依靠自动导航仪来领路。在日后的批评家眼里，这届政府没能合理应对工会势力的增长。工会成员的数量已经创下了记录，工会领袖往往在少年时就辍学务工，挖煤开车卸船，一步步成为工会组织者。五十年代时他们依然记得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工党废除反工会法案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人们对于大萧条时期的苦涩记忆，也让他们组织罢工的行为获得了强大的免罪牌。

这些国家级的工会领袖，例如亚瑟.迪金（2）与萨姆.沃森（3），大多十分爱国，政治上偏保守，支持研制核武器与北约，在工党内斗当中也往往与左派作对。他们很可以与走中间路线的托利大臣达成交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而不是共产党员。不过他们最大的优势还是经济形势。极高的就业率，消费者对商品的迫切需求，以及相对较高的企业利润空间意味着对于技术工人无休止的需求。企业很容易就能将高工资带来的成本增加转嫁出去。说到因为罢工而损失的工作天数，英国的表现在五十年代也相当不错，许多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在这一点上都赶不上英国。巴特勒坦诚自己没有工资政策，只有“沃尔特与工会领导的友谊”。有一次蒙克顿与丘吉尔与工会达成交易以制止公交司机“十分烦人”的圣诞节罢工，事情解决后首相在半夜给巴特勒打电话报喜。最后是按照什么条件谈妥的？财长大人紧张地问道。丘吉尔答道，“他们的条件，老伙计！我们不想害你睡不好觉。”*12*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与工会作对呢？这样做的难度本来就十分逆天。在一个国家集权式的经济体当中，大臣们与公共部门工会的势力走得极其贴近。以日后的标准，当时直接受雇于国家的产业工人数量大得惊人——仅仅在交通、煤矿与发电行业就有170万人。一次又一次，从铁路到发电站，从公交司机到煤矿矿工，蒙克顿和他的继任者都采用了收买的办法。大臣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例如，麦克米伦在1955年7月的日记中谈到一次铁路罢工的解决，这次罢工给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他宽慰自己，这些人罢工后的实际所得并不比他们罢工之前能够得到的多多少，而且“这可能将会带来通货紧缩效应，从而终止近一两年里开始冒头的工资与物价之间跷跷板式的上下波动现象”。1958年，已经成为首相的他在面对又一场交通行业罢工时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如果是丘吉尔来处理一个电话就就解决了。不过麦克米伦对这种事情从来就算不得认真，而且这时的工会也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打交道了。

几十年来的工会合并与地方协议造就了一头头体态臃肿的怪物，它们的势力范围早已不再以工厂或行业为界。一家工厂里往往有好几家工会相互竞争、彼此提防的工会。这导致了工人代表的势力增长，这些人一般更年轻，更好斗，在战争期间他们的长辈都上了前线，工会内部的权力真空就被他们填补上了。他们能为工人争取到比国家标准更优越的待遇。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上万人。有人悲叹道现在英国的工人代表比军人还多。东一枪西一炮的零散罢工比全面罢工更为常见，也为生产带来了更多干扰与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随着老人们逐渐淡出，越来越多的左翼分子开始悄无声息的上位。比方说弗兰克.卡赞斯（4），他以前是诺丁汉郡的矿工与卡车司机，丘吉尔执政时他开的是货运卡车，苏伊士危机期间他成为了交通及同业工会的领袖，工会内部超过50万成员都投了他的票。他是麦克米伦在1958年的头号大敌，继任保守党政府的眼中钉，他组织过汽车行业罢工，公交行业罢工，还有其他好几场罢工，最后才在1964年被哈罗德.威尔逊吸收进工党政府。曾几何时他是最声名远扬或者臭名昭著的“工人老大哥”，不过他的表兄弟还有不少。

如果说罢工只是托利执政年间晴朗天空上的一朵乌云，那通货膨胀就是另一朵。通货膨胀一直与五十年代如影随形，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但还没有恶化到危机的程度，尽管众多老年人都依靠年金与储蓄为生，通货膨胀还是影响到了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问题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解决起来就费事了，尤其是在ROBOT之类的激进手段遭到否决之后。英国已经在出口方面拼尽了全力，但是国内对于制造业进口产品的需求根本就是个无底洞。英国的海外投资早已捉襟见肘，也无法通过生产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产品来换取足够外汇，从而为英国人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在别的时候，这一差距很容易就能通过“隐形收入”得到弥补——即银行业、保险业与海运业带来的收入，英国在这些领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本来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惜此时的英国把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花在了海外驻军上面。换句话说，不断衰弱的英国经济通过莱茵河畔英军的巨额日常花销极大地补贴了快速成长的西德。

国际贸易差额之所以造成如此窘境是因为英镑一直处于压力之下。周期性的英镑贬值总会将当时在位的政客打击得体无完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1949年工党实行的贬值为接下来托利治下的好光景开了个好头。在英镑区（不仅仅是除加拿大以外的英联邦地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如斯堪地纳维亚诸国与葡萄牙之类的传统贸易伙伴）维持英国的力量意味着英镑保值成为了关乎国家尊严与政治风向的大题目。在托利执政时期，这成为了另一个遭到搁置的问题。究竟应该捍卫英镑以及英国在国际上的自我认知还是放手让英镑贬值来帮助出口企业呢？最终落到实处的政策美其名曰 “松紧交替”，先是财政政策骤然收紧，然后就是一脚油门。政府试图赶在不得不刹闸减速来应对通货膨胀之前开辟一段新的增长期。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为止，英国国内关于英镑贬值的争论将一直进行下去。对于当时的政客来说，这就好比试图解开一个过于复杂的魔方，相互勾结的组件实在是太多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Monckton,_1st_Viscount_Monckton_of_Brenchle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Deakin

（3）[UR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_Watson_(trade_unionist)[/URL]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Cousins

*11* Peter Hennessy, Having It So Good, Allen Lane, 2006

*12* R. A. Butler, The Art of Possible, quoted in Hennessy, ibid

晚年的丘吉尔

当丘吉尔于1951年重返政坛之时，这一切都尚未发生。在经历了6年前那场粉碎性的失败之后，旧秩序重建自身的速度之快令许多人都始料未及。而且旧秩序的“旧”字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要评选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英国人，丘吉尔可谓当之无愧。但是时间现在已经不在他这边了。他的最后一任首相任期开始两年之后，有一天他正在唐宁街十号给一群来访的意大利人发表演讲——酷爱历史的丘吉尔对这群意大利听众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当年驻扎在英格兰的罗马兵团——说着说着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他得了中风。人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不过第二天他就强支病体前往议会主持会议，尽管在会上没说几句话。但是他的病情恶化程度如此之快，医生们都以为他肯定挺不过这一关。他的左臂已经失去了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而且根本站不起来。底下人赶紧把他送回了查特韦尔大宅。两个月后，他居然康复了。这是个令人称奇的故事，表现了丘吉尔惊人的意志力与毅力，他不仅从死亡的边缘一路挣扎着爬了回来，而且在发病几个月之后就在托利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又参加了下院的例行质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全国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含糊其辞的小道消息自然难免，但是首相的病情得到了严格的保密，只有寥寥几名圈内人士知道详情。最终还是丘吉尔本人把这件事捅了出来，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因此也就不大要紧了。

中风之前以及之后，各位大臣们都觉得这头老狮子实在是令人窝火。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谈话时，他都不缺乏灵光闪现的时刻。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座会说话的纪念碑，时刻提醒着人们他曾经有多么伟大，而且一开口就没完。其他内阁成员的回忆录里提到他的时候经常冠以“老迈”、“昏愦”、“日薄西山”之类的形容词，所有关于他的记述都充满了爱恨交加的感情：有时他话说到一半就会忘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有时甚至就连外国领导人——比如杜鲁门总统——也对他长篇大论的讲话风格表示厌倦。但是最生气，最受伤以及最沮丧的还是艾登本人，他总觉得在托利党上层等待了整整十年之后，现在再怎么说也该轮到他来掌权了。但是首相十分恋栈。丘吉尔无数次向艾登许诺自己马上就要回家养老，但就是死活不走。他会一次又一次对大臣们进行洗牌，把艾登打发到不合适的岗位，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之后再把他的希望高高举起又一把摔碎在地。

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当时英国权力最大的人，如果这一过程不是这么残酷，那上述的一切看上去几乎有点滑稽。丘吉尔越来越怀疑艾登究竟是不是干首相的料，因此喋喋不休地教育他要和美国人保持一致，对他的意见嗤之以鼻，还跟自己的朋友抱怨说他不认为“安东尼能干这一行”。当其他手段都不管用时，丘吉尔一如既往地讲起了笑话。当一位大臣的父亲去世时，丘吉尔接见了一个前来劝说他下台的代表团，他以忧郁的语气提到了死者：“他太年轻了，今年才九十出头呢。”*7* 高龄与疾病也是托利政府的主题之一，就像艾德礼政府晚期那样。艾登有胆管炎的毛病，一次不成功的手术进一步恶化了病情。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终于成功上位的时候，他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了。麦克米伦后来说他好比一匹为了1938年赛马会而训练出来的赛马，结果却被人在起跑马厩里一直关到1955年。那么丘吉尔为什么死活不走人呢？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撒不开手。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答案，丘吉尔还有一个更为高尚的动机。

丘吉尔的一生都与战争结缘。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从小就受到战争故事与纪念品的耳濡目染。他曾在苏丹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布尔战争，遭到俘虏并成功逃脱。一战期间他成为了极富争议的海军大臣，之后又去法国当了一名上校。战后作为作战部长，他竭力扼杀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发动了一场彻底失败的西线战争来支持白军与列宁为敌。他作为英国战时领袖最为伟大的岁月无疑是在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许多批评他的人，从牢记他曾派遣坦克镇压罢工的社会主义者到一心只想过小日子的英国本土主义者，都攻击他是个天生的战争贩子。因此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他毕生的最后一战就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无论是出于年龄带来的智慧，还是作为世界级政治家所特有的虚荣，总之丘吉尔成为了反战分子的领袖。他的演讲词中回荡着关于未来灾难的阴暗警告。早在1950年竞选当中，他就在爱丁堡的一次讲话里首次使用了“峰会”这个词来号召西方各国领袖与俄国和谈。氢弹的问世进一步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情绪，丘吉尔（以及中国人）都曾十分担心美国会用核武器来攻击位于朝鲜的中国军队。

他此刻正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理解核武器的威胁，但理解的方式又极为传统。1951年他刚刚重新成为首相就忧心忡忡地命人就俄国空降兵可能在伦敦降落的战略性地点整理一份报告，还让人评估不同种类的核打击可能给英国带来怎样的伤亡。总之，丘吉尔认为如果核威慑是真实的，那么英国的威慑力越大越好。1951年12月，他批准了英国第一次核试验，地点是澳大利亚的蒙蒂贝洛岛。熬过战争，又在拆船大潮当中幸存下来的普利姆号驱逐舰，被英国第一颗原子弹蒸发得一点不剩。然后在1954年，他又无可奈何地批准了对于氢弹的研制，他认为这是“保持顶级玩家身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对内阁说，“如果美国人真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们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有可能削弱英国对于美国影响力的行为。”*8* 要想让美国听得进自己的意见，英国自己也必须入局成为一名玩家。“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除非我们拥有热核武器，否则就将失去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这番言论听上去有些歇斯底里，但是对于丘吉尔来说这却是精心计算之后的举动，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促使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东方世界达成新一轮和约。

伦敦与华盛顿在核武器问题上一直意见相左。美国人曾断然拒绝兴国人分享自己的核机密。到了五十年代早期，英国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由于苏联的飞机此时还飞不到美国，因此英国的美军基地与皇家空军基地势必成为第一批遭受苏联核打击的目标。对于伤亡人数的可能估计令白厅上下冷汗淋漓。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核战争依然是发生在国外的事情。斯大林的死亡在丘吉尔眼中成了与莫斯科重叙旧谊的绝好机会。尽管他积极反共的立场从未动摇，但是他还是担心现任美国总统，他当年的战友艾森豪威尔在反俄的立场上过于死板。丘吉尔认为“艾克”的脑子不够用，无法理解核武器作为最新军事技术之外的巨大意义。这是两种认知角度之间的不同。艾森豪威尔相信核武器只是常规武器的延伸，很快也将成为另一种常规武器，因此他与国务卿杜勒斯对丘吉尔的言论很有看法，认为他晚节不保，蜕变成了一个绥靖主义者；不过丘吉尔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的确经常使用“缓和”与“谅解”之类的词语。丘吉尔一次又一次游说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能理解超级大国峰会的好处，还希望能独身一人亲自前往莫斯科——当时美国人踏上苏联领土根本无法想象。杜勒斯对此敌意十足，丘吉尔也毫不客气地称他为“那个混蛋”。口是心非的艾森豪威尔刚刚松口说可以考虑在中立国与苏联进行接触，操之过急的丘吉尔就火速向莫斯科发去了邀请，这一手使得内阁立刻就炸开了锅，而丘吉尔的构想也最终破灭了。在所有大国领袖当中，当时只有他真心希望促成和平，其他人都在忙着研发下一代核武器，他们的思路更像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早在美苏和解前20年丘吉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呼吁。当然，这一切都很可能有着更为自私的动机，他很可能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再取得一次了不起的个人成就。但是就眼界与远见来说，一位八旬老翁能做到这一步也的确难能可贵。

丘吉尔的其他海外事务说出来就没这么好听了。他知道大英帝国行将就木，尽管他以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皇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伊丽莎白时代为题写了很多富有神秘气息的散文。如果真正的冲突来源是苏联及其盟国，那么英国其他的后帝国时期承诺价值几何呢？难民正不断涌入巴勒斯坦试图定居，犹太恐怖分子正在这里杀害英军士兵，控制此地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希腊王室民怨鼎沸，共产主义叛乱一触即发，完全仰仗两头受气的英国从中支撑，这样做是否值得？很快，英国也将在埃及与伊朗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份十分有趣的备忘录揭示了白厅的小算盘，当时美国人刚刚加大了核竞赛的赌注，试爆了第一颗氢弹，这份备忘录记录了高级官员与内阁委员会的通话。内阁的文件对于英国的位置十分坦率：“显然战后我们的所作所为超过了自身实力的极限——于此同时我们刚刚勉强逃过一场经济危机。”

在欧洲问题上丘吉尔一向喜欢作惊人之语。他曾在1940年战局最为黑暗的时候建议合并英法两国的公民身份。战后他也并不反对西欧的政治一体化，尽管他认为大英帝国不能成为欧洲大家庭的完全成员。丘吉尔重新掌权之后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英国是否应当参与早期西欧政治一体化的进程。1950年时，摇摇欲坠的工党政府没怎么考虑就否决了这一想法。当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1）宣布要与西德分享煤铁主权，用工业努力将两个旧日仇敌团结起来时，他等于是给英国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艾德礼当时不在国内，贝文则早已病入膏肓，他毫不夸张地形容自己此时已经“半截入土”。只剩下了赫伯特.莫里森管事，他必须给出一个迅速的答复。当时他正在剧场里看戏，报信人在伦敦考文花园的常春藤餐馆找到了他。在一间堆满椅子的储藏室里面，莫里森听取了这个将在未来发展成欧盟的计划。*9* 他想了一会儿，摇头说道：“这样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干，达勒姆的矿工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对于许多旁观的托利党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失策。麦克米伦此时正身在斯特拉斯堡，住在贝文刚刚搬出去的饭店房间里，他认为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他后来对选民称这是“英国的黑色一周”，社会主义者治下隔绝于欧洲之外的英国将为自己的失策付出“惨重的代价”。*10* 因此人们大多认为托利治下的英国将会改弦更张。

这样做的理由十分充足。大英帝国正在土崩瓦解，英美关系因为原子弹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与希腊的争端遭到了严重破坏。有这么一会儿，托利党也想过更换胯下的坐骑，加入年轻的欧洲俱乐部。不过丘吉尔没这个打算。当加入欧洲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摆在面前时他嗤之以鼻，令麦克米伦以及许多年轻托利党员倍感失望。他对参与欧洲事务毫无兴趣，他是最后一个帝国主义者，相比他劝说意大利、比利时与法国组成反共同盟的呼吁，他为了“英语民族”而发表的演说更能打动人心。华盛顿在他的世界里远比巴黎乃至于布鲁塞尔重要。他希望召开关于氢弹的峰会，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不想与几个蜗居在角落里、惨遭战火洗劫过的地区性国家有太多瓜葛。刚刚安顿下艾登的外交部对于与欧洲纠缠过深也持反对态度——这也不奇怪，与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丽使馆相比，钢铁协议不过是蜗角之争而已。但是丘吉尔在欧洲问题上的决策方式依然令他的当代人忧心忡忡。这些问题从未在内阁得到认真讨论，更像是拍脑袋式的决定，从来未曾公布，从未经过商榷。他的决策方式和常春藤饭店里发生的情节没有本质区别。或许就像核武器问题一样，此时还不到做出决定性举动的时候。但是丘吉尔最后一任政府无疑给人以大失所望的感觉。世界正在飞速改变，新的领袖纷纷登台，而英国却似乎被无休止的返场谢幕纠缠住了手脚。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3079.htm

*7* D. R. Thorpe, Eden: The Life and Time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 1897-1977, Chatto & Windus, 2003

*8* Quoted in Peter Hennessy, The Secret State, Penguin, 2002

*9*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Macmillan, 1998

*10* Alistair Horne, Macmillan, vol. 1, Macmillan, 1988

斗室中的政治

丘吉尔重新上位之时已经七十有七，当年这个年龄所代表的衰老程度可远胜于今天。有一次他跟自己的秘书说他不知道英国还有没有比自己更老的首相，博览群书的秘书答曰确实有——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如同格莱斯顿一样，他也要一直当首相当到八十多岁（十九世纪的庄严老人（2）比二十世纪的庄严老小子还要多干几年，可能是因为前者从未指挥英国参加世界战争，而且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在艾德礼执政时期保守党早已大幅改组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策，一般其他党派在经历了如此失利之后都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会这么做。他们就福利国家问题取得了党内一致，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中间化的立场，而且很好地利用了配给制度下严苛而不乏荒诞的社会环境。在“来几年稳定可靠的治理”这一平淡无奇的口号之下，丘吉尔成立了一个由亲信与老伙计，不情愿的将军与商人组成的政府。这些人中最优秀的是他的战时同盟艾登，麦克米伦以及教育改革家拉博.巴特勒（3）。

五十年代的政治，至少是托利党内部的政治，和今天有着天壤之别。当年也有大鸣大放的选举办公室，也有野心勃勃想登上大臣宝座的年轻研究员，也有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但是当年的党派成员更多，后座议员比今天更加独立，地位比今天更高，不过也比今天更加懒惰。最重要的是，政府上层由一个很小的社会圈子组成，外界视线完全看不到这个小圈子的内部运作。丘吉尔将大把时间花在打牌与旅行上，主要出行手段是邮轮，而且和艾登与麦克米伦一样，他也对内阁讨论的概念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致内阁成员怨声载道，辞职撂挑子之类的事件此起彼伏。当丘吉尔和他的财长巴特勒密谋拯救英镑时，各部大臣收到一份毫无通融余地的最后通牒，他们为此还爆发了激烈抗议。斯大林病亡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的一艘邮轮里向苏联发出了召开领导峰会的邀请，内阁对此大为光火并最终迫使丘吉尔做出了让步（4）。当艾登满腹怨气地抱怨丘吉尔又一次违背了自己行将退休的承诺时，其他的大臣则在抱怨自己对于进行中的国家大事一无所知。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艾登的各种筹划都在暗地里进行，所有重要大臣都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而麦克米伦则尤其擅长挑动大臣彼此作对，手法高超地避免着坦诚公开的内阁讨论。

这些年里绝大多数关键性的政治时刻都发生在只能容纳几个人的小屋里，屋内之人全都彼此熟络。如同莎剧一般，群戏也经常上演——反艾登集会，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种族暴乱以及工会为了下一次罢工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会。但是要说起日常权力运行，这些场面就没什么影响力了。取而代之的是麦克米伦在丘吉尔的第二任首相任期行将结束时对他的一次访问。老头子摆出一副经典的唐宁街10号造型坐在床上，头顶一只绿色虎皮鹦鹉。“鸟笼子就放在床上（鸟就是从里面跑出来的），他手拿一根雪茄，身边放着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小鸟还在里面呷了一小口。床边坐着波特尔小姐——他正在口述。”*3*

十八个月之后，唐宁街10号将会举行一场十分温馨的私宴，宴会将要因为艾登收到苏伊士运河即将被埃及政府收归国有的消息而横遭打断，在场的一名客人，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5），建议他即刻对纳赛尔进行最严厉的打击。这位客人很快就会成为艾登失败政策的牺牲品。巴格达的暴徒们将会在他还没咽气时扯出他的肠子，把他拴在他自己座驾的后保险杠上，在街头把他活活拖死。再然后，一干大臣们将会被萨利斯伯里勋爵（6）挨个私下询问，谁更适合当下一任首相，“是拉布还是郝罗德？”。他们都选择了麦克米伦。时任党务秘书的爱德华.希斯（7）不得不亲自去告诉巴特勒这个不幸的消息：尽管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认为他是下一任首相，但是它们全都错了。两人在骑兵近卫军司令部一座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见了面：“我一进门他的脸上就流露出了熟悉而又亲切的微笑……这一打击实在太过猛烈，我实在无法缓和。‘我很遗憾，拉博，’我说，‘是哈罗德。’他的表情就像遭了雷劈一样。”*4* 之后麦克米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请希斯吃饭，以期重整政府。他们不得不从一大堆记者当中挤过去——当年的唐宁街完全对公众开放——有一个记者还把希斯绊了一跤。他跌跌撞撞地爬进汽车，然后汽车就飞也似的逃离了白厅前往麦克米伦常去的特福俱乐部（8）。俱乐部的另一位成员也在那里，手拿晚报坐在吧台旁边，看到他之后礼貌地问他最近有没有比较上相的照片。麦克米伦哀叹道，没有。客人说了声抱歉。正当他与希斯走向餐厅享受牡蛎与牛排时，这位仁兄慢条斯理地补充了一句：“顺便说一句——祝贺您当选。”*5*

很久之后麦克米伦也决定自己到了退休的时候。当时他小便十分痛苦，因此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镜头一转，到了另一间小房间：他坐在医院病床上，身穿浅蓝睡衣，丝质衬衫与羊毛衫（不过头上没有鸟），建议女王任命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9）来顶替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时的政治生活都是在上层托利成员内部进行的。自然，工党内部也并不缺乏各种小团体，从威尔逊执政期间唐宁街上疑神疑鬼的帮派，到1994年布莱尔与布朗在伊斯灵顿的格兰尼塔饭店达成的臭名昭著的交易（10）。但是这些都无法与丘吉尔和麦克米伦时期自成一体的小世界相提并论。如果他们不是在下院或者圣詹姆斯的绅士俱乐部里一起用餐——麦克米伦是五个俱乐部的会员——那就是在一起打松鸡或者在法国南部的农庄聚会。有人说塞满了门生故旧与亲戚朋友的丘吉尔政府很不常见。不过在麦克米伦的全男性内阁里，16个人中只有两个人没上公立学校，其他人中伊顿子弟占了绝大多数。令人吃惊的是，成为首相几个月后，麦克米伦就为自己组建了一个85人的政府，其中35人（包括7名内阁成员）与他有姻亲关系。*6*

当然，外人也不是没有，例如威廉.鲍威尔（11），希斯以及日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担任军士长，还干过建筑承包商的欧内斯特.马普尔斯（12）也是个白手起家之人，他为英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政府里面大多感到手足无措，似乎自己并不属于五十年代保守党等级系统内部的官员阶级。托利党政府的这一社会构成特征是他们的弱点之一并最终令他们威信扫地。通婚贵族的小圈子是这个国家的传统统治形式，以至于统治阶级应对危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事化小。他们的行事原则似乎是只要背着仆人、子女以及选民，不管做什么都无所谓。这将最终导致他们的垮台。在即将到来的讽刺大潮中，上等人的统治将要遭到无情的攻击。所有在暗地里进行的权力争斗都将公之于众，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性丑闻与间谍丑闻将会使公众相信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腐烂。正如九十年代初新工党将会把梅杰政府嘲讽至死一样，旧工党也会和《侦探报》与剧作家携手将最后的贵族政府打发上路。

（1） 外链出处

（2） 这是格莱斯顿的绰号之一（Grand Old Man）。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b_Butler

（4） 按照《冷战百科全书》外链出处 的说法，丘吉尔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召开峰会的建议并遭到拒绝，因此峰会才没能进行。

（5）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1141.ht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Gascoyne-Cecil,_5th_Marquess_of_Salisbury

（7）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7016.htm

（8） 外链出处

（9） http://zh.wikipedia.org/zh-cn/%E4%BA%9E%E6%AD%B7%E5%85%8B%C2%B7%E9%81%93%E6%A0%BC%E6%8B%89%E6%96%AF-%E4%BC%91%E5%A7%86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lair%E2%80%93Brown_deal

（11） 外链出处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est_Marples

*3* The Macmillan Daries: The Cabinet Years 1950-1957, Macmillan, 2000

*4* Edward Heath, The Course of My Life, Hodder & Stoughton, 1998

*5* Ibid

*6* Dominic Sandbrook, Never Had It So Good, Little Brown, 2005

在这一时期最能表现英国国民乐观情绪的人是一位出身伯明翰的犹太裔探险家之子。此人从小在妇女参政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圈子里长大。他拍摄的电影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这位迈克尔.鲍肯（1）就是伊灵喜剧以及其他好几部卖座电影背后的制作人。他是那个年代的伟大诠释者，论起影响英国人对二十世纪中期自身形象的记忆，除了丘吉尔本人以外无人能与他比肩。在美国主宰全世界文化的时代，他下定决心要保持英国的特色，他对英国家庭的预见融合了艾德礼的高远志向与接下来托利执政时期的时不我待之感。如果当年核大战真的打了起来，那么鲍肯的作品大概会是年轻的BBC电视台最后播出的节目。*2*之所以要在他身上花时间是因为他的成败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种种深层动荡与矛盾提供了一把钥匙或者一份指南。鲍肯的作品将英国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社会风貌中最为尖锐的因素提取出来并加以浓缩，今天我们再看这些电影，依然能呼吸到那个年代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似乎时光从来没有流逝过。

伊灵工作室今天依然保存完好。如果鲍肯还健在，那他一眼就能认出白漆刷的外墙与机库造型的摄影棚。今天它们依然繁忙，又一次成为了电影的生产场地。甚至连马路两边的酒吧都没有变，当年鲍肯麾下的剧作家与制片人就在这些酒吧里喝酒抽烟，规划展望，甚至大打出手。不过今天的伊灵已经不再是1931年工作室刚刚成立时伦敦西部无聊郊区的一部分，而是成了一个民族多元，时尚新潮的所在。伊灵工作室当年被人视为美国电影大潮面前的一座英国堡垒。自然，很难再找到比起伊灵工作室与好莱坞之间反差更大的事物了，好莱坞占地广大，灯火通明，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而伊灵工作室的外观更像一座中学。三十年代伊灵工作室曾经将十九世纪的音乐厅文化与新时代的电影艺术结合在一起，还请来了兰卡斯特的音乐剧明星乔治.方比（2）与格蕾西.菲尔兹（3）来主演通俗喜剧。鲍肯本人也在多家电影公司工作过，例如庚斯博罗制片厂（4）与高蒙影业公司（5）。他一直在与好莱坞的强大实力对抗，直至最终自己也经不住诱惑跑到好莱坞为止。他在好莱坞混得不算成功，与路易斯.梅尔的关系尤其差，后者曾将扬言愿意“砸上一百万美金”把鲍肯彻底废掉。据说鲍肯对此反唇相讥道如果自己打算礼尚往来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他愉快地离开了好莱坞，成为了伊灵工作室的领导，历经战时岁月以及新耶路撒冷时期，直到1955年为止，其掌权时间之长令任何政客都无法望其项背，而他对英国电影的热情也足以与任何政客对掌管国家的热情相比。

某种意义上，伊灵工作室就是当时英国的缩影。工作室有一位独断而神经质的领袖。在战时养成了强健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爱国主义影片风格（尽管丘吉尔对其中一部分战争电影总觉得不大放心，还曾尝试着以失败主义为名封杀掉其中几部）。1945年鲍肯和他的同事们都投票选了工党——用鲍肯的话来说就是“小小地革命了一把”——但是很快又积极通入到了反战后管制的活动当中。如同当时的英国一样，伊灵工作室也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窘境，不得不采取自己动手缝缝补补（6）的方法来拍电影。伊灵工作室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政治观点以及背景各异的移民，有殖民地的来客，有白俄，有半共产主义者，还有激进工会份子。但是工作室要求所有人的无条件忠诚，工资则十分有限。重大决策都是在公开会议上经讨论后作出的，散会后大家就一起到酒馆里喝个酩酊大醉。伊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如果非得总结一下的话，那大概就是公平、正派、强调小人物的重要性，还有敢于直面恶霸的勇气，不管这些恶霸是比万主义者还是一般的官僚。

在电影里，小店主与渔夫总能智胜白厅的官员与办事员，小男孩与老太太总能智胜犯罪团伙。这些电影的立场倾向毫不含糊：绝大部分伊灵电影里的正面主角都是工人阶级出身，而反派则一副上等人的做派。无论是战争片，惊悚片，心理剧，冒险片还是伊灵赖以成名的喜剧片，里面都根本见不到性与暴力的存在。到了六十年代末恐怖片与所谓的“性剥削电影”开始在英国走红时，鲍肯笔下带刺地写道：“如果说当年我所负责的电影当中缺乏性因素，那么万幸的是这点不足并没有造成重大或永久的损害，因为当前的电影已经把我们损失的光阴全部弥补回来了……生活中可远远不止只有性与暴力啊，比方说还有爱呢……”在鲍肯的年代，“爱”字还没有成为“做爱”的暗号。正如另一部非伊灵出品的电影《相见恨晚》（7）当中所说，战后英国的理想似乎是“沏茶而非做爱”。对生活苦恼轻描淡写的电影，在情节最高潮非得牙关紧咬保持沉默的电影，以及如小说家E.M.福斯特（8）所说，反映英国人“行动迅捷而感受迟缓”的神经系统的电影，这些影片很能反映当时这个国家以今天有多么不同。这与好莱坞的作风大相径庭，这些影片有意要以另一种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用鲍肯的话来说就是将“真正的英国”介绍给全世界。他希望能通过电影向美国人、法国人以及俄国人展示一个“身为社会改革先锋的英国，一个挫败了社会不平等并主张公民权益的英国……”这一愿景的确十分宏伟，但是正如当时的英国一样，伊灵太虚弱，太缺乏资金，太过于即兴发挥，以致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创作高峰之后，伊灵就沦落到了拍摄自吹自擂的言情剧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世界则在继续前进。

（1）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48404/

（2）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87228/ http://people.mtime.com/1371017/

（3） http://people.mtime.com/1029336/

（4） 希区柯克曾与这家公司合作拍摄过《贵妇失踪案》，并借由此片走进好莱坞。外链出处 外链出处

（5） 这家制片公司曾与希区柯克有过多次合作，出品过《39级台阶》，《知道太多的人》等经典希氏电影。[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Gaumont_British [/URL]

（6） 外链出处

（7）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4364/

（8）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6641.htm

*2* Matthew Sweet, Shepperton Babylon, Faber & Faber, 2005

从老年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垮台时起，到盛气凌人、妙语连珠的哈罗德.威尔逊率领工党卷土重来为止，在此期间的英国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片逝去的乐土。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一时期则是灰色的，因循守旧的，被执政无道的托利党“浪费的十三年”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英国都与今天大不相同。当年的那个英国今天已经找不到多少痕迹了，当年你可以开着奥斯汀雪尔兰的汽车（1）造访米兰银行（2），买两份《新编年》或者《画报》，点一根绞盘牌香烟（3），一边在心里盘算周末坐着有轨电车去看泥地自行车赛。当时的人们还可以尽管想象以另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成为英国人。翻阅一下当年的报纸杂志，很容易就可以意识到当年人们对未来的描绘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有多大差别。例如在当年人们的想象中，“未来”的英国街头自然是英国国产汽车的天下，这些外形笨重古拙的汽车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陌生了——布拉德福德的乔沃特汽车公司（4）不遗余力地为“标枪”与“土星”牌汽车打广告，当然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再好一点还可以“开着沃斯利，生活甜如蜜”。当年正是英国汽车时代的开端，谁也不会想到蓬勃向上的英国汽车业很快就将惨遭灭顶之灾。话说到这里，当年也没几个人能想到“道路自由”的理念将会被一大堆迷宫般纠结的交通管制条例所取代。专用机动车道与郊区限速还没有出现，人们依然在考虑客运直升机场的可行性。

人们的外观也与今天不同。上学的男孩子全都戴帽子穿短裤，砸人家玻璃或者撒谎肯定会遭致父亲大人一顿藤条抽。女孩子们都穿着家纺的套衫，人们都衷心希望她们从未听说过床弟之事。所有的妇女看上去都像家庭主妇，胸衣与女帽依然流行而女裤则基本没人穿。男性视丝般顺滑的八字胡为把妹利器，活领子依然畅销，法兰绒外套依然散发着烟斗的气息。

最重要的是，英国依然是一个军事国家，尚未在思想上摆脱二战的影响。将军们是知名公众人物，喷气式轰炸机是国民自豪感的来源。在六十年代沦为嬉皮士搞怪道具的军装此时在街头巷尾依然十分常见，1947年出台的国民护卫队制度取代了战时征兵制并于两年后全面实行，一直到1963年。超过两百万英国年轻人将会参军入伍，大部分都是陆军。出身高低有别的年轻人在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当中被聚集到了一起，接受严格的训练与实用的教育，物资匮乏是家常便饭，生命危险也时常降临。青少年要练队列，剪短发，擦皮靴，叠衣服，一遍又一遍。时机到来之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将会为英国而走上位于远东、巴勒斯坦、埃及或者非洲的战场，而剩下的绝大多数则将会在英国或者德国的军营里度过无聊至死的一到两年。还有一些人会死。在国民护卫队时期英国一共参与了超过50场海外军事行动，共有395名士兵因此牺牲。据说还有几十人在维尔特郡的坡顿丹（5）进行的秘密化学武器试验中丧命。还有人成为了英国原子弹开发的人体试验品，事后有些早已了无生趣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国民护卫队整整纠缠与调教了战后英国一代男性，奠定了时代的基调。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反权威的怒火与讽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民护卫队，但是擦皮鞋、注重着装、服从权威的习惯也是由此而来的。总而言之，这一制度将四十年代的氛围延续到了下一个十年，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在其他国家——德国，法国，俄国，日本——四十年代带来的创伤与破坏依然令其疼痛难忍。在英国，最后一批战俘已经释放回家，轰炸遗址上已经重新建起了更为实用而没原来那么富有情调的房屋，但是人们还在努力消化战争带来的经验教训。当年还是孩子的人们自然将五十年代视为正常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英国从来就是如此，以后也会一直如此。人们渴望着宁静的家庭生活，妇女在家做果酱织毛衣，男子则工作稳定、工时有限。这是对1939-1945年期间痛苦与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核恐怖的有意识回应。宁静的家居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回忆中的战前岁月是一段有秩序的时光。1951年丘吉尔的重新上位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点，即英国可以回归到此时在人们心中只剩下依稀印象的等级社会。直到1963年这一时期结束为止，英国上下依然有将近25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女仆，女管家，贴身随从等等——还有600名全职男管家。英国依然有幸拥有31名公爵，38名侯爵以及区区204名伯爵。*1* 许多私人公司的上层都给人以军队化的感觉，最上面是充当军官的绅士，往下是中层执行人员。工作场合之外的公众生活被底气十足的官员、医院顾问、护士长、主教与护林员们密切监视着，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些人的权限几乎有点无法无天。绞刑，体罚，反堕胎与男同性恋的强硬法律，一切的一切共同组成了一张控制之网，这张网在五十年代初期基本上无人触动，尽管少不了私下的小动作与暗中破坏。当时的人们大都是顺从的公民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消费者，爱国主义还可以在公开场合大鸣大放地进行宣传，这一切很快就会变得难以想象。

五十年代中期的英国依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大型英国公司在石油、烟草、海运以及金融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帝国尚未远去，尽管英联邦一词已经家喻户晓。皇室成员依然出访海外，新闻广播与每周杂志依然会耗费大量篇幅报道充满异国风情的土著代表团。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是媒体口中的度假与移民胜地——阳光明媚，富饶而空旷。它们就是英国的加利福尼亚，英国的新边疆。旗帜招展的商务航班在南汉普顿等待升空。此时的英国远非一个闭关自守，排斥外国影响的国家，但是来自意大利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与来自美国的影响似乎一样强烈——咖啡馆，丹麦设计，轻便摩托以及一种在广告中被称为“意大利式威尔士干酪面包片”的食物（后来改称披萨饼）都是这方面的明证。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早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但是在那几年里，人们依然相信英国不但可能，而且可以强大而自信地独立于美国的文化影响而存在下去。再怎么说，英国在人均层面上也依然是世界第二富有的国家。

在公众场合，国家自信的排场依然十足。1953年新任女王登基之时，人们都在谈论——尽管大多有口无心——一个新伊丽莎白时代的到来，一个由音乐家、艺术家与科学家组成的新国家。即便在时过境迁之后重新审视，这一切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从拉尔夫.沃恩.威廉斯（6）到本杰明.布里顿再到迈克尔.提皮特（7），这一时期的英国并不缺乏世界级的音乐家。W.H.奥登（8）与T.S.艾略特也足以与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比肩。雕塑家亨利.摩尔（9）与画家格雷厄姆.萨瑟兰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世界级的大师。丘吉尔在五十年代最初几年重新成为首相时的确有些高龄过度，但他依然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级伟人之一，一位年迈的巨人，他笔下的作品源源不断，他对历史的看法在公众心中留下了如同印章一般的痕迹。他将和五十年代另一位知名作者威廉.戈尔丁一样获得诺贝尔奖。在流行文化领域，电视的稳步普及至少在一开始使得传统的上层社会价值观步入了千家万户。这是安迪宝宝（10）与园艺窍门的时代，是乔伊丝.格伦菲尔与诺尔.考沃德的时代。这也是罗杰.班尼斯特打破一英里长跑四分钟极限的时代（11），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时代（12），赛艇与足球夺冠的时代。即便在探险与竞技界，英国也是一马当先。英国科学界则捧回一座座诺贝尔物理与生物学奖，当时的英国科学家们还没有集体前往美国发展的迹象。

在今天我们这些早已惨遭剧透的当代人眼里，这段时光到处都是社会变革的迹象。从满腹怨气、刚刚成为社会话题的青少年，到马耳他、意大利以及英国本土犯罪集团的发迹，再到第一批圆瞪两眼，喜气洋洋的加勒比移民。厌倦于挫折感同样无处不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确变得更加富裕起来，但住房条件依然恶劣，除去一小部分极其聪颖且幸运的精英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工作也是既艰苦又无聊。各种矛盾终将爆发出来，但是身为一个英国人依然值得令人感到骄傲。甚至就连街头的混混都带着本土因素。泰迪男孩（13）身上的奇装异服，天鹅绒领子，长外套与宽松的大衣，完全就是爱德华时代服饰的翻版。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Sheerlin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land_Bank

（3） 即我国所称的白锡包，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wet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rton_Down

（6） 外链出处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Tippett

（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cc67b01000bl3.html

（9） http://baike.baidu.com/view/990709.htm

（10） 外链出处

（11） 外链出处

（12） http://xmwb.news365.com.cn/ygb/200908/t20090815_2431507.htm

（13） 外链出处

*1* Anthony Sampson, Anatomy of Britain Today, Hodder & Stoughton,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