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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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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对于农村的单干,作为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人,我觉得我多少是有一些发言权的,至少比起马前卒这样的在传统国企长大的人要有发言权。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主张,而坚持实行生产队制,他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农村的贫富分化,需要注意的是从何新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邓小平晚年所关注的问题和毛泽东晚年所关注的问题一样,也都是贫富分化的问题。

    如果当年就实行分田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跟不上

    二,农田数量因为农田开垦的数量不足而不足

    三,知识青年上乡下乡等缓解城市劳动力过剩的政策将难以进行(上乡下乡运动其实是陈云当年解决三年饥荒提出的政策的延续)

    四,由于农业机械,和化肥和种子改良不够到位,将使农村中的一些人再度陷入严重贫困。

    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理由,总体上来说,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认为毛泽东坚持农村不单干是合理的

    如果农村当年就单干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一下子好很多吗?

    一,农药化肥特别是种子不好,亩产量不可能上去太多

    二,当时的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在这个阶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农业,所谓的剪刀差,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可能上去,农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太高。

    三,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也使得商业的发展遭到抑制,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会使得流向工业的资本遭到分流。而商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致富的相对便捷的途径。

    坚持生产队制度,在毛泽东的时代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是否就一直要坚持下去呢,形势改变了,难道政策就不要改变吗?

    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提出的是敌进我退战术,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军的大扫荡,刘伯承们提出的是敌进我进战术,谁错了?

    实际上两个人都对。

    马前卒等等“左派”---实际上是本本主义者们就认一个死理,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正确的,千秋万代要照毛泽东的政策来做。

    但是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如果对毛泽东稍微多一些了解的话,知道毛泽东是欣赏法家的)也知道,时事改变则先王之法不可法的道理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捐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感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时代的河流是流动的,时代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变化,当年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成为次要甚至已经不成为矛盾,当年的次要矛盾很可能就会转变成主要矛盾,看不到社会的变化,而一味的坚持原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刻舟求剑的,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即不是以运动的观点而是以静态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那么时代运行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社会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了呢,哪些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随着化肥优质种子的推广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完善,农田亩产量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农村即便是发生了贫富分化,也不会分化得多厉害,也就是说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不再成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亩产量的提高,和耕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随着工业化的初步成功,农村已经不必再承担严重的支援工业的任务,相反,从1961年陈云主政以后开始的逆城市化进程开始倒转,中国需要再次经历一个城市化的浪潮,这同样显现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在安徽出现的单干运动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其作用不仅在于克服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更大的意义在于解除了由人民公社制度所附加在农民和上乡下乡的知识青年身上(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很多都以为自己是一辈子都要在农村的,他们和祖辈就在农村的人还是不同的,要知道知识青年在乡下是无依无靠的,不像别人都是有多少亲戚在旁边住着,可以互相照应,在我的老家,一个倒插门的人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知识青年会遭到怎么样的待遇呢,不可能会多好)的农村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意味着农民只要种了田,你爱干嘛干嘛去

    恰好在这时,随着知识青年返城,很多人无法进入工厂,而开始自己做一些小生意,这些大量涌现的私人商业成分迅速的填补了原来的城市商业中只有国营集体商业机构造成的商业的空缺,所谓的万元户大量的涌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由于国营集体商业的辐射范围有限,造成了商业的严重的供给短缺,即供不应求,而这时从农村回来的青年们迅速的填补了这个供给缺口,并且利用这个供不应求而迅速的致富

    单干运动,知识青年的返城;对个体工商业的宽松,沿海的三来一补的加工业的繁荣等等使人们的钱袋子开始满起来,而钱袋子满起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三大件”的追求,即带动了相应的轻工业的繁荣,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三大件“的最初内涵我记得是指收音机,缝纫机,单车,当年有这三样可是不得了。

    从历史的逻辑看来,没有毛泽东当年对单干的否定所积累下的基础就没有以后的多种利好因素交叠形成的中国的繁荣。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正确的。

    接着简单的分析一下马前卒其人其文

    为什么要分析他这个人,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阶级观点等等,一个人的观点还是带着他的经济经济和阶级烙印的。

    马前卒成长于国营大企业,而国营大企业在毛泽东时代作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主力,是得到了很多政策的惠顾,企业福利好,工人待遇高。

    也就是说马前卒是属于当年的工人阶级出身,而且是相对衣食无忧的国营大工厂的工人家庭出身,他的出身使得他对农村的疾苦,对大工厂以外的商业的匮乏缺乏必要的感知,所以他无法理解农村人和众多的城市居民对邓小平的政策那么的支持,他无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局部失利(国企改革不是每一步都走错了,虽然曾经走错了很多步,特别是朱镕基的下岗政策的失误)不能构成为对整个经济路线的彻底否定。

    马前卒实际上是一位空想主义者,他高喊,现在的共产党员不信共产主义,所以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国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似乎不明白马克思的理论自从脱胎于空想主义者以后至少经历了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多次的修正,刘宁至少修正了马克思的只有资本主义发达了,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毛泽东则修正了马克思的革命的主体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以后大跃进运动,刘少奇等人鼓吹取消商品经济,一大二公,实际上又说明了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有很多错误,中国实行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经济活力的相对欠缺,特别是苏联的农庄制度的农业最高产量从来没有超过沙俄时期的最高产量等等也说明了马克思低估了私人经济的活力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毛泽东一再说明,要反对教条主义,要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描述或者说是定义显然还需要巨大的修正;看不到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而将马克思的主张固化,这与当年固化苏联模式的王明们有什么区别?

    由于马前卒陷入空想主义,所以他实际上与文革当年的所谓的“四杰”一样,习惯于横扫一些,否定一切,通篇文章慷慨激昂却又空无一物。

    毛泽东曾经对外宾说:邓小平才是真正的毛派,毛泽东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希望空想主义者们可以清醒一些。

    通宝推:沧海笑一声,子玉,
    • 家园 毛主席不是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吗

      75年的时候一开收音机就在说:“以邓小平为首的...”

      • 家园 当年主席是在坐山观虎斗

        毛主席向来是主张斗争的,对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他同样也在看,并且安排了止损手---安排华国锋这个老实人和叶剑英这个定海神针

        当时的广播代表的就是这种混沌的状态。广播的声音显然不完全代表主席的意思。

        • 家园 当时很多东西用毛泽东的名义公布,其实不是一回事

          比如那个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电报,用的毛的名义,其实毛根本不知道。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说:阿尔巴尼亚工业不行,农业也不行,领导层不团结,怎么能算明灯?

    • 家园 考虑再三,决定宝推.农民工赚几个通宝不容易啊

      消费两枚通宝推荐。

    • 家园 你这个文章没意思,应该问又30年过去了,现在谁对?
      • 家园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人的问题,不是老一辈决策者的问题

        现在出了一些问题了,难道都要怪古人,你自己不会想办法,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矛盾要解决,他们解决了他们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英雄。

        • 家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你那文章落到这儿才上档次。

          光和稀泥没意思。

          • 家园 以史为鉴远不是古代那些书呆子文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对历史的各种决策的分析,因果分析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每一个历史的片段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大系统,对当时的决策者的决策要做一个评说是容易的,但是要避免片面性或者说避免盲人摸象就难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孔子的学说的历史评述,过了2000多年了,有那么容易搞清楚吗?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的评述,容易吗?对秦始皇,对曹操进行评述,容易吗?

            所以,一个以史为鉴,重似千钧,对历史的评论需要非常的慎重。

            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是很多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平时没有什么现实的历练--少年青年时期就只懂得读圣贤书,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了解,于是当他们开始评论历史的时候,就难免片面,并且以他们各自对历史的解读方式,来抨击当代,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的朋党

          • 家园 以史为鉴要看怎么个为鉴法

            类似“所有人都是死在床上的,所以我们不能在床上睡”,这种机械推论就是错的。

    • 家园 土改到搞初级社是正确的,后面搞高级社、一大二公就不行了

      1、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产生了大量中农,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2、互助组和初级社,是农民间平等、自由、作价加入的,本身符合经济规律,可以调节农民间劳力、技能的丰欠,也有正面作用;

      3、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强制入社、物资平调,这个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不喜欢,消极反对,等于是超越了历史阶段;

      4、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是主要是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获取的,基层是否使用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并无大的关系;即使包产到户,也还是要收农业税,农民购买工业品,也还是要承担剪刀差;

      总而言之,让经营者享有决策的权力,也有增量产出分配的权力,是发挥经营者积极性的最基础的因素,从原始共产社会以后,几千年的私有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是虚耗了当年农民的高昂斗志,其实是大的损失。以此鲜明对比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就是用了单干来迅速恢复生产的,说明单干是符合生产力实际水平的。

      到后面急转直下,没有回到互助组,直接包产到户,可能是政治上无法精细操作的结果了。

      贵州老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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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我了解的人民公社始末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下达,到10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决定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撤社建乡,整整25年。我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回忆一下它的前前后后及其过程中的点滴,作为史料。

        

        第一节 土改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后农民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土地改革。土改先查田评产,而后根据各家各户拥有土地情况来划分家庭成分。

        家庭成份中以经济为主划为: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雇农。,又参照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表现再分为官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恶霸地主、开明地主;富农中分为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反动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未细分;中农分为富裕中农、正中农、佃中农;贫农、雇农也未细分。我家划为正中农。

        到60年代抓阶级斗争时,富裕中农、正中农改称上中农,佃中农改称下中农,取消雇农成份,并称为贫下中农。

        没收地主动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将没收、征收的土地按自然村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万分高兴,一边扬眉吐气地唱着“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咱们穷人翻了身,唱起歌儿大街走,再不是愁眉苦脸人”、“树上喜鹊叫喳喳,翻身农民笑哈哈,如果没有共产党,土地哪能回老家”、“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千里的土地回了家”的歌儿,一边把“土地还家,合理合法”的牌子插到自己分配到的土地里。

        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收入全归自己所有,于是,千百万农民积极主动地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尤其是富裕中农、中农、佃中农的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农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和尚也参与种地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当然,那些缺乏劳力、耕畜或大农具的农户,生产发展也还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互助组解了缺乏劳力、耕畜者之难

        

        面对缺乏劳力、耕畜农户之困难,政府提倡建立起农业生产互助组,实行变工互助。互助组有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均由农户自愿结合组成,农户多少没有规定,但须有一个组长和一个记工员。我们的互助组长高仲全,我是记分员。他根据组员要求安排农活,当晚评定工分,我记工记账。

        干哪家活儿在哪家吃饭,一日三餐,早、中餐为赶时间,只要家常饭吃饱,晚餐就特别讲究,农户间还互相攀比谁家吃得好,一改解放前帮工吃粗粮的旧习,互助打工像做客,晚餐皆有酒肉饭,任大家猜拳行令喝烧酒,大家称这晚餐像办喜酒、像过年一样,表现出翻身农民的自豪。

        一道农活完成后,总计公布一次工分:各家农活用去多少工分,各户做了多少工分,多收少补,可以取长补短,利用干家务,做石工、木工,或做针线活等技术工作来补偿工分多的农户。我家和尚“大哥”没劳力翻地,也无耕牛,但她针线活做得很好,农忙时互助组员帮她把农活干了,农闲时她再用针线活补偿他人,实现余缺互补。使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均调动起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后来就逐步变成常年性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了。对军烈属的照顾也由互助组安排强劳力为他们干一定的义务工。

        

        第三节 初级社让农民高兴一时

        

        好像是1953年还是1954年吧(记不准),我县对江乡的杨少华和大寨乡的祝玉珍的两个常年性的互助组创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这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了。全县试点推开,我们达溪区坝子乡唐兴顺的初级社试点成功,政府一声号召,办初级社就很快形成高潮。

        初级社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章程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耕畜、大农具可以折价入社,主人收取固定租金。当时把这宣传为“定租”,即是固定租金,故农民将它说成“吃死租”,有人就戏称为“吃死猪” 了。我们中坝田成立初级社那天,人们把耕牛和大农具带到一个叫“磨坟坡”的荒草地上公开评价,耕地以查田评产为基数确定股份入社,打破一家一户的耕地界限,耕畜、大农具也由社里安排入统一管理和使用。每年社里从总收入中先提出土地、耕畜、大农具的租金交主人,并留足社里公用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种子、饲料外,其余部分由社员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初级社多以自然村成社,这样,虽然有农户之间的土地、耕畜、大农具拥有量的差距,但自然地理条件差不多,富裕中农、正中农等还有定租吃,农民收入并没有完全扯平,他们并未觉得太吃亏,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第四节 高级社开始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然而,好景不长,在“高潮赶高潮”的口号声中,初级社的“死猪”还没有得吃过,1956年就一下子合并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了。我之所以说它是合并,是因为办高级社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也不需要申请不申请了,乡里一声令下,不想入也得入,不入便被打入“另册”,谁敢不入?

        高级社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多是以后来的一个大队,即现在的一个村的范围为基础,由该范围内的初级社合而为一,这就使初级社与初级社之间存在着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贫社与富社之间的经济收入悬殊,但却要以高级社为核算分配单位,贫、富初级社一下扯平了,富裕社就吃了亏,富裕社的干部失去了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也使贫穷社的干部产生依赖性,不去奋斗了。

        干部如斯,农户怎么样?因为高级社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分红,即所谓的“死猪”全被取销了,大家都凭劳动工分分配,已经属于人民公社的雏形,投入多而劳力少的富裕中农、正中农等农户的经济收入减少了,他们的生产经验不被重视,投入智慧也不多得收入,生产积极性开始受到严重挫伤。

        高级社如何管理才开始摸索,社员思想还一片混乱,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展开,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了!

        

        第五节 人民公社压抑着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秋,乡党委一声令下,就将一个乡以内的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与乡政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称为“政社合一”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大跃进的产物,也是大跃进的“帮凶”——铸就了大跃进的错误。

        人民公社的名称是不是来源于巴黎公社?我不清楚,但它却是当时的领导者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可以肯定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的歌把千百万农民催上“共产主义”大道。一个乡成立一个公社,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初级社成为生产小队。以公社为核算分配单位,由公社把高级社之间的经济收入拉平。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自然地理条件,人员素质等原有生产力因素是不可能一致的,高级社与高级社之间仍然存在贫富差别,全公社统一核算,拉富济贫,又把高级社之间的贫富扯平了,干多干少一样分,干好干坏同样吃,富的积极性拉下去,贫的有了依赖性,平均主义成了“均贫主义”。

        全公社统一核算,但并没有将收入分配到农民手中,粮食全部由公社掌握,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女分开住,老少进了幸福院,吃饭进公共食堂,曾一度连穿的衣物、洗漱用品都由公社统一派发,社员过起了“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个人也变为公社“一盘棋”上的一颗棋子,任公社书记这位“棋手”一人摆布,反右刚结来,“反对党员就是反党”之风在许多地方正在猛刮,连社长也得任书记摆布!

        因为公社是:“一大二公”,觉得一个乡为一个公社还不够 “大”,而且有的乡穷,有的乡富,也还不够“公”,于是就以区为社(当时贵州全省的县下面还设区,区为县的派出机构,一个区管着若干个乡),称为大公社,原来的乡级公社又改为管理区,再一次将乡与乡之间的贫富经济扯平。

        至此,在农业经济利益分配上,经过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半扯平,高级社的全扯平,小公社的大址平,大公社的大大扯平后,实现了公社的“一大二公”。可却被人们暗地里戏称为“一打二光三扯贫”。此话当时是“反动”的,现在看来应为一种如实总结。何也?一打就是不入社、反对公社的一切言行都要打,至少打成“坏分子”;二光就是社员的私人财产分光吃光;三扯贫就是国民经济不发展,国家、集体、个人都扯贫。

      • 家园 你说得不错,但并没有完全说清

        tg后来执行的大体就是初级合作社。

        大跃进中在浮夸风,共产风等影响下往高级公社走确实出现了你所说的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在随后遭遇的三年大旱灾共同作用下使形势更不乐观)。但这些在1958年11月起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及随后的历次会议都给予了纠正,主席于1959年3月到5月的六篇党内通信就是此时期的重要论著(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大意就是批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平二调三收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及企图完全消灭私有制等错误做法。主张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和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地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到1962年2月,正式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随后也就基本上以这个进行合作社开展的。所以我说你说的并不全面。当时主席已经没有主持日常工作,而且1958年主要精力是放到了思想理论建设和金门炮战声援中东的指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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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合作化是当今所有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如温铁军李昌平等提出并并积极践行的解决三农问题之策。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最富裕的村子如华西村南街村周庄都是坚持走集体道路的村镇,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吗?作为包产到户象征的小岗村,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扶植和优惠,却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09年感动中国人物,小岗村原党委书记沈浩在南街村的留言是:“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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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

      农药,化肥,水利都基本到位后,承包到户激发人得积极性,也解放了农民的人身自由。虽然现在发现单干有盲目的一面,这造成了各种资源浪费,但是tg已经没有胆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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