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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铁血文革 重庆市的沙坪公园内有一处特殊的墓地-“红卫兵墓”。
40多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在对于这些长眠于此的红卫兵的评价上，有一个网友的评论估计能得到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的理解：“留下来，不要惊动他们，我坚信，他们当时的心是热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平心静气，我也感觉当时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心是热的。
北京，由于其特殊的位置，文革时的武斗在规模、持续时间上都被有效控制住了。但是也发生过，我就亲眼目睹过一次大规模武斗。
看过几遍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感觉那是我看过的最接近文革时期气氛、情绪、味道的电影。
隔一段时间再看一遍，感觉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我家地处北京的南城，这里被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闻名遐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坐落在这里。从小我们就对爸爸妈妈上班的那个戒备森严的厂区充满了好奇，但是没有一个同学能够从家长口中淘出哪怕一丁点蛛丝马迹。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突然不用上学了，一时不知所从。
短暂的迷茫过后，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快乐的生活。去稻田里钓青蛙、去东营房逗狗（那是一个军营，里面有几只士兵们养的狼狗），去附近南场生产队马厩坐马车（那是当年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爬到楼顶上拉天线，装矿石收音机，装半导体收音机。
我们的快乐和大人们的紧张正相反。当时七机部（后来航天部的前身）正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大辩论及至言语不和拳脚相加。我有一次路过分院（那时这里叫做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某所的食堂，几伙人正在那里辩论，眼看越来越激烈，脸越挨越近。突然，一人动手，瞬间十几人打成一团。不过很快，不到几分钟，又分开了。
分院那里基本都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动手。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据说花圈最多的两个单位，一个是科学院，一个是七机部。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
这些知识分子居然也会打人？
产业工人打人还情有可原，工人阶级有力量吗。可人家也不瞎打，我家对面另一条走廊住着一家，男主人爱喝酒。我感觉当年喝酒的人很少，也许是因为我家不喝酒也看不到别人家喝酒。
.那家男主人喝醉了就骂人间或打人，不过人家只是打骂老婆或孩子，夹杂着摔家具。那时常可以听到那家男主人的醉骂声和老婆、孩子的哭声。但是人家对外人极客气，即便是喝醉了也同样。有一次我妈叫我去他家收电费，当时他喝高了正在火头上，见了我这小孩儿却一点没闹，客客气气的。我印象里他家那个收音机的喇叭总是裸露在外面，外装饰蒙布早被他喝醉时撕烂了。
上面说的辩论中的厮打那是小打小闹，矛盾早晚激化。
那一天还是来了。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的两派在南苑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就在那天，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毒打致死。
姚桐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姚桐斌是1922年出生于无锡黄土塘镇，读中学时因日寇入侵，他告别家乡来到江西吉安继续求学。1941年高中毕业会考，他取得了江西省总分第一的好成绩。高考时他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湘雅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当时播迁于贵州平越的交大唐院，就读于冶金系。1945年姚桐斌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因‘文化大革命’逝世。在生前，姚桐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一，3位两弹一星烈士之一。
2000年9月15日，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为姚桐斌树立一尊半身塑像，老将军张爱萍为塑像题词“我国航天材料工艺奠基者姚桐斌”。当天举行了揭幕仪式。
据说，这位10年前从英国归来的杰出专家被害，引起了周总理的震惊。立即派粟裕赴现场亲自处理。并且立即对七机部6级以上的技术骨干采取保护措施，每天参加科研生产后不回家，集中食宿在一栋办公楼内，住了一个多月。
那时，在七机部分为两派，一个是九一五派，后来叫新九一五，另一个是916派。双方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都企图说法对方改变立场，当发现无法改变别人时，就企图用暴力改变人，因此武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据说当时一分院所在的南苑地区是916派占优势，九一五派感觉自己受压，所以，在玉泉路地区的九一五就到这儿来支援九一五派，由此，一场武斗就此开始了。
那天早上，玉泉路的九一五派坐着大卡车气势汹汹的来到了一分院，916派早就知道了消息，做好了准备，双方一碰面就开始了武斗，石头满天飞，你冲过来，我冲过去，互不相让。
其实上述说法只是转述今天人们的说法，当时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外面九一五和916打起来了。
1968年，我15岁，在少年的记忆里，那场武斗是即残酷又可笑的。
一分院家属区的繁华区段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西南是工厂、科研区，其他部分是住宅和商业、体育场、剧场、医院等保障区域。
武斗大致是围绕十字路口进行的。
以十字路口为交点向南、向东的两条马路的100-200米长区段是主要冲突、交手区域，近距离对抗主要在这里展开。
向东的马路通向大片居民区，因此，马路两旁站满了家属、小孩，夹道围观平日正人君子般的家长、叔叔、大哥在这里破口大骂、出手伤人。不过交战双方基本头脑清醒，动手范围决不超出7、8米宽的马路，两旁的观众一般不会伤到，当然，攻防双方也不断大声呵斥、提醒围观者离开此地，以免误伤。
至于双方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垒球棒、军刺、镐把等等，这是短兵器。还有长兵器，就是把直径6分的金属管截为2、3米长，一端呈30度斜角锯断，形成一个锋利的尖端，以为梭镖。
远程对抗主要在两派各自盘踞的高楼之间进行。一个紧靠是十字路口西北的31#单身宿舍楼，由九一五把守，这是一栋3层楼。 另一个是路口东南侧4、500米远的711医院大楼，这是916派的据点。
这两栋大楼估计也是当时两派的前线指挥所。上面都有简单的掩体以及自制的远程武器-抛石机和巨型弹弓。你如果最近看过新版三国，应当对抛石机、弹弓这种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武器有所了解。
不过虽然时在现代，他们大概也来不及制造出汉朝那样精良的武器，只能因陋就简，基本达到远射的目的，至于炮火的密集程度、准确性和射程都大不如古代。一时间，两楼之间不断有零星“炮弹”胡乱飞过，引来围观者惊呼。
711医院大楼在一些商店、民房群落包围之中，大队人马不易抵近，易守难攻。而31#单身楼紧贴十字路口，暴露在东、南两条马路面前，没有防御纵深，因而，主要的攻楼对抗都发生在这里。
攻楼一方前面是几块极大的木板或铁皮制成的盾牌，由十数人斜撑着，后面跟着上百人组成的突击队，人手一种各种各样的防护用具，例如大锅盖、铁锅、棉被等等。一声呐喊，向前冲去。与此同时，楼上也是一声号令，雨点般的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扔将下来。
我仔细看过他们的进攻。先在上百米外组织人员、武器、队列、护具等等，然后慢慢向大楼前进。这时双方都静悄悄的，因为还在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的有效投掷距离之外，无需担心。即便有个别远程武器打来，其准确性也相当差。待前进至手工投掷距离附近，进攻指挥一声号令，大家齐声呐喊，向前冲去。
这时31#大楼也是一声号令，楼上楼下的守军一同投掷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火力打击后紧接着再发起反冲锋。
其实防守方的阻击火力一开始反击，进攻方的冲锋就基本停顿了。说到底土八路就是土八路，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无论是冲锋还是反冲锋，都是点到为止，还未到短兵相接的地步队伍就溃散了。你想，当天上落下无数砖头、瓦块，身边摔碎的玻璃瓶火苗四溅，迎面“敌人”挥舞着铁棍、木棒张牙舞爪的冲将过来。平素没有训练的人哪受得了这个，早就魂飞天外了。这里的战斗场面浩大，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战伤不多，有也是轻伤。
短兵相接主要发生在向东的那条马路上。双方在无数百姓的夹道注视下，你冲过来、我冲回去。
这里的战斗似乎没有任何战役、战术目的，就是扬威，造声势，发泄愤怒，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由于是真正的近战，混战，每一次冲锋虽然持续时间极短，但是相当惨烈，都有流血。
我看的清清楚楚，一次短促交战之后，一个满头是汗的“九一五”小伙子大概是打晕了，搞错了方向，撤回到916派的队伍之中。正在喘息中的916参战人员突然发觉这人可疑，马上问他：九一五、916的？这小伙子立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刚想转身，又停了下来，估计也明白，跑也没用。他肯定想伪装916的，但嘴上的回答却急中出错：九一五。
没有什么优待俘虏，没有什么不打放弃抵抗的人，完全是一群流氓、土匪、乌合之众。
一拥而上，情节及其残酷，瞬间那人已是头破血流、浑身一塌糊涂。处于半昏迷状态，被几人提着四肢拖向711大楼。
711大楼是医院，门口不断有伤员送来，916占据这个地方为自己争得了个好后方，起码伤员可以及时处理。
也不时有救护车把“九一五”派比较重的伤员运过来，医院大门口两旁都是916派的人员和部分家属。看到是九一五的伤员就大声喊：不给他们治！不给他们治！
但是也有不少人包括女人和老职工反驳说：医院，是伤员就得治，就是俘虏也应该善待，不能见死不救。
有人今天这样描写当天的武斗：打到中午，有老太太提着篮子给916的人送水和大饼，随便吃。而九一五的人也拿出饭盒、水壶，开始吃饭，就像来到郊区度假似的。
其实那有那么轻松。这场武斗有数千人参与，上万人不能上班，科研、生产全部停顿。
怒发冲冠、剑拔弩张、审时度势、提心吊胆，呼喊、嘶叫，冲锋、退却，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
下午，一架直升飞机飞临南苑，在武斗现场上空盘旋。有人喊：周总理就在直升飞机上！总理来看望我们来啦！
于是，一个现在看来及其搞笑，但当时却极其严肃的场面出现了。整个东高地武斗现场一片沸腾，人人都仰头向直升飞机挥手。两派都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有人热泪盈眶的带头唱歌，歌词和曲调同样及其适合这种场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虽然还是少年也觉得可笑。两派都挥手，都激动，都呼口号，都认为总理是来支持你的。你怎么知道总理是看你们来了？你们在这打成一团，总理在飞机上能分清谁是九一五，谁是916吗。看看就是支持你们啊？这里是重要的国防军工单位，又离天安门这么近，总理不可能支持你们哪个，只会愤怒。
过了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开到武斗最激烈的十字路口附近，在邮局旁边停下了。人们蜂拥而至，门开了，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一位老军人。待了一会儿，小车又开走了。有人说粟裕来了，粟裕来了。但不知那车里坐的是否粟裕。
人们一直以为飞机上真是周总理。后来才知道直升飞机上是粟裕，奉总理之命亲赴武斗现场调查。这天，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被歹徒暴打至死。
时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的杨国宇将军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面临的艰难状况。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
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不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10
为解决武斗事好难哪！
一夜未眠，为解决姚解剖问题，我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因七机部复杂，他们不大愿意来。经再三请求，他们提出三个条件：①保证法医安全，②两派不准参加，③家属不准参加，否则公安局不派法医。
我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这才同意来。
1968.6.13
我被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弄到部直南楼，围攻我，大骂我，要我立即抓出凶手。我说凶手一定要抓，但我一个人能抓出来吗？围攻从06:30—11:30，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呀！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
我曾亲自听总理鼓励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以后曾听群众传说：粟裕坐了直升飞机到南苑上空转了几圈。
大规模的武斗到傍晚结束了，但是零零星星的武斗仍然不停，整个家属区连续多日笼罩在不祥的气氛之中。
虽然直接的大规模对抗暂时停止了，可双方谁都不服气。为了示威，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武装游行”。当时两派都有各自的青年组织，九一五派的叫做“红闯将”，916派的好像是叫做“造反有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运动一样，青年组织就是打头阵的，在武斗中他们也是突击队的角色。所谓武装示威也是由他们出面。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的武装示威，仍然能感到当时那种恐怖气氛。
数百人的队伍，统一的工装，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阴森森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武器，砍刀或梭镖。行进的队伍没有口号，沉默。只能听见数百只脚掌齐齐的跺在马路上的“通通”声和偶尔金属碰撞的声音。随着通通的脚步声，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逼人气势迎面而来。马路两边观看的大人小孩都不由自主向后退几步。
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今天的年轻人去看当年的武装示威，也一定会感觉简直是一场黑色幽默。
虽然有统一的工装，有统一的工鞋，但是国家不会发给你统一的格斗护具。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人民群众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统一的长枪由钢管削尖制成，齐刷刷站成一个方队也是相当威风。手握短兵器如垒球棒、砍刀的示威者，另一只手还有一个由五花八门东西改装的盾牌，例如：大号锅盖、食堂装馒头的大簸箩、拆开的门板等等。这些尚可容忍，最搞笑的是他们头上的“钢盔”，可谓无奇不有。走在前排的一定是骨干分子，他们的“钢盔”还行，有真钢盔，也有那时建筑安装工人常用的藤条头盔。但是真家伙毕竟有限，其他人的脑袋也是肉长的，没个玩意儿护着也不行啊！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戴电焊工护目镜的，那东西戴头顶上还挺像回事儿的。有戴铁簸箕的，就好比戴了个大号铁鸭舌帽，问题是前面伸出的太长，就跟个耗子似的。有顶铁锅的。有用铁皮卷起来扣头上的。最搞笑的是居然还有不少戴路灯灯罩的，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简陋的伞形路灯灯罩了。
现在看来，那是一支多滑稽的队伍啊！但就是这些人，以这样的扮相、这样的面目，煞有介事、威风凛凛，字正腔圆、一本正经，雄赳赳气昂昂的从我们面前走过。所有观众，一个个睁圆了双眼，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们，没有感到一丝好笑。
武斗也改变了许多人家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家生活还行，每天都有荤腥，当然也绝不是大鱼大肉。可那几天，我家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飞跃，每天都是红烧肉、炒鸡蛋，总之鸡鸭鱼肉不断。好像我妈不打算过了似的，或是鼓励我吃饱了好有力气去看武斗？看看其他邻居家也是。问老妈怎么吃的这么好？妈妈说：有钱就吃！不赶紧吃，打死就吃不着了。
过了些日子，武斗的风波渐渐平息，我家的生活水准随之下降。我又问老妈怎么不吃红烧肉了？老妈嗔道：吃！还吃？不过日子啦！
其实我们哪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外面每天武斗不断，爸爸每天依然去上班，家里的妈妈怎能不揪心。不但是老爸，其他一些老职工也一样按时上班。
当时的资深职工都有些无言的威信，即便在最危险的武斗现场也有老职工凛凛然走过，无论哪一派的人对这些老工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无论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无论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口号，当你无视国家的国防生产任务，放弃工作，大打出手的时候。面对一个堂堂正正去上班，去代替你完成生产任务的人时，你内心都会暗生惭愧的。
我相信，这些迈着坚定、沉稳步伐走向厂区的身影一定会牢牢的印在很多人的心中。这很多人中的小孩儿，几十年后也会成长为有信念、有正义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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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大家愿意再来一次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吗？ 文革的两面性：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文革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攻击者站在争权夺利的角度、而且死死的限制在毛时代的历史背景、环境中攻击文革、评价文革，确实，站在割裂的、静止的、机械的、抽出一段的历史片段的角度来评判、攻击文革，毛时代的文革是一无是处，是错误的，是失败的，是彻底否定的。
赞扬者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站在破除封建等级文化、精英士大夫文化的角度，站在建国前、建国后、文革、改开时代、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连续的、发展的社会历史画卷的高度来看待和评价文革，确实，站在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连续的历史上下文的角度来评判、赞美文革，毛时代的文革就是伟大的，是正确的，是成功的，是有破有立中的破，是立之前而进行最痛苦的破，是实践在毛时代，着眼于毛后的时代的，是否定之否定的。
有人会问，大家愿意再来一次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吗？问这种问题的人不是思想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封建官僚、精英士大夫的等级文化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历史沉淀，全面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国人的思想文化潜意识里，就像囚笼一样深深地桎梏着这个国家社会思想文化地进步和发展，不深刻地、根本地打破旧地思想文化世界的桎梏，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就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就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来，毛深深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要打破旧的思想文化的世界，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的新世界。然而，彻底全面地打破一个旧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世界又谈何容易，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需要有多大的力量，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又需要历时多久，又需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又需要经历多大的痛苦煎熬？他深深地知道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他、也仅仅只有他有能力、有力量、有勇气、有决心、有毅力在为数不多、短暂的有生之年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历史使命感亲自化身一颗炮弹第一个向这个千年旧的思想文化世界最猛烈的开炮，即使粉身碎骨也浑不怕，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所以旧的天下大乱，形势才能大好，这是新的思想文化破茧而出的最痛苦的阵痛，是孕育新的思想文化世界的开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群众路线的思想的最伟大的体现和践行，这是这个国家、历史时代对他的要求，他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这个人民，无愧于这个世界，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他伟大的一生！
正是由于他最伟大的牺牲、最痛苦的破除，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撑开了生存发展的空间，透过重重黑暗，一缕缕阳光不断的照射下，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群众路线的思想文化开始生根发芽、不断生长，将来必定会开花结果。如果在新的历史时代还需要再来一次毛时代的最痛苦的破除的文化大革命，就说明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历史的失败了，不得不经历第二次最痛苦的破的过程！然而，事实是不，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白费，没有失败，恰恰相反，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成功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次经历毛时代的最痛苦的破除的文化大革命了，在新的历史时代，对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最好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全力建立和推进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的建设，全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和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正是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的集中体现。
通宝推：一页书,红军迷,青木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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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补三份资料 北大法律系65级学生牛兵最早抨击聂元梓的大字报，几天后，又以“我们不再受骗了”为题，写大字报对陆平反戈一击；数日后再以“我们不能再受骗了”为题，写大字报反工作组，因此而著称于当时的北京大学。他回忆说：“我是个干部子弟，我们法律系学生百分之百的红五类，百分之九十的干部子弟，当时，我自以为对党有天然的近亲性，一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本能地觉得他们是在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聂元梓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对共产党有本能的阶级仇恨。我觉得聂元梓一伙是1957年右派分子的阴魂附体，当然，我想不到，恐怕谁也想不到，事态的发展变化是那么惊心动魄，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花缭乱。后来，我父亲成了叛徒、反革命，我的天然近亲性也没有了，天天夹着尾巴做人，在一旁看着运动的浪潮大起大落”。20年后，牛兵当上了一名专门受理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的律师。由于他沉稳、冷静、细心，善于从不利中找出有利因素，于蓬勃发展时见到潜在危机，颇受青睐。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
http://www.tieku.org/321121/1.html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中与“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及“中间类共5页 1 2 3 4 5 下一页 页码:作者:重庆皂角山李氏 提交日期:2010-01-09 17:29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的)的子女，有数量相对多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还有 “中间类”—— 既非黑五类亦非红五类的(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小土地出租”、“城市贫民”等的子女吧)，这如同我们社会人员的构成一样。三类同学在学校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各年级不一样，以我校为例，1965年入学的“红五类子女”就最多，此与这些同学的家庭“解放”之后提高了社会地位、改善了经济条件且新政府重视了教育诸多因素还是密不可分的。高校中三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的比例分配和全社会相应三类家庭的比例分配似应有些关联(写到此才想到的，没有做过实地统计，忽然想到这，只能说“似应”)。——那些年能进入大学学习，绝大多数人还是凭考试成绩，“红五类子女”上大学也是凭自己本事的(特殊身份人的子女和身份特殊的调干生例外)。
1.文革中的黑红类和“中间类”子女：文革中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初，都是要严格“审查”参加者的出生并了解其基本“政治态度”和“表现”的，因而，首先是“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其次，“红五类子女”“政治态度”和“表现”有“问题”的也不能参加。——当然，对“黑五类”的子女也不是都要“斩尽杀绝”，支持某派红卫兵组织的“黑五类”子女可以在该组织认可下成立“外围”组织，以协同“战斗”。如果有那个红卫兵组织接纳了黑五类子女，那就“授人以柄”了。
“中间类”子女是否是否得以参加某派红卫兵组织那得主要是看本人的态度和人缘了，也有教师的子女为某学校“基层”红卫兵组织首领并结合进“革委会”的。
再有，因称谓“黑五类子女”“太难听”，后来在“政策性文件”中照“最高指示”被规范为“可教育好子女”。
文革中除去红卫兵封许的“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保守派”外，还有“消摇派”。“消摇派”起初是指所有群众组织都不参而游离在运动之外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受到“打击——迫害”，但会受到“冲击”——要他们对某事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还是拥护“革命路线”的、某人是否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表态，“表态”不合意者常受到强其表态者的“批评教育”，一般不会受到“武斗”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逍遥派”变为对文革运动不再如初期那样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所有人的泛称。
因此，有不少黑五类子女同学和“中间类”子女至始至终都自觉或不得不做“逍遥派”，因而他们直接因文革“出事”的相对也极少；而绝大多数“红五类子女”文革之初都是要义不容辞地要站在“第一线”的(并非全都出自本心)，所以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他们。
如文革“武斗”期间，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作战部”，有“作战部部长”及常备的“总部”武装保卫人员等少量“武装骨干”，这些人是必要时直接上“战场”的。而“黑五类子女”是绝对不能直接上“武斗战场”的，否则，就要出“阶级报复”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因此，大多数“武斗”战场上双方交锋中的阵亡者都不会是“黑五类子女”，因城门失火而殃及鱼池的例外。
2.发生在我身边和我所闻与“黑红五类和‘中间类’子女”相关的轶事：
文革前，无论那类子弟，我班家中条件差者都能享受助学金等。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一革命干部子弟率先造反，身为团支部书记先造原班级“辅导员”老师的反，至该老师被关进“牛棚”，后贴大字报“勒令”本班的“黑五类子女”不得享受红五类子女一样经济补助，不多久，却传来他本人的家长是“走资派”而被批斗，关进了牛棚的消息，于是，他……。
学校一同学是“黑五类子女”，本不姓“毛”。
文革中一度时新改自己带有“四旧”色彩的名字，于是一时间校园里出现了若干张“改名申明”的大字报：今郑重申明：将本人带有……色彩的名字由“？書财”改为“？书才”。……将“？？贵”、“？？富”改为“？卫东”、“？卫彪”。……
前面说到的那位本不姓“毛”的“黑五类子女”同学则干脆将自己的姓氏也改了，郑重申明自己改名为“毛为民”。结果，招来一阵“痛骂”，说是“黑五类子女”怎配与伟大领袖同姓等等，不让其改姓。但这位“黑五类子女”同学也挺有“骨气”，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以后写大字报(都是自己一个人)时全用“毛为民”署名，因大字报力求“紧跟形势”，没有什么“大错”，反对他改姓的“红五类子女”气得很，但也拿他没办法，常在他大字报的署名下加批注罢了。不过，这些改名的同学“分配”时还都是用的原来父母亲所赐予的名字。“毛为民”同学也一样。
说到学生受“冲击”或后来谓之“迫害”的问题，我所在的院校倒是“红五类子女”和两类子女都不是的同学“遭殃”的居多，而“黑五类子女”中有人因不能或不便在“第一线”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的，就来“痛打落水狗”，很积极地要求去看管“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们，也很积极地自愿参加并负责对有些受到“冲击”的同学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专政小组”，对“落水狗”们行使“专政”的权利，倒是有些普遍性——仅仅是对我所在院校而言啊。这里，有“红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也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还有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黑五类子女”政的，但这种“群众专政”时间都不算很长：几周、几个月、一两年的都有。“疾风暴雨”之后至毕业前，我们班上“黑红五类和‘中间类’子女”同学们都还是相安无事，相处中反倒多了几分客气，大家都学“谦谦君子”了。
所以，至少在我们那里不能说文革中“红五类子女”都怎样怎样在“造孽”，“黑五类子女”又都如何如何“遭殃”。且“最高指示”“学生问题，一律不整”还是使得除去有名的“学生领袖”和直接杀人的凶手外，有各类“问题”的绝大多数学生们后期都没有受到刑事惩处，而是做好思想检查后各奔前程，到“广阔的新天地”为人民服务，结婚生子，尽自己的人生本分去了。当然了，那些在“文革”中十足展现了个人人性恶的一面的个别学生(如将彭德怀老人揪到学校坐车“游街示众”时，打老人耳光，又用脚将其从卡车上踹下来，致使老人摔倒在地的某红五类红卫兵同学)是很难再融入自己的同学群体中去，也羞于回到母校了。
因此，应该说，视事看物不搞绝对化，不走极端，有道理；历史是公正的，善恶总有报，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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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公检法”的社会，是什么样？
博主：横舟 发表时间：2011-09-25 13:13:29
三十几年前，有一个时期，主导意识认为社会动乱的坏根是“公检法”，于是，社会上举出了“砸烂公检法”的标语口号，很快就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接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就开始关门了。笔者直接的经历，就是我们胡同里有个派出所所长，姓凡。记得那天来了几个人，把他用绳子给绑走了，说他是坏分子。他的家人在后面哭。几年后，放出来时，双腿卡巴着走路，据说是在监狱里戴脚镣搞的。至于这个坏分子，都干了什么坏事，由于那时候年岁小，就记不清了。
但是，“砸烂公检法”以后的社会，我是经历过的，直到几年后公检法机构又恢复起来，也是记忆犹新的。那么，砸烂了公检法机构以后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是一个当代人很难想象的社会。那是一个我怎么说，当代人都不会相信的社会。
那时候，社会上没有警察，没有检察官和法官，警察、法官、检察官都到干校去学习去了，社会上留存着一些警察、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是低调做人。因为，那时候说出自己在公检法工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更正一下，那时候管警察叫公安人员，管法官叫法院的工作人员，管检察官，叫检察院工作人员。大家都讨厌这个官字）
社会上，虽然在搞运动，但是基本上没有小偷，有句成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恐怕只有是那个时期最适合这八个字。家家的门都是木头栅栏，住楼房的也是木头窗门，更没有什么防盗门。大街上，你要是丢了东西，回去一找，一准找回来。离家出去办事，和门口的人打声招呼，根本不锁门。
那时候的人事关系也紧密，出去办事，如果没有钱了，大家抢着借给你钱用。同宿舍的人，相互间的钱包都不避人，随便的往床上一扔，根本没有相互防范的意识。如果到外地去，遇到困难，一找地方政府，政府干部会积极的帮助你，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歪心。
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谁去打官司，打官司是一个丢人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官司可打，只要是没有政治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社会矛盾。出现政治问题，就是一面官司，你也别想打赢了。
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国家贡献，为他人奉献。大家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私利可以利用。上不上班，都一样，当不当领导都拿那些钱，吃饭有食堂，看病有医院。食堂，两毛钱吃顿饱饭，医院看病不要钱。社会上，扶老携幼，恭勤礼让，所以，没有什么激烈的社会矛盾，也不存在谁要去公安局、法院去指控谁的问题。
大家的利益分配都是生活必须品，主要的生活来源都是国家供应。最多是有些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管理物品的方便，多吃多占一点，也不触碰大原则。你到校长、厂长家里，和到职工家里吃的、穿的，住的都一样，工作就是分工不同，待遇平等。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是，跟老百姓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上层建筑领域。但是，老百姓要天天进行学习，被称为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所以，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学习，办班，站在石膏像前怅悔，检讨。
如今，公检法机构齐全，人员臃肿，耗费国家财力巨大。而社会上刑事案件频发，百姓告状无门，执法人员不懂法。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贪污腐败成风，社会治安混乱，各种犯罪分子嚣张，警匪一家，沆瀣一气，基本上不办案。就是办案也是跟老百姓过不去，根本没有司法公平，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有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公检法的问题呢？没有它们的时候，社会安宁，国家稳定。百姓幸福。如今有了他们，为什么反而乱了呢？反正他们也不作为，能不能把它们再撤下来一次试试？既然以前社会上有过前例，现在试试总可以吧？万一要是根源在这里呢？你可以认为这种想法荒诞，可这是曾经经历过的事实。也许中国的社会结构，根本就不适合“公检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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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王小波的青铜时代里有详细的描写 至今是我最爱读得小说之一。
家园 是黄金时代. - 复 是黄金时代.
家园 《革命时期的爱情》好像收在黄金时代的集子里了 现在可以说说我造的那台投石机。那东西妙得很，有风速仪测风，有拉力计测拉力，还有光学测距仪。所有能动的地方全是精密刻度。发射时起码要十个人，有人报风力，有人用天平称石弹，有人测目标方位和距离，数据汇总后，我拿个计算尺算弹道，五百米内首发命中率百分之百，经常把对面楼顶上走动的人一弹就打下来。如果打对面楼上呱噪的高音喇叭，一弹就能把喇叭中心的高音头打扁，让它发出“卟卟”的声音。假如不是后来动了火器，就凭这种武器，完全是天下无敌。谈到了火器，我和堂·吉诃德意见完全一致：发明火器的家伙，必定是魔鬼之流，应当千刀万剐：既不用三角学，也不用微积分，拿个破管子瞄着别人，二拇指一动就把人打倒了，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呀！起初那些大学生像原始人一样撕打，这时我的结论是世界的本质是拳头，我必须改进自己的格斗技术；后来他们就满地拣石头。到了秋季，我估计兵器水平达到了古罗马的程度：有铠甲，有刀枪，有投石器，有工事和塔楼。就在这时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参加了进去，这是因为我看到有一派的兵工水平太差了。他们的铠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三合板，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像，上阵时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至于手上的长枪更加不像话，乃是一根铁管子，头上用手锯斜锯了一道，弄得像个鹅毛笔的样子，他们管它叫“拿起笔做刀枪”，他们就这样一批批地开上前线，而对方手使锋利的长枪，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的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这真叫人看不过去，我就跑了去，教他们锻造盔甲，用校工厂里的车刀磨制矛尖。那种车刀是硬质合金做的，磨出的长矛锋利无比，不管对方穿什么甲，只要轻轻一扎，就是透心凉。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他们是些学文科的学生，否则用不着请一个中学生当工程师。但是我帮他们忙也就是两个月，因为他们的斗争入冬就进行到了火器时代，白天跑到武装部抢枪，晚上互相射击。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想请我参加，但是我知道参加了也只是个小角色，就回家去了。这个文明进化的段落和李靖偷黄瓜茄子“满园的瓜果越长越小，最后都长没了。”一样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