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也谈孔明治下的蜀汉经济 -- 南郑候魏延

徐唐龄（湖南）

喜读《经济学消息报》NO.371期头版，海口的吴亦竹先生就几枚铜币对蜀汉经济提

出评议：那些铜币小得惊人，其轻如纸，六七枚蜀汉钱才顶得上一枚五铢。于是从

这个货币窗口“推测当年蜀汉国内经济实在是不怎么样”；进一步论证蜀汉“在三

国中的一个灭亡，就可以用积极最差、最先崩溃来解释”。吴文立意新颖，指使言

尤未尽；这里不揣固陋，接上话茬再插几句。

把足重的五铢作为评估当时铜币的标准，无可非议。至于要引申多说，最好找出时

空的纵横参照系，更为客观全面地加以衡量。

从时间发展的纵向来看，五铢钱确实是我国钱币中流通最久、使用最变、信任度最

高的一块“样板”。从汉武帝元狩５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铸造发行起，到唐高祖

武德４年（公元６２１年）命令一“开元通宝”取代止，断断续续流通了八百多年

，而后在民间仍有零星使用。不过，在一个商品与市场受到局限的农业社会里，衡

量国力、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标准仍然主要是“食”（谷物）的拥有而非“货”（

金钱）的掌握。统者并非始终牢牢垄断货币发行权。铜铸币首先发端于周景王21年

（公元５２４年）所铸的“大泉五十”，重12铢，每铢不足如今１克。秦代所铸则

称“半两”（一两２４铢，半两也是１２珠）。但是，秦始皇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

在全境真正统一货币，几十年间各地的市场上仍是多种货币并用。汉代初年的铸币

已经不足值，吕后技文帝时期（公元前１８６年、前１７５年）所铸“半两”只有

８铢、４铢，民间私铸的竟有轻如榆英、不到一铢的“榆英钱”，从“四铢”、“

三铢”到改铸“五铢”，是当局稳定货币举措得一大跃迁。但好景不长，改制、减

重和私铢总是不断的搅扰铜币；尤其是王莽的“币制改革”，将分别铸重１、３、

５、７、９、１２铢而实际均不足值的“泉货六品”推向民间，造成使用上的严重

混乱。东汉光五帝初年（公元２６、２７），“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

“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铜币也就实际退出交换。建武１６年

（公元４０年）虽再一次恢复五铢，章帝元和年间（公元８４年－－８７年）却又

一度下诏明令废止铜钱。到和帝年间（公元８９－１０５），才一轻薄粗糙的劣币

上市。桓帝、灵帝年间（公元１４７－１７２），国运日衰，各种不足值的“五铢

”相继推出，献帝初平元年（公元１９０年），董卓小会晤铢钱，该铢小钱，物价

飞涨，１担谷数万钱，使钱币铸造的投入千百倍与同价谷物生产的投入，于是在较

长期间，民间只好改用物物交换。这就是魏蜀吴三国分别于公元２２０、２２１、

２２２年成立时所继承的经济基础和历史遗产。诸葛孔明辅佐刘备，虽然有志创业

，毕竟无力回天，相反地，当代刘禹系在评价蜀汉的刘备时，却把“势分三足鼎，

业复五铢钱”作为特大功绩来看待，能在当时倡导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已经决非易

事。

　　从空间联系的横向来看，蜀汉和魏、吴也是三足鼎立，各有千秋。先看曹操曹

丕父子，虽然曹丕在魏只比刘备在蜀早一年称帝，但他有老子曹操在献帝时期的执

政背景，是有雄厚基础和帝业传承的“占天时”。即便如此，曹丕称帝的第二年即

公元２２１年，就因谷物腾贵，被迫明令废止五铢钱而改用谷帛交易；再过几年到

明帝手上，“钱废谷用即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

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这种连实物充当货币也止不住弄虚作假（把谷物到打湿，把

绢织薄）的残酷现实，才迫使曹魏恢复民间原有五铢的流通。但始终未铸造新钱。

认定曹魏的货币治理由于蜀汉，似乎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至于东吴，当“蜀山兀

，阿房出”魏、蜀地域的生态环境都遭到暴秦破坏之后，即便经历整个汉代，江南

鱼米之乡仍然独占“地利”，有了剩余农产品才有交换钱币的需求。但东吴所铸铜

币不是什么五铢钱，而是大面额的“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以不足１２克、

２０克的铸币（以后又逐渐减重到８克、１１克甚至不足４克）充当“五百”“当

千”的五铢，这种高度“通货膨胀”政策未必高明。相对而言，我们就不能不认为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孔明受历代敬仰是实至名归了。他先

辅助刘备，可惜刘备命短，“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称帝只有两年。受到政治

体制的约束，他又必须辅佐那位扶不起的后主阿斗。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

危难之间”，又要“五月度泸，深入不毛”，和平解决后顾之忧；又想“奖帅三军

，北定中原“，武力实现汉室统一，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军事、政治

的双重负荷下，货币政策必然求稳怕乱。并不禁止民间私铸的“英钱”，是为争取

“人和”而采取的必要的宽容。何况，“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崇山峻岭的分割和

多民族聚居的周边环境，为蜀汉的多种流通手段并行提供了客观条件。为了恢复五

铢大业，蜀汉铸造了“直一”小钱，可惜力不从心，发行量很少。为补充大量军费

、民间的铜床都被销毁铢钱，甚至也只好铸造“直百五铢”，不过比起东吴的“五

百”，“当千”来，蜀汉的通涨系数毕竟要低的多；比起曹魏较长时间内使用湿谷

簿绢来，蜀汉的流通手段毕竟要稳得多。何况三国犬牙交错、战乱频繁的背景里，

在当时的“国际”交换中，足值的铸币必然导致“汇率”错位、混乱和损失。即便

一国要求稳定币值，良币也回被劣币所驱逐，而削弱国力。

　　１９８０年，在成都西门外（距经济学消息报不远）还出土了一批蜀汉铸造的

“太平百钱”，可惜在货币战线上诸葛亮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是非得失，谁

人曾与评说？如今，锦官城外森森翠柏依旧，人们却熟悉泰铢风暴而隔膜五铢风波

，一壶浊酒喜相逢，且听列位看官以今非古、说短道长了。这倒合上了一句歇后语

：“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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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臣事，与韩彭毗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大丈夫行事，须磊磊落落，皎如日月，怎可似曹孟德司马仲达辈，欺人孤儿寡妇，

窃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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