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壹】 -- 京华烟云AMIP
家园 我想说的是 34岁有孙子是有可能的，可是不止有孙子而且儿子还都死了（考虑到他是个帝王儿子应该不止一个），这个感觉可能性有点小，呵呵
家园 杨万春跟棒子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棒子国自作多情而已
家园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之《1、大非川的罗生门（上）》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1、“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上）
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青海大非川。濒临崩溃的唐军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食不果腹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唐军主帅右卫大将军薛仁贵和他的两名副手，突厥族的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以及名将郭孝恪之子左卫将军郭待封，在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早已无计可施。这些绝望的将军们，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
按照史书记载，此时的薛仁贵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天意弄人：“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只是不知这一刻，薛将军的脑海中是否回闪过当年突厥九姓十余万人的血光，以及那句“杀降不祥”的古老预言？莫非自己受到了那些死人来自地狱的的诅咒，难道一向对我不薄的老天终于要收回所有的光荣吗？
后人分析后认为，薛仁贵等人率领的这支绝望的唐军并非乌合之众，恰恰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很可能就出自几年前那支在辽东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正是通过他们的英勇奋战，大唐才最终攻灭宿敌高句丽，从而为已故的太宗皇帝一洗安市城下之耻......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薛仁贵，名礼，绛州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市）人，据说是南北朝名将薛安都的后代——笔者之所以把薛安都泛泛称为“南北朝名将”，是因为很难确认他是属于哪个具体国家的名将，这位薛将军的仕途相当吊诡，他先仕北魏，然后投奔南宋，最末了又回到北魏，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以作战勇猛无畏著称，每每以玩命的工作态度杀得对手心惊胆战，薛仁贵也许就继承了乃祖的这种不要命的特性。
当年，太宗皇帝为了征伐高丽，在帝国地大规模招兵，时年已近三十的薛礼还在家乡种地，正穷得叮当响，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于是便投军到辽东道行军总管、名将张士贵麾下，随队伍开到了辽东，并在上一章末尾所描述的安市城打援战中大放异彩。
其实，在这次战斗之前，薛仁贵已经初露锋芒，当时唐军将领刘君昂被高丽军队团团围困危在旦夕，薛仁贵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于是“仁贵遂知名”。
安市城下，当终于见到那位单骑冲阵的孤胆英雄薛仁贵本人后，太宗大喜过望，史称皇帝“嗟异”，随即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从而由一名低级军官迅速提升为从五品的中级将领。
皇帝对薛礼的欣赏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不得不从安市城班师后，太宗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位当年也曾亲自披坚持锐的伟大君王，看到薛礼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暮年的李二郎无比感叹，从而留下了一段“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的佳话。无论太宗皇帝是真的求贤若渴，亦或只是那个扬言葡萄酸而找到更好吃东西的狐狸，总之年青的薛仁贵从此扬名天下。
这位得到太宗青睐的将领也知恩图报，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对皇家的忠诚。九年之后的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一天夜里，长安突然爆发山洪，来势相当凶猛，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保护皇帝的卫兵们都四散逃命，已经是近卫军高级将领的薛仁贵对此相当愤怒：“哪有皇帝遇到危难，自己却逃跑的道理！”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门框上，对着高宗皇帝的寝宫大声叫喊，直到惊醒了睡梦中的皇帝，后者赶紧出来跑到地势高的地方，随即洪水就冲进了寝宫。高宗大为感动，对薛礼说：“如果没有你的呼喊，我恐怕就要淹死了，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忠臣啊！”
我们可以猜测，薛仁贵与皇室所建立的这种深厚的私人感情，很可能是他日后全军覆没于吐蕃却仅仅受到免职处分的重要原因，由于朝廷要一视同仁，随他一起大败的两名副手也因此沾光，都保住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这是后话，此时的薛礼仍然是那位战场上无往不胜的猛将，而且表现得相当有政治眼光。比如，在名将苏定方攻打西突厥的时候，薛礼就上书建议对突厥武装进行分化拉拢，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朝廷依其言放还了一位突厥首领被唐军俘虏并将要卖为奴隶的家眷，使得这位突厥将军大为感动，“请随军效其死节”。
说来有意思，薛仁贵的老领导张士贵、苏定方以及前面提过的李道宗，其实都是唐初战功卓异的一代名将，他们的军事成就很可能还在薛仁贵之上，正史记载中他们和薛仁贵不但没什么过节，甚至还对其多有提携。但在后世的演义小说里，这些大唐的百战名将却都成了嫉贤妒能的奸臣，扮相不是丑角就是大白脸，每天都绞尽脑汁霸占别人的功劳，或者想方设法陷害忠良，直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当然，他们中有人的某些私德可能的确存在缺陷，比如被认为是文成公主生父的李道宗，就是一个曾让族兄太宗都挠头的贪污犯，但这也并不能淹没其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在脱离冲锋陷阵的高句丽战场约十二年后，薛仁贵终于又回到了大唐帝国的野战部队，也回到了当年赖以成名的辽东，先后随名将程名振、梁建方、契苾何力与高丽军队作战。
尽管年已四十多岁，但薛仁贵不改猛将本色仍身先士卒，在横山（在今辽宁本溪市，一说在沈阳市东北棋盘山）之战中，他“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史载，高丽军中有一名神箭手，一连射杀了十多名唐军，薛仁贵大怒，遂又一次单骑闪电突击，那个家伙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拉弓，就被薛将军一把抓住，“遂生擒之”。此后，他又率军与契丹作战，因战果显赫被皇帝封为男爵，从此成为大唐帝国军功贵族中的一员。
很快，薛仁贵迎来了他传奇故事的顶峰，在他领兵讨伐天山的九姓突厥时，敌人派出几十名勇士来到唐军阵前挑战，薛仁贵亲自出场，只见他连发三箭，箭无虚发，接连射杀三人，突厥人的气势完全被镇住了，最终纷纷下马请降，唐军遂不战而胜，军中于是留下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著名歌谣。
当然，这是两唐书中的记载，具体经过未必这么简单这么有戏剧性，很可能唐军武力威慑之余还伴有利益的许诺，才使得敌人答应投降，但不管怎样，薛仁贵之勇猛表现应该是有据可查的。
随后发生的一幕，则完全体现了这位大唐名将心中黑暗的另一半。对于投降的“九姓众十余万”，究竟该如何处理，史书中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似乎是为了给薛礼的屠杀行为找一些辩解的理由，两唐书又纷纷表示“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按照中国“杀降不祥”的古老传统，屠杀俘虏的名将军们如白起、项羽以及日后的年羹尧等，无论他们建立了多么大的功勋，多会因这种不仁的行为遭到神灵的报应。对于薛仁贵，老天今后会网开一面吗？
显然老天当时并没有立刻算帐，因为他对薛礼的青睐仍没有结束。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病故，诸子争立国内大乱，一直磨刀霍霍的大唐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同年十月，出征高丽的大军再次出发，主将是一个叫李绩的人——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他其实就是太宗征高丽时的那位主将李世绩，由于高宗皇帝宣布今后要为死去的老爹避讳，因此与李二郎同带“世”字的李世绩不得不去掉中间那个字，他于是就成了李绩。
笔者曾经不厚道地想过，幸亏他避讳只需要躲开一个字，如果和李世民名字重复的部分都不能要，那这位李英公岂不是要回归先秦时无比拉风的一字ID？对了，其实李世绩或李绩原本姓徐，字茂功，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他就是后世传说中那个神机妙算的牛鼻子老道。
可惜李将军毕竟并非道爷，因此也就无需慈悲为怀，相反这个出身于瓦岗军的前起义军头领手段却相当狠辣，当年要求太宗在攻克安市后屠城的就是他。其实这个馊主意在当时丝毫不具备可操作性，李将军如此义愤填膺的请求，很可能只是为了拍在安市城下急火攻心恼羞成怒的皇帝的马屁。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显示，这个聪明的家伙对晚年李世民的心态了如指掌，知道当年那个以诚待人的李二郎现在已经炼就了玩弄权术的帝王之心，因此当太宗突然在朝廷上故意找茬将他贬官外放时，李世绩立即动身，家也不回行李也不收拾，其反映之迅速让太宗相当满意——自知时日无多的皇帝对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高宗说，这是在测试李世绩的忠诚，如果他埋怨拖延不肯出发，那就杀了他，反之则证明此人真的可靠，足以让自己托付后事。高宗即位后，李世绩果然再次受到重用，他后来与当权的武皇后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皇后册立的争端中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位世故且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李英公，的确是一位值得名垂史册的军事天才，其战绩与神话般的李卫公即使不能并驾齐驱，起码差距也不会太大，攻灭高句丽更是其一生功业的顶峰。
这场复仇的战争自然少不了猛将薛仁贵的参与，战争中他也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勇猛：在新城（在今辽宁抚顺）之战中，本为后援的薛仁贵挑选勇士突进，解救了被敌人围困的唐将庞同善，斩首数百级；金山（在今辽宁昌图）之战中，倒霉的庞同善又一次吃了败仗，高丽乘胜前进，见形势危急，薛仁贵遂果断率所部“横击”敌军，史载“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高句丽三座城池失守。
此后，薛仁贵决定仅率两千人突袭坚固的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一说为辽宁农安），手下认为兵力太少而纷纷劝阻，薛则回答说：“在善用，不在众！”果然，薛仁贵身先士卒，对缺乏准备的高丽军“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迅速攻克了扶余，周围四十多座城池也都不战而降，薛将军遂率兵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与李绩的主力大军会师于高句丽国都平壤城下。
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九月十二日，唐军终于攻克平壤，立国已超过六个世纪的高句丽王国灭亡。唐朝将高句丽故地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理帝国这一大片东方新领土，战功卓著的薛仁贵被任命为首任检校安东都护即最高军政长官，同时晋封为公爵，可谓双喜临门。
这位新上任的朝鲜总督很可能已经做好了扎根高丽奉献边疆的长期打算，从此在朝鲜半岛一心一意过起了日子，史载薛仁贵“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久经战乱的当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可是，在朝鲜半岛的滋润生活只过了一年多，薛仁贵便又接到了朝廷的调令，帝国的西部边疆即将爆发一场战争，皇帝命令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为帝国远征军主帅，火速率部前往遥远的青藏高原作战，而他们的对手，就是我们阔别已久的吐蕃军团。
公元650年，藏王松赞干布死后，其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汉文史书作乞黎拨布）即位，大相噶尔.东赞域松即汉文史书所称的禄东赞开始执掌吐蕃国政，前后历时达十七年之久。
当时，唐朝凭借贞观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东击高丽西破突厥，并已经成为中亚草原的霸主，边界一直推展到帕米尔高原的乌浒水（即阿姆河）流域与河中地区。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连吐蕃人自己也承认，“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
而当时吐蕃的情况却比较糟糕，赞普去世，新主幼弱，乱事迭兴，原已臣属吐蕃的白兰（为羌人一支，活动在今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地区）又发生叛乱，吐蕃的实际掌权者禄东赞被迫全力对内，无暇向外扩张。因此，吐蕃对唐关系依旧维持着当年恭顺女婿的原状，往来相当殷勤，直到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那件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这一年，鉴于藏王芒松芒赞已经成人，吐蕃王廷遂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物向大唐求婚，希望仿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先例，再次为赞普迎娶一位唐朝公主。但是，几乎与松州之战前的故事一模一样，高宗皇帝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轻率地回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让敏感的吐蕃人又一次感觉遭到了大唐的羞辱。
此前，吐蕃军队在禄东赞的指挥下，已经平定了白兰人的反叛，并乘胜一直推进到河源地带，唐朝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西部边境构成了相当大的潜在威胁，另外，吐蕃铁骑当年协助唐军攻占西域龟兹后并没有撤回，而是一直驻扎在昆仑山以北，这更加引起了唐朝的不满，高宗皇帝此时拒绝这门婚事，也许并不只是为了羞辱对方，可高傲的天可汗却没有对吐蕃做出任何解释。
不管怎么说，这次拒婚事件标志着双方蜜月关系的正式破裂。此后，愤怒的吐蕃人开始对大唐及其附庸吐谷浑频频主动攻击，正在鼎盛的大唐当然以牙还牙，双方的火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后，在薛仁贵指挥的这场血腥的大非川战役中，唐蕃之间积累了十多年的怨念终于全面爆发。
关于双方决战的这个“大非川”究竟在哪里，目前起码有六种说法，一是青海海西柴达木河；二是青海湖旁的布哈河；三是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四是惠云河，也就是《大清一统志》的盐河；五是共和县的苦海子草原；六是大坝河草原，即共和县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青根河合流一带。
无论大非川具体在哪儿，上面这几个地方都离青海湖不算太远。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纠正个严重的问题。到底是高丽还是高句丽？ 博主你可要搞清楚了哈。免得棒子又依据中国人说的话乱认祖宗。
家园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之《2、大非川的罗生门（下）》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2、“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下）
大非川之战爆发时，薛仁贵五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想必已经是一位须发班白的老将了。其长子薛讷时年二十一岁，正做着城门郎的小官，他在未来将成为大唐及武周北方边境的柱石，也是后世传说中薛丁山（有说，薛讷字丁山）的原型，而薛仁贵的孙子薛嵩——民间传说中那位反唐薛刚的原型——也是大唐一代名将，其官爵甚至在父祖之上，直至被朝廷封王（曾先后被封为高平郡王和平阳郡王）。因此，尽管薛仁贵的子孙都是官二代，但薛家确实可谓虎父无犬子。
薛仁贵此时的对手，亦是一名虎父所生的虎子——吐蕃已故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的二儿子噶尔.钦陵，由于他担任着吐蕃部长级的官职“论”，因此汉文史书中通常称他为论钦陵。汉文史载禄东赞有五子（比照藏文史料则至少六子），他们都是一时豪杰，其中尤以钦陵的才华最为突出，成为从薛仁贵开始几代唐将都无法挣脱的梦魇，即使是后来的汉文史书，对钦陵出神入化的将道也相当叹服。
但当时，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薛礼未必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放在心上——尽管史书上没有关于钦陵生年的记载，但他一直活到二十八年后的公元698年，才在突然之间非正常死亡（这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具体我们后面会详细叙述），死时正当年富力强。因此估计大非川之战爆发时，吐蕃军团的主帅噶尔.钦陵应该也就二三十岁年纪。
其实，大非川之战并非噶尔家族第一次领兵与唐军对垒，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吐蕃军团与唐军爆发的首次冲突，应该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河源之战，但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却相当诡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述，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再次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但奇怪的是，汉文史书对这场相当拉风的大胜却没有丝毫表示，使得后人疑窦顿生进而众说纷纭，近代藏学大师根敦群培的《白史》甚至将以上的记载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完全颠倒了胜负关系。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大唐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很可能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这场失利极大打击了急切希望通过军功来树立威望的噶尔家族，因为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禄东赞随后辞去了吐蕃大相的职务，他很可能是迫于朝野压力而引咎辞职的，因此对打败自己的唐朝不可能抱什么好感。直到两年后的公元661年，噶尔家族才又恢复元气，禄东赞在这一年以谋逆的罪名除掉了前任大相，重新执掌吐蕃朝政。
禄东赞复职后，带领仍致力于建立显赫军功以服众人之口的噶尔家族，审时度势迅速改变了战略方向，改以西域为突破口，并为此与汉文史称大食的阿拉伯帝国结盟，同时积极接纳反唐的西突厥残余势力，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禄东赞逝世的公元667年，吐蕃已经占领了唐朝安西四镇中的龟兹和疏勒，大唐西域总督治所——安西都护府也被迫迁往西州。
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即开始执掌吐蕃国政，但参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等相关考古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继其父执政的，其实并非次子噶尔.钦陵，而是汉文史书中认为“早亡”的长子噶尔.赞聂多布，他担任吐蕃大相达十六年之久。
钦陵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以吐蕃主要军事将领的身份辅佐哥哥，率领吐蕃铁骑东征西讨。到大非川之战爆发的公元670年，早已残破不堪的吐谷浑汗国终于被吐蕃彻底吞并。于是，只剩下数千帐可怜人马的吐谷浑末代可汗诺曷钵与王后弘化公主，高宗皇帝这对名义上的姐夫和姐姐，不得不逃进大唐的西北重镇凉州寻求保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傲的大唐认为，该是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亲戚的时候了，于是征讨吐蕃的大军开始行动，高宗宣布的出兵原由当然理直气壮：送自己的姐夫姐姐回家，即“护吐谷浑还国”。与皇帝有着深厚私人感情的猛将薛仁贵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由帝国最东方的高丽调到西部青藏高原，出任远征军最高统帅。
凭心而论，此时的大唐对自己这个边远的亲戚仍没有怎么重视，这从皇帝授予薛仁贵的头衔中可见一斑——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行军大总管”前面说过，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而这里所谓的“逻娑”，是吐蕃的国都逻些的异译，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很显然，此次高宗皇帝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绝不仅仅是送姐姐回家这么简单。
尽管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但同时唐朝在战术上仍相当重视，这次出动率领的兵马不可谓不强。关于他们的具体数量，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即使同一史料的不同部分记载也差异很大，比如《册府元龟》中就同时有“领兵五万”和“率众十余万”之语，当然如果有人说“众”和“兵”是两回事儿，那也由得。总之，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主力兵团，按照唐初的战法，很可能以方便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为主，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就出自那支久随薛礼的朝鲜半岛得胜之师，至今仍无定论。
按照汉文史书记载，战争的过程大致如下：八月，薛仁贵率军进入青海大非川，命副将郭待封在大非川构筑工事以存放辎重粮草，薛仁贵自己则一如既往，亲率少量精锐向乌海（和上一个乌海可能并非同一个地方，学者们考证说这个乌海即青海兴海县西南苦海子）方向突击。
钦陵此时也率领吐蕃军应战，《旧唐书.薛仁贵传》说此次吐蕃参战兵力多达四十万，似乎有所夸大，要知道吐蕃并非匈奴、蒙古那样的全民皆兵，而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半定居民族，至今西藏的许多农民一辈子连马都没有骑过，在遥远的中世纪，于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征集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无疑极其困难，如果它真存在的话，也很可能是吐蕃、吐谷浑以及附近羌、党项、突厥等各部落临时拼凑的联军。
兵贵神速的薛仁贵迅猛突进，在河口打败吐蕃一支防守部队，随即大掠当地牧民的牛羊以为给养。从后来战局发展来看，人们认为钦陵这时候很可能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吐蕃军队在高海拔地区惯于作战的优势，果断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为他很快就亲率铁骑包抄到唐军后方。
此时，唐朝副将、出身将门的郭待封却一直“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他怕薛仁贵独占功劳，没有按照事先安排建立工事保卫粮草，反而带着笨重的辎重在薛仁贵后面慢慢跟着走，估计是打算一有机会就上前抢功，遂于钦陵的吐蕃主力相遇。郭待封大败，唐军辅重粮草全落入吐蕃军队手中。薛仁贵得知郭待封已败，遂不敢再进，只好退回大非川防守。
终于，在平坦辽阔的大非川（前面提过的那几个大非川疑似地，基本都是平原或草原），唐军被钦陵的吐蕃军团从四面合围，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吐蕃铁骑怒涛般冲击着唐军越来越残破的防线，黑压压的箭雨遮蔽了天日。防线的另一边，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饿的唐军在绝望中一个接一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故事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史载最后“王师大败”，唐朝远征军在这里全军覆没“死伤略尽”，吐蕃军团赢得了大非川战役的全面胜利。
最后发生的一幕却相当诡异，唐书说“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对此您相信吗？这分明在说，当年美军在即将从地洞里挖出老萨的时候，双方却突然谈和，或者现在班加西过来的那帮人团团包围老卡以后，两边又握手言欢？没有证据显示吐蕃主将钦陵是位博爱主义者或者精神病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几名唐军主将很可能被吐蕃部队俘虏或者被迫答应了什么屈辱的条件，而心满意足的钦陵也不为己甚，或者惺惺相惜或者认为对方没什么危害，最后把他们都放了回去。
成书于北宋但基本利用唐朝史料撰写的《册府元龟》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不那么离谱的记载：“仁贵、待封及阿史那道真并脱身走免。”也就是说，他们三个唐军主将是突围逃回来的，尽管全军“死伤略尽”，但主将身边可能还有少量残兵。鉴于唐初主力部队多为骑兵因而跑得不会太慢，在吐蕃的重重包围中有少量唐军漏网逃脱，这种可能应该说存在。
鉴于胜利的一方吐蕃人惜墨如金，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对这场大战只有“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的寥寥数语，事情的真相也许永远成谜。
三人回去后，很可能由于薛仁贵和唐朝皇帝的特殊关系，他们都没有被处死而仅仅免官除名，不久之后因高丽复叛，薛仁贵又被起用，此后他还曾去西北边疆与突厥人作战，也许因为当年“三箭定天山”的余威尚存，据说突厥人见到他仍“相视失色，下马罗拜”。之后他可能一直镇守西北边境，直至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病逝，享年七十岁。
尽管皇帝对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屡次表达过“无卿已为鱼矣”的感激之情，但大唐的士大夫们也无疑有充分理由对这位未能效死疆场的败军之将表示自己的愤慨，比如当时的太学生也是后来的名相魏元忠，就曾愤怒地向皇帝上书，说薛仁贵“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臣以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天皇之君臣，生厚薄于仁贵？直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区区所怀，实在于此！”
的确，尽管将帅不和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全军主帅，薛礼确实无法洗刷自己的罪过。大非川之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此后不仅河源局势已无法收拾，西域形势也随之改观。
大非川之后，吐蕃乘胜扩大战果。很快，大唐在西域的主要统治中心，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即著名的安西四镇全部被钦陵统率的吐蕃军团收入囊中，唐廷被迫取消了这四镇的编制。不仅如此，原本臣服唐朝的西突厥十姓也转降吐蕃，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薛仁贵究竟是开疆拓土的英雄，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历史中的薛礼早已离我们远去，而后世《明史记事本末》提到的那个“军若惊飚，彼同败叶，遥传仁贵，咋舌称神”的薛礼，以及《薛仁贵征东》、《薛家将》、《薛刚反唐》里那些令我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也许会永远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之中……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一般而言，兵和众还真是两回事 境外作战，后勤是重中之重。夫役为兵丁数倍很正常。
因此，大非川之战，唐军5万兵跟十余万众的记载都没错。
另外，因为古代后勤条件的制约，对任何记载一个战场某方超过10万兵，乃至超过5万兵的史料都要谨慎对待，即不可靠的成分居多。
像吐蕃军队在大非川，顶天就是10万，所谓40万很不可信，即使加上夫役以及主场等因素都不大可信。
家园 RE 嗯，有可能。
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原样摆在那里是最好的处理。
- 复 RE
家园 并非“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军事最重后勤，尤其境外作战，负担特重。
每次战事，征集大批的民夫和牲口为后勤服务，这是常识性东西。
卫青、霍去病十万骑兵北伐匈奴，后勤需数十万。
宋神宗时南讨交趾，出十万兵，后勤需20余万。
沈括更是专门论述过战争后勤之难，“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清乾隆年间，讨伐安南，清军广西一路一万兵，加数千越南附庸兵，不到两万兵打到河内，动用民夫已经四、五万。
那么，既然同一处史料记载大非川之战中，唐军有两个数字“五万兵”和“十余万众”，那么将其理解为——唐朝出兵五万，加上民夫七八万，合称十余万众，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家园 送花 欢迎
家园 每次看大非川都狠郁闷 俗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老薛一个人怎么也敌不过李小九和郭小二两个啊
要是换随便一个副手也不至于输成这样
顺便跟楼主商讨一下战役过程
老薛对这一仗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点没有李小九那种打到拉萨去，解放全吐蕃的浪漫情怀。他自己说乌海险远，还有瘴气，不能久留，所以得破贼即回，必须打一场速决战，已经把决战战场设在乌海一带，捞一票就走。新唐书上记载有两个重要的字为旧唐书所无，“约赍”，跟郭小二分手时候特意约定了要郭小二随后赶快来支援。老薛跟郭小二说的是，留一万人在大非岭守着，自己带主力赶快随后增援。
然后老薛领着先锋部队跑河口端了一个吐蕃后勤基地，获牛羊万计，回兵乌海城占领有利地形等着主力来跟钦陵决战。看起来乌海不但是交通要地，还是重要的吐蕃后勤基地。老薛这一着可谓精准，点中吐蕃的脉门，逼迫钦陵在自己的预设战场决战。这会儿钦陵估计也正屁颠屁颠往回跑呢，他是从西域回来的，人都没带齐（因为只有20万，后来在大非川作战时候另外40万人才赶到），粮站也给端了，唐军还占据了现有的城防工事，怎么看都不像能打赢的样子，唐军形势一片大好。
易经专家老薛千算万算没算到郭小二脑残无底线，搞瓶瓶罐罐大搬家。老薛天天派人催，他还是一步三摇。后面就是历史了。。。。。。
家园 这好歹还有一个会打的 看看好水川，估计比这个还郁闷
家园 RE：每次看大非川都狠郁闷 说到大非川战败的具体原因，口水仗太多了，或曰指挥不利或曰高原反应，不一而足，是一个没法填的深坑，楼主无才，惟有躲得远远的，具体过程还是留给专家吧。
只能谈谈高来高去的宏观事儿：
唐军对敌人极不了解。翻翻唐史，在大非川之战前，到过吐蕃本土的似乎只有回访的冯德遐和为参加藏王葬礼的鲜于匡济，王玄策和几个取经的和尚也可能到过，但都是过路，应该是抄近道直奔尼泊尔和印度，不会在吐蕃腹地深入考察。可以说，开战前唐朝对吐蕃两眼摸黑，这与当年闪击突厥、吐谷浑以及高昌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几个或者是曾让唐人蒙受巨大屈辱的从前宗主国，或者地处丝绸之地要冲，来往的商旅早已经将情况摸了个底儿朝天。
另外，大非川之战后薛仁贵等惩处过轻，为后来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此后战败的将军们都没有掉脑袋的后顾之忧，决死的意志也大打折扣。
家园 如果打败了都要掉脑袋，估计也没人去冒险争胜了 唐初大将打仗失利回来就被砍了的好像也没几个。
当然，惩处过轻可能是有的。
家园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之《3、姓氏古怪的常胜将军（上）》 3、“皆哀其枉”——姓氏古怪的常胜将军（上）
唐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帝国的东都洛阳。朝堂之上，独揽大权的武太后正饶有兴致地读着一份奇特的宣传品，她身旁是形同摆设的皇帝李旦，而他们之下，则是黑压压一片忐忑不安的满朝文武。
太后读的是一篇流传千古的檄文，所谓檄文，是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著名的如陈琳写的那篇曾把阿瞒吓得头疼痊愈的《讨曹操檄》，而武太后正读的这篇，其后来的名声甚至还在《讨曹操檄》之上。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它就是著名的《讨武曌檄》或称《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作者是著名文人骆宾王，发布者则是初唐名将李世勣的孙子、已在扬州宣布起兵的李敬业（即徐敬业），而文中号召天下共同讨伐的那个目标，正是现在读着它的武太后，“武曌”是她当权后为自己起的拉风名字。
这篇檄文基本可看作一篇关于武则天私生活的八卦大全，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可怕的女人淫乱后宫屠杀忠良的种种罪行。尽管它的内容恶毒无比，但写作文辞却极其优美动人，甚至使得本该大发雷霆的武太后越读越爱不释手，《新唐书》写道，当看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太后“矍然为之动容”，特意询问了檄文作者的名字，然后叹息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至于说失去此人是宰相的责任，还是宰相中怎么能缺少此人，太后没有解释，从而引起后世口水不断。（如果参照<资治通鉴>，应该是前一种说法比较靠谱）
可欣赏归欣赏，既然李敬业已经出头对付自己，武太后就必须做出反应。很快，一支讨伐大军就向着扬州出发了，人数达到了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十万，本朝当年破突厥、征高丽甚至战吐蕃都没有动用过这么大的兵力，可谓势在必得。但让武太后没想到的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竟然初战失利，只好退守长江北岸，反武军的士气大振，甚至有可能乘胜北上，直扑太后的统治中心洛阳。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将临危受命，被太后任命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也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率领援军火速开赴前线，这位将军有个十分古怪的姓氏——黑齿，他就是我们接下来这部分内容的主人公黑齿常之。
与前一部分主人公薛仁贵的经历十分相似，黑齿常之也是成盛名于高丽，随即在突厥取得赫赫军功，最后又与青藏高原的吐蕃作战；与薛仁贵不同的是，黑齿常之的战争履历中不仅没有大非川那样的败仗，反而是当时硕果仅存的能讨得吐蕃便宜的唐军将领；但这位常胜将军最后的结局，却比丧师辱国的薛将军悲惨得多……
民国十八年十月，洛阳邙山，人们挖出了一批唐代古墓，在其中一个墓中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的墓志铭，名字是又臭又长的《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原来这里是唐朝名将黑齿常之的家族墓地，常之的身旁还埋葬着其子黑齿俊，他也同样留下一块又臭又长名为《大唐故右金吾卫守翊府中郎将上柱国黑齿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墓志铭。两篇碑文为我们更深入地解读这位百战名将，提供了相当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黑齿常之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府君讳常之，字恒元，百济人也。其先出自扶余氏，封于黑齿，子孙因以为氏焉。”也就是说，常之并非中原人士，而是来自于现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古怪姓氏，并非是其家族有什么牙科遗传病，而是像先秦的贵族那样因封地而得名。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古代的百济确实有以染黑齿为美的习俗，后来这一习惯传到了日本并成为宫廷贵族争先效仿的妆容，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仍方兴未艾，甚至影响到武士阶层，不信就去看看大河剧中今川义元的扮相吧。但至于常之本人，似乎并没有史料记载他有“黑齿”之貌。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高丽战争中，常之并非表现卓异的薛仁贵的唐军同袍，恰恰相反，他那时却是大唐的敌人——作为高句丽的盟友，百济出兵对抗大唐，身为百济军事贵族的常之自然也要率军参战。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百济被唐军灭亡，黑齿常之不得不率部归降唐将苏定方。
但他此候却仍不是唐军的一员。据说由于攻克百济的唐军军纪废弛，到处烧杀抢掠，常之很不爽也很害怕，不久便复叛，他率军盘踞在存山（在今韩国全州西），多次打败讨伐的唐军，搞得一代名将苏定方毫无脾气，“不能讨而还”。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败支援百济残部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令后世津津乐道的史上抗日第一战的完胜。常之见复国无望，只好再次降唐。由于他有过不好的历史，一些唐将建议刘仁轨干脆宰了他以绝后患，但刘却认为这位姓氏古怪的异族将领“勇有谋，敦信重义，但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大加抚慰，不仅不解除其武装，反而给他补充军资，常之大为感动，从此誓死相随，协助刘将军彻底平定了百济全境，随后他跟着刘入唐，直至升到左领军员外将军。
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也就是大非川惨败七年之后，黑齿常之的老上级、中国第一场抗日战争的大英雄、已是唐朝宰相的刘仁轨（正式头衔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被皇帝任命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刘于是屯兵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辖境包括今天的青海乐都、西宁、湟中），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招兵广告即《举猛士诏》以招募勇士，准备对吐蕃大举反攻，一雪当年之耻。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刘的私心作祟，导致了唐军后来的满盘皆输。
此前，为了准备这场大反攻，刘仁轨多次上书皇帝要这要那，但都被另一名宰相中书令李敬玄压了下来，刘因此怀恨在心。这位李敬玄其实在当时口碑很不错，饱读诗书为人正派，曾被贞观朝名臣马周推荐为指导太子也就是后来高宗皇帝读书的老师，还监修过国史，很可能是一位迂腐但方正的老儒，他反对刘仁轨挑起战争想必也有自己的一些理由，但两个宰相各自为政，明显缺乏必要的沟通。
老滑头刘仁轨计上心来，一反常态地恭维起李敬玄，甚至向皇帝上书大力贬己赞李，其中心思想是：第一，我没啥本事，恐怕统帅不了这样的大军，再继续留在祖国的西部镇守，恐怕将来会丧师辱国；第二，为祖国把守西大门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李宰相，为此刘甚至说出了“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这样的狠话。现在我们看来，老兵油子刘宰相并非变得突然团结友爱，而是他存心撂挑子，就是要看老教书匠李宰相的笑话。
深知自己没那两把刷子的李敬玄大惊，只得拼命推辞，让他那位曾经的学生、现在一心想洗刷大非川耻辱的高宗对其印象分大大降低，皇帝一怒之下也放出了狠话：“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你不去我就去，老师你自己看着办吧！
皇帝学生自然不能亲自出马。就这样，可怜的李老师不得不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接替居心叵测的刘大帅担任起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同时他也接任检校鄯州都督，从而被迫来到唐蕃战争的最前线鄯州。
为准备这场战争，唐朝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只相当庞大的军队，参战部队总人数高达十八万，宰相中书令李敬玄担任总司令，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刘审礼担任总参谋长即洮河道行军司马，益州长史李孝逸和巂州都督拓王奉益率领的四川部队，以及金吾将军曹怀舜率领的河北部队纷纷到来，时任左领军员外将军的黑齿常之也率部参战。
吐蕃闻讯，马上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其总司令不出人们所料，仍是七年前大非川之战的英雄，已故大相禄东赞的二公子噶尔.钦陵。
唐蕃之间的第二场大战即将爆发。尽管与大非川之战强弱不同，此次唐军的人数很可能远远超过了敌人，但战争的胜利却并非全凭人多，自打刘大帅决定公报私仇那一刻起，此战的结局已经没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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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交战的地点是一个叫龙支的地方。与众说纷纭的大非川类似，关于龙支究竟在哪里，历来也有不同说法，一说在青海化隆南部，一说在青海乐都南部，一说在青海西宁东南，不管是哪个，考虑到唐蕃双方的兵种特点，此地肯定也是利于大队骑兵纵横驰骋的大平原或大草原。另外，有史料说此战竟然还是发生在大非川，因此称其为第二次大非川之战，姑且存疑。
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战争爆发时，黑齿常之四十八岁，作为一位冲锋陷阵的将军来说，其实已经不算年轻。按，关于常之的生年，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他那篇墓志铭中说其“春秋六十”即享年六十岁，而常之死于何年则史书记载明确，因此可以推断出他生于公元630年也就是唐贞观四年。
此战中，吐蕃主帅钦陵再次表现了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与胆识过人的判断力，唐军将领们可能没想到，钦陵竟然敢依样画葫芦，又一次采用了与大非川之战相同的诱敌深入策略。
盛夏的七月，花开草长，氧气充足，气候十分适合来自五湖四海水土不服的唐军出阵。于是，唐军副帅兼总参谋长、初唐有名的大孝子刘审礼为激励士气，亲自担任前锋出击。他们进展得十分顺利，唐军头一天就接连取得两场胜利，收获极多，吐蕃且败且退。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刘审礼遂率领先锋部队深入追击，一直追赶到濠所（具体地点不详，应该离青海湖不远，也有人认为它并非地名，而是唐军临时构建的壕沟工事）才停下来休整，此时他们与主帅李敬玄率领的唐军后续部队已经拉开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就在唐军人困马乏的时候，突然间伏兵四起，原来钦陵的吐蕃军团早已经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猎物来投。大非川的厄运似乎再一次降临到孤军深入的唐军身上，粮草不继的他们被敌人团团包围，在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逐渐走向崩溃……
但与薛仁贵那支远征军不同的是，刘审礼军此时并没有完全绝望，主帅李敬玄的大军仍在后方待命，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如果他们能及时赶到，两支队伍内外夹击，吐蕃军团孤掌难鸣，唐军有很大的可能破围，甚至还有机会反败为胜。于是，几次率部突围无果之后，刘审礼一边稳固阵脚固守，一边派人杀出重围，火速向后方求援。
但直到最终战死的那一刻，他们眼巴巴期待的援军仍然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唐军前任统帅刘仁轨对现任统帅李敬玄的判断相当准确，做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闻过血腥味儿的老书生，李宰相果然没有丝毫胆量与声势浩大的敌人叫板，也不知道对面的少量敌军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其主力正在遥远的壕所与刘审礼殊死搏斗。
史载，李宰相接到求援后没有任何进军的表示，反而“怯懦畏战，按兵不救”，尤其是其“聚众自保”的鸵鸟政策，导致大家不得不围绕在他李宰相周围当起了人肉盾牌，造成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前往支援他们在遥远前方血战的同袍。
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之后，在寒风开始扫荡青藏高原的九月，刘审礼指挥的先锋部队终于在绝望中全军覆没。关于刘审礼最后的结局，有当场战死和被俘后病死于吐蕃两种说法，后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一些。
刘审礼的家族一向以孝道著称于世，许多事迹保存在唐史中流传至今，此战过后，刘审礼的几个儿子听说父亲没于吐蕃后，争先向皇帝上书要求派自己前往吐蕃，愿以已身赎回父亲，最后一个叫刘易从的儿子争得了这个凶险的名额，但等到他赶到，父亲早已经病死异乡。史载“易从号哭，昼夜不止，毁瘠过礼”，吐蕃人显然非常可怜这位千里寻父的孝子，而且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不妨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吐蕃哀其志行，还其父尸柩，易从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为朝野之所嗟赏。”
如果说刘易从的孝子赎尸故事是一幕无可奈何的悲剧，那么全军覆没的唐军先锋部队中还有一名高级军官（副总管）被俘，他死里逃生的过程则是一出相当雷人的喜剧，吐蕃人后来肯定追悔不及，因为这个名叫王孝杰的军人日后设法回到了唐朝，他和他的儿子，这对父子英雄在辉煌的盛唐成为了对抗吐蕃的帝国柱石。具体等后面再详说吧。
在遥远的另一边，得知自己的副手终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吓破了胆的李敬玄下令全军火速撤退。在吐蕃军团的疯狂追击下，李宰相率领沿途损失惨重的唐军一路狂奔，“狼狈却走”到承凤岭（今青海西宁西南）才停下脚步。
史载唐军在这里“阻泥沟而计无所出”，但这究竟是指他们利用泥沟来构建工事阻挡敌人，还是他们被泥沟所阻挡因而无法进一步逃跑，历来说法不一，赞同后者的更多一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唐军残部的处境将无比凶险，随时可能再一次发生崩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年近五十的老将黑齿常之挺身而出，他策划了一次相当大胆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己方部队于绝境中死里逃生。
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五百名唐军敢死队员在黑齿常之的亲自率领下，突然出现在建立在高岗之上的吐蕃大营旁，他们随即展开了烈火疾风般的拼死攻击。以为唐军已成瓮中之鳖因而毫无准备的吐蕃部队大乱，被骚动惊醒的军人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史载“贼遂溃乱，自相蹂践，死者三百余人”——在军事术语上，对这种因高度紧张而造成的军营骚乱有个专门的名词：“夜惊”。
尽管实际损失并不是很大，但这支吐蕃军队的指挥官，一名汉文史书称其名为“跋地设”的吐蕃将军，在一片混乱中无从判断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这个怕死的家伙竟然抛弃军队自己连夜逃跑了，等吐蕃军官们终于清醒过来整顿起部队，却发现已方突然之间已经群龙无首。主将莫名其妙地失踪，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各将领都是一头雾水，最后不得不纷纷率部撤军而去，包围圈之内的唐军残部就这样奇迹般得以生还。
由于黑齿常之和敢死队员们奋不顾身的玩命突袭，本已输得一丝不挂的大唐意外获得了一块遮羞布，稍稍挽回些许脸面的大唐皇帝对这位少数民族将领自然感激不尽。大唐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英雄黑齿常之获得了朝廷大量赏赐，并从此进入了从三品以上帝国最高级将领的行列，史载“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
本次大败的祸首李敬玄宰相从此失去了其皇帝学生的信任，他派往朝廷奏报战败过程的使者，甚至被皇帝愤怒地扫地出门，“怒不见之”。与薛仁贵的情况类似，尽管仍念及旧情的皇帝对这位曾经的老师手下留情，并没有处死他的意思，但朝廷无疑也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战后，李敬玄被贬为衡州刺史，即由国家总理降至地市级，他此后再也没有得到朝廷重用，直至四年后的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病死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任上。
作为一名胆小如鼠的败军之将，李敬玄无疑为后世所不耻和唾弃。但另一面的李敬玄，却是一位兢兢业业、著作等身的卓越学者，史载他“撰《礼论》六十卷、《正论》三卷、文集三十卷”，《全唐诗》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两首诗，而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也是在他的大力推崇下才闻名于世。
身兼无能的将领和博学的大儒，对于这个可怜而懦弱的老人，我们只有一声叹息……
而这场大败事实上的祸首刘仁轨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在次年升任太子太傅，高宗死后，他又与大权独揽的武太后合作得相当融洽，甚至不惜以宰相之尊参与告密致人于死地，被相当欣赏他的太后进封为公爵。
大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帝国公爵刘仁轨以八十五岁高龄病逝，死后备极哀荣，武则天为表示哀悼特意停朝三日，文武百官络绎不绝前往吊唁，他遗留的那副皮囊也得到了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陪葬于先帝的乾陵墓地。
不得不说，在战场和政坛都百战成精的刘仁轨确实料事如神，他完美地实现了自己对政敌的最可怕报复，也完美地证明了自己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相比他的这一切收获，大唐付出的代价却是十几万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与场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李敬玄相比，幕后那位看似无辜的刘仁轨的罪恶甚至更大，前者本来就不具备能力而且努力推辞过，而后者却是居心叵测故意陷对手于不义。
我们无法理解，当年那个大破倭寇的抗日英雄，平定百济的卓越统帅，以及黑齿常之的伯乐知己，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历史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刘仁轨官至极品、寿比龟蛇，但《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对他的道德水准却提出了强烈质疑：“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五年之后的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唐军本次失败的最大责任人，战争准备过程中优柔寡断、朝令夕改的高宗皇帝在帝国的东都洛阳驾崩，强悍的武皇后随即升级为更为强悍的武太后。
一个女主当政的崭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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