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家园 鲜花 家园 （十二）北京?未来[3]（完） 拖的时间太久，最近一直没有整的时间来集中精力完成，这次一定要结束它了，不管写了什么，先堆砌上来再说。
在大陆，中央领导集体换班后，宗教方面基本延续了原先的政策，但也有了新的动向，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交往，更是多了起来。多位主教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名义进行了出访，来华访问的外国主教们的数目也在增多。
2005年3月底时，在欧洲影响极大的红衣主教Danneels 访问中国，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接见，规格为近年来最高。原计划，除北京外，还将访问上海、西安等地，但此期间教皇John Paul II病危，Danneels不得不中断访华返回教廷。
在John Paul II病重逝世期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多次联合致电教廷表达慰问哀悼之意。普遍认为，这是北京乐意与梵蒂冈实现正常交往的信号。中国外交部每每回答相关提问，还是两大要求：一、不许干涉中国内政；二、与台北“断交”。
与对其他非建交国提出的要求不同，与台北断交在梵蒂冈看来已不是主要问题，但教理上教皇拥有独一无二选圣的权利，是不好轻易与人的。于是，一方主张的“自主办教”和另一方的“普世”教理产生了严重冲突。其中北京坚持组织上控制权的缘由不多解释，这里稍微说一下。
天主教不完全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是存在一个活在世俗中的圣父――教皇为其领袖，其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是比较严格而高效的。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当代史中，John Paul II以其独特身份影响着上世纪80年代的东欧波潮，不引起北京的重视是不可能的。存在领袖、有较严格组织体系的团体，对国家社会生活能产生重要影响。那个什么功当初的聚众，更在此后增加了北京的戒心，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北京来说，需要考虑与梵蒂冈建交后的得失。得，是增加了一个建交国――是台湾“建交”国中影响力最大的，建交后可以深刻影响到其他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中相当多数是天主教国家，从而使台湾面临可能“外交”崩盘的糟糕局面；失，则主要是要注意宗教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影响。
这个问题上，北京不急，相对的，急的一方是梵蒂冈，它太想开拓这个拥有十数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了。这点上，John Paul II数次表达过类似要访问中国的想法。放眼世界，“顽固”拒绝教皇的，似乎只有这个东方大国了。
建交上来说，北京的牌不少，梵蒂冈需要退让，而且如果要建交，势必还要退让。
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事财政――主教任命权等都集中在梵蒂冈手中，这也是中方坚持梵蒂冈不能以宗教为名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本所在。一再有人提出的越南模式可以作为参考：梵蒂冈承认越方政权地位；越南允许梵蒂冈享有主教任命上的发言权――政府方面可以提出多名候选人由教廷进行选择。假如北京愿意与梵蒂冈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话，如要成功，梵蒂冈势必要退后一大步，北京也多少会作出些让步――北京独享提议权，教廷拥有一定的否决权――这个否决权我看还会带些尾巴，不能一直否决下去不是？财政方面，一定是中方自给自养，这方面想必北京不愿授人口实。
◎组织制度――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按照中方相关章程，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享最高权力，这与梵蒂冈的教皇为大显然相悖。梵蒂冈可能不得已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也许会追加自己的影响，比如要求报教廷备案等等。而对于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须严格限制其在中国境外的影响。教廷承认爱国会的政治地位，却不会认同它的宗教角色。
◎地下教会――最直接的办法是梵蒂冈要求地下教会教徒向地上教堂报名以获得公开的正式权利，同时要求适当改组全国及地方各爱国会、教务委员会等等。由于地上地下矛盾由来已久，这个整合过程将会比较漫长，有文章可做。
假如北京、梵蒂冈顺利建交，除了对统一台湾的推动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大的宗教领域方面的影响，比如西藏。
目前中央的西藏模式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政教分离。西藏与其他一级行政区一样，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级党政机构班子；宗教方面，更象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主要通过印度施加强大压力。在达赖几次流露出要求回藏仅求自治的意图后，中央施用的仍是拖字诀，也是由于手中有粮心头不慌。中梵建交的政策将可能在西藏问题上被援引，是应该想到的问题。梵蒂冈肯定不希望逼出个北京式的新教来，而达兰萨拉在将来达赖喇嘛逝世后，一位少年有否高超的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目前还不得而知。
附：
◎红衣主教？
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里妄言一句，在上述可能条件下，假设梵蒂冈与大陆建交，会不会任命一位大陆的红衣主教。如果是近期建交，可能的人选会是谁？红衣主教的任命，在大陆将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按我的分析，这个人选，在中国天主教徒中要享有很高的威望，要能被北京梵蒂冈双方接受，应该是身在爱国会中的、但又并非锋芒毕露的长者。傅铁山已有官方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又经常代表北京官方与教徒喊话，梵蒂冈方面仅仅考虑面子问题也难以承认。目前大陆天主教领袖中，除了身居国家领导人高位的傅外，另外几位也并非没有可能。个人认为，其中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刘元仁机会不大，但年近90岁的金鲁贤主教，却有可能位列枢机之中。
金鲁贤，1916年，上海市人，1947年获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遭受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狱，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教区主教。
刘元仁，1924年生，江苏启东人，1946－1953就读于徐家汇神哲学院（今余山修院），1953年晋牧为神父，1960年打成右派，1993年12月选圣为南京教区主教，1998年1月20日当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金主教态度温和，被认为对梵蒂冈友善，又有早年深陷囹圄的经历，是较易被梵蒂冈接受的人选。目前，台、港、澳的三位主教单国玺、陈日君、龚国升中，单枢机比较低调，陈主教非常高调，龚主教毫不掩饰亲北京，或许龚能转到大陆也并非不可呐。当然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空缺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陆宗教事务主要负责人贾庆林、回良玉、刘延东、叶小文
中央对于宗教事务是重视的。贾庆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统战工作的最高主管领导；回良玉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中分管着民族和宗教工作；刘延东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长期主管统战工作；叶小文是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其中不消说贾、回二人，刘延东、叶小文当年都是胡总的长期部属。叶早年在贵州工作，在胡总主政贵州时官至团省委书记，后调北京，一直从事宗教工作，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1995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改称国家宗教事务局后，担任局长至今。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叶小文
前言不搭后语的，就扯到这儿。宗教方面，各敬一片天地，这个问题上我尊重大家各自的信仰。
[结束]
本文教皇小传部分主要来源于CNN专题介绍
另外特别感谢河里几位朋友提供的资料和大家进行的讨论，也感谢这期间大家的鼓励：
阳明《皇帝，请走好》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1461
royalpalm《从约翰.保罗二世逝世谈起__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前景浅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1489
晨枫《斗胆妄言：天主教在中国掀不起大风浪址》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7402
新华声《让梵蒂冈成为台湾最后的“邦交国”》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4149
这个系列拖的时间长了，再请各位见谅。
哈哈，老叶，我就写到（十二）了。吐个舌头。
元宝推荐：你克我服,家园 这里有篇文摘，大概能说明些问题 过去的选举记录
在经过了一位任期很长的教宗之后，教宗选举传统上会推举一位较年长的枢机，以确保产生一任短暂的、过渡性的教宗，也就是意大利俗话说的“一位胖教宗后面跟着一位瘦教宗”（"After a fat pope a lean pope"）。这次有一位很符合这个条件的“候选教宗”，也就是现年77岁的约瑟夫?拉辛格枢机。现任枢机团长的他是一位德国保守派，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贴身的副手和心腹。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教宗贯彻教理的得力助手。推举拉辛尔的人希望他能秉承若望保禄二世的保守观念。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更适合“勤王”，也就是做为教宗的谋士来影响决策，而非自己担任教宗。拉辛尔也是本次仅有的三位连续参加了两届教宗选举的枢机之一。
家园 达赖的传世难道找好了么？ 而达兰萨拉在将来达赖喇嘛逝世后，一位少年有否高超的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目前还不得而知。[ｃchｅrｅ.com http://www.cchere.
＝＝＝＝好像有规定必须在藏，青，康地区找的，
这又是达赖的一头痛事情
家园 看来你不写到十三不罢休啊 呵呵
家园 （十）北京?未来[1] （十）北京?未来[1]
◎封圣
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为第一批中国圣徒举行了加封仪式。这被加封的120人中，有87人是中国人，其余33人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死于一个世纪前，与中国义和团有着直接关系。由于“被册封的所谓‘圣徒’都曾在中国胡作非为，犯过许多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而加封的时间非常敏感，正好是中国的国庆日，因而招致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外交部声明如下。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日电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梵蒂冈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表达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声明全文如下：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梵蒂冈口头上表示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再违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现在又一意孤行，坚持“封圣”，严重破坏了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必然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应完全由梵蒂冈承担。（完）
这次封圣，直接导致了北京与梵蒂冈对话的中断。北京官方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并采取了一些相应步骤。而此前，双方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往来。
◎前缘简述
前面断断续续讲过一些相关内容，这里串一下，再说个大概。
1958年前，大陆的天主教徒仍然听命于梵蒂冈。1950到1955年间，梵蒂冈任命了18位中国人为中国教区的主教，这个在当时是被允许的。1957年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表明只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皇而割断与梵蒂冈的政治经济联系；另外一些神父主教对此反感从而转入“地下”。而教皇Pius XII（1939－1958年在位）继承了前任对抗共产主义的传统，北京与梵蒂冈紧张关系终于在1958年爆发。是年，中国主教团提请梵蒂冈批准在共产党监督下选出的两位主教候选人遭到梵蒂冈拒绝；4月，他们仍然被祝圣。此后爱国会宣布“自选自圣”。Pius XII其后直接抨击中国政府和爱国会。维系双方交往的最后一根稻草压了下来。
60年代历经3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使得天主教探索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并如何与其他宗教及意识形态沟通，为将来与共产主义国家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大陆终于开始了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梵蒂冈也不失时机的提出：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便可获得梵蒂冈的承认。
1987年赵紫阳正式接待马尼拉红衣主教辛海梅，表达了条件成熟可能建交的意愿，此期间龚品梅被允许赴美。1988年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意大利时，也有一定的姿态。在此前，中国主教也可以以爱国会的名义出访。1989年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一直到1999年，在北京营建建国50周年的形势下，北京梵蒂冈之间关系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意大利。曾有消息说，江总此次访意，将实现对梵蒂冈关系的突破。比利时籍的韩德力神父，一向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与梵蒂冈在过去五十年中的关系》一文中，他透露，在江主席返京后，各省及地方宗教局便突然召集各主教神父开会，说明与梵蒂冈建交对中国有益；半年后从教廷得到的消息，梵蒂冈在作具体准备工作，并已准备好在数月内关系正常化。建交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关于与台北断交似乎问题不大；主要是涉及教务问题的――北京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认可的地下教会的去向、大陆主教的任命权等等，但也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韩的看法，是爱国会领导此后自选自圣的举动，有意恶化着北京梵蒂冈的关系，从而使得建交的希望成为泡影。
当然，韩德力的文章中有一些时间上的错误，不过对于1999年双方的关系发展的陈述，虽然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还需考虑：1999年，北京面临着外交上的几项重大考验，是应该参照的重要背景因素。5月初的“误炸大使馆”事件，使得中美紧张关系骤然升温到近期前所未有的地步，北京官方处境极为被动，主要精力也用在此事上。放在这个环境下，中梵建交只是个良好的意愿，而北京对此很难有积极主动的作为。1999年另一件更直接的事情是某团体包围中南海事件，这个事情造成的北京对宗教问题的政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实在提不到日程上来。
（待续）
谢谢wooxiao朋友指出其中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