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我是一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我做牧师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解决和回答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上帝是谁？ 我很清楚，当你一说起“上帝”这个词，很多人会立即走开。并且大多数人，无论是信教还是不信教的，心中还是认为上帝是天上的主宰者，规则制定者，掌管一切的太空警察，万事万物发生的根源。祂会保护他的子民，并回应信徒们的祷告。

在我的教会的崇拜活动当中，对上帝最常用的形容词是“全能”。但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多年以来，我越来越对这个观念感到不舒服。难道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多年以来我们在崇拜仪式和祷告中所描述的男性老板形像吗？

当然，曾经也有一些思想家建议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上帝。比如探索神的女性与育养的一面；主张上帝通过阴柔无力而不是阳刚和力量来呈现自己，不管是作为男性或者女性形像；承认“未知且不可知”本来就是上帝的定义；寻找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哲学与人生观之间的共通内涵，以及将基督教当做全世界人类探索人生意义的诸多方式之一。这些想法在自由派学术界众所周知，但像我自己这样的神职人员却不愿意公开宣扬它们，唯恐在教会群体中产生紧张气氛甚至分裂，以至于打破传统派信徒的纯朴信仰。于是我选择了不去惹麻烦。

然而在去年12月26日，仅仅两个月前，海底地震引发了海啸。于是两个星期后的星期日上午，1月9日，我站在了我的会众面前，他们是一群智慧、善良、有思想的基督徒，我需要代表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情与疑问。虽然我有自己的个人感受，但我还担任着公共角色，因此这时需要说些什么。下面是我当时所说的话：

——海啸发生后不久，我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关于发生在南亚的悲剧。他所讲的精髓是这样的：因这场灾难和生命的逝去而饱受磨难的人们并不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上帝为何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写道：“如果真有宗教天才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人的死亡合情合理，难道我们就会因此而感到更幸福、更安全或对上帝更有信心吗？”

——“如果报纸照片里面的灾民此时此刻正握着他死去孩子的手站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将无言以对，任何言语都不恰当。唯一恰当的做法是满怀同情地保持沉默并且提供实际援助。此时此刻不是解释、布道或谈论神学的时候，而是流泪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来到了这个位于牛津的教堂当中。虽然这里距离海啸发生地有万里之遥，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依旧受到了挫伤。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强烈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解释。有人认为，我们只能相信上帝能够分担我们的痛苦。通过某种方式，上帝一定感受到了我们所感受的痛苦、悲伤和肉体的痛楚。通过某种方式，永恒的上帝一定能够进入人的灵魂，体验人内心深处所经受的折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上帝也必定知道人类精神上的喜悦和兴奋。我们需要上帝可以与哭泣的我们一同哭泣，与欢乐的我们一同欢乐。”

——我觉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这篇文章既感人至深又有说服力，并且提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基督徒对于上帝信仰的声明。数百年来，盛行的正统公认真理认为：作为天父和造物主，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根据定义，上帝感觉不到痛苦或悲伤。现在我感到这个永恒不变的上帝有点冷漠无情。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毁灭性事件迫使人们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上帝产生怀疑。在战壕和死亡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屠杀促使人们追问，那些时候上帝到哪里去了？那些时候谁是上帝？

——回答是：“要么上帝与我们同在，要么上帝已不值得我们信仰了。”如果上帝是一个旁观者，观察但不参与，那么上帝可能仍然存在，但我们不想了解祂。我知道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现在就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其中一员。

——因此，我们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上帝，一个与这个世界，与每一个活生生的灵魂紧密相连的上帝。我很赞同这个关于上帝的看法。但这还不够。我需要再问一些问题，希望这也是你们想问的问题。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曾多次因为礼拜当中使用的不恰当且虚假的言辞而感到困扰。我们在星期二上午提供面向母亲和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服务。上周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唱了一首他们最喜爱的歌曲：“聪明人建房岩石上。”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这首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笨人建房沙滩上，风吹水涌起波浪，房倒屋塌遭祸殃。”就在同一个星期的一场葬礼上，我们又唱起了熟悉的赞美诗“我们犁田与播种”，一首非常有英国风格的赞美诗。在第二节有这样一行，“风和浪也顺从他。”果真如此吗？在海啸发生后，我感觉我们不能再在教堂唱这首歌了。

——因此第一个大问题是掌控。上帝是否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上帝是否掌控着一切？上帝是否时时刻刻都在管理这个世界？风和浪是否顺从祂？人们时常听到基督徒讲述上帝如何如何为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一切都最终顺利解决了。困难克服了，疾病治愈了，麻烦避免了，在关键时刻找到了停车位，诸如此类。我还记得有个人在对我讲述这种故事时，她的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她认为这是她的信仰和上帝至善的伟大见证。

——但是，如果上帝能够或者愿意干预并改变事件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祂也应该能制止海啸的发生。难道我们只有一个区域性的上帝吗？难道上帝可以管理停车位这样的小事，却不去管时速 500英里的海浪这样的大事吗？有头脑的基督徒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我们必须承认：要么上帝为海啸负责，要么上帝失去了控制。

——悲剧发生后，开始出现劫后余生的故事。你们也许听说过其中的一些。比如：一名男子因为会冲浪而生还；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识别出了危险，因为她刚刚在学校学习了有关海啸的知识；一个教堂的会众没有使用他们平时用的在海岸边的教堂，而改在山上做礼拜，牧师恰巧做了一个超长的讲道，因此当巨浪袭来时他们还在山上而幸免于难。后来有人说，一定是上帝在保佑他们。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偏袒。我们可以通过崇拜或信仰来赢得上帝的青睐吗？上帝是否象中世纪的暴君一样要求我们的效忠呢？上帝是否只照顾相信他的人呢？是不是说唯有基督徒才能保全，而其他人都要灭亡呢？这世间是否一定要区分成为我们与他们呢？上帝是否犯有严重的偏袒罪呢？这些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假如当真如此，我一定会放弃自己在基督教当中的会员资格。这样的上帝在道义上甚至还不如人性的最高理想。

——那么如果上帝并不是伟大的傀儡师或部落保护者，那么祂到底是谁呢？也许上帝同意或允许可怕的事情发生，以便让人们有机会表现英雄主义和同情心。也许上帝是在考验我们，考验我们的善心与信仰。也许上帝有一个伟大的全盘计划，计划当中允许可怕痛苦的存在，但一切都将最终顺利解决。也许吧，但这些说法都只是“上帝控制一切”的变种。在一场大战中，最高指挥官玩弄着可被牺牲掉的部队，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引发海啸并且允许奥斯威辛集中营存在的上帝。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伊万之口，对他天真虔诚的弟弟阿辽沙说：“如果需要用孩子们的痛苦来凑足购买真理所需的痛苦，那我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所有的真理加在一起都不值这个价钱。我们买不起这么昂贵的入场券。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只是恭敬地退回祂的门票而已。”

——或者，也许上帝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设定好了一切，然后永远地放弃了控制，因此过程可以自然地发生，按照进化论自然展开。这似乎更加容易接受一些，但这仍然使上帝负有最终的道德责任。上帝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旁观者吗？ 或者上帝爱莫能助，只能以无限的同情看着事情的发生而无法控制或改变呢？上帝是否深切地感受着我们的痛苦，并且感到那也是祂的痛苦呢？

——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认为上帝是傀儡师与全能主宰的看法，放弃传统的信仰模式。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上帝。也许上帝根本就不会做事。也许上帝不是像我们这样具有能动性的存在。早期的宗教思想将神灵当做到处做事的超人。于是上帝痛击了埃及人并且把他们淹死在红海，毁灭城市并且大发雷霆。人们通过上帝的大能认识上帝。

——但是，如果上帝并不采取行动呢？如果上帝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呢？如果上帝存在于万事万物当中呢？上帝能不能是宇宙中关爱的灵魂，支撑并维持所有事物存在的内在仁慈能量呢？如果上帝就在事物中呢？在构成生命的无限复杂的关连网络中，在必然不断发生的生命与死亡、创造与毁灭的自然周期中，在进化的过程中，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和自然界的辉煌中，在集体无意识、人类的灵魂中，在你中，我中，头脑中，身体中和精神中，在海啸中，在死难者中，在事物的深处，在存在与虚无中，在简单和复杂中，在变化、发展、壮大中，究竟有没有上帝的存在呢？

——怎么合理诠释上帝的这种“同在性”、“内性”或者说“内在性”呢？人们难以理解，并提出更多的问题。也许上帝只是宇宙的另一个名字，而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真是这样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给上帝赋予人格呢？我不知道。最后我们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就不是上帝了。

——相信这个上帝应该更象是相信宇宙中的原善，而不是相信一套教义的陈述。基督徒声称相信一个无限且不可知的存在，然后又把上帝束缚在一套封闭僵化的教条之中，难道不可笑吗？

——怎样实践这样的信仰呢？通过发自内心地寻求上帝；通过培养自己的内在灵性，在静默中，在冥想中，在我的内心世界中，在我轻轻放下暂时的情绪、想法和成见之后依然存在的这个本我中，在内省的意识中。

——我们如何活出这样一种信仰呢？我自己怎样才能活出这样一种信仰呢？你需要寻求与内在灵性的密切关系，那是一种推心置腹交谈毫不遮掩的关系。如果上帝存在于所有人之中，那么在我与你之间就有一个我们三方能彼此相遇的地方。印度有一句问候语，肯定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那马斯特”，伴随一个恭敬的鞠躬。其大致的意思是“我内在的神问候你内在的神。”那马斯特。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深化这种信仰呢？这需要我们寻求所有事物中的内在灵性。在音乐和诗歌中，在自然界的美丽中，在平凡的生活琐事中，都有使之不同寻常的深刻且内在的存在。它需要深邃的注意力，耐心的等待，沉思的态度，以及对与自己的经历不同的人的慷慨大方和开放包容。

当我站起来向我们教会的人讲述上帝和海啸时，我无法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与证实这套答案的圣经引文。我能提供的只有怀疑、质问和不确定。不过我的确有几条建议——一些或许值得深究的关于上帝的新思路， 这些思路或许能使我们沿着一条未知的新路继续走下去。但最后，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不知道。”这也许正是最深刻虔诚的声明。

谢谢。

公开反对积极心态的做法看上去的确有点奇怪，我向别人解释我打算干什么的时候也遭遇了不小的麻烦。我的意图听上去如此扭曲恶毒，简直就好像反对和平与母爱那样可恶。所以我先把话说清楚：我并不反对享受好时光，并不反对向陌生人微笑，并不反对派对与玩乐，等等。我以前还专门写过《街头的舞蹈》这本书，主题讲的就是欢乐。我并不喜欢给别人扫兴。我的新书的主题是“积极思考”这种意识形态。这种理念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根本忽略了它的存在。这种理念要求你必须乐观，必须快乐，必须积极。如果你现在并不是这样，那就必须加紧努力。帮助你努力的书籍与DVD数量极多。实际上在哈佛大学，2006年最受欢迎的本科选修课就是“积极心理学”，旨在让人更快乐。课程要求学生们撰写感恩信，整天想着能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而且做这种事真能换来学分（笑声）。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八年以前，当时我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我感到了恐惧与极度的愤怒，愤怒的原因则有很多。例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乳腺癌的发病率这么高，为什么治疗方法如此野蛮，根本就是让人受罪。自然，本着女权主义者的一贯立场，我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病友的支持，与其他患病女性建立联系，上网搜索相关信息，阅读相关书籍，等等。但是我找到的东西却并不是我一开始打算寻找的支持。首先，在乳腺癌患者群体当中存在着一种“粉丝带”文化。我知道本月是乳腺癌月，我们都应当推进粉丝带运动。但是我对于粉丝带实在不感冒。尤其是我还发现了许多推销粉丝带泰迪熊的广告。这个发现的确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存在主义冲击：我意识到我并不怕死，而是害怕非得抱着粉红色泰迪熊死去（笑声）。

乳腺癌以及其他几种癌症的患者群体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针对患者的婴儿化。纽约市有一家乳腺癌基金会向患病妇女发放礼品包。我搞来了一个，里面装着廉价珠宝与保湿剂，还有一盒蜡笔。于是我给基金会打电话问道：“谢谢你们的工作，不过蜡笔是干什么用的？”接电话的女士答道：“这是让你记录自己内心感受用的。”我说：“我是个作家！写正经文章可不能用蜡笔！”（笑声）男性在这方面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体面，至少前列腺癌患者不会领到简笔画小人书。

我遇到的另一个现象则是强制性乐观主义。从始至终一直有人建议我，乃至于兴高采烈地要求我对于目前的处境采取积极心态，将乳腺癌当成成长的机会，从而成为一个更加高等、更有灵性且更敏感的人。不过事实上我的脾气比患病之前更差了。所谓的“光明面”理念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干脆要求人们不要将癌症当成问题，而是要将其当成礼物。将其当成一件好事。有一本书名叫《癌症的礼物：觉醒的呼喊》，声称“癌症是通向你本应度过的人生的门票”（笑声），甚至还有一款t恤衫上面写着“谢谢癌症！”（笑声）下一步估计就是要将癌症细胞注射到别人身上去了。我根本没有感到感恩之心。如果你觉得癌症也算礼物，麻烦你今年圣诞节趁早离我远一点。

我做了一个实验，在科曼基金会——美国最大的乳腺癌筹款与研究机构——网站的留言板上张贴了一篇名为“愤怒”的帖子。我的确非常愤怒，因为谁也不知道乳腺癌的成因，治疗方式简直令人死去活来，而且“粉丝带”的理念根本就是贬低了患者遭受的痛苦。然后有一位女性在回帖当中写到：“芭芭拉，你需要赶紧找个心理医生咨询一下，不然就晚了。”显然负面心态决不能存在。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许多乳腺癌互助组织都会将癌细胞已经转移的患者驱逐出去，因为她们会伤及其他人的精气神。人人都要精神饱满昂扬，因为根据规矩，积极心态有助于提高癌症幸存率。这种理念也被应用在了其他多种癌症头上。

根据这种说法，积极心态会怎样影响癌症治疗呢？积极心态可以增强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则会对抗癌症。不过有两个问题：首先，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免疫系统会受到极度焦虑之外的任何其他情绪的影响。通过大量折磨实验动物，我们已经知道了压力会使得动物生病。但是快乐并不能改善健康。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免疫系统会对抗癌细胞。免疫系统只能对抗微生物这样的外来入侵者，因此绝大多数癌细胞都无法被免疫系统辨识出来。最近的研究表明，所谓具有积极心态的癌症患者的幸存率并不比其他人更高，无论是乳腺癌、咽喉癌还是肺癌。尽管如此，我在2001年听到的信息却是：假如我无法痊愈，肯定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必须改正自己的心态。

这就是我第一次遭遇强制性乐观主义的经历。当我痊愈之后就将这个现象抛在了脑后，以为“粉丝带”这样的怪事仅仅存在于乳腺癌文化当中。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简直无处不在。无论你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都会有人建议你改变思考方式以及改进心态。比方说没钱这个广泛存在的问题。目前市面上存在着几百种励志书籍与光盘，告诉你只要专心致志就能将金钱吸引到身边来。这种方法如此万无一失，以至于你完全应该立刻开始花钱。为什么财富总是躲着你呢？诸如低工资、失业与医疗开支等等都仅仅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问题存在于你的头脑当中，是你自己的思路遭到了堵塞。改进升级积极心态的方法有很多并且全都要花钱。假如你特别有钱，还可以与托尼.罗宾斯这样的重磅励志大师一起在某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共度周末。上周刚刚闹出了一场悲剧：亚利桑那州的赛东那举办了一次每人收费九千美元的励志讲座。所有参与者都被塞进了一间木屋里面。但是室内空气含有某种毒素，导致两人死亡，十二人出现不适症状，尽管他们的心态都非常积极。假如你没有这么多钱，你还可以购买励志书籍与励志海报。有一家名叫“步步高”（Successories）的公司专门生产励志玩偶摆件。最近有一家糖果零售商还开发了“生活真美好”系列产品。“生活真美好”这条主张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那个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必须宣扬这一点，还要将这句话贴在吉普车备胎上面的人，因为这个人的心态恐怕确实有些问题。几天前我去买东西，看见某人的t恤衫上写着“生活就是一泡污”，这才像话嘛！（笑声）

假如这种理念完全是自愿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这种理念的确是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尤其是在企业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愈演愈烈地延续到2008年为止，上层管理层一直在积极地推行积极心态，尤其是在白领群体当中，具体做法包括聘请励志讲师，免费分发励志书籍，等等。我认为这一切都与裁员时代的到来有关。强制乐观主义理念对于管理层很有吸引力。当你裁掉了一大帮人之后，可以将他们送去再就业安置公司收听励志演讲，告诉他们失业根本不是坏事，而是极好的机会，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感激失业这回事的——这话听着耳熟吗？此外尚且没有遭到裁员的员工也意识到了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抛弃，因此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拔取这些人的工作量呢？对付这些人同样要依靠励志讲师与集体度假，促使他们彻底反思自己的心态。

我们可以看出失业者与癌症患者的相似之处。你找到一个正处在人生危机当中的人——例如患上了癌症，或者因为丢掉工作而陷入贫困的人——并且告诉他这并不是坏事，而是改变生活与加深灵性的好机会。同时你还要告诉他，解决目前坏事的唯一方法就是积极思考，无论是癌症治疗还是求职。这番话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关键不在于知识或者技能，而是积极的态度。你必须向外发射正能量。

但是采取积极心态的最有力动机并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另一套理念，即你可以通过思想将好东西吸引过来。只要在脑海当中清楚显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东西就会来到你身边。只要不断诵念口号，就能心想事成，克服困难，提升自我，找到更好的工作，等等。这种理念就是2006年超级畅销书《秘密》的立论前提。全书内容讲的都是如何用思想将好东西吸引过来。按照书中的例子，一位女性十分喜欢橱窗里的首饰，于是就站在橱窗跟前专心念想，果然将首饰吸引了过来。另一位女性打算结束单身，于是她清空了一间衣橱，又整理了车库，为另一辆车留出了空间，换句话说就是在脑海当中清楚显现了伴侣的形象。于是她果然吸引来了一位男朋友（笑声）。我这里还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发财的方法。这套方法来自另一本书，名叫《百万富翁心态的秘密》。引用书中的说法：“假如你真想得到理应属于你的财富，就要用手捂住心口，高声说：‘我敬慕有钱人！我祝福有钱人！我热爱有钱人！我也会成为有钱人！’”经常练习，你就能够发财。

假如你是福音派基督徒，还可以搬出上帝充当吸引好东西的媒介。在今天的福音派基督教当中，这方面的说辞已经彻底盖过了原教旨主义的地狱烈火。今天美国的超大型教会全都采用了这套说辞：你想要什么都没问题，因为上帝也想让你繁荣，只要你允许祂。你甚至都不必祈祷，只要事先感谢上帝就行了。美国最著名的传道人乔.奥斯汀在他的书中讲述了上帝为他做过的种种好事。比方说他只要在停车之前默念“感谢上帝赐予我最好的停车位”，结果真的就得到了最好的停车位。餐厅里的座位更是手到擒来。

你可能会想，这种想法有什么错呢？就算没有实际基础，积极心态又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不能生活在一切顺利的舒适幻觉当中呢？为什么不该相信上帝会满足你的一切微不足道的愿望呢？我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我可能有些守旧，但是我相信耽于幻想一定是危险的，也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的社会见识过的最惨痛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崩溃。金融崩溃的确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在这里也不打算深入分析。但是有一个其他人都没有指出来的因素，就是渗透了整个企业界的强制性乐观主义。当时只有寥寥几位经济学家胆敢声称经济可能出问题或者不稳定。绝大多数人都声称房地产价格将会永远走高，股票价格将会永远走高。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初期甚至还出现了一本名叫《道指三万六千点》的书。与此同时，在奥普拉与许多繁荣福音传道人的推动下，类似理念在普通人当中也非常盛行：欠债不要紧，上帝总会支持你。如果此前你因为信贷历史或者种族等问题而未能申请信贷，眼下这些不需要首付的房贷就是上帝对你的赐福。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企业文化的最上层。他们不仅将积极心态当成控制别人的工具，还将其当成了塑造企业界的标准。做一个消极的人是坏事，为人消极就意味着遭到冷遇。但是所谓的为人消极其实可能仅仅意味着提出质疑，例如“这家银行的次贷敞口是不是太大了？”雷曼兄弟公司房地产部门的负责人曾经在2006年警告CEO，表示自己认为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泡沫，建议公司尽快改变经营路线。然后他就被解雇了。因为他这样的人就好像癌症互助小组里的癌症转移患者一样，只能打击别人，必须要将这种人赶走。简而言之，这种心态创造了一个大泡泡，使得里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外面的景象。想要提出警告的人都被赶走了。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种理念太残忍了。有人明明遭受了极大的困难，你却告诉他只要挂上一副笑脸就好了，不要影响别人。简直就好像这个国家遭受了同情心缺失一样。谁也不想倾听伤心人或者病痛者的呼声，他们被称作“哭鼻子鬼”。每个人都必须表现乐观主义。如今在癌症患者群体当中已经有人发言了，他们认为这种理念为患病者强加了额外的负担，就好像消极心态成为了癌症之外的另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2006年印尼海啸爆发之后，有人询问《秘密》一书的作者朗达.拜恩如何看待这起灾害，她说当地人一定向宇宙当中释放了与海啸类似的波长，以至于当真招来了海啸。我认为缺德二字实在不足以形容这种看法。

我要强调一下，积极心态的替代选项并不是消极心态。因为消极心态同样也仅仅是幻觉而已，到处鼓吹阴郁、悲观与失败同样不可取。我有一项非常激进的建议，也就是现实主义，即尝试着理解实际情况。这样做并不容易，这样做的理由也并不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依然应当尽可能地设法理解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我们在所有这些挑战困难与障碍面前可以做什么。有人曾经在网上批评我，“她说什么现实主义，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这可不一定。不过我敢保证，离开了现实主义你肯定痛快不了。人类苦难的根源之一是贫穷，而解决贫困的正确方法并不是责怪穷人心态不好，而是指出导致贫困的实际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投身于政治与社会运动。最后我想谈一下我本人的秘密欢乐。我们或许不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所有必需的改变，但是努力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很受用了。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学到一点新知识。每天我都想学一点新知识，因为我已经很老了，很快就要死了（笑声）。临死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多增长一点见识。

视频艺术大会问我能不能过来谈谈创造力的时候，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告诉别人如何具备创造力很容易，难的是自己具备创造力。谈论创造力对于我来说尤其容易，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一直在观察各种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出产各种成果。因此我很有兴趣尝试一下，看看我能否想清楚怎样才能让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内——更有创造力。

我有一位朋友名叫布莱恩.贝茨，在苏塞克斯大学掌管心理系。几年前他向我展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伯克利大学杰出心理学家唐纳德.麦金农关于创造力的研究。这次经历令我非常兴奋，因为他的研究似乎以最令人折服的科学方式证明了我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所有观察结果与直觉理念。为了今晚的闲谈而动用严肃科研结果，想一想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花了几周时间研究这个题目之后，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晚上我将要告诉大家的一切关于如何促进创造力的言论全都是彻底的浪费时间（笑声）。因此我觉得我还是干脆讲笑话好了。

大家都听过换灯泡的笑话吧？需要多少个波兰人才能换一个灯泡呢？五个。一个人扶着灯泡，四个人抬起桌子转圈。需要多少个民谣歌手才能换一个灯泡？五个。一个人换灯泡，另外四个人吟唱换下来的那个灯泡如何比新灯泡更加美好。需要多少社会主义者才能换一个灯泡？我们才不会换灯泡呢，现在的灯泡就能用。需要多少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之所以谈论创造力只是徒劳而已，是因为创造力根本无法解释。创造力就好比莫扎特的音乐，梵高的绘画或者萨达姆的宣传一样（笑声）完全不能用语言来分析。见到什么东西都要分析一番的佛洛依德也曾经反复否认心理分析可以揭示创造力的奥秘。最近布莱恩.贝茨在信中告诉我，“绝大多数关于创造力的最优秀的研究都发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那以后研究质量基本上就一落千丈了。”我怀疑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开始觉得他们抵达了科学探索能力的极限，已经不能再借助科学来理解创造力了。实际上，在涉及创造力培养的科学研究领域，如今我唯一可以告诉你们的内容就是童年应当如何度过。鉴于你们目前所处的人生阶段，这些内容恐怕对你们帮助不大（笑声）。

但是我确实可以说一条否定性的主张。之所以是“否定性”的主张，是因为说清楚创造力不是什么还要更容易一些。好比有人询问雕塑家如何雕刻出一头栩栩如生的大象，他说只要将大理石上看上去不像大象的部分全都去掉就可以了。以下是一条否定主张：创造力不是才能，而是一种办事方法。

需要多少演员才能换一个灯泡呢？好几千个。一个人换灯泡，剩下的人站在一边顿足捶胸，“怎么就没轮上我呢？”需要多少犹太裔母亲才能换一个灯泡呢？一个也不用。别管我，我就在这里摸黑坐着好了，反正也没人心疼我。需要多少外科医生才能换一个灯泡呢——

我谈到“办事方法”的时候，实际上是想说创造力并不是一种人们要么具备要么不具备的能力。比方说——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创造力与智商绝对不相关。当然前提是你的智商的确高于特定的最低限度。但是在调查了许多在同行眼中“最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以及作家之后，麦金农发现这些人的智商与那些不太具有创造力的同行们并没有多少差异。那么这些人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呢？麦金农的研究表明最有创造力的人仅仅是有能力让自己进入某种特定心态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办事方法”——而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可以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麦金农将这种能力称作“玩耍的能力”。根据他的描述，最具创造力的人们抱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能够将各种想法当成玩具，能够探索各种可能性，不为任何即时性的实际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好玩，为了玩耍而玩耍。

我现在正在与罗宾.斯金纳博士合作，为我们此前的精神病学著作《如何挺过家人的折磨》（笑声）撰写一本续作。我们比较了心理健康的家庭与最成功的企业以及组织在行为层面上有哪些相似之处。令我们着迷的是，我们一般可以将人们在工作当中的表现总结为两种模式：开放模式与封闭模式。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创造力在封闭模式下不可能存在。

需要多少美国有线电视网的总裁才能换一个灯泡呢？干嘛非得是灯泡不可呢？需要多少守门员——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封闭模式。我所谓的封闭模式其实就是我们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当中的模式。我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想要干完的话就必须尽快着手。这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或许还带有一丝焦虑，尽管焦虑也可以使人兴奋并且带来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往往有些缺乏耐心，哪怕仅仅是对自己缺乏耐心。这种状态比较紧张，也不容许幽默的存在。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目的性很强，我们会感到非常紧张，甚至有些疯狂，但是并不能发挥创造力。

相比之下，开放模式则是放松的，是扩张性的，目的性相对较弱。在这种模式之下，我们更容易沉思，更倾向幽默——幽默总是伴随着更加开拓的视角——因此玩心更重。这是一种可以充分满足好奇心的模式，因为我们并没有承担着迅速完成特定任务的压力。我们可以放心玩耍。正是这一点使得天然的创造力得以涌现出来。

开放模式与封闭模式的对比之一：亚历山大.弗莱明。请容许我详细说一下。当初青霉素的发明人亚历山大.弗莱明灵光一闪的时候，他肯定处于开放模式。此前一天他布置了好几个培养皿用来培养菌群。在制取青霉素的想法形成的那一天，他看了一眼培养皿，发现其中有一个培养皿里面根本没有菌群。假如此时他处于封闭模式，一定会非常关注“在培养皿当中培养菌群”这个目标，因此这个培养皿对于他达成目标毫无用处，他完全可以将其扔掉。谢天谢地当时他正处于开放模式，因此他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培养皿当中没有长出菌群。正是这份好奇心指引他最终发明了灯泡——不好意思说错了（笑声），是青霉素。在封闭模式下，没有长出菌群的培养皿是无用的废物，在开放模式下，这个培养皿则是有用的线索。

开放模式与封闭模式的对比之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一位经常与希区柯克合作的编剧曾经描述过与他一起创作剧本的经历。“每当创作遇到瓶颈、我们两个的讨论变得十分火热激烈的时候，希区柯克总会突然讲述一个与手头工作完全不相干的故事。起初他这种做法总是气得我火冒三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故意的。他从不相信压力之下完成的工作。他总是说：‘别抢了，别抢了，我们努力得太过分了。放松一下，好想法自然会出现的。’”按照这位编剧的说法，好想法每一次最终都会出现。

在实际工作当中这两种模式都不可或缺。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考虑问题的时候需要处于开放模式，但是一旦想好了解决方案，就必须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转到封闭模式。因为一旦做出决定，就要坚决执行，唯此才能确保效率。这时候决不能分心顾虑决定本身是否正确。假如你决定跳过一道沟渠，那么起跳之际的那一瞬间并不是重新评估替代性策略的最佳时机（笑声）。假如你要进攻一座机枪碉堡，那么你就不应该特意费心琢磨这一行为的可笑之处。幽默是开放模式的天然伴生物，但是在封闭模式当中却是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一旦我们做出了决策，就应当在执行决策的时候收缩注意力。当执行完成之后，我们则应当重新启动开放模式，评估我们的行动受到的反馈，从而决定我们之前采取的路线是否成功，或者是否应当继续跟进下一阶段的计划，是否应当另行制定计划借以纠正我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我们应当再次转回封闭模式并且推进计划的下一阶段。换句话说，为了最有效地完成工作，我们需要在两种模式之间来回转换。我们经常卡在一种模式当中出不来。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总是卡在封闭模式当中。我们都很熟悉压力。在重压之下我们的视野往往会越来越窄，其实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应当后退一步，将眼光放的宽一点。政客们尤其容易犯这个毛病。不搞政治的同事们对于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时刻应对事态发展，紧急情况带来的肾上腺素令他们上瘾，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在开放模式下思考问题的能力。正如我刚才所说，创造力在封闭模式下没有容身之地。

就说这么多吧。我看看表……怎么还有二十分钟……需要多少妇女解放运动人士才能换一个灯泡呢？37个。一个人换灯泡，另外36个围着她拍摄纪录片。需要多少心理医生才能换一个灯泡呢？一个就够了，但是灯泡自己必须真心想要被人换才行。

哦对了，关于创造力我还有一件非说不可的事情。的确有些特定的条件有助人们进入开放模式，从而发挥创造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准能创造出什么东西。你完全可能像我在上个礼拜四那样干坐好几个小时，什么结果都没有。但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们如何进入开放模式。你需要五样东西：空间、时间、时间、信心、二十二英寸的小蛮腰——不好意思我走神了（笑声）。我进入开放模式的速度太快了。你不需要二十二英寸的小蛮腰，而是需要幽默。真不好意思。

首先是空间，你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肯定不会有玩乐的心思，因此也就发挥不出创造力。只有封闭模式才能应对压力。因此你必须为自己营造一些远离压力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要闭关。你必须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且不会遭到打扰的环境。

接下来是时间。仅仅只有空间是不够的，这个空间还必须维持一段特定的时间。你必须清楚你的空间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比方说三点半。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你就要重新投入正常生活当中。只有通过明确空间存在的起始与截止时间，你才能与日常习惯性的封闭模式隔绝开来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么重要，直到我读到了一位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的著作。他是这么说的：“游戏的发生地点和时间都有别于平常生活，这是游戏的主要特征：即隔离性与有限性。游戏开始，然后在一特定时刻完成。否则游戏就不是游戏了。”因此通过将上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通过为空间与时间确立界限，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块“安静的绿洲。”我们之所以能够发挥创造力，是因为当我们与日常生活隔离开的时候有了玩耍的可能。

于是你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不接电话，关上房门，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深呼吸几次。假如你像我一样的话，当你花了90秒钟考虑某个你希望转化成大好机会的问题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哦，我忘了给吉姆打电话了。哦，我还要给蒂娜说一声，那份报告我星期三就要，不是星期四。我还与乔约了午餐，现在必须要改时间了。该死，乔的女儿想做个专访，还需要我去打电话安排呢。今天下午我还要去给威尔购买生日礼物呢。我养的花又需要浇水了。我的铅笔全都需要削一下。我现在先把文件夹分类一下，打完27个电话，等到明天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再来搞创造也来得及。”我们都知道，鸡毛蒜皮但是比较迫切的小事比起事关重大但是可以等一等的大事——例如思考——更容易完成。我们知道自己肯定能做的小事也比我们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做的大事更容易完成。因此当我谈到要创造一座安静的绿洲时，要知道你的心智很快就会加速狂奔。不过你用不着过分严肃地对待这一点。你完全可以在原地坐一小会，听任心思的奔腾以及随之而来的轻度焦虑。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内心自然就安静下来了。

因为你的心智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平静下来，因此持续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时空绿洲”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你刚刚进入开放模式之后就不得不停下来，这种感觉很令人窝火。所以你要划拨一大块时间出来。我建议一个半小时就很合适。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等你进入开放模式之后，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具体工作。但是不要一次花费整个上午。我的经验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就需要休息。因此不妨现在花费一个半小时，下周四花费一个半小时，再下一周再花费一个半小时，这样做的效果比起一次花费四个半小时更好。

之所以要这么做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三个因素：时间。我知道刚才我们刚刚谈过时间，但是创造绿洲仅仅只是全部工作的一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如何使用绿洲。为什么你依然需要时间呢？让我讲个故事吧。我在巨蟒剧团的某位同事在我看来比我更有才能，但是蹙额从未撰写过一份像我一样具有原创性的剧本。这一点始终令我感到非常奇怪。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假如他面对一个问题，并且在不久后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总是倾向于立刻采取这个方案，即便他本人也清楚这个方案并不太具有原创性。如果我处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尽管我也会忍不住采取轻松的解决方式，在五点钟以前解决问题，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宁愿与这个问题另外死磕一个多小时，最后几乎总能想出更有创意的办法。我之所以比他更有创意，仅仅是因为我花费在问题上的时间更长。

当我发现麦金农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简直兴奋得难以想象。他发现，最具创造力的专业人士在尝试解决问题之前总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把玩这个问题。我们所有人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都会感到不适与焦虑，而这些人情愿忍受这些感觉。你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每当我们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直到问题解决之前我们都会感到心中焦躁紧张，不知所措。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我们希望尽快摆脱这种感觉。因此我们就做出了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确信这是最好的决定，而是因为做出这个决定能使我们感觉更好。绝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都学会了在更长时间里忍受不适。就因为他们思考的时间更长，所以他们的答案也更有创造力。

有些人随时都需要为自己塑造富有决断的形象。我发现在这些人周围最难发挥创造性。因为这些人觉得为了创造这个形象必须要极其迅速地针对一切问题做出决策，并且还要摆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架势。我真心认为这种做法是将创造力扼杀在萌芽当中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请注意，我并不反对真正的决断力。我百分之百地支持在有必要的时候作出决策并且在落实决策的时候毫不动摇。我想说的是，你们在作出决策之前应当问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才必须做出这个决定？”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就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再做决定，为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思考时间，从而得到最有创造性的解答。假如你在思考的时候有人指责你犹豫不决，你可以这样反驳：“听着，直到礼拜二之前我都用不着最后拍板。我不会在那以前随随便便做决定，只是为了驱散不舒服的创造感受。因为这样做太容易了。”总结一下，促进创造力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时间。要留给自己的头脑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产生原创的想法。

接下来的第四号因素是信心。当你进入时空绿洲以后，进入开放模式以后，最能阻止你发挥创造力的因素就是害怕犯错。想一想玩耍的情形吧，玩耍就是做实验：“我要是这么做了会怎样？我要是那么做了会怎样？”玩耍精神的实质就是承认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紧。因此假如你害怕走向“错误”的方向，担心自己会做出“不该做的事情”，就无法发挥“玩耍”的精神。要么尽情玩耍，要么束手束脚，中间状态是没有的。艾伦.瓦兹说得好，理性的局限之内容不得自发自主。因此你必须承担说傻话办傻事的风险。鼓足信心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要知道，发挥创造力的时候无论干什么都不算错。错误根本不存在，胡言乱语与重大突破只有一线之隔。

现在来说说最后的因素，也就是第五大因素：幽默。我认为幽默在进化当中的主要意义在于尽快地让我们从封闭模式进入开放模式。我想我们都知道笑声能使人放松，幽默能增长人的玩心。但是当人们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每当人们迫切需要富有创意的想法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幽默往往会成为禁忌，因为正在讨论的题材非常“严肃”。这种事发生得太多太多了。我认为这种态度源于一条十分基础的误解：人们往往将“严肃”与“肃穆”混为一谈。比方说我们一帮人可以在晚饭之后坐下来讨论极其严肃的话题，例如下一代的教育，我们的婚姻，或者人生的意义。在讨论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有说有笑，而像这样说笑活跃的气氛丝毫不会影响话题的严肃性质。至于肃穆，我真不知道有什么用。肃穆有什么意义呢？我参加过的两场最优美的追悼活动都充满了幽默，解放了每一位参与者，活动本身不仅提振精神，而且令人块垒全消。肃穆只能助长人们的自负。自命不凡的人们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们的唯我主义会被幽默刺破——所以他们才会将幽默视为威胁。因此他们才会装模作样的假装他们在幽默方面的无能能够使得他们的观点更加可靠。其实他们的观点还是那副德行，只是他们自己的架势摆得更足了。 幽默是自发特性的关键部分，是玩乐心理的关键部分，也是创造力的关键部分。这三者都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因素，无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多么“严肃”。因此当创造了时空绿洲之后，想笑就不要憋着了。

所以女士们先生们，增进创造力的五个因素全都在这里了：空间、时间、时间、信心以及杰弗里.阿彻勋爵（笑声）。

所以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如何进入开放模式，唯一的另一项要求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智围绕着思考的题目团团打转。你当然会做白日梦，但是就像冥想一样，你总能把自己再拽回来。创造力最非凡的特性就在于此。只要你友好但坚持地将心思用在某个题目上面，早晚都能在无意识层面上去的成果，或许就是在过一会儿洗澡的时候或者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你就开窍了，新的想法凭空就出现了。

需要多少名上院贵族才能换一个灯泡呢？两个，一个把灯泡拧上去，另一个把灯泡拧坏。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业务经理呢？您能等一下吗？我们要研究研究。需要多少挪威——南斯拉夫——马耳他——荷兰——不好意思，我的笑话讲完了（笑声）。

哦！还有一件事，看见你们我就想起来了。我觉得如果有人陪你们一起玩的话，发挥创造力更容易。我总是发现，假如有两个以至于更多人陪着我将某个主意来回抛掷我总能产生更有趣更原创的想法，一个人闷头琢磨并没有这样的效果。但是这样做也有危险：假如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让你觉得不得不采取守势，那么你就会失去继续玩下去的信心，只能与创造力说再见了。因此一定要与你信任的朋友们一起玩。你也千万不要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决不能说“不行”或者“错了”或者“我不喜欢”，一定要保持积极态度，采取添砖加瓦的表达方式：“你看这样做会不会好一点？”“我不太明白，你能再解释一下吗？”“接着说……”“你看能不能……”“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建立尽可能自由的气氛。

有时候我觉得日本人在商界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本能地理解了如何创造性地发挥群体的力量。日本人开会缺乏结构的特色经常零西方人咋舌不已，但是或许正是因为缺乏结构，也就没有了时间压力，所以与会人员反而能够自由地发挥创造力解决问题。日本人有时候会很聪明地有意营造无结构环境，比方说坚持要求级别最低的人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样一来其他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与地位更高的人发生冲突。

还剩四分钟。需要多少爱尔兰——不好意思习惯了（笑声）。关于创造力我还有最后一点要说：创造力就像幽默一样。在笑话当中，当你将两套不同的参照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笑。比方说有个老段子，说是性态度研究的调查人员询问一位飞行员最近一次性交的时间。飞行员答道：十九五十八。调查人员知道飞行员普遍比较风流，于是奇怪地追问：你是说一九五八年？飞行员答道：不，十九点五十八分。这里的两套参考系分别是公元年份与二十四小时计时的表达方式，两套参考系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笑了出来。

产生新想法的原理也是这样。关键在于将两个此前一直相互分离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产生新的意义。将不同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并不困难。你可以将奶酪与摩托车结合在一起，将道德勇气与绿光结合在一起，将香蕉与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电脑能为你产生十亿种任意的结合但是这些全新的结合或者说并列只有在产生了新的意义之后才值得关注。因此你在玩耍的时候可以有意识地发明任意并列，然后依靠直觉来决定这些并列看上去是否重要。电脑做不了这种事。电脑能产生无穷的新联系，但是却无法分辨怎样的联系富有趣味。

当然，你一定会产生许多完全荒谬可笑的并列联系。这是好事！爱德华.德.波诺在《超越对错》一书当中专门提到了你可以通过刻意玩弄疯狂的联系来扩展思路。他将这些荒唐理念称作“中介性不可能”（Intermediate Impossibles）。正统的逻辑思考方式要求你走对每一步。爱德华.德.波诺则指出，中介性不可能的用法与这种方式完全背道而驰。中介性不可能无论多么荒诞不经都依旧可以用来当做正确理念的踏脚石。换句话说就是玩耍的时候不会犯错。总结一下：不知道如何着手或者卡壳的时候不妨将随便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让直觉告诉你哪个联系可能比较有趣。

我所有能告诉你们的、根本无助于你们提升创造力的建议就这么多了。我们还剩两分钟，所以我要讲一下真正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如何阻止你的下属发挥创造力。这种事是十分切实的威胁。因为我最清楚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多么麻烦，正是他们害得我们这些好断无谋的混蛋们不能提高办事效率。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鼓励某人发挥创造力，接下来他们就会闹得不可收拾，想出各种歪主意，扔出一大堆问题，害得我们下不来台。假如我们没有将这个烂摊子及早扼杀的话，早晚不得不通过讲道理的方式为我们的决定进行辩护并且分享信息——别忘了隐藏信息在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可以带来多么大的优势。

以下我就要介绍如何在你的组织当中压制创造力并且赢得尊重的方法。首先，决不允许下属表现幽默感。要将一切幽默都当做轻佻与悖逆的标志。而且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幽默肯定会等同于悖逆，因为其他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倘若采取其他方式，你肯定会像一吨砖头那样把他们活埋。我把话说清楚，一定要让幽默为你的工作方式造成的阻力与抵制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你就用不着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了。我非常肃穆地要求大家注意这一点的重要性。决不能让你的脸面沦为别人的笑料。

第二：不断打击其他人有助于使你自己感到举足轻重，因此不要放过任何打击雇员自信心的机会。检查工作就是很好的机会。利用你的权威毫不留情地指出一切你看着不顺眼的地方，只使用负面评价，绝不用正面评价加以平衡。要像学校老师一样发动无情的批评。要记住，表扬使人难以控制。

第三：时刻要求手下人积极做事。假如发现任何人若有所思，就要指责他们懒惰以及/或者犹豫不决。这样做是为了剥夺雇员的思考时间，从而使他们无法发挥创造力并且与你作对。时刻要求他们加紧步调，平时讲话的时候要大量使用与战争有关的比喻，营造长期性的高压环境、令人无法呼吸的焦虑状态以及危机感。简而言之，要让所有人处于封闭状态。

采用了这些方法之后，我们这些眼里不容沙子的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的组织当中无论存在者多么微少细小的创造力，都肯定来自我们的头脑。但是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否则你很可能重新陷入快乐、热情以及富有创造力的人们的包围当中，并且再也无法完全控制他们。所以一定要小心。谢谢大家，晚安。

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反思一下，我们居然需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倒是多么奇怪。我们已经生活在2007年了，今天在座的有些人专门从繁忙的生活当中抽出时间，不顾路程遥远专门赶到了这里开会，会议主题则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信奉想象当中的神灵的世界里，怎样才能最好地生活下去。我们这种做法居然还有必要实在令人诧异。美国目前有三亿人口，美国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史无先例，但是我们的影响力正在遭到逐步蚕食，因为两亿四千万美国人认为耶稣会在人类纪元终了之际满血满魔地回归人间。我们当然可以质疑真心信奉这一点的人数未必就有声称自己信奉这一点的人数那么多。理查德与克里斯托弗对于此类民调结果向来抱有乐观态度，认为民调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人们的私密想法。但是我们的邻居总会不出所料地信奉此类信念，而他们的信念对于公共讨论、公共政策、科学教育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即便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主张者真心相信此类理念，问题依旧非常严重。

我并非总能置身于像今天这样绝大多数在场人员都肯定会认同我的宗教理念的房间里（笑声）。面对着你们这样的听众，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向着无神论的雄狮投掷鲜肉，要么将对话向前推进一点，谈一谈我们未必意见一致的问题。我决定冒着败坏气氛的风险采取第二种策略，谈一点在目前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

鉴于上帝存在证据的缺失，鉴于在宗教时代繁盛不已的愚蠢与苦难，无神论似乎是唯一合理的立场，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或许是所有人——也全都骄傲地采取了这一立场。我认为使用“无神论”这个词是一个错误，而且伴随着不容忽视的代价。对于这个问题，我既有哲学层面的顾虑，也有策略层面的顾虑。我的立场可能令你们感到意外，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只是总有人要求我作为无神论者进行演讲而已。《信仰的终结》一书是我截至目前为止对于宗教发动的最有力的攻击，但是全书当中都没有出现“无神论”这个词。在《致基督教国家的一封信》当中，我辩称我们根本不需要“无神论者”这个词，就好像用不着发明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不相信占星术的人们一样。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要使用“非占星者”这个词。

假如与占星术的比较在你们看来过于牵强，那就想想种族主义好了。在美国，种族主义是恶劣且难以克服的社会顽疾，足以与任何社会问题相提并论。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看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针对黑人施加私刑的照片。整个村镇倾巢而出，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汇聚一堂。律师、医生、报社主编、教会长老，偶尔甚至还会有参众两院的议员莅临现场。在欢腾喜庆的气氛当中，一位年轻的男性或女性将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惨遭折磨而死，尸体还会被高挂在树枝上或者路灯杆上。看到这些照片之后，你很容易就能感到照片仅仅传递了这场大恐怖的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这些彬彬有礼的人们在任何其他方面都举止正常，而且很可能笃信宗教。可是他们却能毫无芥蒂地将受害人的尸块带回家中当成纪念品在亲友面前传看：牙齿、耳朵、手指，脚趾，等等。他们甚至还会将这些纪念品摆放在自己的办公场所。当然我绝不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经彻底摆脱了种族主义。但是任何认为种族主义没有遭到削弱的人们肯定忘记了或者说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曾经多么严重。

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对抗种族主义。我们将三K党贬损成了社会边缘的非主流群体。我们掀起了民权运动。我们改变了种族讨论的谈话框架。主流报纸已经不会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明目张胆地宣扬种族主义了。但是在这项进程的参与者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呢？我能加入“非种族主义者阵线”吗？贴标签与压担子其实是一回事，尤其是在被贴上标签的事物根本就不是个事的时候。我认为无神论根本就不是个事。就好比“非种族主义”算不上哲学类别一样，无神论同样算不上哲学类别。无神论不是世界观，但却总是被人当成世界观并且因此而受到攻击。我们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命名方式并且以此自居，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误解。

接受标签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成边缘化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性情乖戾的亚文化集团，整天窝在酒店大厅里开会（笑声）。我决不是说这样的会议无关紧要，否则我今天就不来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哲学层面上犯有混淆视听的错误，在策略层面上则犯有落入陷阱的错误。我坚信，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其实跳进了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里，而且还是双脚并拢蹦进去的。令我感到万分荣幸的是，我与丹、理查德以及克里斯托弗经常被别人一并点名抨击，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人的肩膀上长了四个脑袋一样（笑声）。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新无神论”与“激进无神论”所引发的争论一直被别人用来遏制我们对于宗教的批评，我们的对手可以直截了当地将我们的质问拒之门外而不必承担回答问题的责任。

我认为，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谈话已经在无神论的旗号之下遭到了成功的边缘化，并且还将继续遭到边缘化。所以我现在要进一步说明这项煽动性的建议：我们不应当自称无神论者，我们不应当自称世俗主义者，我们不应当自称世俗人文主义者、自由思想者、理性主义者或者反神论者，我们不应当用任何特定的头衔来称呼自己。在余生当中，我们都应当保持低调，仅仅将自己当做正直诚实的好人，将摧毁坏理念当成自己的职责。碰巧的是，宗教当中的坏理念特别多，因此处于实际需要我们将会继续批评宗教，仅此而已。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人类的所有思想体系当中，唯有宗教会将坏理念持久地置于免于批判的地位，而且这种做法还会被视为信仰的体现。因此处于实际需要我们将会继续耗费大量时间谈论宗教。但是我们不应当借助我们的反对派来给自己命名。

我的观点在实际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除了以后开会的邀请信笺要更改信纸抬头以外（笑声）？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自称无神论者，而是应当主张智识层面的诚实与理性。当我们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与宗教发生冲撞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冲撞的接触点永远都是特定的信念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宗教本身，因为宗教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大而化之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应当抢先指出各种宗教之间的不同之处。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这些不同之处表明一切宗教全都要依赖先决条件才能存在，因此看上去全都很傻。我们不妨想一下摩门教的特色。在下一次总统大选当中，这些特色很可能将要造成一定影响。从客观角度看来，摩门教要比主流基督教更加脑残（笑声），因为摩门教本来就是基督教外加一套愚蠢的理念（笑声，掌声）。摩门教徒不仅相信耶稣将会重返人世统治爱与和平的千年王国，还相信在此期间祂至少要在密苏里州待上一段时间（笑声）。为什么这种理念使得摩门教在客观层面上比主流基督教更加不靠谱呢？因为无论耶稣回归人世的可能性多么大，耶稣回归人世并且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安营扎寨的可能性肯定都要更小（笑声）。假如米特.罗姆尼打算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我们就应该让他领教一下我们的怀疑有多么沉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应该与主流基督教的兄弟姐妹们形成合力，迫使他清楚表达自己的信仰。全世界都理应知道他的答案，而且即便对于绝大多数按照圣经字面意义信奉上帝的人们来说，他的答案也肯定会令人感到尴尬。

第二个关注宗教之间差异的原因在于这些差异关乎生死。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晚上都不会因为担心阿米什人而睡不着觉（笑声）。这并不意外。尽管我认为阿米什人拒绝子女接受充分教育的做法无异于虐待儿童，但是这些人很不可能劫持飞机冲撞建筑。我们身为无神论者在谈论伊斯兰教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基督徒经常抱怨，无神论者或者说世俗媒体每次讨论伊斯兰教的时候都要把基督教拉出来陪绑。“他们有圣战分子，我们有杀害堕胎医生的凶手。”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们的基督徒邻人们——即便是最疯狂的那一部分——的确很有理由感到愤慨。就目前而言，伊斯兰教的确要比基督教更加吓人，对于人类苦难也要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上一次基督教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必须指明这一点。

你们可能记得托马斯.弗里德曼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当地有些逊尼派武装人员正在与美军一起对抗圣战分子。弗里德曼询问一位逊尼派武装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最近看到一位基地分子砍掉了一个八岁女童的脑袋。因此他认为与美军合作是两害相衡之后的合理做法。即便是逊尼派武装人员也会在比较疯狂的伊斯兰教理念与全然疯狂的伊斯兰教理念之间划清界线，划界的颜料则是无辜女童的鲜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正是希望的基础。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确定界线那边都是些什么东西。

文明世界与半文明世界此刻正面临着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全然疯狂与野蛮，还有好些主流神学为其撑腰。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在讨论伊斯兰教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曲解了问题。“一切宗教都有极端主义者”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有极端主义者，有些宗教从来都没有极端主义者。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年轻英国穆斯林希望生活在教法管理之下，并且主张一切退出伊斯兰教的人都应当以叛教罪名遭到处决。68%的英国穆斯林认为侮辱伊斯兰教的人应当遭到逮捕与指控。78%的英国穆斯林认为绘制先知的丹麦漫画家应当接受刑事起诉。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文明社会的组成基础。 这些定居在西方的穆斯林群体当中传出来的报道理应令我们感到忧心。任何因为宗教而导致的其他担忧还要往后放一放。

在这样的时刻，无神论实在不是一件足够精密的工具。请想象一片由人类谬见与愚蠢组成的地形，无神论使得我们特别专注于这片地形的一小部分。这里有峰有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景色。我们如此关注这片与上帝信仰相关的区域，然后无神论就把这片区域抹平了。因为身为无神论者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反对一切宗教——或者摆出一副这样做的架势。这样做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还践踏了许多好人对于我们的信任，而这些人原本很可能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认同我们的观点。我决不是说我们应当放过信仰这个宗教理念的核心。我以前写文章用得都是“科学必须摧毁宗教”这样大开大合的标题。我依然还是当年那个人。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永远不应当忽视各种宗教之间的有用差异。

自称无神论者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每一位宗教信徒都认为自己能一举驳倒无神论。我们全都听说过类似的论点，只要我们继续自称无神论者，就将会一直听下去。例如“无神论者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 ，或者按照里克.沃伦与我在《每周新闻》节目上辩论时所说的那样，像他这样理性的人“没有足够的信念来成为无神论者”，因为宇宙居然可以不借助造物者而自行出现实在是最为过分的主张。当然，这些论点用来捍卫任何具体的上帝概念都不值一驳，我们也都知道怎么应对这些论点。我们有罗素的茶壶，有成千上万已经死去的神灵，如今又有了飞天面条神教。飞天面条大神的不存在同样无法证明，但是任何人都同意信奉飞面大神纯粹就是搞笑。问题在于我们不得不一遍遍重复这些论点。

同样死缠烂打的论点还有“二十世纪最可怕的罪孽”。“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布特意味着无神论的终局”这个论点我们还要应付多少次呢？这个迷因不会就这样消失。我在《信仰的终结》一书中专门批驳过这一点，但是随后立刻就有人在书评当中又把这个论点抛了出来，就好像我什么都没说一样。于是在《信仰的终结》的平装版的编后记当中我又将这一点再度批判了一次，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于是冒着令所有人感到厌烦的风险，我在《致基督教国家的一封信》当中又提了一遍。理查德在《上帝的幻觉》当中提了一遍。克里斯托弗在《上帝并不伟大》当中尤其有力地阐述了一遍。如今我认为，只要我们自称无神论者，这个论点就会阴魂不散地继续纠缠我们，而且这个论点很能说服自由派与温和派信徒，偶尔甚至还能说服几位无神论者。为什么别人画个圈子我们就非得老老实实地站在里面不可呢？为什么我们非得呆在有神论宗教理念体系挖的陷坑里面呢？简直就好像我们的对手在辩论开始之前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了个人形，而我们则自觉自愿地躺进去模仿死尸（笑声）。

我们不妨想象，假如我们抛弃“无神论者”的头衔，转而使用“理性”或者“证据”一类的词汇，结果又会如何呢？有什么论点能反对理性呢？当然总还会有这么几个人咬紧牙关坚称理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启蒙运动是个失败的项目。但是真正敢于公开反对理性的人即便在原教旨宗教信徒当中也十分少见。事实上原教旨主义者往往以理性卫士自居，并且认为信仰上帝正是理性思考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信仰构建在不可靠的证据之上。理解世界运作方式的欲望很难驳倒。只要我们仅仅代表这种欲望，我们自然也很难驳倒。而且这种欲望很难说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专利。怀有这种欲望的人们并没有组成某个俱乐部或者联盟。我认为摆出一副打算这么做的样子反而削弱了这种欲望的力量。

关于无神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与许多宗教传统的核心体验有关，尽管未必所有的宗教都有过此类体验。这种体验经常被人称作“灵修”或者“神秘主义”。你们要是看过《信仰的终结》，就应该知道我与丹、理查德以及克里斯托弗在这方面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这里我有必要花点时间谈一谈这个问题。尽管我经常使用“灵性”与“神秘”之类的词汇，并且不辞辛苦地从这些词汇上拔除了形而上学的皮毛，但是我所收到的许多邮件依然表明你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觉得我对于这些题目的兴趣很成问题。

首先我要描述一下我所要谈论的普遍现象。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文化出身无关紧要，总之有一天他意识到人生很苦。他注意到，即便在最好的时光里——身边的亲友全都身体健康，没有打算入侵的敌军，冰箱里放满了冰爽的啤酒，天气晴好不冷不热——即便在一切事物全都无比顺利的时候，他依然会意识到，在注意力的层面上，他正在一刻不停地寻求快乐，只能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我们全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我们追寻令人愉悦的景色、声音、味道、感官刺激与态度。我们成为了艺术、音乐与文学的鉴赏家。但是我们的快感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经常地重温这些快感而已。

职业上的成功确实能带来令人心醉的鲜活快感，足足能维持一两个小时，甚至整整一天。但是很快就会有人询问我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你还有进一步的打算吗？我敢肯定，史蒂夫.乔布斯发布iphone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会有人问他，“能不能把这东西的尺寸改小一点？” （笑声）请注意，无论之前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很少有人会在春风得意的关口这样说：“我收工了。我所有的人生目标都已经实现了。接下来我要坐在大家面前日复一日地表演吃冰激凌，直到寿终正寝为止。”（笑声）即便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对于快乐的追寻还在继续，驱赶无聊、不满与疑虑的努力还在继续。就算没有别的问题，亲友的死亡与离去也会经常性地侵扰最令人满意最井井有条的生活。

有鉴于此，有些人开始考虑是否存在某种不一样的、更深刻的幸福，不必依赖重复体验快感以及回避痛苦就能获得的幸福。时时刻刻都能将最喜欢的美食塞入口中，或者所有亲友都在身边，或者手中捧着好书，或者周末有特别的安排，幸福究竟能不能不依赖这一切而依然存在呢？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在欲望得到满足之前就感到幸福呢？有没有可能面对人生无常与生老病死的侵扰依旧保持幸福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一直游荡在每一个人的意识边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且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不”——不，没有什么事情比追寻满足更加深刻，没有什么事情比反复重温感官、情感与智识层面的快感更加深刻。许多人都认为人生无非就是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直到无路可走为止。但是还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开始考虑是否存在另一套可行的策略。而他们当中又有很多人是被宗教引领上了这条道路。佛祖、耶稣以及类似角色的事迹与文学记载为他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采用了名为“冥想”或者“沉思”的内省策略，借此训练自己的注意力关注时时刻刻的存在体验，因为他们想看看究竟是否存在更深刻的幸福基础。他们甚至会经年累月地呆在山洞里或者其他与世隔绝的场所。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实验逻辑如下：假如的确存在不依赖快感重复的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就应当在一切显而易见的快感来源都被剥夺之后显现出来。就算某人呆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心或者岩窟深处也应当能够体验到这种幸福，就算某人拒绝了初恋的求婚并且抛弃了一切身外之物，就算某人置身在极其无法满足日常欲望或者志向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体验到这种幸福。

这种做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于登天。比方说单独拘禁——这其实正是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做法——即便在监狱里也被视为惩罚的手段。即便与杀人狂以及强奸犯一起受困于四面高墙之内，绝大多数人依然更偏向其他人的陪伴，而不是孤身一人在一个大号盒子里面消磨时光。但是千百年来的沉思者们始终都在声称，他们在十分类似单独拘禁的环境当中找到了极其深邃的心理福祉。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否自称无神论者，都要选择看待这项事业的方式。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一切关于冥想的文字记载都仅仅反映了心理病变、刻意欺诈或者宗教幻觉，要么千百年来的无数人都曾经在“灵修”与“神秘主义”的旗号之下获得过值得深究甚至有章可循的人生体验。

基于我们人的研究与经历，我可以断言确实有人通过各种传统冥想方式改善了自我理解与道德直觉，甚至对于主体性的本质都有了重要的领悟。将一切花里胡哨神神秘秘的修饰全部抛开以后，千百年来的沉思者们其实提出了以下主张：面对着下一个从神经系统当中浮现出来并且径直冲进思绪当中的念头，我们完全不必听任自己的生活受其摆布；我们完全不必非得一刻不停地与自己进行对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假如某人一边走路一边跟自己说话——即无法在他人面前施加自我审查——那么这个人大概患有精神疾病。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无声地与自己交谈——想啊，想啊，想啊，复习之前与别人谈话的内容，琢磨我们说了什么，原本应该说什么，接下来又应该说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心里想事情的时候不能出声而已。这种现象非常正常，就算是神智完全健全的人也会这样。但是千百年来的冥想者们却认为人生在世还有另一种活法。

当然我绝不想否定思考的重要性。我们显然离不开思考。思想是绝大多数文化、一切科学活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基础。语言思考是基本认知能力的基础，使得我们有能力形成集体、做计划、进行学习与道德推演。甚至自言自语有时候也很有用处。但是从冥想传统的角度来看——我这里将各种冥想传统极大地简化浓缩成为了一体，完全忽略了各种传统之间神秘莫测的争论——这个现象体现了我们无法将念头当做念头的习惯性失败，我们习惯于将自我等同于信马由缰的思绪，这一点正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之一。倘若有人能够打破束缚，就能赢得极大的解脱。

但是冥想者的主张也有问题：你不可能借用别人的冥想工具来测试这些主张，必须从头构建专属于你自己的工具。想象一下吧，假如每一位天文学家都必须自行制造望远镜，然后才能检视哪些现象值得研究，那么天文学想要成为科学学科一定会难上加难。倒不是说天空将会因此而不值得研究，而是研究本身将会非常难以开展。为了评断冥想者的主张，我们必须构建自己的望远镜。固然，我们确实可以依赖思考来评价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与哲学主张，并且合情合理地加以贬斥。但是假如要评断某种人生体验是否可能存在，如果可能的话又是否值得争取，我们就必须掌握相关主张所要求的注意力运用方式，哪怕只是片刻而已。

作为思想类别的无神论的问题之一在于，无神论几乎与“对于此类现象不感兴趣”是同义词。信奉无神论几乎就意味着对于佛祖或者耶稣的生平体验敬而远之。事实上在我看来，许多——尽管或许并非全部——无神论者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上述体验要么根本不可能存在，要么对人没有好处。还有另一种常见的错误，即认为无论冥想者获得了怎样的体验，都一定与我们其他人也很熟悉的体验大同小异，例如科学探索造成的惊叹，美学层面的心领神会以及艺术创作当中的灵感涌现，等等。 作为一名在这个领域略有研究的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假如某人经年累月地置身于独处的境地，每天花费十五到十八个小时进行冥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观察自我意识当中的内容，并且尽力不让自己迷失在思绪当中，假如他不读不写不说话，只是时时刻刻地密切关注内心当中思想与感觉的出现，那么他的体验肯定会使得绝大多数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感到陌生，除非他们也作出完全一致的努力。而且这样的努力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经验的可塑性与幸福的本质

因此除了向你们推荐这些体验以外，我还认为我们身为无神论者对于此类人类体验的忽视使得我们在宣传方面陷入了劣势，因为千百万人都曾经沉浸在这种体验当中，还有更多的人们曾经短暂接触过这种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发生的时刻几乎总是他们人生当中脱胎换骨的重大时刻。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体验与宗教的纠葛就对其不闻不问的话，那么我们看上去就会比最疯狂的宗教论敌更加不明智。

用J.B.S.霍尔丹的话来说，我不知道宇宙是不是“不仅比我们目前的假设更奇怪，而且比我们能够做出的假设更奇怪”。但是我很肯定，宇宙肯定比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为了推广无神论所呈现出来的样貌更奇怪。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倾向于让别人以及自己相信，我们正在大踏步地扫荡清除宇宙当中的一切神秘。但是作为理性主义者，我们很清楚神秘还将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很有理由认为神秘是人类生存状态当中无法根除的组成部分，因为无论我们对于宇宙有多少了解，我们都必须借助某些无法理解的基本事实去解释其他一切现象。这一点对于人生来说并不是问题，也并不能阻碍人们追求幸福。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一项任务：我们需要说服这个痴迷于神秘的世界相信，爱与好奇心的结合足以解决问题，任何人都不必依赖铁器时代的神话故事来欺骗或者吓唬自己。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我想不出还有哪一场智识斗争更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但是我并不认为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应当采取列队射击或者说排队枪毙的阵型，就好像无神论红衫军一样。

很有必要设想一下胜利之后的景象。我想再次采用种族主义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终于彻底消灭了种族主义，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个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会整天自称“非种族主义者”。在那个世界里，种族之间的区别将会彻底失去意义。假如我们打败了宗教并且赢得了这场意识形态之战，那么无神论的理念在那个世界里肯定很难理解，就像“非占星学”一样。我认为这样的未来绝对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事实上我相信唯有这样的未来才能确保人类这个物种的幸存。在那个世界里，相信或者假装相信某种没有证据的理念将不再成为人们相互夸耀的理由。但是我所能看到的唯一一条连接现在与未来的道路必须起始于彻头彻尾的坦诚以及主张智识诚实。而且智识诚实永远要比无神论更加深刻，更加持久，更加易于传播。谢谢大家。

以往我来开会的时候都会预先多少做些演讲准备。今年我就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要不然列一张清单吧。反正人类自从摩西的时代就喜欢列清单。所以我想今年来一个手工制作十诫。很不幸的是，直到开会以前我一共只想出来九条诫命（笑声）。所以说计划不如变化快啊。刚才我终于想好了第十诫。因此我终于凑够了十条建议。当年我为了制作我需要的东西而费尽气力，遭受火烧与刀割。要是当时就有人把这十条建议告诉我就好了。

第一诫：要制造。随便制造什么都无所谓。制造你想制造的一切——焊接、切割、雕刻。人类与动物相比有两个特别之处。我们使用工具，我们讲述故事。手工制作是这两者的结合。你讲述了一个故事，题目是你的欲望，是你想要的东西，是在你看来需要得到制造的事物。手工制作就是用工具来改善自身并且改善周围的世界。每当你制作一件新的物品，你都加入了最为古老悠久的人类对话。因此第一诫就是要制造，随便制造什么都行。这句话听上去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实际上却至关重要。

第二诫：偶尔也要制作一些能够切实提升生活质量的东西。可以是比起市面货色质量稍好一点的卫生纸托架，也可以是略微更好用的烤箱。制作一件每天都能用上的东西而不是完全没有实用性的东西，我简直没法告诉你这种感觉多么好。哪怕你仅仅制作了一个抽屉拉手，每天使用这个拉手的感觉依旧好得无法形容。这个把手也是一个故事。

今天在场的各位想必全都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我相信你们在参会的时候心里全都在想，“我要是掌握了这项技能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搁置自己的制造计划，因为我们不懂焊接或者木工。第三诫是现在就开始学。任何时候都赶不上现在。而且就用你手头现有的材料来学习。如果你想焊接一个车架，但是你既没有车，也没有焊枪，还没有架子，那就先用胶带与纸板进行模拟。湾区有个雕塑家用厚纸文件夹作为原材料制作了一具波音747客机模型，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东西了。

第四诫：要在具体项目当中学习技能。我就只会这么做。我需要一个目标，我需要“需要”某个事物。仅仅在我面前展示焊机的操作并不足以让我学会焊接。我必须要制作出一对金刚狼的钢爪，或者一把宝剑，或者一对高跷。一定要找到能让你对于某项技能产生兴趣的项目。

第五诫：要勤张嘴。要问问题，要向他人求助，要寻求他人的建议与反馈。在制作东西的时候询问反馈意见的确会将你置于很脆弱的境地。但是假如你能找到值得信任的人，还是要向他们寻求反馈意见。成年人最可笑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极少询问其他人“你觉得我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但是假如你能找到一位导师，或者某一位你很尊敬的人，那么明确询问他们的意见将会极大地增进你的领悟。这种事我这辈子干过几次，每一次都使得我对于自己当时的项目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第六诫是分享。关于分享经济的说法已经有很多了。我相信分享经济的核心思想在制造者大会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们在这里相互交换作品，相互交换知识。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世上最令我愤怒的事情就是某人制作了意见非常美丽的物品，但是别人询问制作方法时他却回答说“这是秘密”。什么秘密！你到底想保护什么？（掌声）谁也不会偷走你的技能，谁也无法打破你身为你自己的垄断地位。假如你认为你的技能使你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人，那你也未免太可笑了。所以一定要分享你的技能。因为当你将自己的技能传授出去之后，肯定会有人想出更好的改进方法，到时候你就能向他们学习了。

第七诫：一定要意识到灰心丧气与失败是任何手工制造项目的必然组成部分。不会有偶尔例外的情况。在任何项目进程当中，你总会在某个时刻感到灰心丧气，而且你肯定会失败。假如你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在你即将感到灰心丧气之前——因为你遇到了难题，你手头没有合用的零件，而且时间已经到了周日凌晨四点——你就已经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早上开工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困难，但是事情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的。想清楚这一点之后你就能继续进行下去了。这话我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无论我制造任何东西，当进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茫然无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对于面前的半成品充满厌恶。费德里科.费里尼甚至曾经表示，当他对于自己正在拍摄的电影感到恶心的时候，他就知道这部电影已经拍完了（笑声）。实际上随着百分之七十、八十与九十的进度标记被我甩在身后，我距离完工越近就会越感到害怕。我讨厌完工，我宁愿一直工作下去。为了寻找一个我从来没听说的零件在ebay网上不停搜索总能给我带来一阵阵内啡肽高峰。一路不停地一直工作到终点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假如你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机制，意识到了你会在哪里受挫，失败与沮丧就会成为你的朋友。你可以将它们请进家门。正念与冥想的部分要义就在于要意识到这些念头一定会产生，并且拥抱它们。我不想骗你们，就算你们能够做到这一步，灰心丧气的感觉依然很糟糕。失败很糟糕，割伤自己的手同样很糟糕。但是任何项目都免不了会遇到这种事。

第八诫：测量一定要精确（笑声）。……今天在场的年轻制造者们需要注意一下，假如两个部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叫做紧密公差；假如两个部件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叫做宽松公差。专家与新手之间的差距就在于正确应用紧密公差与宽松公差。我因为这个问题搞砸过许多次。仅仅在三天以前我还因为过度使用紧密公差而搞砸了一个项目。该紧就得紧，该松就得松，精确测量则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

第九诫：要为了他人制作。当我将自己制作的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那种快感简直无法形容。他们得到了我制作的东西，他们得到了一个故事，我付出了好几个小时的全神贯注才取得的成果落在了他们手里，成为了他们的财产。当然你应该认识到，送走自己制作的东西的确会令你置身于容易受伤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同时也非常神奇。所以你在制作东西的时候偶尔也要将自己制作的东西送出去。

第十诫：假如我能坐着时间机器回到过去，向年轻时候的自己提供一条建议，一定是这一条。我真心希望我在刚开始手工制作的时候就知道这条建议，这样我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与金钱，手指也不会被割伤这么多次。最后一诫：切割金属的时候一定要多用冷却液！（笑声）要记得低温金属要比高温金属更加容易切割。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本次演讲原本的题目是“如何实现潜能”。但是当我思考演讲细节的时候才意识到，实现潜能与获得成功未必是一回事。比方说有一位杰出的物理系学生，他抛弃了自己的实验室，转而加入法学院并且成为了一名金牌专利律师。投身于新职业的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即揭示宇宙万物的奥秘。但是从另一面来说，他的生活条件将会非常优渥。当然我们更熟悉相反的情况。比方说梵高与菲茨杰拉德这样的艺术家与作家，他们无疑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潜能，但是最终却赤贫而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两种情况的好处结合起来。我希望在今生——而不是来生——取得成功并且获得认可，同时也希望能够因为自己的工作与表现而感到满足，实现自己的潜能。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秘诀究竟是什么呢？顺便说一句，我们都知道商界的规矩：质量最好的产品未必是最畅销的产品。我不想故意触怒今天在座的听众们，但是只要想想苹果麦金塔电脑就好了。

那么，成功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四海皆准的配方呢？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每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成功所需的原料的确大同小异，但是我们需要自行调配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秘方。当我们检视历史上的成功故事时，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成功的不同定义。比方说六次夺得世界冠军头衔的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大名鼎鼎的苏联象棋界掌门人，恐怕也是象棋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成功秘诀就非常脚踏实地：卓越的才华、健康的体魄、坚强的神经、昂扬的斗志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托马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甚至还要更加平淡无趣：“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再看看公式的另一面。比方说亚历山大.普希金，俄国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公认的现代俄语之父。此人可谓是天才二字的人形化身，轻轻松松就能创作出最出色的俄语文学。他喜好寻欢作乐，还是个赌徒，平时的生活作风颇为邋遢，墨水撒的到处都是。他的成功秘诀也十分不同：天赋、幸运与阅历。这个配方对于他来说同样很管用。

在我们进行拣选并且形成各自的独特配方之前，我们应当学习信任自己的本能。因为在我见过的故事当中，极少有人将本能当成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在我所从事的象棋领域，本能就是一切。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象棋所包含的数学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所有可能的象棋棋局的数量是一后面加上一百二十个零，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自大爆炸创始宇宙以来的总秒数。在这片无垠的可能性海洋之上，人们如何才能保持航向呢？人类要如何对抗一台每秒钟能够计算千百万步棋路的机器呢？靠的就是直觉。象棋拼的是决策，而人类的决策机制从来不依靠计算作为最主要的工具。人类的思考靠的是百分之一的计算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理解力，依据本能寻找路径的能力，将值得比较的事项加以对比，将棋子的价值与棋子的位置进行对比，将棋子的位置与出招所需的时间进行对比。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遇到无法预知全部后果的机会，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直觉。

继续沿用象棋来打比方吧。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在于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在大赛前夕的准备阶段，能否做到这一点可谓至关重要。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不遗余力地研究对手，研究战场，研究奋斗路途的周边环境，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还要研究自己。研究自己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战场的选择还是战略的应用都必须基于我们对于自身优势以及劣势的了解与认识。这种认识绝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因为生活本身就一直在飞速变化，我们的对手也会学习我们的成功，并且试图超越我们。

回顾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因为未能正确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而导致惨败的案例。去年12月是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飞成功一百周年。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将近二百余名科学家与工程师试图发明飞机并且不幸丧生。莱特兄弟之所以能够在前人失败的基础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仅仅让飞机飞上天空是不够的，还需要让飞机在空中保持稳定，以免其翻滚坠地。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是人们还是不相信飞机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人们不相信飞机可以用来远距离运送货物与人员。人们对于飞机有朝一日可以飞跃大西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实际上，美国的科学群体也受到了这种悲观主义的感染。1910年，《美国科学》杂志这样写道：“认为飞机能够为全世界乃至未来带来革命，这是受到狂野夸张蒙蔽双眼之后才会有的看法。”结果到了1918年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体以及规模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却沦为了最后一个发展航空工业的西方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一步，多亏了一位勇敢且富有创业本能的工程师威廉.波音。

重新再来谈谈象棋吧。我们经常听到象棋被用来当做谈论一切事物的比喻。足球比赛是绿茵场上的对弈，身陷困境的政客被人将了一军，象棋的符号经常出现在广告当中。就算对于象棋游戏一无所知的人们也会本能地意识到这个游戏蕴含着怎样的复杂性与战略深度。因此我也不得不深入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我的优势在于我很有大局观，我能清楚地看到整个棋盘的态势与每一个棋子的走向，我应对局势变化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关注细节的能力并不强。因此我很幸运能够得到我母亲的帮助，她是我的象棋队的经理。当年我与阿纳托里.卡尔波夫进行车轮大战的时候，正是我母亲为我安排打点了一切场外事务。正是因为我相信我背后的支持团队得到了井然有序的管理，我才能放开手脚发挥全部潜能。

说到本能，我还想再用象棋举一个例子。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题目叫做《伟大的先辈们》。这本书共有五卷，也将会是我对于象棋运动的最大贡献，因为我希望通过研究每一位曾经的伟大棋手的个性与性格来总结过去二百年来象棋思想的持续发展。我在研究当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我借助电脑分析了所有这些棋局，希望能够彻底揭示象棋的真理，理解这些棋局的起承转合，为什么会在某一步出现错误，伟大的理念如何得到释放。我发现了什么呢？在这些棋局的最艰难时刻，当棋手们枯坐在棋盘边上苦思冥想的时候，这些棋手往往会凭借本能找出最好的应对招数。讽刺的是，在棋局结束之后，棋手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复盘，但是此时他们却会犯下更多的错误。能够摆布棋子的时候却犯错更多，这一点的确很可笑。这是因为他们的本能反应被关闭了。他们之所以在复盘的时候无法依赖本能，是因为此时此刻并不是追寻终极真理的高压环境，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令他们真正实现伟大境界的特质。因此我才相信我们必须时刻学习如何信任直觉。

现在让我们将成功的各个要素分解开来单独查看一下。首先是才能。如果没有才能，基本上什么事都办不成。我一贯相信人才无处不在。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前苏联时期——为什么苏联在象棋界如此成功呢？为什么象棋冠军基本上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呢？其他人都喜欢研究俄国的国民性或者具体棋手的生平经历，当然这些因素对于苏联称霸棋坛也的确有影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苏联棋手的基数更大。共产主义体制为孩子们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父母们只能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做文章。象棋就是出人头地的主要机会之一，此外还有芭蕾、音乐、体育或者基础科学。经商、从政或者从事法律工作都不可行。这样一来全国的能量全都集中在了这几个方向上。主管象棋的苏联官员将象棋当做彰显苏维埃在智识层面优于腐朽西方的工具，他们很乐意看到几百万儿童涌入象棋界，并且优中选优地拣选出卡尔波夫、卡斯帕罗夫、塔尔与鲍特维尼克等优秀棋手。相比之下，美国只能在东海岸的少数地区选拔新人，比方说三州区域来几个，芝加哥来几个，湾区来几个，旧金山来几个。最终有幸能赢得官方头衔的棋童人数充其量只有五万到十万左右。

再举一个更能令你们感同身受的例子。二十年之前网球运动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当然严格来说网球运动还是存在的，但是谁也不知道瑞士与网球的关系。或许是受到了鲍里斯.贝克尔在温布尔登取得的骄人战绩的激励，瑞士实行了一套寻找、选拔、培养以及促进网球人才的体制。十五年以后，瑞士已经成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网球大国。在玛蒂娜.辛吉斯与雅各布.赫拉塞克之后，如今的瑞士又有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罗杰.费德勒，或许是网球史上最完美的选手。成功的根本在于体制，在于选拔，在于提供机会。才能无处不在，不过我们需要去主动寻找。

讽刺的是，才能得到发现却未能得到认可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有几个可笑的例子尤其值得一说。每一个早慧的莫扎特都对应着一位遭到讥讽与奚落的贝多芬。贝多芬学艺的时候给海顿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留下了极差的印象，他们对于他的作曲才能根本不屑一顾。每一个优等生都对应着一个辍学的托尔斯泰。朱塞佩.威尔第曾经在1832年被米兰音乐学院拒之门外，可是当年那座学院如今却将他的名字骄傲地加入了自己的招牌里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898年报考慕尼黑科技大学未果，因为校方认为他毫无学术前途可言。自然，我们都知道这位“毫无前途”的学生在十七年后做出了怎样非同寻常的成果。

甚至还有更过分的案例：有些已经做出一定成绩的人才依然会因为非常可笑的原因而得不到承认。我这里想到的案例发生在1889年。曾经在好莱坞经典电影《公民凯恩》当中得到着力描绘的《旧金山观察家报》在这一年拒绝刊载了一位英国作家的文章。报社编辑向英国寄去了一封非常简慢的退稿信：“很抱歉，您显然并不懂得如何使用英语，本报并不是专供业余写手发挥的幼儿园。”十八年后，这位英国业余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仅仅得知才能的存在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寻找、选拔、培养以及促进人才的能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勤奋。爱迪生与“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已经人尽皆知了。爱迪生还说过：“我从未失败过，我只是发现了一万种不管用的方法而已。”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贝尔积攒了整整一摞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的每一次失败经历。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从如山的失败当中发现取得成功的关键点。美国众议院前任议长纽特.金里奇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坚韧不拔指的是你在已经完成了大量艰苦工作并且筋疲力尽之后咬紧牙关继续完成的艰苦工作。”坚韧也好，汗水也罢，都是成功的另一个要素。我们在学校里都曾经被迫努力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这么刻苦了。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用T.S.艾略特的话来说，“我们决不能停止探索。”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不会终止。就算我们曾经取得过成功，我们原本的优势也会因为停止学习而遭到消磨。

今天的所有成功人士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我将其称之为“过往成功的引力”。依赖过往的成功，躺在光荣簿上休息，这都是人性使然。但是反对我们的力量并不会睡觉，而且一有机会就会赶上我们。这里我要谈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曾经被自满的幻觉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过去的成功丝毫无助于我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且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85年我夺得世界冠军之后，我与我的导师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一起重新开办了他曾经执教的象棋学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也曾经是这座学校的毕业生。我们从苏联各地搜罗了许许多多天赋非凡的孩子。这批孩子当中有一位弗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他在1987年入学，当时十二岁。我和鲍特维尼克经常吵架，但是这一次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个孩子具有非凡的潜质。我们是正确的。这孩子成长了起来，我还与他共事过几次。

1995年，我要在世界冠军大赛上对阵印度神童维斯瓦纳坦.阿南德，过去十年里全世界最优秀的棋手之一。于是我邀请克拉姆尼克加入了我的团队。关于那场比赛我还要多说两句，因为那次我赢得非常艰苦。比赛地点是纽约世贸大厦107楼——这里还有一个很悲剧的巧合：比赛的日期恰好是九月十一日。当时我执白，朱利安尼市长走出了比赛的第一步。这场比赛非常艰苦，前八局棋全都以平局告终。我当时的压力很大，因为阿南德比我准备更充分，好几位我曾经的赞助人与教练都转向了他那边。我输掉了第九局，然后我在第十局展现了非凡的创新意识，动摇了阿南德的自信。第十一局我执黑，这一次我构想了全新的防御策略，彻底粉碎了他的自信。前九局我一局都没赢，但是后五局我拿下了四局。比赛结果就此敲定。但是我忘记了克拉姆尼克一直在我身边观察我，他记录了大量笔记并且详细分析了我的表现。

五年之后，我的对手换成了克拉姆尼克。我们要在伦敦争夺世界冠军的头衔。那一年我过的非常顺利。1999年到2000年上半年，我创造了我本人事业生涯当中最长的连胜纪录，或许也是象棋史上最长的连胜纪录。我得到了史上最高的评分，我赢得了这段时间内参加的所有锦标赛，而且我的棋艺表现也非同一般。我尽情挥洒着各种奇思妙想，无论是在开局，在中盘还是在残局阶段。因此当时我的确相信——其他人也都这么说——我战无不胜。这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努力。恰恰相反，我一直非常勤奋，精心琢磨了大量的全新招式，我希望将克拉姆尼克打一个措手不及。我相信我已经接受了足够的取胜训练。

但是克拉姆尼克是鲍特维尼克的好学生，也是卡斯帕罗夫的好学生。他研究了我的所有棋局，发现在这片烈火烹油的胜景当中依然存在着若干不那么好看的点位，有些局面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有些时刻我会松懈犹豫，有些情况下卡斯帕罗夫并不能一直发挥出最佳水平。因此他制定了一个了不起的策略：将我从舒适区里引诱出来，在我觉得不大稳固的区域与我交手。就好比有些排球球手喜欢在球网边上拼抢，另一位则在卫线上发球，等待对方出错。克拉姆尼克就选择了在卫线上出手。但是他也很聪明，知道我在哪些地方最容易出错，知道他可以在哪些区域证明卡斯帕罗夫并非战无不胜。这次比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十五局棋我一局都没赢，总共还输了两局。克拉姆尼克就这样夺走了我的冠军头衔，因为他的准备工作比我更充分。

当时我三十七岁，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极大的打击，但是我必须痛定思痛。我意识到自己有必要返回学校重新学习。我们应当放下骄傲向年青一代学习，否则肯定无法卷土重来。于是我就去学习了。我意识到了导致这次失败的全部原因，并且再次踏上了取胜的轨道。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在世界各地与克拉姆尼克对阵十一次，一局都没有输过。最终结果是十平一胜，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因为我的水平已经与过去很不一样了。我赢得了更多的锦标赛，并且维持了积分第一的位置。因为我相信我有学习的能力。就算要向年青一代学习我也不觉得丢人，这不过是又一个需要应对的挑战而已。

我在苏联时期曾经是苏联最年轻的象棋冠军，我曾经是青少年组的冠军，曾经是苏联象棋俱乐部内部的冠军，我还曾经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但是我现在的对手不仅年轻，而且年轻的可笑。我的某些对手甚至还没有达到合法投票年龄（笑声）。我刚刚从雷克雅未克赶过来，我在那里参加了一场锦标赛。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我的对手是一个当地的神童，只有十三岁。我心想：“他出生的时候我正在与卡尔波夫进行第五次交手呢。”这的确是个独特的挑战。象棋界的代际冲突可以产生伟大的结果。我们具有经验、见识与大局观，他们则具有无所畏惧的活力与咄咄逼人的闯劲。象棋运动的进步动力就在于此。

当然我们还必须谈一下幸运。我们全都相信运气的存在。我生于4月13日，也是象棋史上第十三位世界冠军，因此我相信13就是我的幸运数字。不过假如出现了与13相关的问题与麻烦，我肯定会将这种想法抛在一边。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自家墙壁上钉了一只马蹄铁。有一位客人觉得奇怪，就问他：“波尔先生，怎么你这样的人也会相信马蹄铁能带来幸运呢？”波尔答道：“我当然不信了。但是我知道无论我相信与否，马蹄铁都能带来幸运。”（笑声）运气的确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但是运气必须与我们对于出手时机的掌握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并且成为正确的人。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这的确是个有趣的巧合：越努力的人往往也越幸运。

但是就算将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我们依然需要考虑成功路上的障碍。就算我们拥有了取得成功的独特配方，依然无法消除障碍，因为其他人也想我们一样渴望成功。而且成功路上还存在着一座座高墙。我不得不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克服过很多障碍。我不仅要通向世界冠军的登顶道路上击倒卡尔波夫，还要克服妨碍我成为世界冠军的苏联体制。我必须感谢这些来自体制的阻力与强劲的拦路虎，因为假如没有它们，我肯定学不会斗争的真意。我第一次与卡尔波夫交手的时候一开始就连输五局，但是我依然扭转了如此不利的局势。这次比赛被叫停的时候我把比分扳成了五比三。第二次交手的时候我终于击败了卡尔波夫。我对抗过压倒性的强大力量并且幸存了下来，类似这样的经历只能使你更加强大。

我刚开始下棋的时候，不得不与地方棋联较劲。然后我又与苏联棋联以及国际棋联对抗过。最终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出在国际棋联身上，而是要归咎于苏联的体育界大环境。因此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直捣根源，根源就是苏联的政治体制。于是我做出了我唯一能做的决定，就是与这套体制作对，因为这套体制的弊端妨碍了我与其他很多人充分发挥自身潜能。

我们已经总结了所有这些因素。我们谈到了才能、勤奋、时机、幸运、障碍以及自我革新的必要性，谈到了重估自认优势与劣势的重要性。最后我想讲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帮助我养成了我自己的成功哲学。这也是一段与象棋有关的经历。1985年11月9日，我在第二十四局击败了卡尔波夫，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象棋世界冠军，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第二天，国际棋联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成为了第十三位世界冠军。正当庆祝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第九任世界冠军提格兰.彼得罗相的遗孀罗娜.彼得罗相走到了我身边。尽管当天的气氛非常火热，但是她却对我说：“加里，我真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已经过去了。”当时我还太年轻，无法体会这番话当中包含的悲哀智慧。随着年岁日增，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学习重要的一课。

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人还会实现自己的终极梦想。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过往成功的的吸引力的确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就此休息吗？不，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但是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到哪里寻找继续前进的信心呢？我相信，我们的创造潜能的极限并不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新的挑战。如果我们登上了一座高峰，凭什么就不能登上另一座高峰呢？假如接受的全新的强大挑战，我们可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与危险，我们可能会输掉一场战斗，或者干脆遭到压倒性反对力量的歼灭。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潜能，为了完成我们此生担负的使命，为了穿越迷雾重重的的地平线抵达最后的终点，这样的风险很值得承担。我的人生格言很简单：“舍我其谁？”谢谢大家。

首先我得说几句。我不是个职业怀疑主义者，而是个职业科学家。一般有人请我作报告都是要我对不懂科学的人谈科学，不过今天我却要对你们这些怀疑主义者谈怀疑主义。所以我想改一下今天演讲的题目，从“深入科学无知的探险”改成“一位怀疑者的心得”。之所以我自认为也和你们一样是一名怀疑主义者，是因为每每我在公开场合谈论科学都会有一堆人围着我问各种问题，从大脚怪到登月骗局，从满月婴儿到占星术等等。所以我对这些题目都有点研究。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我积累下来的心得。有些内容你们肯定很熟悉，不过我可以保证也肯定有些内容你们从没想过。

我是个科学家，所以今天我本来可以谈但是不想谈的题目有：在宇宙中搜寻生命、冥王星降级为小行星——这事也有我起的作用、大爆炸、暗物质、暗能量、哈勃、凤凰号探测器、卡西尼土星探测器、杀手级小行星等等。不过现在先切入正题。这场讲座没有主线，因为全都是心得。好吧？那我们开始。

UFO——有人说他们看见一个UFO。别忘了提醒他们那个“U”是什么意思！（笑声）不——明——！（Unidentified）“我看见一个UFO！”“什么样的？”“是个外星飞船的造型！”“你刚说了是‘不明’飞行物来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叫做“无知争辩”的非理性本能，一旦不知道就开始瞎编，编到最后你就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变成了无所不知。所以我每次遇到有人跟我说见到了UFO，我就让他形容这个UFO是个什么样子，说着说着他就要把“外星人”三个字带出来，这时我就说：“你刚才还说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着！”然后闭上嘴转身就走。

有趣的是，他们还会遭到外星人劫持。于是他们告诉你，“我让外星人劫持了！”你这时可以说，“不好意思，你的目击证词对我没有意义。”无论目击证词在法院里地位如何，在科学体系内它都是最低等的证据。所以你还得更给力一些。所以下次你就可以跟这些人说：“以后你要是再让外星人劫持了，四仰八叉躺在手术台上叫外星人捅来捅去的时候，你就冲外星人大喊一声‘外边有人！’趁他们回头的时候你赶紧从旁边抓个随便什么东西藏在身上。”（笑声）如果这帮家伙真的是从另一个星系飞过来的，那么不管你拿了个什么东西都绝对是地球上没有的。现在我们手里有的东西五年前就不存在。（拿出彩屏手机上下挥舞）十年以前我要是拿出来这个iphone准得被人当成巫师架起柴火堆烧死不可！（笑声）这个东西可还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产物呢。所以下次千万记着捎点什么外星玩意儿让我看看，不过在那以前别来烦我。

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我们还可以买书学习，书名就是《如何防范外星人劫持》（大屏幕上出现该书封面，笑声）。我买了，我读了，我领会了，所以直到今天外星人也没能劫持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能让外星人劫持一下挺酷的。我从来不反对外星人，我只反对你对外星人的描述。另外我最反对的是“脑残星人”（笑声）。比方说有一队外星人，搭乘飞船穿越千万亿英里的茫茫宇宙空间，穿越无数星系，结果一到地球就坠毁了！这种脑残星人见不见的都无所谓（笑声）。给我找个懂驾驶的外星人来！要是没有懂驾驶的外星人那你就给我哪儿凉快哪儿玩去。《第三类接触》里面外星母舰飞来了，地球人都知道这艘母舰穿越了浩瀚的虚空才来到地球，于是他们就在地面上点起了跑道灯。我说能够穿越浩瀚虚空的太空飞船肯定用不着跑道灯（笑声）。这都是脑子不清楚的表现。这里的外星人不脑残，脑残的是编剧。

阴谋论——阴谋论者总在话里话外承认自己的数据不充分。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就好了。“阴谋”就是数据不足者的战斗口号。你只要叫他们什么时候有了充分数据再回来就好了。这番对话超过五分钟就是浪费唾液。老话说得好，如果争论超过五分钟，两边肯定都是错的。

占星术——首先你找一屋子信占星术的人，再找来当天的星座运势图，随便找出一篇来朗读，然后问“我说得是谁？”，看看有多少人举手，一般会有三分之二的人举手。假如星座运势是真的，那么举手人数的比例应当保持在十二分之一上下。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测试。说理要费劲的多，比方说你出生时太阳的位置与两千年前发明黄道体系时太阳的位置不相符，而且黄道上一共有十四个星座而不是十二个，其中有一个叫蛇夫座，你们谁是蛇夫座的？（笑声）实际上太阳越过天蝎座之后在蛇夫座停留的时间比在人马座还要长。

满月婴儿——我个人的最爱之一。在有些地区，满月之夜的婴儿出生率会有轻微的增加。于是就有人说婴儿是被满月的引力拉出来的。（笑声）我认为这个问题或许还有别的解释。妇女的妊娠周期是295天左右，这不是从绝经算起，而是从受孕算起。那么一般来说两个满月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多长呢？29天半，乘以10就是295天。因此假如你的孩子是在满月之夜出生的，这只能说明你的肚子是在满月之夜让人搞大的。（笑声） 。当然满月之夜的浪漫情调的确不容忽视。

满月行为——大家都说满月之夜会使人发狂，因为满月能牵引潮水，潮水就是水，人体的成分主要是水，因此满月能够影响人。还是先算算账吧。算完了之后你再看，满月对你的颅骨的引力还赶不上枕头对你的脑袋造成的压力的一万亿分之一。可从来没听说过枕头会令人发狂的。这算什么？

再来说两句医学话题。这个话题简直令我无语。晚期癌症幸存者——某人被确诊为晚期癌症，大夫说你还能活6个月。再找别人去看看吧？请便。第二个大夫说你还能活5个月。第三个大夫说你还能活7个月。总而言之，再有差不多半年你就得死。结果呢？一年之后你没死。两年之后你也没死。五年之后你都查不出癌症来了。而你恰好信教，这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在祈祷，别人也一直在为你祈祷。这一来你很容易就会相信创造宇宙的上帝治好了你，而不是你连续碰上了三个二把刀大夫。（笑声）这一点太令我震惊了。美国医药联合会倒是有多大势力，居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诊断，说你要死你就一定要死。我给那些日后要当大夫的医学院学生上过物理课，我向你打包票，他们当中很有几个脑残的。（笑声，掌声）而且所有的医生都是同一套教学体系教出来的，所以就算你看过三个医生，依然只能得到一个诊断，区别仅仅在于作出诊断的具体个人那天早饭吃的好不好，心情有没有受到影响。

冥想悬空——先别笑，事实上没有任何物理定律禁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只要运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可以了。首先你要食用大量豆子罐头（笑声），根据我计算大概需要1000罐左右。其次你要有足够强健的肛门括约肌（笑声）来控制豆子所产生的甲烷气流。这样你就能在甲烷气体耗尽之前进行悬空了。这也是火箭升空的原理，当然火箭用的不是豆子（笑声）。

火星狂热——这事我有发言权。这件事开始于五年前的2003年。大家都知道火星和地球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有时离太阳比较近，有时比较远。因此当地球离太阳最远且火星离太阳最近时两者间距离最近。2003年，地球与火星间的距离是过去6000年里最近的。结果人们就只关心两个词：“最近”与“6000年”。于是就有人说，在那个8月的夜晚，火星的尺寸将会和满月一样大。这种说法甚至还上了报纸头版。头版新闻里说你在那天晚上也得戴太阳镜，免得被火星晃了眼。

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我们现在位于拉斯维加斯。西边在哪儿？（有观众指向西方）多谢——顺便说一句，我转向这个方向并不是因为对你个人有着特别的信心，而是因为还有另外二十多个人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笑声），我取了一个平均数。现在看好，“6000年来最接近”是个什么概念呢？（向西跳一步）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日本呢！（笑声）这的确是火星与地球绕着轨道转了这么多年之后最接近的一次啊！然后这个事就上了互联网。结果每年一到8月这个故事就会被人拿出来炒作一番，他们却忘了这个事原本就是6000年只有一回的，而且根本不算个事。

数字恐惧症——一提起来我就有气。这里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制造了ipod，发射了登月火箭的美国。可是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上80%的建筑都不在电梯里标注13层。 不光在纽约如此，就连我们这座饭店也是一样。我国人们居然会害怕一个数字！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快被吓死了！不光如此，我们还害怕负数。随便哪栋楼里都是5、4、3、2、1、S、SB、SSB等等，用一下负数会死啊！但人们就是害怕。我很担心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未来并不巩固。我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失败。

命名权——全世界任何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如何纪念自己的科学家呢？把他们印在钞票上，提醒所有人他们有多重要。可是美元钞票上没有科学家。的确，本杰明.富兰克林印在了100美元钞票上，他也的确是个科学家，但是从钞票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科学家，连个拴在风筝线上的钥匙都没有。要是美国人民能知道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那不是很好吗？如果能知道他发明了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器设备不是很好吗？如果能知道他往住宅与教堂顶上安装避雷针并拯救了大量生命不是很有趣吗？如果能知道当时有些牧师指责他“阻挠上帝意旨”（笑声）不是很好笑吗？

欧勒、法拉第、高斯、帕斯卡还有伽利略全都印在了钞票上，一英镑钞票上印的是牛顿。来看看高斯这张钞票，大胆的德国人竟敢把分布函数图印在钞票上！（掌声）什么时候美元上面也印上数学公式，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救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算了吧。

……

陪审攻略第一话——我整天都呆在学校里，因此挑选陪审员的那帮家伙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有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召唤。我住在曼哈顿下城，法庭离我家很近。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天体物理，课程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检视证据。在问答环节——在座的有律师没有？问答环节有个唬人的专业名词叫什么？对了，叫独立聆讯（Voir dire）。干嘛不干脆就叫问答环节？还不是为了唬人？太阳上的暗斑叫什么？叫黑子！又红又大的恒星叫什么？红巨星！连光线都逃不脱的区域叫什么？黑洞！宇宙起源？大爆炸！（笑声）我们搞天体物理的都是直肠子（笑声）。宇宙已经很复杂了好吧，我们不需要再披一层黑话的外皮来假装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实际上更困难。

在“独立聆讯”环节，律师问我，“你是个天体物理学家？你具体都干些什么？”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着。我说：“我们在地球上研究物理定律并将其应用在宇宙当中。”律师又问：“那你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教什么？”我说：“我教授评估证据的方法以及目击证词的相对不可靠性。”（笑声）五分钟不到我就被请到了大街上（笑声）。我一说自己理解如何评估证据他们立刻就把我赶跑了。

陪审攻略第二话——三年之后我也学乖了，再也不说我在学校教什么了。我又一次混进了陪审员的队伍，而且还入围了最后十五人。法官开始向我们宣读案情——这部分又叫什么来着律师先生？肯定又是个法语单词（笑声）——“现已查明被告人在曼哈顿上城持有2000毫克可卡因，罪行确凿。”我身边坐着保姆，坐着清洁工，总之都是一般老百姓。法官问我们对于案情有什么问题，我说法官阁下我有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被告的毒品持有量念成2000毫克呢？2000毫克就是两克嘛！一毫克就是一克的千分之一嘛！还不如一分钱硬币那么重呢！（笑声）法官说：“这个……这上面就是这么写的。”他连自己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这种念法误导性太强了，别人都会以为被告的罪行比实际上更严重呢。”于是我又被请到大街上去了。（笑声）不过这一回的好处在于我觉得自己成功影响了整个陪审团的看法（笑声，掌声）。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正式担任过陪审员。

数学常识——我见过报纸上有这样的大标题：“本区一半学校成绩在平均线以下”（笑声）。平均线好像就是有这个意义嘛。写这个标题的人根本不理解统计学。他想说的或许是“一半学校未能达标”。这都是所谓的数学文盲。类似的例子还有：“根据统计，85%的空难幸存者曾经在起飞时认真研究过紧急逃生门的位置。”你看了这条报道后就会想，这个比例看上去不错啊，我也想成为这85%当中的一员，所以你也会从前排飞机座椅的后背口袋里掏出安全须知来仔细看。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万一100%的空难遇难者研究过紧急逃生门的位置，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们都死了！所以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不知道死者干了什么，研究幸存者的行为就没有意义。

还有一条，“彩票是针对穷人的税负”，因为穷人花在彩票与拉斯维加斯上的钱在薪金收入当中占据了特别高的比例。不过我有不同看法。彩票不是针对穷人的税负，而是针对数学没学好的人们的税负（掌声）。最近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关于“次贷放款危机”的新闻，放债人穷凶极恶，经济不景气等等。可是为什么不说办理贷款的人不懂数学呢？他们不知道利率升高以后会怎么样。这也是数学文盲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数学就是抵御放债人的屏障。

接下来这条是杂志上的广告。做广告的是拜耳公司，杂志叫做《今日物理》。广告内容说的是如今科学家正在走入教室，激发儿童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广告词是这么写的：“现在轮到你了，”——顺便说一句，广告照片上是一个黑人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就是他们眼中学习有问题的群体，黑人和妇女。我心想，如今的美国总统是黑人还是女性来着？（笑声，掌声）*1* —— “你能让孩子们理解为什么轻的东西比重的东西下落速度更快吗？”（笑声）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改过来了。现在广告已经改成了“为什么轻的东西与重的东西下落速度一样快”。

小布什（笑声）——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就乱笑。我住在曼哈顿下城，与世贸遗址之间的距离还赶不上大楼的高度。911的时候我也在现场，这些照片是我从自家窗口拍的。可以看到北塔已经遭到了撞击，燃油已经着火了。燃油不是一下子着火的，而是要先流出来，和空气接触并且挥发，然后才会着火。911之后一周，小布什发表了总统演说，打算把我们和他们分开。他们是谁？他们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信徒。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神”——其实安拉、上帝、耶和华就是一个神，不过这点小事暂时先不用在意——“我们的神是命名群星的神。”他这是大略引用了创世纪里的说法。这是他在颁发总统科学奖现场的讲话。当时我也在场。我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奖章应该颁发给谁。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听我们的，这很好（笑声）。不太好的是，他的讲稿事先没给我们看。问题在于，三分之二有名字的星星都是用阿拉伯语命名的。我猜他肯定不知道这一点，知道了还这么说那就是说嘴打嘴了。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首先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加入委员会，所以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要不然我肯定不能把他放出来丢人。其次，为什么这么多星星都用阿拉伯语命名呢？这要追溯到耶稣纪年八百到一千年之间——不好意思，我用公元你们可能听着更顺耳一点。我无所谓，这就是个文化现象。我整天说“上帝啊”，也很喜欢韩德尔的《弥赛亚》，一点问题都没有。伊斯兰教怎么了？当时伊斯兰教势力占据着亚欧教会的十字路口。欧洲人正忙着把异教徒开膛破肚的时候，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与“质疑者”——当时还没有无神论者的说法——却在巴格达共聚一堂。他们在工程学、数学与天文学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代数（algebra），算法（algorithm），还有阿拉伯数字（Arabic numerals）都是源自阿拉伯语的说法。因为代数基本上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这样的大好局面直到十二世纪才急转直下。历史书上说罪魁祸首是蒙古人入侵，洗劫了巴格达的图书馆等等。但是史书往往忽略了另一股力量，就是这位艾尔-加扎利。他对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就相当于圣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的影响一样大。他整合了各种通行的伊斯兰教敬拜方式并且设立了一套穆斯林行为规范。他明确提出，玩弄数字是魔鬼的行径。他的哲学赢得了文化与政治两方面的力量，当时的整个阿拉伯数学界基本上都被他废掉了。伊斯兰世界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尽管同一时期西班牙穆斯林的确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这个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没能取得任何科学与工程学成就。

这也太悲剧了。别忘了全世界目前可是有十三亿穆斯林。这里是1900年到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列表。看看上面有多少犹太人吧，犹太人目前的总人口撑死也就一千五百万，但是四分之一的诺贝尔科学奖项都归了犹太人。再来看看中东穆斯林呢？一个都木有啊。唯一一个拿了物理学奖的穆斯林还是巴基斯坦人。如果你把经济学也算作科学，那么穆斯林得奖者的数目还能再多一个。但是两名穆斯林得奖者也还是仅仅占据了总人数的0.3%。犹太人获奖数量是穆斯林的八十倍，而人口只有穆斯林的八十分之一，这样算来在科学界的影响力就是穆斯林的六千四百倍。当然我为犹太人的成就欢欣鼓舞，但是我更为穆斯林的无所作为而痛心。假如今天全世界十三亿穆斯林依然像一千年前那样热衷科学，我们本应当取得多少尚未取得的科学发现啊！假如穆斯林延续了一千年前的科学传统，诺贝尔奖哪里还有别人什么事！但是当年的盛景已经消逝了。全世界都因此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考虑到我们至今依然在享用着千年前伊斯兰世界的遗产，这一点尤其可悲可叹。

时间快进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我想问的是，此时在美国遏制科学探索的力量是什么。结果我看到了这样的标语广告牌：“宇宙大爆炸？别开玩笑了”，落款是上帝。居然真有人愿意花钱树立这样的广告牌，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还有这张保险杠上的贴纸：“上帝引爆了大爆炸”。这是智能设计论的立场，把上帝放在了大爆炸之前。但是智能设计论不仅只是说说而已。2004年某款家用越野车的广告词原本是“适者生存”但是一年之后同款车型的广告就在压力之下改成了“宛如奇迹”。

智能设计论——我认为智能设计论遭受了一定的误解。我们拿杰出科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举例说明一下。他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奠定了地心说的基础。顺便说一句，almagest是阿拉伯语当中“至大”的意思。欧洲陷入黑暗时代的时候，这本书被保存在了中东并且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托勒密曾经这样写道：“当我愉悦地追踪天体往来运行时，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我站在宙斯面前，畅饮天庭的琼浆玉液。”在并不完全理解行星运行规律的情况下，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智能设计论主张，将天体运行归因于宙斯。相比之下伽利略对于自己的无知则要坦诚得多。火星的引力会牵引地球，金星的引力会牵引火星从而间接牵引地球。于是整个体系对于艾萨克.牛顿来说就变得极端复杂起来。根据他已经掌握的知识，这样的体系不可能长久保持稳定，必然要四分五裂。但是太阳系并没有四分五裂。与此同时他已经发现了任意两个物体相互作用的公式。他要怎样协调这两者呢？他说这要归功于上帝的干预。这就是所谓的智能设计论壕沟：牛顿达到了个人天才的极限，于是他就把上帝请了出来。

顺便说一句，牛顿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不过他到死都是处男，所以想不想效仿他全看你们怎么想（笑声）。当天才也是有代价的。后来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创作了《被发现的天上的世界》，他是那一代人当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一开始研究天文学，后来改行研究生物。他不理解生命的起源，于是又归功于上帝。接下来拉普拉斯接手了牛顿的多体相互作用问题，写了一套五卷著作《天体力学》，率先研究了摄动原理，即多个天体在一个主要引力源作用下如何运行。他解释了太阳系保持稳定的原因，比起牛顿又前进了一大步。拿破仑很欣赏拉普拉斯的工作。他不仅是我们所熟知的军事家与政治家，还是一位机械与物理领域的爱好者，因为他不仅要制造炮弹，还要知道炮弹会打在什么地方。拿破仑看完了《天体力学》后对拉普拉斯说，“先生，您的著作非常伟大，但是您为什么没有提到系统的建筑师呢？”这就是牛顿当年的说法。拉普拉斯说，“陛下，我的理论不需要这项假设。”（笑声）

最令我窝火的是，要是牛顿不拿上帝说事，原本很可能自己把摄动理论捣鼓出来。他可是凭空发明微积分的牛人，摄动理论不过就是微积分的延伸而已。牛顿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分分钟搞定摄动问题（笑声）。我对于智能设计论并不反感，也不反对别人相信智能设计论。但是我坚决反对用智能设计论来妨碍进一步的探索。我绝不想让信奉智能设计论的人来研究老年痴呆症的治疗方法。“不仅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老年痴呆症是智能设计的结果。”应该把这种人从真正干事的人群当中剔除掉。

愚蠢设计论——的确，宇宙当中存在许多美好事物，但是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同样数量众多的愚蠢设计。先看看人体吧，我们有白血病、血友病、镰状贫血、多发硬化、癫痫，帕金森氏症。我们的视力只能看到电磁光谱当中极其狭窄的一段，基本上和瞎子也没什么区别。假如我们能看见微波，那么手机就会像彩灯一样绚烂。人类的呼吸系统效率极差，吸入的大部分氧气又随着呼气排出去了。所以你用纸袋套住口鼻呼吸上十几分钟也不会窒息。我们不能感知辐射，闻不到一氧化碳或者二氧化碳——蚊子都能闻到二氧化碳！我的要求不高啊！还有，人类吃饭喝水呼吸都要应用同一套管道系统，结果年都难免有人噎死或者呛死。海豚都比我们强啊！海豚的呼吸道和食道是分开的，从来没有哪头海豚把自己噎死。

再来看看地球，火山喷发随随便便就能抹平一座城市，印尼海啸一下子死了二十万人。有美国人说，死得都是穆斯林，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那咱们就看看1775年的欧洲圣城里斯本吧，一个周日的早上十点，大家都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爆发了八点八级的大地震，绝大多数死者都死在教堂里。现代无神论运动就是由此发端的（笑声）。还有龙卷风，洪水，闪电，三分之二不适宜人居的陆地面积等等。人们都说地球是生命摇篮，但是有史以来绝大多数曾经出现过的物种都已经灭绝了。只要看看这些证据，你就会意识到地球时时刻刻都在打算要我们的命。

再来看看宇宙。绝大多数行星的轨道长期来看都不稳定，拉普拉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平均每七十亿年地球就要遭遇一次小行星撞击。宇宙正在陷入死亡。超新星爆发会烧毁我们的臭氧层。如果将“不利于人类”作为愚蠢的标准，那么整个宇宙都充斥着愚蠢。如果真有一位设计师，那么祂就不仅智能，而且同样愚蠢。肩膀的三百六十度球形关节就是十分智能的设计，我很喜欢。膝盖就做不到这一点。所谓的愚蠢设计就是我们两腿之间的那个器官。把排污渠与游乐场修得这么近只能是愚蠢的表现（笑声）。

宗教信徒——美国的宗教信徒比例是90%左右。具体相差多少对于我接下来的观点并无所谓，总之这个比例很高。那么受过教育的人群呢？本科毕业生、硕士生与博士生当中的宗教信徒比例大约是60%。重点在于这个比例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递减的。那么科学家又怎么样呢？大概是40%左右。其中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与天体物理学家的信徒比例较低，工程师与数学家的比例则较高。看上去科学家的40%与一般民众的90%相比还算好看，但是这个算法是错的。因为所有科学家都是本科毕业，所以他们的40%只能与学生们的60%相比。所以不管什么你是学科毕业，大学教育都能将你信教的概率降低一半。研究科学只是进一步起到了加成效果。再来看看精英科学家，只有7%的精英科学家承认自己在个人层面上崇拜上帝并且相信这位上帝会出手干预他们的生活。

过去几年里无神论越来越热。道金斯、希金斯与哈里斯的著作标志着现代无神论的起步。最近我在书店里就看见了一幕奇观，可惜随身没有摄像机不能拍下来。整整一个书架赫然标注着“无神论”的标签（掌声）！现在无神论书籍的数量已经可以独占一个书架了。不过我还是有问题。你可能受过教育，理解物理学的运作机制，懂得数学，理解数据与试验。然后你就找上一个从没接受过同样训练的宗教信徒，“你为什么信教？为什么相信不存在的东西？你的脑子有什么问题？”这样说太不公平了，而且还非常不体面。原因如下：直到科学家群体当中信教人数比例降到0以前，你都不能冲着公众指手画脚。国家科学院里的科学家当中尚且有人在个人层面上向上帝祈祷，我就认识好几个这样的人。而你却只想着纠正公众的宗教信仰，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好好想想吧！或许你本来就无法改变所有人。或许有些人的大脑结构天生就使他们无法成为无神论者。他们信教很可能是情非得已。而且由于你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恳请所有有志于纠正公众思想的人们，首先努力理解为什么会有7%的科学家信教。这个数字的确很低，但毕竟不是零，甚至都不是1%，而是足足有7%。十四个人里就有一个。国家科学院目前成员有900多人，按照这个比例向个人化上帝祈祷的科学家就足有六十五个。

科学课上教圣经——我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其实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国家的立国基础就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的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过上帝。这意味着任何人的神都不比其他人的神更高等。正是宗教自由几百年来吸引了这么多外国移民前来美国。我对于人们在教堂里的活动一点看法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胆敢冲进科学教室宣讲主日学校的教学内容，我一定要面对面地把你顶出去（掌声）。话说回来，从来没有哪个科学家闲着没事去主日学校砸场子的。你什么时候见过科学家们组织人手在教堂门外设立纠察线？科学一直以来都只想与宗教和平共处而已。所以宗教团体冲撞科学教室的作法很有问题，让我想起了十二世纪的中东与艾尔-加扎利，还有伊斯兰智识帝国的崩溃。我很害怕呀，我真的害怕美国会重蹈覆辙。

你们还记得泽西的那个案子吗？一位名叫马修.麦克莱尔的中学生上历史课，老师在讲台上说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真正救主，基督教是唯一真正宗教，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又指着班上的一位穆斯林女生说，她已经注定要下地狱了；他还说挪亚方舟上面装载着恐龙，大爆炸与进化论不科学，等等。马修把这些高论全都偷偷录制了下来，并且把录音交给了《纽约时报》，接下来这位老师就被人揭了个底朝天。然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吵吵什么“这是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侵犯”。我一般不喜欢掺和这些破事，光是研究宇宙就够我忙的了（笑声）。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人们忽略了关键的要点。我无视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真正救主、基督教是唯一真正宗教等等内容，只看“挪亚方舟上面装着恐龙”这句话（笑声）。我给《纽约时报》去了一封信，他们也公开刊登了这封信。

“致编辑：人们认为日前泽西某教师主张大爆炸与进化论不科学以及挪亚方舟上装载着恐龙的言论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原则的侵害。我认为本案关键并不在于政教分离，而是在于是否应当将对于科学一窍不通的无知蠢货从教师队伍当中踢出去。”（喝彩声，热烈掌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上帝——咱们来个一了百了吧（笑声）。的确爱因斯坦与上帝一直不对付。上帝的确不掷骰子。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问题上的确犯了错误。爱因斯坦的确经常谈到上帝，因此宗教人士特别喜欢把他当成自己人，毕竟爱因斯坦是个名人，而且聪明之极。这里是一封爱因斯坦的亲笔信，写于1954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你所看到的关于我的宗教信仰的言论全都是谎言，而且还是得到系统化重复的谎言。我并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而且从未否认过这一点，而是尽可能明确地进行了公开主张。如果说我的心里却是存在着类似宗教信仰的感情，那就是对于科学所能揭示的宇宙结构的无限钦慕。”下次再有人说爱因斯坦信教，就用这封信抽他们的脸好了。

我已经超时了吧（掌声）？容我先问问主持人。（主持人：“您接着说！”）那咱们就接着说（掌声）。

宇宙视角——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还不够多。所以请容我讲完，因为这个故事有寓意。这个数字是1，也就是10 的0次方。10的3次方是1000。公制里的公斤就是1000克。顺便说一句，美国的毒贩子早在政府之前很多年就全面采用了公制（笑声）。所以说公制的普及程度已经很可以了。我们的钱币尺寸用的是公制，汽车零件尺寸是公制，汽水也是公制。汽水全都论升卖，不论加仑。尽管很多人都老大不乐意，但是美国的确正在逐步接受公制。美国有上千座城市。

10的6次方是百万，也就是mega-。Mega在计算机领域曾经意义重大，现在你的计算机要是只能存贮一个mega的数据那就趁早淘汰掉好了。纽约有八百万人口。目前美国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0的9次方是十亿，也就是giga-。卡尔.萨根当年曾经极大地助长了这个词的名气。目前全世界有六十亿人口。但是天文学家的数量只有6000个。换句话说一百万人里面只有一位天文学家（笑声）。网上有一座衡量比尔.盖茨财富的电子钟，与微软股票联动，每天涨落起伏的单位就是十亿美元。他的财富大约在四五百亿美元上下。麦当劳自成立以来已经销售了一千亿个汉堡。一千亿个汉堡包是多少呢？我大约算了一下，把一千亿个汉堡包排成一条线，足以穿过美国，穿过太平洋，穿过亚洲，穿过欧洲，穿过大西洋，回到拉斯维加斯。然后你手头还能剩下一些汉堡包。剩下这些汉堡包还能干什么呢？还能像刚才那样绕地球51圈。然后你手头还能剩下一些汉堡包。剩下这些汉堡包还能干什么呢？你可以往天上摞，一直达到月球，然后再折返回来。这时候你才能用完一千亿个汉堡包。对于肉牛来说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消息（笑声）。

10的12次方是万亿。今年有人过31岁生日吗？那么你已经活了十亿秒钟了。我当年专门开了一瓶香槟来纪念自己的十亿秒钟，因为这可比地球绕太阳旋转的天数有意义得多。后者未免有些小家子气。冥王星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还没有绕着太阳转完一圈呢。假如31岁是十亿秒，那么你这辈子永远数不到一万亿，因为你要数上三万一千年。一万亿秒之前人类还住在山洞里呢。10的15次方是千兆。根据估计，自从人类诞生至今所有曾经出自人类之口的词语数量大约是十千兆。10的18次方是百京。一般沙滩上的沙粒数量就在一百京左右。10的21次方是十垓。这是宇宙当中恒星的估计数量。

人类在宇宙当中是唯一的吗？大概不是，除非你特别妄自尊大。看看人类的元素组成吧。假如人体是由某种特别少有的同位素组成的，我们兴许还算稀罕。但我们不是啊。宇宙当中最常见的元素是氢、氦、氧、碳、氮以及最著名的其他元素（笑声）。地球生命的主要组成元素是什么呢？第一位也是氢，接下来是氧、碳、氮以及其他元素。我们与宇宙的化学组成基本上是对应的。碳的化学性质如此活跃，以碳原子为基础形成的分子种类比任何其他元素都多。所以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复杂化学过程以碳元素为基础也就不奇怪了。科幻小说里经常设想硅基生命，因为硅在元素周期表上正好排在碳的下方。但是碳在宇宙当中的存量比硅要丰富五倍，因此根本用不着将硅基生命当做外星生命存在可能行的依据。

我们在纽约搞了一场太空展览，里面的展品显示了地球、太阳系乃至银河系在宇宙当中多么渺小。这次展览的主旨是告诉人们，我们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展览正式开门的第二周，我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某心理学教授。“我是社会心理学助理教授，希望与您合作开展一项研究工作。我的研究领域是与卑微感相关的心理活动。我最近参观了您的太空展览，毋庸置疑，太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大的卑微感与无力感诱因。”这个货之所以会在太空面前感到渺小，纯粹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毫无理由地自高自大。假如他真正理解我们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我们的渺小反而是一项值得庆祝的事实。因为正是由于人类心智有能力推导物理定律，我们才能理解自己究竟多么渺小。组成我的分子也存在于宇宙空间，组成我们所有人的元素都来自恒星。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受简直能打动灵魂。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人类，因此理应就是万物灵长，那你活该抑郁。你们都学过生物学。一厘米长的结肠里面就生活着一千亿个细菌。所以说我们这具身体究竟是谁当家呢？（笑声）

圣经——圣经里有一句话叫“温顺者必承受地土”。温顺一直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因为温顺的人不会轰炸别国城市。但是我查询了这句话的希伯来语原文，发现这句话的翻译有误。这句话真正的译法应该是：“理科宅男必承受地土。”（笑声，掌声）

临走之前的最后一个话题，1984年美国物理学协会也在拉斯维加斯开过一次会议。当时的报纸大标题是这么说的：“物理学家来了，赌场收入跌破下限”（笑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