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病斋札记 -- 古城老农

81.

　　98洪水，朱鎔基暴跳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而温家宝坐镇荆江，毅然决策不必破堤分洪。股市国有股流通，悬而不决，朱鎔基屡出壮语，而乍进乍退终不敢触犯，而温家宝借势而行，一朝解决。愚以此定两总理之优劣。

　　为天下任怨者，天下不怨，虽然，非有过人之识量，固不敢任其事也。

　　82

　　二流温峤常失色，下策阿奴用火攻。

　　种田陶令真高士，只赋文章不好名。

　　83.

　　君子取人之大节而不苛小过，故孔子为贤者隐；小人好诮人小节而自鸣其得意，故苏轼言苏武“不免为胡妇生子”，无耻之极，允为小人之尤。

　　84.

　　思归之士，最难驾御，盖其方寸已乱，情理不可喻也，名义不可折也，利害不可明也。瓜熟不代，而齐襄公丧身，驻扬不返，而隋炀帝被弑，强违其欲归之情，祸有不可测者。

　　诸葛公北伐，临大敌而仍使到期士卒回乡，非但不愿失信，而且深有知人料事之明。若强留此急于归乡之人，使其战则必奔，使其守则必溃，不若谴之而申信义。论者以为诸葛激将之法，不过以小智妄测大贤之举动，若士卒果然欢喜而去，诸葛公岂无术御敌而坐以待毙乎？

　　85.

　　齐奥塞斯库集底图内斯库与安东尼斯库于一身，有前者纵横捭阖、游刃大国的风光，也有后者日暮途远、死于非命的悲惨。实际上，二战前罗马尼亚从周旋各国到依附希特勒有其必然，二战后罗马尼亚从特立独行到倒向美国也有大势。但是，国家可以改弦易辙，个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却不行，他必须不仅为自己，也要为整个民族过去的错误买单。罗马尼亚可以倒戈一击，向德国宣战，而安东尼斯库个人不行；罗马尼亚可以倒向西方，反对共党，而齐奥塞斯库个人不行。

　　有极个别领袖人物个人可以完成这种变魔术似的转折，比如卡扎菲，也就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者，完全没有信誉了。

　　86.

　　列宁所无奈者，毕苏斯基之反苏；斯大林所无奈者，蒋介石之清共；毛泽东所无奈者，苏哈托之反华。此数人自有其理论足以自信动众，而且锐气锋芒，果于杀戮，略无忌惮，不尚空言，非夸夸其谈者，故以一代革命领袖之伟人，而束手无策。

　　87.

　　“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力源泉对有生命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逆转的程度。”——《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严重忽略了现代化对生命源泉（人）的巨大需求。一个现代化社会的个人，生活将明显紧张，而且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是一个不合格的，多余的成员。

　　88.

　　日本西南战争，西乡隆盛自杀，木户孝允忧死，大久保利通遇刺，维新三杰以尽，伊藤博文、岩仓具视以后起之秀执政。

　　岩仓具视曰：“学校之弊在于徒事空谈政论，或激起党派，成为物议集中之地。然而科学事业者，精密细微，难以速达。倘使青年之士折节而专心钻研，无有余力闲暇，则可使浮薄诡激之习暗自消除。故今宜专教以文艺与农工科学，初教农工之理，渐使其从事实科，以边学边干为课程。应以业成之后退而可获自立营生之道为目的。如此则空谈政论将不抑而自衰，盖地方若不提倡科学，则少年有才者反将竞为空谈政治之徒耳。”

　　伊藤博文曰：“现今之书生大都来自汉学门生，往往有动辄高谈政论，振臂论天下之癖”，“故其转学洋学，亦不能静心研磨，屈节从事百科，而投入欧洲政学之余脉，越发喜好空论，滔滔成风，以致空谈政治之徒充满都鄙。”

　　此二人之言，虽为当时日本而言，亦足以发人深思。日本百年兴衰之根本，其在此乎？

　　89.

　　日本人于细节严密，而于大局往往孟浪，轻于一掷，动辄以国运性命为赌注，有时全无胜算，只取败亡，形同儿戏。明治时前原一诚率百人起事，发布通告：“今将取道山阴，直趋阕下，精诚进谏，谏而不听，以死继之”，“倘若贼徒阻塞道路，不令吾等通过，则唯有踢开而过之。”不数日事败就缚。此等怪事，近代惟日本可见。

　　90.

　　日本人好赌命运，虽胜算不大，亦侥幸于万一；俄罗斯人好赌意气，虽后患无穷，亦快意于一时。哥尔恰科夫怨俾斯麦不报其支持之恩，与德国为仇；斯大林恨铁托不够顺从，与南斯拉夫交恶；赫鲁晓夫忌毛泽东，乃索债撤专家，中苏反目；今日普京断乌克兰天然气，亦重蹈故辙。

　　国家之交，亦如个人，数十年之培育，不敌一日之摧折。故君子慎交，尤慎绝交，纵绝交亦不出恶声，不愿增彼此之过也。

　　欧美坐视俄乌交恶，正待其决裂而后操纵，所谓分而治之也。

　　91.

　　资产阶级者，钱多到花不完之谓也；无产阶级者，钱少到无法支付必要开支之谓也；中产阶级者，钱刚好够现代生活所需之谓也。

　　现代化的社会就是其中大多数人拼命挣钱，同时又必须赶紧花掉，以保持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增长，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居主流。

　　92.

　　《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古人好养鹤，亦好听鹤鸣。卫懿公以鹤丧身，庄子之友杀不善鸣之鹤以款待，陆机将死而思华亭鹤唳，林逋梅妻鹤子。唯宋以后养鹤之风衰。

　　日本人闻风而起，将其天皇“玉音”称为“鹤鸣”。

　　鹤声之上闻于天，下闻于野者，以其清澈，不在嘹亮，若驴鸣犬吠，非不洪亮，而可以以为“上闻于天”乎？

　　93.

　　贺贻孙《诗筏》言杜甫有诗似诸家，唯无一似李白，李白亦有诗似诸家，唯无一似杜甫。

　　李白有无诗似杜甫，愚不敢断言，而言杜甫诗不似李白，大谬不然。李杜才气雄迈，皆为天纵，杜甫又深慕李白，其相似者绝不少。曾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一句，问他人作者为谁，不知者多言李白。杜甫生平坎坷，故后来风格不同，但绝非无一诗相似者。以愚观之，诗人天赋才气之相似者，莫过于李杜。

　　94.

　　近代国人学日本成风，虽相反亦相似。日本少壮军人之“二.二六”，逼政府侵华，张学良闻风而起，西安事变，逼政府抗日。

　　大浪淘沙，黄金乃现，同为东北军人，当时抗言抗日者，有何柱国之追随蒋公享受降之荣耀，有吕正操、万毅之投奔中共为开国之名将，亦有孙鸣九、应德田之为汉奸。

　　张学良复出，当年亲信孙犹在，而只言愿见吕正操、万毅，而无一语言及孙等。盖亦以吕万为荣，以孙为耻矣。

　　吕正操、万毅不必借张学良之威风，自为堂堂男子，张且以曾为二人长官为荣。若孙鸣九，一离张学良卫队团长之职，则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人中龙与地头蛇，当时谁能分辨？

　　95.

　　天堂和地狱往往是同一个地方，一些人的天堂常常就是另一些人的地狱。

　　96.

　　日本人好赌运气，俄国人好赌意气，皆非正道，亦尝自食其果，然而屡挫屡起，至今不失其富强者，何哉？盖其心术虽不正，而其气犹盛也。船山先生曰：“有死之心，乃有生之气”，人有生气，虽奸恶难治也，人无生气，虽良善无益也。

　　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云：“解鞘君前礼数工，出门双锷抽青虹。无端痛饮围炉醉，笑看仇人颈血红。”而王芸生叹曰：“中国幅员广大，没有气贯通着，便成许多块不相联系的碎土；中国人口众多，没有气蓬勃着，便不啻一群死人。日本地小人稀，但常笼罩着一种悲壮之气，中国便非其敌。”

　　97.

　　王芸生厌民国民风之文弱，曰：“我们不仅知书达理的士大夫阶级恹恹无生气，就连里巷草人也很少粗劲。”及文革起，民风悍而好斗，乃又不胜其苦。文人之叶公好龙，往往如此。

　　王芸生言民国外交，痛言国民党之“虚骄”，以为召祸之阶，然而其失在虚而不在骄，治病当治其虚而非治其骄，若以怯懦为医虚骄之方，正愈趋愈左。

　　98.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一般将其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和另一个民族被统治阶级的斗争。

　　这只能解释一些有限度的民族斗争。对于一些激烈的民族斗争，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想要压迫另一个民族，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而把另一个民族都变成被统治阶级。甚至当无法统治时，就将其整体消灭。

　　99.

　　张恨水言：“文章而言创作，非难。文章而续人之业，实难。何则？盖续人之作，我有笔墨，不能写我欲说之话，我有思想，不能发我欲说之主张。必以我之心，置人家心腔中，而代为思之书之发挥之，始得无咎。如此续书，能吻合原人之意，已觉不易，况传之后世，赚得天下儿女一副眼泪乎？高所续红楼梦四十回，其写王熙凤，史湘云甄香凌等人，虽未能合曹雪芹之原意，而宝玉之走，黛玉之死，袭人之嫁，宁国府之被抄，以及惜春一大部分人之下场，皆能与前八十回草蛇灰线之伏笔，水乳无痕。不但此也，其言语动作，甚至一小习惯，一口头语，亦莫不然。写贾政仍是贾政，写王夫人仍是王夫人，写宝玉等一切人物，仍是宝玉等一切人物，至其一样注重白描，犹余事也。然则其绞脑滴血，对前八十回之诵习揣摸，果至何等程度哉？

　　 其其之中，曹是否引高为知己，吾不得而知。若俞仲华之于施耐庵，关汉卿之于王实甫，则真应对高而自愧矣。人生得一知己难，求得为人一知己尤难。吾于曹高之事，不禁长叹焉。”

　　此言甚当，若以《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原作，则疑其与前不合，若以为伪作，则又疑其太合，故争讼百年而莫能定。

　　100.

　　船山先生言项羽能胜而不能败，故自刎于乌江，李存勖能败而不能胜，故梁亡而自灭。

　　其失不仅在两人而已，拿破仑百战百胜，征俄失利乃一蹶不振，蒋公抗战百折不挠，仓促受降而军民瓦解。其部下将卒，皆有责焉，一旦事变出于意外，则惊惶惊喜不知所以处之，方寸一乱，倾覆随之。

　　人之培育，首在其量。故曾子曰“君子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日本战国群雄并起，若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各显一时，终能定大业者，乃德川家康。德川曰：“人生如负重行远”，宜乎其终成大事。

101.

　　性寒味苦之草木，有毒者百无一二；剧毒之物，性热而味甘者，十有八九。明得此理，所得不仅在医药。

　　102.

　　骈俪有音韵之美，古文有流畅之便，文章兼二者之长者，惟有陆贽。自李唐以后，赞美之辞不计其数，然而我朝不知何故，未曾选其一文入语文教材，亦未尝于历史教科书一提其名，使其名不闻于儿童少年之耳，真堪遗憾。

　　人于故乡人物风土难免偏爱，船山先生以为李泌优于陆贽，亦有此病，盖邺侯曾隐于衡山，船山有私慕之情。实则宣公才识实不逊于邺侯，邺侯之圆通，宣公之方正，亦性情有别，非高下可议者也。

　　103.

　　没有戴高乐将军，法西斯也会覆灭，法兰西也将解放，但法国将不再是一个强国和战胜国；没有戴高乐将军，阿尔及利亚也将独立，但法国也将耗尽它的精力，失去力量和自信，不能成为欧洲的领导核心。远见卓识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趋势，而是在顺应潮流中争取尽可能的有利地位。

　　104.

　　企业家（或者叫做老板、资本家），其知识、资金、能力、技术、行业各有不同，但是精神则都是相似的。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上就一种进取精神，在任何顺利的时候不自满停滞，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不退缩放弃。正是这种精神使企业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人群。

　　105.

　　戴高乐将军说“如果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兰西”，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用的，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是无法长存的，一个民族不愿意伟大，就意味着灭亡。

　　但是，又有很多民族为追逐“伟大”而自我毁灭，不切实际与不思进取是殊途同归的两条绝路，此之谓“过犹不及”。

　　106.

　　在英语里，自由与免费是同一个单词：free，耐人寻味。

　　107.

　　有人以生命为文章，虽不留一字，而尽得风流，张良、管宁、岳云、李定国是也；有人以文章为生命，虽然未成一事，而笔下风雷，惊天动地，屈原、王船山是也；有人既成伟业高风，又作佳篇华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诸葛亮、刘琨、陆贽、岳飞是也。

　　若以生活为生命，以文字为文章，其生也苟活，无异于不生，其文也枯涩，无异于不作。

　　108.

　　南怀瑾自述为何应钦上将提包，洋洋自得，闭关辛苦数十年修炼得如此高人，哀哉。

　　109.

　　两端交争，势不两立者，未必有一正一邪，亦有两邪相争者也。杨国忠穷兵黩武以征南诏，白居易乃歌颂自残逃役之疲民；蒋氏窃大义以自大，李敖乃侮大义以跳梁。不可以为甲非则乙必是，两斥绝之可也。

　　110.

　　中庸者，合阴阳之道于一身而各用其极，故谓之太极，此圣人所不能也。张子房勇于刺秦，奋不顾身，亦功成急退，柔以全身；诸葛公高卧隆中，三顾后起，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武穆智足以料敌决胜，愚足以杀身成仁：此之谓中庸。

　　111.

　　中庸也者，无所不用其极而莫测其极，故曰“无极而太极”。

　　正用其极者，君子也；逆用其极者，小人也。当勇则怯，当让则争，当智则愚，当诚则险，汉奸买办之流，于洋人权贵，毕恭毕敬，于贫贱同胞，穷凶极恶。故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中庸者，反其道而行之之谓也。

　　112.

　　曹刿论战曰：“夫战，勇气也”，勇气者，敢死之气也。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无故谁愿舍生赴死哉？故有以名义激之，有以严刑畏之，有以重赏诱之，有以深情动之，古来用兵之术，一言以蔽之，使人忘其死而已矣。

　　113.

　　刘琨《与卢谌书》：“夫才生於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由专玩于於随掌，天下之宝，固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无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此乃见道明理，参透生死之言，非仅为辟老庄斥清谈也，然而寥寥数言，远胜俗儒千言万语之长篇大论。

　　114.

　　船山先生临终之笔《船山记》云：“严之濑，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与之清美之风日，地与之丰洁之林泉，人与之流连之追慕，非吾可也，吾不得而似也。”

　　以司空图与严子陵、林和靖并举，似非其伦：严林生逢汉宋盛世，“天与之清美之风日”，诚哉不谬，而司空图生于晚唐末世，战乱频仍，唐亡绝食而死，以此言相称，不犹过乎？

　　然而如曰船山之悲苦有过于司空者，则是也。司空所处之世虽乱，犹是故国，而船山青年亡国，毕生为明之遗民，则望司空亦羡慕而不可得，此其悲有甚于司空者也。

　　115.

　　刘裕代晋，徐广悲感流涕，侍中谢晦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广曰：“君为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

　　悲欢不同者，岂止此哉？岳飞之死，宋人落泪而金人酹酒相贺；南京之陷，华人悲哀而日人欢呼游行。

　　合乎情者合乎理，有不同之情，乃有不同之理，岂有情不同而能以理服之耶？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曰“人各有志”。

　　善辩者不争其理，而夺其情，伐国以攻心为上，育人以移情为先，功莫高于美风俗，罪莫大于败风俗，故阮籍、李贽、李敖辈终为千古罪人。

　　116.

　　诸葛公之星落五丈原，曹魏有拍手称快者，而后世无人不难过；岳武穆之命陨风波亭，金人有酹酒相贺者，而后世无人不伤心。

　　不知前者，不能明史实，不知后者，不能明史理。

　　117.

　　学者以实用为重，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玄虚之学，不可时习也；学者以创新为贵，故孔子曰：“温故而知新”，死板之学，不可知新也；学者以不好名为高，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好名之徒，惟恐他人不知。

　　后世所谓儒者，无此三病者，千不得一，尤其坐困六经，自诩为稽古，人讥为拾荒，而皆以孔子门生自居而不疑，哀哉。

　　118.

　　在互联网的排名中，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未来显然是英语和汉语的。

　　119.

　　阴阳并立而乾坤建，阴阳互生而互胜，故阴极则阳生，阳亢则阴长。

　　单立一极，非但不可持久，而且多生流弊：以道德为中心，则一切势必道德化；以商品为中心，则一切势必商品化。

　　120.

　　治世人皆有所畏，故董宣一纸书信，而大盗降散；乱极人皆无所畏，故今索马里、伊拉克，虽手持利刃机枪，而不足以威人。

　41.

　　经济学里讲成本，会计说的成本只是经营成本，而所谓机会成本的概念也不清楚。实际上，对于一个个人或者企业而言，很麻烦而又难以估量的的是另外两种成本：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进入成本是准备进入某个行业或领域而进行的无法获得正常回报的投入，退出成本则是一旦退出某个行业或领域而造成的额外损失。一般人们难以进入或者退出的原因，就是这两种成本太大，难以承受。资本市场的发达，交易成本的降低，之所以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两种成本。

　　42.

　　林彪说：“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它是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

　　林彪对社会科学主张不一定需要完整系统学习，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可能还不够，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分成一些彼此可以独立开来的体系的，数学里，数论与代数、几何就是可以分开的。他的观念里，还是把自然科学理解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其实并不是。

　　43.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把孙大圣视为除妖降怪的象征，假借他人之形以害人者谓之妖，白骨并不可恨，变化为少女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才可恨。

　　不过，有真则必有假，有仁义则有假仁假义，有君子则有伪君子，有科学则有伪科学，有共产党则有假共产党，有孙大圣则有假美猴王，惟妙惟肖，难分难解，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尚难分辨，况肉眼凡胎乎？毛主席以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料有六耳猕猴者也乘势而起，称造反，说革命，借端生事矣。

　　44.

　　《宋史.张咏传》：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来谒。阍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邪，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别去。后一月而咏卒，年七十。赠左仆射，谥忠定。

　　《戴高乐将军之死》里也记述一位法国元帅，戴高乐将军的老战友，晚年给将军写信说：亲爱的将军，在我死之前，我想再见你一面。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知与不知，交情深浅轻重，岂在见面多寡哉？

　　45.

　　陈望衡以为中国文化特点为“崇阳恋阴”，愚以为见道之言。譬如草木，所崇者天日，故不畏艰险，执意上长；所恋者水土，故扎根盘固，叶落飘归。

　　不知崇阳，深藏于土而不出，非腐烂则冥顽；不知恋阴，飞扬于天而不下，非怪妄则空虚。

　　崇阳而不知恋阴，则为行空之天马；恋阴而不知崇阳，则为难雕之朽木。

　　46.

　　《孔子家语.六本》：子夏问于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诎，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

　　此语可为中庸之注脚，孔子能信能反，能敏能拙，能勇能怯，能庄能同，合而用之。俗儒求一“中”而固执之以为中庸，不为迂阔，则成乡愿。

　　47.

　　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

　　才堪惊艳人堪慕，理正词严大义陈。

　　皇天未许斯文丧，不在儒林在杏林。

　　偶然读清代名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大惊且喜，自初逢船山先生以来，未曾有也。其文说理精辟，立论严密，往往出语震人，细读豁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当之不让。较之有清一代所谓文章高手大家者，非但未见其劣，反有戛戛独高，鹤立鸡群之感。

　　文人多不学无术，既无根柢，又少历练，只以口舌伶俐，笔墨顺畅，驰骛声气，互相推奖垢詈，乃至立党标名，洋洋自大。观其声势，固将以为雄才伟人，读其文章，方知不过强噪不舍而已。虽然，毛主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清代文士之作，汗牛充栋，而百姓置若罔闻，任其虫蠹尘埋。徐氏之书，虽无著名作家之头衔，亦无无知后生之推戴，乃不胫而走，以至寻常百姓人家，往往珍藏。如曰斯文在兹，岂过高不当之评哉？

　　睹一徐氏画像，神采风度，凛然如生，殊非清人气象。而其临终之时，仍纵谈阴阳往复之理，谈笑而逝，非真堪破生死之关，断不能此。此等修为，纵异端亦当敬服，僧人所谓“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者，亦如此也夫！

　　48.

　　黄帝作《内经》，则黄帝本医生；神农尝百草，则炎帝本药农。赵宋之前，医药不分，则炎黄二帝，统为医者可也。

　　由此观之，上古之际，医药亦重矣，而炎黄以治病之道治国，其由来尚矣。盖医政之道，皆通天彻地之学，非偏执一端可奏效，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也。

　　中华三代以上，号称圣人者，几未有若他民族擅长杀伐之英雄：伏羲、祝融，皆发明家；夏人之祖大禹治水之工；周人始祖后稷乃种植之农；若擅长打斗之蚩尤、后羿，皆不足以为领袖。唯殷人之祖成汤，仿佛一长于战胜之军事家，故三代之风，唯殷人尚武好战。《诗三百》，有杀伐之音者，《秦风》与《殷颂》而已。

　　尧舜垂拱而治，禅让无私，孔子称焉。然尧舜似无实学，仅以言行垂训，后世独尊儒术，则后世竞于文字，争于道德，荒废实学，不讲物理，非三皇五帝之至德也。

　　49.

　　毛主席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佛家则以为爱恨喜怒，皆人自取，证得菩提，烦恼都消。

　　爱恨固然并非无根，却也不是全都自觉。年少识浅，气盛心躁，喜怒尤易为人操纵，亦有心机深险者激怒取悦，从中谋私。唯养气明理，不轻动于喜怒，喜则诚喜，怒则诚怒，悲则诚悲，怨则诚怨，非浮动于物议者也。

　　世上不少哀怒因人者，不知其哀怒所从来，此之谓心死。

　　50.

　　徐灵胎言国运关乎疾病，非尽妄谈。国兴则气盛，民气亦旺，小病不伤，大病难死，譬如精壮年少，血气方刚，虽中刀枪，血肉模糊，终可痊愈。国衰则气衰，民气亦衰，小病则伤，大病不起，譬如龙钟老迈，气息奄奄，一有跌挫，百药莫救。

　　国运盛时民多气盛之病，好用清凉之物；国运衰时民多气衰之病，好用温补之药。观乎民俗之所好，则可察民气之盛衰。

　　洄溪先生平生最恶人参之类温补之物，盖有恶乎世俗衰暮之气，欲有以振作也。

51.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此言非知道者也：草木不因天高而不长，江河不因海深而不流，人不因学海无涯而不学。不长之木，谓之枯木；不流之水，谓之死水；不学之人，谓之愚人，皆自弃于天地者也。

　　52.

　　六味地黄丸源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于北宋钱仲阳《小儿药证直诀》，不过，一直以为专治肾病之用，并未泛滥。明末赵献可著《医贯》，阐发“命门”之说，以为两肾之间有命门，乃元气所出，人命所系。凡人病弱，皆源于命门有虚，只需以六味补阴虚，八味补阳虚，自然元气充沛，身康体健。

　　此说一出，则六味地黄丸无异仙丹，服之有病可治病疗疾，无病可延年益寿。然而赵献可人微言轻，流布未广，清初吕留良选评时文（即八股文教材，即如当今李阳之疯狂英语乃一时显学者也，雍正赦曾静而追罪吕留良，盖亦因其名高望重，fans众多），负有盛名，对赵氏之说极力推崇，乃风行天下。后徐灵胎疾其虚妄，撰《医贯砭》逐条痛斥，以为《医贯》乃“亡明之妖书”，而叹吕留良“造孽之多”，于是此风稍息，而《医贯》一书亦不复盛行。

　　近年以来，补肾滋阴之说又复流行，而六味地黄丸又成新宠，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销售额达到10亿，生产厂家数百，知名品牌众多，专以此谋生致富者，不知凡几。药商犹不知足，仍斥巨金广告宣传，以期扩大市场，且有补肾宜早之说，惟恐有人以年青不食。

　　命门之说，吾不知其确否。其书名涵义，盖欲以命门贯医，且欲贯生，所谓“以一贯之”之意。晚明学术，心学禅说之风盛行，唯好以简单为高妙，拈一两字，便欲尽天下之理，赵氏发此说，亦风尚使然，徐灵胎以为“亡明妖书”者，以此也夫。

　　纵人有命门元气，则补之不如养之，养身之物，无过五谷，岂有以药丸养身之理哉？呜呼，无事服药，岂是人身之益？国民好补，岂是国家之福？吾甚惧哉。

　　53.

　　人问章太炎其学问何者第一，太炎自称中医第一。

　　愚以为太炎此言非以中医妙手自夸，乃重医学之辞也，盖以医学为学问根本。

　　医者不可不学群经，学者不可不知医理。

　　中华学术，医为本源，伏羲造针灸，黄帝作内经，神农尝百草，三圣一脉相传。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则前儒言之凿凿矣。毛主席恶后世国学，舍本逐末，辗转传抄，叠屋架床，愈学愈蠢，窥一秘本，即号绝学，乃不辞焚书之名，而独重中医，亦有焚烧芜枝败叶养护根源之深意焉。

　　54.

　　徐灵胎云：“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则医道为天地秘之泄，造化权之夺，非天地之秘造化之权，犹非天地造化者也，此绝不可混淆。天地有公有秘，造化有道有权，以秘为公，以权为道，断乎不可。

　　因其秘而知其公，因其权而悟其道，此则学医之正也。故学医者始于治病，进而卫生，进而养生，进而顺生安死。犹之乎学易者始则占卜，进而穷卦，进而明理，进而知命不惑。

　　55.

　　《西清诗话》：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白鹰诗：“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谲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有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官之。

　　此乃无赖书生标榜自重之辞，张元不窜西夏，李元昊岂息事厌兵之人哉？而阿骨达、铁木真、努尔哈赤，又谁教之耶？此等文人，既无能自致富贵，又不甘自守贫贱，乃行险侥幸，不惜反噬父母之邦，且以此为敲诈之资。韩琦号称名臣，受其恫吓，此其所以为弱宋欤？姚嗣宗大言不惭，其后一无可称，使逢汉高唐宗，驱逐久矣。

　　56.

　　易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微也。微者可大，大者可微，此理老生常谈，不足贵也。见微知著之难，在于辨微，火同微也，有势将燎原之星火，有炎炎待息之余烬；气同弱也，有初生之婴儿，有垂死之病夫。而且不仅然也，星火有时而熄，死灰有时复燃，婴儿有时早夭，绝症有时复起，此辨之难也。

　　57.

　　苏轼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人生在世，食五谷则难免有病，游社会则难免有灾，无病无灾，纯属妄想。至于 “无灾无难到公卿”，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类，占尽便宜，毫不吃亏。人言苏轼为坡仙，而苏轼亦自诩李白，吾观苏轼，俗不可耐，乃俗人之魁首耳，岂有丝毫仙风道骨哉？

　　58.

　　船山之父武夷先生，中举进京待选，有中贵人索贿，乃慨然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何为此乎？”遂归乡不出。

　　然而今日茫然四顾，且无田可耕，无子可教，方知人之狼狈，有甚于古人者也。

　　59.

　　非以国家为己任者不可以从政，非以他人之子如己子者不可从教，非以他人之身如己身者不可行医。盖行政任教行医，关乎人者极大，不可儿戏，不可轻忽，不可畏缩，不可卤莽，不可因喜怒赏罚，不可因毁誉进退，如痴如愚，如此方可以为社稷之臣、人伦之师、济世之医也。

　　60.

　　贾充敢于为人弑君，乃以博一生富贵，既未正明典之刑，亦未成卸磨之驴，可不谓幸欤？

　　然而曹髦挥兵攻相府，司马宙且望风避窜，若非贾充大声疾呼，则司马氏殆矣，方其与曹髦争生死之际，可谓奋不顾身矣。语云“富贵总向险中求”，贾充之富贵，固以项上人头合家性命博取。后世无聊之人，既不敢以性命博富贵，专好以名义非议诟骂，甚无谓也。

　　61.

　　语曰：“医者，意也”；又曰：“易者，意也”。

　　医学是一种思想，易学也是一种思想。可知是极为重视思想的，而不是说“医者，技也”、“易者，技也”，可见古人从未将医学和易学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此非抄方郎中算卦先生所知者也。故徐灵胎云：“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难经经释.序》）

　　62.

　　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者，故君子不可不慎；有谬以千里，差之毫厘者，故君子不得不辨。

　　有大奸似忠者，有大伪似真者，亦有大俗似雅者，而苏轼是焉。

　　苏轼之诗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呜呼，人之雅俗，岂在居室之有无竹也哉？孔明之躬耕，嵇康之锻铁，陶潜之种豆，无伤其雅，苏轼之遍栽兰竹，吟诗填词，无救其俗，唯其人而已矣。

　　毛主席说林彪“形左实右”，愚以为苏轼“形雅实俗”。王朔说金庸是香港一大俗，愚以为苏轼乃古今一大俗，不过金庸只风靡一时，犹不如苏轼之流毒千年也。

　　63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於太阴，寄心於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残谤而多哀惧，故形於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予久持此论，後见近人张君若需《题陈思王墓》诗云：“《白马》诗篇悲逐客，惊鸿词赋比湘君”，卓识鸿议，瞽论一空，极快事也。

　　子桓日夜欲杀其弟，而子建乃敢为《感甄赋》乎？甄死，子桓乃又以枕赐其弟乎？揆之情事，断无此理。义山则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曰：“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後漳河隔梦思。”又曰：“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又曰：“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又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文人轻薄，不顾事之有无，作此谰训，而又喋喋不已，真可痛恨；作诗者所当力戒也。

　　屈平之于楚，曹植之于魏，皆宗室之臣，国之兴亡，痛感心肺，不容自已，亦人情也。其诗赋也，亦皆以美人香草为辞，而人不诬屈原而诬子建，则亦有由焉。曹植自爱之心胜于爱国，自忧之心过于忧君，而逞才自现之情始终不息，未如屈原之痛心疾首而忘身者也。故其诗文，华而不实，博而寡要，虽喋喋不休，非但曹丕父子置若罔闻，且召后世无聊文人造谤诬蔑，人求荣之心盛而得辱，岂不哀哉？

　　64.

　　汉诛韩越而强，明族胡蓝而盛，晋骄贾石而亡，宋厚高石而弱。唐太宗虽无杀戮功臣之名，而侯君集已死于谋逆，太宗亲征高丽，李靖病重不能从，太宗乃曰：“努力，司马懿病笃，乃立功魏室”，李靖叩头请从行，而殁于军，则太宗固含菹醢之心，特未如汉高明祖之显著耳。

　　盖功臣也者，不祥之物也，以杀人之力，冒死者之功，犹不敛抑，反自矜伐，犯阴阳之忌，触鬼神之怒，无知之愚民妄加推戴，怀私之佞人争相攀附，擅作威福，鱼肉百姓，其召祸不亦宜乎？使功臣而无祸如晋宋，则祸且及于国家百姓，鬼神之不可欺，如此其赫赫哉。

　　65.

　　阮籍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传诵千古，吾甚怪焉。刘项是否英雄，姑且勿论，然而阮籍战战兢兢，毕生避祸避辱，终不免为司马昭撰《劝进表》，不免于辱，则斯言岂阮籍所宜言哉？所谓大言欺世，以此为最。使阮籍生于秦汉之间，更不知其所能为，若言魏晋之间无英雄，遂使阮籍成名，更为允当。

　　66.

　　中医之言“辨证”，非辩证法之所谓辨证也。辨者，犹言分析，证者，犹言推理确认。所谓辨证施治，即分析确认病理，而后用药。盖有症状相似而不同病者，有症状迥异而同病者，症状百端，病因千奇，如不深明确认其病理，仅凭表象臆测，心无定见，或妄施药石，或以药试病，或敷衍塞责，而多枉杀不当死之人。

　　辨证之用，其仅医哉？天人之际，无不须辨证者者也。名物极多，非博学不能辨；真理常微，非深思不能证。有似是而非者，有似真而伪者，有似同而异者，技有精粗，学有醇疵，同善也，而有大小，同恶也，而有巨细，皆待人辨证而后知。船山先生曰：“刘向、贡禹，经术同也；诸葛、司马，方略同也；二程、三苏，议论同也；不可以与贤者同而奖匪人，不可以与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谢安石风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虚枵以致败，谢宁静以立功，或以江左风流为乱阶，而谓此中之无人，亦皮相而已矣。”船山之学，于辨证处下力极多，得益处亦多，医者辨症辨病，船山辨人辨事而已。

　　如不能用辨证，其医也，庸医而已矣，其学也，末学而已矣，其政也，偷政而已矣。

　　67.

　　张子房椎秦皇于博浪，勇过刘项，不让荆轲，而屈身为汜下老人结履，其勇过人，其量亦过人，斯乃可谓人杰。孔子曰“能勇能怯”，言此也夫？

　　阮籍佯狂任诞，百般诡饰，而司马昭知其不甘亲附亦不敢违抗，洞见其心，则阮籍一切伎俩，掩耳盗铃耳，世人皆知而自以为巧，其愚乃不可药。张子房岂有阴谋秘计哉？王韩信、侯雍齿、销六国之印，皆正道直言耳。汉高祖见诸将纷纷私议以问，子房答曰“陛下不知邪？此谋反耳”，明白洞达，毫无隐曲。高祖奴役群臣，而独于子房不失客气，

　　其智似不可测，亦何不可测之有哉？

　　68.

　　吕思勉言晋人好名之弊，曰“恶知夫能立德则无慕乎外，学问犹以为粗，事功犹以为末，虽有盖世之勋，不朽之言，湮灭而无传于后，而无所憾乎”。此言也，正魏晋名士之所宗尚，而启八王之乱，召五胡之祸，使神州陆沉百年邱墟者也。

　　德者，得也，所得者何？得道也。道者，兼阴阳，合名实，无所不容，岂有绝外事、粗学问、末事功之道哉？纵有亦道士闭关修神仙、僧人面壁参禅悟之道耳，此与魏晋名士之饮酒清谈，实出同源，以空虚为深湛，以遗世为高洁而已矣，迹不同而其实一也。

　　吕思勉本名士，习尚熏染已深，欲求名士之弊，难矣哉。

　　69.

　　凡治恶毒之疾，常用恶毒之药，以毒攻毒也。然而治疥癣则用蛇蝎，治梅毒则用汞砷，盖疥癣为热毒，故以寒毒之蛇蝎攻之，梅毒为阴毒，故以热毒之汞砷攻之。攻之不当，非但不收奇兵之效，反有助虐之灾，死不旋踵矣。

　　70.

　　道圣于孔子，然而孔子后学者于六经之外不复深求，而大道隐；医圣于仲景，然而仲景后医者于方剂之外少所探究，而医术荒；诗圣于杜甫，然而杜甫后诗人于绝律之外少所尝试，而诗风堕。

　　拘泥固守，则圣人且为后学者之患，况他人乎？

　　71

　　与闲人争是非，虽是亦非；与高人争得失，虽失亦得——惟其人也。

　　于乱世论荣辱，虽荣亦辱；于盛世论功过，虽过亦功——惟其时也。

　　72.

　　李中梓言人以虚死者“十有六七”，徐灵胎言“千无二三”，此皆临证丰富，非道听途说，又皆诚实君子，非刻意捏造。故所谓病有常态，治有死方者，多拘泥不知变化者也。

　　73.

　　“鸡鸣高树颠”，汉乐府之成句，陆机借用之则见功名之士，陶潜借用之则见隐逸之士，唯其人不同，虽文字无异，气象自不同。

　　74.

　　朱熹曰：“看史只如看人相打，人相打有甚好看处？同父一生被史坏了！”

　　若人只喜欢凑热闹看人打架，诚然无聊无益。然而历史不仅杀伐，纵有杀伐，亦不同常人私斗。若天下鼎沸，犹瞑目不视，未见其高明，至于家国兴亡，亦漠不关心，则何异乎行尸走肉？

　　即便常人打斗，如能排解，亦或见义勇为，较之充耳不闻，远远躲避者，其贤不肖不亦远乎？

　　75.

　　山河破碎万民死，

　　君子小人俱可怜。

　　争到明亡闯灭后，

　　还请清主辨奸贤。

　　豫亲王多铎入南京，降臣诉马士英奸恶，多铎大笑曰：“奸臣！奸臣！”

　　龚鼎孽诉冯诠为魏忠贤义子，冯亦反诉龚降于闯，争讼于多尔衮之前，多尔衮笑曰：“有过者不可责人”，两置不问。

　　明人好名争名之习气，深入骨髓，然其争执，仅博多铎、多尔衮之一笑，岂不哀哉？

　　宁完我是否大清忠臣，愚不得而知，然其为大清功臣则无疑。死谏请诛陈名夏，陈死而标高争名之风息，树党相攻之祸绝，岂非大功于清室乎？至于康梁起，沽名立党之风方复起。

　　76.

　　龚鼎孽每言：“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顾眉则曰：“彼能为孙孝威，吾自能为葛嫩。”实则龚本不能死，顾亦不能为葛嫩。君子求诸己，小人责于人，自曝其短，越描越黑而已。

　　77.

　　“学海无涯苦作舟”，此乃流俗之谬论。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则其乐可知矣。圣人之言，炳如日月，学海无涯，当以乐为舟，或者说以兴趣为舟。

　　若以学海为苦海，不得已强焉就学，其不“回头是岸”者，鲜矣！以学为苦，以苦为学，若慧可之断臂，苏秦之刺股，非不勤苦，终窜入于异端。

　　或曰：然则颜回之穷困、匡衡之凿壁、孙康之映雪，非苦学者乎？答曰：此数子正自深得学中之乐，故不觉其苦，他人但见其苦，而不知其乐也。

　　唯不知学者之乐，故以俗人之好恶测学者之甘苦，乃成乎小人之邪说。

　　78.

　　唐前列女慕樊班，

　　宋后名媛羡易安。

　　国运总随风尚改，

　　何须搔首问苍天。

　　79.

　　越南、阿富汗、伊拉克战乱数十年，人民横死以百万计，而不见其人口之少，瑞士、瑞典承平数百年，无烽火饥寒之忧，富庶安康，而不见其人口之多。

　　天地自有生人之道，非浅见所可测者也。

　　80.

　　英法诸国，放弃了帝国，却继承了帝国的文化。帝国主义重在扩张，要求其文化有包容性，而民族主义重在防御，所以有排外性。以民族主义文化求扩张，或者以帝国主义文化求退缩，皆属缘木求鱼。

1.

　　孟良崮之役，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战殁。蒋公痛心疾首，老泪纵横，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初见此言，以为蒋公讳疾之辞，战已败，将已死，军已覆，犹曰“劣势”，犹曰“乌合”，则不知何者为优势，何者为精锐矣。偶然一念，又不尽然，蒋公治军，重将领而轻士卒而尤轻民众，以等级森严上下分明之部伍为严整，而共军官兵不分，兵民莫辨，无所谓长官马弁，一律呼之指战员，总司令朱德，一老伙夫而已，陈毅、粟裕，不过一二老兵而已，无张师长堂堂仪表，凛凛威风，如何不视之为“乌合”也哉？然而共军之威力优势，正在此“乌合”，此恐蒋公终生未解之迷也，勿论麦可阿瑟矣。

　　谈兵者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曰“兵贵精不贵多，精兵一旅，可胜百万乌合之众”，然而蒋公重将领精士卒，国军反大败于共军，是遵何理哉？盖兵之精也，精在其神，不在其表，而国军之精，共军之乌合，皆其表也。徒有其表之精兵，仪仗队而已，可以壮观瞻，不足以争生死也。

　　2.

　　陈亮言：“子房为高帝谋臣，从容一发，动中机会，而常超然于事物之外，此岂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于危世，不求闻达，三顾后起，而拳拳汉事，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管乐功利之学，盖未能造此室也。天资之高，目力之异，卓然有会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耳。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经营讲画，不遗余虑，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其经世之志耳。魏征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从容议论，有过必救，有善必达，虽礼乐之未暇，而治体盖已略尽。”

　　陈亮此论，百世莫易。子房学于鬼谷子，而终非阴谋之徒，孔明学于管仲乐毅，而终非功利之辈，贾生学于申韩，而无其残忍严刻，魏征学于纵横，而终非苏秦张仪之随意雌黄。此数子者，性本忠厚，学虽始于异端，而行则合乎仁道，孔子曰：“殊途而同归”者，此之谓欤？以管仲之小器，而夫子如其仁，况此数子之泽被广而遗爱深乎？至于华歆、谯周、汤斌、郑孝胥之流，虽耳闻圣人之教，口诵圣贤之书，而终为名教之罪人。天道甚广，不可绝也；天道甚严，不可窃也：知此，则可以知学，可以知人，可以知天道矣。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前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形。”

　　读明人说理，知此言非无根自大之辞。清人于有明学术，诋毁太过，以为“荒陋”，一代有一代之风气，自有一代之学术，以为有不足可也，以为无一可取则尽诬一代人矣。明人无清人考据之学，然清人亦无明人性情之学，妄分高下，只见其坚持偏见耳。

　　4.

　　1949年，大陆革命成功，郭沫若将入北京，触景生情，吟成一绝：“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当时登载于《人民日报》，中共将士，稍通文墨者，无不传诵，以为心声。

　　郭氏平生，亦可由此观也。“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者，1927年之民声也；“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者，1949年之民声也；“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者，1965年之民声也；“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者，1976年之民声也。皆传诵一时，然前后互印，则进退失据，人且以此垢郭氏之反复。

　　语曰“天听自我民听”，虽然而有不尽然者，民听随时变迁，若不求之于天理，证之于肺腑，则为随波逐流而已矣，虽文之曰与时俱进，无益也。鉴于郭氏可知矣。

　　5.

　　刘安祺上将云：学问是人家经验，经验是自家学问。此亦可谓知言，善读者，书籍可读也，生活可读也，天地之大，草木之微，无不可读，皆可以有所领悟。唯庸人或守章句，或矜经验，而自以为道尽在此，坐井以观天，反怪天之不大，其妄可笑，其愚可怜。

　　6.

　　《玉照新志》卷六：“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米钱，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所急，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令札付岳氏而已。”

　　岳飞被杀后，家产抄没，子孙流放。名为流放，实际还不如监禁，不但没有行动自由，衣食也毫无保障，只能每天向人借贷钱米，却还有利欲熏心的官吏为邀宠权贵，连这点生路都要断掉，一心置之死地。岳霖后来在《赐谥谢表》里说“形骸沟壑，痛固无穷；妻子蛮夷，鬼亦不食，与言及此，流涕涟如”，确非夸大，而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焘，日月照临，察臣之父初无他肠，怜臣之父没有遗憾”，犹为痛切。

　　人尽言秦桧之恶贯满盈，然而秦无意杀岳云，而高宗赵构竟杀之，秦无意灭岳氏，而漳州知府愿灭之，则人心之险恶，岂尽在元凶罪魁耶？一戾念起于方寸，蛇蝎不如，呜呼，可不畏哉？

　　至于秦桧，杀岳飞行和议则志得意足，于其子孙则无余怨，非必灭其族而后止，或者其天良尚有所畏忌乎？

　　秦桧得漳州知府之牍，非但没有采纳，反而札付岳氏，于此可见其狡。以秦之老奸巨滑，自然深知岳飞一案并无过硬证据，仅属莫须有，经不起时间考验，迟早有翻案的一天。以秦桧当时之权势熏天，灭岳氏一族不过举手之劳，然而秦氏不愧奸中翘楚，不仅没有把事情做的太绝，反而借机向岳家示意：老夫与岳飞之争，事关国家，非为私怨，水火不能并存，但于你们，并无株连之意。

　　此举后来果然有效，待完颜亮南侵，高宗禅位，孝宗为岳飞昭雪，秦岳两家，地位顿时颠倒，岳霖岳珂斥骂秦桧，却并不与其子孙为难，而秦氏后人，至今繁衍，号为大族。

　　林彪曰：“绝则错”，惜乎知其言而不知其意，父子抛尸异域，真知此言真昧者，其秦桧乎？

　　7.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约是这样的意思：欧美之资本主义，苏联之修正主义，旧中国之封建主义（简称“封资修”），乃当时中国所能继承学习的几种文化体系，但积弊均多，无一差强于人意。既然无现成模式可以参照，于是一律打倒（破），在这批判的过程中，自然就有新文化的精神诞生。

　　不过，这也并非毛主席的独家发明，鲁迅早已付诸实践。鲁迅于古今中外，几乎无不讽刺，于是梁实秋愤愤然不平，责问鲁迅将一切“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却究竟该如何是好呢？鲁迅正是一位破字当头的榜样，而也正在其无所不破中，已有一种令毛主席心仪赞许的“硬骨头”精神立于其中了。而这也并非仅是毛主席个人私好，观于为鲁迅送葬之人群，及覆盖遗体上之“民族魂”字样，可知是当时许多人的共鸣了。毛主席以鲁迅为文化革命旗手，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诚有以也。

　　愚更有一言，非仅立在破中，而且破在立中，船山先生毅然卫道，卓然壁立万仞，而读其书，则力排佛老异端，痛斥败类之儒，又无时不见其破。庸人不察，言破也，则肆无忌惮，言立也，则墨守规矩，其不足以言立，亦不足以言破，自暴自弃而已矣。

　　8.

　　自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以后，仿效者接踵不绝，其中不乏高手名家之笔，殚精竭虑之作，而无一可以与之媲美。固然因魏晋人物之风度已绝，后人纵模仿而终不得其神韵，亦与其文采，不无关系。世说之笔，洗练至极，纯系白描，决无冗词，与精彩无关之处，宁缺不补，而后世之作，纵屡经删削，较之世说，仍嫌烦巨。譬如画龙，世说只点一睛，扬长而去，后人不免绘角绘爪，虽非描鳞，亦无添足，终无其潇洒，以焦弱侯之学博笔健，尚不能及，况他人乎？

　　9.

　　韩世忠有词两阕：

　　临江仙

　　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

　　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宋史》云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观于此词可知矣，“劝君识取主人公”，尤为佛家口头禅。世忠本鸷勇敢为之人，而晚年一若厌世出俗之僧，天其特吝赵宋，不产英雄哉？有英雄出，则摧折备至，使其灰心丧气，而后畏不可一世之天骄，怨长乱喜祸之天意，天何冤哉。

　　宋高宗赵构《渔父词》

　　序：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

　　（其一）

　　一湖春水夜来生。几叠春山远更横。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

　　（其三）

　　云洒清江江上船。一钱何得买江天。催短棹，去长川。鱼蟹来倾酒舍烟。

　　〔其四）

　　青草开时已过船。锦鳞跃处浪痕圆。竹叶酒，柳花毡。有意沙鸥伴我眠。

　　〔其五）

　　扁舟小缆荻花风。四合青山暮霭中。明细火，倚孤松。但愿尊中酒不空。

　　〔其十〕

　　远水无涯山有邻。相看岁晚更情亲。笛里月，酒中身。举头无我一般人。

　　〔其十一）

　　谁云渔父是愚翁。一叶浮家万虑空。轻破浪，细迎风。睡起蓬窗日正中。

　　〔其十四〕

　　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

　　〔其十五）

　　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

　　绍兴元年，靖康之耻辱未远，建炎之艰危犹在，父兄之仇未报，百姓之生未安，而高宗之词，闲适逍遥如此。此岂可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者乎？不必待秦桧之信用，可知其所谓中兴为偏安矣。

　　9.

　　读金雄白著《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五册罢，怃然有感。此人此文，事实应无夸匿，感触宜属真诚，不可以巧言令色视之，然犹不可以事核文直许之，须放眼近代变迁，折衷天理人情平之。

　　古中国者，文士之国也，日本者，武士之国也。延及近代，遗风犹烈，在日本则强横暴虐，勒索无厌，在中国则饶舌理论，应付乏术。观于汪政权之组成，多为文人，纵周佛海稍有权术机变者，亦幕府之雄耳。文人口舌笔墨之能，不过赞誉诟骂以哀怒动人而已，然而盗亦有道，其道一言以蔽之，不讲情理而已，赞之不喜，骂之不畏，感之不动，求之不应，惟利是图，唯力是视，而文人之伎俩穷矣。托名保存国家元气，借口抚恤黎民哀苦，则唯此曲线救国一术耳。

　　然而堂堂中华数千年绵延不绝，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皆可卓然自立，岂必匍匐人下求生哉？蒋公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毛公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而汪氏不知此也，天渊之别，由此而判，毁誉之异，由此而决。

　　周作人悼林柏生诗：“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犹悻悻不平，呼冤喊屈，较之数千万罹难同胞，数百万捐躯将士，其果然冤屈乎？何其自恕宽而自怜厚也。

　　陈同甫言文人以文章行宜立身，船山先生言无学不可为文人，皆针砭膏肓之言也。若无高人之行，过人之学，徒然舞弄笔墨，而自衿曰文人，文人之败类而已矣。

　　10.

　　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近代别具一格，近人谈文学，则必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为各代重点，而钱氏以诗文为文学正统，虽于元明清无异。他人侈谈之小说戏曲，几无措辞，则以为非文章之正道，不言而喻。

　　钱氏论陈亮，曰：“论学亦袭二程之绪余，而故为权谲；论政不出三苏之窠臼，而益自夸大。头出头没于苏程二氏门下，欲以兼综，而未有真实见地以自名一家。及其发为文章，有东坡之容易，异东坡之警发，早熟而老未成，畅达而语多肤，看似持之有故，其实按之无物；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乎？”

　　如此论陈亮，愚期期以为不可。如曰陈亮“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则近矣，而陈亮与杜牧，各有长短，非仅其流亚而已。至于以为陈亮见识不出苏程，文章不及苏轼，近乎诬矣。陈亮为永嘉一派健将，其学也，则独树一帜为治思想史者不敢忽视，苏轼所不及，其文也，则辞高调响为慷慨激烈者所偏爱，与苏轼山峰对峙，未见其劣。

　　11.

　　毛主席在朝鲜战争后说：“帝国主义知道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不好惹了，惹翻是不好办的”，在毛主席的辞典里，组织的重要性也仅次于人民（群众）。

　　任何社会里都是有一定组织的，但是组织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传统封建中国，社会是围绕着个人、家族、朋友而组织的，第一组织不够严密，第二组织不够庞大，血缘关系、亲密程度越远，组织性越差，甚至游离于组织之外，而现代化的社会，是组织性远为严密强大的。日本比中国早现代化，就是比中国早组织起来，与现代化了的日本相比，传统中国的组织性就很差，象一盘散沙，总是被动挨打。现代化的日本，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侵略机器，比机器更厉害的是它还是有机的，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功能，把机器的一个零件弄坏了，机器可能就坏了，但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把它的哪怕最重要的零件弄坏了，它也仍然可以照常运转。朝鲜人刺杀了伊藤博文，也无救其灭亡：对于一个组织起来的现代化的社会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不重要的，可以替代的，就是把日本天皇刺杀了也没有用。要战胜这么一个组织起来的军国主义，只有从整体上将其打倒或者拖垮。

　　要想与已经组织起来的对手抗衡，只有自己更加严密的组织起来。分裂的德意志，只有在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战胜法国得到统一；落后的俄罗斯，只有在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抗衡德国（沙皇俄国与苏联的差别就是组织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就体现在一战与二战沙俄与苏联的不同表现中，一战的德国没有使用主力就打垮了沙俄，而二战的德国挟全欧洲大陆之力却被苏联迎头击败）。蒋公是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手段——黄埔军校、国民党（包括里面的CC派、蓝衣社等小组织）、军统等特务机构、青红帮、三青团——来组织中国，这里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所有组织都是围绕蒋公个人这个中心，对于黄埔师生，他是校长，对于国民党，他是总裁，对于蓝衣社，他是领袖。毛主席则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而中共的组织之密，纪律之严，也是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毛主席无论怎样受处分被冷落遭批判也不脱党，就是他深知一旦离开中共这个组织，任何个人都会变得无足轻重，陈独秀等人就是显例。这个道理，有的古人都懂，但他们往往把这归于“势”，毛主席也是人，并非三头六臂，倘若脱离组织，几个警察特务就可以把他摆平，所谓“一力士之擒耳”。

　　中共对于组织的力量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之所以反***功，不仅因为它是邪教，言行怪诞，更因为它有自己的组织，举动诡异。中共或许可以容忍反对的个人，但绝对不会允许反对的组织存在。

　　组织起来的代价是个人自由的削弱甚至剥夺，这势必遭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对，当这种离心力大到足以破坏组织时，就会出现崩溃瓦解，因此，过于紧张的严密组织可以救急，却难以持久。传统中国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但这种改弦更张的操作难度很大，张久则绝，欲弛不可，弛久则废，欲张不能。而更巧妙的方法可能是如英美那样，以自由的名义组织起来：内部听任一些自由主义存在，但决不放纵到损害社会组织性的程度，此之谓：“英美之道，亦张亦弛。”

　　12.

　　《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者，以一统为大也。以一统为大，则以分争为小矣。

　　汉武帝言“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谷梁传以为“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公羊传以为：“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左氏无传。

　　董仲舒为公羊学师，汉武帝听其说，灭南越、征朝鲜、破南粤、平闽粤、定夜朗，以“大一统”也；北征匈奴，远出朔漠，以复高皇帝之仇也。

　　13.

　　谚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初不知其所谓。后于郑州打工，其家养猴一只，狼狗两条，狗体形壮硕，性情凶猛，生人不敢近。而唯于此猴，畏惧帖服，猴无聊时常戏弄两狗，狗偶尔不胜烦辱，咆哮暴怒，而猴则上下腾跃，前钻后跳，间隙则拳击撕咬，狗无奈猴何，只得悻悻躲避远去。每饮食，则猴必先尝，饱后狗方敢近前，不敢争也。

　　由此观之，俗语必有来由，或者山中无老虎，则猴子称雄于群兽矣。

　　1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言古人君之难，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於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于黄宗羲而言，这或为悬想虚构之谈，而证之近世，可知事有甚于此者焉。自从晚清开埠，列强逼迫，国家有瓜分之势，民族有亡种之忧，观投身政治者之结局，举其大者而言：李鸿章心力交悴而死，袁世凯众叛亲离而亡，吴佩孚横死北平，蒋介石亡命台湾，汪精卫死而坟墓发，毛泽东殁而妻侄囚，此皆叱咤风云为一时之雄者，尚且如此，其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者数不胜数，则曰“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者，岂尽诬哉？

　　政治非经商，厚利不可得也；政治非慈善，美名不可沽也，唯小人以从政为发财扬名之捷径，而其政可知矣。

　　15.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善是道之继，也就是道的发展、变动，性为道之成，也就是道的完成、总结。善体现道之阳，性反映道之阴，道既有发展变动，也有完成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缺一不可。只言继，则为凌空蹈虚，有亢龙之悔，其善不终；只言成，则为停滞保守，致玄黄之血，其性亦穷。

　　学者有善继者，触处即发，天才莫遏，亦有善成者，博综群书，无所不窥，然而彼此或有抵牾焉。故纪昀总纂四库，而于船山则曰连篇累牍、横生枝节，船山别开生面，于段成式则曰夸新侈博、玩物丧志，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人与洋人较，则国人善成而洋人善继矣。凿深索隐，得意自鸣，标新树高者，洋人之长也；博采众家，综合百科，折中长短者，则国人少胜焉。

　　16.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堵胤锡临终遗表云：“伏乞皇上简任老成，用图恢复；如国家大事有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发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败可虞！祖宗有灵，实鉴临之！臣死矣，不胜余撼。”

　　船山《永历实录》：“通政使毛毓祥、给事中李用楫与同邑里，相知闻，以私意蛊胤锡，屡有论荐，廷士皆不悦。会公宴，金堡被酒，厉声曰：‘公复湖北，而弃湖北者亦公也；督师复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与督师誓援江西，顾引忠贞营入粤，蹂内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闻天下，一旦所为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见曹志建，况天下乎？’胤锡无以应。”

　　堵胤锡与金堡，皆船山故交，而堵与金堡不睦，几同水火，观船山文字，似仍有右金而左堵之意。呜呼，船山后亦言堵公“当世伟人”，或者饱尝艰辛，方知堵公实事之难做，非金堡高调之易唱也。永历朝廷，有大臣之才识者，堵公一人而已，而何腾蛟、李元胤、瞿式耜阻挠掣肘，使其郁郁而死。以南明之势，虽和衷共济尚恐无济于事，而乃内讧如此，真堪叹息，此段周折，唯顾诚《南明史》分析详实，可为堵公雪数百年之冤。然而顾作之失，则在于李自成余部过于回护。综各家之言，查当时情形，则堵公为收服忠贞营各部，不免有所妥协，而在念念不忘崇祯之仇者如金堡视之，则交接流寇，有伤清誉矣。

　　明末之患，小人勿论矣，即以君子而言，则有门户、声气、成见之弊焉。于李自成有成见，可恕也，而于忠贞营何苦耿耿于怀？彼为李自成用则其鹰犬，为我用则我之爪牙，何必横加凌蔑，示天下以不广也？汉光武之精兵，铜马之寇也，曹孟德之猛士，黄巾之贼也，岳鹏举之劲卒，湖湘之盗也：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明以大义，严以纪律，皆可以驱使以立功名。而徒然坚持门户、驰骛声气，彼此为难，使满人坐收渔利，可胜痛哉？天道无私，而晚明之号称君子者，立党派分水火争是非，悖逆天理而祸及宗社，得误国之名非诬也。

堵公于戎马葱茏之中，尚且偷闲访觅船山兄弟，其后，船山苦守深山数十年，继往圣绝学，开湖湘风气，堵公可谓知人。堵公含辛茹苦，性命荣辱置之度外，唯欲缝补危局，而不掺一己之私利私欲于其间，识大体，顾大局，晚明之督师阁臣，非死于锋刃，则辱于名节，唯堵公病殁，盖天亦怜其苦心孤忠，不忍使凶死乎？

堵公有游南岳诗一首，此或者其访船山时之所作乎？

冒雨游方广中道喜晴

危磴垂萝人经少，盘蹊觅路鸟声呼。

满头薄雾通天气，一背初晴负画图。

万壑中间云树暗，四山层簇雨莲孤。

千年涧里潺潺水，流到人间听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