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食品安全，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 haaghhs

阿蚌

今年4月27日，我收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邀请我参加5月18日的“2010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我递交的论文《实行公民自主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将作为大会交流材料进行印发。我自然非常高兴，说实话，这样高级别的会议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而且我强烈要求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的论文竟然也能在会上交流，真的很难得。

5月17日下午，我到本次会议安排的北京友谊宾馆怡宾楼报到。在报到处，我看了一下参加“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和“人口研究前沿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人员名单，我是参会人员中唯一的基层干部。人口学界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中，我想见他们真的已经很久了。而我能够联系得上的只有梁中堂先生，就给他发了短信，问他什么时候到。梁先生很快回复说，他明天上午到，到后联系我。我还觉得，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王鑫海博士应该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可是，查遍了参会人员名单，很遗憾，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5月18日上午，我终于见到梁先生了，遂随梁先生到他的房间，就人口问题向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请教，了解了翼城试点的始末和梁先生的人口研究历程。我佩服梁先生对人口趋势的超常预见，更为梁先生不为名利所诱，执着追求人口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中午，有幸与梁先生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下午1点，我们乘坐大巴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参加“2010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 会议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分阶段主持。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做了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对策的主题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出席咨询会并致辞。之后，国务院参事马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扬、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杨宜勇等先后发言，薛宝生研究员等撰写的八篇论文在会上交流，我撰写的论文《实行公民自主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也忝列其中。

由于时间较为紧张，进行专家发言阶段之前，主持会议的于学军司长要求每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不要超过12分钟，马力参事和苏扬研究员的发言，虽然已经加快了速度，可还是略有超时。这两位发言人发言后，于学军司长说：“刚才我看了一下，估计时间还够用，后面几位的发言可以多用点时间，但不要超过15分钟。”接下来是北京大学的乔晓春教授发言，乔教授发言结束后，于学军司长风趣地说：“刚才乔教授的发言正好用了12分钟，没有超时。看来条件放宽之后，时间还是有所节约的。这对我们的决策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七位专家的发言结束后，于学军司长主持进行互动问答。先是一位与会者向苏扬研究员提问，苏扬研究员又进行了一番讲解，并进行了PPT演示。之后，我起立提问：

“当前我国的性别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虽然计生委已经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但效果并不明显；也有人提出对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进行立法禁止，可是在08年的一次人大会议上，已经决定不对此进行立法；而对农村独女户的奖励扶助机制现在又受到惠农政策的冲击。请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措施来解决性别失衡问题？请主持人指定一名专家回答。”（全场大笑。当然，由于有些紧张，当时我说得也不如以上文字这样流畅。）

主持人于学军司长笑道：“你真有才啊。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我们先请下一位同志提问，我再思考一下，看由谁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记忆整理，个别语句可能有出入。）

接下来，吉林省的薛宝生研究员、山东省的刘平先后提问，还有一位提问者对杨宜勇研究员提出的“时间均衡”概念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在玩弄概念，并请杨宜勇研究员详细解释什么是“时间均衡”。杨宜勇、翟振武等发言人作了回答。有的专家还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概念来替换“计划生育”的概念，用“促进人口均衡”的理念来替换“控制人口数量”的理念。

互动问答快结束时，于学军司长说：“刚才那位同志提出的关于如何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马力参事会后将与你单独交流，面授机宜。”之后散会。

回宾馆时，与邻坐的几位专家交流各地的总和生育率统计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远远没有达到1.8的水平。晚餐时，我们几个论文作者和中国人口出版社的同志坐一桌，互相认识一下，我说我有部人口主题的小说想出版，希望能得到出版社的支持。一位女编辑要看看样稿，我说过段时间会寄给她。

5月19日召开“人口研究前沿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会期两天。我列席参加，地点仍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去开会时坐在大巴上，与梁中堂先生相隔不远，我听到梁中堂先生邻坐的一位女士称赞梁中堂先生为“真正的人口学家”，而且就杨支柱生二胎的事情与梁先生讨论，还说起了梁先生给起的名字“若楠”。

人口研究前沿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主会场设在四楼会议室，列席人员在6楼会议室。不过，两会场之间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另一会场的影像，所有与会人员都可通过会场的扬声器和同声传译系统听到主会场的专家发言。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赵白鸽、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哈妮娅兹罗特尼克、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薄纳德、国际人口研究联盟副主席安娜斯塔西娅盖奇、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联合委员会代表弗拉迪斯拉夫科切特科夫、《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人口学卷）英文主编曾毅先后致辞，接着举行了《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人口学卷）的揭幕式。

揭幕式后，进行专家发言，上午有6位专家发言，之后是自由讨论。这时我又举手提问：“我是来自基层的代表，我向张车伟研究员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劳工荒为什么不能表明中国已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小学生数量的锐减是否表明中国未来10至20年将无法逃避劳动力短缺的困局？是否应提前破解？第三个问题，您如何看待高校扩招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张车伟研究员首先说，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接着开始逐条回答，全部回答我记不太清，只记得他说的大概意思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劳工荒只是区域性劳动力短缺，中小学生数量减少是我们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高校扩招对就业有影响，但对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是有好处的……

接下来就引发了关于高校扩招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大讨论，有五六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我不在主会场，未能全部看到所有发言者到底是谁，只记得有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好像还有翟振武。由于讨论热烈，而时间已经接近12点半，主持人杨云彦不得不打断发言，转而请外国专家发表意见。

中午回宾馆的大巴上，有幸与穆光宗教授同座，我说：“我是一名基层干部，是与易富贤、何亚福等一个系列的独立人口研究者，刚才向张车伟研究员提问的就是我。”穆光宗教授说：“你的问题提的很好，基层干部研究人口问题很不容易。”

中午吃饭时，与杨宜勇研究员同桌，杨宜勇研究员跟旁边的一个同志说：“中国人口密度还是太大……”我当即插话道：“中国人口密度在世界各国家地区中仅排名第72位，还不算很大。”杨宜勇又说：“中国西部有那么多的高原、沙漠，这些土地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我又说：“那么拿胡焕庸线以东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只排在第34位，还是不算太大。”杨宜勇又说：“我们不能与印度和那些小国家比。有人提放开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我看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完全来得及，实在生育率上不来，我们还可以引进外来移民。”我怕招惹他老人家生气，不再与他争辩，只是笑着摇头，然后快速吃完自己的饭，起身离席。

回到宾馆的房间，薛宝生研究员对我说，他中午吃饭时与顾宝昌教授同桌，顾宝昌问同桌人，刚才那个居高临下向张车伟提问的人是哪里的？有人说是山东的，薛宝生研究员纠正说，是吉林的。我对薛先生说，我不是居高临下，是因为有些紧张，说话速度快了，再加上东北人的大嗓门，可能给人的感觉像是有点居高临下了。

下午，我又去会场听了德克萨斯A＆M大学达德利波士顿教授的发言，他说到2020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将多出5500万人，而这还可能是保守数字。而且警告说，如果中国的性别失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来很可能发生光棍起义，艾滋病也将会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人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将很可能达到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程度。他还建议中国在恢复性别比这方面要向韩国学习。又听了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关于性别失衡问题的发言，他所进行的“百村调查”所取得的农村大龄男性婚姻状况也同样令人震惊。

听完了这两个发言，我收拾了会议材料，离开会场。材料很沉重，材料袋的带子勒得我手好痛。而比材料更沉重的，则是我的心情。

我殷切希望，咨询会和研讨会能够对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让中华民族继续成为伟大的民族，而不是萎缩的民族。

关于世界人口的五个错误观点

2011年11月08日10:03

来源：新华网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1月4日文章】题：关于世界人口的五个错误观点（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

　　一、世界上人口过多。

　　诚然，70亿是个大数目。但真正严肃认真的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问题专家极少使用“人口过多”这个词，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人口统计学定义。

　　例如，人口年增长率为1.3%的海地算得上人口过多吗？如果说它算得上，那么1790年的美国当时这个新生国家的人口每年增加3%以上是不是人口过多？假如说人口密度是正确的衡量尺度，那么摩纳哥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6万的难题远比每平方公里只有1000人的孟加拉国更大。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有学者试图估算各国的“最佳人口”，但大多数人最终放弃。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未来的技术能让世界生产出多少粮食？），价值评判要素太多（如理想的绿地面积是多少？）。

　　就连考虑资源稀缺性也不那么管用。在二十世纪的人口大爆炸时期当时世界人口从16亿猛增至60亿以上大米、玉米和小麦的实际价格急剧下跌，尽管近来出现上涨，但粮食的实际价格比100年前要低。毋庸置疑，价格是可以反映稀稀缺性的；照此推理，如今的世界人口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变少了而不是增加了。

　　二、人口快速增长使穷国（地区）难富。

　　196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地区贫穷，而人口迅速增长。随后 20年里，韩国人口猛增50%左右，中国台湾地区约65%。然而， 1960年到1980年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长率为6.2%，中国台湾地区是7%。

　　显然，人口快速增长并未妨碍这两只亚洲“虎”的经济繁荣，而它们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的情形。1900年到2000年间，在全球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在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往往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如今，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所谓衰败国家，那里的贫困现象最为严重。但看不出人口增长是其问题症结所在：有了人身安全，有了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更好政策和更多投资，脆弱的国家没有理由不实现收入持续上升。

　　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繁荣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颁布是同时发生的。这项限制性生育政策和向市场改革的迈进都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那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原来的8倍。但这并不说明两者息息相关。

　　就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总体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约为2.7，如今据信在1.6左右，下降了大约40%。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平均每1妇女—生生育数量从5.9人减少到2.7人，降幅相当大。然而在1968年1978年1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要低得多。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的生育状况与其他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相差无几。缅甸等较贫穷国家现在的生育率非常低，尽管政府并不限制生育。因此，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尚不确定。但中国的一些人口统计学家指出，对于中国过去二三十年里新生儿男多女少的现象，这项政策是难辞其咎的。

　　四、如果人口减少经济发展也会减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的人口锐减，从830万直线下降到290万。然而，基本上存同一时期，爱尔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

　　就近代而言，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自冷战结束以来都遭受了近20%的人口急剧收缩，但两国的财富都持续攀升：仅1990年到2010年间，保加利亚的人均收入就暴涨了50%以上，爱沙尼亚暴涨超过60%。事实上，几乎所有前苏联国家如今都正经历人口减少，然而尽管全球经济下滑，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十分强劲。

　　一个国家的收入不仅取决于它的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国家财富还反映了生产力，而生产力取决于技术实力、教育、卫生、经营和监管风气以及经济政策。人口处于下降趋势的社会确实有可能走向经济衰退，但那恐怕不是必然结局。

　　五、到2100年全世界将有100亿人。

　　谁也不可能知道2100年会有多少人活着，因为人口统计学家没有办法准确预测长远的人口数量。联合国的确曾在今年早些时候预言全世界人口到2100年将达到101亿，但那只是一个“中位数变量”预测；它还提出一个“高位数变量”预测（超过150亿）和一个“低位数变量”预测(62亿，比目前的世界人口还要少)。

　　进一步平添了复杂性的是，一些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史无前例地出现下降。例如，短短20年间，阿曼的总体生育率减少了约5.4，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7.9人减少到近年的2.5人。就在几年前，联合国对也门2050年的“中位数变量”预测还超过1亿，而现在下调至6200万。

　　阻止今后几十年的全球人口增长大概需要一场像《圣经》里描绘的那种大灾难。但我们没有把握知道 2030年世界人口会是多少，更不知道在那以后再过70年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