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比如卫拉特蒙古，就有瓦剌、卫拉特、额鲁特、厄鲁特等好几个译名，其实指的是同一个部落。

率先解放圣城拉萨的清军将领岳钟琪，其官职为四川永宁协副将。“副将”其实就是副总兵，在清代为从二品的高级军官，统理一协军务，而“协”则是清朝绿营兵的编制，通常有数千人，也就是说，副将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旅长。

尽管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按照岳氏自己的说法，这位旅长的祖先极其有名，恐怕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家谱显示，岳钟琪竟然是那位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的第二十一代孙。据说宋室南迁后，岳家由河南汤阴老家搬到了今天的江苏常州一带，到了十七代孙岳仲武时又移居甘肃兰州，此后岳家便在西北生活下去，世代从军。

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跟随康熙皇帝征讨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有功，官拜四川提督即省军区司令，由于老母亲也就是岳钟琪的奶奶当时年过九十，岳升龙便请求皇帝允许把自己家的户籍改为四川，好让老太太在天府之国享最后几年福。一向颇有人情味儿的康熙自然答应了，于是岳钟琪跟着全家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入籍四川，这也导致他的籍贯在后来的记载中，分别有四川成都、甘肃兰州以及甘肃平番等好几个说法。

户口由甘肃转到四川的时候，岳钟琪已经二十四岁了，此前他曾按当时官场的惯例，花钱捐了个同知——为正五品官职，说白了就是副知府。但这个将门子弟显然不满足只当个文官，于是便向朝廷请求改为武职。康熙再次答应了，岳钟琪于是“以游击发四川”，也就是去四川驻军担任游击将军，这是个从三品的中高级军职，位列提督、总兵、副将、参将之下。乍一看，岳钟琪似乎升官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清代武将级别普遍高于相应的文官，如同今天军官退伍到了地方，普遍要降一到两级安排那样。

等到准噶尔军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十年之间岳钟琪已经由游击熬到了副将。按照清人笔记记载，这位岳旅长有个特点，那就是胃口极好，一人能吃光两人的饭。这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也就是个饭桶，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岳钟琪武艺高强，箭法更是相当厉害，运动量大自然吃的也多嘛。

尤其是，当人们看了岳钟琪的模样后，就更感觉可以理解了：他的身材虽然不太高，但却相当粗，光肩膀就有别人的两个宽——既然体积是别人两倍，饭量凭什么不能DOUBLE？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清人笔记说他身高七尺，这大概是按汉尺而非清尺，因为如果照后者来算（1尺合今天31公分以上），岳钟琪的身材简直可以去NBA了，吃光两人份的饭岂不更加EASY。

据说这个表字东美的将军治军以严厉著称，每当他登台训话的时候，部下都害怕得腿直打哆嗦，台下肃静得鸦雀无声。但老岳却并不只靠严苛来管理，他常常深入基层办实事，一旦发现官兵有什么疾苦困难，必定亲自抚慰并设法解决，因此按照清人笔记的记载，手下将士们都争着为其卖命。

前面讲过，大策零挟战胜之威向各地藏区派出宣传队，大肆声张自己的军事胜利，使得原本效忠清廷的康区土司们纷纷转向——“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四川总督年羹尧上奏皇帝，请求亲自去康区镇压，而康熙则认为年的作用过于重要，不宜轻动，于是朝廷便改派已经在四川的镶白旗蒙古都统法喇率军前往。

法喇是满洲正白旗人，行伍出身，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可谓身经百战。他本来和四川没什么关系，而是属于躺着中枪的那类——前面已经讲过两次，四川提督康泰率兵进藏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哗变，康熙便派法喇前去调查，很快查清楚哗变是由于康泰偏信的一个守备克扣军饷所引发。在法喇的建议下，皇帝下令将那个赃官斩首，同时也把倒霉的康泰免职，而法喇自己也被康熙命令暂驻四川，协助总督年羹尧处理军务。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收到去康区平乱的旨意后，法喇立刻率领一干人马，由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开往川藏南路的重镇理塘和巴塘，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把最为关键的前锋任务，委派给手下最为孔武有力的将领——永宁协副将岳钟琪，这位后来被乾隆誉为“三朝武臣巨擘”的一代名将，从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岳钟琪率前锋部队到达理塘后，当地土司不怎么鸟他，于是岳旅长二话不说，上去就把人家给宰了。听到这消息，巴塘土司怕的要死，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动向清军投降，于是附近各地有样学样，纷纷归附：

“檄钟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

而在《清史稿》的另一部分里，则记下了被杀的两名理塘土司的名字，他们一个叫达瓦喇紥木巴，另一个叫塞卜腾阿珠，并且岳钟琪也不是直接杀了他们，而是将其绑到上司法喇处，请示汇报后才行处决。从岳钟琪平生行事谨慎的一贯态度来看，这个记载似乎更合理一些：

“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锺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紥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

“第巴”在汉文中又有“第斯”、“第司”等写法，这是藏区一个古老的头衔，大概是泛泛指“首领”的意思，其具体职务则覆盖了从统治全藏的法王到村里小小头人的广大范围，比如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的头衔就是“第巴”。而在这里，“第巴”指的是当地土司。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怎么理塘土司会有两个人？这段记载其实并没错，因为与康区其他地方只设一名土司不一样，理塘、巴塘这两个地方不仅有土司，还有一位副土司，他们在清朝史料中分别被称为大营官和二营官。并且这两个土司也不是世袭的，而是按惯例由头人中选出——《清史稿》写道：“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

武力平定理塘和巴塘后，四川总督年羹尧又采取了怀柔政策，派出使者对周边地区展开一系列招降活动。为了表示朝廷的诚意，年羹尧下令法喇率军回师，于是心中正惴惴不安的“诸番目皆顺命”，也就是说，这些藏族地方首领纷纷向朝廷表示效忠。至此，出康定的清军基本达成了稳定川藏交界地区的预期目标。

岳钟琪也从此与康定结缘，这里成为其功业的起点，他后来戎马一生，差不多参与了康熙、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所有与藏区有关的战争，期间无数次进出过康定。由于岳钟琪曾被朝廷封为三等威信公，故康定民间称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为“岳公爷”，他甚至被人们起了一个藏语名字——“迦朵阿巴”。

也许是他杀伐果断雷厉风行确实太有震撼力了，后来藏族传说，这位迦朵阿巴是个极牛的家伙，他只带了三十八个士兵就击溃了进攻藏区的准噶尔大军，后来这些勇士们的后代在当地留了下来，包括迦朵阿巴在内的每位勇士各自繁衍出一个族群，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霍尔三十九族”。

其实，霍尔三十九族是清代对游牧于今西藏那曲地区西部与昌都地区西北部一带各部落的统呼，其民族成分，他们总共大概有四五千户，一直归驻藏大臣直辖而不属达赖喇嘛。辛亥革命以后，三十九族地区被西藏地方政府占领，部落被西藏当局征收繁重赋税，各方面荼毒甚广。因此当地人一直对拉萨政权恨之入骨，历来有亲汉传统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汉人而非藏人，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霍尔三十九族地区就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

天葬无疑是内地人眼中最神秘的藏区风俗之一，传说中它的起源也与“岳公爷”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英国派驻康定的外交官在其所著《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天葬起源的故事：

康藏民间传说，岳公爷发现藏区有许多龙脉，如果死者埋在那里，其后代很可能出统治天下的皇帝，他便谎言劝导人们说，如果将去世的人埋在地里，对其本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用处，而如果将尸体喂给老鹰却可以积善业造福田，当地人相信了他，天葬于是就这样流行起来。

当然，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天葬的历史比岳钟琪时代早得多，而也许受汉族葬俗影响，康定当地天葬并不普遍，火葬和土葬一直更加流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据笔者所知，川藏路上最近的一个天葬台也在康定过后的折多山附近。

不管怎么说，最终在藏人的心目中，岳公爷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武圣人般的人物，比如根据民国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察，“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但此时，岳钟琪还只是驻川清军的一个不起眼的副将。转过年来的康熙己亥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马肥草盛的春夏之交，清军终于发动了对准噶尔侵略军的总攻，按照皇帝的安排，南北两路大军并进，其中的南路军出打箭炉经川藏路杀向西藏。

根据史料记载，这支部队不仅包括四川驻军，还有附近的云南驻军，以及稍远一些的湖南和湖北的驻军，甚至连遥远的江浙也派出部队参战，而这支大军的成分，则不仅有满蒙八旗军，还有绿营汉军。看到这支天南地北杂七杂八的军队，人们心中难免会浮现一个疑问：康熙怎么会如此仓促，莫非他把手头所有能征集的人马都派了过来？要知道，北路清军也就是大将军王和延信他们，可是好整以暇招兵买马，准备了许久才启程的，衣食住行甚至各种药品都绰绰有余，就连新册封的达赖喇嘛也在军中得到了皇宫般无微不至的照料。

通常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造成这样差异显著的对比，那就是老皇帝十分着急，生怕南路清军出发晚了会导致什么不利的局面，而对于北路清军，康熙却似乎巴不得他们能再晚出发一些。

事实也果然如此。就在上一年的年底，皇帝向南路清军将领们颁发了一条含义复杂的上谕，其内容颇让人玩味无穷，这道圣旨中写道：

“倘青海之蒙古军将敌杀败取招地，如成功，即功也。以此我将军、大臣等将满洲兵按兵不动，以蒙古人等功成，我军徒在乎？若存此意，即为过也。”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如果青海蒙古人凭借自身能力就能把西藏的事情搞定，那还要我们什么用？你们可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否则“即为过也”。

“功成乃全体功也。即青海兵前进效力，功成取招。伊等倘以土伯特部教俱我祖辈固始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仰赖圣主大军宏威，获取地方。主子自远方前来之军，为何辛劳驻扎守招。我军理应镇守，仅我军镇守可也，伊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

康熙说，即使最后胜利了，那也是大家伙儿的功劳，可不能独归蒙古人。到时候，这些蒙古人肯定找借口说，西藏本来就是我祖辈的领地，本来就应该由我们继承，您老大老远跑来帮我们打仗，实在太辛苦了，就不劳您在这儿待着了。但是，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朝廷理所当然要在西藏驻军。当然了，咱们能独自驻军当然最好，但如果蒙古人想掺合进来，大家联合“镇守”西藏，那也可以接受。可如果蒙古人想把我们排除在外，门儿都没有！

“如今朕已下此谕，日后以朕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朕于众前颁谕也。若我大军抵达取招，此非平常之功，功大也。”

看来，老皇帝已经有些后悔了，此前为了争取和硕特蒙古首领们对清军进藏的支持，他已经对罗布藏丹津等人许过诺，答应由他们继承拉藏汗在西藏的权益，现在康熙试图反悔，但又想到自己金口玉言，说话不算数“断然不可”。

可是，如果清军抢在和硕特蒙古人之前攻占了圣城，建立了这样的不世功勋，到时候再谈在西藏长期驻军的事儿，对方也就无话可说了。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清军抢占拉萨的行动必须是独立完成的，期间并没有得到蒙古人的帮助，而与和硕特人混编前进的北路清军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老皇帝所能依靠的，也只有由四川出兵的南路清军了。

于是，在这道上谕中，康熙要求南路清军必须抢在蒙古人之前，率先完成攻占拉萨的“非平常之功”，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只能把手头所有能调集的部队都派过去支援四川，形成了“川、滇、荆、楚、江、浙满汉官兵”汇聚一堂的火爆局面。

这支紧急拼凑出来的大军统帅，则是皇帝同样紧急任命的定西将军噶尔弼——由于原定人选四川总督年羹尧脱不开身，康熙才不得不李代桃僵，大军副帅则是一位名叫武格的八旗军都统。此时，做为已经被证明为很有战斗力的一支人马，永宁协副将岳钟琪指挥的部队自然也被编入了这支大军，不仅如此，也许是之前在平定康区动乱中的表现太优秀了，岳钟琪得到了噶尔弼的赏识，他再次被委任为清军先锋。

肩负着皇帝的特殊使命，岳钟琪率领数千人的先头部队，朝着西藏方向策马而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支不大的队伍沿着川藏南路一路狂奔，把理塘、巴塘等地远远抛在身后，很快杀到了扼守着数条进藏要道的战略要地——西藏昌都。

此地是西藏的东大门，“昌都”这个词在藏语意为“水交汇的地方”，两条河昂曲和杂曲在达马拉山山脚处交汇，合并成了著名的澜沧江，而昌都就是这个交汇之地。可是，如果您看过清朝有关藏区的史料，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找不到“昌都”，但却能经常看到一个音近的词——“察木多”，没错，那就是昌都以前的译名，而按照藏语发音的话，它原来的名字“察木多”其实比现在的“昌都”更合适一些。

到了六十余年前的1950年，昌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昌都战役拉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它也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暂且不表。

其实，这里不仅是“水交汇的地方”，更是川藏南北路以及滇藏路的汇合处。即使到了今天，昌都的邦达也仍然是川藏北线和川藏南线，或者说317和318两条国道的交汇处，过了这里，川藏南北线将汇合成一条，向着远方的拉萨延伸。此地位置的重要可见一斑。

但岳钟琪部队到达昌都的时候，这里当然还没有川藏公路可以通过，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渡过咆哮汹涌的怒江。清人笔记写道，当年的人如果想要过江，只能通过架设在江面上的一座桥。这座“三巴桥”大概属于藏区常见的铁索吊桥，周围悬崖峭壁易守难攻，是进藏的第一险要之处。

岳钟琪很快收到了坏消息——探马来报，准噶尔人已经抢先到达这里，他们或蛊惑或威逼，诱使或迫使当地首领带领地方武装占据了三巴桥，切断了清军前进的唯一道路。强攻的话必定损失惨重，而且还很可能无法拿下，这可怎么办？

考虑再三，岳钟琪决定重拾吕子明“白衣渡江”的故智，他从军中选出几十个懂藏语的官兵组成一支突击队，让他们穿上藏服伪装成当地人的模样，混在藏民中间悄悄过了三巴桥，准噶尔人和当地武装显然过于相信天堑的作用，对此竟毫无察觉。

过江之后，突击队又由吕蒙变身为班超，他们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和勇气，迅速杀向了当地的政治中心洛隆宗（今西藏昌都地区洛隆县）。猝不及防之下，驻扎在洛隆的准噶尔特派员有六人被杀，其余五人被清军俘获。清人写道，面对这支天降的神兵，当地首领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纷纷拜倒在地表示降伏。

就这样，岳钟琪率先锋部队顺利通过怒江，从此以后“无梗道者”，就是说再也没有人敢当其锋芒。很快，他们便杀到了几乎位于昌都与拉萨中点处的拉里宗。

喇哩又写做拉里或喇里，即今天西藏那曲地区东南部的嘉黎县，此地东连昌都地区边坝县和林芝地区波密县，南临那曲地区当雄县和拉萨市的林周县、墨竹工卡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清史稿》的《地理志》写道：“（拉里）在前藏东五百九十里，察木多西六百六十里。”

拉里距离当年额伦特全军覆没的喀喇乌苏并不太远。前面我们提到过，喀喇乌苏之战进行的时候，那位自带干粮从军的前四川省军区司令康泰，中了一个名叫黑喇嘛的“贼僧”的圈套，可怜平白丢了性命。这件凶案的发生地点，其实就在拉里。按照清人笔记的说法，这个黑喇嘛确实是个狠角色，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准噶尔人一来这里就和他勾搭起来，从此他便成为大策零的同伙。

也该着这家伙倒霉，此次他遇到的并不是无能的康泰，而是比自己更加狠辣的岳钟琪。清军先锋官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同样也设计了一个圈套（细节如何已不可考，估计是鸿门宴之类吧），一举拿下了黑喇嘛。不仅如此，据说当时亲手擒住这个武艺高强恶僧的人，正是岳钟琪自己，武穆后裔的本领果然名不虚传。

清军就这样平定了拉里。有意思的是，黑喇嘛的恶名竟然进入了《清史稿》这样的正史之中，该书写道：“其地有黑喇嘛，附于准噶尔，寻讨平之。”而拿下拉里之后，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南路清军通往圣城的道路，从此一马平川。

尽管清朝史料记载说，得知清军两路并进的消息后，“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但很明显，春丕勒宰桑——“宰桑”是准噶尔官员的头衔，据说来源于汉语的“宰相”，策凌敦多布的正式官衔就是大宰桑——率领的这支部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仅岳钟琪的先锋部队从其指缝间溜过，就连后面噶尔弼亲率的主力大军也没有与其交锋。

对此，《清史稿》写道：“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就是说，南路清军主力抄小路绕过了准噶尔军的防线，他们利用皮筏子过了河，径直向着西藏杀去。另外，清史记载南路设防的准噶尔军有两千六百人，这大概包括了许多西藏伪军在内，因为无论是阿尔布巴还是清朝外交使团收集到的情报，都显示大策零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前者打听到准军战斗兵员仅剩下两千五百人，而后者则探知对手连病人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加之主力正随大策零开往青海方向对抗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兵，因此春丕勒手头的真正准军肯定不会太多。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即阳历9月24日，这是后人们需要记住的一个日子——经过四个月的星夜兼程，岳钟琪率领的南路清军先锋部队进入拉萨，饱受蹂躏的圣城终于获得解放！这个时间，足足比其他将领早了二十多天。

隋唐以前，中原人对西藏所知甚少，而即使在最强大的贞观至天宝时期，唐军也从来没有突破过今天四川、青海、新疆与西藏的边界，第一个真正征服西藏的，应该是后来在欧亚掀起黄色狂飙的蒙古人。因此除却那些并不肩负军事使命的官员使者之外，岳钟琪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进入拉萨的汉族将军。

就在清朝南路大军攻入圣城的时候，当年额伦特部队覆灭的藏北那曲草原上，清兵与和硕特蒙古人组成的北路大军，却正和大策零亲率的准军主力进行着殊死搏斗……

请继续期待下篇《十、诸神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