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有这么一个段子：

据说抗战时，美军观察团访问了延安，回来后大力称赞GCD如何廉洁奉公如何艰苦朴素，继而愤怒抱怨KMT如何腐败堕落如何穷奢极欲，让凯申公很下不来台。就在这时候，常夫人却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们所言不虚，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过权力的味道。”

前面我们讲过，统兵出征前的十四阿哥是个热血的愤怒青年，很难想像他那时候就具备阴谋家的素质，那么当他成为大将军王以后呢，或者换句话说，当他掌握了数十万大军，初步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以后，还能保持当初的赤子之心吗？

这还真不好说唉。

顶着“大将军王”这个前所未有的古怪头衔，带着父亲和满朝文武的殷切期待，十四阿哥率军来到了青海，而在此之前，康熙皇帝已经专门向青海的和硕特诸王公们传下了旨意，要求对方务必配合行动，大将军王便如朕亲临：

“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抵达青海后，大将军王立即召集蒙古王公们训话，语气十分严厉，他说：

“尔等应谨遵皇父此旨，共相和睦，务以尔祖父等所遗礼法为要，各将军马、口粮、器械备办齐整，嗣后当竭力奋勉，方可嘉奖。再尔等受皇父厚恩多年，无分内外，予皆视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来，不敢存有私见，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恶劣不遵法者，我亦无计，当以法律治之。”大致意思是，你们这些人都给我老实点儿，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

亮完大棒，该给胡萝卜了，胤祯并没有空着手来，他为蒙古人带来了皇帝派发的大礼包。十四阿哥替父皇向大家宣布，只要他们帮助清军拿下西藏，驱逐准噶尔人之后，皇帝无意改变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时期的政治状况，也就是说，在他们中间仍可以产生西藏的汗王，就像固始汗、拉藏汗们当初那样。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和硕特贵族们自然欢欣鼓舞，恨不能立刻带军打过去，马上赶跑准噶尔人好继承亲戚的遗产。青海蒙古的一把手是罗布藏丹津亲王，无疑在继承西藏未来的汗位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因此他也是后来青海王公中对准噶尔作战最积极的一个。

尽管按辈分来说，罗布藏丹津是被准噶尔人杀死的拉藏汗的叔叔，但其实际年纪却比自己的那位侄儿小许多，他的父亲便是固始汗的最小的儿子扎西巴图鲁。公元1697年，康熙击败噶尔丹后，扎西巴图鲁率青海和硕特部与清朝在察罕托罗海会盟，承认归附朝廷，康熙于是册封了蒙古王公一系列爵位，包括亲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以及辅国公等等，其中，扎西巴图鲁自然是最高级的和硕亲王。

从零星史料的记载来看，罗布藏丹津，这位和硕特蒙古王爷很可能是一个颇有血性且喜怒都形于色的贵族，这些特点似乎与大将军王颇为相符，而从后来的史料来看，这两人很可能颇为投缘，相互之间配合得十分融洽。这除了有性格因素外，康熙皇帝那份大礼包所起的激励作用恐怕不容小觑，而很久之后这位王爷才会明白，皇帝的许诺就像甜蜜的毒药……

青海蒙古人的二把手，则为察罕丹津郡王，他是固始汗次子达尔吉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罗布藏丹津的堂兄弟。这一家人的地位本来并不突出，但察罕丹津却很会来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刻苦专营，才得以在这个庞大的可汗家族中脱颖而出。

当年，青海与西藏两支和硕特人势同水火，拉藏汗废黜了仓央嘉措另立新达赖后，青海方面扬言报复，和硕特内战一触即发，倾向于拉藏汗的清廷不得不派出大批人马，对罗布藏丹津等人进行威慑。迫于清军压力，青海蒙古首领们悻悻罢手，而察罕丹津据说就是内战主谋之一，照理说，他应该对朝廷怀恨才正常。

况且，察罕丹津与准噶尔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为他的亲弟弟根特尔就是准噶尔人的姻亲，而准噶尔军之所以入侵西藏，据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位蒙古王爷煽动的结果——他很可能想借刀杀人，利用第三方的军事力量干掉青海和硕特人最讨厌的拉藏汗。

但当准噶尔入侵西藏、帝国边疆震荡之时，察罕丹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竟然不顾危险，率先入京向皇帝请安，给自己在朝廷大大加上了印象分。康熙自然十分高兴，认为“当人心疑惧之时，委身效顺，甚属可喜”，为表嘉奖，特地将察罕丹津的爵位由多罗贝勒晋升为多罗郡王。察罕丹津这一次的押宝大获全胜，让自己的堂兄弟罗布藏丹津亲王十分嫉妒。

据说就在这次朝觐中，康熙悄悄对他说：“你回去约你们兄弟大力共征准噶尔贼，恢复你祖道法。”皇帝宣称策妄阿拉布坦毁灭了固始汗护卫的黄教，清朝出兵是为了保护蒙古人，“恢复尔等祖父固始汗所立之黄教”，青海蒙古应“各自整兵，忠诚效力，上天自然保佑，福至本身，并及子孙，世代坐享荣华富贵”。也就是说，除了罗布藏丹津之外，清廷很可能暗中对察罕丹津做出了同样的许诺，即把未来西藏的统治权同时许给了两个人，其一女二嫁的用意，显然不言而喻。

当大将军王率领大队人马到来时，青海方面兵力已经驻扎了一万名清军。直面准噶尔汗国的新疆方面，清军则分为两路人马，其中振武将军傅尔丹（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曾孙，时任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指挥的阿尔泰一路兵力为23,400人，靖逆将军富宁安（大学士阿兰泰之子，时任吏部尚书）指挥的巴里坤一路兵力为17,000人。康熙的想法是，用这几路清军来牵制准噶尔本土的主力大军，以防止策妄阿拉布坦从新疆派兵增援西藏的策凌敦多布。

除了这些人外，参与这场战争中的清朝大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在四川方面，康熙任命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川、滇满汉官兵自打箭炉也就是现在四川甘孜州的康定进藏。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皇帝预先安排的这支部队主将以及定西将军头衔的拥有者，本来并不是官位仅为镶红旗护军统领的噶尔弼，而是噶尔弼的顶头上司、四川总督年羹尧，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位表字亮工的总督大人当时刚过四十岁，他是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但到了康熙四十八年，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当上了四川巡抚，可谓官运亨通，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因此，年羹尧对于老皇帝的知遇之恩自然十分感激，多次表达了要“竭力图报”的心愿，这样的表态自然让康熙很是舒服。

尽管年的妹妹是四阿哥胤禛即后来雍正皇帝的侧福晋，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姻亲关系在年羹尧的升迁中起了多大作用，从相关史料来看，他更像是凭自己本事干上来的，此人不仅做事井井有条，在地方频频兴利除弊，而且据说为官也相当清廉，皇帝对他相当满意。起码从明面上来说，那个皇子妹夫给年羹尧带来的最大好处，不过是让年家的户口由下五旗里的汉军镶白旗，上调到了皇帝直接管辖的上三旗中汉军镶黄旗，这就是所谓的“抬旗”，算是皇家赐予的一种特别恩典。

前面我们提到过，额伦特那支全军覆没的部队中，有一位自带干粮跟过来打仗的前四川提督康泰。当时，这位倒霉的省军区司令员带领四川地方部队开赴西藏，可刚出发没多远，少数民族士兵们就发生了哗变，坚决不去那个险恶的地方，康泰不得不又灰溜溜开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省委书记年羹尧巡抚赶紧派出一名参将去安抚他们，以免生出更大事端，同时密奏皇帝，说康泰同志“失兵心，不可用”，要求亲自上前线指挥调度。

由于按照清朝惯例，已掌握一省政务的巡抚不能再干涉统兵权，因此康熙没有答应这个请求，而是派出一名都统前去代替康泰，但皇帝对小年的表现无疑甚是欣赏，“嘉其实心任事”。此后，年书记的一系列措施更是可圈可点，他让一名护军统领进驻川藏重镇里塘，以防准噶尔人得寸进尺；同时加强战争准备，增设了打箭炉至里塘的驿站；为了防范准军进攻四川，他又申请增加本省驻军。对这些举措，康熙统统批准招办。

大概是感觉年羹尧办事确实得力，只管民事确实无法发挥他的能力，另一方面，西藏的战争也确实越来越逼近四川，皇帝终于下令，对其“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而总督是有军队指挥权的。就这样，年巡抚摇身一变成了年总督，尽管地盘还那么大，但由于军政统抓，权力却大了不少。

随着战争阴云的日益逼近，十四阿哥胤祯顶着大将军王的名号正式挂帅出征，而康熙也终于决定，派自己一向欣赏的年羹尧由四川带兵进藏开辟第二战场，以配合大将军王率领的清军主力的行动。皇帝于是初步拍板，打算授予年羹尧定西将军的头衔以便统兵，并特意派人咨询年的意见，问谁合适代替他担任四川总督之职。

没成想，一向行事果断的年羹尧却突然谨慎起来，答复皇帝“一时不得其人”，就是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开身，他随即建议皇帝，不如将定西将军的大印转授给自己的部下噶尔弼，由后者率川军出征。康熙皇帝采纳了年的建议，于是噶尔弼便幸运地成为了定西将军。此前，噶尔弼是朝廷派到四川来协防的镶红旗护军统领，这虽然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但职权只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师长，现在他突然升为一方统帅，心中自然对年羹尧充满感激。

有小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阴谋化的处理，认为这是年总督那位四爷妹夫的秘密安排，目的是牢牢卡住大将军王所率平乱大军的脖子，好让四阿哥可以在后方从容施展权谋。因为四川是清军的主要后勤基地，风烛残年的老皇帝一旦驾崩，十四阿哥如果想领兵回来争皇位，年羹尧只要断绝其粮饷补给，对方必然军心大乱不战自败，况且，进藏清军中还留着年羹尧预先埋下的噶尔弼这颗钉子呢！尽管没有史料证明这种布置的存在，但理论上也并非无此可能，姑且存疑吧。

按照康熙皇帝的安排，进藏诸路清军中，大将军王胤祯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既不是新疆方面的振武将军傅尔丹或靖逆将军富宁安，也不是四川方面的定西将军噶尔弼，更不是留守后勤基地的四川总督年羹尧，而是另外一位宗室皇族，此人就是领有平逆将军名号的延信，在大将军王到来前，他一直都是清朝大军的代理统帅。

延信是清太宗皇太极的曾孙及肃武亲王豪格的孙子，其父为温郡王猛峨（又写做‘猛瓘’），可谓根正苗红的皇族。这场战争中，延信一直担任大将军王的副手，即使战后，他也与当年的战友胤祯以及年羹尧等人走的很近，很可能对那段特殊时期许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辛都有所接触。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他在雍正六年突获大罪入狱，尽管延信最后保住了性命，但也因此导致史料中对他的记载非常之少。

不过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这位皇族将军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比如在这场战乱平定后，朝廷曾专门颁下诏书嘉奖延信，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延信很可能是清朝进藏大军的实际指挥官，隐藏在大将军王阴影中的幕后英雄。

但不管怎么说，十四阿哥胤祯都是诸路清军的最高统帅，而按照朝廷对外宣布的措辞，他麾下的将士总数高达三十万之多，尽管这个属于“号称”范畴的数目肯定水分很大，但即使实际人数只有号称人数的五分之一，也已经是侵藏准噶尔军的十倍以上了，清军对胜利可谓势在必得。

另一方面，手握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心里还没什么想法的话，大将军王恐怕也不是从一次次血雨腥风的皇位争夺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爱新觉罗子孙了。

来到青海前线后，胤祯十分注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此，支持者肯定判断他在为朝廷聚拢军心，而反对者也同样可以猜测他在替自己收买人心。而对于前线的军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慰问阵亡弟兄们的军嫂和遗孤更能让自己感动呢，因此大将军王马上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纪念额伦特及其麾下数千名战死的英灵。

根据胤祯后来写给父亲的奏章，追悼会上的场面十分感人，孤儿寡母哭成一片，大家对帝国政府的关心和爱护深表欣慰，并对为人民群众带来皇帝温暖、带头战斗在抗击准噶尔第一线的大将军王“感激涕零”，纷纷表示，有了王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对此，奏章中写道：

“于阵亡总督额伦特及众官兵之尸骸前诵经，四月初三日晨，臣亲往各猪、羊、饽之案奠酒。于此额伦特之子及众官兵之妻子同跪告称，我等父、夫世代蒙受国之重恩，从戎效力者，官兵应分之事也，交战阵亡，因病而亡者，亦在各自之命。在此王亲蒙谕旨，率领大军，为使生者心畅，亡魂欣慰，前来消灭逆贼，又我等父、夫于战场阵亡，亡于蒙古塔拉者，乃因可悯，故诵经七日，王亲奠酒祭者，实属自古无有。圣主如此之殊恩，奴才等不敢担戴，且即我等亡父、亡夫之魂亦不敢担戴，不胜感激涕零，纷纷望阙合掌谢恩。为此谨具折奏闻。”

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将军王也注意认真调解疏导，尽量把睚眦抹杀于萌芽，避免造成矛盾激化扩大。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一二把手，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一直不和，尤其是察罕丹津率先朝觐皇帝并被朝廷破格晋封为郡王以后，更引起了罗布藏丹津亲王的羡慕嫉妒恨，时不时就找碴修理这个新晋郡王，导致后者经常向皇帝诉苦。

尽管这种不和很有可能就是清廷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而刻意造成，但现在大敌当前，还是暂时要一致对外才行，因此康熙皇帝下旨，“兹查王察罕丹津等所奏，伊兄弟之间，常相不睦，仍着大将军王表率训饬，令其和睦”，于是胤祯奉命调停。按照大将军王事后给皇帝上的奏章，他对于这对蒙古兄弟可以说苦口婆心。

胤祯首先动之以情，你们彼此是自家兄弟，在皇帝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大家一起安安生生过日子，有官当有财发，多好啊：“尔皆固什汗之子孙，一向恭顺，故皇父封尔等为王，贝勒、贝子、公，并常加训谕，尔等兄弟之间，湏以和好安生。”

然后晓以厉害，如果你们再这么闹下去，等到准噶尔人打过来，那一切都全完了，你们亲戚拉藏汗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尔等并不诚实遵依，彼此和好，各自怀怨，轻听调唆之言，互相不睦，以致策妄阿拉布坦乘隙入藏，破坏尔祖所立教道，杀害尔等骨肉拉藏汗。”

既然兄弟俩都是藏传佛教徒，大将军王自然也不会忘记激发他们的神圣使命感：“今皇父为尔等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封呼毕勒罕为达赖喇嘛，同以全力护送赴西藏坐床，正尔等共同一体一志感戴皇父重恩，奋勉效力之时，嗣后着将猜忌之意，均尽解释，共同一心一意，力行推广教务。”

十四阿哥随即拍胸脯许愿，如果你们俩和睦相处，我老爸那里肯定好处大大滴：“恭敬长辈，怜爱幼辈，凡兄弟之间遇事尽可涵容，以宽厚行事，以和睦为心，推广黄教，必能常蒙皇父重恩。”

当然到了最后，胤祯也没忘记敲打他俩一下，如果你们不听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到时候可有你们好受的：“倘不遵教谕，仍前不睦，互起争端，我必指名参奏，科以重罪。”

按照大将军王的说法，就这样恩威并施之下，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对自己心悦诚服，他们发誓“互相和好，共为一心一意”。不仅如此，青海蒙古首领们还共同用蒙文写了个保证书，上奏给清廷留存为证，这封文书翻译成汉语是：

“满珠什哩圣主将我固什汗之子孙，特霈恩施，赏给名号，常久优恤，又使互相和睦之故，叠诵圣训，我等已获平安。兹复为我众不胜喜悦。我等皆系一祖之孙，钦遵圣旨，依照旧例，长辈则怜爱幼辈，幼辈则恭敬长辈，始终愿和好等语。除亲王罗布藏丹津等呈报蒙文一件恭呈御览外，谨此缮折奏闻。”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胤祯的四哥胤禛登基以后，一直给他的这位一奶同胞的亲弟弟上眼药，找人搜罗出许多真真假假的黑材料。其中的一条写道，大将军王出征之时，曾悄悄对自己的九哥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而老八、老九、老十以及老十四，这几个阿哥历来穿一条裤子，早就是朝野周知的秘密了，雍正无疑想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老十四对老九说出这样的话，究竟是何居心？难道想诅咒父皇早死吗？还是你们几个内外勾结意图不轨？

另一份黑材料则写道，率大军抵达青海后，十四阿哥和八阿哥一党仍然“密信往来，曾无间断”，就是说大将军王和哥儿几个经常通信，往来频率高得几乎没有断过，而信里究竟都写了什么，却从来没别人知道，即所谓“机计莫测”。这种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无疑比直接控告更让对方有苦难言，也更能惹得读者浮想联翩，尽管如此，辩护者也同样可以有理由质问，自己家里弟弟和哥哥写信，关你们外人屁事？

此时，距离青海千万里之遥的京师朝堂之上，经过老皇帝的多次修理，八、九、十三个阿哥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被后世目为卓越学者的三阿哥胤祉，正带领一大批同样卓越的学者在熙春园大搞文化事业，《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杰作便由他们手中推出；四阿哥胤禛仍在装模作样地吃斋念佛，仿佛对谁当皇帝根本不放在心上，而被认为是其死党的十三阿哥胤祥，此前不知为何突然触怒了父亲，正待罪在家没有差事；其他几个阿哥或势力单薄或年龄幼小或确实老实巴交，根本不可能继承皇位。因此尽管身在距离朝堂千万里之遥的前线，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却是皇子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至于最关键因素也就是老皇帝本人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很可能这位一世英明的君主直到死仍对由谁继位难以决断，更或许，他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突然猝死——电视剧里不是说过，“我还想再活五百年”吗！

但是，老皇帝对自己这个十四儿子的疼爱，却是货真价实的，清宫档案中保留了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父子二人的大量通信，总数达几百封之多，差不多平均两三天就通一封信，从中也许我们可以窥豹一斑。

这些信件中，除了大量如前面所写的那种公务往来的奏章外，还有许多是纯粹的家书，也有一些是公私兼有。比如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父亲在前半部分特意告诉儿子，别因为家事耽误工作，你家里的事情老爸都替你办好了：“为尔家嫁娶喜事，均已妥善办成，切勿惦念家眷。”

这是指胤祯的长子弘春结婚一事，康熙特批这个孙子按照亲王世子的规格办理，可谓相当体贴。而在该信的后一半中，老爸再次提醒儿子别忘了聚拢人心的重要性，“惟人心甚要，此昼夜存心。”

在另一封信中，康熙悄悄告诉儿子：

“朕之白发胡须业已变黑，此尔勿告人。惟牙损坏。”除了牙齿不成以外，我的头发胡子都已经变黑了（莫非返老还童？），你可别告诉外人啊。老皇帝那副孩子般的得意之情，似乎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十四阿哥也一直关心着老父亲的健康，在一封内容公私兼有的奏章中，他写道：

“此前臣之属下返归，虽常获闻皇父容光焕发，圣体结实，强于先年，见皇父此谕旨，不胜喜悦，臣之食眠均较先大增，臣惟钦遵皇父训悔圣旨，保养身体，尽能效力。”

驻扎青海西宁后，胤祯不停地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其内容可谓事无巨细，甚至提到“还有一种剪蓉花亦美丽，臣于此处见之，思念如何供皇父览阅，花虽难携至，若携种子种植，必能长出也，故臣将花种现均收藏。”现在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成年后的子女能够耐下心来对自己说这种琐事，大概都会觉得温馨吧。

而康熙对胤祯的身体也十分在意，当得知这位大将军王在青海举行狩猎活动时，他很担心儿子不小心受伤，于是特意叮嘱道：

“闻得地方甚恶劣，多草丛，易跌倒。再雄兽力大残暴，追人不止，心中注意，以防人马受伤。”

许多人认为，康熙是明清最有人情味儿的皇帝，这种说法恐怕不是毫无道理。常言道“皇家无亲情”，但从这些奏章和信件中，我们却仍能感到一丝丝浓浓的关爱从字里行间不断溢出。而身为通信者中的一方，十四阿哥的表现恐怕也不能全归入虚情假意或矫揉造作，起码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位皇子对父亲、母亲以及子女的感情确实都十分强烈，我们不妨再看看下面这首名为《悼亡女》的短诗，这是胤祯在他的一个女儿夭折后所作：

“嗟尔生来一岁零，忽闻疾殁泪盈盈。

灵魂莫苦归时早，百岁还同一岁生。”

尽管文采并不很出色，但诗中所流露出对小女儿的那种情真意切，以及一个父亲刻骨铭心的悲伤，却是很难伪造的。

就在清军一方众志成城之际，准噶尔一方却遇到了大麻烦，他们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杀戮，终于激起了当地人的拼死反抗。

请继续期待下篇《七、游击队员之歌》

在清朝大军砺兵秣马磨刀霍霍的时候，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人又在干什么？原来，他们正在拉萨搞拆迁呢！准噶尔人把占领区内一切有价值的物件都拆了下来，于是一辆辆装满了各种财物的大车，首尾相继地向着他们老家伊犁的方向驶去，络绎不绝……

圣城被攻克后，准噶尔军开始大肆劫掠，他们疯狂地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即使神圣的藏传佛教寺院也难逃毒手，对于这些人的暴行，身处这场战乱中的欧洲传教士做了一番戏剧化的描述：

“他们手持武器冲入屋内，抢劫了贮存及隐匿在寺院中的珍宝。如果他们感到不甚满意的话，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室内。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宽恕，无论其年龄和性别。他们残暴地毒打他们，还把一些人胳膊绑在背后，吊在大梁上，鞭挞他们，逼迫他们说出财物的隐藏之地。”

这些寺院应该属于红教等其他教派，因为这时候准噶尔人还没开始对自己信仰的黄教下手，几名欧洲传教士躲到了色拉寺等黄教寺院，因而逃过了一劫。

至于拉藏汗那些曾经的手下们，结局则各不相同。欧洲传教士记述道，拉萨最后的保卫者之一、那位逃出后却又返回来抱着拉藏汗尸体痛哭的顿珠色仁将军，当然难逃被俘，但也许是英雄惺惺相惜的缘故，大策零十分赏识他的指挥才能，希望争取他为自己效力，于是宣布赦免了他。

拉萨沦陷后，拉藏汗委任的第司（即执政官）达贡扎西与拉藏汗的二儿子苏尔扎逃到了拉萨东北部的达孜（今拉萨市达孜县），向当地统治者需求帮助，但却没想到羊入虎口，他们被对方五花大绑，押解到拉萨献给了新政权的主人。

这位达孜统治者的名号叫达孜巴，也叫达孜夏仲，此人在汉文史料中称为达克杂或达克咱，而其真正名字其实是叫拉杰饶旦。按照欧洲传教士的说法，达孜巴家族与拉藏汗有仇，因此当和硕特汗国大厦倾颓时，一石二鸟乘机报复，及时地向准噶尔人献上了第司和王子邀功。也正因为这份大礼，大策零投桃报李，宣布任命达孜巴为第司，让他组建准噶尔人控制下的西藏傀儡政府。

前第司达贡扎西与苏尔扎王子两人随即被准噶尔人关进冬季严寒的地牢，并受到极其残酷的虐待，一位传教士声称，由于拉藏汗的第司以前对自己多有关照，因此他曾设法向地牢送进一张床，好让达贡扎西可以不睡在冰冷的地面上。据说敌人怀疑达贡扎西在拉萨沦陷前藏起了布达拉宫的财宝，为了逼问这些财宝的下落，这位前第司遭受了严刑拷打。

拉藏汗的王妃以及另一个儿子也被敌人俘虏。大策零没有忘记旧政体的追随者们依然尚存，他认为拉藏汗王妃、两个王子及达贡扎西的存在是个威胁，当王子们长大成人之后，一定会有人唆使他们造反，夺取王位，为其父报仇血耻。准噶尔统帅于是派人秘密地将王妃等人押出拉萨，准备悄悄处死。

顿珠色仁将军尽管坚决拒绝在新政权中任职，但由于大策零的关照，他在拉萨城内仍享有人身自由。将军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刻担心这次押解掩盖着一场屠杀计划，他首先追上了押解达贡扎西的队伍，传教士生动地描述了随后的遭遇战：

“他袭击了卫队，作战十分英勇，以一当十，顿珠色仁将军成功地救出了垂死的达贡扎西，催促他在逃亡中寻找安全之处。”

顿珠色仁的攻击及达贡扎西逃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拉萨。大策零怒火万丈，为了进行报复，准噶尔人折磨虐杀了顿珠色仁的妻子，把她“剁成碎块”。顿珠色仁此时正在掩护遍体鳞伤缓慢行进的达贡扎西逃亡，但这一暴行触怒了他，在盛怒之中，他再次回头，向另一支押解队伍发起了拼死攻击。

对于顿珠色仁的最后时刻，欧洲传教士的描述令人十分感动：

“将军落泪了，但这更激发了他的勇气。他冲入敌阵，在那里他看见了不幸的王妃及两个王子和王室家族的残存者。他像闪电一般扑向卫队，当他踩着那么多的敌人尸体时，他闪闪发光的眼睛令人恐惧。这时，他没有意识到他负了重伤，他失去了知觉，在离不幸的囚犯不远的地方倒下了。蒙古人发出尖声厉叫，他们把他抓住。砍下了他的双手双脚，割掉了他的鼻子，把他放在一匹马上。”

这位勇敢的将军就这样死掉了。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拉藏汗王妃及两名王子的结局也十分悲惨，由于感觉残暴得令人发指，所以他不忍心描述具体经过。但史料中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母子三人其实并没有被杀害，而是被敌人掳回家乡以示炫耀，他们就这样在准噶尔的首府伊犁度过了一生，成为其征服者展示赫赫军功的尊贵战利品。

拉藏汗的秘书和亲信、曾在纳木措湖畔英勇对抗准噶尔人的颇罗鼐，拉萨沦陷后也被敌军俘获。在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由于新政权第司达孜巴的求情——两人据说有着姻亲关系——颇罗鼐被释放，他于是回到了后藏的老家，此人日后还会出场，暂且不表。

众所周知，西藏的财富自古以来就集中于寺院，当准噶尔人由伊犁老家历尽艰辛杀进拉萨，面对着这些外表镶金嵌玉、内部珍宝如山的庙宇，自然会食指大动。当然，为了迷惑西藏民众，他们一直打着保卫黄教正统、护送真正达赖灵童继位的旗号，因此开始的时候对黄教寺院还算客气，劫掠重点主要针对其他教派，尤其是红教宁玛派属寺。

藏族史书记载道，大策零将西藏最著名的两座宁玛派寺院——位于拉萨的贡嘎县多吉扎寺和位于山南扎囊县的敏珠林寺的高级僧侣们统统投入监狱，并在大昭寺召集前后藏僧俗大会，宣布今后取缔宁玛派，随后又将敏珠林寺的多名活佛杀害。不仅如此，准噶尔人为了显示自己独尊黄教，还将传说中红教祖师莲花生的修行洞堵死，多吉扎寺、敏珠林寺许多宁玛派寺院被夷为平地，这些寺院积累的财富自然以合法名义都收进了准噶尔人自己的腰包。

在此期间，黄教僧侣们的自我感觉很可能颇为不错，而按照欧洲传教士的记载，这些喇嘛们甚至有可能亲自加入了准噶尔人的行列，以无比的宗教热情对异端予以超度：“蒙古人的暴行得到了他们的同谋者黄帽系僧人的配合，他们粗暴地攻击他们的红帽系对手，他们把找到的人一个不留地杀死。”该传教士还自称帮助过一位红帽系的高级僧侣，使之逃脱了准噶尔人和政敌的屠杀。姑且听之。

不久之后，这些曾因大策零杀死拉藏汗而欢欣鼓舞的黄教僧俗们，将为自己当初的引狼入室和过分乐观，而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大策零指挥下，喀喇乌苏战役中准噶尔人漂亮地围歼了额伦特的清军，在此期间，一直把自己打扮成黄教卫道士的他们，很可能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藏族僧俗的真心帮助。但胜利过后，得意忘形的准噶尔人也彻底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性，贪婪的爪子不区别地伸向了一切可能藏有财物的地方，甚至包括他们宣称信仰的那些神圣的黄教寺院。

很快，无论属于何种教派的西藏各大寺院，包括黄教著名的拉萨三大寺，以及藏族最神圣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都被准噶尔人一视同仁地洗劫一空，甚至连布达拉宫保存的藏传佛教顶级圣物——著名的“鲁格夏热”即圣观音像——也难逃此劫。而缺乏武装的黄教僧俗们，只能和早已被准噶尔人洗劫一空的其他教派一起，茫然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心情由天堂直接跌入地狱。

说句题外话，对于纳粹上台后的那段暴政，20世纪的德国著名神学家弗里德里希.马丁.尼莫拉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歌《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可译为<一开始他们来抓GCD>），诗中——为便于阅读，还是改放英文版本吧——写道：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一开始他们来抓GCD）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communist.（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GCD）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Jew.（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然后他们来抓工会分子）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trade unionist.（我又没说话，因为我并非工会成员）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然后他们来抓天主教徒）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我还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Then they came for me,（最后他们来抓我）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可到这时候，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身为虔诚的教徒，却抢劫了自己的宗教圣地，这个悖论无疑很难让人理解。法国学者勒尼.格鲁塞曾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提供了自己的个人解释，他感慨道：“准噶尔人，这些虔诚的喇嘛教徒，洗劫他们自己的宗教圣城，而以掠夺来的宝物去装饰固尔扎的喇嘛寺庙，然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堡和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不也是如此吗？并且，‘佛骨之战’不正是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期吗？”

按，“固尔扎的喇嘛寺庙”指的是准噶尔人在新疆伊犁建造的黄教大寺，位于今天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可能在噶尔丹时期就已经存在。准噶尔人攻占西藏后，将从各大寺院抢劫的财宝和宗教法器运回伊犁装饰这座寺院，使得它金碧辉煌，因而有“金顶寺”之称。后来，人们遂以“固尔扎”代指伊犁以及如今的新疆伊宁市，这个词据说来源于维吾尔语，意思是“盘角山羊出没的地方”。

但是，在西藏遍地的寺院拆迁潮中，唯独有一座黄教大寺却受到了准噶尔人的保护，不仅一直巍然不动，而且大策零还将从各地抢劫来的各种珍宝财物，特意分出一份送到该寺，礼貌周全地请寺主人笑纳。

这座黄教大寺就是位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寺主人正是大策零与拉藏汗共同的老师，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罗桑益希，而当初向大策零派出信使，使得四百名清军战俘死里逃生的人，也正是这位活佛——对此，有藏族史料记载道：

“清军有的被杀死在战场上；有的无食充饥，活活饿死；有的无衣御寒，活活冻毙；也有一些人被捉，然而，为了班禅活佛长寿，（准噶尔人）最终放他们各自回家。”显而易见，大策零为首的准噶尔人对这位活佛极其尊重。

五世班禅罗桑益希的师父就是那位无比强势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但师徒之间的关系似乎相当冷淡，这一点在罗桑益希的人生经历中体现得相当明显——他生于公元1663年，出世后就被扎什伦布寺认为可能是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接到寺内居住，寺院随即向达赖喇嘛请求指示，但后者却未置可否，仅仅说了句好好照顾这孩子了事。

由于并未确认身份，僧人们对他议论纷纷，导致小罗桑益希在寺内待得异常尴尬，只住了四个月就又被送回了家。扎寺随后又一次向达赖请示如何处理，这次达赖答应先让寺院考察一下再说，据说这个孩子每次都正确辨认出了其前世使用过的物品，从而使得扎什伦布寺第三次向达赖请示，这一回五世达赖喇嘛总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的灵童身份。

罗桑益希八岁时，前往拉萨正式拜五世达赖为师并接受沙弥戒，此后双方来往很少，直到1683年，他年满二十一岁，想再次到拉萨接受比丘戒时，才被摄政桑结嘉措（也是五世班禅的同学，他们同是五世达赖的弟子）告知师父已经闭关入定，不见任何人，也不能给他授戒，年轻的班禅不得不尴尬地另寻授戒师。其实，这时候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一年了，但消息却被桑结嘉措一直严密封锁着。

1697年，正潜心研习佛经的五世班禅突然接到同学桑结嘉措的来信，说师父业已圆寂多年，我因奉其遗嘱故秘而未宣，现在师父的灵童已经找到，并将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等云云，五世班禅这才知道五世达赖已经逝世。

不久之后，应桑结嘉措的要求，五世班禅为达赖转世灵童仓央嘉措剃度后授予沙弥戒，并正式收其为徒。据五世班禅的传记记载，仓央嘉措坐床以后，对宗教与众生安宁不甚关心，甚至有不少违反戒律的行为，五世班禅听到这些传说后，特意写信给六世达赖和桑结嘉措，苦口婆心地希望六世达赖努力钻研经典，参加僧众辩沦，继承五世达赖创立的伟大事业，切勿自暴自弃。

桑结嘉措给班禅写的回信中说：仓央嘉措对佛经的学习不甚用功，我也曾对他一再规劝，但未蒙采纳。希望班禅以师父的身份，多多去信指教，同时仓央嘉措的年龄也快到二十岁了，应授比丘戒，届时仍请班禅前来授戒。仓央嘉措则回信说自己生性不喜欢辩经，他愿意与师父会晤，但不肯受比丘戒，使得班禅很不高兴。

三百多年前，扎什伦布寺中的日光殿，放浪形骸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跪在其师五世班禅罗桑益希面前，声嘶力竭地反复哭述：“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惭愧……但若上师不收回先前授给我的出家戒和沙弥戒，还我自由，我将面向扎什伦布自杀！二者当中，请上师自择其一！”

这是发生在公元1702年的事情，当时预定要由班禅授具足戒——又称“比丘戒”， 出家者只有受过此戒才能成为比丘即正式的僧侣——的仓央嘉措来到扎什伦布寺拜见师父，从而发生了那尴尬的一幕——这位年青的神王不仅拒绝师父给自己授具足戒，甚至连此前授过的那两戒也不想要了。

五世班禅反复劝说都毫无效果，面对态度如此坚定的弟子，无可奈何的上师只有徒然叹息。最后，仓央嘉措给班禅重重磕了三个头，哭着希望师父原谅他，不要生气，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扎寺返回拉萨。

公元1705年，在五世班禅等人数次调解无效后，掌握西藏政权的桑结嘉措与掌握西藏军权的拉藏汗之间终于爆发了全面战争，最后桑结兵败被杀，他扶持的仓央嘉措也失去了政治依靠，被拉藏汗囚禁起来。

拉藏汗曾是五世班禅的弟子，他掌握西藏政权后，决定借助关系较好的班禅系统以压制桀骜不驯的达赖系统，因此表现得对师父十分尊敬，陆续向其赠送了大量土地和庄园，这种慷慨的馈赠伴随着蒙古军队的耀武扬威和藏族人仇恨的目光，使五世班禅显得越发尴尬。

说起班禅体系和蒙古人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当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为黄教拿下整个西藏后，在宣布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供养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却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行动——这位蒙古可汗并没有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他为自己选择的上师，是罗桑曲结，此人是达赖喇嘛的师父，黄教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僧侣，人们普遍认为，在四世达赖去世后到五世达赖成年前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是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固始汗宣布，赠予自己的师父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此词为梵藏蒙三语合一，意为“智慧和勇气兼备的大学者”，“班禅喇嘛”这个称呼即从这时开始。黄教集团随即宣称罗桑曲结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并为其追认了三位前世，至于最为重要的第一世班禅，则被认定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同时也是黄教历史上第三位首脑的克珠杰.格勒巴桑。

看到这里，如果您以为宗喀巴的第一大弟子或黄教历史上第二位首脑是达赖喇嘛的话，那您就想错了——此人名叫甲曹杰，与达赖喇嘛并无关系，创建初期的黄教还仅仅是一个宗教组织，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其首脑都是渊博的大学者而非有力的政治家，换句话说，他们全是饱读了无数经书的老头子。

显然，后来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的根敦珠巴当时还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仅是宗喀巴年纪最小的弟子，与众多师兄相比资历尚浅，况且，他当时正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创建中，根本没有闲心来考虑这些——您看到的没错，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并非班禅，而是达赖喇嘛，一直到了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的时候，才腾出坑儿来去了拉萨的哲蚌寺，从此这个活佛体系便专心在拉萨发展。

有种说法认为，固始汗在拜师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十郎当岁的五世达赖太年青，拜他为师太跌份儿，因此才不得已选择了德高望重的班禅，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很站不住脚，因为就拿黄教祖师宗喀巴本人来说，弟子中就有不少人的年纪比他都大。因此，这位睿智的汗王无疑是想在黄教内部形成合理的均衡，避免达赖系统一家独大。

到了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的时候，蒙古人已经与达赖系统兵戎相见，直至干掉了对方的大BOSS桑结加措。为彻底消除这位前第司的影响，拉藏汗决定拉朝廷的大旗当自己的虎皮，于是向康熙皇帝上奏，说怀疑桑结所立的仓央嘉措是否真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要求皇帝派专人来鉴定。

早已洞悉这些猫腻儿的康熙皇帝哭笑不得，为了照顾他所册封的这位蒙古可汗的面子，只好派出了一个据说是精通相术的家伙来到西藏。在皇帝特使的要求下，仓央嘉措被迫脱得一丝不挂，坐在那里像活体标本一样，被来人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个遍，心中的羞辱可想而知。

使者终于鉴定完毕，却留下一句不咸不淡模棱两可的话：“这位喇嘛是否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嘛，他确实具备做为圣人的全部体征。”说完他扬长而去。做为西藏最高层的僧侣和拉藏汗的上师，仓央嘉措那位尴尬的师父五世班禅或其派出的代表，很可能也被安排在现场以做人证。

随后，拉藏汗正式废黜了仓央嘉措，他事先曾征求班禅的意见，但班禅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推说应该请护法降神才妥当，估计他是想避免不得不正面回答的难堪吧。

但这位上师的窘迫并没有结束，不久之后，拉藏汗宣布一位青年僧人益希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民间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小喇嘛其实是拉藏汗的私生子，就连当时在拉萨的传教士，也在给欧洲的信件中私下称其为“拉藏汗的儿子”。

在拉藏汗的请求下，五世班禅不得不第二次为“六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并收其为徒，由于藏族僧俗仍对仓央嘉措念念不忘，因此这件事造成了相当大的争议，也给班禅的名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康熙皇帝专门派使者向班禅询问这位新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真伪，班禅又不得不出面为他的新学生辩解，答复说益希嘉措并非冒牌货。

公元1713年，为了稳定动荡的西藏局势，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被清朝册封尊号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个梵藏满三语合一的词汇大意为“珍宝般的大学者”。朝廷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地位按照达赖喇嘛的标准执行，康熙无疑是想在达赖系统之外再扶持一个平等的活佛体系，以在必要时实行对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达赖独大带来的不利因素。这就标志着班禅活佛系统正式获得了中央王朝的认可，“班禅额尔德尼”也代替了此前的“班禅博克多”，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公元1717年，准噶尔大将策零敦多布突袭拉萨成功，拉藏汗被杀。凑巧的是，策零当年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也是班禅的徒弟，因此对他相当尊敬，准噶尔人将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财宝全部运往新疆老家，但对扎什伦布寺却秋毫无犯，策零甚至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送给师父。（也有资料说扎什伦布寺尽管没有伤元气，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就连班禅的两个侄子也被准噶尔人杀害，姑且存疑。）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比如拉藏汗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就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免于一死，仅仅被准噶尔人囚禁起来。

此前，准噶尔人仿效当年拉藏汗故智，将各地首脑召集到布达拉宫大经堂，又搞了一场达赖鉴定会，要求与会人员就益希嘉措的灵童身份真伪给出意见，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被宣布为“伪达赖”的可怜年轻人立刻被赶下宝座，囚禁到了布达拉宫前面的药王山上。身兼大策零和益希嘉措两人师父的五世班禅，此番怕也是像上次一样难逃尴尬。

多吃多拿多占，无补偿强拆，甚至随意废立黄教最高活佛，准噶尔人在西藏可以说过得相当滋润，但正所谓物极必反，秋后的蚂蚱已经蹦达不了多久，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请继续期待下篇《六、大将军王的野望》。

额伦特、色楞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大清国举朝震惊。

后来我又查了一些资料，说清军“被杀得一个不留”，也许不太准确，因为按照一份藏族史料记载，他们之中很可能活下了最后一批人——据说当被俘的清军正像一口口猪羊般被屠宰的时候，几位神秘的信使悄悄来到了准噶尔军大营，而就在盛情接待了信使之后，准噶尔统帅大策零突然下令停止了杀戮。

此时，被俘的两千来名清军中，已经有一千五百余人被屠杀，剩下的428人竟然被大策零下令全部释放，他们甚至被敌人允许可以经青海回家——据说，这都是信使提出的要求，而大策零则全盘答应了下来。关于此事的缘由，后面会详细再讲，而如果这个记载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最后的四百余名清军战俘幸运地逃脱了悲惨的厄运，开始了穿越青海的艰难返乡之旅。

此时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肯定比清廷更早地知道了额伦特全军覆没的消息。早在拉萨被准噶尔人攻破后，拉藏汗的儿子苏尔扎被俘，苏尔扎的妻子率领一些人拼命杀出重围，逃到了青海避难。前面我们讲过，这位小王妃是当地蒙古王公的女儿，因此青海蒙古似乎有义务发兵为她复仇。

但前面我们也说过，青海与西藏这两支和硕特人的关系非常差，彼此恨之入骨，因此尽管康熙要求“黄教、图伯特民俱固始汗所创者，断不可被他人所占领，尔等俱固始汗之子孙，理应各自速往援助”，但青海方面仍阳奉阴违，不仅没有主动出兵，后来在额伦特指挥的清朝远征军向西藏进发的过程中，似乎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帮助。

不仅如此，前面清廷得到的那些“策凌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二千”消息，其来源正是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一把手——罗布藏丹津亲王，至于这位蒙古王爷究竟是信息有误还是故意误导皇帝，那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正因为这些错误情报，康熙帝才判断拉藏汗顶得住，因而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派出增援部队，等他终于得到和硕特汗国覆灭的消息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对于这些青海王公来说，，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朝廷和准噶尔究竟谁胜谁负，挂念的只有自己能不能继承和硕特人在西藏的利益，或者说拉藏汗留下的地盘究竟归谁，而清朝当时并没有对他们做出明确承诺，因而导致其心怀不满。这些王公还有另一面的考虑：如果清军出兵报复准噶尔，青海很可能成为双方往来蹂躏的战场，总之自己里外不是人。

到后来，额伦特的远征军已经覆灭，如果敌人乘胜杀来，靠近西藏的青海自然首当其冲，蒙古王公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招惹了身边凶猛的邻居。以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布藏丹津为首的一干蒙古首领们，连忙打着年幼的七世达赖的幌子，借着体谅朝廷的理由，希望皇帝不要再打下去了：达赖喇嘛哪里都能安置，不一定非要回西藏嘛，可如果长途远征，累坏了王师可就不好了——“青海蒙古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刺麻可随地安禅，免王师远涉之劳。”

清军的惨败也吓坏了在朝的诸位大员，悲观的他们纷纷建议，准噶尔人凶猛不好搞，西藏离这里千山万水而且鸟不拉屎，皇帝实在不值得为这么个破地儿劳心，还是不要再打了，就让准噶尔人自己在那里折腾死了拉倒——“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

至于如何对待那些历尽艰辛返回内地的清军战俘，王公大臣们动起了坏脑筋，他们建议皇帝，为了避免看到这些倒霉蛋闹心，还是眼不见心不烦，干脆闭上眼睛实行鸵鸟政策为好：把他们中当官的全部宰了，把当兵的都遣送原籍，让这些人从此消失，咱们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也就不会为此烦恼了。

这就太过分了。那些可怜的俘虏，刚从敌人屠刀下幸运逃生，却马上要倒在自己人的枪口前了——但是，这还只是当朝权贵们的建议，而如果康熙当真这么做了，他也就不配后人给予“千古一帝”的评价了。

“准噶尔贼兵能够踏破雪山缒下悬崖，一路杀到西藏，难道我们就不行吗？！”面对着朝廷上那些没出息的家伙，一代雄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终于大发雷霆，他没有理会众多反对意见，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也就是说，这仗必须打下去！

皇帝认为，西藏之战并不仅仅是一地的得失，而是关系到清帝国整个边疆稳定的全局性事件，因为从青海一直到四川、云南，藏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在一起，而各地的藏族人肯定更亲近西藏，他们其实都是一体的，如果西藏被准噶尔占领，那么藏族士兵就变成了准噶尔人的兵丁，那些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之地，难道还能留在帝国的版图里吗？

“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土番杂居一处，西藏之人，皆亲土番，伊等俱是一类，倘藏地被策凌敦多布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见解明显高出群臣一筹，即使放在三百来年后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清军战俘，康熙也体现得相当有担当，他明确表示，这次战败是自己的责任，与诸位将士无关，他们因为朝廷的错误而身陷绝地，奋勇杀敌血战殒身，不仅没有罪过，反而大大有功——“此次进剿官兵，有功而无罪耳”！皇帝随即下令，仔细查清楚这次战争中阵亡和病死的清军将士名单，对他们予以丰厚抚恤，同时大作道场，以超度那些身死异乡的忠魂。

根据某些资料记载，那位有着严重轻敌冒进之嫌的大内侍卫色楞，其实并没有像主将额伦特那样战死沙场，而是被准噶尔人所俘虏。要真是如此的话，如果色楞没有死于准噶尔人随后的大屠杀，也没有死在青海返京的路上，那么鉴于皇帝已经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他最后就很有可能得到了朝廷的宽大处理，尽管此人的名字之后再也没有见诸史册。

公元前216年，罗马在坎尼之战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败，但当指挥此役的主帅瓦罗——后人认为他对战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逃回罗马时，却受到了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的热烈欢迎，元老们解释说，这是感谢败军之将“没有对共和国丧失信心”。

而罗马人果然也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想，康熙对清军战俘的处理思路，大致如是。同时，从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所谓“千古一帝”的部分理由，康熙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是史上个人品德最好的皇帝之一，其声望也许并不是全靠文人们吹出来的。

遭受皇帝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王公大臣们立刻见风使舵，纷纷展现出一副恨不得立刻开战的积极态度，“务于来年齐备力量，报此怨恨之心”——要知道，额伦特的清军是在本年十月初覆没的，消息传到清廷已到十一月，再加上一定的准备时间，因此来年开战在时间表上已经是相当紧张了。

但此时，康熙却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认为，上次战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准备不足，这次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朝臣们不要太心急，我们必须戒骄戒躁，“今不可急些，务应详慎尽心”，一旦开战，就要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摧毁西藏的敌人！

皇帝说的很对，那时候的清帝国的确处于蒸蒸日上的良好趋势中，完全有碾碎敌人的底气。经过康熙六十余年的修养，国内矛盾基本平息，学者们认为，当时清朝的人口很可能超过了一亿，大概在1~1.5亿之间；全国耕地超过了5亿亩，由于明末从美洲引进了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些耕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今日中国疆域中除新疆、西藏外的大部分地盘都已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能够使得彪悍的满洲、蒙古骑兵与人数众多的绿营汉兵和穆斯林民兵，都统一在皇帝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尽管亏空巨大导致存银有限，但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仍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无论从人口还是财政来看，短期内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都是不成问题的。

准噶尔汗国尽管占据了从东亚到中亚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单从面积而言，相比清帝国已不遑多让，但这个游牧政权有个致命弱点——其统治区地广人稀，而且大部分居民都是仇视其政权的中亚穆斯林，汗王只能靠自己人南征北战，但准噶尔汗国鼎盛期的人口也不过五百万，很难提供足够的兵力。此外，由于中俄两大帝国经常对其实行贸易禁运，汗国的财政时不时处在窘迫之中，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都远远无法和清帝国想比。更为关键的是，此时的清帝国仍然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其腐化堕落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年面对满洲人祖先时的宋帝国，亦或面对蒙古人祖先时的金帝国的程度。

在国际形势上，清帝国更是优势明显。放眼东方，它在整个东亚可以说独孤求败，遍地都是藩属或名义上的藩属，没有任何国家能挑战其霸权；通过《尼布楚条约》，帝国在北方和强邻俄罗斯达成了和平，尽管后人对该条约有许多不同看法，但它确实在一个半世纪内基本保证了帝国北部的稳定；而对于南方那些闷热的丛林和孤悬的海岛，帝国一直毫无兴趣；只有在西方的中亚，始终如附骨之疽的准噶尔汗国才让天朝和天子头疼不断。

准噶尔汗国则可谓腹背受敌。根据俄罗斯帝国保存的准噶尔汗国史料，我们有证据认为，从1716年～1720年，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清朝与准噶尔的西藏战争期间。俄罗斯和前苏联学者认为，准噶尔与俄国因征税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列矛盾，而十八世纪初期俄罗斯殖民点以及军事堡垒迅速向额尔齐斯河与叶赛尼河上游推进，更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前面说过，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曾在1716年大胜俄军，1717年准噶尔又驱逐了俄国考察团，并要求俄国人拆除他们修建的殖民定居点。不仅如此，准噶尔人与其宿敌哈萨克人也一直处于战争中，这个“最后的游牧帝国”几乎是在四面楚歌中孤军奋战。

尽管清帝国在宏观局势上优势巨大，但另一方面，此时微观的战场形式，也确实对它相当不利。准噶尔人挟战胜之威向各地藏区派出宣传队，大肆声张自己的军事胜利，在他们的蛊惑下，藏族首领们不断向准噶尔低头，到了后来，不仅西藏本土大部已经沦陷，就连川藏交界的广大区域也就是所谓的康区，当地统治者也纷纷向准噶尔人送去秋天的菠菜——“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

“里塘”是位于现在甘孜州的川藏南路重镇理塘县，“巴塘”是川藏南路的另一个重镇巴塘县，“察木多”是西藏昌都的旧称，“乍雅”是今昌都地区中南部的察雅县，“巴尔喀木”在广义上是康区的统称，狭义上则特指康区中部的今甘孜州新龙县等地，这些地方当时都是由名义上臣服朝廷的土司活佛们统治着。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权威，在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以及四川甘孜州的许多地方已经摇摇欲坠。

康熙决定组织反击，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派谁领军出征。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收到拉藏汗的求援信之时，皇帝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了。

与额伦特率领的数千人规模的偏师不同，根据清初的惯例，为了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清军主将通常都由宗室皇族出任压阵，有时甚至就是皇帝亲自挂帅。比如乌兰布通之战中，康熙皇帝就是御驾亲征，只是由于战前突染重病，才不得不将指挥权移交给自己的哥哥裕亲王福全；而昭莫多之战仍然是由康熙亲自出马，清军三路并进，但皇帝指挥的中路军始终未遇到准噶尔主力，反而成就了费扬古（顺治孝献皇后也就是著名的董鄂妃的弟弟）所指挥的西路军的全功。

这两场大战中清军统帅福全与费扬古的官衔，都是“抚远大将军”，除了这两人之外，此前拥有该官衔的还包括信郡王鄂札和大学士图海。清朝的“某某大将军”并非固定官职，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大致相当于战区总司令，战时统兵战后即废，与唐初的行军大总管相仿佛。除了抚远大将军外，清代此前尚有宁南靖寇大将军、安远靖寇大将军、扬威大将军、靖远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奉命大将军、奋武大将军等众多名号，通常由皇族外戚或重臣出任。

此时，距清军第一次击败噶尔丹大汗的乌兰布通之战已经过了近二十年，离噶尔丹大汗最终覆灭的昭莫多之战也已经十三四年，平定三藩和噶尔丹的战争中涌现出的图海、佟氏兄弟、费扬古等一干勋臣宿将早已作古，因此额伦特这样的二流将军被赶鸭子上架硬推上前台，其实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最合适的清军主帅，自然是康熙本人。可是，老皇帝已经六十六岁，正在走进其生命中最后的三年，而且被繁重的朝政和那几个不省心的儿子折腾的疲惫不堪，无论身体还是精力都难以承受率师远征的重任。皇帝的几个兄弟，包括他唯一成年的哥哥、前抚远大将军福全亲王在内，此时都早已经去世，如果按照与皇帝血缘亲疏的标准来看，新任清军主帅就只能从康熙的下一辈中选择了。

考虑再三，老皇帝终于决定了人选，他就是自己的第十四个儿子胤祯，时年三十岁。当雍正登基后，胤祯不得不改名为“允禵”，以避这位名为“胤禛”的皇兄的讳，这也是此人经常在史书上出现两个名字的缘故。

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十四阿哥很可能是位真正的性情中人，而不是像某些小说中形容的那类阴谋家，或者说，起码在统兵出征前，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个阴谋家的足够素质。许多人都知道，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朝野众望所归的“八贤王”胤禩卷入立储争端，由于怀疑这个儿子心怀叵测意图取代自己，康熙压抑许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大骂八阿哥“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下令将其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

面对这个出离愤怒的父亲，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只有一向与八阿哥交好的十四阿哥站出来大鸣不平，他不仅声明胤禩绝无此意，而且竟宣称愿意替自己的八哥作保，惹得老皇帝当场发作，“出所佩刀欲诛胤祯”，只是在众多王公大臣的劝解下才恨恨罢手，但仍然下令打了他几十板子做为惩罚，而胤禩也因为弟弟的不懈争取，从而幸运地躲过一劫。

尽管当时康熙十分恼火，但也许正因为这种有情有义敢说敢做的性格，桀骜不驯的十四阿哥才在父亲心中留下了表里如一的印象，因此当需要一个可靠子侄来替自己出征的时候，皇帝就想到了他，也许父亲确实清楚儿子的能力，就像胤祯所说的那样：“臣之本事才能，从小即为父皇捻知”。

但我们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心力交瘁的老父亲把这个很能折腾也确实很有能力的儿子派到外面，在替自己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好让自己能难得地轻松几天。要知道，这位勇武的十四阿哥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不仅与老皇帝讨厌的八阿哥来往密切，而且在朝中公然拉帮结派，与他那韬光养晦的同胞兄长胤禛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老皇帝操碎了心。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朝廷终于正式向天下宣布，委任十四阿哥胤祯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出征西藏。不仅如此，康熙还决定“其纛用正黄旗之纛”，所谓“纛”，就是军旗的意思，而正黄旗是由皇帝亲掌的上三旗中最尊者，能够使用正黄旗的军旗，其实就代表了抚远大将军是代替皇帝本人亲征。

但另一方面，皇帝显然出于某些考虑，胤祯的正式爵位并没有得到提升，他仍然是清朝宗室封爵第四级的固山贝子（位列亲王、郡王和贝勒之下），只是皇帝特批他有使用王爷行头的权力——“照依王纛式样”。从此，这位享受王爷待遇的贝子十四阿哥，便以“大将军王”的称呼，开始号令全军。

同年十二月，也就是额伦特部队覆没两个月之后，抚远大将军胤祯终于启程向青海进发，随他一起的出征还有包括数名亲王、郡王在内的一大批皇族，送行仪式办得极其隆重，时人记载道：

“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随着主帅的启程，帝国各路人马陆续向四川、青海、甘肃等前线集结，复仇的大军整装待发，而此时此刻，他们敌人又在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