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理查一世：这就是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二代目，中文互联网上最知名的英王之一，“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the Lionheart）。他虽说也不乏一些狡诈权术，但其实本质上比较单纯，就是一个纯粹的军阀式国王，但他的纯粹却赶上了一个复杂的年代发生的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他在这个年代中以一种一根筋式的，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破局，成绩还很好，结果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他的人生经历，为之后的金雀花君主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样板，因此被称为是金雀花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君主之一。

金雀花王朝武功最盛的君主之一，1157年生于牛津，父亲是金雀花王朝的太祖亨利二世。母亲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女强人，阿基坦女爵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他父母的结合可算是强强联手，因为他爹亨利二世不但是英格兰国王，还是金雀花家族的大族长。这个家族控制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安茹、阿基坦等广阔领土，而他妈埃莉诺是法国最大最富有、面积约为现代法国1/3的阿基坦公国的继承人。曾嫁给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七世，由于生不出儿子以及疑似出轨，最终离婚并改嫁小她11岁的亨利二世。改嫁后一口气在5年内生了四个儿子。理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不过因为长兄早夭，他顺位成为次子。

由于当时长子继承制度已经比较流行，所以他的二哥“幼王”亨利早早就被老爹加冕为副王。加上他老爹亨利二世是个权欲非常重的君主，对于任何人都不愿放权。所以作为家里的次子，理查很担忧混不出头，因此能给自己找到出头天就只能靠文武本事，他选的是武道，早早就开始练习怎么干架。中世纪时骑士比武之风盛行，而理查的二哥亨利是个武痴，请老师的时候不怕花钱，而且敢于身体力行开练，所以他就跟着二哥一起学，一方面练出来一身好功夫，另一方面则跟二哥处的很不错。不过因为他为人好武，所以学文方面就表现的比较一般，而且当时英语被认为是一种土佬的语言，不是贵族应当学的。加上亨利二世到底也要考虑身后事的问题，因此在在遗产规划上准备把阿基坦和普瓦捷交给理查。所以理查一不需要学英语，二也不用懂多少治政。因此这位英国史上的名王，其实一辈子都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法语和拉丁语。他即便之后当了英王，在心理上也更倾向于英属大陆领地，而不把英格兰看成自己的故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大陆领地里活动，只在英格兰呆过两次，而且总共也不满一年，因此他的家臣基本全是法国人，而且很多都和他一样，比如后来当了他的首辅的郎香，也不会说英语。狮心王搞得这种“君主离线制”和班底构成，迫使王室对于英格兰本土的政治影响多是道德感召方面的，岛具体事务上往往只能依赖在地人员随机应变的来处理。然而“离线的”君主又需要对自己的后方有一定的控制，所以他需要自己的亲信班底来对英格兰本土的政治里“掺沙子”。这一方面搞出来英格兰王国最早的党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扎根英格兰系本土的英系贵族的形成。这两者在日后不断进化，最终催生出来现代意义上的英格兰民族。

由于不需要考虑当王的事情，所以理查就专心练武，琢磨日后能学有所用，在得了地之后能打个江山出来。结果他16岁时就真赶上能一展长才的机会 —— 他二哥不满老爹权欲过剩，导致自己无钱无地，徒有一个副王名号的事实，勾结了不少反老爹的人形成一个造反集团，最后开始造老爹的反（Revolt of 1173–1174），要“打死你这活王八”。消息传出后，理查就热烈的加入到了造反队伍里，因为一来他妈也加入到了造反队伍中，亨利二世是个权力动物，对于家庭生活不怎么重视。所以理查无论是跟二哥还是跟自己老娘的关系，都比和他爹来的近。二来这个造反集团人多势众，其成员遍布海峡两岸。国王自己的忠臣倒是寥寥无几。三来英格兰当时因贝克特主教遇刺事件导致的世俗政权和教廷的关系紧张，使得造反集团有大义名分。因此理查加入造反队伍中，打算协助自己的二哥扶正，这样自己也可以早日去约定好的阿基坦就封。理查在战斗中表现很出色，十分能打，很让他老爹头疼，但造反集团在整体上来说军事表现实在一般，可能也就理查这一员猛将，而其他向英格兰进军的反军屡次被亨利二世的忠臣击败。亨利二世因此后方稳固，他本人也不是一个庸才，所以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华在领地内纵横捭阖，让造反者日益气沮，结果最后作为造反集团大金主的法王路易七世认为干不过亨利二世，和亨利二世和解了。理查这时候暴露出来他作为为王而不会治政的恶果——由于他花钱不节制，又不懂怎么搞钱，所以一旦没有金主撑他，他马上就陷入穷困潦倒里。由于路易七世撤资，理查没法继续养兵，最后只好跪求老爹开恩。亨利二世是个会为人君，不会为人父的人。由于他权欲过分膨胀，所以导致他几乎所有儿子都参与了造反活动。虽然他凭借自己的才能暂时压制住了自己的龟儿子们，但是他到底也是为人父母，也知道自己百年之后，他的国度还都是下一代的。而且在封建时代，身为国王，分国给龟儿子们是必然。所以在要不要诛了自己的逆子的问题上他显然犯了难。最后他还是没能下狠手，原谅了理查，只是把他的封地给削了一大部分，而且让理查去收拾依然不服亨利二世管的前手下来交投名状。理查在变换阵营，从反贼的魁首变为王军的大将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而且在对付先前战友的过程中下手十分狠毒。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恃武为本，只要有仗打就开心。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兵痞土匪作风。土匪好拜关公并不是为了道义，反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行业天然就缺乏道义和忠诚，反叛背刺层出不穷，所以不得已只能从忠义形象中求安慰。而理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土匪，他能反叛老爹，自然也可以背刺战友，而且此时为了在老爹面前表现，他背刺昔日战友的过程非常酷烈，敢下狠手。而且他在这些战斗中也显示出来相当惊人的军事才华，他曾有过三个月攻占安古莱姆伯爵和利摩日子爵的十座城堡、最终攻占叛军的据点昂古莱姆城；三周内攻破五座城堡，成功占领连父亲都没能攻克的重要要塞——塔耶堡；与父亲联手，平息兄长小亨利和三弟布列塔尼公爵若弗鲁瓦二世的叛乱；率军大举进攻图卢兹，迅速攻占17座城堡，成功夺回五年前被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占领的凯尔西地区等等战绩，这为他赢得了“狮心”的称号。在日后这个绰号也成了他的代名词。

虽然理查做到了全部要求，但他在这过程中的种种手段，反而激发了亨利二世的猜忌心。由于造反结束后理查二世的哥哥，“幼王”亨利病逝，理查遂被扶正成为太子。但亨利二世一直很不喜欢自己这个儿子，并不相信他的忠诚。事实上理查虽然臣服老爹，但一直呆在阿基坦，对于老爹命其来觐见的命令阳奉阴违百般推脱。这导致他的兄弟们甚至一度拿了亨利二世的命令过来拿他，结果被其挫败。随后理查一跺脚，干脆投了法国史上最强的法王之一，“尊严王”腓力二世。这俩人结成一伙儿，继续跟亨利二世对着干。两方几次交手后，腓力二世打算和亨利二世讲和，讲和过程中腓力二世打算文武手段一起上，一方面他凭借着教廷给的组织十字军的命令来说和，另一面则让理查准备刀斧手，打算谈不拢就弑了老爹。亨利二世受着教廷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压力，被迫和腓力二世谈，但他实在厌恶理查，所以迟迟不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两边怎么谈都谈不拢。最后理查干脆提出以英格兰王太子和腓力二世的连襟的身份向腓力二世致敬，而腓力二世也立即称理查是英国的王太子，并予以祝贺。亨利二世看出势头不对，赶紧开溜。理查带着刀斧手去追杀老爹，亨利二世虽然逃过追斩，但因常年的斗争而积劳成疾，加上车马劳顿不止，终于病倒，最后死于希农。他死后理查遂继位英王。狮心王的传奇故事就是由此开始的。

理查在跟腓力二世结盟商量怎么对付自己老爹的时候，一个消息传到了欧洲——萨拉丁取得哈丁战役的胜利，圣地落入阿尤布朝之手，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陷入全面危机，即将被萨拉丁一扫而空。因此教廷开始向西欧发出号召，组织新一次的十字军去东征。理查虽然是一个不通政道，作风残忍的人，但从未忘记自己的武人本分，他确实是真的热爱战争喜欢战争，甚至把参与战争进行战争看作是一种享受。以此为乐，并为此能够忍耐战争带来的艰苦。这种纯粹的武痴精神是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一个混合体，既有理查自己幼年时勤奋习武而成的惯性，也有着中世纪时严酷的社会气氛造成的影响。它含有封建贵族尚武的道德义务的要求，也蕴含着金雀花王朝此时依然保留的一些游牧人风格的作风。加上在教廷的舆论动员下，十字军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且有着宗教狂热加持的综合性的社会运动。加上理查虽然继位英王，但他很多时候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英格兰的国王，而是看作是阿基坦的公爵。他把英格兰当成是阿基坦公国下辖的一个重要领地而已，所以理查也并不太想如王一般治国，只是想像一个普通封建诸侯一样，参与一次巨大的社会运动，并在这次运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理查刚一继位，就全力准备参与东征，为此他大肆任用各种在阿基坦公国时期就跟随他的东宫旧人，来管理他的新领地。由于他不想治国，只想赶快去打一场“圣战”，所以理查对于新领地的要求也很简单——尽快的搞来军费供他养兵，谁能干谁就上。至于具体怎么干，理查既不懂也不会，更不需要去理解。所以理查对英格兰的管理非常看得开，只要能弄钱来，谁愿意干谁就做。理查的这种做法，开创了金雀花王朝的“权臣年代”。由于君主不愿治政，且常常不在国内，导致国事不得不托付给权臣来管理，这使得以郎香、沃尔特、马歇尔等一大批权力巨大的权臣长期掌握英格兰的国政。这些权门掌握国政后，一方面迅速化国政为私政，另一方面凭借相互通婚而形成了相当强力的权势集团，这促进了相关的在地贵族群体的出现和崛起，进而推进了传统英系贵族集团的成形。英系贵族集团的形成，为金雀花王朝的政治变迁，乃至日后英国传统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理查在任用了郎香当自己的大断事官后，在英格兰开启了极为不负责任，可以说是杀鸡取卵的政策。由于不想治政，只想快点去弄钱打仗。而且在心里其实先是把自己看作阿基坦的公爵，后才是英王。所以理查对英格兰的感情实在有限，因此登位后就开启了一个大甩卖，他把他老爹开启的卖官鬻爵模式推到了新高度，一度甚至几乎到了无所不卖的地步，以至于他半开玩笑的说如果能找到买主，他打算把伦敦城也卖掉。与此同时还颁布许多新税，比如著名的“萨拉丁什一税”。凡有产者皆需缴税。不服役者则必须重罚。在这样狂野的卖卖卖征征征罚罚罚之下理查终于凑够了钱，然后把国政留给自己的忠臣后，于1190年动身前往圣地参与十字军东征。理查前往圣地的路上事迹很多，而且对欧洲诸国史影响都非常大，但如果总体来看的话，其实都可统称为是海盗劫掠行为——理查通过大肆搜括后，砸钱建起来一只相当强大的军团，甚至可以说是倾国而出，而他一路上经行的大部分国家，论武力和财力都很难比得过。因为理查等于是当了全国来募兵，这是他经过的这些国家的国主们都干不出来的，所以打不过也十分合理。不过这支军队可能唯一的铁律就是要服从他们这位个性强硬的军主，而其他的事情，理查一概不管，甚至对于纵兵劫掠这种事情看作是天经地义。因为作为老兵痞的理查深知部队是要依靠物资财货来团结的，而劫掠行为也是一种有效的练兵手段。因此理查率领的英系十字军是走一路抢一路，所到之处兵过如篦。7月出发后，8月抵达现在的葡萄牙海岸地区，结果登陆后军兵就开始抢掠，只不过此时这个地区尚不怎么发达，英军抢不到多少财货，只是得了食水就继续前进。9月，英军抵达旅途的中间站西西里岛，此时西西里王国正陷入混乱之中，时任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在准备应付将要南下的神罗皇帝海茵里希六世。坦克雷德因为出身不是先王古力耶莫二世这一支，而是另外一支的。所以海茵里希六世凭借自己媳妇康斯坦察的身份向他要王位时，他非常紧张，因为他的继位不是完全没争议的，而他也未必受西西里王国所有贵族的欢迎。为了避免有人起二心，坦克雷德决定先把所有能抓到的西西里王族成员都捆起来，然而他这种做法选的极其不是时候，因为被抓的西西里王族里有一位成员——古力耶莫二世的遗孀琼（Joan of England, Queen of Sicily）正是理查的妹妹。所以当理查来到西西里后听说妹子让人掳了，立即向坦克雷德要人，同时纵兵劫掠。由于英军的劫掠激起当地人的极大不满，所以以墨西拿为代表的西西里城市遂起兵反抗理查，理查闻战则喜，立即督军猛攻墨西拿，在轻松破城后大掠三天。坦克雷德见英军强悍，自己又面临南下的神罗军队，遂果断认怂。决定释放琼，赔了两万盎司黄金的礼，同时同意理查如果将琼带走，他家就会在将来和理查的侄子结亲，让金雀花的力量远至西西里。理查本来就是见钱眼开，而且这个安排等于延续了金雀花家族和西西里王国之间的关系，于是乎他就同意了。但是他的做法意外的引起了另一个同期抵达西西里的十字军诸侯的警觉，而这个人将和理查在余生中演一出精彩的龙虎斗，这个人就是法王腓力二世。

理查登位为英王后，他和腓力二世的临时同盟就结束了，并很快就转为敌对关系。作为一位政治和权谋均点满的高手，腓力二世跟理查一世之间生来就很犯冲——理查是狂热的武痴，懂打仗，也只会欣赏会打仗的人。而腓力一生打仗都不怎么样，开溜是常态，一旦真要打，还往往出现冲进人堆里，要被随从拼死捞出来的窘态。理查为人直来直去，看人不爽就动辄武力相向，这种愣头青的做法在日后多次让他陷入困境，最后甚至把他坑死了。而腓力则更懂和光同尘，不但会算计，也明白经营。但这在理查眼里，腓力这种作风和一个可鄙的商贩市侩没什么区别。理查把国家看作是任意支取的钱袋，心里对国家几乎没什么责任心。而腓力虽然在这一点上也不太高明，但对于国家的责任心远远超过理查。所以他既没有理查那种狂热，也一直在试图治理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法国开始缓慢的从诸侯林立向上下统一的国家前进，这是法国在整个中世纪能成为西欧头号大哥的基础。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其实很难走到一块，因此在逼亨利二世下台后，俩人就在琢磨翻脸了。尤其是理查在登位英王后不愿意按说好的娶腓力的姐姐阿丽斯，反而称阿丽斯是他老爹的情妇，辈分上算自己的后妈，蒸母不吉。这话一出一时间让腓力很下不来台。然后理查在跟坦克雷德签合约的时候，找了腓力做见证。按照当时规矩凡做这种见证，见证人应得好处，于是腓力就朝理查要钱。理查一辈子都为钱所困，只要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把口袋捂的极紧，属于那种“印刓敝,忍不能予”，见到付钱俩字都会立即跳的个性。加上腓力提出要平分，所以理查立即就跟腓力翻脸了。最后虽然在群臣劝解之下，理查不情愿的出了点钱给腓力，但梁子是彻底结下来。然后理查在1191年开始去往自己的下一个海盗抢劫的地点——塞浦路斯岛。

1191年4月，理查的舰队在航行途中碰上风暴，船队被吹散，其中有几艘船搁浅在塞浦路斯岛的南部。此时塞浦路斯岛正处在东罗马帝国科穆宁家族分支出身的叛将杜卡斯的控制下。此人无才无德，所以很不受岛民欢迎，因此政权很不稳固。当搁浅的船员和当地人接触后，得知这是理查的部队的杜卡斯大为震惊，因为他已经听说了坦克雷德的事迹，且不说可能对自家地盘的抢劫，理查凭借武力，差点让西西里易主的情况，让杜卡斯以为理查也要这么对待他，于是乎他想先下手为强，想通过干掉这些英国来的“拉丁人”来立威，这样多少为自己加点分，这样万一还有十字军过境，他可以在岛上得到点支持。但杜卡斯的部队实在是废物，而十字军倒是精兵强将，而且他们还有战斗的理由——搁浅的船员里有理查的妹妹琼和刚和理查结婚的新娘子，英格兰王后贝伦加利亚。理查是个凶猛的军主，很为部下敬畏，所以麾下将兵发现杜卡斯的部队不行，立即坚决抵抗，等待援军。结果杜卡斯的部队竟然一时吃不下这支小小的部队，只能把人困起来。5月1日，收到消息的理查帅英军主力抵达塞浦路斯，随后立即勒令杜卡斯解围。杜卡斯不理，理查大怒，马上率军夷平了莱梅索斯港，随后在这里接待了随后赶来的其他派系的十字军。由于杜卡斯的行为说不出个道理来，因此理查立即获得十字军的全面支持，开始全力向杜卡斯开战。在理查的指挥下，十字军连战连捷，逼得杜卡斯只能投降。成为塞浦路斯之主的理查对于此地并无留恋。只想通过这里整点钱。他之前没有卖掉伦敦，现在可以试试卖掉塞浦路斯。于是乎他就立即招标买家，并顺利找到了一个买主——圣殿骑士团的时任大团长萨布莱。赚了一大笔钱，并且获得了后勤保障承诺的理查心满意足的在6月5日坐上了船，并在6月8日抵达了自己的此行的最终目标——圣地地区。中文网络上被反复讲解的三王会战，和英国史上大书特书的理查-萨拉丁的骑士对决也就此开始。

6月8日，理查抵达阿卡，不过他到站后不久就生了病，但是他拖着病体参战，表现还可以。但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只能暂时让贤给已经到达的腓力二世。由于腓力二世比他先到，而且来之前做了准备，所以理查的人到了之后利用已有的攻城器具，终于攻克了阿卡，十字军成功获得了落脚点。但获得落脚点之后，十字军内部的矛盾再次爆发。理查虽然带病上阵，但是也有战斗表现，说是他指挥的也可以。他因此很是骄傲，觉得其他人不过尔尔，自己才是首功。这种傲慢立即得罪了其他派系的十字军。比如神罗系的利奥波德五世。这位奥地利的公爵来圣地参战，表现优越，甚至血染战袍。凭本事把神罗十字军的旗帜插在了阿卡城上面，但是理查自命是总指挥，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下属，因此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僭越。所以爆出来成4必出的历史事件“拔大旗”，英德两军剑拔弩张，差点酿成互砍。最后利奥波德认怂，直接把不少神罗系的十字军给带走了。随后理查和腓力再次翻脸。腓力虽然只是来圣地到此一游刷头衔的，但是他毕竟早到，而且到的时候十字军已经乱作一团，是腓力凭借法王身份压人，才把这些诸侯们团结起来的。而且理查用来攻城的器械是腓力指挥人做的。所以腓力确实也是有功劳的。因此腓力就又向理查这个主帅要报酬。但理查本来就很看不上腓力，之前又公开翻脸，在理查眼中早就十分生厌。现在腓力要钱要权，又激起了理查的脾气。加上理查心里有私心杂念，想把其他十字军的王爵们都赶走，然后自己统帅十字军打下圣地，这样他在西欧里就是压诸王一头的存在了。于是他梗着脖子不给腓力任何好处。还擅自破坏了腓力跟人谈好的投降条约，把两千多俘虏给砍了。腓力本来就想回家，又见理查这样蛮横，立即撂挑子不干，坐船回法国去也。于是乎十字军四分五裂，只剩下英系十字军为主的部队在理查的带领下继续向阿尤布朝进攻。

虽然十字军分裂了，但剩下的部队毕竟是倾国之兵，而且一路上连战连捷，堪称精锐。而且这支部队对理查来说指挥起来更加顺手，因为要么都是他的老部下，要么地位上不如他，是应该听他指挥的。而阿尤布朝的军队主体都是部族兵，组织程度上比十字军半斤八两，装备上则还不如。所以如果真的正面对拼，阿尤布军是拼不过十字军的。而理查很明白这些，所以他采用十分小心的策略，精心计划行军路线，并凭借身份严令诸军按计划行动。打算以步步为营的办法攻到圣地城下。于是理查以凶悍手腕牢牢的控制住了军队，成功的让他的战略准确的打中了阿尤布朝的弱点上。由于理查的稳步推进，萨拉丁找不到战机，他又不能坐视十字军向圣城推进。于是乎萨拉丁只能挑了阿苏夫（Battle of Arsuf）作为战场。而战役的结果并不出乎理查的意料——不依靠战术和计策，纯凭借装备对拼的话，阿尤布军队不是十字军的重甲骑士们的对手。由于冲不动理查的军阵，反而被对方的重骑兵反冲并缠住，阿尤布军损失惨重，被迫逃离战场。随后萨拉丁又在雅法（Battle of Jaffa）尝试了一次，但还是无法弥补装备上的差距，被迫开溜。然而理查的部队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毕竟已经走了遥远的路途来到这里，这中间人吃马嚼的开销虽然通过抢劫而得到了一定的弥补，但这到底是一顿饱而不是顿顿饱。雅法战役后，气候环境变糟，导致军队的开销增大，所以理查突然发现他的军队军需供不上了。加上他在国内的忠臣给他传消息说腓力二世和他的弟弟约翰勾结在一起，打算要搞他。理查见状实在坐不住，就听了思乡心切的十字军的建言，和萨拉丁媾和。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这次媾和因为两方都比较诚心要停火，所以进行的比较顺利。而两人之间还经常致意，书信唱和，互相把对方视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因此留下了很多富含骑士精神的故事和传说，传颂后世。1192年，在草草安排了各个事宜后，理查宣布第三次十字军取得了胜利，因此诸侯将兵可以回家应付自己的家事了，他自己也结束远征，登船回国。

理查来时带着一支大军，回去的时候却没多少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损失太重，而是因为国内的消息把事情说的火急火燎——他留守国内的几位宰相都告诉他约翰和腓力二世勾结起来，准备马上动手夺权。理查为了早日赶回去压服弟弟，就选择想办法快点走，但这时候他发现他一路上的蛮横和残暴为他挣来了军费和战利品的同时，也已经断掉了他的后路。现在他回家路上到处都是敌人。他在自己回家的第一站科孚岛上就见到了自己任性胡来的后果——科孚岛是东罗马帝国安格洛斯朝的领地。而被他干掉的杜卡斯是东罗马帝国的叛将，所以杜卡斯的塞浦路斯岛理论上也是东罗马帝国的地盘，而理查消灭了杜卡斯后，自己擅做决定，把塞浦路斯给了十字军诸侯。这就惹怒了安格洛斯朝，所以理查一上岸就看见了伊萨克二世发的通缉令，悬红缉拿，要理查的脑袋。手头没兵的理查不得已只能乔装打扮成普通的骑士，这才蒙混过关。接下来理查又坐船到了亚平宁的阿奎利亚，结果在这里碰上海难。没办法的他决定走陆路回家，打算借助亲英的韦尔夫家的亲戚的帮助，从神罗的地盘中过去，然后在低地国家出海回国。但这条路线必须要经过奥地利公爵领，因为奥地利公爵的一个职务就是把守亚平宁半岛通往南德地区的贝尔纳山口。而此时奥地利公爵就是被理查侮辱，拔了大旗的利奥波德五世。不过神罗到底也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地方上诸侯林立，鱼龙混杂。虽然奥地利公爵领掌握着南德地区，但韦尔夫家在南德也有不少拥趸。所以理查如果低调点，混过去不是不可能。但理查虽然知道应该低调。但他印象中的“低调”还是比一般人的高调要高多了，比如吃饭——1192年耶诞节前不久，理查等人在穿过奥地利领地时找地方歇脚，结果理查部下嫌饭菜粗陋，就掏出金币想买烧鸡吃。当时金币是大票，往往是国际或大宗贸易才用，一般人等闲见不到。而且鸡肉大多是过年的时候才吃一口，平时都舍不得吃。所以农民既疑惑这群人的身份，又怀疑金币是假。就跟理查一伙儿争执起来，结果争到最后打起架，有人就报了官。来平事儿的奥地利官差里有个去过东方，见过理查的骑士，这人把理查认出来了。马上摇人来围捕，理查等人脱逃不及，被奥地利的官差拿住，送到利奥波德处报功。利奥波德见大仇得报的机会到了，立即把理查丢进牢房里面严加看管，然后放出话来准备杀理查祭旗。这段时间理查情绪非常糟糕，每天都活在随时会被开刀问斩的预期里，所以日常长吁短叹，还写了一些绝命诗准备当遗嘱用。其中有首绝命诗叫《世本无囚》（Ja nus hons pris，直译是“没人应该当囚犯”）后来被人拿去配乐，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中世纪诗歌作品。这说明这位武士国王虽然能打，但也不是文盲，其文化功底还是不错的。

这些诗歌随着利奥波德准备砍狮心王祭旗的消息一起流传出去，顿时就轰动了西欧。然后压力和利益随之涌入奥地利。教廷和狮心王的忠臣们以各种手段要求利奥波德释放理查。教廷更是直接说理查是朝圣回来的朝圣者，还是收复圣地的圣徒。利奥波德胆敢绑他，就是违逆酥哥的意欲，所以直接破门出教。而腓力二世，神罗皇帝海茵里希六世和狮心王的弟弟约翰都拿着大笔票子跑来见利奥波德，都求着利奥波德要么把理查囚死，要么直接宰了，一了百了。利奥波德虽然很想宰了理查出口气，但一方面教廷压力给的大，另一方面看见这么多黄金，也确实容易动道心。而且给压力的一方目标比较一致，即要求放人。而给钱的那一方则要求各异，比如海茵里希六世指明想要活理查，腓力二世则只要理查呆在监狱里，死活无所谓，而约翰则巴不得下一分钟就把理查弄死。利奥波德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能敌过对金钱的眷恋，决定还是让理查活，但活归活，怎么活要看出资人的意愿。于是各家金主就纷纷开始竞标理查的活法，结果赢的人是海茵里希六世。利奥波德就把这个肉票卖给了海茵里希六世。海茵里希六世跟理查没什么深仇大恨，重金把理查从秧子房里赎出来，只是为了自己发财——海茵里希六世之前在西西里吃了败仗，正需资金来重整旗鼓。本来就没钱的他东挪西借的凑了赎金把理查弄到手，就是要准备吃肉票。于是乎海茵里希六世一方面借口要把理查继续关起来，朝腓力二世要钱。另一方面赶紧让自家师爷写信给在英国的肉票家属，让他们快点来谈赎金。腓力二世是个聪明人，很懂权衡，看见信立即就把钱送到位了。满意的海茵里希六世顿时胃口大开，见到英国派来的谈判的使节沃尔特后马上喊了个天价出来——15万银马克，这当时差不多是英格兰三到四年的年入。沃尔特顿感难办，加上当时教廷是挺英格兰的，所以就提出海茵里希六世身为极毒教的君主，是不是应该有点君主样子，这样扣着同教国王，绑票勒索，实在有失颜面。海茵里希六世看见对方不识抬举，马上表示“朕就是匪”，并立即表演土匪是怎么折磨肉票的——他下令给理查上大枷，戴重铐。铁链子要沉的“马和驴戴上都走不动道”。眼看堂堂神罗皇帝是这么一副胡子嘴脸。人在矮檐下的英格兰不得不低头，在请求宽限后回国凑钱。为了给理查赎身，理查一党人以皇太后埃莉诺为首，在英国开始全面刮地皮，掘地三尺的找钱，找钱方法包括但不限于1：人人交出自己财产的四分之一。2：没收教堂全部金银器皿，熔了变钱。3：代役金翻番，犁头税加倍等等。与此同时沃尔特继续和海茵里希六世谈判，希望少交点。这个时候由于海茵里希六世听说坦克雷德完了，所以他更着急弄钱来组织兵马南下西西里。眼见肉票家里确实拿不出大钱来，海茵里希一方面同意赎金可以打个折，与此同时朝腓力要更多的钱。但是腓力二世这时候也手头紧，拿不出那么多钱。与此同时，在沃尔特的劝说下，埃莉诺王太后给理查出招，让理查服软，向海茵里希六世行君臣大礼，以示臣服。海茵里希六世见英王行臣礼，顿觉面上有光，于是同意再打个折，只要能拿现钱来，立即释放。英格兰挖地三尺终于凑够了赎身钱，海茵里希六世遂兑现承诺，放理查回国。1194年，经过两年多的班房生涯，理查一世总算是返回阿基坦的自己的家里。

到家的理查立即准备反攻倒算。虽然他在母亲的要求下原谅了自己的弟弟，但面对囊空如洗的国库，他自然是对腓力二世恨之入骨——海茵里希六世在放他回家之前还把腓力二世的策划告诉了理查，所以于情于理，理查都必须搞死腓力二世。于是乎在他的命令下，金雀花帝国开始行动起来跟法王开干。但是由于之前为理查赎身，他已经把英格兰给刮干净了，所以理查只能依赖自己在大陆领地的财力来支撑自己的战争。这让他只能处于守势，努力维持自己在诺曼底的势力。这段时间他一方面想办法搞钱，给自己修防御。另一方面去和反对法国中央的各路诸侯结盟，引为奥援。在他的努力下，他的韦尔夫亲戚在神罗得势，其外甥奥托还在日后当了神罗皇帝。而佛兰德斯、布洛涅和纳瓦拉也都加入了他的阵营。理查同时还修起来后世著名的古城堡——吉拉德城堡（Château Gaillard），并借助这座城堡的便利在吉索尔战役中挫败了腓力二世，终于扭转了战略态势。

见到情势开始对己方有利的理查就开始筹划反攻，但在反攻之前他还是要面对一个老问题——他又没钱了，所以虽然情势有利于他，但英格兰已经被他刮干净，而大陆领地提供的贡税也被他在之前的防御战和修工事中花掉了，所以想反攻还是需要钱。于是他就开始到处找钱，结果这个乱花钱-没有钱-去抢钱的老毛病最终断送了他——有人根据流言告诉他，在利摩日下属的沙布洛（Châlus-Chabrol）小镇上，有古罗马时代的金库，此时已经穷疯的理查病急乱投医，就领着人去这里找钱，结果由于部下一贯军纪差，臭名远扬，所以小镇居民坚决抵抗。1199年3月26日，理查指挥围攻沙布洛时意外被镇里的一个弩手命中。理查想自己治疗，结果越治越糟。于是让随军医生来救，结果这个医生是个蒙古大夫，野蛮施术，导致伤口形成了坏疽。狮心王最终因病医治无效，丧生于这座小镇旁边。

作为金雀花王朝最具代表性，甚至可算是金雀花王朝诸王中一派的开山祖师，理查一世的一生其实不算太复杂。但是就是因为不太复杂，放在一个复杂的时代里，就很容易会被各种人等用来进行各种解释。好比白纸并不复杂，所以最适宜做色彩复杂的画。如果就以理查的本职工作来说的话，这位狮心王可以说完全不合格。他既没有称王的觉悟，也没有为王的意欲，更没有当王的才能，甚至连自己的首都都懒得去。与其说是狮心王，称之为狮心公（爵）可能还更贴切一些。这一点上甚至连英国人自己都不讳言，英国历史学者甚至称他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的几位国王之一”。但如果只把他看作是一位好战的军事统帅和勇武的骑士，那理查十分合格。他作为一军的司令，能铁腕督军，深得士心。部下畏统帅之威甚于畏敌，以至于陷入困境时亦敢以寡敌众。而他指挥的战斗也都大多以胜利告终。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华。而他本人在战斗中也能身先士卒，不避矢石，以致最终为飞矢所害。也能说明他在个人武力上也相当不错。而且理查作为武人，可以说十分纯粹，他一方面鄙视不能打的王侯，把普通老百姓看作是牲畜，对于被俘的人更视作是肉票，不给钱就撕。但另一方面他个人作风俭朴，他一生几乎没有太多的个人享受，赚来的钱都拿来养兵了。虽然说他也有爱慕虚荣，经常耍军阀脾气的一面，但对于能打的对手，他惺惺相惜。他和萨拉丁之间充满骑士道的浪漫主义的谈判交流虽然未必全真，但可信度还是相当高。因为理查并不缺乏武人应有的觉悟。比如理查受伤后，他的部下攻陷了沙布洛，抓住了射箭的弩手，打算交给理查亲自处死。但理查在病榻上问弩手为何抵抗。弩手说理查纵兵杀掠，杀死其父兄，自己是为亲报仇。理查听说后反而对这种行为十分欣赏，因为他身为武人，还是信“杀人者必被人杀”的命定论，也认同血亲复仇的道义性，因此把他挨了仇人弩箭的事情看的理所应当，遂原谅了弩手让其回家。这种赢得光彩输得痛快的鲜明个性可以说在历朝历代，四海万邦，都算是一种比较稀缺的浪漫主义特质。非常适合用来宣传。加上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国家普遍四分五裂，诸侯日常混战。但“极毒教世界”的观念还是很强盛的。王公们利用这种“同一世界，同一天下”的思想为自己在异国他乡谋取高位，而普通老百姓也把这种观念当做一种简易方便的社会融合剂。这样的思潮推动了十字军运动的形成和延续，也为理查的浪漫主义印象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宣传板。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理查的这种个性特质，是要比他的出身和经历更重要，他的纯粹武人精神，和去圣地作战获胜的战绩，在那个时代里既适合成为宗教宣传的材料，也适合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所以自金雀花时代开始，理查一世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英格兰的文化符号，随着日后英国的崛起，直至英帝国的形成。英格兰人对英格兰诸王的文宣成为英国对外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也带动了“狮心王”这个文化符号在世界上的流行，逐渐为列国所知。所以现在英国人还是把狮心王的铜像立于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门口至今，将其视为英国议会大厦的保护神。

法国革命政权继承了法国历代以来的对外扩张目标，而且它一方面有革命激情加持，另一方面也是面临全欧洲封建势力的围剿，他不去输出革命，人家就要来扼杀他的革命。为了救亡图存，法国革命政权必须给全欧洲来一次火的洗礼，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把瑞士诸邦看作是革命敌人。尽管瑞士诸邦严格说，其实和革命法国还算某种意义上的同路人，但革命激情上头的法国不认这个，在法国革命政权的眼里，因为干涉法国革命的外国干涉军主力是奥地利，奥地利是说德语的日耳曼人，还是封建政权，所以革命法国就认为日耳曼人=封建政权。而瑞士人也是日耳曼人，也说德语。虽然瑞士人跟奥地利的封建主们干了许多场架才得了独立，但法国革命政权眼里，只要说德语，就是“封建敌人”。奥地利是“穷凶极恶的封建敌人”，而瑞士人就是“隐藏极深的封建敌人”。加上瑞士当年夺取勃艮第的地盘，而法国在王政时代就一直在谋夺全勃艮第。革命法国继承了这一地缘争端，打算把原属勃艮第的全部地盘都夺回法国，以彰显法国民族主义的伟光正，强过王政甚多。所以法国革命政权决心粉碎瑞士，而这时正好有一位法军的将领提出了粉碎瑞士的必要性和具体计划，推动了法国革命政权行动起来，而这个人叫拿破仑。拿破仑此时正率领法军取得了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顺利在北意大利建立起来一个革命政权山南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这开创了法国革命政权输出革命的样板，于是法国革命政权也准备对瑞士照葫芦画瓢，这样一方面输出了革命，改进了法国面临的地缘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在意大利作战的法军的补给线。方便在被意大利取得对欧洲封建国家的突破。于是革命法国动员起3万兵马，选了布律纳为主将，准备侵攻瑞士邦联。瑞士邦联此时一来是经过数十年和平，战争观念已经开始落后。第二是这个时候瑞士邦联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引发了严重的内讧。因为邦联内说法语的邦对于法国和瑞士之间选边站本就十分犹豫。实在是之前勃艮第不给力，而法国又没顾到这头，所以才站瑞士邦联这边。现在法国要拿瑞士开刀。这些说法语的邦站那边就成了问题，最后是瑞士邦联的公会制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成为寡头制。诸邦的政务都归各大公会会长说了算，而公会会长往往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九品中正制一样的推举继承，这让邦联内受法国革命影响的激进分子非常不满。法国革命作为首次把阶级观念引入的革命，甫一发生即对各国产生极大影响。瑞士邦联里面有很多人想引用法国革命范例，把瑞士邦联的公会寡头的命也给革了。第三是瑞士邦联到底也不是真封建国家，广义上来说还算革命法国同路人。所以对于革命法国搞扩张，要震撼全欧洲这件事，瑞士人也不是不能理解和同情。而且瑞士到底还是一个邦联，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这些因素加起来，极大地分化了瑞士邦联的向心力。使得瑞士邦联用于抵抗法国的力量非常有限。1798年，法军开始侵攻瑞士。于是乎瑞士邦联开始各自动员人马抵抗。首当其冲的就是邦联的头号大哥之一的伯尔尼。3月5日，伯尔尼军队在格劳霍尔茨之战（Battle of Grauholz）中大败，家底一仗输光。瑞士诸邦里面的革命党见状纷纷在法国哪里领钱领军火，然后回家闹革命，成立法式的共和国政权，旧瑞士邦联立即开始分崩离析。索罗图恩是第一个没抗住的，就在伯尔尼大败之后就宣布自立政权了。由于索罗图恩叛变，决定瑞士邦联存亡的重任就落在了另一位大哥苏黎世的头上。但是苏黎世在这件事情上拉垮了，因为奥地利作为反法同盟的主力，也开始侵入瑞士。奥地利看出法国想通过瑞士加强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优势的打算，遂要在瑞士和法国大打一场，苏黎世一面看奥地利要拿它做拳击台，另一方面召集瑞士诸邦号召开战，结果除了几个朋党之外没有几个来参会的。而来的几个党徒也都劝大哥识时务。苏黎世带的这个朋党的成员，很多都是原来勃艮第的封臣，人口多说法语，所以见法国势大，它们又都自认是革命法国的同路人，所以直接劝大哥苏黎世人在矮檐下，还是低头罢。苏黎世看自己扯不起旗杆，只好打不过就加入，成了法国的附庸。由于邦联的两个大哥连续拉垮，瑞士邦联也就不能再维持。1798年4月12日。一批以法语邦基础的瑞士诸邦宣布成立了一个赫尔维岑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旧瑞士邦联遂宣告彻底灭亡。接下来法军和反法同盟军队在瑞士邦联国土上相互开战，而瑞士邦联基本上就成了这场战争中的看客。不过瑞士输掉对法战争，和赫尔维岑共和国的成立，给了瑞士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瑞士诸邦苦于自己国土沦为外国军队的战场的事实，对于之前诸邦之间以防御同盟为基础的邦联制度深感不足，加上法国革命对民族觉醒的推动，导致瑞士诸邦已有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正式提出政治诉求。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赫尔维岑共和国这样的法国附庸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精神上头的产物，所以当革命成功，要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参与革命的人马上就要面对一堆难以解决的麻烦，尤其是在瑞士诸邦沦为战场的情况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更是无从谈起。虽然法国最后还是成功的将反法同盟军赶出瑞士，但是因此花的战费造成的财政窟窿却拖垮了赫尔维岑共和国，为此还引发瑞士诸邦内部的多场抗税暴动。闹到最后不得不出动法军去镇压，这连累了法国自己。因此在拿破仑当上第一督政后，为了节约法军的力量，拿破仑觉得还是让瑞士自己管自己更好。而且拿破仑认识到瑞士人确实也不是“封建主义敌人”，没有必要同路人之间互砍。因此拿破仑对瑞士颇为宽大，甚至提出联邦制才是瑞士最好的出路。由于拿破仑的现实政策，1803年，在法国的同意下，赫尔维岑共和国宣布解散，还权于各邦。但于此同时各邦也必须实行一部统一的宪法，进而成为在一个联邦国家的一部分。2月19日，第一督政拿破仑代表法国和瑞士诸邦批准《妥协法案》（Act of Mediation）。并通过此法案宣布成立新国家，这就是持续至今的瑞士联邦的起源。网络上著名的历史梗“德国国父拿破仑”可能在德国不是真的，但在瑞士是真的实现了。

由于在从旧邦联转换为新联邦的过程中，伯尔尼出力相对比较大，所以瑞士联邦虽然法律上不设首都以示尊重各邦的独立主权，但因为把法院和议会之类的设施都设立在伯尔尼，让伯尔尼成为了事实上的联邦首都。但伯尔尼实在是在之前的战争中伤了元气，而苏黎世则保全的更好，因此再次成为联邦的经济首都。接下来瑞士联邦依然是拿破仑战争年代的看客，而当拿破仑最终失败后，反法同盟的战胜者们对瑞士联邦的表现是承认的。而且这时反法同盟中负责策划战后势力划分的人都是顶尖的外交家，比如奥地利的梅特涅和法国的塔列朗。对于这些外交天才来说，连清算法国本身都不符合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去清算一个看客，那就更没有道理和利益了。所以在维也纳会议上，列强还是认了瑞士联邦中立有效，并且将瑞士联邦的中立作为欧洲局势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这就是瑞士永久中立国传统的起源。由于需要瑞士中立以保证战略平衡。所以列强宣布承认瑞士联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瑞士联邦遂进入了常年的和平时期。虽然瑞士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并不缺乏暴乱和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例子，甚至有些战斗需要正规军介入，靠大炮来平息。但大规模的战争确实是远离了这个国家。由于国家和平，地位超然。所以瑞士在工业革命年代发展一直很顺。而苏黎世作为联邦的经济首都，更是瑞士工业革命的翘楚。它是瑞士最早通火车的州，并且还是瑞士第一个交通枢纽。1847年瑞士第一条铁路瑞士北方铁路（The Swiss Northern Railway）开通营业。第一条铁路线始发站就是苏黎世，终点站是巴登。1853年，瑞士和法国铁路联通，苏黎世-巴塞尔线和苏黎世-巴登线实现联运。随后北方铁路被整合进瑞士东北铁路公司里，这样瑞士的铁路网可以联运法国到奥地利。由于路网通讯均畅，承接工业转移较为方便，自古以来又有比较先进的手工业行会，所以苏黎世开始承接其他国家溢出的机械制造和纺织业，接的很成功。发展速度飞快，很快就因为原有政区不够用而多次扩张，将周边的小城镇，以致其他的州都并入进来。最后成为瑞士最大的州之一。由于经济繁荣，技术优越，又被列强公认是缓冲区。所以发展势头起来的瑞士在产业升级方向上选择搞金融业。而作为瑞士技术和经济最发达的州，苏黎世在这个过程里自然拿了大头。尤其是在1848年时，近代瑞士最著名的金融大佬埃舍尔（Johann Heinrich Alfred Escher vom Glas）作为苏黎世的市长和苏黎世驻瑞士联邦总代表开始操盘。这位大佬手腕高超，一生四次连任瑞士国家主席，创设了影响至今的“埃舍尔体系”（ System Escher），这个体系可以看作是苏黎世传统行会制的现代化版本。在这个体系的担保下，瑞士银行业遂得以崛起，并迅速成为世界银行业的榜样和模范。而这位大佬代表的苏黎世也乘上东风，迅速成为瑞士银行业的代表城市和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之一，先后吸纳了全球120多家银行在此开设总部。银行业的发展，最终让这座由古老的税关发展起来的城镇成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现在也被誉为“欧洲亿万富翁都市”，因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黎世： 瑞士联邦的旧都苏黎世（Zürich）

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居住活动的痕迹，不过城市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年左右。罗马时期，因为罗马人和更北的日耳曼，凯尔特，高卢等民族进行边贸，所以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边境税关来征收关税。因为本来从古到今货品过关就是个麻烦事。又加上道路常年不靖，税关好歹有税警管事，所以很快围绕着税关形成了一个小城镇叫做图睿库姆（Turicum）。边境城市本身就是贸易通路的起始点，所以这座小城镇发展的很快。而这个图睿库姆，将在日后更名为图尔高/托尔高（Thurgau），成为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史上的一个要地。图睿库姆旁边有一个湖，当时的外贸业喜欢在湖这边把货物装上船，然后摆渡过去卸货的方法。这样一来比绕湖路径来说可以少走路，二来清关也方便，因为清出来的货拉到湖那边，没清出来的在湖这边等待稽查就可以。所以图睿库姆就把这个湖周围开发成了海关管区。于是这个湖就得名图睿湖（Turi）。然而T开头的词语，换到其他语言中很多都会变音。特别像德语或者法语等语言，往往在连诵时T和Z混淆，所以外来客商就这个湖叫祖睿湖（Züri）。图睿库姆这个祖睿湖边的小镇，在日耳曼语言中发音就是祖瑞士（Zürich，祖睿湖之城的意思）。也就是说图睿库姆的城市区在日后成为了图尔高。而其海关监管区就就是日后的祖瑞士。图尔高和祖瑞士的纠葛，一直贯穿了两个地区的历史，所以在很多材料里这俩词都是用来指这个地区的。而祖瑞士这个词进入英语又转入中文后，因为过分强调“信达雅”中的“雅”，甚至“要雅不要达”，所以译名再次变化，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苏黎世。

民族大迁徙年代冲垮罗马帝国后，日耳曼人开始迁入瑞士地区，并在此建立政权。公元835年左右，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东法兰克国王，后世德国的太祖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这里建城堡，标志着日耳曼人政权对这里开始施政。由于日耳曼商人在罗马时代就常往来图睿库姆，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因此日耳曼人在这里建政后，苏黎世和图尔高继承了昔日的贸易线路，让日耳曼商人继续沿着这条路跑贸易，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繁荣。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苏黎世渐渐与图尔高分开，因为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建筑城堡后，把城堡附近的很多土地和森林地区整合进了苏黎世。然后借口自己的女儿希尔嘉德要还愿，把新整合出来的苏黎世地区给了本笃会的一个修道院。通过给予修道院地权，路德维希二世以盖庙为借口，实际上把苏黎世地区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直接负责的皇庄。和旁边属于诸侯们的，不归国王管的土地就留给了图尔高。苏黎世遂逐渐成为独立的城镇。9世纪末期到10世纪初，海茵里希三世又给予苏黎世的修道院很多经济利权。这就让苏黎世和图尔高进一步分离。不过道院的方丈到底也不是诸侯。所以就以行政区域来说，这俩地区还是一体的。在东法兰克国家进化为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俩地区成为士瓦本公国的一部分。

在神罗帝国建立并分出士瓦本公国后，这个公国的日耳曼封建诸侯各家，经过长期的争权夺利，版本迭代出来为首的“御三家”——韦尔夫（Guelf）、斯陶芬（Hohenstaufen）和策林根（Zähringen）。其中韦尔夫和斯陶芬都在日后都出了神罗皇帝。而斯陶芬家族更是之后改名霍亨斯陶芬，贡献了中世纪神罗帝国最强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而韦尔夫家日后则跑到北方去发展，搞出来遍布神罗帝国的圭尔夫教党。传承甚至进了英格兰。由于这两家实在是强到过分了，所以作为第三家的策林根家族光芒完全被这两家盖过去。策林根家族在士瓦本跟另外两家斗来斗去后，发现自己一来斗不过这俩狼灭，二来他看出这两家人都有往外走的鸿鹄之志。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策林根家就提议说只要你安心让我当燕雀，我也不堵你去当鸿鹄。1092年，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贝托尔德二世和斯陶芬家族的家主腓特烈一世达成协议。策林根家宣布拥戴腓特烈一世做士瓦本的公爵，而对应的，腓特烈一世和他的斯陶芬公爵则得按照拥立功臣的待遇，保障策林根家族的封地。不过斯陶芬家族仍然还想在士瓦本公国里拿更多。于是又经过一番折冲后，斯陶芬和策林根两家达成新协议。斯陶芬家族把士瓦本公国的西南部地区切出来一部分，不再将其视为士瓦本公国的领土，而是改成另一个领地，称之为巴登侯爵领（Margraviate of Baden）。这个侯爵领的核心地区叫布赖斯高（Breisgau）。然后把这个领地封给了策林根家族。于是策林根家族搬家到了布赖斯高。他们以此为中心，通过继承古罗马商路，把持住了意大利进入德国的贸易干线。因而家业兴盛起来，顺利的在现在的瑞士和南德地区建立起来稳固的势力。而策林根家族在布赖斯高的新本部，就是日后德国的名城弗赖堡。而苏黎世和图尔高作为这条贸易干线上的重要驿站，也封给了策林根家族。自策林根家族经营南德开始，苏黎世和图尔高在行政上也逐渐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县。

随着斯陶芬家夺取神罗皇帝宝位，苏黎世作为神罗的皇庄，照法律规定来说就应该只对斯陶芬家的皇帝负责，不归策林根侯爵管了。不过策林根家族用心经营，通过和南德地区，乃至更南的瑞士山地地带的土豪家族相互通婚，约定互保的办法，把他们家所在的巴登地区经营的有如铁桶。而且其家主也一度参与巴巴罗萨皇帝的“意大利事业”，流血打拼，立了汗马功劳。所以斯陶芬家的皇帝虽然猜忌策林根家族。但是策林根家毕竟又是拥立从龙，又是流血冲锋。这样的功臣啥也不给还要清算，实在不能服众。于是乎巴巴罗萨皇帝虽然拒绝了策林根家族想要苏黎世皇庄做封地的要求，但同意让策林根家以皇庄管家的名义（这种钦差一般称之为帝国督办或者督政Reichsvogt，后来这成了苏黎世城邦领导人的正式称呼）去作苏黎世的宗主。随后，腓特烈二世做皇帝时期，通过颁行帝国安堵法令，正式赋予苏黎世“帝国自治市”的地位，从而在行政上也把苏黎世和图尔高分划开，通过重画政区明确了苏黎世的独立城市地位。策林根家虽然名义上只是皇帝派去苏黎世的，负责替皇帝收收税的督办。不过一来斯陶芬家族势力大，连续几位皇帝都很有能力。策林根家之前就斗不过，之后还是斗不过。所以想公开吞下苏黎世实在做不到。二来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跟着斯陶芬皇帝去意大利打拼，很是捞了不少钱。赚了钱就反咬恩主，这就等于直接给皇帝削藩的合理理由。三来斯陶芬家的皇帝总的来说，虽然很猜忌策林根家，但对于承诺还算守信。策林根家在苏黎世收上来的税理论上应该给皇帝，但皇帝为表笼络，就允许策林根家私吞公款。策林根家得了便宜，就心照不宣的不卖乖了。安心给皇帝当忠臣。不过“代天收税”到底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封建领主擅长做买卖的实在不多。所以策林根侯爵一般不怎么管苏黎世，满足于在苏黎世当个名义上的代理，收收城市的贡赋，具体行政就丢给城市自治管理，安心搞自己的图尔高就行。这造成封建秩序在图尔高要远比在苏黎世要强力的多。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情况下，苏黎世的城市管理很快落入豪商和僧人们联手组成的市议会里。由于瑞士山地把持的圣哥达山口，是德意边贸线最早被开发出来的关隘。这样南北的商品通过山口后，就可以在苏黎世这里进入到更北的德意志地区。所以凭借这个利益，城市发展速度很快。给宗主交的款项一直让人满意。凭借着以苏黎世和弗赖堡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盛，巴登侯爵领地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当时德国的一个十分富庶的地区。策林根家族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是神罗帝国数一数二的望族

但上帝似乎从来不缺乏幽默感——策林根家族的土豪人生竟只是一场红楼梦——1218年，策林根家的末代家主贝托尔德五世突发疾病死了。他是家中的独苗，自己又没有儿子。堂堂的士瓦本御三家，神罗的头面大诸侯的策林根家族这下竟然绝嗣了。于是巴登侯爵领地也成了一块极为肥美的肉，立刻引起了包括时任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内的各家势力的争夺。腓特烈二世借着策林根家绝嗣的机会，立即宣布将策林根家昔日代管的各处皇庄全部收回国有，而策林根家的自留地要由皇帝主导重新分配。于是苏黎世的税收终于回到了腓特烈二世的口袋里。看着自己鼓起来的钱包，满心欢喜的腓特烈二世决定必须强化皇庄地位，防止再有人“代天收税”。于是腓特烈二世宣布授予苏黎世的女修道院院长伯爵爵位。还给予了包括可以自行铸币等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特权。这样在封建序列上，苏黎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地，跟图尔高彻底分开了。自此苏黎世领地自有其主。但因为其直接宗主是一个修道院，院长是选出来的。不依赖贵族间的血统传承。而再往上就只有皇帝本人。所以苏黎世领地就成为了只对皇帝负责的一个城邦，是一个纯粹的帝国自治市，而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庄园。其宗主宝位就只能“有德者据之” 。这定下了苏黎世日后的发展的基调。与此同时，皇帝还想尽办法分掉策林根家的土地产业，严防新的豪门在此出现和做大。这时策林根家在瑞士山地的领地，通过贝托尔德五世的姐姐的婚嫁传承，传入了一个名为基堡伯爵领（County of Kyburg）的家族。这导致基堡伯爵领地强大起来，结果其立即成了皇帝的打击对象。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比起策林根当年的家主来说就很不通权谋——他既没有从龙的功劳，又是个强项令，面对皇帝的削藩是梗着脖子硬顶，甚至还提出既然策林根家当过苏黎世的督办私吞公款，所以苏黎世的皇庄权益应该归他。眼看这人不开眼，腓特烈二世就打算找个人剃了这个刺头，而他的教子，很愿意替他的教父来干这个活儿，理由都是现成的——这个教子就生在瑞士山地地区，家里也是瑞士山地的地头蛇家族。而且血统上跟基堡伯爵家还有关系——这个教子的母亲就是乌尔里希三世的妹妹海尔维希。腓特烈二世盘算到：如果他的教子凭借这个血统，组织皇军去抢地盘的话，基堡伯爵领不好团结起来对抗。说不得就得分给自家侄辈一些产业以息事宁人，这样也算是削弱了基堡。于是他下令让他的教子组织了一批兵马，回家跟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开干。腓特烈二世的这位教子，就是日后奥匈帝国的太祖，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鲁道夫一世。

得了教父的命令的鲁道夫立即回家组织了家里的兵马，开始跟基堡伯爵领抢地盘。他回来抢地盘的机会很巧——1250年，基堡伯爵哈特曼四世死了，他又没有子嗣，只好将地盘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哈特曼五世。由于宗主连续绝嗣，加上腓特烈皇帝收回治权，把自治市的领导人都授予爵位。所以瑞士山地地区的帝国自治市纷纷趁着宗主家里一团乱，崛起成为城邦国家。后世瑞士联邦的几个主要城市伯尔尼、楚格和索洛图恩都是这么起家的。苏黎世也是这些新崛起的城邦之一。由于哈特曼五世并无什么威望，所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宣布只忠于皇帝，不认哈特曼五世是宗主。鲁道夫见状表态支持哈特曼五世，并以此为得到了基堡伯爵领东部的地盘为酬劳。而基堡伯爵领地和新崛起的哈布斯堡伯爵领地正好以苏黎世为界线划界。同时基堡伯爵领现在也成了哈布斯堡家的小弟。

但是鲁道夫是腓特烈的教子，也是皇帝的忠臣，而且基堡伯爵领能被封给他，是他教父的恩典。既然伯尔尼抢先向他的教父和主君表忠，他身为教子是不能轻易的违逆自己的教父的。于是他选择是先压着哈特曼五世，耍两面派扯皮推诿，收钱不办事。在他的教父死在意大利后，鲁道夫一世才放哈特曼五世去争昔日基堡伯爵领剩下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南德自治市已经发展起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不认哈特曼五世一家，选择对抗这家人的干涉。基堡伯爵领开始内讧。这个动荡时期里，苏黎世相对比较太平，因为由于有伯尔尼作为自治市代表在前面顶着，而且苏黎世城市这时候还比现代的苏黎世要小，又在两家地盘的界线上，所以无论是基堡伯爵还是哈布斯堡家都不怎么注意苏黎世。不过苏黎世外部环境还可以，不代表内部也安稳。由于一直都是自己管自己，不怎么受宗主干涉。城市的领导人理论上也是僧人，需要推举和选择，操作空间很大。所以苏黎世的城市权力控制在一个以外贸豪商和在地地主为核心的议会手里。但是控制南德贸易线的瑞士山地诸邦面临一个问题——以手工业者和雇工为代表的新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步崛起。随着东方的知识传入亚平宁半岛，又随着商旅逐步北传，作为德国-意大利商路进入德国的第一站，瑞士山地诸邦发现自己非常适合搞工业——这里有古罗马时代遗留的水利建设，境内靠德国黑森林，燃料充足。瑞士山地自己就有矿产，配合上知识的传入和发展，非常适合搞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这就让瑞士山地诸邦，乃至南德的各大自治市为了谋求增加商品附加值，大搞殖产兴业，成绩斐然。苏黎世在这波殖产兴业的风潮中主打出版印刷业，非常成功。有中世纪德语文学第一巨作的《马内塞古抄本集》，就是在苏黎世定制和印刷出版的。苏黎世一度和马格德堡一南一北，并称是中世德语文化圈的文化之城。

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殖产兴业政策，在提高了技术水平，开发了新的高利益商品的同时，还弄出来了以手工艺人和作坊雇工为代表的阶层。这个阶层在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晋位为城邦的新贵后，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对权力的追求。然而自治市的传统势力不喜欢新贵晋位，必然是新旧要斗一斗的，所以瑞士山地诸邦中都有类似意大利佛罗伦萨肥瘦人那种城市阶级斗争。而正如佛罗伦萨到最后要请法军来镇压一样，南德-瑞士山地诸城邦也要请外兵来镇压新兴阶层，而且外兵是现成的——它可以凭借封建宗法关系直接找上头的封建宗主。所以这种商业自治市虽然根本利益上和封建宗主是不一致的，但并不一定总是要搞零和游戏式的对抗，有很多时候只要宗主不干涉城市的治权和自治地位，这种城邦也乐意让宗主来充当警察和法官类的职务，甚至让宗主直接来当刽子手也很常见。而这些城邦中被镇压的阶层必然要反抗压迫，而在反抗成功后接管了治权的城市，往往就要和封建领主们划清界限，提出既然一直是自己管自己，那么市政可以自己管，国防也可以自己管，甚至再进一步，直接自己成立个国家算了。这些成功的城市组起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瑞士的前身旧瑞士邦联国（Old Swiss Confederacy）。而反抗压迫失败的城市，只要封建领主不借机会威胁其自治地位的，它也愿意成为封建领主的红顶商人，替封建领主出钱出力当血包。苏黎世是后者，它在请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外兵压制城邦的反抗者后，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血包，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兴盛出钱出力。而哈布斯堡家族对于苏黎世的进贡也能投桃报李，在哈布斯堡家族治理南德和瑞士山地时期，苏黎世从一座单纯的城镇，发展为几乎大部当代的苏黎世县的土地都归其控制。所以总的来说哈布斯堡家当苏黎世的宗主当得很像样。实现了互利互惠。所以苏黎世长期以来还是亲自己的宗主的。

转折点发生在1315年的莫尔加藤战役。这次战斗中苏黎世也出兵帮衬，对抗新成立的旧瑞士邦联军。结果哈布斯堡家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虽然战后旧瑞士邦联为了先保独立，就没收拾苏黎世。但是苏黎世通过这一仗发现势头很不对。首先是自己的宗主有问题——这时候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开始向奥地利迁徙，导致这个家族在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控制力迅速衰落。这给了旧瑞士邦联独立建国的机会。这让苏黎世要考虑到万一出了事，宗主不一定给力。其次是苏黎世通过这一战发现，自治市自己管自己，甚至国防外交一把抓，进而独立建国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苏黎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野心。莫尔加藤之战前它就一直想谋夺哈布斯堡家族在图尔高县的温特图尔地区。甚至一度和旧瑞士邦联的施威茨与楚格一起跟宗主干过两架，只是没打过所以又跳反。现在看宗主不行了，旧瑞士邦联势头正旺，于是它就又起了谋夺的心思。而且这一次它有了谋夺的动力——虽然借助了哈布斯堡家的外兵压制了苏黎世的商工阶层。但作为南德贸易线的重镇，又一贯奉行殖产兴业的政策，使得苏黎世的商工新贵阶层虽然饱受压制，但在城邦中的力量越来越大。1332年，苏黎世迎来一位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新帝国督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un）。布劳恩在当市政委员的时候，通过相互串联，成功把苏黎世的商工阶层结连成了十三个行会。随后在十三行会的力撑下，布劳恩成功打破传统在地地主和僧人势力的挑战，成为第一位公认独立选举选出的督政。在他执政期间，苏黎世城邦的权力迅速落入十三行会之手。从此以后苏黎世城邦的督政尊位是各大公会会长说了算，而不再是僧人或者封建贵族说了算了。这让苏黎世也最终成为了旧瑞士邦联那样的纯粹的近代城邦国家。这样就要跟封建领主开始划清界限。1351年，苏黎世签署入盟誓约，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指旧瑞士邦联的7个成员国施威茨、格拉鲁斯、楚格、下瓦尔登、乌里、伯尔尼、卢塞恩）变为誓约八州，势力大大扩张。苏黎世也因此成为瑞士的一部分。

哈布斯堡家族因为家族势力东迁奥地利，重心不再放在瑞士，所以没法集中精力来对付崛起的旧瑞士邦联。其在瑞士的统治逐步交给当地的代理人。虽然他也想重新贯彻封建统治，但其努力的结果先是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后来在森帕赫和奈菲斯还是大败。连吃败仗，内部又面临继承权争端的结果，让哈布斯堡家族对瑞士断了念想，遂决心断舍离。对当地愿意当代理人的势力都果断许诺利益。于是虽然布劳恩执政后的苏黎世跟哈布斯堡家族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了。但哈布斯堡家一方面在当宗主的过往上表现的还比较像话。另一方面又是诚心让利。所以苏黎世见到哈布斯堡家族愿意把温特图尔交出来，就愿意跟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干一架，因为旧瑞士邦联的成员国施威茨和格拉鲁斯也对温特图尔垂涎三尺。于是乎苏黎世就作为哈布斯堡家的代理人反叛邦联，跟旧瑞士邦联打了一场“老苏黎世战争”（Old Zurich War）。老苏黎世战争对于旧瑞士邦联和苏黎世都非常重要。在这次战争前，施威茨/格拉鲁斯跟苏黎世开干，对于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来说，那只是施威茨/格拉鲁斯和苏黎世之间的问题。但这次战争后，瑞士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萌生并成长，从此邦联再跟苏黎世开干，那就是全瑞士彩七家的共同问题。而苏黎世这边则对自己的宗主彻底死了心。因为这次战争中先是哈布斯堡家派来援军帮助苏黎世跟旧瑞士邦联磕，结果大败。然后神罗皇帝腓特烈三世卖面子，请法国派兵来帮忙对付瑞士的彩七家，还是大败。这让苏黎世实在断了跟旧瑞士邦联死磕的念想。而且通过和旧瑞士邦联的长期对抗，苏黎世认识到哈布斯堡家宗主再好，奈何不是同路人。旧瑞士邦联的强悍战斗力反而能帮着苏黎世。所以苏黎世决定彻底归顺旧瑞士邦联。旧瑞士邦联虽然打赢了苏黎世，但它一方面要应付神罗，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想扩张地盘的勃艮第。尤其是勃艮第作为一只隐藏在瑞士邦联后面，给邦联长期提供支持以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它是瑞士独立的大功臣。但它此时见到哈布斯堡家族确实想离开瑞士了，就暴露出其想要夺地自为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于瑞士邦联来说严惩苏黎世，跟自己的“革命同志”闹到不共戴天实在不上算。尤其是苏黎世有着名扬天下的雇佣军集团。苏黎世城市由于搞长期搞工业，兵甲犀利。城市自古以来又常有帮宗主去打别人的历史，市政又多是公会负责管。地理上又处在重要的南德-意大利商路上，保卫商路的需求很高。所以苏黎世很适合发展佣兵产业，并借此发展出一支相当不错的军事力量。后世名扬天下的瑞士雇佣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苏黎世的雇佣军。所以旧瑞士邦联寻思要真逼急了跟苏黎世死拼，搞不好就是鱼死网破。既然现在苏黎世摆明断了找宗主回来的念想，诚心愿意入盟。还是尽可能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更好，于是有限度的罚了苏黎世一下后就又同意苏黎世回归邦联。

不过誓约八州名义上是邦联，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也才萌生，尚未成为普遍认同。所以作为誓约八州最后入盟的，苏黎世还是保留了很多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前宗主做事还算比较像话。苏黎世跟封建贵族们并没有那么不共戴天。而且。因此加入了誓约同盟后，苏黎世人依然积极参与封建乱战来挣钱。不过也开始用他们的雇佣军对抗旧邦联的敌人。而瑞士邦联得了苏黎世的强兵援手后，赶紧借点人马来对付这个时候对瑞士邦联威胁最大的勃艮第。勃艮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瑞士邦联的恩公。因为它作为神罗四大部之一和典型的封建诸侯，它对于想干涉它事务的神罗皇室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一直在想办法削弱皇权。所以当哈布斯堡家族登位成了皇帝后，勃艮第就开始通过支持瑞士山地的自治市们作反来打击哈布斯堡家。瑞士自治市们获取独立虽然是自己反抗成功的结果，但是毕竟一般市民想反抗封建领主的骑士老爷，如果没人给撑腰，能成功的案例在中世纪的欧洲实在是不多。多亏勃艮第多次暗中相助，为反叛者跑路时提供庇护，瑞士山地诸邦才能获得独立。但是勃艮第支持瑞士山地诸邦的目的，本质是想夺地自为。想把哈布斯堡家赶跑了之后自己来当这里的宗主老爷。所以瑞士邦联独立也不一定是它乐见的。只不过勃艮第还要参与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事务，四处掺和导致它没法一直全神贯注的来抢瑞士邦联。这给了瑞士邦联争取自己独立的机会。也同时给了瑞士邦联认清勃艮第的本来面目的时间。所以在瑞士邦联成立后，勃艮第和瑞士邦联很快反目。最著名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执政时，勃艮第和瑞士邦联这时的头号大哥伯尔尼已经多次开练。互有胜负。现在苏黎世的兵马下场援手，尤其是誓约八州开始有了共同体意识，伯尔尼遂大胆起来，串联八州兵马参与到勃艮第战争来，跟大胆查理对着干。不过英雄帖发出去了，但大部分州不想来，因为这场战争伯尔尼和勃艮第说不清谁先动的手，誓约八州是防御同盟，既然伯尔尼可能是动手在先，其他各州也就是派点人来助助拳，唯有苏黎世因为刚回邦联，急着想表现，加上伯尔尼也愿意给钱，于是一口气动员了四千兵马去增援伯尔尼。伯尔尼为了等苏黎世的佣兵，放慢了行军速度走路，结果意外的打破了大胆查理的算盘——查理本来打算在莫拉特村伏击伯尔尼的军队，但没想到伯尔尼走走停停，结果伏击队看半天敌人没来，耐不住辛苦先撤下去吃饭了。加上勃艮第军也是大量佣兵，薪水要日结。结果去伏击的这群唯薪主义者回来领钱的时候，苏黎世和伯尔尼的部队完成合流，整合了部队的瑞士邦联军发动快攻，趁着勃艮第军正在排队领薪的时候冲进营地一番狂劈乱砍，勃艮第军猝不及防，大败，部队死伤狼藉。随后大胆查理拼上老本，再集合一支部队跟瑞士邦联和其盟友洛林公爵领硬拼，结果在南锡会战中再次大败亏输。苏黎世和伯尔尼来的瑞士戟兵们在这场硬仗中大显神威，长戟狂扫，直接把大胆查理自己都给捅了个透心凉。南锡会战一戟捅死堂堂的勃艮第公爵的战绩，让瑞士戟兵名扬天下。瑞士雇佣军的招牌也一炮走红，连带着苏黎世这个佣兵中心迅速拿到大批合同，城市一方面在越加富裕的同时，也让苏黎世在誓约八州中地位火箭上天，一下成了跟伯尔尼一个级别的大哥。加上这个时期苏黎世得了一位很有能力的督政——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瓦尔德曼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独裁者，在他执政时期苏黎世对外打响瑞士佣兵的知名度，对内力行改革。瓦尔德曼时期最终确定了一切国政归行会的原则，以至于苏黎世乡村地区的，比较传统的封建式的贵族地主，也必须以行会的形式才能参与到国政里来。然后他在将国政归于行会的原则确立后，对内以各种渗透手段，将自己的势力安插进各大行会之中。很快就在苏黎世大权独揽。对外则采取积极外交，一面参与对外佣兵战争，通过输出佣兵来赚钱，另一面趁着勃艮第绝嗣，把亲瑞士的自治城邦拉入瑞士邦联。这使得瑞士邦联的规模再次扩大，而这些新加入的城市，例如巴塞尔、圣加伦和沙夫豪森等，把苏黎世看成自己的恩公，跟苏黎世结成了朋党。在朋党支持下，苏黎世成了誓约八州中最为有钱有枪，又高又硬的城市。甚至有段时间里连老的誓约八州都唯苏黎世马首是瞻，而苏黎世又被瓦尔德曼的私人把持。这导致瓦尔德曼事实上成了瑞士的皇帝。但是瓦尔德曼因为参与意大利的战争，并且在战争中过于支持自家一方，损害了邦联的整体利益。导致各大行会最后用阴谋颠覆结束了他的政治学生命和生物学生命。但在他执政的时期，苏黎世已经确定了自己在瑞士邦联里的优越地位，并通过他在1498年制定瑞士国宪的功劳，事实上把旧瑞士邦联的首都都搬到了苏黎世来。这让苏黎世在接下来到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时代，成为旧瑞士邦联无可置疑的运动核心。

旧瑞士邦联的宗教改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非常不同。比起欧洲其他新教地区通过打击教会，以扩张国权和贵族的政权的行动不一样。由于国权已经归于城邦，加上人文主义通过意大利-南德商路传入，在瑞士山地诸邦造成影响，所以瑞士的宗教改革时玩的是对教会全面批判，甚至主张连文化也不要，就是要往死里打的玩法，完全不是英格兰这种表面是新教，实际保留大量旧教习俗的玩法。因此在1518年，瑞士宗教改革的先驱茨温利（Ulrich Zwingli）当上了苏黎世主教后，苏黎世迅速成为瑞士新教徒的核心。1519年，苏黎世爆发黑死病，由于大量人员为了躲避瘟疫逃亡，导致城邦损失惨重。茨温利很幸运的得病而未死，但他看见黑死病是如此普遍，一次性就干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事实，这让他对上帝他老人家是否慈爱的传统讲法疑窦丛生。而且茨温利一度是苏黎世的随军牧师，参加过封建乱战，甚至还参与过著名的马里尼亚诺会战。马里尼亚诺会战是瑞士佣兵的落幕战，面对法军的火炮群，瑞士佣兵方阵大败亏输，昔日武名威震天下的瑞士佣兵一蹶不振。这场战斗给了茨温利很大刺激。在面对自己祖国于黑死病的打击下变得一片破败，青壮还要出去当佣兵，靠斗杀搏命来挣钱的现状，茨温利极为不满，认定这是一条自毁之道。而且加上他本来就是宗教改革四天王之一的伊斯拉漠的老友，老友的文字促使他在苏黎世熬过瘟疫后，开启了瑞士宗教改革的道路。

1522年，茨温利的好朋友弗洛绍尔因为嘴馋，在大斋期请人吃饭时，违反斋戒的戒律，切了熏肉香肠请宾客吃了。有人举报到市政厅和苏黎世教会，于是市长打算要把弗洛绍尔抓起来惩办。茨温利看到吃个饭也要上纲上线成这样，实在忍不了，直接给自己的朋友站台，连续发文跟教会的牧师对喷。茨温利直接提出经书里并没规定大斋期不能吃肉，既然是真信徒就该以经书为准，法无禁止即可为。而且他又指出现在国家不幸，一面教士贪污腐败，拿平信徒的钱胡搭乱建。一面国家为了钱，将青壮送上战场当佣兵搏命，以致妇孺挣扎于道路。这样的泼天大恶不管，却苛责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嘴馋。这也能算是正义吗？由于茨温利的质疑毫无疑问的占理，所以在他在苏黎世大教堂的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他的见解的时候，苏黎世人的心倾向于谁自然可想而知。1523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发表《六十七条论断》（Schlussreden），提出应该解放人性，对于人的正常情感需求应予宽容，以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于大政的观点。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人性的正常需求是正常的，禁欲不应该覆盖平信徒的思路，这在当时是极为炸裂的思想。由于过于炸裂，因此在复印发售后，誓约八州里当时就有三个州宣布禁止这种思路，但同时又有一些州觉得茨温利讲的对，遂同意在本州发售。茨温利的这篇文章引发的所谓“苏黎世纠纷”，直接将旧瑞士邦联给干分裂了。现在瑞士邦联里面被新旧两教划分开来，有的州为了保证利益，所以支持旧教，有的州觉得道理更对，遂改为支持茨温利。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因为长久被禁欲主义压抑，连吃个饭都不得自由，心理抑郁成疾了。现在茨温利带头说这不对，一下让其心中大快。但在大快的同时他又觉得这么些年都是白过了，遂因痛快而生憎恶，开始对于旧教的设施大肆打砸抢以泄愤，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圣像破坏运动”的缘起。瑞士由于国政早就世俗化了，所以在宗教改革中更注重文化的更易，因此成为圣像破坏运动的引领者。茨温利对于这种行为其实不赞同，但他在苏黎世得势的结果，导致瑞士邦联里的誓约八州里有五个开始公开反对他。而这五家随后开始组成“五邦同盟”（ die fünf Orte），放话要跟苏黎世干一架。茨温利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还是忠诚的，而且此时苏黎世作为邦联的事实首都，如果听任五邦同盟这么胡闹，邦联还不给点颜色看看，带头大哥位子就得给别人坐了。而且如果真的跟五邦同盟对着干，对于正在形成的瑞士国族主义来说是一个推动，所以茨温利认为如果打砸抢运动能搞乱对手，他乐得看对面出丑。遂开始鼓动这种运动。五邦同盟对茨温利支持打砸抢的手法越看越不顺眼，于是乎开始呼朋唤友，准备开干。而茨温利则带着苏黎世组织自己的朋党结成新同盟，就是准备干到底。理念的不同引发的老钱和新贵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卡珀尔战争（War of Kappel）的爆发旧瑞士邦联的彻底分裂。苏黎世本身有朋党，而且还拉上了邦联的另一个带头大哥伯尔尼做了一伙儿，所以瑞士新教徒的力量总的来说是强过旧教徒的。不过新教徒里面派里有党党里有派，而且新教徒对于利益的追求表达过于强烈，利益少一点立即翻脸。所以虽然瑞士新教徒势力更强，但是互相扯后腿。而且新教徒在整个西欧的力量暂时还是不如旧教的，所以瑞士新教徒还要参与到其他周边势力的新旧教争端里面，去搞“支援革命”，在苏黎世的榜样下，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和城邦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四城同盟之类的新教同盟来对抗所在国家的旧教。这些新教同盟成立过程中，苏黎世都有份子，这样苏黎世还得花时间平衡国内国外各路势力的各种利益需求。而瑞士的旧教势力虽然比较弱，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互相扯后腿，但上头还是有法国或者神罗这样的财大气粗的大哥撑腰，自己内讧可以请大哥来镇场子，所以共同行动能力要比新教徒要强。这最终导致两次卡珀尔战争都以旧教同盟的胜利而告终。茨温利本人也死于战事之中。但他开创的瑞士宗教改革依然在苏黎世为首的新教同盟中坚持了下去。特别是因为旧教同盟诸城邦之所以团结起来，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图利——旧教同盟的交易对象是意大利，主要下家是米兰，而米兰在整个中世纪里都是教皇的忠实打手。而新教同盟的交易对象则广泛的多，新教影响力大的低地国家是新教同盟的主要下家。由于有着浓厚的商战色彩，加上瑞士诸邦的国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而且瑞士邦联的国政又早早的世俗化了，国家周围又受传统的封建主义的威胁，这导致瑞士的新旧两家虽然愿意跟对面开干，但都不太愿意给对手阖家铲。所以瑞士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特色是虽然两派在战场上打生打死，但是和约一签之后，新旧教各自的堂口可以做邻居，然后信徒各自去各自的堂口聚礼。虽说出门依然对骂互喷，但是和约的效力各家还是都认。市政厅不发话，各自城市的市民就算教派不同，也不会随便就拔刀子现场表演互砍。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是怪异且不能持久的。瑞士邦联的宗教问题，最后还是要得出个结论。于是乎瑞士的新旧教派也一直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1712年，决定性的第二次维尔梅根战争（Second War of Villmergen）爆发。这一次也和之前的战争一样，是带着浓厚商战色彩，甚至可以算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事实上的物理商战。这一次新教联盟终于解决了他们的团结问题，新教同盟的两大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握手言和，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甫一开战，新教同盟军在各方面都占了先手。而且这一次新教同盟军有很大优势——这场战争中的主战场阿尔高州的圣加尔打算投哈布斯堡家，接受哈布斯堡王朝成自己的宗主。这个决定使得新教同盟不只是新教的拥护者，还成了瑞士诸邦自治传统的保护者。获得大义名分的新教同盟军成功分裂了除了五邦联盟外的瑞士其他诸邦，使得新旧两教的同盟军直接可以上驷对上驷，公平的干一仗。而新教同盟军的实力要远强于旧教同盟军。因为新教同盟的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都是瑞士佣兵团的传统兵源地。而且这两家因为经常派人去打战，在国外学了先进经验，也开始玩炮。加上苏黎世素来有一帮忠诚的朋党来助拳，所以这次战争终于以新教诸邦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旧瑞士邦联再次联合起来，而且各邦开始普遍规定邦政府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新旧两教混居的邦不管以什么形式来管理，原则都是以和为贵。自此瑞士诸邦尽管对于宗教事务还是各管各，但邦政府有权管宗教事务，对于闹事破坏团结的行为要严厉打击的观念，开始在瑞士树立起来。而苏黎世打赢战争，再次团结瑞士邦联，又通过战争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和技术，遂又开始做瑞士的首都。这段时间里苏黎世产的塔勒银币因为有着首都经济的加持，所以成为瑞士诸邦铸币中的硬货。再次变得又高又硬的苏黎世带着瑞士邦联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直到一个更高更硬的对手出现搅乱了一切——大革命后的法国。

法国革命政权继承了法国历代以来的对外扩张目标，而且它一方面有革命激情加持，另一方面也是面临全欧洲封

爱丁堡：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Edinburgh）

公元前9世纪时即有人类活动迹象，但直到罗马时期，即1世纪末才有对此地的记载。当时罗马殖民者记录了一个叫沃塔迪尼（Votadini）的凯尔特布列吞人部落在这里定居。后来这个部落又改称为高多丁（Gododdin）。这可能是一个部落在两种语言的不同称呼，也可能是对部落首领家族的称呼。布列吞人（Bretons）是英伦三岛的土著居民，或至少是先来垦荒的。他们属于凯尔特系。所以又叫凯尔特布列吞人（Celtic Britons）。是后世威尔士和苏格兰人的祖先。布列吞人善航海，其活动范围地跨英吉利海峡。不过他们长期以来社会模式很落后，一直处于部落状态进行厮杀。由于厮杀多了之后也会想辙，所以高多丁人看上了爱丁堡这个地方，因为爱丁堡地区颇多山岭，而爱丁堡所在的著名的城堡岩地势险峻，适宜防御。罗马殖民者一度利用这个地势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罗马势力消退后，高多丁人继承了这个地方的防御设施，筑居自保，将其改称为“丁爱丁”（Din Eidyn），意思就是“城堡”。爱丁一词遂出现。高多丁人虽然政治形态比较落后，但是在和罗马接触的过程中，也学了一些罗马的好习惯。比如他们也开始搞自己的文艺创作。苏格兰最早的文学作品就取材于他们历代流传的歌谣，所以也叫《高多丁》。这部长诗《高多丁》是苏格兰与威尔士文学之祖。也是现代的盖尔语的起源。

公元7世纪左右昂撒人入侵英伦，成功击败布列吞人。在现在的英格兰地区建立起来一系列昂撒人的政权，这就是英国史上著名的七国时期。七国中最北的叫做诺森布里亚（Norþanhymbra Rīċe），这个诺森布里亚王国是两个小国的联合，其中一个小国伯西尼亚（Bernicia）多次和高多丁人交锋。因为占不到便宜，遂同意和另一个常年互撕的小国德伊勒合并成为诺森布里亚王国。新成立的诺森布里亚王国由于政治形态比高多丁人要强得多，因此在诺森布里亚的一代明君奥斯瓦尔德大王领导下成功战胜高多丁人，夺取丁爱丁。随后沿用其名字，但用古英语的城堡“Burh”一词作为后缀以称呼，爱丁堡之名遂成。接下来诺森布里亚王国继续向北征伐，极大地扩展了昂撒人的影响力，但昂撒人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族群来英伦三岛定居，而这些族群也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导致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征服变得越来越不顺利，最后终于在内西坦米尔战役（Battle of Nechtansmere）中被维京系背景的皮克特人重挫，被迫收缩。从此福斯河流域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国界。而爱丁堡的角色也定了下来——这里将是接下来苏格兰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边防重镇，也是文化由南向北交流输入的第一站。

5世纪开始，来自北欧的维京系民族以不列颠北部的设得兰和奥克尼群岛为中间点，开始由南向北侵入不列颠岛。凯尔特布列吞人和这些侵入者交手的过程中遭到很大削弱，以至于7世纪时他们已经很难应对昂撒人对不列颠岛的入侵。但维京系民族也不能彻底消化布列吞人，这样就在不列颠岛北部形成了不同族群的疆界。这些族群之间虽然相互征伐，但也相互交流通婚。其中的皮克特人还击败了昂撒人的北伐，这样福斯河以北的不列颠地区在昂撒人的史书里就被认定是一个文化区域。区域内的各个族群在进行长期交流同化后，因为以高多丁人为代表的布列吞人相对来说更注重文化，所以他们的文化成为这个区域统治性的文化。同化后的新族群大多使用古盖尔语，相互间习俗亦类似。而昂撒人等使用拉丁语的族群则开始用“斯科蒂人”（Scotti）这个词汇来称呼这个区域的居民。斯科蒂人这个词本来是罗马人用来形容爱尔兰地区的居民的，但由于爱尔兰人也是凯尔特系，习俗和这些新族群类似，所以昂撒人也不作分别，一律概括称之。而福斯河以北的区域也从此得名“斯科蒂人的地方”（Scotia），这个斯科蒂就是苏格兰一词的起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国家也就是这样诞生的。

不过虽然苏格兰人一词出现的早（大概3世纪就有记载，5世纪时开始广泛使用），但真正把苏格兰人的国家兑现了还要到9世纪，公元843年，苏格兰国家政权的建立者亚尔宾一世（Cináed mac Ailpin）在统一了皮克特和戴里达诸邦后，建立起来苏格兰人的第一个国家阿尔巴王国（Kingdom of Alba，盖尔语：Rìoghachd na h-Alba，苏格兰王国的历代国王，盖尔语里都叫阿尔巴的国王）。不过早期苏格兰人国家体制采取贵族共和制，很像是基辅罗斯诸邦，王族仅仅是血统神圣，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饰演的是祭司的职务，无法参与实际行政。如果一个王想获取权力，那么贵族们就往往会选一个有着相同血统的替代者来代替他。而苏格兰的王统也比较缺乏规范的继承制度。北欧风格的不管长幼，只要是孩子就有继承权的传统在苏格兰也颇盛行。而这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内讧，甚至内战。与此同时，南面昂撒人国家则一直对苏格兰地区虎视眈眈。在封建时代里因为没有现代的民族思想，所以引入外部干涉当带路党的做法一直都很有市场。苏格兰也不例外。因此苏格兰国家虽然出现，但由于中央软弱无能，篡夺集团又常能引入外援，所以不断在进行封建混战。南方的昂撒七国虽然想侵夺苏格兰，但其自己也进行封建混战，不能合力北进。而且诺曼人已经开始崛起，逐渐成为昂撒人国家的边患。所以昂撒人虽然常干涉苏格兰，但想一口吞下也做不到。所以此时不列颠岛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以各种借口来彼此利用和彼此争斗，将这个时期的不列颠岛上的群体关系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你的一团乱麻。

在一系列的封建混战期间，极毒教开始传入不列颠岛，并逐步北传，于民间扎下了根。而这个文化北传的过程，也带动了一些苏格兰人寻求通过学习和借鉴外来的先进的文化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的契机。而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Dabíd mac Maíl Choluim）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佼佼者。大卫一世在童年时正逢苏格兰内讧，他被迫逃亡。在逃亡过程中他一度获得了爱丁堡地区土豪的支持，他利用土豪的势力抵抗自己的叔叔，但因力量差距太大，依然不敌逃亡。他的恩主是时任英王“红毛”威廉二世（William II“Rufus”）。作为著名的诺曼“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对征服北方的苏格兰兴趣极大，因此也把大卫一世看作奇货，收下后大加宠拢，日进饮食美女不缀，还出动英格兰军队帮助大卫一世在爱丁堡附近获得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按照欧洲的勋爵制度封他为坎布里亚亲王。大卫一世作为客将，在英格兰宫廷里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诺曼征服者从大陆带到英格兰的新的宫廷和国家制度耳濡目染，非常羡慕。所以也想将这样的宫廷制度引入苏格兰。威廉二世死后，他的弟弟亨利一世（Henry I, the Beauclerc）继承了位置。亨利一世比较注重自家在诺曼底的地盘，对于征服苏格兰不怎么上心，于是他希望能有个比较值得信赖的副手来帮他应付苏格兰的事务。大卫一世当仁不让。于是亨利一世安排了一场秦晋之好——他娶了大卫一世的姐姐，又帮大卫一世娶了自己的外甥女，亨廷顿边伯的女儿玛蒂尔达。这样大卫一世就有责任作为国王的小舅子，利用自己通过婚姻继承的边境领地为亨利一世打拼。大卫一世很满意这个计划，所以入驻自己领地后立即招兵买马，替姐夫向北进军。连续跟苏格兰时任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过招后，顺利巩固下来包括爱丁堡在内的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北部的地区，在此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坎布里亚侯国（Principality of Cumbrians）。亚历山大一世和其前任埃德蒙一世都是大卫一世的兄长。而且这三兄弟还一起逃过亡，兄弟间感情还是有的。所以无论是讲法律还是人情，都应该给自己弟弟地位和产业。但是天无二日，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是兄终弟及称王的，但他和其他苏格兰的先王一样想改为父死子继，因此也不能真的把王位让出来。但他在和大卫一世几轮过招后，发现一方面他干不过这位先进文化代表。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出来大卫一世不是真的很喜欢当苏格兰王——大卫一世此时已经完全英格兰化，比起当穷乡僻壤的王，他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英格兰的大诸侯。因此除了向北进军外，还经常组织兵马去帮自己的姐夫在法国干架。所以他对于苏格兰虽然想要，但动力十分有限。这就给了两者谈判妥协的空间。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决定和大卫妥协。只要大卫一世不跟他的儿子争夺苏格兰王位，他愿意裂土分疆，把苏格兰南部割让给大卫一世。两家谈妥后，大卫一世得到了苏格兰南部的土地。而他曾经战斗过的爱丁堡，成为他在领地内的重要行在。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想父死子继，但他为政刚猛得罪人很多，所以薨逝后苏格兰贵族们还是按照古法，把国王冠冕交给了大卫一世，让其兄终弟及成为苏格兰国王。但大卫一世还算守信用，没有去谋夺侄子的地盘，而是专心在自己的地盘里面搞改革。他的改革史称“大卫更新”（Davidian Revolution），而爱丁堡成为他改革的试点单位。大卫一世执政时期，大力引入大陆的先进文化，建设诺曼式的宫廷，推动了苏格兰国家从带有严重部落残余的早期封建制向军事封建制前进的步伐，同时他吸收先进技术，引入外国移民建设国家。大量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等地的人口在这个时期移民到了苏格兰，成为当地的工商阶层。为了方便移民，大卫一世将昔日仅用于地名称呼的“Burh”改为国家的正式行政编制。创立了一系列的“皇家堡城”（royal burgh）。堡城是军政一体的自治区，它有维持治安，平靖商路，缴纳商税和为国家进行驿站招待等职责，而作为回报。国家赋予这些堡城贸易特权，并保证工商业者的有不同于农奴的封建义务。爱丁堡是第一批的四个堡城之一，也是苏格兰最早的有据可考，符合中世纪标准的城镇。它借助自身的贸易特权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中世苏格兰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一。但建城的经历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底色——它不是纯粹的本乡本土的建设成果，而是为了方便外来族群和外来文化的引入而建立的。而且这样的建城经历，让堡城非常类似租界。这种城市既是本地和外来水乳交融的地方，也是本土成果和外来事物对垒的焦点。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定下了基调。

大卫一世晚年的时候，因为毕竟头上还有个苏格兰国王的头衔，而且他也不是真的就对苏格兰不闻不问，一心想做英格兰人的。所以也开始苏格兰化。他主持了一些利于苏格兰人的政策，推动苏格兰本地人也学着去做买卖。使得从事工商的苏格兰本土阶层也开始出现。西欧大陆上的先进事物也开始通过这些工商阶层的贸易而进入苏格兰，并开始本地化。但是大卫一世到底还是亲英的，而且一生都把自己看作是英格兰王室的一个封臣，所以在他之后爱丁堡地区一直都是英格兰的一部分，甚至一度直接设立一个爱丁郡作为英格兰的边防重地。但爱丁堡的租界本质，还是使其比较孤立。城墙里面的人穿英服，讲法语。而一离开城门，就还是盖尔语的天下。所以这导致缺乏安全感的城里人愈加重视堡城的防御性质，大力加筑城堡，让爱丁堡的军事色彩要远比市镇色彩浓厚的多。不过当时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实在是落后到惨不忍睹。总得做生意挣口饭吃的商人们实在选择不多。而且爱丁堡地理条件也确实优越，爱丁堡位于福斯湾南侧，临利斯河口。水文条件好，能停大船。在连接了陆运商路后，可算是苏格兰王国里不多见的好港口。由于海商发达，洋货珍奇便于输入。所以在苏格兰上至王室，下到小民，要买点洋货就来爱丁堡找各路洋行寻摸。洋行的发达，一度连英格兰王室也喜欢在爱丁堡扫货。所以爱丁堡作为城市虽然是缺乏广泛的根基，但也就这么别扭又合理的维持着。英苏两家之间的矛盾虽然始终影响着这里，但作为英格兰的一部分，爱丁堡虽然做不大，也没有遭太大磨难。在英苏争斗过程中导致其他苏格兰的港口和商路遭毁坏后，以毛皮商为代表的苏格兰国贸行业只能搬到爱丁堡来。而毛皮商人出口了苏格兰的货物后，也可以从这里引进欧洲大陆上比较先进的制成品进苏格兰用以武装反抗英格兰。还可以从欧洲雇佣战斗经验丰富的雇佣兵来训练苏格兰人。而爱丁堡作为一个皇家堡城，虽然严格上是苏格兰国家的一部分，但建城的历史让英格兰人也认这里是一座英格兰的城市。而且英苏争斗期间城市还在英格兰手里，其城市的贡税是入英格兰国王自己账户的。所以爱丁堡既是苏格兰军备的来源，又是英王自己的钱包，这很快让这座城市成了一个英苏两家心照不宣的地方——两家虽然激烈互撕，但都有意避开爱丁堡。1298年爱德华一世爆锤苏格兰的时候，兵至爱丁堡。作为著名的“众筹战争”模式和英国军国主义的创始人，爱德华一世是个一贯宽纵军纪，故意教兵作匪的主。人言兵过如梳匪过如篦，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是连梳带篦。然而爱德华一世听说到了爱丁堡，立即勒令军队过门而不入，这让爱丁堡在战火纷飞的苏格兰独立战争中依旧保持了繁荣。后来苏格兰的傀儡国王巴里奥尔在位时，一度用爱丁堡作为自己的首府。不过爱德华一世的子孙辈操作水平没有赶得上他——爱德华三世征讨苏格兰时也过爱丁堡，但利用苏格兰民族情绪而成的布鲁斯王朝的势力要超过之前苏格兰的其他国王。所以这时英格兰能不能控制爱丁堡也实在是要打个问号。而且此时爱德华三世自己的门生们还在镀金阶段，尚不能下去掌握部队。因此同样是纵兵为匪，爱德华三世既不能如他爷爷那样对军兵施加以铁腕控制，也没多少意愿去保爱丁堡。他更多是像侵华日军在上海一样——租界不打，其他随便。结果爱丁堡惨遭劫掠，兵燹造成的大火把大半个城镇给烧了，史称“圣烛节之厄”（ ill-fated Burnt Candlemas）。不过随着百年战争的爆发，爱丁堡在兵乱结束后开始恢复。由于这里既是苏格兰王国最重要的外贸中心，而“租界”到底也没“挨打”，城市根基犹在，因此到14世纪中叶左右爱丁堡已经再次成为了苏格兰主要大城。历届的苏格兰王室均利用这个“租界”，到这个地方来借洋钱、囤洋枪、买洋货、请洋兵，以便开战来助阵。比如苏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洋炮受害者，斯图亚特王朝的四代目詹姆斯二世（Seumas II Stiùbhairt, Rìgh Alba）。这位国王号称一生都在爱丁堡的赫鲁德修道院（Abbey of Holyrood）渡过，（他洗礼于此、加冕于此、红事于此、最后被劣质洋炮炸死后办白事于此）。由于詹姆斯二世太喜欢这个“租界”的先进和风光，所以他基本上是把爱丁堡当首都看的，反而把苏格兰的传统首都斯昆看作是穷乡僻壤，没事儿的时候实在是懒得去。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苏格兰开始，苏格兰国家的首都就从传统的斯昆开始向爱丁堡转移，而詹姆斯二世是对这个转移过程中助力最大的一个。他儿子詹姆斯三世继位后，这座被傅华萨称为“苏格兰版的巴黎”的城市已经以其无可争议的经济重要性成为苏格兰国家最关键的要害和行政上的首都。爱丁堡的关税是当时苏格兰国家最大的国入来源。而且这座城市不但作为第一大城而为国家提供最高的岁入，城市排名二三四的三个城市的税收都加起来才能跟爱丁堡相比。所以对于苏格兰来说爱丁堡是必保之地，有必要“天子守国门”。因此苏格兰国家遂正式将首都迁到这里。由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在一起，便于国家的行政，因此只要不是国主太过无能，从外部输入的新事物可以在爱丁堡很便捷的投入应用。虽然爱丁堡此时仍然倍受英苏争斗的困扰，比如在八年战争中爱丁堡就惨遭劫掠。但随着苏格兰军队在安克拉姆沼泽战斗（Battle of Ancrum Moor）中凭借外国先进事物（火绳枪和法式炮兵）重创英格兰军队，顺利引动法国下场，导致英苏争斗再次长期化，最终苏格兰凭借法国的援助逼和英格兰后，恢复了太平的爱丁堡又借助外贸利益再次恢复过来。并且凭借外贸之利，苏格兰在引进大陆的工业后开始创建自己的工业企业。早期的作坊式工业开始在爱丁堡出现，这为日后工业革命进入苏格兰播种下了种子。

斯图亚特王朝登位时正逢全欧洲进入宗教改革时代，随着南面的英格兰成为新教的大本营，北面的苏格兰就理所当然成为英伦三岛上旧教的堡垒。这就是所谓八年战争，或曰“强娶之战”（Rough Wooing）的爆发背景。而因为苏格兰给英格兰的旧教徒撑腰，英格兰也在苏格兰培养新教徒来以牙还牙。尤其是亨利八世时期因为英格兰创设圣公会，成为新教徒的“灯塔”。为了应对旧教国家的围攻，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到处插手“输出革命”，在苏格兰也培养了一批新教徒，这就是所谓的苏格兰圣公会派系。这样两国支援的带路党互相在对方国家里搞代理人战争。而爱丁堡作为一座靠外贸起家的城市，本身它就很容易成为外来思想的温床。所以新教徒派系在爱丁堡势力很大，而新教徒派系在代理人战争中表现的远比旧教徒们出色的多。因为新教徒懂得利用民族感情牌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且当他们提出如果苏格兰不要英格兰才算是独立的话，那也不应该要法兰西的理论时，苏格兰诸侯们就瞬间就有了制造混乱的借口和拿“混乱是阶梯”的动力。

与此同时旧教派不但表现一般，还经常搞一些实际上是帮助新教系的窒息操作。因为此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媳妇玛丽不但是个法国人，而且还叫吉斯（Marie de Guise）。作为接下来法兰西宗教战争中旧教诸侯的总盟主吉斯家族的闺女，她对于新教徒有着赤裸裸的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詹姆斯五世体弱多病，又想借助法国人的力量，因此主要让自己媳妇帮着治政。但新教思想给了苏格兰贵族们一个压制王权的旗号，而作为外来人的玛丽-德-吉斯，更喜欢用自己的亲信来治政，因此大肆任用法国人来做官。这就很得罪苏格兰贵族，使他们即便实际是旧教徒，也愿意支持新教徒跟王室对着干。而得到本地贵族支持和英格兰输出革命支援的新教徒越发让玛丽-德-吉斯恨得牙痒痒，于是她对新教徒进行了上头式的，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的，肆无忌惮的打击。由于株连过甚，这一方面逼迫很多日子人不得已去投奔新教来存身，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格兰贵族和王室间的斗争烈度。

不过爱丁堡本身作为首都，从城市的历史和现实利益来说都更加亲新教，但王室本身顽固的信旧教，让爱丁堡内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由于城市本身的历史，导致玛丽-德-吉斯和她的旧教人马开始寻找更加合适的根据地，而他们幸运的赶上了大航海时代技术北传导致的港口退化潮。大航海时代开始后，由于运输量的增加，导致对大型船舶需求量的不断攀升。进而推动了运输商人更希望找到一些直接临海的港口卸货。而当时欧洲传统的港城往往都在河流入海口，而且为了方便船舶避风，大多和入海处都有些距离，需要船舶能顺流而上一段路然后入港。这天然不利于大型船舶的运作。随着土木技术的进步，这些传统港城下辖的港口逐渐被改造为新城市，而原来的老城则逐步退化，被原来港口部分改造而成的新城市替代。比如荷兰的安特卫普取代了布鲁日，法国的圣纳泽尔取代了南特等等，而爱丁堡未能免俗于这波潮流，取代它的就是爱丁堡昔日的关口所在——利斯港（Leith）。利斯港这个地方原来是爱丁堡的锚地，詹姆斯二世时期搬家来爱丁堡，想给自己弄个海景房，就看上了利斯。随着这里成为王室别墅，其他商家也跟着搬过来做生意，随后制造业和工坊也迁入，渐渐把这里变为爱丁堡的“浦东新区”。到了玛丽-德-吉斯摄政时期利斯港虽然行政上还归爱丁堡管，但已经独立成为城镇。由于这里便于接受外援，而且爱丁堡一直在利斯港设置军兵保安，而玛丽-德-吉斯带来的法国人大多都是武人，因此他们抵达苏格兰后其实长期驻扎在利斯港。所以当爱丁堡的旧教徒派系想找个新的根据地时，他们自然看上了离首都不远，但更容易控制的利斯港。苏格兰的新教徒见旧教徒盘踞利斯港，立即从英格兰借兵来帮忙对付，于是又一轮苏格兰的内战再次开打。这就是八年战争的下半场。这一次的战争中爱丁堡作为宗教战争的中心受到战火很大波及，只是因为城市建筑时就强调自保，所以作为堡垒的城市主体得到了保全，但利斯港的独走，给爱丁堡的外贸造成很大打击。然而随着新教徒们逐步占据上风，特别是在1560年爱丁堡会议上成立的苏格兰宗教改革议会成为国家主要的权力机关，有了主心骨的新教徒们实力大增。而英格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极为明智，格局甚大的策略——英格兰认定只要苏格兰掌握在新教徒手中，即便这是新教徒的其他派系，也好过被旧教徒掌握，所以它对于苏格兰新教派系独立于英格兰的发展倾向予以宽容。这样以苏格兰长老会为代表的加尔文宗派系开始崛起，作为新教派系中最激进，最极端的一派，苏格兰长老会为代表的新教徒们武德相当充沛，而且他们作为民族教会，有让苏格兰人在做天主教徒和苏格兰人之间选边站的能力，而且这样的民族教会显然更受苏格兰贵族们的青睐，因此清教徒派系顺利的孤立了只知道依赖法国人的苏格兰王室和其旧教徒支持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旧教势力在兴起的新教徒派系面前节节败退。虽然旧教徒凭借工事和大炮之利，努力在新教徒手中保住了利斯港，但玛丽-德-吉斯不得不默认了《爱丁堡和约》（Treaty of Edinburgh）的有效以结束战争。这份和约承认了苏格兰改革议会是苏格兰国家的合法机关，拥有种种苏格兰国家权力。而新教信仰也成为苏格兰国家认可的民族信仰受到尊重。法军被迫离开苏格兰，而苏格兰也开启了从旧教向新教国家的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的爱丁堡依然是新教徒的主要据点，通过便利的海运发展商业以支持苏格兰的发展。但是随着法国宗教战争的爆发，旧教一时占上风的法国，对新教派系极不友好，这导致爱丁堡的外贸受阻。对英格兰的贸易相对反而更加繁荣。虽然说以上头闻名的加尔文派系的苏格兰长老会和英格兰圣公会也处不来，不过此时苏格兰长老会把旧教看作更危险的敌人。他们认为苏格兰在向新教国家过渡的阶段中要先过渡到“新教”，然后才是“国家”。所以非要选边站的话，英格兰圣公会还是比罗马要中看。而他们的观点随着詹姆斯五世的女儿玛丽一世（Mary, Queen of Scots）回国继位成为新一任苏格兰女王而得到强化，这位跟她老娘一个名儿，却没跟她老娘学到一点的新任苏格兰女王不但是个旧教徒，而且从小就在法国长大，甚至一度做了法国太子妃。不是苏格兰国内争议不断，不得不将其请回来继位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在巴黎过快活日子了。所以玛丽一世对她的这个王国实在是很陌生，而且她既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生活又很不检点。结果上任后迅速激化了混乱的苏格兰王国中的种种矛盾，最后这些矛盾以“玛丽内战”（Marian civil war）的形式爆发出来。新教徒派系推出了他们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对抗依然忠于玛丽一世的，以残余旧教势力为主的种种反对派。而这一次战争中爱丁堡作为国都，和其中一方的总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也依然是盘踞在利斯港来组织人马。爱丁堡VS利斯港的戏码再次上演。不过这次内战由于混杂了太多的利益考量，所以极为混乱。比如爱丁堡此时的指挥官格兰奇（William Kirkcaldy of Grange）起先带着军队替新教打仗，帮助新教军队赢得了玛丽内战的转折点兰塞得之战的胜利，结果战后他觉得报酬太少，又跳反到旧教一方。而原来旧教的据点利斯港在法军离开苏格兰后恢复港口功能，结果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们利用海船拿下，反而成了新教的堡垒。换家和跳反，让新教军队又不得不对爱丁堡进行长期围攻。这一次对爱丁堡的长期围攻又一次给爱丁堡造成很大损害。但是爱丁堡原有的堡城设计使其再次扛过了战火。最后格兰奇被迫投降，保住了爱丁堡主要的建筑。

结束了“玛丽内战”后顺利登位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是一位手腕高超，精于权谋的君主。玛丽内战的结束标志着苏格兰作为新教国家，“新教”这个定语已经实现，而接下来的任务则是要实现“国家”。而詹姆斯六世抓住了这个历史趋势。因为新教和国家也不一定是总是相容的。加尔文宗作为新教中各种极端派系的祖师爷，其极端行为在战时或还可用，和平时则并不受人欢迎。比如英国史上最后一个猎巫冤案，就是在长老会执掌下的苏格兰发生的。而不列颠岛统一在新教旗下后，圣公会和长老会之间的门户之见取代了共同敌人，两家争议频频，矛盾日增。由于詹姆斯六世是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表侄子，所以他能获得英格兰的支持。他之后又娶了丹麦公主为妻，而他的老丈人，是丹麦史上最成功的明君克里斯蒂安四世。有了丈人和姑妈撑腰，詹姆斯六世顺利寻摸到了压服长老会派系的机会。1584年，苏格兰王国成功实现主教制度，从此苏格兰的国权取得了优于教权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压制长老会派系，詹姆斯六世从丈人哪里借钱在爱丁堡搞建设。詹姆斯六世是一位文化修养颇高的君主，不但通晓经典，自己写作能力也很强。他任内积极筹资，将苏格兰的第一座大学爱丁堡大学建立了起来。爱丁堡大学建校后，詹姆斯六世经常来此讲话和出书。他利用爱丁堡大学的教育机构地位，发了不少自己写的宣扬君权神授论的文章，大大弱化了加尔文极端派思想在苏格兰的影响。而在1603年他获得了一项空前的政绩——继任英格兰王位，使得他光环加身，而长老会也再难反对于他。1601年，英格兰历史上的明君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伊丽莎白一世一生未婚，没有子嗣。而论亲属继位的话，作为她表侄子的詹姆斯六世顺位而有继承权，而詹姆斯六世的新教信仰和苏格兰王位，使得他有着继任英格兰王位既一统不列颠岛的先天优势。詹姆斯六世本人也非常精明——他是一个弱势的君主，但并不因此忌讳，反而以谦逊和弱势示人，使英格兰国会认为他的继位会让伊丽莎白一世的政策得到萧规曹随的待遇。与此同时不列颠岛又可以实现统一，因此实在是一石二鸟的美事。而对于苏格兰来说，自家的国王竟然能有朝一日反而成为老对手的君主，这是在整个中世纪被英格兰一直压着打的苏格兰人连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詹姆斯六世如能实现这一壮举，毫无疑问是强爷胜祖，配享太庙。因此在1603年《主君共戴条约》（Aonadh nan Crùintean）顺利签署实现后，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让詹姆斯六世一战封神，成为苏格兰史上最成功的君主之一。不过詹姆斯六世还是比较喜欢英格兰，所以他还是把这个联合王国的首都定在了伦敦，爱丁堡因此失去了国家首都的地位，成为地方省会。不过爱丁堡毕竟是新王潜邸，而且詹姆斯六世本来答应要常回家看看，但是到头没兑现。因此中央拨款发展的时候觉得应该给爱丁堡一些政策安抚一下，爱丁堡大学因此凑齐了建设预算，顺利开学招生。现在也是英国排名靠前的重要学府。

但詹姆斯六世一来毕竟是一个弱势君主，二来他偏重英格兰，这给了长老会派系再次兴起的机会。虽然长老会为代表的教权已经在它的改革之下地位被确定为低于国权。但这并不代表教权的力量不会兴风作浪。对于长老会来说，虽然詹姆斯六世将教权放在国权之下这一点难以改变，但不代表长老会没有办法支持国权来搞死圣公会。既然不能“除清灭洋”，完全可以改为“扶清灭洋”嘛。而詹姆斯六世死后，他儿子继位给了长老会“扶清灭洋”的好机会——因为他儿子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公开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随着这位老兄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导致英格兰王权和议会权力对抗白热化。英格兰清教徒派系开始上位，而长老会则出于对圣公会的仇恨开始支持王政，这样查理一世从议会手中跑路，溜回自己老爹的老根据地爱丁堡招兵买马时，很快得到苏格兰诸侯们的响应，迅速组织起来一支王军。不列颠内战正式开打。开头爱丁堡的军队尚打的不错，但当克伦威尔率领他的清教徒新模范军崛起后，苏格兰军队屡吃败仗，最后终于在伍斯特战役中被英格兰军队挫败。新模范军北征，顺利将利斯港和爱丁堡都收入囊中。而此时长老会对于这个新的英格兰政府看的顺眼得多，因为一方面克伦威尔也是加尔文一系的清教徒，跟长老会很对眼，既然人家“不是洋”了，那也没必要“扶清”了。另一方面长老会虽然打算“扶清”。但詹姆斯六世成功压制教权，让长老会一开头也是捏着鼻子要扶这个“大清”的。事实上长老会里面一直有人反对“扶清”。不列颠内战的第一场战斗甚至都不是王军跟议会军开战，而是长老会里面“除清灭洋”跟“扶清灭洋”两派先干起来的“主教之战”。既然现在“洋不是洋”了，长老会里不想“扶清”的人也就又有理由说事了。所以爱丁堡接下来的不列颠三国内战中表现的很平稳。克伦威尔的左右手蒙克（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接管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教徒军队的重要根据地。1658年克伦威尔死，其子理查暗弱无能。于是蒙克割据了爱丁堡和利斯港，将两地的驻军变成了自己的私兵。在随后查理二世复辟的时候，蒙克的这支军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查理二世复位英王后，对于爱丁堡也另眼相看，视为英国的核心大城，予以政策上的照顾。所以随着英国的统一和迈向巅峰，爱丁堡作为英国最早有自己大学的重要城市，也跟着走向辉煌。启蒙主义就是在这座城市开始进入苏格兰的，而它为不列颠带来了一系列世界史上的响亮名字——大卫-休谟（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不列颠史》的作者，不过他也可以算爱丁堡大学的教授，但是临时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作者，爱丁堡大学教授）、詹姆斯-赫顿（现代地质学之父，爱丁堡人，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兼职做教授）、约瑟夫-布莱克（镁元素的发现者，现代热力学的先驱，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安德鲁-米勒（爱丁堡人，但是在利斯港获得商业成功，成为18世纪英国最重要书商，他和泰勒的官司，被称为现代书籍版权归属方法的第一案，推动了版权制度的形成）等等。由于学术气氛浓郁，成绩斐然，所以爱丁堡一度被称为“北方的雅典”，为世所公认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化古城。而且在格拉斯哥崛起之前，它也是苏格兰主要的制造中心。后来格拉斯哥崛起引致工业搬迁，爱丁堡方才失去其光彩。不过爱丁堡的酿酒业依然保留下来，其生产的苏格兰威士忌被认为是苏格兰酒业的代表。不过其他工业因为被格拉斯哥吸引离开后，爱丁堡的地位就开始逐年下降。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地位一落千丈，连带着爱丁堡也跟着吃挂落。产业园区大面积的废弃。但爱丁堡后来赶上了英国金融化的东风，积极引资，将城市的核心产业转为金融业，迅速成为英国除伦敦以外最大的金融中心。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这种兴盛，实在是惠及不到爱尔兰人太多。因为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政策自始至终，都是种族主义背景下的殖民统治。爱尔兰岛出产的供应英国海军的食品和酒类，大都源自新教徒们的商业性农场，和爱尔兰人本地自耕农业是不相关的。爱尔兰岛的经济情况本质上是双轨制的，一面是英国海军吃着爱尔兰的谷做的面包，喝着爱尔兰的粮酿的啤酒打遍七海。而另一面爱尔兰人只能啃土豆和粗麦来维持生存。不是因为爱尔兰人社会落后，技不如人，又能够远赴他乡，去英属殖民地求生存，这种殖民政策其实本质上根本不能长期维持。1740年因气候异常导致爱尔兰闹饥荒，一次就酿成40万人饿死，至少15万人离开爱尔兰岛去国外求生路的悲剧。而英格兰完全不考虑开仓放赈之类的事情，甚至在饥民的眼前将粮食装船运走。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之所以还能维持，一方面是不列颠通过引领工业革命而蒸蒸日上的国势，保持了自己的技术先进性。另一方面就是英国搞得那套“分而治之”的政策。一边收买上层的忠诚，另一边以政策迫使下层爱尔兰人迁移出去，并引入非爱尔兰传统的群体取而代之，通过削弱爱尔兰社会整体，甚至将其迁移到殖民地形成海外爱尔兰人群体的办法来维持太平。这个时期的爱尔兰岛，就是日后英帝国殖民世界搞得种种搅屎棍政策的试验场。后世英帝国的所有血债累累的恶政，都是在爱尔兰试验成型，最后推广的全世界的。然而这种恶虐的政策天生就是制造反抗者的温床。尤其是有史以来英格兰就没对爱尔兰人有过什么善政，所以英国怎么在爱尔兰实践日后如何对付殖民地人民，爱尔兰人就会怎么实践日后殖民地人民如何反抗这种政策。而爱尔兰人的共同体意识，也通过这样的反抗而被逐步催熟，成为二战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列国志士的先驱和榜样。

殖民时代里爱尔兰人继续一边反抗。一边继续引进先进事物改进自己。爱尔兰的农民一方面通过仿效英国人的这些商业农场的做法来改进自己的农法，引入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没有之一的作物土豆来作为主食，这使得爱尔兰民族没有因为不断遭受的压迫、流放和饥荒的打击，成为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民族。另一方面爱尔兰人通过进城给英国商人做苦工，终于以城市贫民的面貌，作为作为城市无产阶级回到了祖先建立的都柏林。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矛盾转移的办法。还是有效的弱化甚至瓦解了爱尔兰人的反抗。但是爱尔兰人在失败中不断学习，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成功范例，推动了爱尔兰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逐步诞生。1798年的受到法国革命激励的爱尔兰人，以参与宗教节日受限为由而发动了大起义。这次类似后世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起义活动，比较广泛的动员了人民群众，甚至连一贯只顾家庭的爱尔兰妇女都参加到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来。出现了很多爱尔兰人至今仍在口耳相传的女英雄。这标志着虽然爱尔兰人依旧被上层的叛卖和英国的强势所压制，但是爱尔兰人的反抗之心依然恒久，并开始向更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前进。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干脆废除了爱尔兰的自治地位，直接将其吞并为国家直辖地区。由于从此岁入要中央调配，而都柏林的优先级在伦敦的清单上实在排不上号，导致英国对都柏林是光要钱不返点，被国家抽血的都柏林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让都柏林的英系新教徒们也对中央开始不满。种种的不满汇集起来，推动了爱尔兰人的第三个必须，既“必须以更先进的手段”的进行实践。而这一次的实践者，是爱尔兰历史上又一个重量级的豪门奥康奈尔家族（O'Connell family）的成员，外号“解放者”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丹尼尔是奥康奈尔家族庶支所出一位名律师，早年赴法国求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用功。在法国学业有成。大革命爆发后，他见识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盛况。对于法国大革命推翻王政，争取解放的气氛，他十分羡慕。但他出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徒家庭，而且虔信终身。所以革命党对于他这样的人非常不友好。所以最后他只好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一边当律师谋生，一边通过他在法国的经历思考爱尔兰的前途。他的思考让他成了爱尔兰版的甘地 —— 他支持爱尔兰的独立和解放，但反对暴力的革命。主张用温和的法律手段获取爱尔兰应得的独立。他抓住英国需要应对拿破仑战争的机会，以城市里各阶级为依托，抓住其最大公约数，发动他们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平权。由于法国大革命和之后拿破仑的成功，个体良心自由高于狭隘宗教认同的思想已经在欧陆广泛传播开来。英国虽然是革命法国和拿破仑的对手，但这种思想在英国仍有着很大的拥趸群体。而都柏林的城市阶层就是其中的翘楚。由于丹尼尔不提民族成分，只讲宗教认同。而且要求是良心自由。所以在都柏林里，天主教徒为求解放，停止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干预，故意不提英爱之分，只讲都是天主信徒。新教徒本来就是打着类似良心自由的旗号反抗旧教的，所以他们即便考虑到丹尼尔的做法会把革命法国的进步主义理念引进爱尔兰，他们也没有办法自打耳光。而爱尔兰的反抗者们虽未必认同丹尼尔的非暴力做法，但他们只要看到英格兰政府吃瘪，被迫解开对爱尔兰人的桎梏，他们也乐于给丹尼尔站台。在丹尼尔的坚持斗争下，1829年，英格兰政府被迫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1829），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群体通过共同的奋斗，终于获得了和新教徒同等的民权。这次共同的奋斗，迅速成为爱尔兰民族的民族记忆，而且丹尼尔将良心自由等进步主义概念引入爱尔兰，大大推动了爱尔兰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使得一系列进步主义思潮开始在饱受苦难的爱尔兰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而拿破仑战争的辉煌战绩，点燃了全欧洲的民族主义之火，而毫无疑问欧洲没有多少地方能比爱尔兰岛更适合燃起民族解放的烈焰了。而丹尼尔虽然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喜欢用大型集会的方法动员民众参与，这给了爱尔兰人通过组织大型活动宣传主张，动员群众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在1841年丹尼尔做上了都柏林市长后，批准和组织了大量的集会运动。最多时甚至有百万人参与。丹尼尔完成平权运动之后，开始用和平手段追求爱尔兰独立。但英国不可能接受这一点，正如甘地吁求英国放印度独立失败一样，丹尼尔的吁求也以失败告终。但丹尼尔为爱尔兰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操作手法，将会被后人好好利用起来，而这位爱尔兰的甘地最后的失败，则为后人证明了走以和平手段，求殖民者高抬贵手是一条开始看着好，最终走不通的死路。所以爱尔兰人接下来将会改用另一种手段来对付殖民者。而都柏林这座爱尔兰岛最现代的城市，将会成为新手段实践的重要舞台。

丹尼尔是19世纪爱尔兰的反抗者中最有成绩的一位，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就如印度独立斗争中除了甘地，还有以辛格等人为代表的一战退役印度老兵在用武力和殖民者进行对抗。如同这些退役老兵在日后发展出了鲍斯和他的印度国民军系统一样，爱尔兰的反抗者们，以昔日乡村中的农民抗暴组织/土匪无赖组织为基础，通过结连流散在海外的爱尔兰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退役老兵”武装组织——联合爱尔兰人协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就是一位在英军中退役的爱尔兰人军官。协会的很多成员，都参加过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他们和丹尼尔一样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但黑道背景出身和渡过的军旅生涯，让他们更加激进。这个协会崇尚武力革命，富于斗争精神，誓要将英国彻底赶出爱尔兰。由于爱尔兰群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所以美国独立后，很快成为爱尔兰人协会的大后方。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们有人就回到了爱尔兰继续斗争。1803年爱尔兰人协会在都柏林组织起义活动，事败被捕。但爱尔兰人协会依然在坚持。丹尼尔组织的运动，让爱尔兰人协会看到了动员群众的机会。所以他们通过暂停武力斗争，助丹尼尔一臂之力的办法来借机宣传自己，组织群众。丹尼尔争取独立失败后，对时局失望的爱尔兰人开始投身爱尔兰人协会，打算继续以武力争取祖国的解放。爱尔兰人协会争取独立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首先爱尔兰整体的实力对比此时蒸蒸日上，直至如日中天的英国来说，实在是如矮子挑战巨人。而且1845年，爱尔兰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土豆大饥荒横扫爱尔兰。由于爱尔兰人是如此依赖土豆作为自己的主食，所以当土豆黑霉病在爱尔兰发生后，爱尔兰人顿时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没吃的了。而英国则将这次灾难看作是改造爱尔兰岛社会的天赐良机——爱尔兰岛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损失了过半的人口，整个社会都被拱翻。而英国人则一方面漠然的看着爱尔兰人哀嚎着饿死而拒不放赈。并继续把粮食运出爱尔兰，为自己的伟大帝国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加速移入更多的英格兰人群体，使之完成对本地人口的替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另一座城市的崛起——现在的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北爱地区在这个灾难的年代里人口损失最大，而英国人由于工业转移的需要，将英国本土的制造业往爱尔兰迁的时候，看中了被饥荒扫荡过的，几成白地的贝尔法斯特。因为一切重来要比都柏林更容易，所以贝尔法斯特承接了更多的工业企业和相关的从不列颠岛移入的英格兰工人，遂迅速成为爱尔兰岛新的核心城市。而都柏林在这个时期因为一直做谷物的加工和出口生意，城里不缺粮。因此只想着借助饥荒的便利用便宜劳工。所以对不列颠岛的工业转移不是很热衷。虽然也接工业，不过主要接的是以麻纺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都柏林的决策使得爱尔兰一时间成为大英帝国新的纺织业中心。其麻织品出口一度超过谷物出口，成为爱尔兰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因为主要接容易上手的轻工业，对重工业不重视，而且过往的历史让英国中央一直也不太青睐都柏林，加上爱尔兰有个缺点是没有煤，只有泥炭，因此重工业很多做不来。所以以造船业为代表的英国本土重工业向爱尔兰转移时，选了贝尔法斯特作为目的地。从此爱尔兰的经济中心开始从都柏林逐步让位给贝尔法斯特。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想要利用便宜劳动力，这导致更多的求食的爱尔兰饥民迁入都柏林的贫民窟，成为当地食品工业的劳动工人的主力。都柏林作为一座古城，本来就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混杂了太多的群体。虽然它长期以来是一座英国人的城市，但有很多英国人愿意先做天主教徒，后做英国人。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干脆不做英国人，学盖尔语当爱尔兰人了。这就是为什么丹尼尔在这里振臂一呼，呼吁解放天主教徒的时候能得到都柏林人的响应。而随着更多爱尔兰饥民迁入，这座城市的天主教色彩和爱尔兰属性开始越来越浓。

爱尔兰饥荒对爱尔兰人协会和下属的组织是有利有弊的，忙于拯救同胞免于饿死的爱尔兰人协会，面对着自己基本盘的缩水，实在是没时间和功夫来组织新的暴动。但于此同时，作为法国大革命先贤和美国独立战争领袖们的弟子，这个协会本身就是亲城市阶层的。而大英帝国冷漠的看着爱尔兰人饿死，还借机会搞种族替代的行为，使得即便是城市里的爱尔兰人，也不会再对英国抱有任何幻想。因此在爱尔兰人协会的宣传下，民族主义迅速成为都柏林等地的爱尔兰劳动阶层的主流思想。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爱尔兰人不断在进行暴动。但这些暴动主要是民族义愤的驱使，实在是缺乏一个政治上的可行方案。所以这些暴动最后都被镇压。但暴动的失败教训促使爱尔兰人再次审视他们的方案，这推动了一个新的派系的逐步崛起——俗称为芬人党运动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Fenians'，芬在盖尔语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芬人就是“我们自己”）。1867年，芬人运动在都柏林起义，但因为政治基础尚不成熟，最后惨遭镇压。但这次起义正式宣告了日后爱尔兰共和国的先驱芬人运动在都柏林走上了历史舞台。在芬人运动之前，爱尔兰在反抗英格兰的过程中总是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是站在历史光谱中的落后和反动一边。英格兰搞中央集权，爱尔兰就搞诸侯分封。英格兰搞新教解放，爱尔兰就搞旧教保守。英格兰搞起来商业农场，引入雇佣劳力获取更高的效率。爱尔兰就搞小农经济，鼓动小农结成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社会类型的组织来自保。加上自有史以来爱尔兰的综合实力就是比不上英格兰，所以爱尔兰的反抗虽有道义，但无路用。然而自丹尼尔搞平权运动成功后，爱尔兰人第一次站在历史光谱的先进一侧，或者至少以先进性来说也不比英国落后了。而芬人运动正式将共和主义拿上台面，作为爱尔兰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这让爱尔兰人这一次的反抗，在历史的先进性上甚至还高于这时的英格兰。自芬人运动后，爱尔兰和英国的差距实际上就只剩下实力的大小，而这个差别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芬人运动起义失败后，开始转为采用19世纪比较流行的政治暗杀来打击英国。由于他的前身联合爱尔兰人协会，和其祖宗级的起源“XX男孩”组织都属于现代定义的黑社会组织。所以政治暗杀对于芬人运动的武装部门来说属于手拿把掐的传统手艺。效果也非常好。芬人运动的武工队和锄奸队到处刺杀重要人物，造成普遍恐怖。其中最著名的“凤凰公园刺杀案”，武工队在都柏林把英国驻爱尔兰政府的首席秘书和副手都给干掉了。这种刺杀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一时间英国自己也拿这种战术没辙，虽然英国努力捕杀反抗者，但是也不得不考虑给予爱尔兰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力以求减缓两边的激烈对抗。189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法》，允许爱尔兰地方政府有限自治。这被芬人运动视作采用新的战术进行抗争的成功。

英格兰允许地方政府自治，并在同时推行土地改革的措施，极大地缓解了英爱矛盾。由于这种做法导致了离心倾向的增加，变相了增加芬人运动的影响力。所以芬人运动对此乐观其成。但乐观归乐观，英爱矛盾的一时缓和，同时暴露运动内部的矛盾。芬人运动虽然经常被称为芬人党，但其实只是一个泛称，它是许多有共同奋斗的理想，政治光谱也比较近现代，但实际上是派系林立的运动的一个总成性的称呼。芬人运动里的各派虽然普遍支持共和主义，但和谁共，和谁和的问题，让这个运动里面实际上是党内有派，派内有党。各派之间并无明确的隶属关系。因此虽然都反对英国的统治，但英国被迫放松管制，许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做法，让芬人运动里面有不少人起了一种“天下大定”的幻觉。爱尔兰人协会本来就是起自农村小农的运动，所以一直有着一种小富即安的风气。在运动中很多成员来看，经过这么漫长的斗争，一贯不做人的英国佬终于被迫做了一回人。同意不干涉爱尔兰的地方事务，而且英国中央也确实渐渐转移了很多权力给爱尔兰地方。而且爱尔兰人和英国的常年斗争是代价非常高昂的。英国对爱尔兰搞的许多丧失人性的政策，和人口的常年迁入，使得在爱尔兰岛上，本土的盖尔文化虽然是主流文化，但其人口基数比起迁入的英国人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在这些人看来，迫使英国人放权给爱尔兰本地成功，标志着他们的奋斗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另有一批人是根本不信英国人，认定这是缓兵之计的。对于这派人来说，反英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反英。爱尔兰是独立的民族，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唯有建国才能最终解放爱尔兰人，怎么能因为英国人被迫缩了一下，就放弃建国的大义呢？在两派大吵特吵的时候。匈牙利独立，再与奥地利组建二元君主国的政治操作传入爱尔兰，使得“匈牙利方案”成了这两派中的某些人群心中的合理方案。于是对两派内讧，求妥协要团结的一群人开始琢磨能不能在爱尔兰也这么搞，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案把英格兰搞成二元君主国。这样爱尔兰既有独立之名义，又有缓和之余地。这样就在原来的对立的两派人中切出来个第三派。由于第三派人很不受其他两边的极端人士的待见。所以这个第三派就自认是“新兴的”“新潮”的芬人党。将另外两派不愿意妥协的人称之是“老芬党”。1905年，新芬党之父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几个派系谈妥，在都柏林开大会成立了有组织条款的党派，后世爱尔兰共和国创始者新芬党于斯崛起。

新芬党起家之初走的是丹尼尔风格的和平路线，想通过议会路线先掌权，然后再想办法争取到爱尔兰独立国家的名分。他们这条路走的很成功。但是他们的方案被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件重要大事打断——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老芬党系的几个组织联手在都柏林再次起义。这几个老芬党组织是属于反英到底那一派的，而他们将在未来演化为现代城市游击战和政治恐袭之祖——爱尔兰共和军。老芬党的起义组织的很成功，都柏林的主要建筑先后都落入起义军手里，英国见状不得不调集大批军队武力镇压，到最后甚至要动用大炮和舰炮来摧毁起义者的据点，经过近一周的恶战才将起义镇压下去。由于这个时候正是一战的年代。此时大英帝国前线打的一片火热，然后自家后院又被爱尔兰乱民给搞破了防，这让英国觉得一旦德国支持爱尔兰独立，以爱尔兰人这种战力，那英国就是腹背受敌，必成大患。所以英国决定不管老芬新芬，是爱尔兰人就抓。于是乎新芬党一堆人都蹲了大牢。眼见我本将心照明月的新芬党，看英国明月是专门照沟渠，遂再无二话，就是抄家伙开干。1917年新芬党开大会，宣誓再不提匈牙利方案，就是建国到底。由于民族大义在前，加上英国人一贯的倒行逆施，这下整个爱尔兰不问新芬老芬，跟英国开干成了唯一要干的事情。

不过新芬老芬，到底对爱尔兰的前途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加上英爱的实力对比实在是差的太多，尽管英国已经被一战耗的精疲力竭，但工业水平实在堪忧，只知道酿酿啤酒的爱尔兰也没有办法组一支正规军跟英国对拼。所以在被英国人逼上梁山后，新芬老芬搞起来“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只要效果好，别问方法是新是老。格里菲斯依然是甘地的那一套，他弄的大规模罢工和不服从运动，有效破坏了英国对爱尔兰岛的行政，这样英国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对付爱尔兰。甘地不会对付强力机关，格里菲斯自然也不会。不过这时候新芬党的年轻后生们出了文武两位豪杰来应付这个场子。其中武豪杰觉得“难办呀？难办那就别办了”。于是乎在 1919年1月21日，他组织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小组，伏击两个英国警察成功，正式宣告爱尔兰独立战争开始。而这位武豪杰，就是现代城市游击战之父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作为黑猫白猫论的信徒，柯林斯觉得黑枪白枪，能打死英国人就是好枪。他遂大量引入美国黑道的做法，成规模的组织破坏小组，采用各种黑社会式的渗透、破坏、暗杀战术，不择手段的对英国军警和下属的二鬼子，乃至于英国的统治秩序进行破坏。与此同时，文豪杰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不行，提出重要的不是过不下去，而是要让人相信在英国统治下日子过不下去，爱尔兰统治下日子能过下去。于是提出以秘密结社为办法，将社会秩序影子化地下化。即在以文武手段瘫痪掉英国的统治秩序后，以爱尔兰人自己的秩序取而代之。要搞成不管英国人谁来当县长，我爱尔兰人稳当黄四郎。这位文豪杰，就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国父，第一任爱尔兰共和国总统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瓦莱拉一方面组织人员协助格里菲斯搞罢工，另一方面动员新芬党开始在各地建立委员会，以委员会代替市政府进行行政。如果英国人来查来破坏，就让柯林斯和他的黑道小队来对付。在这两位文武豪杰的奋斗下，英国在爱尔兰岛的统治秩序彻底瘫痪。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军警想出门买口吃的都买不到，因为付英镑没人收，得付瓦莱拉代表的爱尔兰共和国印发的钞票人家才给货。甚至连出门也是个难题，因为柯林斯到处布置刺客，弄得英国军警只要出门落了单，吃饭喝水上厕所都会挨黑枪。这种战术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以至于英国军警和行政人员，在城市不组团不敢出门。在乡村地区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甚至连警察局都因为无人敢上班而直接废弃。

英国被柯林斯的战术搞乱了阵脚，只能进行无能狂怒式的泄愤报复。英军以大规模国家恐怖来回应新芬党和共和军，但是这既无法阻止共和军以刺客形式进行的反击，又因为肆意株连，反而给了新芬党制造了更多的支持者，以至于新芬党进一步接管了爱尔兰岛的社会基层，这让英国的军政人员更加寸步难行。1920年，英国被迫军管全岛，直接下令军队抓人军队判，判完军队去行刑。同时英国也开始组建秘密警察和应付城市游击战的职业镇暴队来对抗共和军和新芬党。由于英国人本就秉持着歧视爱尔兰人的思想，加上军人压力过大，纪律败坏。所以英国的对抗措施虽然取得了效果，但把更多的人推到了共和军一边。1921年是共和军和英国打的最激烈的一年，而都柏林是这一年的核心战场。两方都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最血腥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柏林的停尸间就收了一千多死人，街上几乎没有一天是不响枪的。整个都柏林被搞得完全停摆。7月，英国终于承认消灭新芬党和共和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随着纳粹的阴影浮现，英国十分害怕真搞大了按不住。于是在以史末资等帝国外围精英的劝说下，英国中央政府被迫认栽，同意和新芬党讨论爱尔兰独立建国事宜。但是英国又嫉恨爱尔兰，于是乎故意埋了个钉子——英国同意南爱尔兰独立成为爱尔兰自由邦，而且是对等的主权国家。但是北爱尔兰则要保留是否加入爱尔兰自由邦的权力。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北爱尔兰问题的开始。

英国的提议，分裂了新芬党和共和军。因为现在独立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确确实实是正儿八经的真独立。这不得不说是爱尔兰的成功。然而代价却是爱尔兰被分裂成两块。新芬党主张见好就收，先独立建国再说。而共和军则觉得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弄个分裂的爱尔兰算怎么回事？两派人大吵一架，又提起昔日老芬新芬之间的矛盾。于是乎共和军系干脆一跺脚，把新芬党系定性为国贼，要“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于是乎外敌既去，内战再开。由于新芬党和共和军都彼此熟悉对方的手段，而且这些手段往往都是黑社会风格的。所以导致这次内战异常残酷 —— 柯林斯战死，格里菲斯累死，瓦莱拉被迫出奔。英国兑现了承诺，但也成功留下了一个独立而残破的爱尔兰给新生的爱尔兰自由邦。而这种残破再没有比两次战争的核心都柏林感受更深的了—— 这座城市在经济中心转移去贝尔法斯特之后就没有怎么发展了，然后自1916年复活节起义后，这座城市直到1923年内战结束之前，一直都是游击战的战场。由于参战各方把黑社会和恐怖组织常用的战术与手段作为斗争方式，结果就是把这座城市弄得废墟遍地，由于城市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甚至1916年复活节起义导致英军炮击城市造成的废墟，到1921年都还没清理出来，炸塌的破楼就一直在市中心里杵着。成了欧洲当时都市中罕见的奇景。1923年，随着共和军系反对派最后被新芬党系击败，爱尔兰自由邦和随后建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终于有能力清清自家首都的废墟，给国民修修新房子了。二战中爱尔兰共和国是中立国，而且看到了英国在二战中耗尽国力的样子，爱尔兰共和国终于相信英国人是真的不会再回来反攻倒算了。于是通过在二战中做外包赚的钱，爱尔兰共和国开始重修都柏林。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虽然依然受到北爱尔兰问题的困扰，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平静，成为一个享受啤酒，传唱英雄的地方。

不过由于这个和约只是个临时停战协议，而且双方也只是君主间相互约定。所以如果封臣之间互相厮杀起来，无论是英格兰的国王还是爱尔兰的至高王，都无权也无意欲去干涉。因此在和议签订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诸侯们还是要跑来爱尔兰岛打野，而爱尔兰的诸侯们也还是要当反杀的NPC。因此爱尔兰岛上的封建混战依然持续。不过这些封建混战也促进了一个新爱尔兰的形成。一方面英格兰这边由于战略目标要求英格兰保住自己的大陆领地，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欲去彻底征服爱尔兰。之所以达成《温莎和议》，也是对这样的现状的承认。这样英格兰的诺曼领主们只能以自己个人的力量来爱尔兰博富贵，而不能动员整个国家来吞并爱尔兰。所以诺曼领主们面对自己实力有限的事实，是有着发挥自己做事现实，敢于放下身段的特点来亲近自己的臣民，以维持统治的需求的。而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对于诺曼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又嫉又爱。诺曼重甲骑士对爱尔兰的部落民兵来说几乎是吊打。而诺曼人建设的石质城堡，对于爱尔兰人无疑是如同天堑般的存在。这一系列军事技术上的落后都导致爱尔兰国家内的有识之士提出向诺曼人学习的需求。而通过对于军事技术的学习，爱尔兰人又发现了大量的由诺曼人自欧洲大陆带来的先进事物。比如诺曼人先进的军事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质上是这种欧洲诸多先进事物的综合表达。如果富国才能强兵，那么爱尔兰人显然要先从富国开始干起。这就让爱尔兰人有着快速引进西欧先进经验的需求。而两种需求一混杂，找到其最大公约数后，以诺曼领主的爱尔兰化和爱尔兰人逐步采用诺曼风格事物为特点的大变革就顺理成章的诞生和演化了。而都柏林凭借其总部的地位和港口开埠的历史，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这场大变革的核心所在。自1171年理查德开始把都柏林作为自己的老巢起始，城内的爱尔兰岛居民就开始迁出，他们的位置逐步被英格兰本土居民代替。但是理查德为了维持统治，在都柏林搞城建的时候，还是使用爱尔兰最著名的圣徒圣帕特里克来命名都柏林的主教堂。迁出的爱尔兰岛居民们虽然离开了都柏林，但也并没走远，而是就近建筑新的城镇，和都柏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英格兰连续在爱尔兰岛遭遇军事失败，眼见爱尔兰人势大的英格兰人为了自保，建设了很多“炮楼”，日常就居住在这些土堡里面，和本地的爱尔兰人隔绝起来。这样这些“炮楼”里面说英语，而出了炮楼的门，就又是盖尔语的天下了。《温莎条约》签订后，眼见国家承认了爱尔兰的独立法统，这些“炮楼”也就改变思路，在一边自保的同时一边开始和本地人交流做买卖。随着交流的逐步开展，这些炮楼在保留了防御功能的同时，日益变化为交易站和商埠。这些交易站在连接起来都柏林的港口后，就开始形成早期的都柏林城市。不过都柏林在整个中世纪的发展都比较慢，最多时人口也才一万多人。因为一方面都柏林在整个中世纪里都受瘟疫的严重困扰，由于瘟疫横行，城市实在无法发展起来。直到1649年以后因为抗体比较普遍，瘟疫受到抑制而不再复发，都柏林城市始获进步。另一方面因为整个中世纪里英格兰主要的对手都是在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而爱尔兰岛除了本身就比较穷不说，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特产以供贸易。而且爱尔兰岛本身的情况也让它在海船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很难越过不列颠岛去跟更广泛的市场对接贸易。由于爱尔兰贫瘠难管。所以历代英王都对这里无甚建设，基本都是满足于头衔和贡赋，具体的事务都丢给封臣去办。而强弓理查德的菲茨基贝特一族和大汉雷蒙德的菲茨杰拉德家族，无疑是干这件事情的最好人选。在经过甄选后，雷蒙德所在的菲茨杰拉德家受封基尔代尔勋爵和爱尔兰副王（Lord Deputy of Ireland），成了爱尔兰的诺曼诸封臣之首。而在整个中世纪里，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国家政策基本都是这个家族说了算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英格兰玫瑰内战时代，由于时任菲茨杰拉德家族的族长托马斯（Thomas FitzGerald, 10th Earl of Kildare）和约克党的反对派勾结起来，坚定对抗中央。结果他碰上了英国史上最出名的克妻达人，也是都铎朝第一位强力君主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一生别的不说，杀伐果断还是算得上的。而且也不是很害怕跟人开片，一生对于反对分子都是铁腕对待。此时又正逢他上任没多久，急需找人借个脑袋来立威，所以见菲茨杰拉德家冲着枪口上冲，立马组织兵马去爱尔兰岛平乱。此时爱尔兰岛上的英系诸侯大多倾向中央，对于托马斯“同去”的呼吁几乎都是敷衍了事，大多坐观成败。而少数勤王的英军凭借都柏林城堡这座爱尔兰最早的古堡顽强据守。多次打退反乱军。随着中央军队的增援逐步赶到，眼见中央派人来了，英系诸侯们就赶快跑去表忠，集结兵马平乱。英属爱尔兰地区遂再次被英格兰中央政府夺回，而菲茨杰拉德家也被“撤藩”。亨利八世借机会宣布将原来菲茨杰拉德家领地没入中央，由中央派人管理。从此爱尔兰英系诸侯的首领爱尔兰副王一职不再是诸侯的头衔，而是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俗称。英属爱尔兰也成为英格兰国家直辖的省份之一。

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不列颠三岛政权，它将自己的固有领土就确定在英伦三岛上。由于不再寻求去争夺昔日诺曼底的故地，所以不用两头跑的英格兰国家就有能力和动力来征服爱尔兰。此时的爱尔兰由于常年发展不起来，在欧洲里是一个落后分子。所以在面对经历过百年战争和玫瑰内战淬炼的英格兰强兵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势如破竹，成功征服了整个爱尔兰岛。但是英格兰国家发现他们此时已经很难消化掉这个盖尔文化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地方。而本应作为英格兰在爱尔兰岛上的基本盘的昔日诺曼英格兰的臣民们，对于新生的都铎王朝也谈不上全心拥护，原因很简单——他们和他们的爱尔兰邻居一样都是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们虽然乐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英格兰政府来替他们压制爱尔兰人。但这个英格兰政府搞的新教改革，也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消受。所以爱尔兰岛上的英格兰群众是既不满意英国政府，又不喜欢爱尔兰人。因此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政府虽然直辖了包括都柏林在内的一些爱尔兰城镇，但由于实在是缺乏群众基础，政令出不了城门口。所以只能依靠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方法来维持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铎王朝开始鼓励新教徒移居爱尔兰岛，以此来培育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这个方法见效缓慢，所以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总的来说虽然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但也只是在名义上统治爱尔兰，实际上最多能管到的也只有都柏林这里。直到17世纪40年代，新教徒居民才通过和英格兰的贸易逐步移居，在都柏林城内成为主流。但英格兰的力量此时依然无法离开都柏林，实际上把这里建成了一个租界。

而另一面，爱尔兰人虽然贫困落后，但还是有些铮铮铁骨。而且爱尔兰人是因闭塞而无知，一旦看到好的东西，也是有有识之士愿意去学的。所以都铎王朝虽然能够击败爱尔兰人统治全岛，但是没有群众基础，无以统治。而通过抵抗都铎朝的侵略，让爱尔兰的盖尔系诸侯们有着坚持抗战的大义名分。在和都铎王朝较量的过程中，爱尔兰人也不断地学习和改进自己。通过学习锻炼出来很多好汉，比如爱尔兰史上最重要的盖尔系诸侯之一，爱尔兰奥尼尔王朝（O'Neill dynasty）的太祖休-奥尼尔（Hugh O'Neill）。休来自的奥尼尔家族，可能是近代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家族。这家人本来是昔日臣服于英国的盖尔系诸侯，历代家主都去英格兰留学修习。随着欧洲大陆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传入英格兰，这个家族的留学生家主们也将这些先进事物取经带回爱尔兰。但由于英格兰长期以来对爱尔兰岛的羁縻政策，即便是英格兰外来的诸侯都对爱尔兰的传统十分尊重，甚至放下身段去学习采用。那本土的盖尔系诸侯们则更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还是爱尔兰心”。所以奥尼尔家族的留学生家主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土洋结合，爱体英用。休为人外向，很会来事。在英格兰留学的时候认识了不少各国的留学生，自己拉出来一个交际圈。奥尼尔家族内讧期间，他凭借自己能言善辩和地位优越，顺利获得英格兰支持成为奥尼尔家族的新族长。他回家继位后，通过自己同学圈子拉关系，取得了和他对立的爱尔兰诸侯所没有的优势——他的苏格兰哥们给他介绍了受过法军训练的苏格兰“红脚”雇佣兵（Redshank）。这些充分吸收了英法百年战争和法式枪炮训练的苏格兰士兵战斗经验丰富，战技高超，战斗力并不比英军差。而且通过自己在苏格兰的关系，休可以去爱丁堡这些地方直接扫货，不像一般爱尔兰本地诸侯想弄点军火要走英格兰的路子，路上就很容易被查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苏格兰，休可以认识更多的大佬和更广阔的世界。通过对世情的掌握，休认识到都铎王朝的新教改革是多么不受天主教世界的待见，而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诸侯又是怎样要跟新教划线站队，相互开干的。而爱尔兰作为一个强固的天主教国家，是天主教联盟极有价值的盟友。所以休就四处找天主教盟友来帮他反英，而英格兰的老对头西班牙很愿意来帮他，尤其是此时西班牙的君主正是那位无敌舰队的创设者腓力二世。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刚刚坐上天主教联盟的盟主宝位，正是意气风发，十分上头的时候。而且他本人本来就很迷信入脑，所以为了对付英格兰等新教国家，从不吝钱。因此见休拿着拜帖找上门来求打下手，腓力二世立即做起来豪气大哥，直接“我对钱没有兴趣，你要多少都行”。由于腓力二世慷慨解囊，休一方面可以在军火和雇佣军市场上可以大手笔扫货，另一方面他也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两手都硬的方法来对付他在爱尔兰的对手。在充足外援的支持下，休赢得了家族内讧，稳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了一位职权相符的实权族长。休治政期间，改革了爱尔兰古老的“柯恩”（Kern）民兵制度，通过引入雇佣军作为骨干。取缔弓箭，改用外购的大量火器。服兵役者开始精挑细选。不合格的人则可以不服役，去专注生产，如果能多产粮，可以以粮抵役。要求士兵训练时多射击少肉搏等办法。使得传统爱尔兰民兵中开始出现脱产的民兵。这种民兵虽然依然不能算是职业军人，但比起之前在田间拉老农来充数的传统做法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且爱尔兰军队强调不和敌人死拼，依赖射击打击敌人，一击即走的战术，为后世爱尔兰人的城市游击战战法开创了先河。在休的调教下，爱尔兰开始出现一支颇有战力的军队，虽然还不能跟英格兰拼到底，但已经可以跟英格兰盘盘道过两招了。1592年，因为英格兰想要图谋吞北爱尔兰地区的地盘，所以在休的号召下，他的几个盟友以爱尔兰诸侯邦联（Confederation of Irish lords）为名义组织起来，起兵反抗英格兰，爱尔兰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 (Ireland)）遂正式开始。爱尔兰邦联军在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改革的成绩，英军虽然前往征讨，但一方面新教政权在爱尔兰实在是让人倒胃，发动不起来群众。另一方面英格兰被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斗争拖着，腾不出足够的力量来爱尔兰。结果屡次失败。而爱尔兰邦联军虽然弱小，但凭借事先积攒的军火和兵马，反而经常能取得胜利，打的英军和其下属伪军几乎立不住脚。1598年，爱尔兰邦联军在黑水镇附近的黄津（Battle of the Yellow Ford）地区和驻爱尔兰英军主力交战，凭借充沛的火力和对手的失误大破英军。使得英军丧失了野战能力，只能龟缩在都柏林凭借城堡死守。而都柏林的城墙外全部都是爱尔兰邦联的地盘。

但爱尔兰邦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靠外来援助才能维持的政权，火药虽美，枪炮虽利，奈何不是自造，基本都是买来的。而爱尔兰岛本身长期的落后，也使得爱尔兰人如果没有榜一大哥撒钱，靠自己实在没办法搞先进装备，自然也不能训练什么高技术兵种。而且爱尔兰没有海军，都柏林又是一个海港，来自英格兰本土的增援始终不能切断。所以爱尔兰人对于都柏林这样的城堡只能是望墙兴叹。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和榜一大哥腓力二世因病离世，占据上风的都铎朝开始有能力腾出手来摆平爱尔兰邦联。1599年4月23日，伊丽莎白一世启用自己的爱将，埃塞克斯男爵罗伯特（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率领援军来到都柏林，开始镇压爱尔兰邦联。这个时候西班牙新任的国王腓力三世决定继续下注在爱尔兰人身上。所以爱尔兰邦联还能获得外部的资助和武装。因此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但持续的抗战展现出来榜一大哥的局限性——榜一大哥或可打赏，但爱尔兰邦联要想真的获得战争胜利，需要的是包养。而西班牙作为榜一大哥，在损失了自己的无敌舰队后，其威慑力大大下降。而且西班牙毕竟是广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在威慑力下降后，更镇不住欧洲大陆的主场，这就需要西班牙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荷兰等地对抗当地的新教势力。所以战线过长的西班牙实在做不到包养爱尔兰，这导致爱尔兰邦联要想办法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爱尔兰邦联只能采用强征，甚至是打草谷的方法来获取军队需要的粮食马匹等物资。但这种做法反倒逼出来一些都铎朝的群众基础——英格兰出身的天主教徒虽然厌恶新教政府，但也出于文化隔阂和种族原因，他们也不想联手爱尔兰的盖尔系诸侯。而盖尔系诸侯动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显现出诺曼先祖那种讲究实际的作风，把天主承诺的美好天堂弃之不顾，而“先做英格兰人，再当基督徒”。由于爱尔兰邦联强征物资，导致英系诸侯们开始倾向罗伯特，愿意供奉中央军。在英系天主教徒开始支援中央后，爱尔兰岛的英军终于可以稳定战线，开始反推。休发现情况不对头后，赶紧向自己的榜一大哥求取更多支援，甚至苦求西班牙军队直接下场。而这时罗伯特因为犯事儿被抓，而英格兰又派出一员大将坐镇都柏林镇压——初代目德文郡男爵查理-布鲁恩（Charles Blount, 1st Earl of Devonshire）。这位大佬到场后发现了爱尔兰邦联的问题所在，遂利用有利情况，全力动员能用的人马，用三光战术来跟爱尔兰邦联死磕。随着战争的继续，发现因英军烧杀抢掠导致自己资源日益匮乏的爱尔兰邦联江河日下，逼得腓力三世觉得不能看着自己的前期投入全成了沉没成本。遂终于组建了一支远征军来支援爱尔兰邦联。这支远征军到达爱尔兰南部的金赛尔后，休立即带着人马去迎接，但这给了查理一个绝好的战机——休的根据地在爱尔兰北部，而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时爱尔兰军和英军大概是五五开。所以休离开根据地合兵一处，给了英军能一次性解决两个对手的绝佳良机，查理遂组织全部主力去围攻金赛尔。经过两个月围攻，终于粉碎了爱尔兰邦联军，取得金赛尔围攻战（Siege of Kinsale）的胜利。战败的邦联被迫解散，盖尔系诸侯和他们的西班牙大哥也被迫签订了《梅丽丰条约》（Treaty of Mellifont）而认输投降。九年战争遂告结束。

九年战争是爱尔兰历史上的大事，它为后来英格兰-爱尔兰的相爱相杀的历史确定了基调。爱尔兰人虽然失败，但是他们成功熬死了英格兰最伟大的君主伊丽莎白，耗干了英格兰的国库，最后迫使英格兰人虽然胜利，但是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在《梅丽丰条约》里承认盖尔系诸侯们对于自己事务的管辖权。这让爱尔兰人觉得他们的反抗是有价值的，而英军在九年战争中搞得三光政策，一方面让英格兰觉得只有三光才是对付爱尔兰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则让最普通的爱尔兰人都对英国的统治甚为反感。九年的漫长战争在爱尔兰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让英格兰从此只能依赖权术来统治爱尔兰，而不可能再依赖大政来同化爱尔兰。而爱尔兰人一方面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知道了抵抗的意义。从此英国只能在爱尔兰拥有一些殖民地或租界，而不再能赢得爱尔兰人的心。而奥尼尔家族的成功史，让爱尔兰人更确定了“爱体英用”的路线是能够走得通的。因此都柏林作为“爱体英用”的重要实践基地，承担了爱尔兰近现代化的窗口作用。而奥尼尔家族的失败历程，使得爱尔兰人认为走精英路线的反抗是走不通的。爱尔兰的抗英斗争要有三个必须，既必须有更大的规模、必须有更广泛的基础，和必须有更先进的手段。于是爱尔兰人依旧小心的保持和维护他们自己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为了和世界交流，他们也愿意忍受自己国家里有这么一个非常不爱尔兰的地方。英格兰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是一方面处于上升期的英格兰，一方面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另一方面既然彻底翻脸了，在爱尔兰岛的统治就只能依赖自己的群众，因此英格兰开始凭借自己上升期优势，组织新教徒移民大量来到爱尔兰，改变其人口结构。而都柏林作为新教徒移民迁来的第一站，其人口开始迅速成长。都柏林的城市和人口结构开始改变，一些新的群体，如长老会、清教徒群体也开始进入爱尔兰岛发展。并很快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社群。但是英格兰对爱尔兰岛的殖民随后又被另一场大战给打断了——英格兰内战爆发和随后的不列颠三国之战，在爱尔兰岛上演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十一年战争。

1640年左右英格兰王政和议会对抗的消息传到爱尔兰后，分化了整个爱尔兰社会。在盖尔语人群的眼中，这无疑是天赐的良机。是实践“三个必须”理论的最佳舞台，但即便是反抗，其思想也非常混乱。有人觉得英格兰国王和其议会都是可恶的圣公会异端，甚至更糟的清教徒异端。而有人则觉得可以利用英格兰国王的弱势去对付英格兰，重新光复爱尔兰岛。有人则觉得议会政治更符合诸侯的利益，英格兰的王权过去是残酷的压迫者，未来也只能是残酷的压迫者。而在英语人群里，旧教徒反感议会，新教徒反感国王。但是如果无论要站那边，都得取得本地盖尔语人群的支持或谅解，不然难免后顾之忧。而这时候英语人群又有人反感盖尔语人群，觉得自己高贵。而有人则从现实角度出发，主张可以利用盖尔语群体。然后又有一群诺曼特质发作的英语系人群，觉得既然来了爱尔兰岛，不如说盖尔语做爱尔兰人，省着那么多麻烦。结果这又激起了英语人群对自己认同的保护欲。由于认知繁杂，甚至彼此间相互冲突，所以在1641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Irish Rebellion of 1641）爆发后，这团乱麻驱使着爱尔兰岛上的各个群体动员起来开片，最后酿成一场损失极大的大混操——这场十一年战争导致了爱尔兰岛净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闹到整个社会都几乎吹灯拔蜡。

爱尔兰人在这次起义中，于三个必须里先实践的是“更大的规模”——爱尔兰人也学起来昔日英格兰的三光政策，以种族或宗教清洗手段来对付对方，结果造成了一片恐慌。岛上的英格兰系居民也迅速组织起来如拉根军之类的民兵，用清洗手段来对付对面。相互清洗的消息传至英国后，激起英国人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时的英格兰政府中，虽然国王和议会都想利用这种情绪，通过征讨爱尔兰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但到了谁为此付钱，付钱征了兵后谁带兵去打又闹了起来。按照传统，应该是议会出钱，国王拿钱去打仗。但是查理一世和议会对立成这样，议会肯定不可能同意这种损失我出好处你占。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查理一世又用起来古老的方法——组织“诸侯”去爱尔兰增援，议会则为诸侯的行动付钱。于是就又有一堆人以各种理由跑去爱尔兰打野。这些来打野的人有的是以要来支持同教的教友的名义，有的是来支援同族人的名义，有的想来这里寻找保王的同志，有的则是为了议会而来保卫这里，而更多的人则是纯粹来发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势力进入爱尔兰之后，又导致爱尔兰人在三个必须里实践了“更广泛的基础”——有些英系居民一方面认可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另一方面实在看不惯狂热的清教徒，所以也加入了广泛的爱尔兰天主教同盟中。而有些爱尔兰人实在是受够了这种疯狂的混战，寻思干脆投英算了，于是转化成了新教徒。这样在内部动乱和外部输入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岛实现了一次巨大的人口更迭和社群转化。都柏林也在这连续的动乱里，被变为一座纯粹新教的城市。1650年代，随着克伦威尔赢得英国内战的胜利，他带领的清教徒派系在英格兰占据上风。新模范军在不列颠三国追亡逐北，爱尔兰自然不能幸免。克伦威尔的军队大多是十分狂热的清教徒，而且还有着种族主义特征，所以他们对于信旧教的爱尔兰人根本不当人看。克伦威尔的军队一方面其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均优于他的对手，因此能得士心，军队骁勇善战。另一方面在清教狂热、种族思想和历史经验的驱使下，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军队敢于想出和采用各种法西斯风格的战术，比如种族清洗、“惩戒远征”、三光政策、集中营治安区封锁沟等等无一不用。到最后甚至大量将普通爱尔兰人作为奴隶发配美洲殖民地。在英格兰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打击下，大规模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摧毁了爱尔兰人的生命和士气。1653年，英格兰通过几乎将爱尔兰社会搞解体为代价，终于打垮了爱尔兰人的抵抗。本就人丁不丰的爱尔兰岛，在战争的摧残下变得荒无人烟。把爱尔兰岛搞成了一张白纸的英国人可以在爱尔兰重头再来了。而作为英属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总算开始了它的高速发展时期。随着英国的逐步崛起，并在日后进化为人类历史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而爱尔兰岛则成为这个帝国崛起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粮仓。其食品出口业和相关加工产业在爱尔兰获得长足的发展，而都柏林本身自带的泥炭，其在酿酒工艺上的独特作用在这个时期也被人发掘出来，日后名扬世界的健力士黑啤酒就是这样起家的。由于早期海运业缺乏长期保持淡水新鲜的技术，加上酒类对于水手天然的诱惑性，所以以啤酒为代表的各种谷物酒类是当时所有海船的刚需。通过接日益壮大的英国海军和海运业的订单，财富开始流入 爱尔兰岛。新教徒商人通过外贸得来的财富，在英格兰开始探索重工业化的年代，把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给承接过来，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都柏林的兴盛。都柏林甚至一度成为不列颠的第二大城。是英伦三岛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都柏林：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Dublin）

史前时代即有人类活动迹象，但有相关记载很晚。公元140年左右托勒密曾经写过一个至今依然很有争议的记载，将都柏林所在地区称之为爱巴莱纳城（Eblana polis），爱尔兰官方认定这是爱尔兰国家史的起始，不过都柏林城市官方依然用841年维京人来此筑居的时候为城市的起始。841年维京人通过航海来到爱尔兰，在波德尔河和利菲河的交汇处驻扎下来。当时这两条河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湖泊。这个湖泊水面平静，适合停船。同时这个湖泊底下埋着泥炭，泥炭溶解导致水面呈黑色。古人由于科学尚不发达，不能理解这个现象。将此视为奇迹，遂将这个地方称之为黒池，随之建立的城镇，就叫做黒池镇。音译就是都柏林（都柏=暗色的、林=池子）。后来维京人以此为根据地，创立了兴盛一时的都柏林北欧人王国（Norse Kingdom of Dublin）。不过在维京人来到爱尔兰岛之前，凯尔特人已经从不列颠岛迁入爱尔兰，成为当地的土著居民。维京人到来后，爱尔兰演了一遍和苏格兰一样的剧情。两个族群之间互相对立，也互相交流融合，最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群体。但是凯尔特人，或曰布列吞人，在爱尔兰要比在苏格兰成功的多，所以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岛是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的。1014年，爱尔兰岛上的诸多部落国家中有一个乌尼内尔王朝（Uí Néill dynasties），其中的一个分支里出了一位豪杰布莱恩（Brian Bóruma mac Cennétig），他击败了自己的诸多对手后，在爱尔兰岛取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一度被称为爱尔兰的“至高王”（盖尔语：Ardrí na hÉireann）。而反对他的，比较坚持维京传统的诸侯在得到北欧维京人的支持后，于都柏林割据抵抗。布莱恩带兵镇压，在克朗塔夫战役中（Battle of Clontarf）以自己阵亡为代价成功击败了对手。从此维京人对爱尔兰岛的统治遂告结束。在诺曼人来到之前，无论出身如何，凯尔特文化/盖尔文化都是爱尔兰岛统治性的文化。这为后世爱尔兰人群体的认同的形成确立了基础。但是这种文化还比较粗糙和原始，所以爱尔兰岛长期以来依然是部落林立，诸国混战不断。但在极毒教传入后，爱尔兰的诸侯们利用极毒教士带来的欧洲先进经验，开始形成早期的封建国家。甚至在结合了自己的传统和外来经验后，发展出来类似神罗选王式的邦联制国家。爱尔兰国家遂开始形成。但正如神罗之中也是诸侯林立，皇帝往往无权一样，爱尔兰岛上也是诸侯林立，至高王的尊位总的来说只是文化上比较尊贵，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主要的几个诸侯国手中，这些诸侯们中比较重要的是明斯特王国（kingdom of Munster）、康奈特王国（kingdom of Connacht）和伦斯特王国（Kingdom of Leinster）,这几个国家利用维京人留下的奴隶贸易网络，通过采买海盗贩来的奴隶来开发爱尔兰，很有成绩。但此时爱尔兰的政治中心是塔拉，都柏林依然只是维京人留下的一个重要海港和交易中心，并不是爱尔兰政治舞台的梁柱。

改变发生在“征服者”威廉征服不列颠岛后。威廉一世成功入主英格兰之后，就开始筹划对爱尔兰的征服活动。爱尔兰人和诺曼人打交道非常早，克朗塔夫战役中可能就有一些诺曼佣兵来帮爱尔兰人打仗。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和其他凯尔特系的族群，例如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都保持着各种联系。爱尔兰的王族们和这两个地方的豪门相互通婚，出了事也相互借兵互保。因此在威廉征服之后，随着诺曼人企图继续征服整个不列颠岛，爱尔兰作为对手的一大后援，也被威廉一世纳入了自己的征服目标。不过他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就去世。而他的儿子们则开始了为了保住自己家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两头跑的生涯。而且当时不列颠岛上还有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持续抵抗，所以英格兰实在是没有精神头继续向爱尔兰扩张。不过爱尔兰虽然和苏格兰与威尔士是同族，但毕竟都是封建国家，所以互相之间抢地盘也不客气。而在封建混战之中，封建诸侯们经常请外援来帮手。所以这一时期英格兰人虽然也干涉爱尔兰岛，但主要以被爱尔兰岛上的各路诸侯请来帮忙厮杀的雇佣兵形式出现。通过当雇佣兵，一些英格兰军人开始在爱尔兰呆下来博富贵。而爱尔兰岛的诸侯们为了获取英格兰雇佣军人，也乐意创造有利条件，比如向英格兰君主臣服，以免除英格兰军人对君主的封建服役义务。这样没有义务的英格兰强兵才能安心到点来爱尔兰帮忙打仗。而这一条是金雀花王朝的初代目，新任英王亨利二世十分乐意看到的。亨利二世对于夺取爱尔兰岛很有兴趣，但他要干的事情太多。他一面要从法国卡佩王室手中保住自家在诺曼底、阿基坦等地的基业，另一面他又要对付国内不服管的诸侯。到晚年还有两个不省心的儿子来给他添乱。所以他甚至连征服近在咫尺的苏格兰都不是很有干劲，而对于征服爱尔兰，那就只能再往后排。但是他对于爱尔兰有心无力，既不代表他不想当爱尔兰诸侯的宗主，也不意味着他要拦着人去爱尔兰博富贵。所以当伦斯特王国以称臣为代价过来借兵的时候，他是不想出兵的，但是他下面的封臣要是想去博富贵，那他也会为其鼓掌。而他的臣下中正好有一位十分能打，又想去爱尔兰博富贵的诸侯，这就是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位英格兰征服者，绰号“强弓”（ Strongbow）的理查德-菲茨基贝特（Richard FitzGilbert de Clare, 2nd Earl of Pembroke）。1167年，伦斯特王国内乱，国王迪亚马特（Diarmait Mac Murchada）被受到至高王鲁德利支持的贵族们废黜，他跑路到了英格兰，想寻求亨利二世的支持反攻倒算。亨利二世把他看作是奇货，但他也确实有心无力，于是乎亨利二世给了迪亚马特一纸文书，授权迪亚马特在英格兰拉赞助，迪亚马特能拉到那位封臣帮手，亨利二世就允许其可以暂时免除封建义务，去帮迪亚马特夺鸟位。迪亚马特于是到了爱尔兰人常去的威尔士地区招兵买马，他获得了此时英格兰在威尔士负责边防的诸侯们的支持，而理查德就是这些边防诸侯的一员。

1169年，迪亚马特和理查德带着招募来的英格兰-威尔士军队登陆爱尔兰岛的班诺湾，开始反攻倒算。他的部队不多，但是包含有一批全副武装的诺曼重甲骑士。这种欧洲大陆来的重甲骑士是长期爱尔兰低水平的封建混战里从未见过的，所以带来的战术效果是碾压级的。因此理查德领人一到，反叛迪亚马特的贵族势力几乎立即土崩瓦解。理查德领人追亡逐北，如入无人之境。1170年，理查德手下头牌红棍，绰号“大汉”的雷蒙德-菲茨杰拉德（Raymond FitzGerald）带领一支英格兰军队在普罗墨脱睿土城（promontory fort）遭遇一支包含维京佣兵的爱尔兰军队，两军起初凭借武勇相持不下，但雷蒙德随后学田单摆了个火牛阵，命令手下将之前在都柏林附近抢到的民间牛马驱赶出来结成牛阵，趁爱尔兰军队再次冲击土城时突然放出，惊牛狂奔瞬间冲垮了爱尔兰人，随后英格兰军队猛冲，遂获大胜。之后英格兰军队连续攻克魏克斯福德和都柏林等港口，打通了补给线路。这样英格兰军队开始在爱尔兰岛稳住了阵脚。1171年，迪亚马特去世，由于他曾承诺让理查德作为他的女婿，在他死后继承伦斯特王国，所以理查德凭借自己的军力镇压反对者，强行加冕自己为伦斯特王国的国王。这就是英属爱尔兰（Anglo-Norman Ireland）的起源。理查德为了维持统治，迫切需要保持和不列颠本岛的联络，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总部放在一个港口里，这样万一不行还容易上船跑路。而都柏林中了他的意。这样都柏林作为一方大城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理查德夺取伦斯特王国的鸟位激起了很大的反对。一方面爱尔兰本土的力量仍在，至高王虽然只是一个名誉职位，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号召力还是有的。所以此时爱尔兰的至高王鲁德利（Ruaidrí Ua Conchobair）号召爱尔兰岛诸国团结起来反对英格兰的入侵。爱尔兰贵族们虽然各怀鬼胎，但也确实忌惮理查德的强兵。于是纷纷表示愿意跟着鲁德利去抗战。另一面理查德虽然确实有婚约作保，人证物证的支持他成为伦斯特国王。但这不符合爱尔兰的传统，因此伦斯特王国国内的不满者也整军备武，意欲夺取鸟位。因此一时间爱尔兰国内一派团结之相，鲁德利因此也集结起来一支相当强大的军力。理查德得知鲁德利的准备后，看看自己手头上稀薄的兵马，实在心里发怵。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宗主亨利二世的好处。于是他就派人去找自己的宗主，以愿意献土为条件，请宗主发兵救援。亨利二世看到理查德这么一小只孤军居然都能横行爱尔兰，遂对爱尔兰大为看轻。觉得自己凭借英格兰的气势都能吓住爱尔兰，这样可以白得土地，何乐不为呢。于是亨利二世组织起来一支气势很大的部队，在和理查德达成协议后，亨利二世率军进入爱尔兰，将所有英格兰领主们夺取的土地或纳为封臣，或没入皇庄。1171年10月，亨利二世进入都柏林，爱尔兰岛的封臣们向他集体宣誓效忠。亨利二世也以安堵令和相关官位回报，比如理查德就得了爱尔兰驻屯军总帅（royal constable in Ireland）的职务。这样伦斯特王国的王位等于消失，国家遂宣告灭亡。鲁德利畏忌亨利二世的力量，但又拒绝放弃独立成为英王的封臣，所以他只能采用零敲碎打的战术对抗英军。但他手下各怀鬼胎的贵族们则没那么多顾忌，都觉得亨利二世势大，“投之亦不失将军之位”，所以抛弃鲁德利去当了爱奸。不过英格兰的国家情势就需要君主两头跑。而亨利二世虽说是来吞并土地的，但是他也没认真准备战争，就是想纯靠吓唬，能得多少是多少。而还有一部分爱尔兰人，比如迪亚马特的亲族，不可能接受理查德和亨利二世的夺地行为，所以他们还是要和鲁德利站在一起坚决抗战的。所以亨利二世在尝试跟鲁德利过了两招后觉得见好就收，就没认真去征伐爱尔兰。最后在一派安堵的气氛里离开了爱尔兰回国，去应付他的两个龟儿子理查和约翰的造反活动去了。

亨利二世前脚刚走，藏在自己地盘的鲁德利就开始组织人反扑，1173年初由于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整了一伙儿人，想弑了老爹以夺取鸟位。所以亨利二世就组织封臣来帮忙打仗。这让包括理查德和雷蒙德在内的很多封臣要返回英格兰以完成自己的封建军事义务，进而导致爱尔兰岛上的英格兰军迅速弱化。与此同时一些想仿效理查德的英格兰/威尔士诸侯开始来爱尔兰岛打野涨经验。这些诸侯因为急功近利，做了很多无耻且亏心的事情，比如攻击已经臣服于亨利二世，认其为宗主的爱尔兰诸侯。这种行为迅速激起爱尔兰岛全岛各阶层的愤怒，甚至让许多欲为爱奸而不得的人，也去投靠鲁德利等人的反抗军。爱尔兰人的蜂起，让英格兰军队在1173年底开始，一直到1174年底，一直遭到各种军事失败。势力大衰。1174年10月的瑟勒斯战役（Battle of Thurles）里，连强弓理查德自己都遭到惨败，兵马几乎损失殆尽。只是年底的时候雷蒙德好不容易招了一批兵马过来增援，才让理查德还能龟缩在都柏林里苟延残喘。没法可想的理查德只能向自己的宗主求救。亨利二世并不太愿意去救理查德，但考虑到自己怎么也在官面上收了爱尔兰的封臣，正经封诰都给了，作为宗主是不能见死不救的。而且亨利二世此时已经很猜忌诸侯，自己手下那些不服管的封臣去爱尔兰打生打死，对自己总是有利无害。于是他就又组织了一支大军来爱尔兰救援理查德。鲁德利见状就又怂了，但也发现亨利二世其实也没意愿要跟爱尔兰人搏命。于是乎亨利二世和鲁德利达成了《温莎和约》（Treaty of Windsor）。这份和约正式承认了爱尔兰存在有诺曼英格兰的英属爱尔兰和爱尔兰本土人的两派诸侯，并认可了两个王国各有其传承。虽然这份和约最多也就是个临时停战条约，但是它首次承认了爱尔兰的独立法统。从此爱尔兰和英格兰各走其路的命运已经初现端倪。自条约签订后，都柏林作为英属英格兰的总部所在，成为英格兰诸侯在爱尔兰岛上的核心据点所在。

莫斯科：这个就没啥可介绍的了，大毛的首都。地处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东欧平原中部，世界一线城市。莫斯科一词出自古芬兰语，意思是烂泥地。因为莫斯科建城时是一片大沼泽地。莫斯科这地方最初时本是罗斯地的一个贸易站点，后来沿着贸易路线逐渐变为小市场，进而成为一个小镇。因为地广人稀，所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分封的时候，把自己只有两岁的小儿子但尼尔安排到了这里。这样他的后人虽然多占地盘也不容易引起其他贵族的反对。但尼尔成年后接手了莫斯科镇。大概1147年左右他开始正式沿莫斯科河筑城。所以现代莫斯科认定城市始建于这一年，而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

后发展为莫斯科公国。14世纪，莫斯科公国成为罗斯三大公国群的东北系公国群的带头大哥。俄国人以莫斯科为中心，集合周围力量反抗蒙古贵族统治，从而统一俄国，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莫斯科大公时代开始，到沙皇俄国、苏联乃至俄罗斯联邦，除了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后的1712-1918年，其余600多年莫斯科一直是国家首都。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波罗的海里加湾的大海港，渔港。距海约15千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被誉为 “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和“北方巴黎”。

本是古时利弗人修筑的港口交易站，所以命名为里加，意思就是利弗人之地。利弗人又叫利沃尼亚人，它是古波罗的海诸族之一。不过这是外族人对其的称呼，利沃尼亚人的自称是兰道斯人（rāndalist），意思就是“住在海边的人”。这说明利沃尼亚人很早就是一个从事渔业维生的群体，因此它也是最早在波海地区进行航行搞贸易的。所以素来重视港口。里加由于它联通了波罗的海和道加瓦河，而道加瓦河可以航行到伏尔加河流域，所以商品在这条水路上可以河海联运，因此这个地方被利沃尼亚人看上迁居后，迅速成为波海交易圈中地位重要的港口。随着贸易兴盛，居民渐多，遂成都市。不过利沃尼亚人做贸易厉害，但不怎么能打。利沃尼亚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语言，和周围的其他族群都不一样，甚至有学者推测他们是最早是被斯拉夫语族驱赶到这个地方来的。因此利沃尼亚人的太平时光并没有维持很长。随着贸易的发展，两个势力开始对利沃尼亚人形成压力，一个是跟利沃尼亚人一起来到这个地区的古拉脱维亚人。另一个是跟着神罗商人来利沃尼亚传教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团。利沃尼亚人因为长年做贸易，对于神罗的传教行为接受度比其他波海诸族高一些，很多利沃尼亚人部落甚至把神罗诸侯们的势力当做有用的盟友，并不反感皈依。而反感的利沃尼亚人，则加入了古拉脱维亚人的反抗队伍，并逐渐融入拉脱维亚族群体。随着天主教会在利沃尼亚这个地区逐步传教，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利沃尼亚人遂加入到欧洲天主教世界中。而利沃尼亚这个名字也从此成为欧洲地理的一部分。教士们在利沃尼亚的成功，让教廷和神罗诸侯们看到向波海地区扩张的有效和必要性，于是1202年，在里加主教阿尔伯特（Albert of Riga）的号召下，北方十字军运动的第一个大玩家——宝剑骑士团（Schwertbrüderorden）在里加成立。而这位里加主教阿尔伯特，也被认为是里加的奠基者，他在里加开山立派使其成为主教区的1201年，也被现代里加认定为是城市之始。

从里加建城起始就可以看出，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座殖民城市，或者说是外族人建立的城市，利沃尼亚人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这个城市乃至其周边地理区域贡献了名字。因此里加建成后，立即就成为北方十字军向波海地区扩张的重要据点，这也导致北方十字军势力和波海诸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让本已分裂的利沃尼亚人更无他路，于是要么利沃尼亚人作为杂兵参加了北方十字军中，最后变为神罗的一部分，要么利沃尼亚人被和其生活习惯很相近的古拉脱维亚人吸收和衰亡。随着北方十字军战争的逐步推进，里加迅速德国化，成为神罗的一个自治市，由于里加繁荣的商业，所以它很快成为神罗的自治城市联盟的一员。1282年里加自治市参加了汉萨同盟，利用汉萨同盟优越的外贸条件，通过发展对俄贸易转口，迅速发展为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不过里加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底色，使它满足于做一个自治市，只要保证自己的商贸利益，头上的宗主可以随便换。随着骑士团国家的毁灭，里加则先臣服于波立联邦，然后是瑞典。在大北方战争后则转为俄国，1709－1710年左右俄军占领里加，随后将其改为为利沃尼亚省的省府。凭借其长年的贸易积累，里加遂成为俄国西北部的贸易中心，十八世纪开始，沙俄开始大力投资发展波海沿线港口。里加港作为对欧商贸的中心，很受重视。为此沙俄还着力整修，把里加港发展为俄罗斯第一批现代化海港之一。随着沙俄的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西欧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开始被沙俄大量进口，而这些进口货大多是在里加卸船。而俄罗斯商人为了图省事，从西欧进口机器盖工厂时，也就近就设置在里加。里加也因此成为俄罗斯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工业都市。1900年时里加已经是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里加的工业化维持了城市的繁荣，但同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拉脱维亚人的崛起。古拉脱维亚人在北方十字军时代被打败后被迫皈依，但条顿骑士团为代表的北方十字军势力发现他们很难把干涉的手插入古拉脱维亚人的具体社会事务中去。因为这个时期的拉脱维亚地区大部都是森林沼泽，以至于古拉脱维亚人自己都叫自己“丛林人”（拉脱维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林中人”或者“伐木工”forest-clearers），所以打不过可以躲。因此虽然拉脱维亚人皈依，但依然顽强的隐秘着保留了很多古代习俗，而嫌治理太麻烦的条顿骑士团也开始转头向南，经营自己的东普鲁士去了。条顿骑士团的浮于表面让拉脱维亚人开始借助自己的古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群体。拉脱维亚民族认同开始出现，但这种躲来躲去的现实也限制了文化水平的发展。随着世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拉脱维亚人作为传统的林工和农民，也开始迁入城市。而工业化大发展的里加，对于劳动力有着持久而旺盛的需求，这让拉脱维亚人大量进城，成为俄罗斯最早的工人阶层。本已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群体叠加以工业年代的加持，造就了现代拉脱维亚民族意识的抬头。因此这个时期里加虽然不是拉脱维亚人的城市（里加的官方先用德语后用俄语。而很多政府和社会服务的文书一度，甚至有些一直都是双语的），但已经开始逐渐拉脱维亚化了。但作为一个到了工业时代才形成认同的民族来说，拉脱维亚人虽然精神上很支棱，但这种认同实在形成太晚，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年代的“人造民族”差异并不太大，缺乏历史支撑的它很不成熟。所以拉脱维亚人一直也没有得到独立。不过不成熟可以催熟，北方十字军催熟了古拉脱维亚人群体，而沙俄在搞工业化时也大搞“民族大监狱”，通过打压催熟了现代拉脱维亚认同。1918年，趁着沙俄凉凉，拉脱维亚人开始大搞独立运动，最终经历700多年外国统治后拉脱维亚获得了独立。里加也因此成为首都。但是拉脱维亚的这种独立基础不牢，所以苏联成立后，很快就地动山摇。因为民族文化过于落后，却又因缘巧合被拖入现代社会，所以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是一个沙漏型的，要么认识不到民族，要么认可苏联的超民族思想。因此拉脱维亚人组成的红军部队一度是苏联红军中最能打的力量，而他们成为了内战时代拉脱维亚的胜利者。但是随着苏联的建立和发展，继承了沙俄时代的工业基础的苏联进一步投资发展拉脱维亚，这让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沙漏型开始向圆柱形发展，通过常年和西方做贸易的关系，拉脱维亚社会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天然有亲和度，而经济环境发展开始让拉脱维亚的社会意识的“中间部分”，比如民族独立和分离倾向开始出现。苏共对于波海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一直视为头号大患，全力镇压。这种镇压再次催熟了现代拉脱维亚民族的形成。经过多次的人工催熟，随着苏联的解体，现代的拉脱维亚国家再次获得独立。里加终于称为一座彻底的拉脱维亚城市。由于遭到的兵燹不太严重，所以里加现在还保有着运河环绕，具有中古时代的城市特征的老城区。其房屋低矮，街道狭窄，屋顶多用红瓦，每座屋顶有一只闪光的金属公鸡──风信鸡。相传可避邪，后来人们把鸡身两侧分别涂上金色和黑色，以辨别风向。里加的饮食与北欧各国相近，海味为主，丰盛美味但太油腻。好饮啤酒，有醇正欧洲啤酒。

北条贞时

北条左马权头贞时入道崇演, 镰仓幕府9代目执权

1272年生于镰仓，幼名幸寿丸。北条时宗的长子。出生时正逢第一次元日战争结束。由于战争两方都准备继续开打，所以形势非常紧张。因此时宗早早地给他元服加冠，让他5岁就成人了，由于实在是太幼小，但有着成人身份使得他在继承权上不是问题，所以此时的幼童时期的贞时非常适合做傀儡。因此时宗死后，他很顺利的当上了傀儡执权，大权旁落到他姥爷安达泰盛之手。安达泰盛由于为政草率，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被诸多势力联合绞杀，为平赖纲所灭。于是贞时又成了平赖纲的傀儡。平赖纲时期，随着贞时逐步长大，他对于自己位尊权卑的现实非常不满。贞时为人性好享乐，但是幕府的钱袋子捏在平赖纲手里，导致他没钱好好玩。于是心里不爽的他就口出埋怨，结果他这一埋怨，就有人盯上了他。由于平赖纲打压御家人，导致御家人群体一直想推翻平赖纲报仇。此时御家人中有一些安达泰盛一派的残余势力，他们觉察到了贞时的不爽，就开始投奔贞时，游说他做实权的执权。由于平赖纲杀安达泰盛时，北条贞时还太小。所以贞时也不是很认可平赖纲杀自己姥爷是“清君侧”的说法。加上在众人的游说下他的权力欲被激发出来，所以他就和一批御家人一起组成了一个阴谋集团，准备干掉平赖纲。随后由于平赖纲在自己家里待人不公，偏爱二儿子平资宗。导致自己长子平宗纲和三子平高赖带着一批御内人来投奔北条贞时，有了基盘的贞时攒钱养了一伙杀手，最后趁着镰仓大地震，幕府陷入混乱的时机调集人马发动“平禅门之乱”，将平赖纲杀死，顺利晋位为实权的执权。

上位后的北条贞时开始酬答他旗下的各路人马，所以御家人集团在北条贞时时期开始复兴。但是贞时自成年以来一直在当傀儡，从未学过治政，所以他对于政事完全是不知道深浅，他酬答从龙功臣的行为导致有人把他姥爷时期的老账给翻出来了——他姥爷为了应对元日战争时期对御家人的恩赏不足和国防开支过高，草草整了个弘安德政，把自己坑死了。但人死债没消，贞时当了执权，御家人成了从龙功臣，自然就又把这个账翻出来。贞时倒是想酬答拥立者。而且他依然要面对加强国防的问题，因为元日战争后其他国家的船只仍不断在日本近海出现。但问题在于他上任拿到账本后才知道这时的幕府其实没钱。因为此时御内人集团在平赖纲时期大大增长，这个利益集团通过自己的权势放贷图利，顺势成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同时幕府因为多次内乱，内乱各方都大搞杀夺滥赏，一块地封几家人，这让幕府自己的税基消融的同时，昔日困扰北条泰时的争地案件又开始冒头。既然地权不明，自然交贡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同时因为贞时上任御内人也有功劳，而且他也倾向于用更顺手的御内人来协助治政。所以他又要酬答御家人，又没法从御内人哪里拿到钱。1296年，因为外国船只多次出现在日本近海，为防止下一次元日战争，北条贞时下令正式将镇西奉行改造为镇西探题，并以此让北条家族的北条兼时当了新的镇西探题。镇西探题比镇西奉行来说更注重军事，基本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军区，但因为是纯粹的军事机关，废止了之前的行政机关，所以镇西探题就得朝中央要钱来搞军事建设。但北条贞时实在是没钱给，为钱所困的北条贞时一跺脚，又用了一遍他姥爷的剧本，这就是著名的永仁德政令。这是日本历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德政令。永仁德政令直接规定土地只属于御家人，非御家人持有的土地，无论年限，一律归还给御家人。御家人的土地亦不准买卖和租售，如果因德政令而发生任何诉讼行为，幕府一体不受理。作为日本史上第一次德政令，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虽说在此之前也有像弘安德政这样偏心眼的“德政”。但永仁德政令是官方直接以立法形式公开允许武士阶级赖账，借款债务可以无条件一笔勾销。后世日本幕府政治的各种赖账不还的“德政令”都是仿效它的，这个封建制的代表性政策，是导致日本商品经济无法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条贞时的这种脚后跟想都毫无可行性的政策，颁行后就必然是要吃瘪的。他姥爷的政策比他要缓和和细致，结果还因为得罪的人过多把自己坑了。贞时的这套比他姥爷的还要粗糙的政策连自己的基盘都给得罪了。由于要强行把土地归还御家人，导致所有买了御家人土地的资产者和商人立即倾家荡产。这帮人要么是地方土豪集团分支，要么是御内人的白手套。他们倾家荡产，就连累了御内人赚钱，这立即惹怒了御内人集团。其次是其他非御家人的群体，比如九州地区，以竹崎季长为代表的低微的投军者，由于他们通过战争获得了恩赏和土地，现在这个德政令却要把土地归还原主。合着为幕府打仗辛苦多年，永仁一年就回到解放前。这群人立即开始作反。而其他借御家人出当土地而搞兼并的、非武士出身的土豪们，例如寺社集团，利益同样严重受损，这让他们马上就跟幕府反目。最后是御家人群体，虽然他们通过德政令取回了土地，但是土地所有权是和封建军事义务挂钩的，这个时期一方面因为早期市场经济的出现，御家人也需要经营土地来获取收入。另一方面因为国防压力大，所以要履行的军事义务时间长，次数频。因此往往要借贷现钱周转才能完成军事义务。但御家人一方面大多不会经营，而另一方面德政令已经得罪了商业阶层，导致御家人根本借不到钱。这样御家人只能花自己已经不多的钱来完成服役，家业日蹙的同时又没法周转，这导致得了资产的御家人反而迅速贫困化。可以说永仁德政令之下，几乎人人均是输家。于是乎这种二百五政策实施后不到半年，日本全国陷入严重的经济混乱之中。市场空空如也，人人叫苦连天。最后弄得贞时自己都没法买到东西。所以这套“德政”实行一年后，就被迫废除。然而严重的恶果已经酿成。

北条贞时的这种朝令夕改，彻底动摇了执权政治的根基，虽然执权家族一直是幕府的实际掌权者，但从封建秩序上来说，执权权力再大，也不是封建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武士们效忠的是幕府将军，只是因为将军无能，违反封建义务在先，所以委托更为有能力的执权来为武士争取利益。所以这天然的就对执权的为政要高标准严要求，之前的历任执权总得来说虽然有些很无能，但无能的人并不昏暴，而且大多执政时间很短，所以想把话说圆还是能圆的过去。而实行《永仁德政令》的北条贞时是第一个公认的彻头彻尾毫无疑问的昏君，他较长的执政时间又让所有人认识到这个执权实在是不行。执权权威崩塌的结果是一面执权换人，甚至重树将军权威的思潮又开始冒头。而另一面，“非英雄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开始在武士心中萌生。而且北条贞时这套胡搞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恶党的复兴。在平赖纲时期，虽然说对御家人进行清洗，导致一些御家人成为恶党。但武士天生的傲慢使得这些御家人虽然有一定军事才华，但很难发动群众，所以在人数和实力上都不足以撼动统治秩序。而平赖纲是个相当合格的内务部长，在他的着力捕杀下，恶党势力遭到遏制，一度甚至成为小偷团体的代名词。但北条贞时的无能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破产者，他们为了找口饭吃，纷纷投身去当恶党，这种给匪寇送兵的做法让恶党势力在贞时时代死灰复燃，并且越演越烈。最后这些恶党将给镰仓幕府以致命一击。

贞时的稀烂治政把经济搞崩溃后，很快自己的日子也要过不下去了，这逼得贞时开始想辙找出路，但从未学过政道的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搞。他自己又是个喜好享受的人，所以被糜烂的政事整的精疲力竭的他迅速厌倦了治政。心理开始琢磨退休享受，到了1301年他意外得了个机会——镰仓上空出现彗星，占星家看了后断定是大凶。贞时立即借口说自己失政，天象不吉，遂宣布退隐出家。他选定的继承者是自己的表弟北条师时。北条师时是“平禅门之乱”中贞时养的那群杀手们的队长，所以很得贞时的信任。但有个问题是他出自得宗系的分支，不是北条贞时的亲弟。所以引起了得宗系内部的不满，由于贞时的稀烂治政导致野心家四起，所以贞时刚一露怯，野心家们立即就开始行动。这次行动的是贞时的内管领北条宗方。他是北条时宗的侄子，也是贞时的表弟。宗方认为既然同样是表亲，师时能当执权，他自然也能。于是他也请了一批杀手，打算做了贞时自己当执权。4月22日，贞时因为家里着火，搬出府邸在外面找地方暂住。当时有人传言贞时搬到了时任内阁大佬北条时村家。宗方也不辩真假，直接领着杀手去夜袭，但实际上贞时没住在这里，杀手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北条时村给砍了。一群人在砍来杀去的时候惊动了幕府的逻卒。贞时听说宗方领人杀人，猜到是来杀他的。大怒之下迅速集结幕府军队来剿灭宗方。宗方只不过有点杀手，手里没兵，于是伏诛。嘉元之乱遂落幕。嘉元之乱后贞时一方面对于政治更加厌恶，另一方面他实在想不出可行的政策，于是干脆把北条师时推出去当傀儡，自己躲在幕后决策。但他不通政道，也做不了什么好决策，于是乎他最后干脆摆烂，把实权下放给了内阁，图的是糊弄一天是一天。晚年的贞时就忙两件事，一是给自己的长子北条高时铺路，二就是享受人生。贞时一生好酒，退休后直接成了个大酒蒙子，喝的凶的时候可以连喝一周，醉的严重时分不清周几和早晚。左右周围对此都进行劝谏，其中御内人平政连的谏书在日本史上还被引为臣子劝谏君主的范文。但是对人生已经弃疗的贞时不听劝，最后把身体彻底喝坏了。1311年，贞时因为喝坏身体，发病而死。贞时的混乱治政和晚年摆烂，是镰仓幕府的标志性事件，北条氏政权的最终崩溃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的，而日本史上的第一个幕府政权也此时进入了倒计时。

新田义贞

新田左近卫中将义贞，镰仓幕府末期的倒幕名将。他是建武院政时期的两大军事强人，足利尊氏最强的对手之一。建武新政失败后，天皇政治引起全国武士的反对，这时足利尊氏凭借优秀的政治力拉起为武士说话的大旗后反叛，使得全国武士纷纷投奔足利家的时候，是新田义贞凭借自己优秀的军事能力，数次重挫尊氏，几乎逼得尊氏自杀。尊氏在军事上败给以新田义贞为首的尊皇派武士，是接下来日本能实现南北朝并立的一个根本原因。

河内源氏新田家族出身，所以他又叫源义贞。因为家祖被封到上野国的新田庄，因此这个分支以庄名为姓。新田义贞所出的新田家族，和他之后的一生之敌足利尊氏所出的足利家族都是河内源氏出身，两家还共享一个家祖，而且两家之间还常通婚。所以在建武新政之前两家有很长的相互提携，互帮互助的历史。新田家族在镰仓幕府时代混的很差，自幕府建政时期就长期当墙头草。后来只是因为源赖朝想提拔氏族的人来增加势力，所以才混了个“御门业”。但待遇上也就是承认本领安堵。这让这个家族在许多地位较低的武士家族中泯然众人。混到元日战争时期又受了“二月骚动”牵连，被认定是反贼一党。结果领地被没收，家门差点灭亡。但幸运的是自己的亲戚足利家混得好。足利家族在整个镰仓幕府时期都是豪门。初代家主足利义兼娶了“尼将军”北条政子的异母妹妹北条时子为妻，从此开始接下来足利又出了好几个和执权家族进行联姻的家主，因此足利家遂成为镰仓幕府的权门之家。由于家门豪贵，所以对于足利家来说，庇护接济自己的穷亲戚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儿。新田家也就在亲戚的扶助下维持下来。义贞刚当家主的时候，幕府为了祈求转运，花钱要在国内修佛寺。之前新田家族领地内有一座名寺叫长乐寺，因为过火烧毁，所以被列入幕府的重修计划中。足利家帮助新田义贞争到了监工的职务。这也是新田义贞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义贞的工作完成的还可以，所以幕府虽然依然不喜欢新田家，但是有功要赏，就给了新田义贞一份安堵状，承认了他家名义上对昔日的领地的控制。不过幕府实在不怎么喜欢新田家，所以给义贞的安堵状上也不好好做，连名字都写错了。但义贞倒也不在乎，反而直接跪舔，就说自己叫“新田贞义”。幕府见新田义贞十分懂事，很通人情，就放松了警惕。新田义贞借助幕府的安堵状，开始试图恢复自己昔日的领地，于是他和土地上现在的主人，也是从新田家分出来的世良田家争斗起来。两家的官司打到了幕府，幕府觉得世良田家也是新田家分出来的一个分支，而义贞作为新田家长支的正主，对于其他幼支实行家法也不是不合情理的。加上义贞找亲戚说情行贿，所以幕府就在官司中判了义贞赢。于是义贞就得到了他们家昔日领地里比较精华的部分。新田庄下辖的世良田宿是上野国著名的交易市场，长期以来比较繁华，甚至出现了“有德人”这样的商贾出身的代官负责管理土地组织生产。因此义贞得了这样的地盘后，凭借收入很快就拉起来一支自己的队伍。虽然也不算是御家人中的大户，但比起昔日混的跟“无足”一样的家业来说，强的太多了。

有了一个枭雄的标准开局的新田义贞很快就得了机会，1331年，后醍醐天皇因为计划倒幕被幕府侦知，被捕流放。而以楠木正成为首的“恶党”则借口幕府蔑视皇命，遂拥戴护良亲王成立反抗军，举兵倒幕。这时义贞正跟着亲戚一起在京都执行封建番役任务，遂被幕府动员去进攻倒幕军。义贞参加了千早城的战斗。由于楠木正成事先有准备，而且这些抵抗据点大多地势险要，往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幕府军虽然一时取胜，但自己损失也很大。但是执权家族的昏庸无能是反抗者造反的原因，而暂时击败反抗军的胜利又加剧了执权家族的傲慢。加上幕府本来就没钱，所以执权对于参与战斗的御家人求恩赏的要求，居然以“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份工作，你们居然还想要工资？”的态度来对待。义贞见得不到酬答，一气之下弃岗离守，称病回家。到家后的他就心向倒幕，遂组织兵马，勾连倒幕派，等待时机。而时机来的很快，1333年，幕府为了剿灭各地的反抗，派出税官下去“征辽饷”。4月，税官黑沼彦四郎来到新田庄，下令要在此地征6万贯巨款，并派出番役向“有德人”富商群体强收“有德税”。富商们告到义贞那里，义贞得知幕府来抢自己的钱，大怒，立即集结人马去找税官论理。在税官表演了一出传统的狗仗人势的剧情后，也理所当然的被新田义贞砍死。杀官已成的新田义贞遂借势造反。5月8日，新田义贞在生田神社打出倒幕旗帜，以源氏后裔的名义号召各路豪杰倒幕。消息传出后，早就苦于幕府暴政的东国武士们大批赶来投靠。义贞很快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由于义贞所在的上野国离幕府所在的镰仓不算远，可谓卧榻之侧，所以立即被幕府视为心腹大患。派出樱田贞国领着大军征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新田义贞出色的军事才华得以展现。他先率军在小手指原进行激战，力克幕府军队的前锋。给了幕府军一个下马威。随后又在久米川以主力诱敌，自己则带着奇袭部队突袭幕府军已经空虚的大营的办法再次获得胜利。新田义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倒幕派武士的士气，导致来投奔的人更多。连自己的老亲家足利家见状也决定两头下注。足利家下面有一群忠诚的党徒，其中不少人持有倒幕思想，但平时都是被足利家压着，现在足利家不压了，让这些党徒过来支援新田义贞，大大壮大了倒幕军的军势。新田义贞随后率军抵达分倍河原，在这里连战两场，起先小败。然后义贞以制造谣言麻痹敌军，随后集结主力骑兵突袭幕府军的办法，取得倒幕运动中决定性的分倍河原之战的胜利。分倍河原之战后，幕府的行将就木成为天下的共识，这让骑墙观望者纷纷“谁赢我就帮谁”，开始投身倒幕来谋求利益。新田家的老亲戚足利家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正式下场，也要“剪辨革命”。执权政治的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此时正式大爆发，而昔日的怠政懒政和暴政的恶果也开始落地。新田义贞的倒幕军在获胜后继续向镰仓推进，攻击到了镰仓的北大门霞之关门前。幕府赶紧搜罗了一批兵卒意图抵抗。但御家人们见幕府是日落西山，所以不断有人脱队逃走甚至带枪反目。由于逃亡人员太多，导致幕府军只能以徒有其表的军队来抵抗倒幕军，所以义贞很容易就获得了关户之战的胜利。关户之战胜利后所有人都不再怀疑镰仓幕府的灭亡，于是更多的人开始投奔倒幕军。1333年6月30日，倒幕军攻入镰仓。北条家除了自己的一点亲兵外，已经再无能力抵抗倒幕军队。由于兵力差距实在太大，所以北条家在做了最后一点抵抗之后，全家退入北条家的宗庙东胜寺。随后自末代执权北条高时以下800余人在东胜寺集体自杀，镰仓幕府宣告灭亡。

镰仓幕府灭亡后，后醍醐天皇宣布恢复天皇亲政制度，日本遂进入了“建武新政”时代。但是镰仓幕府150年的治政，已经打下了武士政治的基础。武士们推翻镰仓幕府并不是因为他们反感武士政治，而只是反感特定的家族当将军。所以他们起义推翻幕府，本质上只是希望能有个“好将军”。至于坐这个将军宝位的，是什么人，以什么名号称呼，武士们其实不在乎。武士的领导者可以是“栋梁”，可以是“执权”，当然也可以是“天皇”。但这种诉求是和后醍醐天皇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后醍醐天皇的理想是真正的“王政复古”。天皇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皇，公家是政治运行的核心，武士不过是公家贵族的喝道走卒。所以这一点上后醍醐天皇和武士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有我没你的。因此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后醍醐天皇同时本身又只是一个擅长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对于政道其实一无所知，所以他的“建武新政”在操作性上也十分糟糕。废除御家人制度、强行要求将土地所有权归还公家以重建庄园制、提携以“三密四显”各大寺院为代表的非武士势力。凭一己好恶任命“恩赏方”“决断所”的官员，结果发现受委任者没有民政经验，胡乱判案，激起民愤。立即废除旧有货币，结果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足够的新钱替代等等一看就知道是拍脑袋的决策，无一不是逼着武士们赶快造反，换个新的“好将军”上来。官逼士反的武士们开始寻找自己心中的新“栋梁”，而参与倒幕战争的军头们无疑就是新“栋梁”的最佳候选，所以期待新田义贞当“栋梁”愿望也就这么诞生了。不过新田义贞这时候有个劣势，就是他是在关东的镰仓成功的。而后醍醐天皇却在西部的京都。镰仓幕府在灭亡时是有两个主要的兵力集团，即关东的镰仓集团和京都的六波罗。新田义贞消灭的是镰仓集团，而解决掉京都的六波罗集团的倒幕功臣，就是新田义贞的一生之敌，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所以就以军功来说，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功劳差不多，但是尊氏一直伴随着天皇左右，后来又是迎驾进入京都光复王政，所以他比起新田义贞来说更近水楼台。尊氏是一个阴谋家，非常擅长玩心眼。他自从倒幕伊始，就没有想当忠臣的想法。他内心里一直是以自己的源氏身份为傲的，而源氏为大将军，开幕建府的传统，就是他投身政治，改朝换代的源动力。所以尊氏玩弄阴谋，一方面伪装成忠臣来欺瞒后醍醐天皇，另一方面则用各种手段对新田义贞里挑外撅。新田义贞虽然并不是单纯的武人，但也不擅长玩阴谋。所以对尊氏的挑拨难以应对，以至于最终一气之下居然率领族人西迁，要跑去京都“论理”。这就导致在新“栋梁”的竞争中，足利家可以尽情在武士政治的根本之处关东，凭借自己的源氏身份来发展自己的势力。随后在镇压北条家余党的“中先代之乱”中，足利尊氏率军回到关东，在消灭了北条家余党后，顺利凭借自己的源氏身份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武士政权。而新田义贞在率领全族来到京都后，因为足利尊氏的离开，导致他现在更靠近后醍醐天皇。于是同时玩了孙一峰战术的两位战术转换家就各自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尊氏在源氏兴起之地成为了新的“栋梁”，而义贞则得到了天皇的青睐，可以将尊氏指为“朝敌”。不过“朝敌”名号是虚的，而关东武士的支持，是实打实的。所以1244年，建武之乱爆发后，关东武士大量投奔尊氏，支持他反对朝廷。以至于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连续吃败仗后，手里的人马反而没少多少。但是尊氏虽然可以凭借关东武士的支持来面对义贞率领的由中部武士组成的官军，然而这个时候有资格当“栋梁”的不止这两人，北陆地区的武士这个时候是由另一位功劳也很大的倒幕功臣北皛显家率领的。而显家是建武政权的忠臣，所以尊氏是两面受敌。面对两线作战局面，尊氏依然是采用孙一峰战术，集结所有忠于他的军力向京都猛攻。义贞先是被猪队友坑了，败退回京。但他很快又找回了场子，依靠伪装人员潜伏进尊氏军队，然后临阵作反制造混乱的办法，成功在淀川大渡口之战中挫败尊氏的军队，顺利等到了北皛显家的援军赶到。接下来官军和足利军交锋连场，双方各自的优劣势都在这些战斗中显示出来。以新田义贞为首的官军诸将都是能人，军事能力都不差。还有楠木正成这种擅长搞鬼谋的指挥官打辅助，所以官军的军事能力远超足利尊氏。但官军实在是缺乏一个受人欢迎的政治纲领。所以官军比足利尊氏来说，更加“许胜不许败”。而有着一套受欢迎的政治纲领，代表相关政治实践的足利尊氏，虽然屡吃败仗，但始终有地方上的武士团愿意响应他的号召，这就给了他能实现“善败者终胜”的可能。不过尊氏这个人的军事能力实在是有限，而且他毕竟没有像源赖朝那样当了多年流放犯，枭雄心性早练出来了。所以做事经常畏首畏尾，而他的忠诚部下军事能力大多还不如他。所以新田义贞在采用楠木正成的计策后，终于在丰岛河原之战中歼灭了足利军的主力部队。足利尊氏被迫逃亡九州。

击败尊氏的新田义贞志得意满，打算在完成部队的休整后就去九州追斩足利尊氏。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足利尊氏比新田义贞明白的多。由于建武新政实在是太不得武士之心，所以尊氏在逃亡九州后，凭借自己的政治纲领，很快就又拉起一支部队来。新田义贞见势头不对，拖着病体组织了人马向西开进去征伐尊氏。但是他在播磨国的白旗城被尊氏的忠臣赤松则村率领的守城军拖住。赤松则村采用了连蒙带骗的手法拖时间，顺利的拖住了义贞的军队一个多月。给了足利尊氏组织自己部队开始反攻需要的时间。义贞的军队被白旗城拖得精疲力竭，没有足够物资来应对反攻的足利军，因此只能被迫后撤。见事不好的官军诸将只能强打起精神来应对足利军，但这个时候他们身后的那个拖油瓶——后醍醐天皇开始拖累他们了——后醍醐天皇擅长的是玩阴谋里挑外撅，但除此之外，无论是治政还是守业，都一无所长。而且建武政权建立又让他享受到了天皇的优渥待遇，这让他染上了吃不了苦的毛病。因此作为一个小策士的后醍醐天皇就开始了自己的瞎指挥。当时楠木正成作为官军的总参谋长，看出来己方已经“三而竭”，而足利军正是“一鼓作气”之时，遂提出“失地存人”的战略。即放弃京都，然后用京都把足利军拖住。正成则率领游击部队去打击足利尊氏，迫使尊氏留在京都不能动，给新田义贞筹集粮秣重组军力的时间，然后把困守孤城的尊氏围死。但是后醍醐天皇害怕吃苦懒得动，遂听了谗臣妄言，逼迫楠木正成率领军队去加入新田义贞，正面对抗足利军。后醍醐天皇的瞎指挥的结果，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凑川合战。义贞在凑川表现很出色，在生田森林一战中身先士卒打头阵，要求单挑足利尊氏。足利军见状乱箭攒射义贞，义贞手舞双刀如轮，连续斩断16支飞箭。诸军见状皆服，连足利军都被吓到，被义贞暂时击退。但是已经疲惫不堪的官军已不能阻挡气势如虹的足利军，战斗结果就是官军大败，楠木正成战死，义贞被迫撤退。无能的后醍醐天皇见自己玩脱了，只好卷铺盖跑路去了比叡山。足利尊氏顺利入京。并随后在京都拥立了新的光明天皇，然后宣布开幕建衙，室町幕府遂告成立。

凑川战败后的新田义贞带着自己残余的家兵撤退到比叡山地区，借助延历寺僧兵的力量，总算重整了部队。足利尊氏认为不能给义贞重振旗鼓的机会，立即组织部队去围攻比叡山。义贞凭借比叡山优越的防御地形顽强抗击，幕府军攻山不利，战局陷入焦灼状态。这时义贞借助己方人员犯错引动敌方条件反射，造成敌阵摇动的机会，组织夜袭队袭击幕府军成功，重挫了幕府方的围山部队。但与此同时另一支幕府军在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带领下击败了把守琵琶湖附近水路的比叡山僧兵，切断了比叡山的补给。两家各胜一场，却又拿对方一时没辙，所以进入静坐战争比耐心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对新田义贞的官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贪生怕死又吃不了苦的后醍醐天皇，而对面的领导者足利尊氏很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补给短缺后，尊氏及时提出和谈，觉得自己少吃了两碗饭就会死的后醍醐天皇不能应对长期的军事压力，所以在奸臣的谗言下，一方面欺瞒义贞，一方面向足利表示投降。1336年11月3日，后醍醐天皇离开比叡山投降尊氏，而义贞也率领残余兵力离开比叡山，向北陆地区前进，准备和北方的北皛显家的官军合流，在北陆地区重振旗鼓。

义贞在撤往北陆地区的路上因路遇大雪，人马损失很大，最后狼狈不堪的进入了金崎城，在这里招兵买马，准备继续和尊氏开干。这时幕府军在北陆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尊氏的表弟斯波高经。斯波高经见义贞举旗，赶快组织人马征讨金崎。义贞指挥部队走小路，夜袭斯波高经的军队，引发了营啸。结果幕府军大败逃走，官军重新燃起了战斗意志。见义贞如打不死的小强，尊氏赶快组织大军征讨。最终困死了金崎城。但趁着尊氏大军离场，那位人菜瘾大又缺乏自省的后醍醐天皇就又开始作死。因为尊氏不遵守和谈的条款，后醍醐天皇就带着“三神器”，趁着看管不严的时候逃亡到了南部的吉野，在这里再次立起来御旗，号召倒幕。金崎之战和后醍醐天皇再次宣旨倒幕，而足利尊氏也已经实在是厌恶了玩弄权术的后醍醐天皇，决定除去这个不稳定因素，因此坚决拥立己方的天皇来对抗。这标志着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的开始。其中后醍醐天皇行在的吉野在南，所以无论地理上的东西南北，只要是效忠吉野的势力都可以叫南军。而幕府方的京都在吉野北面，所以效忠幕府方的天皇的，都可以叫北军。这样一场绵延了55年的南北战争开始在日本上演。

北军攻克金崎城之前义贞就已经成功逃了出来，并且在北陆地区的杣山城为据点，招募了一些愿意认他是“栋梁”的地方豪族，成功再次集结起来一支军队。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南军也开始腾出手来向北军进攻。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陆奥地区的北皛显家，北皛显家的南军在摆平了自己的内讧后，开始向关东进攻。他得到了包括义贞的庶子和昔日镰仓幕府的余党的支持，借助这些势力的帮助击败了关东地区的北军，随后又从关东开始向西进军。足利尊氏急忙聚集北军抵抗，最终在石津之战中击杀了师老兵疲的北皛显家。但近畿附近的战斗拖住了尊氏，让他无法去支援在北陆作战的斯波高经。而这时义贞在北陆举兵，再次击败斯波高经的北军。斯波高经见野战不是对手，赶紧退到自己之前的过冬营地里。因为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所以斯波高经在修筑冬季营地时是按照防御工事修的，而且他还成功策反了义贞一方的平泉寺，使得北军能够获得补给品和建筑材料来守城。义贞率军抵达斯波高经的防御工事前后率军多次进攻不能得手，于是他亲自去督战，结果路上碰到了一支抄近道的北军，由于义贞穿着华丽，甲胄饰金，羽织戴银，一看就是大人物。而这支北军大部分是弓箭兵，于是立即集火射击冲锋的义贞。义贞以为自己能复刻生田森林的过往，但命运没有再向他微笑——他的坐骑被集火击倒，随后对方又一轮箭雨攒射，新田义贞遂“犬死”（即因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的毫无意义的枉死）于藤岛城附近的小路里，首级传京都报功。

新田义贞的一生就是一个壮烈的武将的一生，虽然他推翻镰仓幕府的起兵很大程度上是顺势而为，因此过程也很顺利，但这和他优秀的军事才华也是离不开关系的。虽然说他是不是能当新的“栋梁”，最后成为另一位足利尊氏，搞个“新田幕府”出来，一直是史学家讨论的话题。但历史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历史只是充分的给了他作为一个武将的舞台，这反而成就了他作为武人的始终。所以历代以来他都是被作为“源氏榜样”，“尊皇忠臣”而被人看待的。义贞直系子嗣在室町幕府赢得南北战争后被政治清洗消灭，但其庶子一家一直坚持下来，最后到了江户时期这家的家主成了德川幕府的旗本武士。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鼓吹尊皇思想，大力拔璀历史上的“尊皇忠臣”的地位。义贞的后嗣遂获准恢复新田家的本姓，和那须与一一样利用国家要搞宣传的需求而得到了重视，受赐男爵的爵位，位列华族。

镰仓政权：镰仓幕府于1185年由源赖朝创立。总共传国149年。是日本三幕府之一（镰仓，足利和德川）。因根据地在镰仓所以得名。它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武士政权。

严格意义上说镰仓幕府并不是第一个武士政权。源赖朝在源平合战中打倒的平氏政府和后来征讨奥州的奥州藤原氏政权也是武士政权。但是镰仓幕府确实是第一个正式的武士政权，因为其政府公开以武士阶层建政。以武士阶层的文化为官方正统文化加以崇奉和建设。在制度上承认幕府将军是国家的正式领导人，下辖独立的，完全由武士充任的统治机构。在法令上承认武士是政治的根本，并制定了相关的武士的道德和行事准则。这都是之前的武士政权所没有的。日本的武士政治、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和到后来“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日本民族性，追根朔源都起源于镰仓幕府。因此其历史意义和后世影响是独一无二的。镰仓幕府经历过两个时期，即源赖朝建政期和北条氏统治期。源赖朝在创业时，颇受北条家的资助。他本人还娶了北条家家主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故北条家在幕府中权力很大，在源赖朝死后，北条家权势进一步增大，由于北条政子在承久之乱中对保存幕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幕府在承久之乱中胜利后，北条家顺利建立以“六波罗探题”和“评定众”为首的新幕府体系，北条时政自认幕府的“执权”。从此源氏虽然依然为征夷大将军，但是实权实际落入北条家之手。但是此时支撑幕府政治的道德体系有很多先天的不足和逻辑矛盾，虽然提出了相关的内容，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只能依靠北条家主的个人手腕维持，导致大贵族权力依然强盛。镰仓幕府政权末期，因遭到文永，弘安之役，导致幕府政权的支柱——御家人（幕府直辖的武士）因不堪沉重的军役，或纷纷破产，或加紧剥削农民。加剧的剥削使得农民纷纷组织被后世称之为“恶党”的武装团体来抵抗征税。而同时因土地紧张，战费开支又高，导致幕府无力报偿御家人在战争中的辛劳。这使得御家人极其不满。贫困而又无法得所偿的御家人相互嫉恨，最后引发了御家人的内乱。由于末代执权北条高时为人颟顸无能，浪费无度，使得朝廷再次看到了推翻幕政，夺回权力的机会。最后在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下，各地不满武士和恶党如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组织倒幕军，进攻镰仓。最后由于幕府方大将足利尊氏倒戈，镰仓幕府丧失抵抗力量，最终被新田义贞攻灭。北条氏满门自尽，镰仓幕府灭亡。但是幕府政治作为一种成功了一百余年的政治实践被保留下来，并在之后由足利尊氏继承而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