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谣言：难道又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起哄的不怕热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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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方正门”将爆惊天金融贪腐大案——怵目惊心，但不意外，值得一读。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17470.html

　　“北大方正门”将爆惊天金融贪腐大案

　　西诺编者按：本文是由西诺的大陆爆料人直接提供，西诺仅仅作文字修改，改掉了几个笔误，其余的文字是原作者提供。尊重原作者的要求，略去作者的名字。

　　根据北京政泉控股郭文贵先生的举报，令计划家族仅在日本和新加坡两地的存款就高达三百七十亿元之巨。令计划已成落水之狗，不管怎样举报其贪腐罪行，似乎已没有多大影响了。其中最有料的，是令案牵扯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甚至波及到前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根据郭文贵先生的爆料，令计划、李源潮两家在日本“东京”的豪宅，购价是三点八亿美元，现价愈五亿美元。郭文贵并将当事人的身份证明等信息“证据确凿”地登载在美国“博讯”上。此爆料一出，立即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博讯”在国际传媒界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媒体，它所刊载的爆料文章，通常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此次也不例外。根据作者和“博讯”记者的深度挖掘，进一步发现“北大方正门”背后隐藏着更为惊人的大黑幕。

　　先从举报李源潮说起。就“政泉控股”郭文贵举报方正总裁李友为令计划家族在日本购买豪宅事件，经调查：第一，这两栋房子位置不在东京，而是在京都地区，其区域上价格差异就有天地之别；第二，遭到爆料的这两栋豪宅，在当地算“旺铺”，但其实际价值也超不过两百万美元（指现值），与五亿美元相差甚远；第三，举报信所罗列的令计划、李源潮家族成员的身份证、护照号码，并没有出现在那张被公之于众的“物业收费单”上。根据调查结果，这一举报文章显然水分太大，其真实性着实令人怀疑。其实，从表面上看，郭文贵先生是想把李友拖到“令计划案”中，为此不惜翻云覆雨，造谣中伤；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观察，就会看到，‘北大方正“与”政泉控股“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实际上激起了中国政坛新一轮反腐浪潮。其涉及人数之多、贪腐金额之巨、涉案老虎之大，都令人瞠目。

　　郭文贵先生在中国政商两界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了，他深知道举报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对其自身很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伤害，何况是拿出这样一份错漏 百出的、经不起推敲的爆料文章。关于三百七十亿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如何通过中国大陆的银行转到日本、新加坡的银行？稍微对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有所了解到人，都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令计划家族的贪腐金额可能会更巨大，更加利令智昏，但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

　　那么，郭文贵宁愿冒着巨大风险、以一份错漏百出的爆料文章举报“北大方正”并顺便连带上李源潮、贺国强，其用意何在呢？

　　本文将为公众提供一把解开这一惊天大案的钥匙。

　　首先，举报人非常清楚，如果单独爆料举报李源潮等在位领导，在大陆的传播会遭到严格封杀；而将李源潮和令计划捆绑到一起，则其传播速度和广度、高度将完全不同。

　　一、郭文贵“政泉控股”是令计划“西山会”的重要成员，亦是主要资助人。在这场“北大方正门”事件中，其打斗的起因一直是个谜，直到今日，幕后故事才逐步显现出来。早在二零零六年，国内外媒体就报道过，发生在广东的胡炜生案件，打垮胡炜生的林强，后面的老板就是郭文贵；而郭与令计划的关系“十分不一般”（在广东和香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此乃证据之一；证据之二，在北京“盘古大观”（当时叫作摩根中心）项目上，郭文贵以一介平民子弟，敢和众多国企拼杀，更敢于干掉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甚至在资金根本不到位的情况下，顶风作案，硬是将堂堂国有大型企业“首创集团”挤出局，这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捉对拼杀，如果后面没有比部级更高的后台撑腰，是绝不敢为的。而郭文贵的朝中后台，便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令计划。正是令计划，把郭文贵提供的刘志华贪腐证据直接送呈胡锦涛，由此引爆了刘志华案件。正是因为郭文贵手眼通天，才有可能“空手套白狼”，一举拿下“盘古大观”这个获利愈百亿的项目。

　　在郭文贵加入令计划小集团之后，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也将郭文贵和李友纳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需要说明的是，在闹翻之前，郭文贵和李友是多年好友，都是“河南背景”和“北大背景”。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郭文贵和李友同属令计划的“西山会”成员，这一点已是北京政商圈公开的秘密。否则，郭文贵是无法得知李友与令计划家族那么多私密的。

　　实际上，在薄熙来案件爆发后，郭文贵基本上就不在大陆呆了，大部分时间呆在香港、美国等地。郭文贵这种大佬级的人物，向来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但是他也清楚，即使薄熙来案件最终会牵扯到令计划，也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考量，决定了郭文贵此后的举措。当然，仅就谷丽萍、李友和郭文贵三者的关系而言，李友和谷丽萍的关系显然更近一层，但动大钱给西山会和令氏家族，主掌国有企业的李友却不能出面，只能是郭文贵，因为郭文贵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因为郭文贵负责出钱（而且还是大钱），李友等人就应该负责将郭文贵的“亏空”补上，否则，他们与令氏家族的合作将难以为继，因为郭文贵是不会总当这个“冤大头”的。这就是目前“北大方正门”事件的核心机密。了解了这个核心机密，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北大方正这一北京大学的校办国企，在对郭文贵巨额利益输送上的举动，如此不可思议。同时，我们也就能理解，北大方正在这场打斗中，为什么会如此被动。

　　郭文贵与北大的合作，所卷入的各级大小老虎甚多，利益要求方也甚多，对此，郭文贵十分清楚。其实，作为私营企业家的郭文贵，既卷入政治漩涡、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中，反过来，他又必然会被政治的利刃所伤及，这几乎是一个断无例外的规律。在反腐浪潮中，郭文贵看到大小老虎纷纷落马，自然担心自己的巨额投入会不会无所产出。于是，在二零零四年年初，郭文贵就向李友提出，加快兑现利益输送步伐，并大额度进行融资，把大笔资金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境外，为这个集团的外逃做好资金准备。

　　但是，北大方正内部知道内情的人甚少，就连董事长魏新对此也不甚清楚。因此，单靠李友及少数几个人很难落实郭文贵的要求，将以百亿来计量的巨额利益输送给郭文贵及各路幕后大佬的承诺自然就落空了。李友在政治争斗的黑幕下对此又无法解释清楚。于是，郭文贵及其团队就选择了新的策略，对北大方正作切割处理。即将“北大方正集团”送上公众审判台，以此为压力，迫使北大方正兑现承诺。这就是“北大方正门”事件的由来。

　　郭文贵的如意算盘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北大方正”（其实就是北京大学）必然会做出让步，从而抢在令计划出事之前将“政泉控股”的利益予以兑现。没想到的是，在几番轰炸之后，郭文贵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令计划出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公布的日期越发迫近。情急之下，郭文贵开始对北大方正实施更猛烈的攻击，这就是迅速在媒体上把令计划的日本豪宅公布出来，并绑架上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前任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再嫁祸于李友，造成轰动效应，迫使北大方正妥协。这就是令人疑窦丛生的“北大方正门”事件呈现在面上的真相。而其幕后更深的背景尚未触及，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揭开令计划之子突遭车祸之真相

　　该事件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令计划有一大哥令方针，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女叫令狐燕。由于令计划没有女儿，他收养了令狐燕。由于令狐燕早年丧父，令计划对这个侄女视为己出，十分怜爱，处处宠着这个女儿。后来，令狐燕在北京开了一家专营二手豪车的车行。所谓二手豪车，不过是为了逃避海关关税，新车当二手车卖。令狐燕卖出的车，号称是二手车，实际上只跑了两三千公里，但价格却要比新车便宜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二零一二年年初，郭文贵为了进一步密切与令计划的关系，便通过令狐燕为令计划之子令谷订购了一辆法拉利跑车，即后来出事的那辆车。令谷平时不敢当着令计划的面开这辆车，就一直存放在姐姐令狐燕的车行里。

　　在北京大学，由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成立了一家“超级豪车俱乐部”（英文名hyper auto club，简称HAC），令计划之子、薄熙来之子、郭文贵之子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令谷出车祸的当天下午，HAC的名门望族会员们聚会，会后，令谷便同郭文贵之子（还有其他几位党政大佬、巨贾富商的公子们）分别从饭店驱车前往郭文贵的大本营“盘古大观”七星级酒店。去唱卡拉OK。其实，令谷死的有点冤。某大佬想“尝鲜”，汉族女孩已不新鲜了，郭文贵便打电话给北京民族大学某副校长，让他安排两位少数民族校花前来陪伴领导。

　　更巧的是正好令谷和郭文贵之子一起进了盘古大观，郭文贵说你们顺便帮忙去接几个人，两个青年人就去帮忙接人。实际是两个年轻人接了四个美女返回盘古大观的。没有想到，在前往“盘古大观”的路上，令谷的法拉利出了车祸。令人奇怪的是，令计划居然比北京市公安局领导还要早就得知此事。原来，国家安全部马建副部长正在酒店等待藏族美女尝鲜，听到车祸报告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即向令计划亲自汇报，并建议立即封锁现场。这位马建副部长仍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说有人要谋杀令公子。令计划听到事态如此严重，这才出此下策，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武装力量前往封锁现场。于是，一场普通车祸经过那位副部长的杜撰，转化成为一场政治危机。

　　事后，其中一位藏族女孩康复之后，仍被谋杀于医院，一位青春美丽的女孩成为这些流氓政客的牺牲品。直到今日，该女孩的任职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的父亲，对于丧女之痛，仍然不敢吭一声，足见其中黑幕之黑。

　　　　　　郭文贵的“以暴制暴”、“以贪打贪”新策略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郭文贵和北大方正的这场争斗，远非一个人的战争。郭文贵后面还有一只大老虎团队。

　　郭文贵其实是这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贪腐盛宴的受害者。此话怎讲？请看以下事实：

　　第一，郭文贵在举报令计划之后的第八天，令计划应声落马。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因为郭文贵在海外已经得知令计划将要被查的确切消息，于是才有了自我切割的无奈之举，以及在海外媒体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两条消息。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天津的戴相龙家族的贪腐爆料，涉及到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哲和前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彪。在香港《明镜》周刊和海外众多媒体上，该爆料文章揭开了戴相龙家族和马明哲的平安保险的黑幕，其中受益的大股东除戴相龙家族外，还进而牵扯到天津帮帮主温家宝。这四家千亿富豪家族的各种消息在海内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和令计划案牵扯上关系，郭文贵还真是功不可没。但驱动这一切的，仍然是幕后那些“看不见的手”。

　　在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戴相龙为温家宝家乡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但天津原来就有利益集团首领，即前任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张立昌。张站在老天津帮的立场上，自恃有老帮主李瑞环一手罩着，并没有把戴相龙这个原央行行长、空降到天津当市长的外来户放在眼里。温家宝也知道，张立昌那帮老天津帮把天津视为自己的领地，靠他们来发展天津，怕是没有指望了。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戴相龙身上。戴相龙不负重托，迅速给天津贷来上万亿资金。戴相龙与温家宝密切合作，把天津打造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温家宝的积极支持和戴相龙的有力推动，天津负债很快突破万亿，各种“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业内人士调侃说，天津可以破产三次了。

　　在温戴联手搞活天津、做大天津时，这两家并没有忘记自家的“自留地”也要好好“施肥”。就在此阶段，由温家宝和马明哲、戴相龙联手打造的“平安保险”这一投资平台成了这三个大家族的聚宝盆。入股平安，可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但总需要几十亿现金来运作。于是，戴相龙女婿車峰便将融资平台放在天津。国企平台锁定在“天津泰达”，民企平台锁定在“天津环渤海控股集团”。在二零零七年年底，車峰曾代表温家和戴家找到时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书记的皮黔生。皮黔生表示不予配合。在此期间，郭文贵曾到滨海新区见过皮黔生几面，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还不为外界所知。

　　在加上当时天津市政府实际上也在张立昌的严密控制下，针对戴相龙的各种举报信都落入张立昌之手。张立昌利用这些举报信成功地阻止了戴相龙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一职。温家宝此时的处境已经不妙。家族、帮派利益的暗斗，使温家宝和戴相龙恨透了老天津帮。眼看着上千亿的“平安上市”提款计划就要落空，无巧不成书，这时車峰通过郭文贵和令计划搭上了关系。車峰通过令计划给天津泰达董事长刘惠文打电话（因为刘惠文是令计划之弟“王诚”的东北财大的同学），要刘惠文支持“平安保险”的上市和股东运作计划。刘惠文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令计划的介入，使得温家宝、戴相龙家族的巨额融资计划（主要是担保），跳过了天津市和天津滨海新区，直接由“泰达集团”对車峰段伟红指定的公司进行四十五亿元的银行质押担保，贷款行仍是戴相龙的根据地“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天津方面得知这一巨额贪腐行为后，立即发动了针对戴相龙的报复行动，最终迫使戴相龙黯然返回北京，担任“中国社保”理事长，而其仕途就此终结。

　　温家宝、戴相龙、马明哲及董文彪四大金融证券家族势力为了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及出于最终平安着陆的安全性考虑，温家宝直接运作，中纪委常委马馼出面，将老天津帮中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市委常委、滨海新区书记皮黔生等干掉。李宝金和皮黔生都被判死缓。至此，老天津帮的内部整肃行动，以天津“三巨头”的覆灭而划上句号。

　　由于对刘惠文的“叛变行为”怀恨在心，天津帮各门派对其举报不断。刘惠文也认识到，令计划这个保护伞将很快失去，自身难保，所以，在中纪委找其谈话后的第二天，在家中自缢身亡。

　　因为郭文贵直接向令计划引见了車峰，这就使得原本在政治派系上没有多少关联的温家宝、戴相龙集团和令计划家族集团在私人利益的领域建立了某种联系。这也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車峰在关键时刻借给郭文贵六个亿。

　　但是，真相还远远不止于此。对于政泉控股的郭文贵来讲，他不像車峰、温云松（温家宝的儿子）他们，可以动用高层关系来获得最终利益。郭文贵原本居于中国社会的平民阶层，他的所有成功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依靠金钱来铺就的，因此，郭文贵的社会关系“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郭文贵可以随时改换门庭，或对其掌握的政治资源做出某种调整。郭文贵的过人之处，是对于政治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上。必要时，郭文贵可以迅速将这种整合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民族证券”得收购到借壳“北大方正证券”上市的整个运作过程，就是郭文贵这种才能的精彩表演。

　　显然，从盘古大观到民族证券、再到借壳“方正证券”到几个跳跃；从负债累累到百亿级乃至千亿级的“三级跳”，自始至终都有令计划的幕后支持。而郭文贵巧妙地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系统国安系统整合在一起，来为他的财富帝国及政治梦想的实现服务。如果没有令计划案件的爆发，郭文贵的梦想应该是已经成功了。

　　在民族证券的整个运作中，車峰在其中占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暗股，这是开始运作民族证券时郭文贵安排的利益格局，然后，各自门户内的利益自己打点。因此，即使在薄熙来案件突发后，在令计划的地位岌岌可危时，民族证券的整个推进和鲸吞过程仍然顽强地往前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整个项目要经过证券交易所、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十余家部门的审查；同时，还要将背景深厚的大型国企（如首都机场集团）和李鹏家族之李晓琳背景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的张宏伟顺利挤出局，没有以車峰为前锋的原金融证券行业和隶属于国务院系统的监管部门人民银行的深厚基础的支撑，单靠郭文贵的单打独斗，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例如，二零一三年初，郭文贵通过戴相龙担任理事长的“中国社保基金”为新组建的“平安银行”存入资金二百五十亿元长期存款，为郭文贵自己换来一笔二十九亿元的人民币贷款。这一笔贷款才将郭文贵断裂的资金链重新链接起来。戴相龙家族如果在民族证券的交易中没有巨大利益，堂堂“中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怎么会为郭文贵这样一介民营企业主、而且社会声誉一直不怎么光彩的江湖人物出这么大的力呢？可以想见，按照“李克强经济学”的对证券业的重构完成之后，民族证券还没有上市，其股权将“很不值钱”。于是，車峰和赵大健（原华夏证券总裁，因和董事长周济谱闹矛盾，该公司遭受停牌处分）具体运作，以完成此事。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如果郭文贵没有戴相龙、車峰利益集团的幕后联手，把民族证券推到今天这个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郭文贵、李友和令计划家族的特殊的政商利益关系，“北大方正”也不可能按照郭文贵的意愿明目张胆地进行利益输送；同样，郭文贵也不可能掀起如此惊天巨浪。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其校办企业“北大青鸟”和“北大方正”相继曝出惊天丑闻，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在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其实将其沦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角逐场，国人能从其中看到中国教育的希望吗？

　　郭文贵的后台老板和合作伙伴，在习近平大力反腐的态势下，已经感到压力重重，绝不希望如此高调地处理这一丑闻。因此，他们纷纷切割与郭文贵的关系。比如，国家安全部就专门出函，明确指出郭文贵和国安系统没有关系。对郭文贵而言，利益集团在有利益时，纷纷出手相助；一旦面临风险，则纷纷撤离。但是，他们该得到利益已经到手，毫发无损，最终则由郭文贵独自承受所有的“成本”。如戴相龙家族，把社保基金的钱存在平安银行，不管郭文贵能不能还上这笔贷款，戴相龙都不承担责任，资金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而郭文贵则不同，他必须承担以百亿计的银行贷款本息的偿还和巨大的关系成本和贿赂钱款。如果北大方正不予配合，郭文贵就面临着资金链全面断裂的危险，由此所有贪腐链条及环节将全面败露。面对这种复杂局面，郭文贵制定了如下对策：举报自己的幕后老板令计划，捎带上李源潮（团派，仍有上升势头），也捎带上贺国强（北大青鸟的最终老板）。同时，将环渤海郑介甫（是車峰的长期合作者，与薄熙来家族也有交集），同时带出马明哲（是温家宝的大管家）。近来，郭文贵的反腐大宴就这样拉开帷幕。

　　郭文贵的意图是，捅一个天大的窟窿，看谁怕谁？（完）

有些读者回应，周永康的自辨书里，出现了令计划，因此是伪造的。

从第三部分可以看到，周永康跟令计划的谋反大案，是专案组告知周永康的。

辦案人員說他（令计划）是周薄令徐「新四人幫」之一員，

可笑的是，中紀委專案組居然就把這個破綻百出的謠言當成寶貝，對我作出疲勞審訊、反覆逼供等殘酷不人道的手段，逼我承認參加了令計劃的朋黨，甚至指控我和令計劃相配合，製造了新疆恐怖襲擊事件，企圖殺害習近平同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5/01/201501221239.shtml

三、關於令計劃問題

把我和令計劃扯到一起，甚至說我們組成了政變集團，對我來說，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無妄之災。

在這裡我沒稱呼令計劃為「同志」，是因為我對他這個人從來就敬而遠之，對他的為人作風不敢恭維，從來就沒把他當成我的同志。

辦案人員說他是周薄令徐「新四人幫」之一員，還稱他會是政變成功後的總書記，真是天大的笑話！任何對薄令兩人稍有點認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絕無可能之事。薄熙來有能力有魅力有政績有人氣，他令計劃有什麼？

以我所知，薄熙來跟令計劃根本就沒有交往，可能連一次單獨見面談話都沒有過，說令計劃的老子令狐野跟薄一波同志是故交，更是胡說八道！兩人級數相差有如天上地下，怎能平輩論交？倘若是真，當年令計劃入京，就應到國務院工作而非團中央了。

我和令計劃的交往，其實甚少。但為了給我羅織罪名，某些人利用海外媒體出口轉內銷，製造了無數的謠言，把我們說成是政治黑幫，我周永康怎會看得上這種只懂得狐假虎威的太監？沒有了胡錦濤同志，他令計劃什麼都不是！

可笑的是，中紀委專案組居然就把這個破綻百出的謠言當成寶貝，對我作出疲勞審訊、反覆逼供等殘酷不人道的手段，逼我承認參加了令計劃的朋黨，甚至指控我和令計劃相配合，製造了新疆恐怖襲擊事件，企圖殺害習近平同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下面我把這件事詳細批駁如下：

1、法拉利車禍事件的真相

所謂法拉利車禍問題，是指2012年3月17日晚上，令計劃的兒子令谷開著一輛法拉利跑車，車上拉著兩個女大學生，據說衣冠不整，醉酒駕車，最後車毀人亡。兩個女學生也都受了重傷。後來另一個大學生也死去了。為了掩人耳目，不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令計劃隱瞞自己兒子死亡的真相，照常上班，而我卻指示中石油的董事長蔣潔敏掏出三千萬人民幣作為封口費，給令計劃買單，封堵兩個女學生的嘴。

辦案人員轉述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門，有一個版本居然這麼說：

令計劃接到令谷死訊的令計劃如遭「巨雷殛頂」，「他知道，其子與兩女祼死於豪華轎車內的消息一旦媒體曝光，勢將被炒作成全球性新聞焦點；這意味著自己通向權力之巔的飛黃騰達之路必定橫生變數，甚至功虧一簣，飲恨終身。」

於是，據說「心神大亂，定力全失」的令計劃擅自下令出動中央警衛團的部隊，迅即趕到事發地點，意欲封鎖現場，控制證據，使其子的車禍消息消弭於無形。然而，令計劃此舉觢犯了中共的「大忌」，令計劃不經調兵程式便擅自調動專供拱衛中央權力中樞，防止宮廷政變的「中共禁衛軍」——中央警衛團，與不久前薄熙來擅自調兵圍美國領事館之舉一樣，都是抱薪救火的舉動。此時，因薄熙來被逮而一時徬徨無計的周永康，獲知令計劃之子的醜聞後便「靈光一現」，欲與令計劃結盟，以度過危機。於是，周永康邀令計劃到政法委大樓會面密談。文章稱，令、周二人的密談內容如今已然外泄。

據稱，周永康借掌警察權和檢察權之機，早已完成當代的《百官行述》，以備不時之需，要脅之用。此時，周永康把記錄了令計劃家族成員在山西壟斷煤礦，濫權貪瀆，作買官鬻爵之掮客以斂財等種種惡行惡狀的秘密檔案拿給令計劃翻閱。令計劃閱後，便以「與其玉石俱焚，不如同舟共濟」的原則，與周永康達成交易。

周永康助令計劃在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之列；令計劃助周永康同薄熙來切割，全身而退。「此後，兩人密切配合，互為表裡，到2012年6月時似乎各得其所：令計劃不僅逃過喪子醜聞的威脅，而且經過一系列政治操作，其躋身中共最高權力寡頭集團仿佛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胡錦濤在令計劃說服下，有意切割周永康與薄熙來，加之薄熙來堅拒承認政變之罪，周永康全身而退似乎即將成為定局。」

周永康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通過自己控制的特務系統，在海外散布溫家寶、習近平等家族濫權斂財的醜聞；同時，周永康還在北京官場中廣泛散布一個訊信——他已將中共《百官行述》編撰完成，如果中共對他進行政治或者經濟整肅，他便將《百官行述》公之於國際社會，讓中共千萬狗官已經整體淪為貪污犯罪集團的真相，公諸於眾。

這篇材料完全是宮廷黑幕小說的邏輯，其中矛盾不合理之處比比皆是。這樣的東西，中紀委調查組居然視為寶貝，反覆來找我「核實」，真是可笑至極！

2、蔣潔敏在法拉利事件中的角色

2012年3月17日深夜，令計劃的兒子令谷在北京市保福橋發生車禍死亡之後，中央政法委辦公廳的一位幹部和令計劃的內弟谷源旭曾經介入過調查。

原因是令計劃在事發後不久，視察了現場，瞭解過情況後，對北京市公安交警系統的處理方法不滿意，提出要由中央警衛局的同志介入調查，還要把令谷的屍體以及所有現場勘查資料帶走，這當然是一個不合規矩的做法。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的傅政華同志就給我打電話，要求中央政法委出面協調一下，我就讓中央政法委辦公廳的冀文林同志找到令計劃在公安部的內弟谷源旭，一同處理這件事的善後。

谷源旭擔心令計劃名聲受損，要求給死者改個名字，叫什麼賈銘。意思是這個名字是假的。結果泄漏到網上，被誤傳為賈慶林同志的非婚生兒子。

賈慶林同志當然不高興，給江澤民同志辦公室和朱鎔基同志家裡都打了電話抱怨，澤民同志和鎔基同志又都打電話到政法委要求徹底查清真相，我到這個時候才感到事態嚴重，就親自去中辦找令計劃協調。

令計劃這時候也已經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不再抱怨和誤會北京市公安系統的同志。同意讓他們繼續處理這個案子。但是令計劃仍然希望這件事以保密方式處理，不要影響到他的工作和形象。

我當時對令計劃的意見是同意的，因為這關係到我們中央官員的家庭隱私，要傳了出去，讓內外的反動勢力加鹽加醋，大肆炒作，將會嚴重影響黨的形象。而將此類事件保密，也是我們的一貫做法，沒有什麼不妥當之處。

至於令計劃把這件事對政治局甚至對胡錦濤總書記也隱瞞不報， （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出版的《博讯》杂志）

3、令計劃和西山會的問題

關於西山會，我瞭解到，西山會原本是令計劃組建的一個以地域關係為紐帶的非公開的高官顯要組織，這個組織的入會標準有兩條，一是必須是山西籍官員，二是必須位居副部級以上有希望晉升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的高官。據說，原國家發改委主任劉鐵男也是西山會成員。

據了解，只要籍貫是山西，哪怕不在山西任職，都有機會加入「西山會」。劉鐵男就是通過令計劃加入西山會的。

據說，令計劃2007年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廣納晉籍高官，並且聯繫緊密，他們在西山定了四五處會所，平均不低於每個月聚會一次保持聯絡。每迎聚會，會有豪車負責接送，手機、秘書、情人必須隔離。沒有固定章程，沒有組織程式，也無固定地點，甚至不會有特殊的秩序編排。這個情況中央也都了解，專案人員向我落實的時候我也做了匯報。

實際上，這種會館式的組織很多，山東、湖南、吉林等地方的幹部都以同鄉會的名義組建過類似組織，只不過令計劃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些人認為，加入了「西山會」，就等於給自己的仕途買了保險。西山會搞的特別猖狂而已。令計劃的西山會，由晉籍商人買單，其中劉志軍的合夥人丁書苗就是最大的買單金主。

我個人認為，蔣潔敏給令計劃的兒子處理善後出了三千萬，其實就是想在令計劃這裡買個前程，這完全是他個人的政治投機行為，跟什麼石油幫，跟我周某人毫無關係，請中央認真調查落實。

4、海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問題

關於2012年6月在中央委員和一些高級幹部中舉行的一次「海選」中，十八大政治局候選人令計劃高票當選的問題，居然也成為我被指控跟令計劃結黨的理由之一，可說是無妄之災。

專案組人員的邏輯是，蔣潔敏是我的老部下，是我介紹他給令計劃處理他兒子車禍的善後事宜的，蔣潔敏參加了西山會後來在運作中央委員投票時上躥下跳，為令計劃高票當選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我周某人就成了令計劃的死黨，成了他篡黨奪權的同夥。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稍懂點邏輯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實在是一種過度聯想式的辦案思路。因為這裡面任何一個環節都經不起推敲，得不出具可信性的結論。比如說：蔣潔敏曾經是我的部下，那麼，他做的事就一定與我有關或者是出於我的授意嗎？

我為黨工作了四十多年，從基層幹到中央常委會，領導過的部下數以萬計。如按照中紀委辦案人員的邏輯，他們的行為都該由我負責，這說得過去嗎？

辦案人員跟我說，蔣潔敏不僅是你的部下，還是你的親信，他去找令計劃，為令計劃出錢出力都來自你的授意，你有什麼好說的？

我必須強調，

（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将出版的《博讯》杂志）

5、對與令計劃交往的認識

我很清楚，在我黨高層，最忌諱的是搞非組織活動（這裡的非組織活動是指不按照黨內規章制度搞的非法組織活動，不是指非組織的活動），也就是皇權時代的結成朋黨問題。

毛主席雖然自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本人卻是非常忌諱黨內高層的非組織活動的。建國初期，因為擔心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務政務文系統權力膨脹，逐漸坐大，為了制約，毛主席暗中指使高崗調查劉少奇過去在偽滿時代被捕的經歷，高崗錯誤地理解了毛的用意，認為毛是想讓自己取代劉的位置，因此拉攏跟自己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陳雲、饒漱石等人共同反劉，這就觸犯黨內的大忌，最終高崗、饒漱石被打成反黨集團。高崗自殺，饒漱石進了監獄。這個教訓黨內高層誰人不知？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向毛主席進諫，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也發表了贊同彭德懷觀點的意見，結果這幾員大將都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

1971年，林彪因與江青集團爭權失敗倉皇北逃，摔死在蒙古大漠，跟林彪關係密切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丘會作紛紛被捕，歷史上屬於林彪山頭的四野少將以上軍事將領約三十多人受到牽連，其他受到株連的官兵更是達到數十萬人。由於中共高層分外忌諱非組織活動，在毛澤東時代，高層領導人幾乎從不來往，以求避嫌。

這種局面在文革結束之後逐漸改變，沒有了毛主席這樣的政治強人，中國傳統官場上的朋黨現象就又死灰復燃。且主要是以地域性為特徵的，比如，由於遼寧大連縣級市瓦房店出了個于永波和徐才厚兩個上將，小小的瓦房店市就跟著出了三十多個將軍。要知道全國有兩千多個縣和一千多個縣級行政區，平均一個縣級行政區還攤不上一個將軍呢。

作為一個經歷了多次黨內鬥爭的老幹部，我自然知道這種局面的出現是不可容忍的，習總書記提出這個問題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什麼事情都要講究個實事求是，朋黨問題即使再嚴重，也不能把無辜的人打成朋黨分子吧。習近平的講話對我來說，根本沒有實際意義嘛。

眾所周知，我以前在部門或者地方工作，真正調到中央核心領導崗位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也就是從2008年到現在這五年，而令計劃則一直在中央直屬機關工作，我們兩個人的工作可以說沒有交集，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私交。

當然，我在中央常委會和政法委這五年，令計劃是中辦主任，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沒有來往，但一直都是純粹的工作關係。現在坊間一些謠言稱我和令計劃結成朋黨，互相勾結從事非法組織活動，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因為我們既非同鄉，又非同事，也沒有同學之誼，只有中央開會的時候我們的名字才會偶然排在一個版面上，如果說有關係，無非就這點關係而已，怎麼可能結成朋黨？

我要求中央認真調查核實我和令計劃的關係，如果有證據證明我和他存在不正當的非組織串聯，我願意接受黨紀最嚴厲地處罰，甚至開除黨籍。

现在网上，传出周永康的自辩书。如果自辩书是真的话，周永康简直就是躺着中枪，到死都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变成了薄熙来王立军与蟹帝鱼死网破过程中的“附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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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也好，自高检察院也好，办案人员这样做其实都是秉承了党内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即只要有利于整倒我周某人和薄熙来，什么王八蛋都要相信，什么胡编乱造的伪证都要采信。这样做，怎么能指望不出冤案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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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说的这些人，都是谁呢？

薄熙来与蟹帝斗法，两败俱伤，还是华山派的掌门，君子剑岳不群厉害，背后两肋插刀，一人插一刀，岳不群从此一统江湖。

对王立军的描述，王立军就是一粒“毒饵”，蟹帝太想拿下薄熙来，于是轻易上钩。看泄露出来的王立军的资料，王立军基本上就是古代的专诸刺杀吴王僚那样的“死客”。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15208.html

关于薄熙来同志的问题

2015-1-21 周永康自辩书

1、我对薄熙来同志的评价

谈到薄熙来同志，我必须先说一句话：有他作为我的同志和朋友，是我毕生的荣幸，至死无悔。

我己经年逾七十，来日无多，即使坐牢至死或是干脆被处决，套用赵紫阳的一句话是「我们年纪老了，无所谓了」。但整件事之中，我最感到痛心的，是薄熙来同志所遭到的不公对待。

薄熙来同志是个极能干的人，是我党和我国的宝贵人才。他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做事的干劲和魄力，绝对是我近五十年的干部生涯中所仅见。而他毕生追求的全民「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党和毛主席自九十多年前建党以来，带领我们奋斗的目标。

大 家可能还记得，近三十年前他去大连的时候，大连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的北方海滨城市，但他一去到，就大街小巷走了个遍，跟老百姓深入谈心，了解城市的缺憾和老 百姓的不满，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呕心沥血地干，把大连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北方香港，使每一个大连人都为之自豪。甚至在他离开了这么多年后，大连人还是十分 感念他。

（此处略去细节，其中提到纽时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披露，以及海外媒体曝光习近平家族财富）

2、我跟薄熙来的真实关系

现在网路上充斥着我跟薄熙来之间有着不正常合作的奇谈怪论，居然有种说法，是我和他结成政治联盟，要夺取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力，取习总记之位而代之，甚至把徐才厚和令计划也扯进来，说成是什么「新四人帮」，简直荒诞离奇得难以置信。

稍有脑筋的人只要用心想想，都会知道这事绝无可能。

奇怪的是，中纪委专案组的同志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好像非要在这个问题上挖出个大单来才肯甘休，使我十分怀疑，他们到底是在寻求真相，还是有人别有用心，硬要给我加上一大堆死罪。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中央，我和薄熙来同志的关系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即：政治思想上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走邪路歪路，不搞西方那些什么普世价值的歪门邪道；组织上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没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那一套。经济上完全清白，没有任何不正当交易。

（此处略去细节）

3、关于薄熙来对我揭发的解释和答复

中纪委同志转过来的薄熙来同志揭发我的所谓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三点：

一是关于处理王立军叛逃事件的「六项指示」问题。薄熙来同志认为我说话不算数，当时承诺王立军叛逃是个孤立事件，跟他没有关系，更谈不上刑事追究。后来是我说话不算数，耍了他，搞了他的阴谋。

说实话，薄熙来同志这样怪罪我实在有他的道理，从他的角度讲，我们确实说话不算话嘛，确实秋后算帐，把人家弄到秦城去了嘛。可是，我周某人难道不冤枉吗？我 主张说话算数，兑现承诺，严格执行六条指示精神，不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结果换来了什么？不是你们铁口直断认定我是薄熙来的同党，不是也跟他一样被送进 了秦城？他还有个人能抱怨，我找谁抱怨去？我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薄熙来同志揭发我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完全相信了中纪委专案组给他看的那些王立军伪造的所谓「证据」，认定我和王立军互相勾结，腐化堕落，陷害于他，他甚至怀疑我当初把王立军介绍给他都是包藏了「祸心」。

（此处略去细节）

4、为何我在薄熙来问题上跟中央不一致

专案组对我的指控更为集中的一条是，为何要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同情薄熙来，跟他拉帮结伙搞在一起？

我对这个指控不能接受。

因为党的纪律中虽然规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但是党章中也有在党的会议上任何党员干部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都有坚持真理、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和自由。

如果对明显错误的决定，不去抗争、不去反对，而是一味迁就，明哲保身，那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吗？党的事业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走向胜利吗？

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不都是同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功绩，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历史的肯定的吗？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敢 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思想，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我们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从苏区的失败中完成长征，走向抗日战场，走向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壮大，最终打败日本 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吗？如果没有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断抗争，我们党能够在大跃进、文革的错误路线中恢复生机， 走向改革开放，得到今天的富裕强大吗？

我反对中央对薄熙来同志的错误处理，而且都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都是严格遵守了党章规定的程式，没有做私下交易，没有拉帮结伙，更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作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绝对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

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志和习近平同志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否决我的建议，但绝不应将我表达出我的意见视为一罪行。

我们对内对外都经常在说，要发扬党内民主，为什么我正常发表意见，居然要受到指控，而且被罗致罪名打击报复呢？这样做将置党章于何地？将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置于何地？将党的事业败坏到何种程度？你们能回答吗？

5、「周薄政变集团」完全无中生有

我相信，薄熙来同志和我要阴谋搞政变，要推翻习近平同志取而代之这项荒诞的「罪名」，绝对不可能列入我将来的正式控罪之中，但在不少媒体上面，这却是我的头条大罪，言之凿凿，绘声绘影，令不少人信以为真。

各位政治局同志都是久经考验，应该能明辨是非的共产党员，眼睛是雪亮的，应该不会相信会有我们搞政变的可能性。但有谓「曾参杀人，三人疑之，其母不能信也」，谎言重复了百遍，在不少人眼中就会变成事实。因此我还是要在这里作出澄清，以正视听，让同志们作一判断。

首先，要搞政变，必须有武装力量支持，这是基本的常识。但大家都知道，我和薄熙来都没有军事背景，而在今天的中国，也绝对没有军事政变的空间。

有人说，我们联合了徐才厚作为军中内应，配合我手上的武警系统，又有成都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作为策应，手上有枪杆子，可以伺机起事。

这完全是没有军事常识的说法，须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徐才厚和我都已经退休，手上再也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的军队和武器指挥权，两个光棍老头子，有何军事实力可言？就算是昔日的得力手下，也是人一走茶就凉，谁会听你两个老家伙的话，跟着你去搞政变这种要丢脑袋的事？

再说成都军区，...... （此处略去长篇细节)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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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自辩书第一部分：关于王立军的问题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15011.html

王 立军后来越来越跋扈，他蛊惑薄熙来枪毙了文强，把三千多重庆市的公安干部就地免职，搞什么竞争上岗，培植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还从辽宁调来六十多个处级干 部，作为自己的班底彻底控制重庆，打击地方干部；最不可容忍的是，他把本来是正确的打黑路线搞成了一个劫掠民财挥霍无度、滥用职权打击干部、蔑视公安部领 导和法律尊严，对中央和重庆市领导进行非法窃听，最后践踏法治迫害律师引起全国公愤的疯狂行动。以至于发展到最后，薄熙来都无法掌控他，他反过来居然设局 让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然后穷途以此绑架薄熙来同志推荐他当重庆市委常委或者公安部副部长并最终当上公安部部长。

对王立军的狂妄表现和罪恶行动，我从二O一O年 就有所察觉，曾经向公安部长孟建柱同志建议将其调离重庆，无奈薄熙来同志不同意，我也多次跟薄熙来面谈或者在电话中提醒他要注意王立军这个人，不可放权太 重，否则会不可驾驭。我对薄熙来说，王立军就是一匹野马，驾驭好了能干大事，驾驭不好也能惹大祸。后来想起来，我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王立军绝不仅仅是一 匹野马，他还是一头做了伪装的野狼，一旦给了他机会，露出獠牙，他就要吃人！

万 没想到，我对薄熙来谈的对王立军的看法，都被王立军通过窃听手段予以掌握，王立军对我怀恨在心，开始设置圈套、布置陷阱、罗致罪证构陷于我。王立军后来叛 逃美国领事馆做了可耻的叛徒的时候，向美国领事馆交出的许多关于我的录音、录影和照片等等，都是这个王八蛋潜心积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炮制编造出来的。（下 文我会重点阐述）。

3、关于王立军的叛逃处理及薄熙来的最后结局

首先，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王立军为何要叛逃？他作为一个副部级公安干部，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赫赫有名的打黑英雄，居然要叛逃到美国人的领事馆里去，还有比这更荒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吗？

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真话，那就是王立军到了北京，把问题彻底搞清楚的话，他确实死有余辜。因为重庆的坏事至少百分之九十都是他干的，连那个英国商人海伍德都是他设局杀害的，跟文强相比，他死一百次都占了便宜，他有什么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呢？

别的都不提了，我这里就说一下王立军设局杀害海伍德的罪行。

（这里讲述了王立军逃亡领馆的细节和谷开来杀人案的案情,略去细节）

这就是王立军事件跟薄熙来事件处理的基本过程，我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跟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我有自己的道理。我会在下一节着重讲一下自己的观点。

4、关于王立军非法窃听、诬告

关于王立军非法窃听的问题，中央纪委也不得不承认，起诉王立军的法律档中也认定：二O一O年以来，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但是，起诉书又同时说：王立军在接受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在这里必须向中央说清楚，这两段叙述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人却予以切割，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就是我要说的王立军非法窃听和诬告问题。

二O一O年， 王立军非法占用打黑行动公安查封的财产，从西方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监控监听设备，不仅对全社会，甚至对党政机关和上级领导的住所和电话进行监控监听。他甚 至丧心病狂地监听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与中央政法委和胡锦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还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到重庆考察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榻的住所安置窃听器进行 窃听。我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通话更是监听窃听的重点。

根 据这些监听和窃听的资料，王立军出于卑鄙的目的，采取把不同时段跟不同人说的不同的话以及我和薄熙来同志多次的公开讲话录音加以删节拼凑在一起等手段，拼 凑嫁接、类比伪造、断章取义，制造了我和薄熙来同志商量推翻中央既定的组织框架，搞掉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让薄熙来同志当总书记我当国家主席等荒诞不 羁的伪证，以达到其卖功邀宠的罪恶目的。

王 立军还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了许多我和薄熙来跟不同女性进行淫乱的不堪入目的录影片，意图诋毁我们的声誉。我坚信，王立军出于罪恶目的制造的这些电子证据，党 和国家通过技术手段应该能够鉴别真伪，虽然他是此中高手，也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王立军采用卑鄙手段窃听监听监控党和 国家领导人，其行为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反映了他极深的主观恶性，中央又怎么可能肯定他的这些“证据”，认定他“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 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吗？

不难看出，中纪委也好，自高检察院也好，办案人员这样做其实都是秉承了党内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即只要有利于整倒我周某人和薄熙来，什么王八蛋都要相信，什么胡编乱造的伪证都要采信。这样做，怎么能指望不出冤案错案？

我在这个楼里，引用过一篇文章，推测“签署遇罗克死刑”的人，应该是吴德。

就是那个在《炎黄（掩谎）春秋》里，多次编写文革历史的“有良（狼）心”的中共自由派干将--吴德。

文革的灾难，本来就不是老毛造成的，是中共的“狼心”们干的坏事，栽赃给老毛和文革。

现在，又要栽赃给周总理了。

遇罗克死刑令，又不是什么千古之谜，中央档案馆里都有的东东，也不亮出来秀秀。非得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好让中共的“狼心”们，可以随意的乱泼脏水。

一盆脏水，先泼毛泽东。（老毛发动文革，是千古大罪人）

再来一盆脏水，泼邓小平。（卞仲耘是老邓弄死的）

继续再来一盆脏水，泼周恩来。（下面的这篇奇芭文章）

栽赃陷害，一石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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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 周恩来在“一打三反”中的凶狠手段(图)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20/3964601.html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按谁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纵观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转折，如“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上述种种均可以从毛泽东本人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唯独“一打三反”运动难寻影踪。再者，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实际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周恩来难脱干系。文革研究者王锐撰文《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为读者剖析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全文摘录如下。

86年10月22日，叶刚刚死掉，邓小平就急不可耐的要把胡乱邦踹下台去。胡乱邦临下台前叶乱蹬了几脚，就是86年12月的北京动乱。

另外，胡蟹帝到底是拿派的马甲，文章里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89年胡乱邦、赵紫阳没有干成的事情，胡蟹帝10年里都给干了个遍。大挖社会主义墙角。习王的反腐，那是在给胡蟹帝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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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下台 间接引发六四

http://cn.[**]s.com/gb/15/1/16/n4343531.htm【历史今日】胡耀邦下台--间接引发六四.html

【大纪元2015年01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27年前的今天，1987年1月16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中共党内被保守派元老邓小平等人逼迫下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成为后来“六四事件”的直接导火线。因此，北京当局一度在很长时间内忌讳提及胡耀邦的名字。

中共元老逼胡耀邦下台

1986年12月初，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反对共产党贪污腐败，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一个月内，学生运动扩及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高校，遍及大陆18个省市的28间高校，接近100万学生参与，震动全国。

参与示威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提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要求中共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

这场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令中共非常恐慌，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胡耀邦失误所造成的”。

1987年1月15日，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召开“生活会”，实际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会。胡耀邦在会上被一帮老人围攻。薄一波在会上率先当众斥责、辱骂胡耀邦3、4个小时，还归纳了胡耀邦“六大罪状”。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攻击了7天半。

当时，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反而在会上支持胡耀邦。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在邓小平和中共强硬派老人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人的压力下，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

胡耀邦被迫下台后，由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代理中共总书记。

胡耀邦去世间接引发“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

在胡耀邦去世的当天晚上，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随后发展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民众联合争取民主、自由、法治的运动和震惊世界的中共军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北京学生的“六四事件”。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期间，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的决定，同年6月被撤职，后被软禁在家长达15年。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

北京当局一度忌讳提及胡耀邦

因“六四”的敏感性，北京当局一度忌讳提及胡耀邦的名字。198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这是江泽民最大的心病之一。

曾受胡耀邦提拔的胡锦涛在2002年当上中共总书记后，于2005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规格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这是“六四”后官方首次举行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

在胡耀邦去世25周年之际，2014年4月11月，已退休的胡锦涛突然造访胡耀邦故居。

2015年1月5日，中共新闻网发表了“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其中包括了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有评论认为，官媒如此高调纪念胡耀邦，也直戳江泽民的痛处，江被民众讨还血债和被清算的恐惧如影随形。也有评论认为，中共早就失去了平反六四的资格，现在只有抛弃中共，中国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