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家族记忆碎片 -- 马前卒

日本人来了

1933年3月3日，冬末春初，长城外的田野还没化冻，热河省南部和长城平行的大路上开来了两辆汽车，一辆是卡车，一辆是在汽车底盘上加装钢板的“山寨”装甲车。

这对当地的农民来说可是个稀罕事。以往这条路上除了行人外，只有驼队和木轮马车来来回回。虽然直奉大战前后也有东北军的汽车过路，但那都是跟着大队人马前进，哪有这样孤零零两辆车就敢上路的？不怕半路坏掉？不怕土匪劫道？

车上乘客也的确惴惴不安。他们是从90公里外凌源县城开来的日军。发动机的马力不大，在良好的公路上也只能装一两吨货物，现在到平日只有马帮驼队通过的土路行驶，饶是还没化冻，还是步履维艰。所以，除了油料电台之外，两辆汽车只搭载了17个步兵，另一辆装甲车已经半路抛锚。只靠剩下半个排的兵力，日军甚至没有能力驱散一路上好奇围观的村民，对付不了任何一路有名号的土匪。几年前日本驻赤峰的外交官员就曾经被土匪劫持过，他们的确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样一支难以自保的小部队，任务却是攻占平泉县城——日军主力和热河省会之间唯一的设防城镇。

平泉县城此时由东北军重将、第四军团长兼53军军长万福麟驻守。万福麟麾下有6个师旅，平泉附近直接掌握的部队过万人。日军需要以一当千才有胜利的希望。我家就在平泉北门外，我的曾祖父近距离看到这两辆汽车毫无戒备地驶向县城：“汽车开的叮当乱响（快散架了），手电筒绑在架子上当车灯，要是有人带头，几十个民兵就收拾了他们”。

不过，能组织几十个武装民兵打伏击，那是10年后李运昌到热河之后的事情。八十年前的史实是17个日本兵在3月3日占领了平泉县城。鉴于此前与日军作战未尝一胜， 53军主力未发一枪一弹即撤向唐山方向，留下空城给日军接收。此时距离90公里外凌源城的陷落不足24小时。热河省会承德完全暴露在日军第八师团面前。

对于如此大的空档，日军连一秒时间也没有浪费。上午占领了平泉，下午就发动汽车向承德前进，他们前面还有近100公里的路要走。汽车一路抛锚，随后赶来的骑兵接替了前锋任务。据说路上有东北军后卫截击，但显然并没有影响日军的前进。3月4日，中午12点不到，几十个疲惫不堪的日本骑兵奔入承德市区，不仅没有碰到巷战，甚至找不到军事长官向他们投降——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大早就跑了，两个旅守军瞬间溃逃。在日军进城之前，承德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抢掠四起，直到日军弹压才开始恢复秩序。13万正规军、6万义勇军防守的热河省就这样儿戏一般沦丧。（承德位于热河省最南部，距河北省数十公里，承德陷落意味着全境失守）

1933年的立法院长孙科是个军事外行，但热河“抗战”的“成绩”已经不需要内行来分析了：“热河天险，守军达10余万人，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两三个月。不料战争竟未及10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经50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谓有激烈战争，其谁人能信？”

共产党来了

10天的热河“抗战”决定了我祖父辈的命运。他们必须在殖民政府统治下成长，把政府推销毒品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月4日承德陷落，6日伪满洲国派出的“热河鸦片5人工作班”就进驻热河省，带队的是日本人岛崎庸一（后任伪满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在东京的规划中，热河山区是满洲国的鸦片种植基地。日伪专卖鸦片号称“西土”（热河在伪满洲国内为西南省份），销往全中国。种罂粟、造鸦片成了我家乡最正常不过的一门手艺，我曾祖母就是当时的割烟好手。

当然，毒品不可能只祸害外地人。到了10年后的1943年，热河省400万人口，每年生产1300万两鸦片，有60万人吸毒。鸦片已经和烟酒一样成为了生活必需品。90年代我父亲出车祸骨折，我姥姥交代晚辈，旧房子梁上某处藏有鸦片一块，可以拿下来临时止痛。这些祖辈无意中表露的生活习惯，是最直观的历史教育。

日军进占的第二年，我祖父开始读小学——每天都要上日语课，背诵伪满“建国宣言”，“遥拜”伪满皇宫。直到晚年，他还能阅读简单的日文资料。虽然殖民政府推行的是奴化教育，但东北地区的小学普及率的确在这个阶段迅速提高，远远超过了内地平均水平。整整一代东北人在伪满学校中接受奴化教育——可悲的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们讲述“国家”概念。在许多东北人看来，日本教师宣扬的“天照大神”固然是鬼话，但对南京或是重庆那个“中央政府”也实在没什么认同感。60年代伪满皇帝溥仪被特赦后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我祖父知道有这本书后，第一时间去买了一本。祖父一向俭省，这可能是唯一一次为了自己的兴趣买书。我猜他是想从另一个视角看看自己的学生时代。

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出兵东北后表示将撤离，东北成了国内最大的一块权力真空，国共两军都是海陆并进，日夜兼程抢占东北。出关的八路军本来武器就差，听说东北有日军遗留武器，又把许多枪支辎重留给了友军。脱离老根据地行军几十天后，原本精锐的部队已经衣衫褴褛。我祖父这样讲述与共军主力的第一次碰面：“衣服破的露肉，头发又脏又乱，走上5分钟才看到一个扛真枪的，中间的每人肩上一根木头杠子，远远看去像是有枪……白天走过去的队伍，半夜分一部分悄悄绕回来，再从南边进一次城，假装人多，本地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没几个人”

接下来几年，“中央军”13军长期驻扎热辽地区，把李运昌撵出了承德，“卖相”远胜共产党军队。祖父也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当了文书。直到辽沈战役结束，百万大军蔽野而来，野战军司令部再次从我家门前开过。我曾祖父回忆：“林彪瘦得很，但眼睛极有神，带钩子、能扎人！”不等林彪主力开到，13军就闻风而逃，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临走，国民党地方军队把所有能搜罗到的青年学生集中到一起，讲了半小时话，每人发一个徽章，宣布他们加入了三青团，有义务为国家为政府战斗到底。

显而易见，没人会为最后一刻才想起政治工作的国民党政权哭丧。祖父以留用人员的身份考入了新的热河省政府，和当年他没看上的那支共产党军队共事。在热河省商业厅宿舍的第一夜，城外武烈河的河滩上传来阵阵枪声，祖父惊疑地向带队干部询问，保卫科长平静地回答：“杀土匪”。

热河省近代是匪患重灾区，土匪数量一度超过过总人口的1%。最“成功”的土匪李守信觐见过日本天皇，当过国民党中将。当年不战而逃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正是辽西马匪出身。1947年，开党代会归来的冀东代表团在赤峰被土匪袭击，22名重要干部战死，其中师团级干部5名，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一次高干阵亡事件。但几百年来，无论是清军、北洋军、东北军、还是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对热河土匪要么是听之任之，要么干脆兵匪一家，坐地分赃。真心动了剿匪心思的，只有共产党政权。

剿匪的成效很快就能看到。解放头几个月，商业厅下乡设点还要部队带着机枪护卫。一年后，装满货物的大车就能单独上路，从承德前往任何一个县城，丝毫不担心路上的盗抢问题，哪怕向北穿越蒙古草原也安然无恙——以往即便是会友镖局走这条路也要三思而行。这是我祖父认识新政权的第一课。

下一个震撼还是来自当初做刑场的河滩，只是这次换成了劳工队。热河省几十万烟民，能戒则戒，戒不掉的集中起来强行戒毒。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管起来干重活，粗粮管够。成千上万面黄肌瘦的人像苦役犯一样劳作，砸石头修河堤，当然免不了有人毒瘾发作死掉。但几个月后，河堤修好了，剩下的人红光满面，从废人变成了壮劳力。戒毒人员被放回家的时候，原来漫山遍野的罂粟田已经被连根铲过，改成了粮田，想复吸也无从吸起。我祖父从此认定：“共产党人不多，但想干的事情一定会干成！”

美国人来了

就在我祖父一步步认识新政权的时候。从他面前两次开过的东北野战军从北到南打穿了中国，从黑土地直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其中最精锐的13兵团（辖38、39、40军）已经结束南方战事，再次收拢部队北上出关。这些部队奉命加入东北边防集群，准备应付朝鲜半岛的新局面。1950年10月19日，平壤易手，朝鲜军队丧失了抵抗能力。同一天， 39、40、42军分三路渡鸭绿江，决心与美军一战。

在1950年之前，不要说和世界霸主过招，就是和列强中最弱的国家交手。中国也从很少凭自己的力量打过一个痛快仗。往前数，上一次在沿海地带正面击败强国还是1859年的大沽口之战。所以，当美军逼近鸭绿江边的时候，这个国家颇有不少人怀疑对抗的可能性。从功德林里的高级战俘到见识过美国驻军的城市中产，都认为共产党出兵朝鲜是自寻死路，自己绝不能为共产党陪葬。民盟领袖张东荪已经担任了中央政府委员，和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徐特立等人同列，居然也私下联络美国特工。除了泄露中央机要文件外，张东荪还提供了一份名单，准备组织傀儡政府。当时的中国，像张东荪一样想的人不少，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人更多。若是新中国不能在朝鲜战场上先声夺人，内患将远大于外部的军事危机。

1950年10月25日，秘密入朝的40军遇敌，三日打垮南韩伪军一个师，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序幕。不过，无论在中国人还是西方看来，打南韩军队根本不算个事情，赢了也不代表什么。中美双方都对这一战事保持沉默，所有的观察者都在屏息等待中美主力交火的那一刻。

11月1日，39军全军出击，这次的目标是美国第1骑兵师。战至2日拂晓，美第8集团军下令全线撤退。40军企图截断美军退路，但作为最初出国作战的部队，40军的补给严重不足，未能袭取宁边，美军突围而去。

云山之战歼敌2千人。对于身经百战，歼敌以十万计的东野王牌纵队来说，这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但是，2000战果中，美军占了1840。在中国军队看来，这创造了对列强军队的单日歼敌记录，旗开得胜。在美国军队看来，这个损失绝不可能用“边境冲突”搪塞过去，必须认真的打一仗。中美正面对抗已不可避免。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不再对朝鲜战事保密，要求参加中央政府的各民主党派对抗美援朝表态，准备在3日发出联合宣言（实际发表为4日）。

此举让张东荪之流大惊失色。真和美国人打上了，必须赶快把后路定下来！他立刻找来常联系的美国间谍王志奇，要求他趁着还没全面开战的机会赶快离开大陆，务必向美国政府转达友好信息，即中国政府内部有许多人不希望和美国敌对。王志奇随即逃往香港。

11月7日，新华社电讯首次发出志愿军参战新闻，中国普通人开始知道有几十万人的中国军队已经和美国大打出手。同样在这一天，初战告捷的志愿军开始后撤，实施第二次战役第一阶段的诱敌行动。“联合国军”在犹豫了3天以后判定志愿军已无再战之力，全力北进。直到25日，战场态势仍是敌进我退，颇为符合许多人此前对战事的判断。

祖父当时的感受怎么样，他生前没有谈起过。直到他去世后好几年，到了21世纪，我偶然地在报刊数据库中搜了一下祖父的名字。才发现这样一则消息：

我祖父终生未入党，行事谨慎，经常训诫小辈不要谈论政治，凡事不要抢着出头。我从未料到会在人民日报上发现祖父的名字。这篇声明见报不到一周，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东仓郡。在朝鲜战争的序幕阶段，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百姓，都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全民参与的的战争总动员。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诞生。

11月25日也是第二次战役的反击发起日。毛岸英牺牲的当晚，志愿军西线6个军转守为攻，2天内将南韩第二军清理干净，以主力穿插敌军侧翼，29日三面合围美军近3个师。美军重创后南逃，38军在血战中赢得了“万岁军”的称号。与其同时，东线8个师在零下30度的暴雪中出击，以轻武器硬撼美第10军，迫使美军销毁数万吨物资从海路南逃。其中80师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夺得最珍贵的展品——美军北极熊团团旗。

第二次战役持续到12月24日，志愿军收复平壤，歼敌3.6万，仅美军俘虏就抓了三千。美第8集团军司令在逃窜中摔死。不到40万中国军队正面进攻，击退了以美军为主、拥有强大海空支援的30多万联合国军。虽然志愿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超3万，另冻伤5万，但战果证明，中国军队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能够驱逐任何强国的军队。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考虑到国内的民心士气，中国在朝鲜半岛已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社会的门槛

从工业化的视角来看，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设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很合适的。那一年，装备着蒸汽拖轮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外海。拥有现代工业的列强打断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运作方式。这个近代社会什么时候结束？现代化进程何时开始？

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就是最明显不过的分界点。

所谓现代社会，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中心，社会财富远胜于农业时代的社会。为了生产和消费这些前所未有的财富，人们自然会主动地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建立一套适应新生产力的社会模式。

为何工业社会的财富远远超过农业社会？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劳动模式不同。工业社会的人劳动效率更高。劳动效率高无非就是两个原因：工具和训练。

所谓工具，不止是手里的扳手螺丝刀。司机的汽车、工人的机床、矿工的凿岩机、建筑工人的卷扬机都是工具。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效率和价格成正比，好货不便宜。

所谓训练，不止是流水线上机械的动作。小学的语文算术、中学的几何外语，大学的微积分、专业课。这些都是训练的成本。和工具一样，高学历需要时间和投入。

这样看来，搞工业社会就是要攒下一笔“本钱”，能够打造最初的一批机器，训练最初的一批现代劳动力。然后再用机器造机器，用知识青年教更多的学生。等到全体人口都受过了工业化教育训练，全体劳动力都用上了互相配合的机器，这工业社会就成型了。小国可以指望大国援助来弄到这个本钱，大国就只能靠自己。

不过，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机会来攒这个“本钱”。因为除了英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有工业化强国的世界上发展工业。后发国家的“本钱”就是列强觊觎的市场和资源。鲁迅这个尖酸人留日归来感叹：“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也是一头狮子，至少也要通过战争证明自己是一只扎手的刺猬，这才有机会攒下工业化的本钱。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普法战争、苏联卫国战争、日俄战争莫不如此。很显然，10天丢掉一个省的旧中国没资格攒什么“本钱”。志愿军的胜利才是中国工业社会的起点。

当然，能勉强顶住帝国主义不过是第一关。对于成熟的农业社会来说，攒一笔工业化的“本钱”并不是什么舒心事情。这意味着把农业社会的大量资源抽调出来，投入暂时不能吃不能穿的工业建设——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几十年。等到家里攒出点打基础的坛坛罐罐，帝国主义时刻会威胁砸了它，普通人会抱怨为啥不分了它，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会说还不如没有它。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危机考验，内外夹攻，过不了这个门槛就会前功尽弃。

要翻过这个门槛，必要条件是一支超出社会发展水平的军队。不仅能顶住帝国主义，还能打疼帝国主义。让它看到机会也不敢插手。否则的话，帝国主义也会发展，上次用大炮没做到的事情，有了导弹之后保不齐会再来一次。

志愿军在朝鲜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解放军的背后虽然是一个近代水准的农业社会，却不像旧沙俄军队那样由“灰色牲口”（指战术呆板，吃苦耐劳的旧俄士兵）构成，不是只凭着数量优势和麻木不仁对抗先进敌人的消耗品。共产党发动的社会革命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知识分子，也解放了封闭的农民，打造了一支中国史上文化水平最高的军队，一支“超时代”的军队。

所以，志愿军不仅仅能冒着炮火冲锋，还能分进合击，在分散作战的时候保证每支小部队的纪律和积极性，随时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战术。既能不惜代价攻克要点，在多数时候又有效规避了美军强大的火力。虽然志愿军人均消耗的工业资源远低于二战日军，但以弱对强的战果却远胜动辄自杀冲锋的日本士兵。美军本以为轰炸和火力封锁可以摧垮一支农民军队的“人海战术”，没想到鏖战三年，美军的伤亡依然和中国军队保持在一个数量级内。

这向世界证明：即便中国内部有很多问题，即便中国的军队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机械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干涉中国再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不仅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大门，还为此后工业化之路保驾护航数十年。可以说，志愿军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告别近代社会的“毕业考”，更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模式的“高考”。共产党在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之前，先打造了一支“超时代”的军队，保证了中国随后几十年全世界最高的工业经济增长率。

和平岁月

战争到1953年就结束了。不算边境上那些零星的冲突，中国内地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1957年，电影《上甘岭》正在全国各地热映，我祖父坐上火车，平生第一次离家几千里，代表承德商业系统参加第一届广交会。时值4月，从未去过南方的祖父还穿着棉衣，热的大汗淋漓。展会期间客房不够，祖父被安排住在珠江上的旧军舰上。几十年后，我祖父还记得在珠江上乘凉时的想法：“这中国这么大，怎么就被八路军管起来了呢？真厉害”

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回国。其中一支部队再次路过我的家乡，借宿在我外祖母家。那年我母亲6岁，刚刚记事，还记得亲切的军人们来来往往，讨论下一步的打算。

和平时代，回国的志愿军纷纷退伍转业，许多人被分配到环境艰苦的矿山。前几年我曾经去过浙江的大明山，那里的钨矿始建于1958年，集体转业的志愿军在潮湿的山峦中开凿了十几公里的矿洞，现在已经是当地景区的一部分。我自幼生活的矿区里也有这样的志愿军。

按照我父亲的转述，这位老兵算是个驾驶天才。当时他所在的部队缴获了大量美国汽车，却没有足够的司机。只能由老司机现场培训驾驶员，把宝贵的汽车开走。挑选驾驶员的过程就是把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先挑出学过开车的，再挑出坐过汽车的，最后还不够，就挑近距离看过汽车的。这位老兵——当年的小战士，就是因为看过汽车而当了司机。在经历过炮火和轰炸的考验后，他开了一辈子的汽车。我父亲后来也当了卡车司机，从这个渊源说，我父亲的驾驶技术有一部分来自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80年代这样的老兵还有许多，但没人刻意去记录他们的回忆。现在当年自学成才的汽车兵已经过世多年，我只能通过转述推测他是四野出身，在第二次战役中开上了汽车。当时我身边还能看到朝鲜战争留下来的美制吉普，很遗憾和老兵的记忆一样，都没能保存下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把来自祖辈、父辈的各种记忆整理在此。希望这些记忆碎片能融入新中国的历史。希望我的后代记住：朝鲜战争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与基础。没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奋战，我们熟知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根本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