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投资（一） -- 陈经

我有记忆起，大概就是整个90年代，在农村。

官民对立那是到了极其恶劣的地步。

当年亲眼看到我三姨娘家几间破瓦房被乡政府（还不是村级政府）带着一帮人拿着大锤子砸开几个大洞，然后人钻进去把他家里的家具抬走，原因就是没有去上环。她只是生了女儿，也没有生第二胎就这样了。

也亲眼看过，交公粮的时候，几十个群众围殴村干部，因为村干部不收他们的粮食（粮食没晒干）。

也亲眼看过，村委会在我家小商店一年赊账近一万（97年），我爸去要钱死活要不到。后来我爸只能去给他们免费做账（我父亲曾是市里国企总账会计，帮他们理村里的账），他们陆陆续续还一点钱。后来钱收差不多了，我爸就再也不赊账给他们，管他娘的。

那时候农村人除了交公粮还要交人头税，每人每年大概300左右，我家六口人就是接近2000块。抗交的人到处都是，那是一笔大钱。不止这个，水费电费当时都是很多人抗交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经常是政府强制派人去你家把东西抢走抵钱。电视，电风扇，沙发什么的，其实不值几个钱，就是抢走，拿钱来赎。

当时读书读到苛政猛于虎，我当时感觉那时候就是苛政猛于虎。

那时候别说尼玛官民关系了，大量的村干部都不干了，因为干不下去。农村种地没钱，打工无门。以前整个村做鞭炮都还有点钱，还能好说，后来97年之后政府严令不准私人做鞭炮，更是没钱，于是就是官民对抗。[**]功就是那时候兴起的。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做干部的有压力，村级财政又崩溃，没有钱拿，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后来没人愿意干，那时候经常是一个人兼三四个生产队队长。

到了温上台之后取消农业税顺便补贴，村干部有人干了，因为计划生育这事不是那么严了，大家也很少生第二胎了。加上不用征粮，还专门负责往下发钱，这种事情当然做了简单了，而且大部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一般都是有点自己挣钱的方法。村干部顺带做一下，赚点外快（我们这地方生产队长是一年发5000块钱，不是江南那种富裕的有产业的村的干部）。

基本上这个时候官民才没什么矛盾。

可以说97年前后是中国最容易造反的时候，那时候党员干部还是起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我们那里农村当时基层组织党员数量不多，但是都是当地比较有威望的，比如我父亲，基本上我们村的各种矛盾，都要找我父亲仲裁。

印象最深刻的是2002年的时候，我当时上大一，对党员无感，学校吸收党员都是走过场，我没入党，但是我们班几个人入党的材料还是找的我写的。我对党章比他们还熟悉。那时候乡里开党员大会，要吸收一些党员，我父亲回来跟我讲，一共提了不到十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因为有不少人反对没有当成党员。我说现在入党你们还这么郑重？走走过场算了。他跟我讲：不要瞎讲，入党还是很严肃的。

这事印象我太深了，感慨土共当年在基层根基之深厚。估计等我父亲这辈结束，土共在基层基本丧失殆尽了。

现在主要是网络上事情放大了，加上土共基层党组织基本失效。官民矛盾放大的感觉比较强烈。其实想想，最艰难的是我这种的，老家在农村，留在城市的人。

农村里人只要不是好吃懒做，最近十年生活条件都是在不断改善，提高速度很快的。大部分都对胡温政府很感恩

城市里大拆迁，你要说他们有什么怨言，那怨言基本就是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我们公司生产线上好多工人是开车上班拿个3000多工资的。因为没有压力，城里人都有房子，赶上南京大拆迁。真有矛盾那是妒忌别人拿的比自己多。比如我另一个同事，本来就有两套房子，现金大概100万左右，天天喊穷，因为他觉着很多人都上千万，最近家里祖宅拆迁，拆了400多万，还是觉着自己穷，钱不够花。但是你真要他说跟政府有啥矛盾，有个屁矛盾。

8平方之后到现在，最危险的时候是9798年那两年。民众怨言丛生。现在？没那个基础。谁日子也没差到什么程度。觉着自己差的是因为财富故事太多了。

我记得，当时有句俗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骂谁的娘？

当时没有富二代（富一代才刚刚上路呢）、官二代，但是有官倒

要我说，跟当时政权都有点儿风雨飘摇比，今天的社会矛盾还真算不上啥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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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确实难以令人满意，但是，美化过去也不好吧，尧舜情结要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