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人说下最近香港的事吗？ -- 谢家堂前
家园 台湾方向，有“独即打”这条明确的底线，估计玩不出大花样来 台湾方向，有“独即打”这条明确的底线，估计玩不出大花样来。
96年江核心的几颗导弹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战术上难看一点，但战略上无疑是有收益的。
香港真闹独立，也好办，照着台疆藏的旧例来就是。特别行政区也好，自治区也好，归根到底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范围，过线就打压，没什么难办的。况且美英真心希望香港独立吗？根本不会，他们理想中的香港，应该跟台湾一样，不统不独，真独了，就少一块根中国劫争的材料。
难办的是这帮人控制教育、新闻等，玩借尸还魂的把戏，培植离心势力，然后长期捣乱。而中央政府囿于《基本法》的限制，不能只接插手。这才是问题。
家园 哪有那么难办，让他们闹，闹成76年大陆的光景，一切 就都消停了。
在句话讲得真好：当你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你
HK人看大陆不民主，洗脑。现在大陆看香港，何尝不是一个地产党独裁，各种脑残媒体7X24小时无间接洗脑的地方。
HK人天天骂大陆的WG，其实要大陆人看，现在他们也在搞WG。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香港人迟早会醒，就像我们76年重新开始认识世界一样。
家园 Very good articles, exciting Time to stop hiding the head in the sands and fight back.
家园 大公报撰文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发英题为“廿四味：施维尔吹响进攻号角 令港英潜伏势力曝光”一文，全文如下：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干预本港普选的言论，向潜伏的港英势力吹响了进攻号角，不但暴露英美势力插手本港政制的图谋，更将一班潜伏在港的“亲英势力”以及“战略潜伏者”表露无遗。由李柱铭护主心切的不堪面目，到李怡在昨日《苹果日报》社论中，要求英美令北京付出“国际代价”的卖国嘴脸，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们的老板并非香港人，他们代表的是外国利益而非港人利益。事件是一面照妖镜，令外国势力埋伏在港的“战略潜伏者”通通曝光。港英在港布下大批“战略潜伏者”，可以追溯至回归前十多年的过渡期，当时中英争斗不绝，及后英方意识到继续与中方对抗，在回归后将会成为输家，于是改为表面合作，实质不断扶植亲英势力，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正为香港留下了大批反对派政客。同时，港英亦在多个重要部门布下大量的“战略潜伏者”，其中最关键的部门有两个：一是政治部，二是廉政公署。随着回归临近，政治部辖下的情报部逐步解散，所有机密资料被运到英国和澳洲，而廉署便成为英国势力的重要阵地，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秘书就是廉署最重要的一个委员会主席。回归后隐藏着的“潜伏者”，一直非常低调，只是默默收集各种有利资料，在适当时候发出致命一击。
为了统筹这股势力，港英政府在回归前特别成立了一个名为“香港2047”的秘密组织，目的是协调回归后的港英势力及“战略潜伏者”，维护大英帝国长远利益。而这批“潜伏者”，在回归前后除了政府部门外，亦逐步渗入到政党、团体、司法界、商会、传媒和大学，当中不少人现在仍活跃于香港政商界。他们一直由在港的军情六处负责联络和指挥，当中前港英布政司，军情六处资深“特工”霍德更是关键人物。而军情六处的香港分局，就设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内。
早前，陈方安生突然高调成立了一个名为“香港2020”组织，据称核心成员就是来自“香港2047”，包括前港英政府经济司布简琼，她在港英时期一直是陈方安生的头号爱将及“英文文胆”，在2009年公社两党发动“五区公投”期间，更担当陈方安生的私人智囊，负责策划有关政改的大型民意调查。又如香港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高德礼，是反对派金主之一，与海外的政治人物与组织有十分紧密联系，在公民党党魁梁家杰2007年代表反对派参选特首期间，更担任其选举委员会工作小组司库，负责监察选举开支的帐目。他们与陈方安生、李柱铭、陈日君等，都是英国势力面上的人物，而其他“见不得光”的“潜伏者”，名单及档案正收藏在香港的军情六处分局。
这批人士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重点保护，避免暴露于人前，留待在关键时候才会发动出来。第一次全面动员是2003年廿三条一役，以法律界为主力;第二次是否决政改一役;第三次是“五区公投”;今次则是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过去每次战役之前，负责香港军情六处事务的霍德都会以电盈董事身份“刚巧”到香港，与反对派政党密会，而负责反对派民调的港大民研计划总监锺庭耀也多次成为座上客。现在霍德已经退休了，英国派出级别更高的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发施号令，而且连基本的隐藏都懒得做了，说明英国政府打算尽地一煲，将多年来积存的势力一次过发动出来，打一场夺取管治权大仗。话说回来，陈方安生以“香港2047”的骨干组成“香港2020”，时间较2047年早上27年，似意味着外国势力已经等不了2047年，要提前在2020年就要放手一搏。(作者 卓伟)
家园 香港在哪儿？干啥的？ 家园 好心补链接 中联办官员：占领中环会将香港推向动乱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在报章撰文，担心“占领中环”先例一开，仿效者或接踵而来，会将香港推向动乱的地步。星岛日报即时新闻报道，郝铁川认为，应先用合法方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他表示，香港崇尚法治，虽然一年有6000多次游行，但也能保持正常社会秩序，香港也崇尚多元，但却非无秩序。他指出，“占中”的理论和行动，是从根本上颠覆香港社会多年形成的传统，背弃香港多数人多年认同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不能接受。
- 复 好心补链接
家园 乱了好啊，解放军可以静街戒严了，实行军管啊？？ 谁捣乱，抓谁。像多伦多，温哥华暴乱一样啊。
香港普通市民已经生活这么艰苦了，怎么还有人捣乱？
家园 千万不要 解放军只要做到两点就行了：
1、没有外国军队进驻香港；
2、防止香港难民潮冲击广东。
其他的，随他们闹去。
- 复 好心补链接
家园 搞不懂啊。似乎最近闹得挺大？ - 复 好心补链接
家园 谢补文。还有一篇 同英国反中乱港势力的斗争将长期不止作者：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
最近英国官员施维尔在港媒发表文章，表示英国人愿为香港普选提供各种援助，公开表示要插手香港普选事务。这对熟悉一点英国殖民历史的人们来说，丝毫不感意外。英国在撤出任何一个殖民地之前都会捣乱一番，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撤出之后还会伺机干预一下，也不是什么稀罕之事。在这些方面，他们会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回顾一下《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后的一些事情，人们就可明白这一点。
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战胜阿根廷、取得马岛之后，就一再问军方能否以英国军事实力来保证继续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当属下告知她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没那个实力之后，她仍不甘心，还是试探着向邓小平先生提出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以主权换治权之主张，在遭到邓的痛斥和中国政府的有力反制之后，终于大体按照我方原则立场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
但当上个世纪末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英国立刻觉得中国政府行将不久，盘算如何推翻《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档说，邓小平为首的现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已很成问题，建议英国政府的对华（包括对香港）政策要做出新的调整。他们认为，在与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上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要推翻这个协议，“同中国人对着干”。
柯利达在其《是合作，还是对抗？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历程和反思》一书中说道，尽管《中英联合声明》是那样的成功，但在英方许多人心中留下的却是一种不安和悔疚感。一方面他们承认达成协定的理由无可挑剔，但不合逻辑的是：他们总是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找到其他某种解决方法吗？ 1989年6月，新闻传媒全然把《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英合作的必要性置诸脑后，一味沉浸在一种“如果我们当时强硬些，事情会对我们更有利”的主观臆想中，于是“出卖600万香港人”、“投降”、“姑息绥靖”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撒切尔夫人在吉隆玻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就在1990年香港《基本法》被全国人大通过的同一天，英国政府却违反中英谈判中已经达成的共识，把《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提交下院讨论。这个国籍法不仅把二十二多万香港中国居民变成“英国公民”，还执意要在香港的关键位置上物色“英国国籍（香港）法”的“受惠人”，并且还要保留一批名额给接近1997年时“进入关键岗位的人”。 （参见李后所著《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
在香港《基本法》通过并颁布的几个月后，英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和警告，在香港立法局正式提出《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英国虽然早在1976年就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但并没有在英国本土和香港搞什么“人权法案”，1978年英国在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英国本土和香港等地执行人权公约情况时说，“人人可以从法律中找到保障权益的法规，因而毋须将公约变成英国法律的一部份”，“英国法律制度是在符合公约规定下运行，它透过现有法律来实现公约的义务”。
直到1986年，英方在交给中方关于“九七”前后政制衔接的工作档中还表示，不赞成有人提出的将一项人权法案列入《基本法》的主张。但后来英方却一反过去的做法和立场，正式提出《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并规定如果香港的其他法律与“人权法案条例”有抵触，则以后者为准，赋予其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的地位。
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做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中国政府不到1997年就会像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摆脱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企图捞回10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推出了“三违反”的“忽然”民主方案，公然和中国政府对抗。
此外，1994年以来，英国秉承它撤出殖民地时的一贯做法，在撤出香港之前，最大限度地保留它在香港的利益和影响，并试图给未来的特区政府和中国制造尽可能多的困难和麻烦。例如，通过对原有法例的修订，企图削弱特区政府行政管理的权力。 1992年修改的《社团条例》删去了原来规定的禁止香港社团同港外政治性社团发生联系及禁港外政治性社团在港设立分会的内容；把原来的社团注册登记制度改为“通知”制度。 1994年4月修改的《公安条例》，将原来条例中关于集会游行须领牌照的规定，改为只要“通知”有关当局即可。
1996年5月11日，彭定康在北美说：“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会过问香港事务50年，中国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将大错。”还说：“不要让任何人都以为，一过了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就会‘金盆洗手’，丢下香港不管了！”
因此，一些反中乱港的英国人不会“金盆洗手”，我们早已做好他们捣乱的准备。施维尔先生，你在港媒发表一篇文章，能刮多大风浪？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原文刊载于2013年9月24日香港《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