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义沟，我饿 -- daharry

插队的一代经历过两次饥饿。一次是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年纪还小，不记得那么清楚，饿的是糊里糊涂。另一次就是1969年到陕北插队，给饿明白了。

写插队的事，总绕不过吃这个主题。在那个年代，中国处于贫困状态，北京的食品供应当然是相对比较好的。京城里的学生体会不到真正农村的粮食供应状态。到了陕北甘泉县插队，亲历老百姓的生活，就体验到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

北京知青的口粮，第一年的是从国库拨发的。每人每月30斤，多是玉米面。小米算是细粮（具体比例忘记了）。口粮里有白面，每月三斤，还有黑乎乎的麻籽油二两。我们每个月到县城去粮库买粮食。老乡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粮食，羡慕极了，这都是实实在在不含麸皮的粮食啊，这种待遇是他们祖祖辈辈求之不得的。

但从第二年起，知青口粮由队里分，国家再也不管。陕北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没有像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种地能收多少基本上是靠老天爷的恩赐。川地打粮食多点，坡地的粮食产量就低多了。川地多的村子，粮食相对充裕些。我们在的南义沟大队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川地，在甘泉县算是口粮比较好的村。

尽管如此，村里老乡们的口粮仍然相当紧。我们插队第二年以后的口粮，要从老乡们的已经非常有限的集体口粮中分。也就是说，我们11个知青的到来给这个百人左右的生产小队增加了百分之十的粮食负担。这个账，老乡们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但活在乱世的人们，看到的因言获罪的事太多了，畏惧于政治高压，没有人敢站出来计较这样的事。比起绥德地区那边的人，这里毕竟还有一口饭吃，受苦人一生受苦，能忍则忍。这件事，老乡从来不敢提。

知青们插队第一年从国家粮库买来的粮食够吃吗？当然不够。我们都是16至19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虽然粮食不如北京城的好，但我们并不挑剔，什么都吃。冬季进后沟砍柴，开春下地劳动，体力消耗大，肉蛋副食很少，热量全靠粮食补充，每个人的饭量猛增。尽管我们有计划按照自己的口粮定量安排做饭，但到了月底仍然有断粮之虑。于是就多吃稀的，少吃干的。吃稀粥多了，光撒尿。每到中午之前，肚子里咕咕叫，就盼着送午饭的人挑着担子快点出现。

不久，我和石华干了件坏事。有一天趁着歇工的时候，我俩回窑洞偷偷地烤土豆片吃，用了点麻油。没想到麻油和土豆的香味被隔壁起牛圈的婆姨们闻到。这件事传到五个女生的耳朵里，她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与我们分灶。此后11个人轮流值日做饭变成我们六个男生自己轮流做饭。分灶在知情中非常普遍，别的村有不少知青甚至演变成自己单独开火做饭。这都是粮食不足闹的。

有一次月底到了，粮食不够吃，我们六个男生决定改一日三餐为一日两餐，中午不吃饭。下午干活的时候真给饿惨了，手拿着镢头没有力气，直出虚汗。

给所有知青极大震撼的无疑是陕北要饭花子。我们进村没两天，午饭时就听见狗乱叫，接着有人在窑洞门口凄凄惨惨地说：给口饭吧。开门一看，把我们震住了。两个要饭花子站在眼前。他们蓬头垢面，破棉袄上翻起的布片在寒风中上下翻飞。一个手里拿着打狗棍防卫着身后汪汪叫的狗，另一个拿着碗看着我们，嘴里反复说着给口饭吧。我们给了他一个玉米面馍，他们千恩万谢走了。

我们几个知青都是第一次面对面遇到乞丐，又没有心里准备。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要饭的。我们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吗？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不都是在外国吗？乞丐不是旧社会才有吗？而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的思想处于极度混乱中。严酷的事实是乞丐们几乎每天都来，挨家挨户讨饭。起初我们出于同情心还给他们吃的，时间长了，要饭花子已经司空见惯，而我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就少给或者不给了。乞讨是当年陕北非常普遍的现象。乞丐们大都来自“上面”（指北面榆林地区各县）。冬季时他们一路南下乞讨，希望给家里人省下些粮食。他们生活境遇之凄惨难于言喻。时间长了，我们对乞讨现象就变得麻木不仁。但由此我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现状终于有了正确的认识。

上面这张照片，是1973年9月7日我在延安大桥食堂拍的。大桥食堂是一座四层楼房。第一层为饭馆，是当时延安市最“高级”的饭馆，卖一些面条包子和大路菜。我和几个知青在这里吃饭，拍到了这两个孩子。照片里的这个孩子是从绥德地区要饭走了几百里路来到延安的。大的看起来他只有八九岁，带着弟弟，他们没有家长伴随，长期在外漂泊。从他们关注的眼神里能看出他的饥饿。趁我们一不留神，大的抢走了一个包子。这包子就是他全部的世界。

很多人看过电视剧“血色浪漫”。其中有一段是钟跃民带着北京知青外出要饭。年轻一代可能对此不以为然，把它当作编剧的夸张描绘。其实，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确零星发生过。我的二哥在山西插队。有一次他外出时身无分文，在饿的受不了的时候，他不得不摘下帽子去要饭。如今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外交官的儿子在穷乡僻壤沿街乞讨的情景。饥饿会把人的尊严完全剥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根据王子冀主编的“回首黄土地”一书记载，八十年代初，有人遇到一个北京知青在延安市内的饭馆里带着全家要饭。他的名字叫周德生。由于丧失劳动能力，他没有收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村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们走上长期在外乞讨的艰辛道路，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可怜又凄惨。遇上这种人，没有人不会震惊。这样的落魄北京知青尽管是个别人，但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一幅真实写照。后来，这个要饭花子在当地北京知青们的大力帮助下得到了政府的救助（当时叫落实政策），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黑户”是饥饿年代在陕北产生的特殊人群，他们类似当年“闯关东”的穷人。在延安地区北面的绥德地区，有许多农民由于自己的家乡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太低以致无法养家糊口。加之文革中农民从事副业和多种经营都被禁止，把他们逼入绝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被迫离乡背井，一路要饭跑到延安地区的人迹罕至的深山野岭垦荒安家。所谓家，不过是一个自己挖的低矮简陋的窑洞。他们靠一身力气，在深山里偷偷开一些零星山地，种些粮食，唯一的期盼就是有口饭吃。在延安地区各县都有大量黑户存在，有的地方黑户的数量甚至超过当地村民。

南岔是南义沟人才知道的地名，那是后沟里相当深远的一片地方，离我们五队步行有五六里地的山路。南岔那里山高沟深，被原始森林覆盖。生产队种的山地离南岔最近的也有二三里地。我们砍柴时才去南岔。过了南岔才能见到个别最外沿的黑户。他们与世隔绝地生活着，我们从来没有在白天看到他们走出沟口。

就是深山里的黑户也不得安生，我们知青进山砍柴时有时偷吃人家种的东西。政府（当时叫革委会）时不时地也开展段黑户的运动。“段”字在陕北话里是驱赶的意思。公安局时常进沟抓人，搞得人心惶惶。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把可怜的黑户们又逼进更远的深山老林。

现在使用电脑的一代人中，有些人喜欢标新立异，为文革唱赞歌。我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饥饿。

我和太太都插过队，对浪费粮食的行为每每感到痛心。有时不得不把变质的食品扔掉时，总要唠叨一句，真是造孽呀，就欠把咱们送北朝鲜再饿一回。

每次遇到返回过南义沟的插友，我都不禁要问，还有没有要饭的？他们都说，没有了。老乡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吃饱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从他们拍的照片上看，即便是窑洞，里面也有了沙发，瓷砖和卫星天线这样的东西。如今的 南义沟，通火车（河对面就是麻子街站），洛河对面的砂石公路早已改造成了高等级的柏油公路。纵贯全村高铁高架桥几年前就已经造好。村长自己开推土机，开通了一条通往南岔的道路，那里已经是村里的苹果种植基地。南义沟村的土质特别适于烧砖，现在村里建立了砖厂，成了可靠的摇钱树。 2013年，南义沟自己集资一千万元建造的南义沟洛河大桥建成了。

世道变了。

2008年8月8日，我在美国从NBC频道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林妙可用她的稚嫩的童声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在56个儿童身着漂亮的民族服装手牵国旗出场时，我又想起了大桥食堂那两个要饭的苦命孩子。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眼角不禁湿润。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因为南义沟已经不再饥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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