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05】爱因斯坦神奇的一年 -- 巴山夜雨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EC-c/746730.htm

提出“相对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死后他的大脑被人取出，之后下落不明。爱因斯坦大脑的下落，以及这颗堪称史上最聪明的大脑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成为20世纪最传奇的谜团之一。

50年后，当初被指控窃取爱因斯坦大脑的美国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首次接受专访，彻底曝光整个事件的绝对内幕。最令人震惊的是，如今91岁高龄的哈维称，为了方便研究，他竟将爱因斯坦大脑切成了240块！

爱因斯坦大脑被切成240块

据报道，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医院去世。当时42岁的托马斯.哈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病理学家，虽然和爱因斯坦只有一面之缘，却碰巧成了替他验尸的医生。哈维切开爱因斯坦的尸身逐一检查器官，秤重量并描述器官外观，因为全球媒体都想尽快了解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死因。

最终哈维宣布，爱因斯坦死于“大动脉肿瘤破裂”。但谁也不知道哈维隐瞒了一个惊人秘密：为了对爱因斯坦的大脑仔细探究，他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取出后带回了家。

在接受《国家地理频道》采访时，已经91岁高龄的哈维回忆道：“在切下爱因斯坦的大脑之后，我一直将它保存得很好，我先从脑动脉中注入防腐剂，又从各个角度拍了很多照片。”哈维称，为了方便研究，他把这颗大脑总共切成了240块，而且每块都贴上卷标。哈维说：“之后，我只把240块大脑样本中的少数几块交给几位知名科学家分析，其余大部分都秘密保存起来。”

哈维背了50年骂名

因为爱因斯坦大脑失踪了，哈维立刻成了最大的嫌犯。50年来，哈维一直被世人冠以“盗脑者”的头衔，受尽指责。由于哈维以研究为由，始终不让大脑离开自己的身边，因此他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以致他最后不得不放弃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维重新开始对爱因斯坦大脑进行研究。他把许多切片分送给德国、委内瑞拉、中国、日本、阿根廷等国的科学家；别的科学家通过各种途径与他联系，希望跟他一起研究，他也豪爽地提供给他们，只是申明仅仅是出借，而不是出售。

在接受《国家地理频道》采访时哈维表示，他在验尸时，爱因斯坦的好友及遗嘱执行人内森一直在场，而且对他密取爱因斯坦大脑的事情一清二楚。但是，数十年来，内森一直对哈维取出大脑一事佯装不知情，只是一直秘密与哈维通信。

爱因斯坦大脑“横贯美国”

据哈维回忆，爱因斯坦在病中曾亲口对他说起，想作一次横贯美国的东西之行，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1997年，已经84岁高龄的哈维决定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实现他这一遗愿，并希望此后将这些脑切片交还给普林斯顿医院保管。

美国政府其实早已得知爱因斯坦的大脑成了哈维的“私有财产”，只是没有要求哈维把大脑“贡献”出来。当哈维把大脑从实验室中取出，准备横贯大陆时，负责保护大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吃一惊，连忙派人秘密跟踪。哈维不知道，他从东到西走了4000公里，联邦调查局特工竟也跟踪了他4000公里。

天才大脑的确“异于常人”

《国家地理频道》报道说，英国神经生理学家马克.里斯果博士和物理学家吉姆.艾卡利里博士对哈维手上的大脑切片进行仔细研究之后，终于揭开爱因斯坦过人智能的秘密。

纪录片显示，里斯果博士和艾卡利里博士通过先进的计算机绘图程序，将哈维当初分割的240块样本一一拼凑，终于重建了爱因斯坦完整的大脑图像。两人惊讶地发现，大脑顶叶比常人大百分之十五，尤其是左下顶叶的胶质细胞比例明显偏高；另外他们也从爱因斯坦的侧脑裂较不明显的特征推论，爱因斯坦的大脑生来就有些重叠区域，这些重叠也许让他更有数学和空间观念。

新华网 2005年1月4日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8/7/class001800003/hwz52384.htm

泽熙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以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以下简称《结构》）而饮誉世界，尽管人们对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是“智慧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掘”；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它是“完全不足信的”和“耀眼的错误”。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

库恩的范式理论大体来自于由科学史实例引发的思考。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认为“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因此，“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这一观察似乎接近日常生活的事实：除非在真空里，一张纸和一本书落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合在一起，下落得更快还是更慢？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为什么二千年来，人们一直承袭着这个错误的认识呢？

当波普儿和他的对手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科学的“可否定性”时，库恩认为，一门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可能被“证错”或“证对”的，它不过是在那儿。就像一套合身的衣服，只到发现它变得不合身了为止。一门理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怪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就会刺激新的理论出现，而旧的理论就像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扔掉。“斜塔实验”就是这样使人们放弃了过时的亚氏理论。

“例外（Anormly）”对于理解科学进步极其有帮助，因为它们指出了原有模式的不足并刺激新的理论产生。众所周知，1900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曾经宣称：

在物理学的天空上只剩下两朵“乌云”。然而，正是这两朵“乌云”在二十世纪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诞生。1873年《牛津英语词典》曾经引用达尔文的话：

“在自然界里，没有比一个不能飞的鸟为更大的例外。”可见，一个例外的事实通常是不为现有的概念框架所预期的、难以解释的和逻辑不相容的。库恩在《结构》中写到：“发现源于对例外的意识，就是说，源于对那些多少违反常态科学统摄下先导预期的性质的认识（第52至53页）。”科学发现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推动范式转换，在旧范式中的“例外”在新范式里就不再是例外。

以库恩的话来讲，“常态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以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态”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Aristarchus 就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但是当时的科学群体却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为正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认识的飞跃。

库恩的批判者认为他力图把科学说成不过是一群“乌合”的规则。库恩则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要准备为此不实而争辩。”

如果说“常态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那么“科学革命”或“范式转换”则是极少发生却又极有意义的变化。确认了范式的存在，科学就没有不朽坏的范式，“婴儿科学”常常是从少部分人那里探索出来的，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库恩相信，科学的历史是由那些极具洞察力的新思想推动的，而不是连续积累的效应。“常态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

库恩的范式理论也是人们常常拿来批判霍根《科学的终结》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科学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霍根看到的所谓“科学的终结”，不过是库恩描述的“常态科学”那一部分。范式转换甚至是不可预期和“计划”出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证明霍根是错误的，需要等待新的科学突破并由此而导致的范式转换。

在科学与神学的无限争吵中，库恩的发现似乎更有利于神学，实际上是错觉。

科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一再告诫人们：科学是在一定时期内的假设，自然科学的权威不宜用来衡量人文价值。神学曾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可靠”知识来源，近代科学的诞生则基本取代了神学的位置。

在英语里，库恩赋予了原意为“语法模式”的“范式”一词以“现代含义”，然而它的暧昧性使得它几乎可以被套用到传统与创新的任何领域，各路人士对它也无不心领神会。例如，工业人士认为技术创新，从蒸汽机到计算机，可以引起产业结构（范式）的变化；经济学家则运用税收政策来促进公司结构（范式）的合理化；在管理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组织范式、开放范式、同步范式、协同范式、参照范式和随机范式等等杂烩新术语；社会学家更是把它奉为至宝，用来描述所谓“社会范式”的变化；布什政府1989年也曾推行过一个不太成功的“新范式运动”，如确保教育、强化市场、赈济穷人和行政分权等。无怪乎有人抱怨库恩的“新意”早已面目全非以致成为“陈词滥调”。批评者在他的经典《结构》一书里发现了二十二个“范式”的不确切使用，库恩也承认他对“范式”一词的使用出现了“弹性”。

库恩范式学说似乎和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观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如经济学者把它来作为“改革目标转换模式”的理论依据；企业家据此再造企业的内部结构、转换机制等；历史学家用它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如“超稳定系统”，有“问题是老的，方法是新的”一说；或探讨“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科学技术循环加速”一说；或回答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有“潜在结构”一说，等等，大体都是从结构的“新角度”入手。

笔者给出这么多范式外用的例子，并不是要给读者一个它“多么有效”的误解。相反，范式分析作为一种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有的应用、或套用、或滥用不仅空洞、肤浅，而且缺乏严谨的结构介定、没有转换的临界条件分析等等。范式转换也不可能那么频繁，有人主张科学的各大领域一年来一次范式更新，这不过是“浪漫的幻想”。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思维的突破、技术的更新，单纯的所谓“范式转换”就毫无意义。“例外”导致现有框架的危机，应运而生的新思想又往往是导致范式转换的契机，而不是无病呻吟地倒置过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恩并没有让历史学家完全信服自然科学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常态”和“革命”相互交替的阶段，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似乎对库恩的理论倍感兴趣。我们应该意识到，库恩的探讨不同于他的奉承者，如西方“后现代派”把他作为反科学的“同盟者”，片面地“发展”他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范围通常包括哲学、心理学、认识论、社会学、文化、女权和艺术等等。自波普尔、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深刻反省以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后现代派”的一个逆反倾向就是缺乏对真理的理性探讨。他们共同的信条就是宣称“一切知识都是由文化决定的”，进而滑向了强烈反科学的偏见里。

库恩1922年出生于辛辛那提，这座美丽的小城市是笔者到美国来生活的第一站。库恩曾获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里任教，最后一站止于麻省理工大学，研究兴趣由物理学转为科学史。库恩于1996年6月在麻州去世。美国副总统戈尔评论到：“更准确地讲，他揭示了已经被建立的理论在新的事实和观察得不到解释的压力下，是如何崩溃的。”这一概括，就其实质性的贡献而言，也算公允。

（1999年6月12日于美国）

标准版树熊 2005-03-07 09:16:39 发表于搜狐焦点房地产网-谈房论市-社区活动论坛

http://house.focus.cn/fviewmsg/2193/24236339.html

提要：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理论?D科学范式论, 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根本上转换了科学史的视角,

前言

科学历史主义的产生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虽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也可以看作对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反叛，但更多的是修正和补充，而科学历史主义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与逻辑实证主义反其道而行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研究的是科学家应该如何做，而科学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哲学是描述科学家实际上在如何做；逻辑实证主义关心科学陈述的逻辑形式、科学定律的逻辑结构、科学理论的逻辑框架、科学推理的逻辑关系，而科学历史主义则强调科学的内容，研究活生生的具体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产生、变化，在何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从经验出发，通过归纳概括出理论，要拒斥形而上学，而科学历史主义却发现，科学理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存在论、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的支配。于是，科学历史主义最终不再仅限于对科学的说明，而且进一步被泛化为关于一般思想史的阐释。现在流行的“范式”（paradigm）、“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等概念就是从这里推而广之的。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论的选择是一个理论取代另一个理论，前者战胜后者。而费耶阿本德认为“构成科学的事件与结果的结构没有共同的东西；没有什么要素在每次科学考察中都具有而在别的地方却正在消失。”1科学的事件没有共同的结构就是没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推导，所以对于科学理论所具有的“优点”或“缺点”都不能被随后的理论所取消。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所以在《反对方法》中就强调，不论多么古老和荒谬的理论对科学的发展都会有利的，不论什么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在科学发展中没有一种共同一致的原则，齐一性只能阻碍科学的进步，而多样性则是科学发展中必需的。

库恩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理论?D?D科学范式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范式概念，在科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具体地说，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科恩认为，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也就是把范式看作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为科学，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或称前科学。

在英语里，库恩赋予了原意为“语法模式”的“范式”一词以“现代含义”，然而它的暧昧性使得它几乎可以被套用到传统与创新的任何领域，各路人士对它也无不心领神会。例如，工业人士认为技术创新，从蒸汽机到计算机，可以引起产业结构（范式）的变化；经济学家则运用税收政策来促进公司结构（范式）的合理化；在管理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组织范式、开放范式、同步范式、协同范式、参照范式和随机范式等等杂烩新术语；社会学家更是把它奉为至宝，用来描述所谓“社会范式”的变化；布什政府1989年也曾推行过一个不太成功的“新范式运动”，如确保教育、强化市场、赈济穷人和行政分权等。无怪乎有人抱怨库恩的“新意”早已面目全非以致成为“陈词滥调”。批评者在他的经典《结构》一书里发现了二十二个“范式”的不确切使用，库恩也承认他对“范式”一词的使用出现了“弹性”。

此外，库恩范式学说似乎和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观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如经济学者把它来作为“改革目标转换模式”的理论依据；企业家据此再造企业的内部结构、转换机制等；历史学家用它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如“超稳定系统”，有“问题是老的，方法是新的”一说；或探讨“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科学技术循环加速”一说；或回答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有“潜在结构”一说，等等，大体都是从结构的“新角度”入手。

1、 库恩得库恩的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得发展是通过旧系统不断接受最终被新系统替代攻破得。

2、科学发展存在两个态，稳定得常态，和极不稳定得变态。稳定得常态通过细致缜密得工作为旧系统（框架）服务，变态是通过对旧系统得质疑完成创新及拓展得，但是其整体得完善工作必须靠常态工作完成。

　科恩根据范式概念提出他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在科学发展观上，科恩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的“逐渐积累”观，也反对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关于科学发展是“不断推翻的增长”的观点。他相信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连续和中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而且科学发展的历史明显地体现了这个过程。科学发展一般经历四个时期：（1）前科学时期；（2）常规科学时期；（3 ）反常和危机时期；（4）科学革命时期。在科学史上，科学革命的典型例子，如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化学中的拉瓦锡革命，物理学中先有牛顿革命而后有爱因斯坦革命。新范式最终战胜并取代了旧范式，这就标志着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而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在新的常规科学时期中，新的范式成了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科学研究在新范式的指引下继续积累地前进，但是到了后来，又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陷入新的科学危机，而引起新的科学革命，并实现从新的范式到更新的范式的转变，而进入更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发展就是通过这几个环节的不断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科恩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可以简单表示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科恩认为，一切科学的发展都是按照这个科学革命的规律发展的。

　科恩的范式论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论，在它提出之后，不但引起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热烈讨论，也引起社会科学家的积极响应。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等都纷纷运用范式论来分析和说明各自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1988年苛勒曼和萨勒门发表了《心理学杂志文献中的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综述了范式论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情况。

范式的历史

库恩对范式的两次论述都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有关，：经验论者F.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和理性论者笛卡儿的《论方法》（1637年）。这两部宏篇巨制代表着科学方法的两翼──经验归纳法和假设演绎法。它们奠定了科学方法的格局或图式。此后两百多年间的发展大都是对它们的拓展和深化

现代科学方法无疑始于二十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它是在汲取批判学派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现代数学和逻辑最新进展、物理学革命的硕果（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基础上萌生和成长起来的。其科学方法以经验证实或确认为根基，以语言分析为特色，以对科学知识的逻辑重构为旨趣，从而建立起与科学较为密切结合的、现代经验科学的逻辑方法。

对它的诘难和批判，构成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科学方法──诸如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一发展的主线。

库恩的范式理论大体来自于由科学史实例引发的思考。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认为“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因此，“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这一观察似乎接近日常生活的事实：除非在真空里，一张纸和一本书落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合在一起，下落得更快还是更慢？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为什么二千年来，人们一直承袭着这个错误的认识呢？

当波普儿和他的对手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科学的“可否定性”时，库恩认为，一门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可能被“证错”或“证对”的，它不过是在那儿。就像一套合身的衣服，只到发现它变得不合身了为止。一门理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怪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就会刺激新的理论出现，而旧的理论就像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扔掉。“斜塔实验”就是这样使人们放弃了过时的亚氏理论。

　费耶阿本德的传统概念与库恩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有些类似。范式理论是库恩的科学哲学的理论核心。范式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的反映。范式具有共同的约定性，符合这种约定的就是“真”的，不符合这种约定的则是“假”的；你拥护这种范式或规则，可以认为这种理论是“真”的，那种理论是“假”的；我拥护那种范式或规则，就可以认为那种理论是“真”的，这种理论是“假”的。费耶阿本德的传概念与库恩的范式概念有几分相似，但传统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范式更为广包和丰富，费耶阿本德对范式作了发挥和扩展。他所采用的传统概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集团而且包含了全部的社会团体。当每一个社会团体拥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支配行动，有着自己的特殊背景时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传统。这样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每个思想体系，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传统，科学也是其中的一种传统，并没有特殊的优越性。

费耶阿本德批判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某种新的方法论取而代之，而是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要认识世界，就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甚至保留一切观点，无论是理性的方法，还是非理性的方法，无论是逻辑的观点，还是最可笑的神话和巫术的观点。他通过考察科学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考察什么场合和什么例子，我们都会发现，方法论者所坚持的各种原则，无论是批判理性主义者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了不恰当的说明，并且有可能阻碍科学的未来发展，因为科学比任何方法论所设想的都更无条理、更非理性。他断言：今天构成科学的真正基础的思想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存在着偏见、异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反对理性，还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正是由于人们频频将理性弃置一旁，科学才会进步。于是，即使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可能并且不应该一统天下，同样也不可能排除非理性的作用。于是，费耶阿本德从理论的多元化出发，提出了一种“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06页。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