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家园 【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十二） 富田事变领导人, 红二十军引兵西渡赣江和国民党围剿大军进占东固使得总前委”武器的批判”无法实施，双方于是施展“批判的武器”隔空大加讨伐，十二月中下旬，总前委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斥责段谢刘李等富田事变领导人不顾大敌当前带领红军反水，是“乌龟王八相连”，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之后丛允中挑拨朱彭黄的假信又给总前委送上了一枚有力的炮弹，12月20日，为了反驳富田事变领导人对总前委的种种攻击，主席亲自书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予以回击。就这封答辩信的作者，历史学者和网上民科们也颇有争议，另两位可能的答辩信作者被认为是当时的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和特派员周以粟。《答辩信》的开头便指出富田事变“叛逆的原型完全现了出来”富田事变领导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然后反问五个问题，
第一，“到底是谁在陷害同志，AB团取消派现在反对毛同志的唯一罪状，是陷害同志，”； 第二“到底那个是阴谋大家”；第三“刘敌的行动不是AB团的阴谋吗？”；第四，“二全会议不是AB团取消派的操作吗？”；第五，“谁破坏中农“。
答辩信承认在快速整军肃反中“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事团长。。。”并坚持“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对被抓获的AB团头目，总前委认为证据确凿，但信中一一列举的证据无外乎某某，某某某“亲笔供称”，虽然如何拿到这些口供的过程毛总政委和总前委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还是认为，“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总前委中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在河南搞地下工作时曾被捕过，在敌人的炮烙酷刑下坚贞不屈，也许他的确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的责问未能熬过李韶九“打地雷公”刑罚的段李金谢们。
辩论的第四个问题“二全会议不是AB团取消派的操作吗？”多少说明了总前委和江西地方党人斗争的实质还是路线斗争，主席对二全会议改变二七会议的土地革命路线，驱逐刘士奇极其愤怒，断言“二全会议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呢？还是正式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恐怕从操纵两字， 还不够代表内容吧。”，“二全会议便是地主富农的反攻。”
富田事变双方的争执让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大军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围剿军队分成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赣南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前敌总指挥十八师长张辉瓒占领东固后发现到处都是“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早年和主席还是有些交情的，以为毛总政委真的成了“许克祥第二”反水，还刷上了”欢迎毛润之反正“的标语。红军中除了主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也跟张辉瓒颇有私交，黄军长曾亲手书写过一对条幅送给张辉瓒，张回报衡山石砚一方。但正是和张总指挥交情不浅的黄公略，12月30日指挥红三军给了张辉瓒十八师致命一击，其麾下红九师担任主攻伤亡很大，包括一度被诬陷为AB团，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李聚奎在内的三个团长全部负伤。三军团打长沙后建立的山炮连显示了威力，接连摧毁了敌军的迫击炮和机枪阵地，战至下午十八师全线崩溃，“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通宝推：桥上,家园 【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十三） 在红一方面军龙岗之战消灭十八师活捉张辉瓒之前的12月28日，被总前委斥责为“乌龟王八相联的诸逆们”发出了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十一号），通告中再次号召赣西南军民攻打吉安，“夺取吉安，不但可以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围剿计划，使河东决战取得完满胜利，同时可以根本动摇全国整个统治阶级基础，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第一步胜利”; “夺取吉安，谁犹豫，谁退缩，谁就是对阶级决战怠工，间接帮助敌人”,并给手中掌握的红二十军，独立师四团布置了攻击吉安外围真君山，天华山等高地的军事任务，定于31年1月7日发起总攻击，通告中还要求地方上“中路调一万群众，永新调五千群众，固江及西区全体动员，北路调二万群众配合红军冲锋陷阵。”
同时针对肃反中滥捕滥杀行为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悲观恐惧和怀疑心里，富田事变领导人开始说服教育，并且批评那些因为见到省委或各路行委领导人被捕被杀，感到革命没有出路，痛哭流涕逃跑回家做个清闲的老百姓，置进攻敌人于不顾，把斗争丢到九霄云外，一切工作都消极的行为是“极端右倾的严重错误”，这些言行或多或少都证明了总前委布告和《答辩信》中对富田事变领导人们的叛变反水指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1年的前一个月无论是中央还是赣西南苏区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让富田事变的后续处理更加一波三折。1月3 日，红一方面军继龙岗之战胜利后再接再厉，于东韶消灭谭道源50师近半，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一军事胜利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赣西南地方党人对总前委对主席“右倾逃跑主义”的指责是错误的；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王明等人通过会议实际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央的第三次领导；1月11日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刘敌致信上海中央，信中承认发起兵变“乃破坏党纪，依法难容，因此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即令是杀头亦绝无怨尤”，但刘敌在信中坚持发起兵变的动机只是为了救党，从毛泽东刀口之下救出同志而已；1月中旬，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段良弼带着赣西南党人的诉求和黄金到达上海寻求中央对事件的解决方案，在与中央接触后不久突然人间蒸发。
1月上旬，肩负六届三中会议精神和建立苏区中央局使命的项英抵达江西苏区，1月15日项英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代之以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代理书记，这一举措实际上使得项英取代了主席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决策人。而如何处理好富田事变成为项书记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1月16日即发布了苏区中央局第二号通告《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中一面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和金万邦开除党籍。”但另一方面，决议也批评了总前委在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承认在过去反取消派AB团的斗争中，地方党和政府在执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强调“必须根据一定的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逮捕”，“平日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就是有人咬他，也不能随便打。”并且希望受到段李谢刘金影响和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显然决议对富田事变的看法与总前委“拥蒋反共，推翻工农政府”的定论有相当的距离。
2月4日，为了妥善处理富田事变，项英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信西路同志，在这封《致西路同志信》中肯定了赣西南地方党人过去的光荣革命历史，对于总前委一直耿耿于怀的“二全会议”，项书记明确提出“对于二全会议，根本认为是AB团的会议，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答辩信》中总前委对二全会议的定论，为赣西南地方党人摘去了一顶大帽子。随后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中又一次明确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对于滥用肃反大权，滥捕滥杀直接导致富田事变的当事人李韶九，项英决定开除其党籍。
项英对于富田事变的这些观点是否完全客观正确自有公论，但客观上和缓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与红一方面军之间的对立局面，为妥善处理富田事变后红军的分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月17日，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永阳省行委，并派遣朱昌偕，袁德生到河西永阳处理解散省行委的工作，尽管永阳省行委中有大批省行委成立时的常委和委员，当朱袁传达中央局决定后，富田事变领导人和永阳省行委负责人完全服从中央局指示解散省行委，同一天在富田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行使原省行委的职权；富田事变当天“回家养病”的原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接受项英过河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的指示来到永新，也很快取得了部队的指挥权；最终富田事变领导人根据苏区中央局“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指示，于31年4月来到中央局所在地黄陂开会。
然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31年4月16日党的四中全会代表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一行三人由闽西抵达江西苏区，伴随他们而来的还有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这份据说由豪哥起草的文件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及他的斗争几个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个定性又回到之前总前委的立场，《决议》中肯定了主席和总前委的斗争路线“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对于已经于1月中旬解散的永阳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决议发出了解散和回归的最后通牒，否则“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它们。”；“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苏区中央局召开了青塘会议，会议上项英处理富田事变被批评为调和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大错特错，而且背后有“莫大危险”，在这个决议精神下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除了做深刻检讨别无他路，而刚刚看到了一丝希望的赣西南地方党人这次在劫难逃。
通宝推：桥上,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十四） “王明“路线在江西苏区的第一批猎物便是接受项英和苏区中央局“以会议方式解决纠纷”指示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人来到黄陂开会旋即落网，一辈子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精神和肉体都十分向往的史沫特莱大姐后来在《中国红军在前进》文集中浓墨重彩描绘了这一戏剧性场面，AB团的头目们来到一家大旅社见到了主席和其他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寒暄问候，刀斧手（红军战士）们涌将出来将他们拿下，AB团分子们大喊“死不要脸的军阀才搞这一套阴谋诡计！”，主席泰然自若镇定的回答“AB团反革命才死不要脸！”，富田事变领导人们对黄陂之行并非毫无顾虑，但前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非常信任项英，认为项英会支持他们，然而他所信任的项书记此时已经失去了权力。
兵变的直接发起人刘敌首先受到制裁，经周以粟和老总组成的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决示众，李白芳，谢汉昌和金万邦则交由周以粟组织的由各县群众大会公审，按曾山的回忆这次公审中没有使用肉刑，被审问者也可以畅所欲言，这几位事变领导人当众承认组织小团体反毛，但坚决否认自己是AB团，当然这样的辩解不可能改变公审的结局，这三人也很快也步刘敌的后尘被处决。赣西南地方党人中的领袖人物李文林则由苏区中央局开会决定开除党籍一年，一年后如果表现良好，党籍将予以恢复。
因项英的干预而被中止了四个月的肃反打AB团运动又在江西苏区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一度被开除党籍的李韶九官复原职继续主持红军中的肃反工作。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31年5月，另两位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假信作者丛允中和前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相继被捕受审，刚刚恢复自由没几天的李文林二进宫，甚至连富田事变中不肯与事变领导人合作, 跟独立师动了刀枪流了血的老井冈红军学校校长陈东日也被当成AB团取消派逮捕。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不久的胖帅也一度成为李韶九急欲铲除的目标，结果间接导致了胖帅妻子，赣西南特委妇女部长肖菊英香消玉殒。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带领下，同红七军一起渡过赣江来到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23日红军总部以在平头寨集合开会为名将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集体缴械逮捕，除个别人外被捕的200多人随后被押至谢田河滩分批处决，剩余的2000多名士兵被分散编入红七军，十万工农下吉安中成立的红二十军至此黯然谢幕。
这一轮肃反的高潮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三次战争前后，把AB团扩大到无以复加，如各机关打了一次AB团大部被捕后，从他处调一部分人来，不久又被供为AB团而全部被扣留。”；“省保卫处处置一次整个保卫队”；“省保卫队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故意用残酷手段，或处决后不收尸”；“三次战争中，省保卫处有一个奇怪的意见，就是认为富农全体有被认为AB团的可能，提出把富农完全扣留起来，侯战争结束后，在审查释放，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史沫特莱大姐的文集中还妙笔生花描写了一段31年夏末的白沙公审,共有四千名根据地内捕获的反革命罪犯受到审判, 当然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受5名AB团头领蛊惑领导, 而这5人分别是曾炳春, 李文林, 王怀, 周冕和陈东日。在如山的确凿证据和数万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 5位AB团首领承认了罪名, 曾炳春目眦尽裂李文林苦苦哀求陈东日侃侃而谈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消灭共产主义的取消派理论, 判决结果自然都是死刑， 在长达一周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百多人。 32年5月30日,吉水水南群众大会后当众枪毙曾炳春. 这位前红二十军政委在生命最后时刻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人民革命万岁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打击，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赣西南地方党人所剩无几，高层领导人前江西省行委的十几个委员中，只有曾山，陈正人两人一贯正确未沾染上AB团改组派。县一级的领导班子如永新县连续六届县委被打成AB团惨遭清洗, 据说这还不是最高纪录有的县连续九届班子被清洗。在主席高度赞扬过的东固革命根据地，除李韶九外的19名主要创建者中，5人在革命过程中被敌人杀害(含作战中牺牲), 1人病逝，被当做AB团取消派杀害的高达13人，东固的基层组织也在肃反AB团中倍受摧残，东固第一大村殷富村是“东龙游击队”的诞生地，肃反过程中殷富的拱桥成为处决犯人的刑场, 最多一天杀死过六十多人, 河坝上到处是尸体, 27年开始跟着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等人参加革命的刘任贤，刘正邦，刘泰绣等人都是在富田事变后的31年8月前后遇害的.
赣西南其他县的情况也与东固相似, 兴国革命的领导者陈奇涵回忆, 兴国一批早期革命领导者, 包括游击队长、儿童团书记、妇女部长、早期打入三点会的革命者, 都被清除杀害, 被杀害的人中还包括陈奇涵的两个弟弟, 他本人也差点受害。在于都县, 仅北区就有500多人被清除杀害, 其中大批是知识分子, 包括领导于都暴动、与陈奇涵一道创建桥头革命根据地，五军败出井冈几乎山穷水尽之际带路奇袭于都城的朱学玖、钟声楼等人。 苏区中央局1933年曾对兴国等江西16县县一级干部情况进行过一次检查, 结果在全部419名干部中, 1927年及以前入党的干部仅剩13 人, 参加过八大暴动或游击的有185人不足总数的一半，大多数的干部都很年轻。这个统计结果大体说明, 当年领导地方革命的主要成员, 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了。
通宝推：桥上,家园 【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十五） 江西苏区以反AB团取消派为名的大规模滥捕滥杀终于惊动了远在上海的中央，豪哥以中央名义起草并在8月30日（另一说9月1日）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责苏区中央局肃反有“将一切错误都可为AB团所包容”的倾向，把许多单纯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动摇不满分子”或“犯一般错误分子”当作AB团打了，中央要求正确估量“敌人的渗透能力，对自己要有信心，对群众也要有信心”。指示发出后，上海中央又得到了巡视员欧阳钦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鉴于报告中有关肃反AB团的内容，于9月20日做出《关于苏区内反革命团体的决议》，在基本肯定苏区中央局肃反工作的基础上，也严厉批评了肃反工作中夸大反革命团体理论，混同党内斗争的现象。中央指示信在11月传达到江西苏区，从10月初开始代理中央局书记的主席下令严禁下级单位擅自处理AB团犯人，所有AB团犯人必须交由中央局处置。自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大规模捕杀AB团的行为开始在江西苏区降温。
12月中旬，顾顺章叛变后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的豪哥等人经过闽西到达江西苏区，同时以往驰骋在隐蔽战线上的一大批我党高级特工人员，如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还有吴德峰等人也因身份暴露无法在国统区立足相继来到江西苏区，尽管多年血雨腥风的革命生涯给了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钢铁般坚强的神经，但是在亲眼目睹了闽西反社民党和江西打AB团的惨状后依然极度震惊，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江西和闽西苏区肃反极度混乱，负责干部毫无侦查概念，证据尚未齐全即宣布破案，同时开始抓人，抓人后立刻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得到供词立即以此扩大逮捕，反复不己案情越滚越大。鉴于这种混乱状况豪哥严厉批评肃反干部简直“以杀人为儿戏”。
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上通过，训令中指出“临时中央政府严重的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生，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与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
训令强调“要坚决的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利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对于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查逮捕和预审。。。一切反革命的案件审讯和审决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为了保障训令得以彻底贯彻，训令的最后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接到本训令之后，应严格的遵守执行，如果违背本训令所规定的原则，须受严厉的制裁。”
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检讨了江西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公开严厉批评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直言不讳“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了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
至此豪哥领导下的苏区中央局开始将江西苏区的肃反和政治保卫工作程序化司法化，一年多来江西苏区草菅人命的打AB团运动开始逐渐冷却，区乡政府不能再象之前那样随意拘捕处决犯人，而相当一部分被抓获所谓的AB团分子被允许自新自首，而以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决的错误从根本上被扭转。但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反AB团运动被完全终止，事实上当初一部分未直接卷入富田事变的江西地方党人领袖，例如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罗焕南等人，均于1932年5月30日各地群众纪念五卅大会后被处决。1933年2月，在深山老林里躲藏了两年之久的段月泉在公略县被抓获，5月在吉水水南乡被处决。段月泉三点会土匪出身，是江西地方党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文盲，经早期革命领导人赖经邦说服教育带领所部参加革命，其部是江西红军第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段的儿子十六岁参加红军在战斗中阵亡，如此下场让人叹息。
江西的肃反AB团改组派运动到底误杀了多少干部群众和红军官兵，现在恐怕已经无法统计了，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曾有过图表统计，但同时报告也承认由于当时肃反工作的混乱状况，实际处决人犯的数字有可能是统计数字的一倍以上，报告中举出的例子是省保卫处处决两次整个的保卫队，就完全没有登记。报告中还透露出“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杀了成千上万的AB团分子，现未宣布而查不清，如是在地方上还是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如果这个数字达到万人的话，那么从黄陂快速整军开始的军内肃反在短短一年内给红军造成的人员损失可能并不亚于三次反围剿。
苏区中央局在32年的1月25日处分了富田事变的主角人物李韶九，开除其党籍留党查看6个月，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后在闽西地方军区中担任职务，33年江西反“邓毛谢古”斗争中，李韶九一度被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以AB团取消派罪名逮捕接受审查，中央红军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在闽西战斗中牺牲。有关李韶九之死还有另外一个版本，1944年春胖帅回到到延安见到十年不见的主席，老战友畅谈终夜。主席偶然问起李韶九，胖帅说：被我毙了。主席问为什么，胖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全国解放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通宝推：桥上,家园 好像是某本回忆录上写的 好像萧克的，说抗战时碰到陈毅，问起李韶九，陈毅回答：红军主力长征走后，他们就把留在苏区的李韶九杀了。
家园 和平时代的人特容易按自己的体验推测前人的思想行为 结果就是谬之千里，结合反毛的思潮，有人有把肃反的责任全让毛抗的意图，加上肃反扩大化确实让人心痛，便于塑造毛独裁滥杀的恶魔形象，另一方面，时代的疏离，也是产生不理解的重要原因，革命年代，随时可能牺牲，现在的文青喜欢宣传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问题是都拿着武器，我不杀你你就杀我，那有那些浪漫可言，富田事变这些领导的计谋如果得成，红军得死多少，毛的结局能好，所以我觉得要说冤枉，富田事变的几个领导是肃反扩大化里最不冤的，当然也冤，路线不同就要被肉体消灭，毕竟没叛变投敌
家园 俺觉得他们还是挺冤的 事变领导人那几个倒也算了，问题是赣西南早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几乎都在劫难逃，俺后面还会提到包括基层的党员干部也被清洗干净。
何笃才认为主席当时的组织路线有问题还是相当中肯的，除去李韶九这样的极品，这一期间主席信任并重用的一些人，例如宛希先，刘士奇都是工作作风相当粗暴无视党内民主的人，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时无情打击，结果不但造成了个人的悲剧，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无法贯彻到底。
后来主席在与博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时就成熟了很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不是肉体上消灭，不仅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干部，保存了革命力量。
家园 同意，不然也不会那么容易靠边站，领导喜欢听话的，到现在都 这样，再英名的都难免，那个民国粉向往的时代，其实真不怎样，革命被杀，反革命也被杀
家园 第二种属实的话，李的人品成问题，能解释一下吗，没明白 家园 李韶九后来想把陈毅也当成AB团打 跟陈毅老婆肖菊英之死也有干系。
家园 定向肃反是啥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我仍然政治上幼稚，这几年看的肃反帖子并不少，感到不仅仅是毛骨悚然，更多的是痛心疾首。然而看你这个帖子似乎多读出一层意思来：毛委员杀了4400人，其中包括几十个团长，其目的是为了消除立三路线、保护革命全局局面向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虽然毛在政治路线上远远不止技高一筹，但当时没人可以证明啊!)
家园 定向肃反就是指把肃反的枪口对准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 和您一样，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更多的是觉得惋惜和痛心，赣西南土生土长的那一茬共产党人到32年基本上都被杀光了，死在敌人手上的有一些，大多数还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俺的理解这一段历史是主席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发生在对敌斗争上，也同样发生在如何处理党内的路线斗争上，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以及后来王明路线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苏联式的消灭对手肉体的残酷斗争对革命会有多么大的危害。
主席后来再整风等运动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也是在实践上对一反前肃反大打AB团的反正。
通宝推：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