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力群同志逝世 -- 神仙驴
家园 当年延安抢救运动中邓力群和范元甄同居经过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对当年邓力群和范元甄同居经过的描述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范元甄）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两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她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
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两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李南央完全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文中对母亲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持否定的态度。她不可能美化邓、范二人，所以她叙述的情节应该基本属实。邓、范二人同居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如果不是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二人也就结婚了。这件事邓当然违反了传统道德，但还不属于玩弄女性，发乎情但是未能止于礼，情有可原。
家园 李南央应该是相当仇恨其母的 那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把她母亲从头到脚从小到老彻底批了一遍。杀父仇人也不过如此。尤其因为是母女，很多外人不可能知道的阴私丑事也被翻出来说了。当然那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是夸张还是如实描述，就很难讲了。至少看写作者的心态，那是恨不得把母亲枪毙一万次的。
多年以后回想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仇恨应该不只是她父亲李锐那点事情，还有些别的更深刻的冲突。
家园 贵圈真乱，光明正大偷同志老婆 家园 从这段文字中心知肚明的胡乔木的态度看，延安咋这么乱。 家园 朋友妻，不可欺 一起革命的同志落难，以组织的名义去帮助人家老婆的，却搞上了床。他心里有同志有朋友吗？早就不是2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热情高涨，无拘无束时髦搞朋友妻的时候了。即便20年代有搞朋友妻的，也不是人人都在搞，搞得是很少一些人；何况到延安时期，革命已经过了少男少女的时期了。
管不住小头，欺朋友妻，更加之乘人之危+以组织帮助的名义，不耻于人类，给组织抹黑，流“芳”百世，情不可原。
家园 赵是在后面的，李锐在前面冲锋，苦主啊。 总书记位置是子虚乌有，报清污一箭之仇吧。
家园 看上去煞有介事，一个动人的故事。王震游说就引起警觉了？就 把人家书记处书记也拿掉了，凭什么呀？为啥不是拿掉游说的王震反而是邓利群啊？补上去的还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自由分子，赵系一党……你真是牛逼，自己把人家踢走了，过后还倒打一耙，责怪是人家自己自作自受？你真牛逼
5林子白
34
1699
发短信 趋加追订 屏蔽
2015-02-11 04:48:47
4093947 复 4093877 邓力群1915年出生，年龄比赵紫阳大三岁，怎么可能当王储
赵紫阳1918年出生，邓和他是同一代人。胡锦涛1942年出生，王兆国1941年出生，是赵、邓等人的后一代人。邓力群怎么可能和胡、王这些后辈竞争接班人？
有没有发现上下牙齿撞一块了？
通宝推：watomi,家园 谁拿掉邓力群的书记处书记了？ 老邓让小邓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可是小邓没选上中委。选不上中委，能进政治局或书记处吗？
家园 邓立群上台可能就没有89动乱了 89年动乱，就是为了搞掉邓小平。
先是乱邦出面，挑动学生游行。
乱邦死后，赵紫阳出来摘乱邦的桃子。
邓立群上台可能就没有89动乱了。
家园 89年的游行可不是耀邦同志出面挑起来的 耀邦同志可不是为了挑起学生游行，故意得的心肌梗死。
家园 我总觉得乱邦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的 89年的动乱，本来是为了帮助乱邦同志上台的。
矛头除了指向邓公子外，还指向了赵公子。
然后，据谣言说：乱邦同志听到自己要复出的消息，在拉屎的时候不幸因为兴奋过度而去世。
我总觉得乱邦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的，总是怀疑其中有某种阴谋在里面。
本来以为，乱邦同志死了，89年的动乱也该结束了。没有想到，经过一段平静，赵公子他老爹又跳了出来，继续领导了89年的动乱。
89年的学生们真的很可爱，先是高喊口号，要捉拿邓公子、赵公子。然后，就突然把赵公子给忘掉了。
我们这种笨人，一直转不过弯来。赵紫阳同志，怎么突然从贪污犯赵公子的老爹，转变成了中国的希望？
家园 耀邦同志死的时候还没开始游行呢 耀邦同志死之前，北京高校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什么大规模游行了。唯一一次是因为北大学生被小流氓捅了，学生上街抗议治安不力。耀邦同志最后的死亡原因是因为不遵医嘱，没有在床上平卧让护士帮助用便盆解手，自己要去坐马桶，结果在排便时因用力过猛导致心肌梗死去世。耀邦死亡在先，学生冲击新华门在后。
家园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http://www.hcnsa.com/news/6640_2.html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
胡乱邦4月15日在大便时因为心梗死去。他死之前，可真的很不太平啊。
家园 【原创】再谈谈我对海峰提出的资料和假设的思考，兼论文革。 海峰一直提出各种资料和假设，认为中国政治的台前幕后有一支黑手在操控政坛，从毛主席时代到今天的习主席，这支黑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上至高层人事斗争，下至红卫兵和一份报纸，这个幕后南霸天无论是操控局面、人事布局还是策划阴谋的能力，如果放在历史上看，可谓无出其右。
那么这股强大的力量或者家族是真的存在吗？如果他这么厉害，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成功呢？他的对手是谁？作为南霸天对手的家族又是什么家族呢？他居然让这个高深莫测的阴谋集团在50年的时间内都没有真正成功，岂不是功力更为强悍的高手？
如果说，南霸天的对手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家族，而是一股集利益、思想、文化之共性自然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势力，那么所谓南霸天集团同样也只是一股势力的代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击“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南霸天的阴谋破坏吗？
如果答案说是，那么这个答案对毛泽东是一种羞辱。因为毛泽东斗争一生，战斗一生，积累了无数与人斗争的经验，打败过四大家族，与美国和苏联斗争几十年，不落下风。而且身居主席之位，民心拥护之势，枪杆子在手，最后居然输给了一个阴谋家，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本事，当年就根本不可能带领一群泥腿子夺取天下，并且使中国从国运的最低谷走出一条翻身之路。
毛泽东真正的敌人和对手，不是所谓南霸天家族，而是人心——人之私心。正是这个私心使人结成集团，使人在革命夺取权力之后，贪图享受，不肯放弃，并且要把这个权力和权利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这个私心不是专属于那个南霸天一家，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私心，我也一样，即使我现在常常诵读古代圣贤经典，希望能够控制或者克制私心，但是我很清楚，它在那里，对我的生活依然会发生重大的作用。
正是这样的人心才会有所谓走资派，南霸天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真的有多大的控制力），即使今天南霸天一家死光光，还会出来西霸天，北霸天。这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而是人心中有一股力量。网上传一个段子：抗战中期，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他们被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回来后，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南方有嘉木对此有一个考证的帖子：http://www.cchere.com/article/3815621/）宋美龄之言，固然是出于不肯承认政治对手的优点，但是以后日直到今天的历史观之，也不能不承认其说出了几分事实。
毛泽东是输给了人心，文革之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败之局，即使以毛主席之雄才伟略，不世出的大气格局，主席之位，手中之兵，依然还是没有打赢这一仗，甚至搭上了家族的性命和身后之荣誉。观其所为：真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焉。
但是，毛主席真的完全输了吗？
近年来，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去韶山过年。中国的春节是家庭的团聚日，去韶山过年，意味着把毛泽东视为自己一家人，这是就老百姓而言。就当权者而言，虽然八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进行了大批判，还是不得不把毛泽东摆在天安门城楼上，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政治人物（如胡耀邦）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
那么毛泽东对抗人类“私心”这个强大敌人的同盟军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有勇气，有魄力，要“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九死而不悔呢？
他的同盟军和底气，同样是“人心”，是人心之私的另一面，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同样根植于人心之中。前段时间，听人讲座，谈及“公义”的时候，把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基础，顿感耳目一新，可惜没有详细的说明，于是变成我这两个月一直思考的题目，现在才有些眉目。确实，如果说私心是基于对自己利益的执取，那么对“公”的要求在人心中是如何产生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能够“推己及人”，也就是能够真的把所有的人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只要建立起这样的感情基础，那么就必然走向“泛爱众”，从“爱己”“爱亲”到“爱人”。中国古代圣贤设想大同社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种社会得以建立的感情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种感情让我们可以破除私利之束缚，把自己扩展为人群，把人群当作自己，把对他人的伤害视为对自己的伤害。我曾经在西西河发言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儒家优秀传统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继承人。”当时的感觉还比较模模糊糊，现在则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人心之中本来就充满公私之争，社会中的政治与文化中的公私之争，不过就是这一斗争的外化和表现。这个世界的林林总总，是是非非，无非就是众生心灵业力之聚合：共业。毛泽东就是这个中华人之共业代表向“天下为公”进发的代表之一，也是推动力之一，只不过人心尚远远不到这一步，纵天生英才，不得成就。
倘若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毛泽东认清现实，承认现实，接受人之公心尚不足以上升到社会主义阶段，在五六十年代就像改开时代那样，以人之欲望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不是雄心勃勃，企图改造人心，恨斗私字一闪念，也许中国的经济形势在七十年代会更好一些，中国更加富裕一些，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来得更早一些。
这样真的好吗？
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最核心之处：是革命胜利之后的不断革命。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因为胜利之后，就有政权，有政权就有等级分化，有等级分化，私心就会膨胀，就会有走资派。所以要继续革命。如果毛泽东在当时像人类的私心低头，必然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最后在社会等级化特权化的情况下，老百姓对政治丧失信心，轰然倒塌。
如果以人人平等作为革命目标，那么在人类的私心还没有克服之前，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如同数学公式一样，板上钉钉。这是毛主席失败之必然性。但是，就人类的历史变迁而言，每一次伟大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都会留下伟大的精神遗产。孔夫子推行其超前的政治学说，周游六国，期期然如丧家之犬，最终不见于诸侯之用，但是为皇权社会甚至以后的社会，留下了“道统”可用。毛泽东之“不断革命”，虽失利于当时，但是也必将留下一个根本的“革命有理”的典范，尤其留下了一个掌权者自我革新，为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可以“革自己的命”的政治理念，这是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在毛泽东之前，中国人造反革命，必定举“替天行道”之大旗，毛泽东之后，中国人造反革命，必定举毛泽东的大旗。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习总所说：两个三十年，互相不否定。这两个三十年，一个是以“公义”而斗争的三十年，另一个是以“私心”而建设的三十年。它们都是人之内心的一部分，在人类的共业洪流之中，它们相互已经斗争了几千年，也合作了几千年。中国建国以来的六十几年，是公私斗争合作的新阶段，任谁也不能消灭谁。
声明一下，我在这里仅仅讨论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遗产，并不是否认毛泽东在工业建设上的成就，这个问题西西河里已经说的很多了。
通宝推：hansens,海峰,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