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叶帅、耀邦和仲勋 -- 老老狐狸
家园 毛主席为何一开始受到了高岗的影响呢？这是啥原因呢？ 这不是很奇怪的吗，其他陕北领导人没有才华吗？虽然刘志丹牺牲早，也未必轮得到高岗啊。
为什么毛主席到了陕北就选择了高岗？
家园 西北这些人又到东北 西北有海瑞的交情，到了东北又有林彪，交恶了彭真，”桃园三结义”和“五虎上将”打了个昏天黑地。往前说还有北方局孔原，红二十五程子华，徐海东。
真是剪了乱，理更乱。
家园 说点小花边吧 刘志丹的后人住我家楼下，他家门上一直挂一个革命烈属的牌子。男主人腿有点残疾，改开后算比较早期的个体户吧，做点小生意。他生了两个女儿，小时候我们总一起玩。经常会有陕北老区来的人去他家串门，有时乌央乌央的。他家是我们院最早买汽车的，常常停在院子里。
陕西省政府里陕北帮与陕南帮拉帮结派比较严重，在很长时间里影响本省的发展。革命老区里有资历的人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偏偏陕北还最穷，我上中学那会陕北的矿产资源还没发现，共有31个国贫县，我父亲当年是做扶贫工作的，常年在陕北泡着。有时候我自己在家，突然有人敲门，一看不认识，陕北口音，扔下一麻袋粉条或者苹果就走了。现在听说陕北可富了，一碗面条要三十块，比北京还贵了。陕北人到西安买房都是一层一层买的。不知道省政府里现在是否还拉帮结派，但有一点，在陕西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每次回西安都有种被各种关系包围的感觉，办所有事情都要先找熟人，那些活得风生水起的人往往是社会关系比较丰富的人。会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建立法制社会的必要性。
家园 【转帖】本穷也谈谈自己认识到的陕帮内斗问题，粗线条的很 这是另一位很有料的党史大拿讨论贴的整理，也很有意思。
本来，刘志丹和谢子长是校友，战友，都是榆林中学的，他们还有个小校友高岗。榆林中学在陕北革命的地位可以和长沙一师在中国革命的地位相比，因为有进步校长杜斌丞，培养了一批共党干部。1，1928年渭华起义开始是内斗的第一阶段。刘、谢基本上在一起搞兵运拉游击队，他们属于陕甘边特委，上面是陕西省委。这支队伍的头目，一会是刘一会是谢，因为陕西省委瞎指挥，刘指挥队伍打了败仗就撤掉，换谢上，谢上任总得把刘的影响整顿一下吧，然后谢打了败仗，又得换刘上。早期起义啊游击队啥的，基本都是败仗，所以领导就走马灯换，矛盾就种下了。1932年年底，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把谢子长、阎红彦都发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去学习，这样陕甘边的队伍就是刘派主导了。阎红彦此后就不再和陕北烂泥坑有什么关系了。
2，1933年至1935年是第二阶段。谢子长“深造”完毕，从察绥绕了一圈又杀回陕北了，这次他搭上了中共北方代表孔原，作为军事特派员另拉起一个摊子，叫做陕北特委，以安定也就是今天的子长县为中心，也拉一支游击队。然后就是1934年夏，争议很大的阎家洼子会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合并，因为谢是北方代表的军事特派员，显然地位更高，所以最终当头。本来谢已经上去了吧，结果谢子长会后一个月就战斗中受伤，直到35年初去世，刘帮再次占上风。
3，1935年初至年底是第三阶段。刘帮占主导后自然又要整顿谢帮的人，批判谢子长在陕北（不是陕甘边）游击队的政委郭洪涛。郭洪涛不是善主，联络上北方代表孔原及其后任朱理治。朱理治来了瞎指挥，刘帮人马根本不睬他，就想立威，这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的25军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26军联合，朱、郭就找上25军里的肃反高手戴季英，发动以25军为后盾整肃26军的陕北肃反，大概杀了几百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捆起来准备杀了，然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刀下留人。
4，刘志丹牺牲后，高、习等这些刘帮骨干都得到毛和中央的重用，步步高升，朱、郭、戴这几位就鸭梨很大了。然后是1942年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这次会议由高岗主导，就成了刘帮的控诉大会，对35年陕北肃反做了一个结论，树立了刘帮的正面形象和正确路线。高饶后，压抑许久的朱、郭等人趁势鼓噪，老习策划小说《刘志丹》以为还击，没想到有人捣鼓阎红彦出手，一下子就小说反党垮台了。
阎红彦作为陕北的老人，直击这本“小说”把高岗描写成正面人物的痛点，而且后面有人啊……阎红彦当然只是前面的枪，但他是杆很管用的枪，因为他最能认出这本“小说”里谁是谁。
当年李登瀛（字子洲，现在的子洲县就是因其而改名）、魏野畴都在榆林中学任教，这两位，在北京李大钊处加入了共产党，李登瀛后来到绥德省立四师当校长，四师也出了不少共党干部。
李、魏牺牲得太早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子洲县，土改时老11这里调研，给中央发了两个报告，并在这里纠左。67年后，新浪微博认证为“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官方微博”的“子洲交警”发布一则评论：
嗟夫！
革命年代这种斗不是坏事，恰好反映了土共做事认真的精神。现在这种互相捏卵子抓小辫子的斗，才是变质了。老毛在红四军七大后写给中央的信就说，陈毅主义八面美人他做不来。不当老好人和稀泥。
土共以很弱小的力量起家，一步不慎就要完蛋。所以做事讲究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路线斗争，就是要分个谁对谁错，对的，照他的方法走下去，正确路线的人当然就要重用，错的就批判，把错误路线的人也要拿下。这其实是土共胜利的法宝之一。
如果和稀泥，一片和气，对错不分，做老好人，土共别说建国，连生存都不行。
现在倒好，路线斗争不敢搞，变成互相抓小辫子揭隐私的个人名利权位斗争，才是杯具。
这点，非常认同。
再想一想50年代，老刁是可以和邓比肩的人物，当然差一点也差不太远，是可以竞争太祖接班人的人选。
于是，小说刘志丹——乱邦的中青报发表——与邓在西南局关系密切的阎红彦发难——康生递纸条小说反党。
康生和邓关系又是如此密切。
到80年代，老刁在资历和功劳上也不比乱邦差，而且是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书记，地位明显，即便乱邦下了，矮邓要抬举自己看上的紫阳和万里这些货，仍然越不过老刁。
于是，小说再次引起争议——乱邦批转老刁处理——老刁难办——人大副委员长二线——仓促下台避居深圳。
一个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三人的陕甘边特委，一个是朱理治郭洪涛的陕甘晋省委，一个是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的25军。其实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一直是和朱理治郭洪涛有矛盾的，25军入陕之后就听朱、郭的，以肃反名义镇压刘高习。朱理治和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都不是老陕，朱是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掺乎的。当然事情本来是刘高习和谢子长、郭洪涛的矛盾，谢子长牺牲后，郭洪涛就成朱理治的打手了。
其实根子就是土共开始闹革命时星星点火，到处都是山头，根据地又都在各省交界处，导致党组织指挥关系混乱，各种省委、特委、革委都能发号施令。
要说，毛在井冈山早期的囧境也部分源于此，这边省委来个特派员，那边特委来个特派员，都是毛头小伙子，几次瞎折腾就能把根据地搞光。
这位老兄有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刘谢两系矛盾很大程度类似井冈山时期的“主籍客籍”之争。刘系多出自本地，谢系基本力量来自于晋西，所以谢系往往觉得刘系偏右、斗争不坚决。
另外，刘系中，确实也有违反纪律之类的事儿，尤其是收编的一些土匪武装。反过来，谢系的一些做法，确实太过粗暴。
通宝推：阿四,独立寒秋HK,笑任平生,家园 关于这一段，我的心得和你的不同： 这位老兄有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刘谢两系矛盾很大程度类似井冈山时期的“主籍客籍”之争。刘系多出自本地，谢系基本力量来自于晋西，所以谢系往往觉得刘系偏右、斗争不坚决。我也一直认为当时是这个问题很大——“这边省委来个特派员，那边特委来个特派员，都是毛头小伙子，几次瞎折腾就能把根据地搞光。”
谢帮也应该算是本地人，它本身并没有瞎折腾。看你这个故事，折腾的是徐海东来了以后姓朱姓郭的乱搞。
家园 这其实说的是两件事 1、土籍客籍矛盾影响党内
这个情况不少，井冈山、赣西南、广东……
说到刘谢，谢系主源是晋西游击队，人员籍贯大多陕北，但他们与刘部汇合是陕甘，算客籍了。
2、乱七糟八的省委、特委、革委、特派员、代表，这就是朱理治他们。
家园 三嘉原事件才是矛盾的总爆发吧 【1928年渭华起义开始是内斗的第一阶段。刘、谢基本上在一起搞兵运拉游击队，他们属于陕甘边特委，上面是陕西省委。这支队伍的头目，一会是刘一会是谢，因为陕西省委瞎指挥，刘指挥队伍打了败仗就撤掉，换谢上，谢上任总得把刘的影响整顿一下吧，然后谢打了败仗，又得换刘上。早期起义啊游击队啥的，基本都是败仗，所以领导就走马灯换，矛盾就种下了。1932年年底，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把谢子长、阎红彦都发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去学习】【另外，刘系中，确实也有违反纪律之类的事儿，尤其是收编的一些土匪武装】
——刘志丹收编的部队是土匪，阎红彦就好啦？他属下的部队还不是游走在山西护送大烟的武装？要不是被阎锡山打击能投靠阎红彦？三嘉原事件时候二大队解散，他们一大队表现如何呢？呵呵。
【谢系的一些做法，确实太过粗暴】——这岂止是粗暴：
【1931年旧历正月初一早上，谢子长以集合部队训话的名义，把全军集合在二支队驻地细嘴村的打麦场上。一支队集合在场的东边，二支队集合场的北边，一支队的警卫队集合场南边，谢子长、荣子卿来到麦场南边碾场的碌碡旁边。队伍集合好后，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以后，要各支队的领导人和各大队队长集合，他们便集合在谢子长面前。这时谢便大声喊着说：“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定的暗号。这句话一出口，白锡林把赵连璧拦腰抱住，阎红彦用驳壳枪对准赵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赵连壁倒地死了。阎红彦随即扭头夺了刘志丹的驳壳枪，吴岱峰夺了我的枪。同时，一支队警卫队的人便向二支队开枪射击，又打死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王队长；打伤了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这时警卫队的人一齐拥来，夺了二支队战士的枪，二支队全部被缴械。二支队被缴械后，谢子长当众宣布二支队全部解散，战士各回各家，干部一律开除出同盟军，而且限定当日都要离开同盟军。当天，朱理愷、马锡五、张天祿、杨丕胜、贾生财、刘景范等40多名干部和400多个战士，含泪离开同盟军，四六大散，各奔前程。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的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消灭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共产党人的自相惨杀，真使人痛心！我们离开部队前想见刘志丹一面，谢子长他们不允许，因为刘志丹已被软禁起来了。同志们只有义愤填膺，挥泪而去。
由于他们对二支队的错误处理，引起了一支队的恐慌，当天晚上，师储杰带领一支队的200多人，离开同盟军，投降了杨虎成。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只剩下杨琪带的一个队和警卫队，只有一百几十个人成立的陕甘游击队。这就是他们所宣传的“在整顿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游击队”。
对于这样重大的“三嘉原事件”，谢子长他们没有真实地向省委反映，而且在重要问题上说了假话。他们在1932年2月22日至3月20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同盟军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用这样的成份组织部队，只有坚决弄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改造，纯属幻想。因此决定：第一、首先将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清除出部队，然后逐渐弄清楚，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全部解决。因此，第一支队将几个土匪首领一齐清除出去。第二支队於2月初完全交械，保留了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完全开除出去。”在这个报告中，他们把由于他们政策上的严重错误，造成第一支队的首领带100多人叛变投敌这一事实，说成是“将几个首领清除出去”。把第二支队的领导人关押起来，几个干部被打死打伤，隐瞒不报，只留了一名他们喜欢的XXX，说成是保留了一部分。这是一个隐瞒事实真相，具有重要错误的报告。
“三嘉原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省委巡视员XX由西安来三嘉原释放了刘志丹。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三嘉原事件”的真实情况，省委对他们这种作法曾批评说：“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份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通宝推：楚庄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