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维多利亚女王在眠床上寿终正寝，手中握着基督受难十字。如果说受难十字的效力是用来驱散恶灵，那么法力未免有些不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她那位危险的外孙——从背后扶着她，他的胳膊撑在枕头上。女王去世之后不久，比尔皇帝就沉思道：“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想一想吧，她还记得乔治三世的时代，而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了。”英国王室家庭口中的威利表哥将会尽力确保二十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此外他的历史观也并不准确。尽管乔治三世去世时维多利亚确实已经降生人世，因此多少也算是构建了一座通向纳尔逊与塞缪尔.约翰逊的时代的人体桥梁,但是当时她只有八个月大。尽管如此，她的统治时期如此之长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她在新世纪初年的逝世并不能算是意外，但却依然让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一阵愕然。

维多利亚女王生于1819年，当时的欧洲依然在努力适应着滑铁卢战役的后果。英国骑兵在曼城杀死了十一名抗议者。济慈撰写了《夜莺颂》。贝多芬开始了伟大的《安魂曲》的创作。在这一年里，老乔治国王的第四子的妻子也怀孕了。这位肯特公爵体态肥硕，一身大蒜气味，喜好施虐并且已经年逾五旬。一位同代人将他称作“尚未被吊死的最恶劣的恶棍”。他的妻子的怀孕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出于一个原因。尽管英国的王冠将会传承给倒行逆施的摄政王，也就是日后的乔治四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能解决：国王有五十六名孙辈，但却全都不具备合法继承权。公爵与即将临盆的妻子当时生活在德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女王，两人带着借来的路费以及一支九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横穿法国，车上拉着医生、宠物狗、小鸟、女佣、仆役与厨师。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让这孩子及时降生在了伦敦。这名女婴一生下来“就像鹌鹑一样丰满”，她的体型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她的叔叔——日后的乔治四世国王——非常讨厌她。当她的父亲因为肺炎死于德文郡锡德茅斯的时候，新生儿和她那位说德语的母亲的前途可谓非常暗淡。但是他的态度终究还是软化了下来。维多利亚记得他那满面油光的面容和假发。再下一位国王——也就是乐呵呵的威廉四世——非常努力地想改掉她那出格的名字，为她登上王位那一天做准备。

假如他心愿得偿地更改了他中意的名字，那么他的侄女就会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实际上她在1837年成为了年仅十八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每一个说英语的人都将会熟知她的名字。她在政治层面上非常活跃，观点坚定，才华超群。她不仅能说德语、法语以及一点意大利语，后来还自学了印地语。她熬过了周期发作的共和主义潮流，躲过了好几次暗杀企图，还挺过了她那备受人爱戴的德裔丈夫阿尔伯特的壮年早逝——尽管丧夫之痛使她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抑郁情绪，也为她招致了“温莎寡妇”的贬损外号。早些时候她曾经是一个爽朗质朴的人，吃饭大吞大嚼，笑声中气十足。当她的第一任首相墨尔本勋爵用各种刻薄故事挑逗她的时候，她的笑声尤其开怀。但是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更广大的英国逐渐让位给更加沉稳且自以为是的十九世纪晚期帝国心态，她也逐渐变成了一尊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活雕像。今天的我们往往只记得她的这副形象：一位体态肥硕、白衣白裙的蜂后，终日都在大口吞咽着帝国骄傲酿造的蜂王浆，身边围绕着例如迪斯雷利这样嗡嗡作响的奉承者以及众多睡眼惺忪的后代。

但是在她将近六十四年的统治时期，英国已经从一个由少数贵族家族统治、由地主阶级价值观主导、由橡木质地风帆战舰保护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全球帝国的中心，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国家。工人纷纷成为了选民。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改革在1832年、1867年以及1884年为前赴后继的社会群体带来了投票权——先是有产者，然后是“可敬的中产阶级”，最后是工人阶级。当然妇女在当时还没有投票权。在英国的土地上，唯一一位具有真正政治权力的女性就是维多利亚本人。女王非常清楚工业化早期英国的生活环境多么恶劣。早在少女时期她就曾经游历过英格兰中部的煤矿开采地区。1832年，也就是第一份伟大的《改革法案》得到通过的年份，她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男人、女人、孩子、乡村与房屋全都是黑色的……青草也被煤烟染成了黑色并且萎靡不振。我看到了一座火光冲天的高大建筑物。继续前进，乡村依然是黑色的，引擎冒着火光，到处堆满了煤炭，到处都在冒烟，到处都是煤火，中间掺杂着破落的茅屋、咯吱作响的马车与瘦骨嶙峋的孩子。”就算是布莱克、恩格斯或者奥威尔也很难写得更加传神了。但是民主在宫廷以及绝大多数拥有贵族头衔的大臣看来依然是国家的敌人，是一股神秘的威胁力量，就算不能完全抗拒也必须加以驯化。当她成为女王的时候，英国的政治主要还是在少数几个家族之间闭门进行，政治家们通过手写便条传递信息，下院与上院里依然回响着刻意模仿古典风格的演说。当她去世的时候，政坛纷争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顶着贵族头衔的阶级叛逆，白手起家的英格兰中部工业家，以及粗声大嗓喜欢骂人的傲慢律师。政治活动的发生地点也转移到了嘈杂的公共集会现场或者报纸专栏上面。

在当时，英国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英国的本质之间的鸿沟——英国人将会在这道鸿沟当中度过二十世纪的生活——早已昭然若揭了。浩浩荡荡的铁甲舰队，马蹄嘚嘚的枪骑兵与轻骑兵，烈火烹油的公众庆祝活动，这一切都不足以遮掩布尔战争的巨大尴尬：一群荷兰农夫狙击手在南非的土地上狠狠地折辱了英军的气焰。在外交部的煤气灯灯光照射下，写得一手优美希腊文的年轻贵族们正在忧心重重地研究德国与俄国向南进军的可能性，唯恐他们打通穆斯林中东地区直逼印度。分散在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白人定居者或许能在地图上刷出一片赏心悦目的粉红色，但是他们的人数太稀少了。在1900年，大英帝国的白人人口（5400万）已经比德国的白人人口更少了（5630万），美国的白人人口更是已经达到了7500万。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因为高耸的海外关税壁垒与老旧的工业体系而苦苦挣扎。维多利亚去世的时候。英国正在大量进口德国与美国钢铁，并且试图通过挖煤卖煤来堵塞贸易逆差，毕竟英伦三岛的相当一部分就坐落在厚实的煤层上。这样的表现很难说是先进工业化成功的标志。英国的船坞依然领先世界，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却未必总是领先。女王去世之前四年，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伯蒂刚刚放弃了他最喜欢的考斯周游艇竞逐。他的侄子德国皇帝凭借着一艘新船打败了伯蒂的布列塔尼亚号。与此同时德国海军的最新船队也在怀特岛门前耀武扬威地走了一遭。伯蒂抱怨道：“威利就会欺负人，”然后气鼓鼓地金盆洗手了。也是在这一年，英国邮轮首次将象征着横渡大西洋最快速度记录的蓝绶带输给了德国邮轮威廉大帝号，1900年又输给了德意志号邮轮。放眼望去，从戈特利布.戴姆勒的最新高速内燃引擎到最新的有轨电车，英国的原创性正在一步步丢城失地。

此时的女王躺在内衬铅板的棺材里，身边摆放着一幅贴身男仆约翰.布朗的照片和他的一缕头发。当棺材运到普利茅斯的时候，一道忧郁与迷茫的灰暗潜流正在英国国内缓缓流淌。登比女伯爵看着皇家海军舰队从面前驶过，也看到造访的德国战舰在皇家游艇阿尔伯塔号驶过时鸣响一声声礼炮。下午三点，蓝天黯淡了下来，“一道美丽的金粉色在天空中闪现，硝烟缓缓地从炮口升起，就像国王下令悬挂的紫色帷帐一样。”在她看来，“白色的阿尔伯塔号停靠在巍峨的德国战舰旁边，显得如此娇小而脆弱。我们能看到素白棺罩周围站着一圈好似泥塑木雕的人们。棺材盖上面的女王卧像头戴王冠，手拿宝球权杖。阿尔伯塔号缓慢地滑过了平静无波的蓝色海面……这一幕让人莫名有些哽咽，心中没来由地一颤。”几天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纪念阅兵。这次阅兵的参加人数甚至超过了1914年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之前的欢送阅兵。女王最终被送进了温莎的皇家礼拜堂，但是由于器械原因（牵引绳断裂），原本应当由马车拖拽的最后一段旅程不得不改由多名水兵来完成。送葬队列仓促间找不到替换的牵引绳，只得从附近火车上拆下来一根通信线缆。这一幕被人们称作非常感伤的英国时刻。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幕并没有体现普鲁士或者美国的高效风格。

《伦敦新闻画报》的主编L.F.奥斯汀认为，当旧世纪结束的时候，“谁的心弦也没有遭到触动，因为这世界不会因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时间点而伤心。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际，谁会意识不到伟大空白的存在呢？”他还觉得“天佑国王”这句话听上去很怪。“这句话在我们唇边的感受如此诡异，简直让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在过去几天里我听到不少人都在默默念诵‘国王’二字，就好像他们正在搜肠刮肚地回忆某种古老晦涩的符咒一样。”然而还有一些人早已满心不耐烦，急切想要看到些许改变。例如几天之后，比阿特丽斯.韦伯——她与丈夫西德尼一起成立了英国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智库费边社——就在寄给友人的信件当中刻薄地写道：“我们终于摆脱了葬礼，这真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守灵，耗尽了所有的感伤与忠诚——令人侧目地彰显了全体国民如何热爱君主主义原则。街头依然充斥着哀悼程度不一的黑衣路人，从马车里的贵族女性到街头的卖花姑娘身上都挂满了黑纱。国王特别受欢迎……至于德国皇帝，我们简直爱死他了！”

科幻小说作家H.G.威尔斯则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年迈的女王“就像是一块硕大的镇纸”。现在镇纸终于被拿掉了，他希望各种新理念能够蓬勃发展。情况确实如他所愿，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新理念未必等同于好理念。客居英国的美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从来都是一位品味高雅的势利眼，他认为“伯蒂”——也就是新任国王——“非常粗俗”，还相信维多利亚女王是被布尔战争的难堪局面羞辱而死的。“我哀悼这位稳重母性的老派中产阶级女王。她用肩头那块硕大丑陋的苏格兰针织围巾温暖地包裹了整个国家。”他承认女王的逝世令他感触颇深，并且预言“我们即将驶入凶险的水域”。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白雪皑皑的温尼伯听到了女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正在为自己即将进行的巡回演讲四处募捐。丘吉尔的父亲曾经与伯蒂发生过冲突，因此他在与母亲的信中丝毫没有显出感情用事的迹象：“我很想知道国王的情况，他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他会卖掉他的马匹，遣散他身边的犹太人吗（这里指的是伯蒂的金融圈朋友）？还是说皇家珠宝与徽章也会戴在鲁本.沙宣（1）身上呢？科佩尔（伯蒂的情妇）会被指派为内廷女侍总长吗？”至于粗人伯蒂呢？鉴于他飞速摧毁了许多饱受珍视的布朗雕像，清除掉了女王的照片与报纸，捐赠了她心爱的奥斯本别墅，并且用缭绕周身的雪茄烟气糟蹋了自己的各处新宫殿，想来他也并没有感伤的心情。伯蒂肯定觉得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生活得够久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uben_David_Sassoon

万年看客的帖子，署名就是精品的保证，不花没人性，不顶没天理。

他们距离我们如此遥远，同时却又切近得有些怪异。如今在世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还记得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就这一层来说，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了正经的历史，成为了被时光之海淹没的失落世界。死板的阶级划分，帝国的骄傲，各种奇特的理念——从神学到种族纯洁——这些都是覆盖在失落世界表面的鲜活珊瑚。我们当中的任何一员在那个世界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哪怕仅仅停留片刻而已。任何一座城镇都有贫民窟，里面充斥着赤脚上街的孩子以及因为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而不是体态肥胖）的成人。城镇里弥漫着人类排泄物与汗臭的味道，还掺杂着烟草、啤酒与煤烟的气味以及马匹身上的臭气。雏妓在繁华街头随处可见。全国最大的雇佣就业群体并不是工人而是仆人。每一户中产阶级人家都有一名或者一群女仆，一名厨师，往往还会有一名花匠或者马夫。阶级分界并非抽象事物，而是沉默矗立在绝大多数人家当中的默认背景。

今天我们依然会用服装来相互鉴别。巴伯尔的风衣是一回事，兜帽罩衫又是另一回事。每个人都能看出你穿得是为了应付第一份工作而特地买回来的打折西装。但是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服装的区分远比今天更加犀利严苛。商店店员不穿燕尾服就不能在周日的海滨大道上散步。一位扎着彩色领带搭配晨礼服的贵族会在觐见君主时遭到训斥。身份可敬的女性在户外活动时一定要戴上帽子与手套。绑腿，扎缎带的高礼帽，马裤，浆洗得笔挺的三英寸高领子，这些服饰全都传递着穿衣之人的身份信息——运货马车夫，主教，女性投票权活动家，招蜂引蝶的花花公子。对于穷人来说，当时还没有福利制度，只能领受慈善救济或者面对感化院的可怕威胁。每一座大楼的楼顶都飘扬着米字旗。所有人都相信英国人肩负着种族天命。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国家，他们则拥有一个帝国。

街道非常拥挤，就像现在一样嘈杂喧闹。但是当时的公交车是马拉的，货车与出租车也是一样。当时的街头噪音是马蹄声，嘶鸣声，鞭花噼啪声，还有马车夫的咒骂声。自行车出行已经普及起来，偶尔也会有汽车经过，令过路人忍俊不禁或者心存疑惧。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汽车司机的穿着活像是“体型过大的山羊与门口擦鞋垫子的杂交产物”。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英国历史上第一起涉及一名行人以及一辆汽车的车祸致死案件发生在苏塞克斯郡胡弗市下肖海姆地区，当时肇事汽车正以每小时八英里的危险时速疯狂飞驰。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的犯罪率低得令人惊讶。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走入众多商店当中的随便哪一家购买左轮手枪。当时最时髦的枪型是韦伯利-格林，可以根据买家要求进行烤蓝或者镀镍处理，枪柄上还可以镶嵌象牙或者珍珠母。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家，甚至在1903年的《手枪法案》非常体贴地禁止了向十八岁以下人员或者“醉汉与疯人”出售手枪之后，英国人的持枪率依然高的吓人。在1909年的托特纳姆大劫案（1）当中，追逐劫匪的警察从行人手里借到了好几把手枪。另外还有多名见义勇为的持枪路人加入了追逐。当时的地方口音比今天起明显的多，对于外国人的怀疑也远比现在更加强烈。正如乔治.奥威尔日后注意到的那样：“中国佬既阴险又滑稽，非洲人一根筋，印度人要么很忠诚要么很狡诈。”到处都飘荡着音乐，但全都是现场音乐而不是录播的音乐，要么来自酒吧里的表演，要么来自扯着嗓子的露天吼唱。但是城市头顶的天空几乎从不会暴露在人们的视野里。高度工业化的约克郡、克莱德与伦敦上空从来都覆盖着厚重的雾霾。1906年自由党政府赢得雪崩式的胜利之后，新任内阁大臣受邀觐见国王，但是当他们从白金汉宫出来之后却无法在浓雾当中找到各自的马车，只得伸出双手才能摸清自己走过了几匹马。

在很多其他方面，爱德华时代的英国都会用彻头彻尾的熟悉感受令我们大出所料。假如我们走进当时的绝大多数英国城镇中心并且只看商店前门，那么爱德华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毫无疑问已经过去了。旧式的专营店铺门口总会停放着店主的自行车，进店的台阶总是擦得锃亮。如今此类店铺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安装着大块玻璃橱窗的连锁店，门前挤满了或停或走的汽车。但是如果把眼光抬高几度，你就会发现那个看似消失的世界依然与我们在一起。连锁店的上层都是些精美的砖砌建筑，例如装饰塔楼，老旧的烟囱，褪色的商店招牌，尖塔与精美的窗户。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建筑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修建起来了。当年它们刚刚建成的时候，围绕在建筑四周的木制手脚架上还会响起爱尔兰口音的大呼小叫。搬进这些房舍的人们就像我们一样痴迷于廉价报纸与流行杂志刊载的名人八卦。他们也吃鱼和薯条并且酒量很大——即便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也很大。婚外性行为与非婚生子女依然是耻辱之源，但是空气中还是充满了性紧张的气氛。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行为表现都会令中产阶级惊惶失措。此时的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一样也会追踪谋杀报道，也会担心年轻一代不服管教，也会高声辩论离婚、国家福利、社会主义与失业等等问题。在新兴的综艺音乐厅与大型剧院里，工人阶级文化也占据了中产阶级的想象力。所谓工人阶级文化的内容包括情歌、魔术、舞蹈、插科打诨，洗脑的曲调与低劣的笑话——基本上就相当于六十年后电视文化的内容。此外当时的中产阶级也是优秀的俱乐部组织者，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协会与联合会，包括许多今天依旧活跃的足球联队以及其他体育俱乐部。

就像今天一样，当年的中产阶级也希望科学能让生活更加轻松，并且将世界从可能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在1901年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许多知名科学家都预测了自己心目中的新世纪。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爵士认为对于太阳黑子的研究将会赋予人们预报天气的能力，从而为“印度的饥荒与澳大利亚的旱灾”提前做好准备。无线电报的共同发明人威廉.普利斯爵士认为“2000年的人们回顾我们现在的技术成就的时候肯定会像我们现在回顾1800年的技术成就一样忍俊不禁。”但他还认为无线通讯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而且他很怀疑人类究竟能不能飞上天空。修建伦敦塔桥的工程师约翰.沃尔夫.巴里爵士认为潮汐发电与水力发电将会在二十世纪得到普及，不过他同时还预言城市街道的上方与下方都会出现缓解拥堵的“活动平台”。理化双修的威廉.克鲁克斯爵士怀疑电话将会步入寻常人家，此外他还认为镭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能源来源——他同时还做了一些不太靠谱的预测，例如整个伦敦都会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扣起来，旨在应对恶劣天气。化学协会主席亨利.罗斯科认为“针对距离的歼灭战”在二十世纪不会取得多大进展，“比方说我们现在能以五天时间进行的跨大西洋航行恐怕并不能缩短到一天之内。”

如果说科学界的未来预测还算是有得有失，政治界的未来预测基本上就全部脱靶了。比方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就连自封的激进派与自由派人士也不能免俗——帝国将会继续保持庞大的体量，而政府将会继续保持小规模。布尔战争促使进口税一飞冲天，已经达到了令人难忍的每英镑一先令——也就是5%。这场战争使得公共开支占全国收入的比例达到了将近15%。布尔战争结束后这一比例还会回落至10%，直到一战使其再度逼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得到改良并且相当高效的公务员体系共有11万6000人（尽管今天有了电脑辅助，公务员队伍却膨胀到了50万人），这一数字将会在爱德华时期翻一倍。上院依然是贵族们的斗场，首相要在上院而不是下院接受质询——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2）将会是最后一位接受上院质询的英国领袖。当时最富有贵族的生活标准即便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了对冲基金经理与互联网巨头的时代也几乎无法理解。一名贵族拥有几百名仆役是正常现象，一位贵族拥有私人军队，另一位贵族豢养了一支陪同他一起出国旅游的私人管弦乐队。查茨沃斯庄园曾经安排三百名火炬手分列道路两旁欢迎王室访客。在伦敦市内，大贵族的私宅看上去活像是欧洲小国的宫殿。但是工业家与金融家的财富正在深切侵蚀着土地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稀释了旧贵族的纯度。贵族阶级指导手册《德布雷特氏贵族名鉴》当中充满了新近获得名号的准男爵。在下院，左翼自由党依然由贵族或者身家显赫如同贵族的平民组成。几乎没有哪个议员是工人阶级出身。

二十世纪初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南非战争。一支竭力挣扎的英军试图将帝国统治施加在一个说荷兰语的小小共和国头上。这场战争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热潮。城市工人排队签名充当战争志愿者，贵族慷慨解囊，各种广告都采取了拥军主题。一开始英军的大红色军服使得士兵沦为了易于瞄准的目标，而取代红布的卡其布（“卡其”是印度语言当中“灰尘”的意思）也在国内成为了时尚女性的新宠。遭受围困的梅富根镇最终得到解放的时候，群情振奋的场景如此激烈，以至于“梅富根”成为了一个动词，大致意味着在公共场合撒欢。温斯顿.丘吉尔从布尔人的战俘营里逃出来之后，各家报纸都进行了大幅报道，音乐厅编排了各种段子来讽刺这个傲慢自大的年轻人。但是所有这些热情都无法掩饰以下事实：英军一开始打得非常不顺，最终胜利完全取决于残忍无情的新战略，致使其他欧洲国家全都厌恶得浑身发抖。

战争初期，辎重繁多行动缓慢的英军经常被当地的布尔民兵耍得团团转。布尔人熟悉地形，理解战壕的意义，并且能用忽而来去的所谓突击队阵型发动攻击，将英军大部队撕成碎片。就像日后越共的游击队战术将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样，布尔人的战术也令大英帝国惊骇不已。最终在基钦纳勋爵（3）的领导下，整个战区被铁丝网与堡垒分割成了小块。布尔人的农场被付之一炬，剥夺了游击队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布尔女人与孩子流离失所，全都被送进了条件恶劣的集中营，这也是“集中营”这个词首次得到使用。共有26000名布尔俘虏死在了肮脏污秽的环境里，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法国、美国、奥地利与德国对此都深为骇然。当时有一位勇敢的妇女名叫埃米莉.霍布豪斯（4），是康沃尔郡教区牧师的女儿。她只身前往南非调查当地情况，回国之后向英国公众报告了肆虐在集中营里的苍蝇、营养不良与伤寒。她将战俘营里的环境称作“批发的残忍”与“针对儿童的谋杀”，并且赢得了极大的政治支持。霍布豪斯仅仅是爱德华时期英国众多激进活跃女性的一员。这个帝国依然统御着横跨世界各地的土地，但是国内已经出现了愤怒的自我质疑。而且这个国家的国民也算得上消息灵通了。

在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上，国外新闻的数量——这些新闻来自帝国内部的殖民地与属地，也来自美国、欧洲大陆以及俄国——简直多得吓人。帝国疆域之内的旅行用不着护照，因此一批又一批英国移民纷纷涌向港口，前往澳大利亚、加拿大与南非。无数才能卓著的英国人由于受不了阶级鸿沟、惨淡的城镇与发展机会的缺乏，纷纷投向了美国的怀抱。与此同时，无数逃离沙皇屠杀或者拉美贫困的移民也纷纷涌入英国，绝大多数人都来到了伦敦，但也有人会前往大型制造业城镇与大型港口城市。布拉德福有着大型德裔移民聚集区，曼城则有着意大利商人与波兰犹太人聚集区。对于幸运的富人来说，这是旅行与冒险的伟大时代。家境优渥的人们会搭乘游艇或者火车连续游历几个月，在法国蓝色海岸观光，在德国温泉疗养，或者在威尼斯水乡徜徉。热爱打猎的贵族们正在忙着屠杀非洲的羚羊、北美的野牛与亚洲的老虎。整整一个尽心尽力的公务员与管理员阶层正在经营着最伟大的帝国资产——也就是印度。英国控制着四分之一的全球领土面积以及人口，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英国面前敞开了大门，任凭英国随意塑造。识字人口——也就是当时英国绝大多数人——恐怕比今天的人们更加了解世界大事，尽管我们的时代拥有互联网与二十四小时新闻滚动播出。他们对于国外新闻的兴趣恐怕比我们更强烈，因为外国在其他方面也意味着祸乱。德国的威胁正在日益引起重视，不过法国入侵本岛的可能性也是热门话题。美国则被视为极其富有、精力旺盛但是在政治领域并不算重要的新兴力量。

在这个英国历史上最鲜活、最丰沛、变化最迅速、最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清晰可见了，正在奋力从娘胎中挣脱出来。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是全球的首都，吸引着世界各地正在逃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者，来自美国的百万富翁与来自波兰、爱尔兰以及意大利的无数贫民。科技进步的速度就像今天一样令人目眩。汽车、摩托车与第一架飞机都即将问世，此外还有快得不像话且大得不像话的船只——越洋邮轮与最新的无畏级战列舰。建造战列舰如此昂贵，以至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收税方式。其他科技奇迹还包括最新的电报体系，电力照明，以及在遥远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德国齐柏林豪华飞艇。但是上层阶层以及中产阶级模仿者依然坚持古典教育的重要性。学习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人们远比学习德语或法语的人多得多，尽管充满野心的年轻人们都将科学与工程学当成了建功立业的新边疆。

这些人究竟长什么样呢？爱德华时代的静止照片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静止照片一样用各种化学制剂绘制了一幅错误的图像，因为这些图像是静止的。为了保证相似性，拍照人必须要僵住五官，摆出一脸严肃神情，因此看上去特别死板或者毫无感情。可是文字记录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嬉笑与争辩的时代。早期电影的搞怪气质更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个时代。那么艺术怎么样呢？能够通过艺术理解爱德华时代的生活现实吗？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伟大时代。爱德华时代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维多利亚伟大小说家的阴影之下——尽管乔治.梅瑞狄斯与托马斯.哈代都活到了二十世纪，后者身为伟大诗人的鼎盛创作时期还没有到来——但是要说起通俗文学，爱德华时代的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柯南.道尔创作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及其他几起最伟大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案件。约翰.巴肯已经出版了《祭司王约翰》，正在致力于《三十九级台阶》的创作。约瑟夫.康拉德的海上冒险小说与无政府主义惊悚小说《密探》已经问世，萨基也创作了一大批令人捧腹且入骨三分的短篇小说。H.G.威尔斯最优秀的小说都创作于这一时期，此前他刚刚发明了现代科幻小说。吉卜林已经写出了质量未必最高但是却最出名的作品。这一时期见证了《柳林风》、《彼得潘》与《铁路边的孩子们》的问世。这三本童书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陪伴无数英语世界的儿童。这一缕金光笼罩着我们对于爱德华时代的回忆，现实生活的困窘始终未能使其褪色分毫。就像教士那样一本正经的当今学术界将这些讲故事的高手们按照严肃程度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但当时的人们却并不这么看。亨利.詹姆斯曾经帮助吉普林筹划婚礼，康拉德曾经在扉页上向威尔斯致敬。他们的许多故事都刊登在销路广泛的杂志与期刊上，例如《斯特兰德杂志》或者《伦敦画报新闻》。这个国家需要娱乐。当时还没有全国广播，因此与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相比，爱德华时代的人们普遍具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他们的作家也会在这本书的后续情节当中屡屡露面。

图像艺术与建筑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就像我们一样也是不管不顾的消费主义者。摄影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普及，而且彩照技术也还没问世，因此广告插画依然主要依赖手绘。在插画领域爱德华时代同样空前绝后。埃尔弗雷德.芒宁斯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萨福克郡磨坊主的儿子。他笔下的骏马与吉普赛人会让他大发横财。当初他入行的契机就是绘制广告招贴画，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卡莉的巧克力工厂（5）。威廉.尼克尔森与詹姆斯.普莱德是两位极其有才的艺术家，他们在詹姆斯.惠斯勒的鼓励下成立了J & W Beggarstaff工作室，专门为剧院绘制海报，还为郎特里牌可可制作了版画广告。绘画无所不在，从《间谍》杂志上的政治漫画到G.D.Amour与Phil May在《笨拙》杂志上张贴的作品，后者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线绘天才。一般来说，爱德华时代艺术家的画工远比今天的后辈们更出色。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尤其擅长大胆惊人并且往往令人忍俊不禁的设计。各个城市都拥有明亮欢快、五颜六色的市容。最有钱的客户订购的大幅画作受到了美国艺术风格的支配。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精湛技艺与华美风范至今依然能令观赏者屏息凝神。他在当时的英国地位很高，足以与同为外来者的凡.代克相提并论。在他之下还有许多其他同样自信的艺术家，例如菲利普.德.拉斯洛与威廉.奥宾，前者没能很好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后者的表现还算可以。随着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慢慢过去，后印象主义画作的远征逐渐抵达了终点，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苏格兰彩色画派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逝了。艺术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喜新厌旧，但是爱德华时期的英国艺术绝不仅仅是跟在法国人身后的亦步亦趋。

类似的自信也荡漾在爱德华时期的众多公共建筑当中。市政厅、大型公司总部与政府办公楼都采取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风格，从繁复华丽的荷兰哥特式风格到砖石堆砌的威尼斯风格，从打了鸡血的英格兰乡村民居风格到煤气灯映照下的高仿法国庄园式风格，正可谓百花齐放。凭借着钢结构的支撑，他们创建了庞大的砖石门脸，兼顾复杂与优雅，有时还带有几分幽默。这些建筑远比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焦躁刻薄的建筑更加赏心悦目。它们的风格并不像厚施粉黛的维多利亚建筑那样沉重，而是显现出了天真无邪的神气，真心享受着即将被理论家与极简主义者弃如敝履的内外装潢。萨金特笔下志得意满的金融家或者头顶多重头衔的贵族向我们微笑的时候，周身总是笼罩着人性十足的自嘲神气。同理，爱德华时期最好的建筑在体现帝国气概的同时也设法避免了浮华虚夸的弊病。衡量建筑质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多少特定时期的建筑遭到了拆毁与替换。一般来说，我们总会选择保留爱德华时期的建筑，包括第一批真正受人欢迎的半独立住宅，这些建筑的“艺术与手艺”传承都可以向上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

简而言之，爱德华时期的英国与当代英国颇有暗合之处。他们因为海外的小规模战争而挣扎。他们因为新技术而目眩——他们所谓的新技术指的是汽车、飞机、电影以及海底电缆而不是生物科技、数字平台与网络。他们与更广大的世界联系紧密，但同时又对家庭生活情有独钟。他们高度爱国却又极不信任政客。他们痴迷于犯罪故事并且在拥挤的市中心相互推搡，同时却又高度守法。阶级与收入的差异分裂了他们，令外人一头雾水的共同偏见与笑话又团结了他们。这是一个喧嚣躁动、步伐飞快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自我批判的时代。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在很多方面既不公平又很奇怪。但是爱德华时期的人们正在飞速地进化。过去并不是陌生的国度。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ttenham_Outrage

（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0MmF96j7JZH6DSyUpTzeaXBziypn5GSH8nSzyUwFLXU59o3Yc37sq9SUvXMFYT7izOszGuZLvDvVoAcHSOwxA_

（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OXf3L-raFX_ANba2YUWWZWQ4V_Ivp90RdEIO9Mw9HAjd32otPp5AIwYAlmPMN6iO8X2Xz3Co6txr2w9QSIgc

（4）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ztswGHo_VYlusVGQtKB1HNjLYqU9ST8lSDSSZmnXa4V2mBFruytmIKAFiqssZjEdMQOP5IUe4oINMFVr4v6j_

（5）http://www.caleys.com/

亲爱的别担心

宝贝不着急

我们生活在未来

这一切都还没发生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Living in the Futur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