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 复 是呀。
家园 认真问你 你说是必然，还和我在河里吵这半天？为嘛呀？
- 复 认真问你
家园 认真地回答：必然≠正确 为啥吵？这得问你和【领导】啊？
【领导】在【温雅颂】兄楼里发了两帖，我跟了：
老老狐狸:数据不支持“不必然意味着否定以前的人民公社是不对的”这话
【领导】不服。
这不就开始了？
至于你，我是应和【老实农民】兄的还好我这种经历过农村分田到户过后农村实情的人还在，发了篇客观地说，分田对粮食生产确实有10%左右的一次性效应。
你斜刺里杀出。
这不就又开始了？
还是那句话：
对于那些艰辛奉献、承担了工业化代价 、却未及时享受工业化成果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当年不完全理解这些，很正常。但是，作为享受毛时代打下基础的后来人，却信口雌黄诋毁毛，就让人不齿了。家园 嗯，中间还口口声声 又是打脸，又是点名邀战，结果最后被驳得不断转进，渐渐偃旗息鼓一边回头寻找退路，其过程甚是有趣。
结果狐狸兄一句理屈词穷，把这位江湖某哥给刺激到了，愤愤地扔下句： “这楼是正经讨论楼，要打架去别处”
我当场笑喷，心说这不是杨志卖刀里那位嘛，就回贴打了个招呼。
嗯，就这事你我仨帖子就被被举报了。看这阵仗我多半是要进小黑屋了，有人认为“阴损”嘛。老兄大概没事，理屈词穷这四个字挺客观的，这也算阴损那真是啥形容词都不能说了。
通宝推：盲人摸象,七天,家园 Del del
家园 大赞老老狐狸的耐心！ 不过，真的不是什么人都值得你付出时间去讨论的。没有相同的逻辑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讨论，有的只是“鸡同鸭讲”。
- 复 这么说我没有意见
家园 “V1能继续保持下去”，这确实是一个假设 毕竟，历史没给验证的的机会。
但是，我们有50-52年数据、53-57年数据、58-79年数据、80-84数据、85-2016数据，以过去推未来，这是最基本的预测方法。
至于您所言的“我持怀疑态度”，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我认为坚持公社制度的话，速度会低于包产到户的实际增速V2。”？
说句不客气的话，虽然都是假设，假设“坚持公社制度的话，增速V1会高于包产到户的实际增速V2”还有实际的历史数据做参考，假设“坚持公社制度的话，增速V1将低于包产到户的实际增速V2”是纯脑补，一点依据都没有。
这个问题，我觉得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邓小平及其同志为什么要搞农村改革？假设他们不是白痴的话，他们这么做肯定是原因的。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无论恢复高考还是包产到户、引进外资等，都不是小平同志最先提出来，多数情况下，小平也不是最激进的一个，就包产到户来讲，最先表态支持的是陈云，华国锋表态个别山区单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但要参与集体分配，也在小平之前。
小平同志究竟是怎么想的？确实不知道。考虑的重点是“事”还是“人”？也不知道。
但是，做事操切，简单粗暴，以“举重若轻”为名一刀切，是小平同志的风格。当甩手掌柜可以，调查研究，辩证分析，花心思真抓实干，是小平同志不屑做，也做不到的。
当时公社制度有没有困难？有多大困难？如果老兄有高见，不妨赐教。想干成事儿，这世界就没有不困难的。要说困难，59-61年的农村困不困难？李昌平上书时的农村困不困难？
困难时期，毛泽东同意曽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试点，结果，那两年，安徽粮食产量降幅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恢复却比全国慢。和万里在安徽差不多，减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增产却赶不上，只好抓住个小岗村在农委主任位置上强推。
当年，陈云提出，包产到户，四年可以恢复，不搞，花的时间会长很多。62年搞出《人民公社六十条》，相较58年一窝蜂搞的那种公社，也是改革，结果，63-65，3年就恢复了。
要说70年代末期，还真谈不上有多大的、克服不了的困难。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3以下了，人口增速在下降，人均粮食创下新高，水利建设有了基础，引进大化肥化纤装置即将投产，良种推广即将铺开，这时候一分了之，确实是理解不能。
至于公社制度需不需要改革，肯定需要啊，哪有一个方子管一辈子的事儿？
有意思的是，大喊“xx年不变”、“xx绝不动摇”的，恰恰是那些改革口号喊得最响的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保留公社制度的话，也是需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后的公社与58年一窝蜂建起的公社就大不相同。
到了七十年代末，人均粮食产量稳定超过300KG以后，更精细化管理，更多样化的经营，因地制宜引入责任制，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等等，都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通宝推：阴霾信仰,
家园 从当年的说法来看 承包制在保证国家征粮的前提下，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提高了。
从城市的食品供应改善来看，农村的产出确实比过去要多。
这是2000年以前的感觉。
- 复 从当年的说法来看
家园 说说我的看法 承包制在保证国家征粮的前提下，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提高了80年代初中期，农村有过一段好日子。其原因主要是老老狐狸提到的三条：化肥良种农药开始发力，国家征粮减少、农民负担减轻(石油换汇进口粮食)，分田导致的积极性提高(一次性)。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年，农民负担迅速加重：1、随着中央财政的恶化，收钱层层加码、社会公共事物层层甩包袱，上面甩下的包袱都被压到农民身上(比如乡镇中小学教师工资最后都由乡镇财政解决)，2、乡镇政府恶性膨胀(以前3个人的财税所，膨胀到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100多人)，3、乡镇政府的三公消费恶性增长。农民负担重到什么程度呢？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上书为例：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2000年在李昌平的乡，不算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不算种田的劳动负担，如果老天爷帮忙，能达到亩产1000斤，正好够交公粮的，而这种情况，最起码在湖北这个农业大省是有代表性的。
很多农民在改开前期爽了几年(消费放开、负担减轻)，旋即进入地狱模式，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看不见希望。
从城市的食品供应改善来看，农村的产出确实比过去要多。城市食品供应改善，有很多因素，除了老老狐狸列出的一些权威数据外，我还能想到几个：88年开始的市长菜篮子工程算一个。用行政手段解决城市供应问题，对城市人口来说，自然是善政。再就是改开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导致农村的生产劳动以城市需求为中心。比如说，一斤青菜，在农村卖2毛，乡里卖2毛5，县城卖5毛，市里卖1块，市县的供应自然充足(同学的母亲，为了一斤菜多卖2毛钱，每天早晨2点起床推着小车赶县城的早市)。再比如说，我明明可以种亩产800斤的细粮自己吃，但是因为城里人喜欢吃草莓，那就吃亩产1000斤的粗粮，省下一些地种草莓挣城里人的钱，这些都导致城市食品供应的改善。
由于中国的城市无法容纳中国巨大的人口，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控制城市人口，一是人口流动控制很紧；二是尽量控制城乡差别；三是鼓励人才到艰苦的地方去，比如说我曾经提到的，我的老同事主动从北京调到远郊工作可以多拿13块钱工资；四是政策性向下倾斜，比如优秀人才下放。以我们乡为例，我毕业的乡镇高中，是71年县里抽调优秀教师到我们乡创建的，80年代还是一所不错的高中。然而随着这些优秀教师陆续调回县城，我的母校也没落了(我是我们那届唯一上本科线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唯一上专科线的)；还有就是我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曾经下放到我们公社做公社书记，我们公社的很多发展都是他给打的底子。不要小看这个人才下放。举个例子，我们乡的一个村，就是在中学化学老师的帮助下建立了烧碱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故乡在喀什河友，在他的系列雄文中提到的上海知青对喀什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及上海知青离开后喀什的各种迷茫。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毕竟整个中国比有限的城市大得多。改开后的政策是完全反过来的：政策性向都市倾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分数线：在大都市工作，不仅生活方便、离领导近、晋升机会多、收入高，连孩子的高考分数线都低个100多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口削减脑袋往大都市钻，90年代那么严厉的暂住证/遣返政策都无法阻挡北漂的脚步(我一个同学北漂被查，用学校的身份证蒙混过关，否则就要被送到沙河筛沙子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海峰河友抱怨的
我自己在北京住，经历过几次差点抗不住的时候。拉肚子碰到堵车，在红绿灯前堵了40多分钟，咬牙坚持，出虚汗人几乎要虚脱了，当时心里就想，活着真没有意思，死了算了。既然资源、好处都集中在都市，抛弃农村，那么大家都死挤在城市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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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简单谈谈我们村的农民收入来源 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但父亲在城市工作。拖设计师的福，81年农转非。但母亲还是喜欢农村待着，直到85年才搬到城里。小时候的印象是村里农民主要靠三类收入。一是养猪等禽畜；一般一户一年人家养两头猪，最多三头。那时的猪肉大约0.7元一斤，后来涨到1.05元；此后的上涨就不太清楚了；二是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主要是西瓜。那时大人们每天早上挑一担西瓜去煤矿等地销售，大约120斤左右，一般能赚15元左右就觉得特高兴，一年能赚400元左右就觉得不错了。三是靠做工匠。村里各类工匠都有，木匠、泥水匠、铁匠、弹棉花师傅等等。此外，就是靠在山上采集一些中药等，例如金银花、沙棘、菖蒲等。直到九十年代农民村里的小孩开始南下广东打工，或是进城打工（主要是建筑工，经常被拖欠、克扣工资），村里农民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但此时城里的工人开始没好日子过了。我们厂从90年开始就走下坡路，在经济沙皇的政策下，工人开始了悲惨世界的经历，此是后话。如今很少有农民种植农田了。许多田地荒芜，长草。
- 复 说说我的看法
家园 写得很好 中肯翔实。也启发了我的思路。以后有空写一个贴，把最近看到的关于文革，改开以及老毛的评论整理一下。
- 复 写得很好
家园 静等佳作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让所有人受益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让所有人受害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不牺牲老百姓的。评价一个时代、一个政策、一个人，我想问三个问题：
1、这个时代/这个人，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加速了社会发展？
2、这个时代/这个人，是不是让绝大多数人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
3、国家领导人要求老百姓做出的牺牲，从国家长远计，是否值得？以抗美援朝为例，领导层做出出兵决策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人会为他们的决策付出生命。这个牺牲是不是值得？如果不值得，就是穷兵黩武。
在这里顺便吐个槽，有人说，改开后的国外影视让人认识到中西方的生活质量差距----狗屁！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士兵都知道美国人阔气，缴获人家点饼干罐头就跟过年一样。中国士兵所做的是用英勇弥补这种差距，而不是看见差距就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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