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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推荐一个帖子----毛泽东和文革大起底 -- 不要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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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5、建国后第一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0)/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1)

        

        【接前】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50%的势力,周恩来占30%的势力,刘少奇占15%的势力,朱德占5%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45%,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35%,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1)/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2)

        

        【接前】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45%,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55%,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2)/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3)

        

        【接前】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0%,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1%,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把经济建设看成跟打仗一样,认为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速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也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3)/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4)

        

        【接前】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周恩来对刘少奇寒心,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4)/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5)

        

        【接前】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排除了周恩来在军队里的人物,势力由45%骤升为70%,刘少奇的势力还是15%,朱德的势力也还是5%,但周恩来的势力由35%骤降为10%,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5)/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6)

        

        【接前】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好。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30%;周恩来有30%的势力,林彪有3%的势力,朱德有2%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6)》*****

    • 家园 4、传记文学,当故事看吧-----初次交锋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2)/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1)

        

        毛泽东71岁生日寿宴的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昨晚参加毛泽东寿宴的人,除了那些劳模和科学家以外,都照例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跟毛泽东顶嘴,毛泽东在寿宴上骂人的各种小道消息,早就传遍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所以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高官们,都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变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巨头,是和解,还是摊牌,今天的会上大概就可以见分晓了。大家怀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等待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角的登场。

        刘少奇早早就来到会场。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潜伏在国民党鼻子下搞地下工作,那一定要非常守时的,一分一秒之差,就可能导致生死之别。所以刘少奇一般开会从不迟到,上次开会的迟到,也许真的是遇到意外,所谓老天注定的吧。刘少奇的座位在毛泽东右手边,这是中共第二把手的交椅,刘少奇从1943年坐上这把交椅,一直坐到现在。毛泽东的第一把交椅,距离刘少奇的交椅不过一尺远,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有好几次刘少奇走过这第一把交椅时,都有一种无名的潜意识浮上心头:真想试试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

        刘少奇在自己的交椅上坐下,深深吐出一口气,两手不知道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紧张,紧紧地握成双拳;双眼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要掩饰内心的激烈跳动,紧紧地闭着。这些天来,刘少奇一反往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难道刘少奇不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吗?那种说刘少奇是一时糊涂,或者说刘少奇没有意识到他会激怒毛泽东的说法,实在是太贬低刘少奇的智商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已经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是极要面子,争强好胜心很重的人,谁要是在公共场合下不给毛泽东面子,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刘少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寿宴上不理会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一定会大大地激怒毛泽东。刘少奇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他还是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他就是要故意激怒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除了军队之外,对党政的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全权交给刘少奇处理。这让刘少奇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几年就把国民经济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恢复过来。到1964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开始正常运转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对党政工作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忽然又开始关心起党政工作,大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势头。这就让刘少奇不爽了,心想:“毛泽东你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甩手走人,退居“二线”去研究哲学问题了;现在看到我把国家搞好了,你又大言不惭地要回到“一线”来领导工作,这不是明摆着要来摘我的桃子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3)/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2)

        

        【接前】现在刘少奇已经羽翼初丰,不会仅把“不爽”忍在心里,而是要行动了。刘少奇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气走毛泽东”。刘少奇深知毛泽东脾气比较躁,忍不了气,一生气就要甩手走人,这个正好达到刘少奇要“气走毛泽东”的目的。刘少奇就是要让毛泽东生气,气得他甩手走人,不来参加会议了,正好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昨天毛泽东的生日寿宴,刘少奇也是有意晚去,有意不接毛泽东抛来的橄榄枝,有意惹他生气。刘少奇希望毛泽东气得不来参加今天的工作会议了,那最好,我就在会议上按照我的意思把工作布置下去。

        刘少奇看看手表,快到开始时间了,毛泽东还没有来,刘少奇心中暗暗高兴。就在这时,党内第三位人物周恩来走进了会场。也许周恩来是因为长年工作的繁忙,养成一种动作极快的习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刘少奇身边。刘少奇满脸笑意地跟周恩来打招呼,而周恩来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就是毛泽东左手边的第三把手的交椅。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从来是毛泽东的部下。而周恩来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在毛泽东之上,在军队第一把交椅上也坐过,后来是因为坐不下去了,才把交椅让给毛泽东。从未吃过熊掌的人,总想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美味。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是吃过熊掌的人。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刚刚坐下来,马上就有随身秘书递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周恩来立即开始批阅文件。不过周恩来眼角的余光,还是频频观察这边的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敏锐性,那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已经看出刘少奇是在故意气毛泽东,演一场“气走毛泽东”的戏。周恩来也看出来,这场戏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毛刘两个人彻底摊牌。那么周恩来倾向于哪一方呢?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是。

        周恩来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什么是顾全大局呢?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住我们这个党”。尽管不能说周恩来是建党之父,但他是对共产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成绩,里面洒满了周恩来的汗水与辛酸。周恩来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浇灌在党的身上。周恩来没有子女,他把这个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旦党有了什么危险,他就像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挺身出来捍卫它。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党取得今天的胜利,那是几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想到他们临终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不敢说能让共产党保持一万年,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让党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先烈啊!”

        如果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闹翻,对于这个党来说,即使不是灭顶之灾,也是要受到重大创伤,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周恩来的智慧是过人的,他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关键点,那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这是阻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系继续恶化的最好办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4)/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3)

        

        【接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一下1964年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实力情况。那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的实力;而刘少奇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有约30%的实力;周恩来有约30%的实力,林彪有约3%的实力,朱德有约2%的实力。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摊牌的话,周恩来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谁,谁就会胜,所以双方都在拉拢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表示出来偏向哪一方,就等于是变相地支持或鼓励哪一方摊牌的勇气;相反,如果他表示出严格的中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搞不清,周恩来在他俩摊牌的时候会支持哪一方。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对摊牌这件事就会更加慎重,结果就有可以避免一场党的重大灾难。

        周恩来手里批着文件,眼角的余光扫瞄着刘少奇。刘少奇有好几次想和周恩来搭话,但周恩来都装作专心批文件,装作没看见。如果撇开党的利益不说,硬要让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那么周恩来还是喜欢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一种“蛮劲”,一旦认准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把它干到底,一百头牛也拉不回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管,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而刘少奇则有一种“见机行事”的智慧,一旦事情遇到了困难,他马上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哪边有机会就往那边走。用共产党的术语说,这叫做“机会主义”。

        解放前,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可是到了1956年,周恩来因为主持经济工作搞得很好,党内实力大为上升,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刮过来“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刘少奇这时就抛开了毛泽东,加入到周恩来这边,和周恩来共同搞“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冒进”,一时间把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逼下去了。可是到了1958年,当他和周恩来搞的“反冒进”出了问题,受到党内批评,刘少奇就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周恩来,又转身回到毛泽东那边,又开始“赞成个人崇拜”,支持毛泽东搞“冒进”了。周恩来对此耿耿于怀,十年后周恩来在文革中重提旧事,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大跃进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副总指挥是刘少奇,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副总指挥的刘少奇的责任应该算第二大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可是刘少奇再次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转身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这种善于投机的人,周恩来本能地不喜欢。周恩来虽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蛮劲,但也有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韧劲,绝不会随机应变,根据“机会”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5)/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4)

        

        【接前】就在前一段时间,毛泽东跟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忽然说:“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啊!刘少奇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看出来了吗?”这句话点到了刘少奇的关键,在毛泽东面前对刘少奇的问题从不表态的周恩来,居然一下子失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大笑说:“哈哈,恩来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嘛。”

        忽然会议厅里响起一片桌椅的轻轻碰撞声和衣服的摩擦声,那是人们从座椅上站起来发出的声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来了,众人站起身来恭迎毛泽东进场。周恩来赶紧放下手中的文件,也站起身来,而刘少奇尽管有一点不情愿,但也随着众人站起身来。

        毛泽东的迈步,果然是领袖的气概,从远处看,显得悠然自在,走近一些看,又显得气宇轩昂,再走近一些,你就会感到一股气势从毛泽东身上威压出来,让你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毛泽东脚上还是那双寻常的半新布鞋,他的一只脚向外一踢,布鞋四平八稳地踏在地毯上,另一只脚再紧跟着顿出一个方步,步伐的节奏不紧不慢,营造出一个既自信坚定,又旁若无人的氛围。

        毛泽东在众高官恭敬的目光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会场,神色威严地走进人们的视线。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向他的战友们,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默默的暗示:“任何挑战,我都是无所畏惧的。”

        此处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在自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下后,众高官才纷纷坐下。毛泽东环顾一下左右,然后用他那永远不改的湖南腔说:“开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心情不好,本以为他还要说几句气话,或者骂几句,可是毛泽东说完“开会”两个字之后,就闭口不说了,让大家对毛泽东的期待落了空。刘少奇已经做好了全身准备,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骂”,可是毛泽东突然沉默不说话,反而让刘少奇感觉到很不自在。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也以为毛泽东要发发脾气的,特地给毛泽东预留了时间。可是毛泽东却偏偏不说话了,会议被冷场,邓小平急忙改变计划,安排各省的领导人发言,会议总算进行下去了。

        各省的领导人开始发言,但是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身上,频频偷眼看两个人的表情,纳闷毛泽东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了。

        今天毛泽东沉默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虽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周恩来之上,但他们两人得到这个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刘少奇能有这个地位,全靠毛泽东的扶持和提拔,而周恩来能有这个地位,完全不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自己“挣”来的。毛泽东的内心中,刘少奇只不过是他的老部下,比较“小看”刘少奇,但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周恩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6)/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5)

        

        【接前】周恩来在公共场合下,总是摆出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谦卑的态度甚至有点像毛泽东的秘书。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评论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像是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毛泽东自己却很明白,周恩来对自己的谦卑,不是怕自己,而是给自己面子。毛泽东多次率直地向外宾解释说:“总理是给我面子”,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谦虚的口头禅了,也是他对待周恩来与对待刘少奇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昨天的生日寿宴以前,毛泽东还以为刘少奇对自己的不逊态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政绩干得不错,得意洋洋地翘尾巴了,所以在生日寿宴刚开始时,毛泽东还只是间接地批评刘少奇说:“作出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榜样,希望刘少奇向周恩来学习。

        可是生日寿宴上刘少奇始终没有向毛泽东表示出修复两人关系的任何举动,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刘少奇这些天的不逊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翘尾巴”,而是故意要“气”自己,把自己气得不去参加会议了,正好他主持会议。毛泽东这时才明白,原来刘少奇这么做,都是事先想好的策略,自己以往太“小看”刘少奇了。

        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泽东不得不思索这背后的“深意”。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赫鲁晓夫,心中不禁打一个寒颤:原来刘少奇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在昨天的生日寿宴的后半段,毛泽东不再提什么“翘尾巴”了,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这之前,毛泽东只是想“整”一下刘少奇,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想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打一打刘少奇的傲气,削掉刘少奇的一些权力,把刘少奇在政治局里面的排名往后挪几位,教训一下刘少奇,让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还是会给刘少奇保留的。

        可是当毛泽东发觉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之后,他对付刘少奇的手段就完全变了。以前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方法,是对付一个傲慢不听话部下所用的方法,但现在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真正政敌来对付。对付这种真正的政敌,那只有彻底地打倒,决不能手软。

        从此毛泽东不再小看、也不敢再小看刘少奇了,他收起了以往那种对刘少奇的至上而下 “训话”态度,不再“骂”刘少奇了,而是要认真地与刘少奇进行“交锋”了。今天这次会议,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是真正的政敌之后“最初的交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7)/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6)

        

        【接前】今天毛泽东不多说话,主要在观察,既观察刘少奇的态度,也观察各位高官的态度。毛泽东首先要观察的是各位高官的立场:哪些是亲自己的,哪些是亲刘少奇的。毛泽东清楚,这些高官就是没有参加昨天的寿宴,肯定也会从各种渠道知道昨天寿宴的情况,肯定会知道他和刘少奇翻脸了。如果有人要表态忠于自己,或者忠于刘少奇,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各位高官纷纷发言,大家都慎重地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毛泽东,也不偏向刘少奇,完全避开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敏感话题。这种官场的“智慧”,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这些人“怕”刘少奇,更甚于“怕”自己,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大部分在刘少奇手里,那些想当官的、想往上爬的、想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他们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这个命运是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怕刘少奇这个“现管”,而对毛泽东这个二线领导的话,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心想:“我对罗瑞卿这么好,他该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吧。”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林彪的军内第二把交椅。同时,罗瑞卿还有很多重要的兼职,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几乎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罗瑞卿的这些职位都是毛泽东给的,可是罗瑞卿的发言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毛泽东感到寒心,更感到愤怒:“别人不支持我也就不说了,我对你罗瑞卿可是够好的,把这么多党政军的大权都交给了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么?”

        毛泽东暗想:“患难见人心啊。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罗瑞卿居然还玩什么中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不能让这种靠不住的人掌权,必须打倒。”一年之后,罗瑞卿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先被打倒了。

        与毛泽东相反,罗瑞卿的态度让刘少奇感到宽慰。尽管罗瑞卿也没有表示忠于刘少奇,可是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呀,他在这时候能够表示中立,就更加增添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刘少奇心想:“看来我对罗瑞卿的许愿还是起作用了。”

        刘少奇曾在公开场合说:“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对于罗瑞卿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许诺。因为罗瑞卿知道,毛泽东固然喜欢自己,但他更喜欢林彪。只要毛泽东在位,国防部长的职位肯定是林彪的。罗瑞卿要想超过林彪,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主席”换成“刘主席”。尽管不能确定罗瑞卿是不是真的被刘少奇的许诺所动心,但他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毛主席”,造成他被打倒的悲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8)/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7)

        

        【接前】罗瑞卿发言之后,接下来发言的高官们,还是小心地保持中立态度,这让毛泽东失望,却让刘少奇感到欣慰。刘少奇看来,众高官的中立态度,就是大家准备支持自己的前奏。因为刘少奇已经看出,大多数高官在理智上是支持自己的,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感兴趣。可是这些高官多半受到过毛泽东提拔重用,有报恩思想,他们又在感情上同情毛泽东。1959年彭德怀和毛泽东闹翻时,大家毫不犹豫,一边倒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刘少奇和毛泽东闹翻,大家犹豫了,基本保持中立,这就表明他们的思想深处正在进行理智和感情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用眼睛扫瞄一下会场,大部分高官没有看自己,似乎想保持中立;少数高官在看自己,但他们的目光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劝告他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吵了。这似乎让刘少奇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高官们的理智最终会战胜他们的感情,最终他们会站到我这一边来的。

        周恩来对众高官的态度也感到放心。他知道官场有句至理名言“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队”。在官场上,如果跟领导跟错了人,那一辈子的官运就完蛋了。现在这些高官们,还看不准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所以他们不敢拿自己一辈子的官运轻易下赌注,他们还要观望。这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他们都认定跟着周恩来的态度走肯定是不会错,周恩来保持中立,他们跟着也就保持中立。

        毛泽东对这些高官的态度,当然是又愤怒又焦急,最后甚至在心中暗暗许愿:“今天不管是谁,只要肯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我今后一定要重重赏他,让他飞黄腾达。”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就受到毛泽东的破格提拔,一度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中央领导人。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闽南乡村,惠安人勤劳吃苦、聪明,这些优点在陈伯达身上都可以看到。陈伯达一生酷爱读书,特别是精通中国古典,与毛泽东是一拍即合的。尽管陈伯达的才智出众,但他却长得貌不惊人,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总是闭着的,因为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就是睁开,也和闭着差不多,不过这样的眼睛会让人觉得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9)/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8)

        

        【接前】陈伯达的政治嗅觉也是十分敏锐,完全不像他的鼻子,俗称団鼻,就是像一粒糯米团突然贴在一张脸的中央,没有过渡的鼻梁、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都是圆圆的一粒糯米团,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幅尊容,却是毛泽东的秀才秘书中最能够嗅觉出毛泽东思路的大秀才。对于母语是闽南话的陈伯达来说,毛泽东的湖南腔是那很难听懂的,尽管如此,陈伯达还是可以只听毛泽东的前面几句,就揣摩出毛泽东要说的全部意思。至于陈伯达自己那更难听懂的惠安腔普通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说来也奇怪,这并没有妨碍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的秘书之一,他写出的政治报告和社论,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下台的话,他也要跟着完蛋。所以他要自保,也只有挺毛泽东这条出路。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陈伯达认真听毛泽东与刘少奇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路。于是今天陈伯达发挥出他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毛泽东思路的得意之手,发言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听到陈伯达支持自己的话,非常高兴。陈伯达又批评刘少奇的观点,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更高兴了,立即插话说:“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伯达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重重地加了一句:“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句让陈伯达始料不及,他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敢随便发挥下去,只好闭口不讲了。

        在散会前,毛泽东用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对众位高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

        毛泽东抛下这个大谜题,一甩袖子就扬长而去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0)》*****

      • 家园 大跃进问题的责任

        更多地是刘邓。59年会议公开决议,毛退居二线,而问题很严重的是60-61,刘少奇到61年才下去蹲点认识到错误。毛在58年11月开始多次会议上就开始批评刘搞的浮夸风了。这个作者对历史大事的把握,实在很离谱。

        • 家园 同意你的看法

          在大跃进这件事上,刘邓负主要责任!河南吴之甫就是被刘少奇一再忽悠才大放卫星的,否则信阳也不会饿死这么多人。不过老邓复出后,给吴平了反,还有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山东的舒同,当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领导,文革后都成好人了,屎盆子都扣在林彪、江青头上了。就是当年站在麦堆上拍的照片不好处理了,不过屎干了就不臭了,呵呵。

          通读下来,我感觉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问题,至于为啥这么写,感觉还是网帖,不严谨吧。

    • 家园 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语言表达,比如:

      把毛泽东神格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现世神——他这是在肯定神这种东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吗?

      要不然专挑毛泽东不光彩的事情——那这就是在承认“专挑”的人写的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是真实的啰?

      现实世界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这个不论。只是,“民间”确实有一些朴素的人,想要维护领袖的名誉,但是不自量力,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多做,少说,才是淳朴的人应有的表现。

      通宝推:侧翼,
    • 家园 看了前面几节, 作者水平不高.

      看的出来, 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 不容易.

      但是作者的水平的局限性很明显, 基本是史料的罗列和自己的文学想象, 对党史军史缺乏深入的了解, 也没有足够的常识, 也只能写成这样子了.

      通宝推: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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