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血法王（中）功亏一篑 -- 京华烟云AMIP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新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齐，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

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人心惶惶几近末日，皇帝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导致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

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按照清朝史料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前苏联蒙古史学者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了，一战而定乾坤，恢复往日蒙古帝国的光辉，建立心中理想的香巴拉佛国，似乎已指日可待……博硕克图大汗正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之中，突然之间，美丽的草原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坡上清军的伏兵四起，猝不急防的准噶尔人立刻陷入苦战。

人们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准噶尔人只有冷兵器，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装备了不少火器，并在此前的乌尔会河之战中给清军造成了极大苦果。只不过，这些先进武器多为“鸟枪”也就是火绳枪而非火炮，无法在远距离与清军对抗。

清军的大炮多为法、葡、意等西方传教士设计，射程远威力大，在当时的东亚独步天下，而准噶尔的火枪则基本来自被欧洲主流文明视为野蛮人的沙俄，有着俄国货皮实耐用但粗糙笨重的特点，性能虽说还不错，但肯定算不上高档。

尽管清军准备得相当充分，不过乌兰布通之战仍进行得异常惨烈，准噶尔铁骑不愧为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最后的霸者，他们的抵抗猛烈而狂暴，面对大炮倾泻下的钢铁火焰毫不退缩，这些草原骑士们挥舞着弯刀，凭借人与战马的血肉之躯向占尽优势的敌人不断猛冲，直至绝望地战斗到死。

虽然火力远远强于对手，可清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见战线僵持不下，清军主将之一、身为康熙皇帝亲舅舅的一等公兼太子太保佟国纲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杀入敌阵，随即在准噶尔人密集的排枪射击中当场战死，从而在美丽的坝上草原留下了“将军泡子”这个地名，引得后人凭吊遐思。

战局胶着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佟国纲的亲弟弟佟国维率领一支奇兵，偷偷爬上山腰突袭切入噶尔丹营垒，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将敌人布设防御的骆驼阵一斩为二，准噶尔军才显露败相。

清人写道，就这样，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被成功诱至乌兰布通，经过三天血战，以弓箭火枪对抗远程火炮的准噶尔军终于大败，清军团团包围了他们。

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准噶尔本土率众造反，已经切断了博硕克图汗回家的后路，噶尔丹的家眷也陷入敌手。而在得知俄国有可能与噶尔丹结盟的消息后，康熙立即指示正在中俄边境进行划界谈判的中方代表，以做出一定的领土让步为代价，获得了俄国不支持噶尔丹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已经彻底成了进退维谷的困兽。

根据清朝史料记载，康熙事先准备极其充分，清军集结了十万人马，在兵力上构成了对噶尔丹的绝对优势。他们兵分两路，皇帝的哥哥、裕亲王福全被授予抚远大将军头衔，皇长子胤禔为副，二人率主力出古北口；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常宁（不是后来的奕訢），则领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与信郡王鄂札为副，三人率另一路人马出喜峰口。

清军总帅自然是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同时，由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人参赞军务。但不幸的是，七月十四日康熙由北京出发，途中却突患重病，到了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身体实在挺不住的皇帝不得不从河北隆化半路返回京师养病，大军的指挥权也被迫移交给了自己的哥哥、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事实证明，对于清军主帅的人选，病重的皇帝在仓促之下，很可能做出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翻诸史料，福全王爷是个没有篡位野心、对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好人，但是他毫无战争经验，更别提独当一面了。在这个决战前的关键的时刻，让一向萧规曹随、没什么主见的兄长代理统帅，康熙有可能真地是病糊涂了。

不过，即使重病在身造成脑子进水，但一代雄主毕竟并非真正的昏君，在从隆化返回养病的途中，清醒了一些的康熙突然意识到此前的安排不妥，于是立即下旨让皇族中最具军事经验的康亲王杰书火速赶往前线，与福全共同执掌统帅权。

可惜的是，尽管紧赶慢赶，但杰书刚刚出了张家口，乌兰布通的战斗就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90年）八月一日，准清两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康熙终于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抚远大将军宣布我军大胜，甚至连敌军大BOSS噶尔丹本人，也很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福全在战报中说，我军“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应该指的就是佟国维在兄长阵亡后“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的事迹。按照福全的说法，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依仗着猛烈的炮火支援，具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清军逐渐完成了对准噶尔军的包围，这些狂热圣战者的末日，似乎已指日可待。

不过，如果参考第三方史料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福全宣称的胜利似乎颇为可疑，起码说胜得并不彻底。比如，当时正在中国宫廷的法国传教士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了这场战争，他写道：

“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则清朝赖以成名的八旗铁骑因伤亡太大，最后被迫退出了战斗，而康熙是完全清楚这一点的。

另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写道：“厄鲁特王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的地方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如果这两个传教士的记载不存在偏见——事实上他俩当时都算是清朝官员，立场肯定更亲清军而非准噶尔——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准噶尔军根据战场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阵地，战争开始后，在清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准军确实损失严重，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并未崩溃，仍有力量反击，甚至能迫使清军退出战斗。此后，双方仍处在相互对峙中。

另一方面，训练有素的准噶尔火枪手给清军将领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直接导致康熙对军事训练进行了改革，将以往依靠人海战术的的密集冲锋队列进行适当分散，以适应滑膛枪时代的战场新形势，对此传教士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尽管两败俱伤，但这场战斗结果，对双方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噶尔丹一方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他不可能在清军的主场内蒙古长期作战，而清军一方虽遭重创，但兵力仍相当雄厚，况且增援的各路人马正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

因此，即使噶尔丹在战场上真地不落下风，乌兰布通之战对他而言，也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看到清军逐渐合拢的包围圈，他必须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了，可问题是，面对数倍于己虎视眈眈的敌人，想撤就能撤得了吗？

按照清史记载，就在战斗的第四天，准噶尔军即将总崩盘的前夜，一个神秘的僧侣突然造访清军大营，他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有要事求见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一场波谲云诡的骗局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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