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我的南疆 楼二 -- 故乡在喀什

当前的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喀什的讨论。这些讨论里，最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民族团结的话题。其中，有些讨论还可以导致网络上的争论，网暴，和个人的抑郁症。有的个例里，有些当事人甚至还不得不远走他乡。

如果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大舞台，那么有的讨论就是进入这个舞台的一道道门槛。这这些门槛里，最烧脑的莫过于：猪肉。对于这个话题，很多人一听就炸。认为猪肉和新疆，南疆，或者维吾尔族是绝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

汉族如此认为的，大约认为伊斯兰教的经书和中国代的许多古训一样，经书说禁忌不可违，就绝对不可违，否则就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维吾尔族如此认为的，大约就认为猪是肮脏的，与维吾尔族绝对不相容。哪怕仅止是提一下，对人的感知，认知，乃至器官都是一种污辱。

这种把一个民族和一种动物，或者畜牧产品的关联视作一道“红线”是非常荒唐的。2000年左右，我经历过的一次是和一对维吾尔族的小姐弟的谈话。当时我同事请我教小孩子们在周末学英语。学习的效果不错，小孩子们的一对维吾尔小姐弟从汉堡包谈到了猪肉。小弟弟说：猪肉就是粪便，所以猪肉是非常肮脏的。这种说法在1990年代是有一定市场的。然后我就把维吾尔语里的粪便和猪肉仅只是同音而已的知识点给他们讲明白了。这种“误解”在不同语言，甚至言里是非常普遍的。如在独联体，中国人要尽量避免说“回”这个汉字，这样就可以避免俄语人士对污言秽语的联想。新疆人和甘肃人打牌也要注意用词的差别。但后来，这个全义务的英语补习就进行不下去了，听孩子们说我讲的东西让他们的父母非常难堪。所以，每每我遇见这一对小姐弟的父母时，对方总是有些躲躲闪闪。把猪污名化在喀什的幼稚，浅薄和根深蒂固是切切实实的。

不过，在喀什也有一批维吾尔族与猪肉污名化这股浪潮正面硬扛的人。他们都非常平凡，他们也很勇敢，远超绝大多数喀什人的想象。在我的眼里，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

第一位平凡英雄是喀什行署的一位维吾尔族厨师。这位吾斯达（维吾尔语师傅的意思）一方面把拉面，珀拉（维吾尔语手抓饭），卡瓦谱（烤肉）。。。等维吾尔餐食做到了喀什民间和官方饮食界的天花板，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把猪肉为主的汉族餐食搞得色香味俱全。不过最绝的是，这位维吾尔族厨神从不吃也不尝猪肉。本来他就是喀什坊间的一个谈资，一个传说，但是在泽普的一顿饭让他成了一个传奇。只可仰望，绝不可超越。传奇的那顿饭是1985年的7月，专门为北京来的琼卡德（维吾尔语大领导）胡耀邦做的。喀什的接待工作在新疆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的安排是非常惊艳的。这位维吾尔大厨做的大肉宴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喀什没有把住当时政治的脉。把吾斯达的大肉宴按照最高礼仪推出来了。结果，胡颜大怒。搞接待的干部莫名其妙，但吾斯达处之泰然。别人问起那天的感受，他说：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口味。 即：既然众口难调，那么一张嘴没有调过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暴风眼平静和后来南疆民族工作的现实及中央民族政策过山车式的大开大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退休，吾斯达也没有觉得那顿饭没有让人吃好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那次饭，让后来很多人总结出来，猪肉这样貌似地方政治擦边，考验认知，甚至有些“站队”性质的地方特色话题，其实是“问题在南疆，根子在中央”等体现。直到今天，一口肉的问题还在南疆翻来覆去地吵。只是，像这位乌斯达厨神这样淡定，超然的人物非常少。从政治大环境来刨根，来分析的就更少了。

第二们平凡英雄是一位把养猪和种棉花结合起来的一位县供销社的领导。1980年代中后期，新疆未来的战争风险基本已经化解了。但新疆的经济产业未来在哪里？

那时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撤与重建两者之间折腾，根本没有学者和官员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地方系统，不仅少有人考虑，公开的掣肘，明火执仗，扇阴风点鬼火，甚至趁火打劫的操作都比比皆是。拿当前的话来说，按照正常的思维来推进新疆的事业就是“政治不正确”，猪肉这个话题，那时候在喀什很多人嘴里 已经达到可以在政治上上纲上线的地步。

不过，那时候经常从喀什去南边几个县的都知道，英吉沙有一个特别好的排骨面的门店。这与其他几个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英吉沙县供销社出了一个养猪的维吾尔族主任。这个养猪的维吾尔主任遭受的置疑，排挤和排斥非常多。但他坚持养猪的理由非常简单：养猪利于给棉田提供肥料。这个思路概括起来就是：在棉花和畜牧上两个方向同时发力，让县供销社的农业有着切实的发展。如果英吉沙的这条经验能够坚持并推广起来，那么南疆的发展会是什么光景？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维吾尔族，把所有关于猪的污名和产业忽视都踩在脚下，理直气壮地把猪业当作一个产业来身体力行，为喀什的消费者谋福利？有。这个人就是我的姑父。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从他的嘴里，新疆和口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如果说有差异，无非就是没有找到发展的道路而已。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回去后，他与我们在全聚德的喀什分店吃饭。他点了几道北京全聚德的小菜。但店员说没有。一问原因，居然是迎合喀什清真特色的考虑。我姑父就拍案而起，把经理教训了一顿。

在他看来，猪业是喀什发展的一个好产业。他对猪业有一整套的理论。这还是我单位的一个老土著告诉我的。当时他的猪场因为周转，找这个老同事借了一笔钱。后来，老同事干脆把这笔钱作为投资入了股。姑父对猪业的通透，让他对喀什时政的观察的确要比其他人深刻很多。比如：猪业与牛羊业的对比。根据姑父的比较，对经营者来讲，一头猪比一头羊的效益大约相差5倍。对消费者来讲，一头猪1年的产肉量大约比一头羊也多5倍。现在每每想起听他说养猪经，我都不禁想笑。从那个老同事的口中，我知道了喀什猪肉市场的“卷”和残酷。但姑父就是乐此不疲。

现在想起来，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姑父的猪场和别人猪场的比较。喀什有个挺有名的乳业公司。他们在疏附县的奶场旁边有一条路上凭空“长出”出了一堵土墙。翻过土墙，穿过几栋土棚子，就藏了着几个猪圈。在那个猪场，我体会到了曲径通幽之“妙”和游击队防鬼子的“智慧”。

姑父的猪场则是另外一副光景：圈宽槽正，向着阳，背着风，既防寒保暖还兼顾了通风。我和老同事聊起来，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在喀什共产党就应该这样“正大光明”的养猪。我深以为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上面所讲的几个平凡英雄不是特立独行，而是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大环境里，选择了自己的担当，表达出了自己的思考。当前的喀什，需要每一个人为这样的平凡英雄们点赞。当下这个时代，应该有这些平凡英雄们的赞歌

@CGTN 消息，首部全景反映“7·5”事件始末的纪录片《黑云压城：乌鲁木齐“7·5”事件纪实》将在CGTN重磅推出！

The truth behind the 2009 terrorist attack, Xinjiang's most serious. Individuals recount their experiences. New documentary on fighting terrorism in Xinjiang "Darkness Over Urumqi: The July 5 Riots" premieres on CGTN on October 26.

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恐怖袭击，是新疆最严重的恐袭事件。反恐纪录片《黑云压城：乌鲁木齐“7·5”事件纪实》通过个人叙述他们的经历，揭示其背后的真相。该片将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中国环球电视台（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首播。

消息来源：https://news.cgtn.com/news/2024-10-21/-Darkness-Over-Urumqi--1xT21lBKvcs/p.html

今天的新疆，尤其是南疆是“现象级”的旅游胜地。面对“泼天 ”的游客潮，南疆不仅在硬件和软件上接住了。同时，南疆在其他方向上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是，有人问我：如何才能让“三恶”不会卷土重来？这是一个灵魂之问。的确，治疆不易。这样的问题无法回避。新疆的治理，与中国别的地方不一样。以前的乱相和今日的“承平”不是“左倾”或“右倾”的结果，而是有着其内在的逻辑。 所以，讨论这种逻辑，有点象中医讨论“未病”，非常有意义。

“三恶”势力，现在叫“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不是新疆或者中国一地或一个国家的问题。“三股势力”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国家，同时在其他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也是时有发生的。把视野放开，“三股势力”在中国和这些国家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历史地来看，三股势力和一种理论是关系密切。这种理论就是：斯大林民族主义。

斯大林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 1913）。从字面上来看，斯大林民族主义讲的是如何在国家里把人群按照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等四个要素来区分出来。

不过，在国家层面上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但仅有人群的区分是不够的。国家必须给斯大林民族主义做两件事，否则“三股势力”很难根除。

首先，要打一个补丁。即：融合。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也可称为民族融合。融合、交融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强（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朱维群 ）。概括起来，所谓的融合，其实就是突破原有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等约束，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一致的认同。

其次，要实现融合在实践上的升级。要把融合这个过程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具体化，并且实现进化。即：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一方面把融合通过共同的事业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共同的事业为下一步的更深融合创造条件。

如果没有补丁和升级意识，完全按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来处理民族关系，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三股势力”甚至更具破坏力的危机都有可能发生。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斯拉夫的面积大约就是喀什和阿克苏两个地区加在一起的面积，大约有25.6万平方公里，1991年人口总量为2350万（基本就是新疆2015年的人口总量） 。

在体量上，南斯拉夫没法和苏联或俄罗斯相比，但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却和他们有的一拼。铁托（1892-1980）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有2种文字，即：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3种宗教，即：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4种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5个主体民族，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6个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和黑山；7个邻国，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南斯拉夫通史，马细谱）。在南斯拉夫人口中，塞尔维亚族约占4成，克罗地亚族约占2成，穆斯林约占1成，斯洛文尼亚族占8% ， 其余20多个少数民族占2成多。

在铁托（1892—1980）去世前，南斯拉夫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从1960年到1980年期间，南斯拉夫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6.1%的速度增长。南斯拉夫的医疗系统是免费的，识字率达到了91%，并且预期寿命达到了72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Statistical Annex, Tables 1 and 2, 1991）。

尽管铁托一直在推动”南斯拉夫人“ 这个概念，但在南斯拉夫的“拼盘”民族中，貌似各民族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小心思代替了国家的大规划，鸡零狗碎的小九九远胜于国家民族的大认同。

南斯拉夫的分化在政治上首先是在语言上开始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语言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在书写上克罗地亚人使用了拉丁字母和而塞尔维亚人则使用基里尔字母。所以，尽管表达的内容相同，但不同字母就会让一些细枝末节成为文化，地域，宗教甚至政治的焦点。

两种字母的背后站着的是两个宗教。拉丁字母代表着天主教，基里尔字母则代表着东正教。信奉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念念不忘克罗地亚独立国在二战期间独立过4年和曾存在过2天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国；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和中部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除受到上述两种宗教影响外，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尽管南斯拉夫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是，当1946年南斯拉夫宣布政教分离，并审判站在占领当局一边的克罗地亚的斯特皮纳茨大主教时，梵蒂冈策划了反南斯拉夫运动，这导致1952年12月南斯拉夫同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本来铁托可以在政治上对这种外交手段进行维护与加强，但铁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这使得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两个民族在政治上有了和联邦公开叫板的政治“悲情”砝码。

在这些“悲情”砝码的作用下，铁托在宗教上处处被动，进而让大希腊主义，大保加利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黑山主义等民族主义暗潮涌动。没有在政治上对历史和文化进行清算，再加上地域性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南斯拉夫各地都是联邦水泼不进的。这才是南斯拉夫政治的生态。

暗潮涌动的”克罗地亚之春”(1967至1971)貌似两种字母对于”上位“的暗斗，其实是联邦化对于联盟化的挑战。对于这种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暗潮，身为克罗地亚族的铁托采取了回避矛盾的作法。南共联盟首先放弃建立一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新民族”的主张，并公开承认国内存在着“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现象。接着，克罗地亚共盟对于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也提出了质疑，铁托也同样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些貌似”聪明“的作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其他少数民族纷纷效仿，撼动了执政之基。到1974年，南斯拉夫修改了宪法，确立了自治邦联制，使得各共和国拥有自主权。 联邦与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平等的自治共同体。

铁托去世后，南共联盟中央全会进一步决定取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则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人加上军队1人共9人组成，一年轮换一次。与此同时，联邦主席团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1人加上南共联盟1人共9人组成，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字母顺序“轮流执政”。南共联盟只是联邦政府最高领导层的1/9。至此，按照斯大林民族主义划分的各民族实现了以各自民族的身份登堂入室的梦想，全然无人在意南斯拉夫“红旗”几乎落地的事实。

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斯洛文尼亚之春”运动，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十日战争（又称斯洛文尼亚战争）、1991年至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1996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其实都是刻板地由由斯大林民族主义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进而升级成为分裂主义的结果。

既然政治上能够做到貌合神离，那么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在经济上的锱铢必较就好理解了。南斯拉夫20多个少数民族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堆不满。俗语“肥猪也哼哼,瘦猪也哼哼”讲的就是这种场景。哼的比较响的是斯洛文尼亚认为，它仅占联邦人口的8%却负担联邦预算的1/4，太不公平。然后 ，1969年8月13日，发生了“公路事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领导人指责联邦政府在用修建公路的国际贷款方面不公平，要求联邦政府辞职。这种不满，或挑衅，让各共和国之间都认为不等价交换以及地区差价也影响了各自的发展。共和国和自治省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倾向日趋严重，经济发展分散，没有从整体考虑地区发展的分工和专业，大大影响了南斯拉夫市场的统一性，在地区发展上为了照顾民族情绪，搞平衡而建设了不少“政治工厂”；各自拥有投资建设的权利，造成生产能力建设重复，浪费资金，经营效率低等等，这些都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

外汇管理制度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一些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 得外汇，纷纷自行向外国举债，结果使得南斯拉夫联邦每年借还外 总额均超过联邦的预算，从而加重了联邦的外债负担。1976年南斯夫联邦的外债为79亿美元，1978年达到140亿美元，1980年已超过200亿美元。净外债到1981

年已达201亿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亿—50亿美元，超过了南斯拉夫联邦经济的承受能力。同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剪刀差已经非常明显。经济较发达的共和国企业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赚取了外汇；而经济较落后的共和国暂时还难以摆脱经济停滞的状态。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在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和较严重的本位主义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60年代以来，这种经济上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

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采在经济上还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如：

（1）投资支持落后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

（2）建立联邦信贷基金，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

（3）以GDP的0.93%作为无偿补助经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

（4）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

（5）鼓励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联合办企业，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配收益。

但是，脱离了融合的方向，各种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让联邦（邦联）与各共和国（省），各省之间在经济上都渐行渐远。

当民族问题在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等四个要素无法形成融合，那么分裂就会向国家的根基渗透，漫延。如果说前面讨论的南斯拉夫各种乱相对应 的是“三股势力”中的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那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四分五裂就相当于恐怖主义势力的形成。只不过，南斯拉夫的暴力分裂是以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远不如内战血腥。

当代南斯拉夫是经历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才建立起来的。在二战中，南斯拉夫伤亡了170万（占总人口的10.8%），伤亡总数在欧洲国家仅居苏联和波兰之后，名列第三。南斯拉夫人的血性和战斗力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和《黑名单上的人》等好几部影视剧当年在中国是万人空巷。但是，南斯拉夫 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是不一样的。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斯大林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渗透到了南斯拉夫人民军内部。对于各位公民的民族，只是按照四个框框来套，而历史的清算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反复强调，它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语言文化。至于这个克罗地亚是不是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扶持的，没有人关心。

1971年，即“克罗地亚之春”期间，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分裂主义活动达到顶峰，要求从联邦

独立出来并加入联合国，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发行自己的货币。

铁托也仅是明确表示“如果再晚6个月干预克罗地亚事件南斯拉夫很可能面临国内战争”。这就是政治和经济上分离主义的变本加厉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也发生了“斯洛文尼亚之春”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言论自由，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控制联邦军队。

1987年2月，“斯洛文尼亚的备忘录”提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

1990年底，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要求：军队必须中立和非政治化，偏向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政策必须“寿终正寝”，目前的南斯拉夫必须“摧毁”。

1990年4月—12月，南共联盟内部和各共和国之间反复协商和一再妥协均宣告无效。多党制成为潮流，在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政党和组织，它们宣布反对南共联盟的一党垄断，主张立即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号召军队和警察非政治化，拒绝实行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在南斯拉夫军队内部，按照民族划线的特征非常明显。如： 塞尔维亚族约占高中级军官的80%。

到1991年底，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军已背离了联邦武装力量的宗旨，而公开站在塞尔维亚族一边来防止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进攻塞尔维亚族控制区。于是，克罗地亚境内的武装冲突变成了以克罗地亚共和国军队为一方和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军与塞尔维亚族武装为另一方的内战。

如果说最后让南联盟最后解体的是美军的轰炸，但美国人根本没有太把这场战争当回事。尽管北约在11周的时间里出动了近4万架次飞机对南联盟进行了轰炸。但这场对南斯拉夫最后一击的战争，根本没有入得了美国人的眼。美国人甚至写了一本叫《丑陋的胜利》的书，来表现对此战的不屑。北约的轰炸一共造成了约600人的伤亡，而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十日战争（又称斯洛文尼亚战争）、1991年至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1996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同室操戈的战争让南斯拉夫伤亡14万人。

170万人的血让南斯拉夫建立起来了。14万人的血让南斯拉夫解体了。让这么多血最无语的是：引起内战的原因，甚至内战本身，都是由斯大林民族义派生或引发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上，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行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几十次经济和政治改革，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最终，反复性改革导致经常性危机，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动摇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究其根本，没有一个融合的方向，再好的政策在生搬硬套的斯大林主义后，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如果说南斯拉夫是一场梦，那么欧盟续了南斯拉夫的梦，但，梦总是会醒的。以前，克罗地亚相信：克罗地亚每贡献一欧元，欧盟将带来三欧元的回报。现在的俄乌战争让欧盟经受着考验。一旦欧盟也无法如克罗地亚之愿了，那么克罗地亚和那些前南斯拉夫国家将会何去何从？

与南斯拉夫相比，苏联和俄罗斯在给斯大林民族主义打上融合这个补丁是成功的，有的操作甚至是可圈可点的。但在斯大林民族的版本的升级，即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无论是苏联和俄罗斯都是代价巨大，效果有限。究其原因，还是在斯大林民族主义的“破”与“立”上出现了偏差。这在当前俄乌战争如火如荼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