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山川悠远 提出的问题有价值，有深度。

现在能谈论这个问题，还是要感谢半羽大帝。这个功绩，远高于一个带和路，要载入史册的。

但正如楼下河友所说，@山川悠远 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没有深入，也许是不敢深入。

1、究竟是谁，在为过去40年的宗教扩张，并目标直指取代共产党的巨大社会运动的恶行打保护伞？

在过去40年，基层社会的党小组被宗教小组取代，华夏不华，到处是宗教标记。其恶果需要上百年来消除。如果还有机会消除的话。

2、究竟为何，究竟是多大的利益，让“宗教化中国运动”的终极大bss做出这种决策？这是为伟大复兴所做出的必要妥协退让？还是被高级策反的结果？

前者是为国家大计，还可让人接受。如果是后者，我们该如何清算这些高级余则成呢？

如果 @山川悠远 兄有时间，有请多分析几句了。

这种有颠覆政权危险的运动为何一直被政府无视甚至纵容的操作，可以说没有高层的默许，不可能这么顺利实施的。为何高层会这么去做，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与阿拉伯世界搞好关系？

用来否认以前的运动？

用来顺应麻痹西方，进行反忽悠？

感觉笔者没有找到真正的重点。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是中共帮助他们创造的回族，但是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也为将来的中国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推手，只有他们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秀才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够参与制定政策的回族高级官员帮助才可以，并且能领会理论并坚决执行政策的中下层回族干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

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的组织纪律的限制，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观察方法就是审视回族共产各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著名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维族，党员）为该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全团所谓的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维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按捺不住，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深思。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以哈吉自称，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党员，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原语文社社长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网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个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至少一周。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他三位从公开资料上看，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有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清真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清真寺举行的，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这几名回族官员，从最高的部级官员，到中高级干部，再到中层的局级干部，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的几位高官都最终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表达一下自己最后的双重价值观。那么他们拥有宗教情怀这个现象在回族共产精英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说是个特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归清真食品。

清真食品，这个含义复杂的宗教事物，这个推广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基层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精英是否普遍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早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就提出建议列车上增加清真餐。而各地大大小小的政协委员对清真食品也都关爱有加。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老人，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4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在2016年3月“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除去这些回族的高层精英们，中低层的回族人士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有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格外引人瞩目的，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其中尤其以也进入麦加进行所谓采访的共产党员（麦加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博联社的马晓霖具有代表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浏览他的主页，他对他为何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麦加，始终不发一言）

那么由回族精英控制的基层组织对待清真食品的态度是什么呢？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督促当地政府立即解决。这其实已经从清真食品上升到了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时间大约在在2000年以后。可在当地政府的口号“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的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官方主导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所谓回坊，赋予了回民。而民宗委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搞中国农村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这些实例看似个例，但实际大家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回族精英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在推动清真食品乃至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各个领域，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而且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的政治面貌，职业和职位高低，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式地推进。即使是自称无神论的回族共产党员也不例外。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的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

虽然共产党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在此篇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推行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无论他们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是高知还是农民，是富人还是穷人，谁也不例外。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群众基础的理论，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讨论的课题。

题外话

在推动伊斯兰化这个问题上，有两个非回族的团体，对于他们我不想深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自行研究

一个是投身民族宗教领域的非回族集团，固然有些人是职责所在，没有办法，但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心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其代表人物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为白彦虎翻案打先锋的汉族王国杰教授，对于他，没啥好说的。

　由杨怀中先生任主编的《回族研究》杂志在2009年4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18篇论文，专门论述19世纪 中叶云南回族反清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笔者手捧刊物，爱不释手，挑灯夜读，夜不成寐。读得兴起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我也是一位汉 族学者，20年来我在研究中亚东干族及撰写评价白彦虎的系列论文及专著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历尽 坎坷，受够磨难。论文不能发，专著不能出。教授不给评，博士不让带。我的第一篇东干学术论文《中亚 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就是杨怀中先生慧眼识宝，帮我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没有这个经历，我哪 来的这些深切感受!我要大声呐喊：杨先生，我敬您!《回族研究》我爱你!年轻编辑，我赞你!马平、马金 宝、李有智、丁克家、丁明俊等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你们肩负的是民族的希望! 任重道远。……

由笔者这个学过俄语专业的陕西学者来研究白彦虎和东干族，也许就是真主的安排! 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回民起义故事长大的。……

——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 回族应加强研究与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

另一个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或者就是基督徒学者的团体。其代表卓新平，土家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宗教学会会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教徒可以入党的公众学者，作为一个在宗教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政府级智库，说出这样的话令人叹为观止。

随声附和他"教徒可以入党"最响的是基督徒刘澎，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NGO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网上和海外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的李云飞阿訇和他关系密切。

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民族大学教授宗教学学术带头人牟钟鉴，他是极端无神论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且其与卓新平渊源很深。对这个团体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帮基督教学者给伊斯兰站台？这里我主要关注伊斯兰，对他们就不展开了。

绿化距今40年左右时间,反绿化也需要几代人,尤其改造年轻人,对老一代死脑筋的只能等其自然老掉

中国政府强力推行伊斯兰化，从组织，系统，规模，深度上看，是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国执政党的无神论属性更给这一事件披上了一层荒谬和疑惑的色彩。但显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伊斯兰沾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种可能，党内混进了伊斯兰主义者。很自然立刻就会产生了一个令人错愕的问题，伊斯兰教徒怎么能混进无神论党内？这根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是以宗教教徒的面目进入，而是以其他面目出现在党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议题。

那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讨论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是顶着回族的大帽子混进党内的。而伊斯兰化则是顶着维护回族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那么什么是回民族的民族文化遗产？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所谓人造民族，它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要素。如果对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很明显回族由于高度汉化，高度杂居，没有自己独立的共同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地域，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济生活，没有独立的共同文化，而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的宗教心理并不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何况所谓共同宗教心理，中国的回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华北回族群体的高度世俗化汉化而脱离伊斯兰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人造民族根本没办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民族，也正是因此，体制内回族精英产生了集体的焦虑感，所以他们开始寻求所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文化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为了使回族能够符合科学定义，甚至修改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2005年，也就是自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过后50年，执政党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版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所谓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的科学定义，实际上拿其中的民族要素与回族一一对照，还是成问题，所以必须加上最后一句“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为回族量身定做，而且从逻辑上看，纯属于毫无科学精神的主管臆断。如果宗教是文化，那么佛教/道教完全可以比照回族的立族方式成立佛族/道族，天主教/基督教教徒也一样可以成为民族。

当然这种焦虑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明朝起色目人中的穆斯林（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色目人都是穆斯林）在血统上融合进中华以后，一直都存在的。这种反抗融合的情绪随着面孔的逐渐汉人化，逐渐从纯血统论转向宗教，在精神层面上以宗教抗拒汉化。然而面对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冲击下，也一再败退，在解放前，很大一部分回族穆斯林无论真假已经开始自称为汉族穆斯林，比较典型的是白崇禧和马鸿逵，而且民国的主导理论也是所谓回回就是汉族穆斯林。

如回附之以民，是民已系之于回也。况佛教传自印度，不闻佛其民印度其民也，基督教传自欧美，不闻基督其民欧美其民也。……一神教且皆以普及世界为目的，其博爱广施，故无国界也，世之宗回教者……不独一中国，已彰彰明矣，又乌得以回民概之耶？ —— 黄镇磐《论回民》 1908年

各位更得明白，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以为信教而变为印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 —— 马鸿逵 《西北问题研究会刊》 1934年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五大民族说……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9年

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成为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宗教本身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回教么？ —— 蒋介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讲话 1939年

人类能否因信仰一致而有相同之生活习俗者，即组织为一民族，实为一问题。……若回教为一种部落之宗教，则凡信此宗教者，均属此部落之人士，其他民族无参与此宗教之机会也。如回教为全人类之宗教，则任何民族皆得为伊斯兰教徒，则绝无将回教徒之种族打成一片之理。今人几无人不承认回教为最大之世界宗教之一，故回教徒亦决不能自成一单纯之民族。——傅统先在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

然而解放以后的民族理论让回族精英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马列理论的漏洞，不仅成功地开了历史倒车成立了民族，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集大成者就是白寿彝。白寿彝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小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冯友兰和顾颉刚。30年代开始关注回族问题，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大多为民间传说。抗战时期，他生活贫苦，受顾颉刚很多照顾，顾颉刚也十分看重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仅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学术上也尽力支持，白寿彝对此也十分感激。而解放以后，顾颉刚则对白寿彝充满了不屑。其中滋味，我们不是当事中人，也就不便多言。

解放后，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回回民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建族的机会，自然也引起了回族精英对马列的兴趣，据有关人士回忆，白寿彝就是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最快的专家。1952年他写了一个《回回民族的心声》，采用阶级和列宁的一些观点，鹦鹉学舌般地声称，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此时中国史学界的老学究们还陷入马克思唯物史观能否解释中国历史的纠结当中。白寿彝的这种积极站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白寿彝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心中对回回民族的感情和共产主义民族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自然完善回族的科学领域定义也就成了他潜意识中的历史使命。

可由于解放初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全民共产族的中间阶段，他除了看着中共把回乱翻案成农民起义，其他也无可奈何，甚至连杜文秀和白彦虎也没有翻案成功。然而历史又给了他一个机遇，文革以后所谓民族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除了留了一个反大汉主义，其他都不剩了。白寿彝终于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时机。

改开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给回族研究顶下了几个方向：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为回族完善其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重树民族意识的研究计划，也就意味着这个计划是设法将回族伊斯兰嵌入中华文明历史，确立回族心理上的自治区域，是精神上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路线图。

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伊斯兰？壮族土家族苗族彝族这些人造民族在创造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宗教，而偏偏回族选择了宗教？其实还是老问题，以族立教，抛开了阿拉伯伊斯兰，回族什么民族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而族教绑定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制胜的法宝，不仅有历史渊源还深深刻入回族团体的心中，也自然成为回族成立新民族的制胜法宝。而白寿彝这位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自然也依然跳不出个这个历史的怪圈。虽然白寿彝并不见得处心积虑，但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他最终不知不觉走上了伊斯兰的老路。从白寿彝1944年发表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伊斯兰的执着之心。

伊斯兰本身在这时的遭遇是太苦了，它的教义和教法与这时的政治局面有极难沟通之处。于是伊斯兰教中便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政洽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对宗教信条多不能遵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群众不能不有形式上的拥护；另一种人是笃守宗教的人，是支持伊斯兰的基柱，但他们的思想行动既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势，伊斯兰世界难免不与外界日益隔膜。 —— 白寿彝

白寿彝的这种心态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近代大部分回族精英的逻辑，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白寿彝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与他同时代的陈克礼却因为太过招摇，大谈什么“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而被枪毙。

解放初期的回族学者群像，前排左起居中第四个为白寿彝，最右为陈克礼

那么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他那几个所谓研究课题：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中共的宣传规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也就是说历史分为了可宣传的，和不可宣传的，好的和坏的。这个原则在能分辨出史实真伪、史观好坏、把握住真理的情况下没错。同时如果选择的是错误史实和史观，那么这个政策则立刻成为制造伪史的帮凶。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直接跳过纷繁复杂的论证过程，通过观察每个议题最后的结论，来仔细看看，白寿彝伙同其民族同志穷尽一生为回族搭建的理论框架，正在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果？

回族来源

在中国，回族被时刻提醒自己是所谓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即使他们的面孔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长相，也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身上流淌着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脉，其精神母国在中东。

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

有了阿拉伯人的血统，白寿彝再接再厉，在官方的马列思想体系中，首次提出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将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名正言顺地转化为民俗，使伊斯兰变为民族文化。

回族历史人物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生拉硬扯，以据说和臆想为主要依据，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归为回族，对历史的篡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作为历史学家，白及其同族专家们毫无职业素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郑和明明是佛教徒，历史证据充分，就因为是色目人出身，被生硬地称为穆斯林教徒。常遇春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沐英更是连“据说”都省略了，直接成为回教徒。海瑞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依据是他父亲的名字海答儿看着象色目人的名字，且不说海答儿在当地土话里有没有“海三儿”的意思，单说文革刨了海瑞墓，发现海瑞棺椁就无法解释。写出“水云深处是禅林"诗句的明朝重要思想家李贽，被称为穆斯林的证据为其家谱，他的一个先人的一个妾是胡人女子。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回族现代革命史

这个主要是为了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主要的是利用回族共产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产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大地代治者的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中共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这句在回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孙中山的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B]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历史原始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以讹传讹，结果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孙中山怎么会说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族指的是西域的”缠回“维吾尔族，这些所谓学者造假的手段竟然到了生编乱造，众口烁金的地步。

回汉民族关系

回汉关系，同治回乱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乱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先将回乱定性成革命起义，然后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滥杀无辜的伊斯兰圣战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储存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最后一步就是彻底逆转回乱的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回乱被翻案，但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史是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正式全面夺取对回乱的话语权，确定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放到历史中看、和阶级斗争原则，为回族中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将来回族精英可以恣意妄为。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种族屠杀的刽子手、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白彦虎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开始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楚楚可怜的白莲花，而众多死难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B]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彦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回民白彦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新疆。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新疆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彦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回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彦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 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经济史，其实就是独立的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所谓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目的就是现在正在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

马来西亚的清真产业链就是泛清真最后的形态：独立的清真工业体系

回族文化史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首先必须去汉化，在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重要标志，同样缺乏自己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引起极大反响，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回族妇女穿上了伊斯兰极端服饰，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象。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风情。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的回族的各个方面，如建筑，宣传，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乃至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包含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实际情况就是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产生的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到40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推广开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是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论据，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了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去宗教化的共产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还有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话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产党员就是白寿彝后的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这个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共产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这篇文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但通过树立民族意识之路，建立民族区域之路，最终只会有一个终点，去汉化和阿拉伯伊斯兰化。

所谓共产主义者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二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只要走上了发展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前进的决心，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过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能翻出这么大天？光有理论，没有行政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