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兴国永丰 吴法宪回家乡 -- camelry
家园 【原创】兴国永丰 吴法宪回家乡 吴法宪是江西人，1960年2月，经军委领导同意回了趟家乡。这年1月22日至2月2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吴法宪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从空军江西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乘车从韶关经南雄新城赣州到兴国，远房堂弟特地到兴国县城来接他。
这次回乡探家，有远房堂弟陪同，吴法宪他们坐吉普车从兴国县城到了兴国县良村镇，在这里要下车走路，因为从良村到吴法宪家乡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当时的良村公社还给他们找一头骡子代步，并派人引路。他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兴国县南坑乡，这里是吴法宪家的祖居地，有吴家的祖宗祠堂。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吴法宪吃饭，吴法宪的思绪不由得萦回在当年参加红军时的往事上。
吴法宪用“吴文玉”这个名字参加红军时是红小鬼，只有十五岁，而且是个小胖子。第一次打仗，他有一支套筒枪和三排共十五发子弹，跟着队伍一口气跑了三十里，一路急奔，跑得累得要死，几乎连山都上不去。可没想到仗打下来，一枪没放。这一仗打得稀里糊涂，他与班长有以下对话，
吴文玉： "仗就这样打法呀!"
班长： "我也没有放一枪，因为前面的队伍已经把敌人打跑了。"
吴文玉： "怎么没有听见枪声呢?"
班长： "怎么没有枪声，你是太紧张了吧?"
吴文玉： "你看见敌人了吗?"
班长： “看见了，你真是一个孩子，打仗连敌人都没看见! 你不要着急，慢慢学，我会教给你的。”
原来吴文玉生怕自己掉队，跑得太紧张了，竟然连枪声都没有听见。
吴文玉参加红军前念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会写毛笔字，参军不久就叫他当连里的文书，吴文玉成了“小文书”。有当过师爷的书记官教他，吴文玉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当文书，例如造连里的花名册，供连长早晚点名；帮司务长计算伙食帐；代战士写请假条；帮连长打报告呈报上级等等。过了三十年吴法宪还记得当年“小文书”吴文玉摔昏的事。那是他当文书半年以后，参加广昌独立师主力十团办的文书训练班，吴文玉当年是小胖子，和别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活动。当时部队经常开展体育活动，练练跳高，跳远什么的。一天中午，吴文玉和训练班的另一个小文书利用午睡时间，偷偷跑出去练跳高。第一次他跳过去了，第二次横杆升到了一米多，吴文玉一跳就摔在那里，昏了过去。到下午四点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门板上。那个小文书就问:"刚才你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吴文玉说:"不知道。" 小文书这才告诉吴文玉，当时摔得人事不醒，被抬回来，团长、政委都很着急。从此以后小胖子文书吴文玉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从南坑乡祖居地到吴法宪家乡还有三十里路，要翻过山高路滑的三座山，才能到达大安村。吴法宪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祖父和叔祖父分家后，他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永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从广东韶关到永丰大安，吴法宪的回乡之路，一路都是往北偏东方向走，700里大路加上60里小路山路。广东省韶关市到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新城镇160公里，新城到兴国140公里，兴国县城到良村镇40公里，从良村过南坑到大安60里路。
其实吴文玉参加红军后申请过探家，那是第三次反"围剿"后，部队经永丰县龙冈畲族乡向兴国县良村镇运动时，有一次在家乡附近良村镇中洲村宿营，他见离家很近，就请假回家。那时“小文书”吴文玉已在红一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师政委谭政说，敌人正向兴国前进，他家那边很可能已经有了敌情，为了安全不同意吴文玉请假探家的要求。吴文玉特别想家，他父亲来过一封信，并寄来一双布鞋。不准回家，他心里特别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将父亲寄来的一双布鞋一直背在身上，舍不得穿，算是家里给吴文玉的一件纪念品。
尽管想家，可吴文玉打仗勇敢，他较多是担任文书干事等政工工作，但他总是要求参加战斗。在湘江战役时红一师首长派他随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湖北咸宁人，55上将）行动。红军突破乌江后，在遵义附近四渡赤水，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准备再渡乌江，红一师调吴文玉到红三团去当总支书记。总支书记是红军时期一个特殊的职务称谓，实际上就是团一级部位的政治处主任。红三团准备再次强渡乌江，歼灭渡口周围敌人，夺取渡口和船只，以便让全军主力渡过乌江。一营担任突击营，总支书记吴文玉跟随一营行动，坐上竹筏渡河到达南岸，协助指挥战斗。凌晨时分，二连、三连首先在敌人的背后打响，吴文玉和一营营长率领一连和重机枪排，从正面发起攻击，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上，表扬了红三团这次渡河的功绩，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指挥战斗的红三团总支书记吴文玉。
抗战时期，吴文玉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参加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12月已是八路军团政委的吴文玉，与团长彭明治（湖南常宁人，55中将），副团长梁兴初（江西吉安人，55中将），率六八五团走下太行山，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并准备打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1939年5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奉命改为苏鲁豫支队，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越过陇海路，进入到皖北，经上级批准吴文玉的名字改成了吴法宪。
吴法宪回乡探家的路真难走，离开南坑走向大安村的路上遇上大雨，他全身湿透，行路艰难，一连摔了几跤（还是位胖政委，不灵活）。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吴法宪又冷又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吴法宪家乡的残酷环境从红军长征后就开始了，国民党军在占领苏区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兴国和永丰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央苏区县，红军家属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乡村经济和房屋遭到摧毁和破坏，革命老根据地一片破败的情形一直持续了许多年。
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吴法宪一路走来，自然有许多战友，首长和朋友。1939年的夏天，作为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四川达县人，55上将）曾在孤身一人到皖东北，这个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的地方，任隶属中原局的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他十分希望有一支部队在身边，正好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梁兴初，带了一个营从山东开过来，打鬼子打到宿县。张爱萍见到自己的八路军部队，十分高兴，梁兴初告诉他，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不认识。就是吴文玉啊！张爱萍回忆到，“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和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张爱萍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有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做“保镖”，张爱萍现在可以大力建立发展皖东北的抗日根据地。
吴法宪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脾气的，他曾顶撞坐阵山东的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原因是罗政委调动吴法宪的工作，从苏鲁豫支队政委降成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回忆到：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八路军组建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鲁豫支队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一支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刘少奇中原局同意，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黄克诚下达命令，将吴法宪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吴法宪任三师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第三师收到进军东北的命令，有传说在东北，武器堆积如山，到处是枪炮子弹。三师编足三万五千人开拔，远离苏北（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苏北人），到了东北一看，什么都没有。黄克诚给中央发了著名的“七无”电报，干部战士对现状“极不满意”，部队情绪很大，有人骂开了，“黄瞎子、吴胖子、洪麻子把我们骗到了东北（洪学智，安徽金寨人，55和88上将）”。
离别家乡已经有三十年了，家乡的真实情况只有到了大安村，吴法宪才看清楚，“家没有了!" 经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央苏区兴国和永丰被摧残得不成样子。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痛切地写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为解决吴法宪一行人的住宿问题，区政府找了一个大队的仓库，送来被子并在地下铺好稻草。解决吃饭问题，是在野地里架起一口大锅，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用带来的大米、蔬菜和猪肉给吴法宪一行人做了一顿饭。
在住宿的仓库和回程的路上，吴法宪有机会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到，“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吴法宪这次告别了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吴法宪，江西永丰人，55中将
八路军第五纵队干部合影(中坐黄克诚吴法宪)
兴国良村南坑大安简图
韶关赣州兴国简图
通宝推：楚庄王,唐家山,不会游泳的鲨鱼,桥上,纳米小洞儿,家园 吴法宪是在避重就轻回避自己责任 官修版罗帅传很清楚的写明了他降职的原因：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他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
肃托事件株连那么多人，吴法宪没理由会对此健忘，这是有意回避责任顺便把肃托的总后台污水泼给罗帅，这些人的回忆录搁香港出版就和张老四的回忆录一样，利用那里知道内情的人少，可以肆无忌惮的编造。戚本禹回忆录把自己打扮成太祖铁杆，却回避了左的过头的他就是被太祖批捕的，到太祖死都没放，这个时候他又不提太祖一贯正确了。读这些材料必须要参照同时期的其他人传记回忆录，否则就和看凯申帝日记一样了。
家园 重要的是，现在聊这个也就聊聊，能确定什么 毛和林，从两个方面说，你从大方面说，毛从苏那里拿到足够乐西，打算转西了，林作为一个军派，不太转的过弯来，这话不算好，也不算太坏吧、
林和毛的关系，就纯是权力关系，小林帅一点别的没想也就算了，小孩，见糖就抓，
林帅和他这几员大将，也就这水平啊，我看有些事，可以聊的更有趣些了。
家园 他们这伙人缺少担当精神 作政客玩阴的勉强，要作政治家大刀阔斧改动不够格。
家园 根据官修《罗荣桓传》，吴法宪根本管不了王凤鸣，也不敢管 而从《罗荣桓传》中记载的事后处理看，罗帅对王凤鸣的信任程度比对吴法宪的信任程度高几个量级(这个后面说)。
(以下引用全部来自官修《罗荣桓传》)
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二王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报告，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他们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提意见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也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来了。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彭无力扭转王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反映先缕一下人物关系：
苏鲁豫支队的前身是685团，如果不算只干了一个月的黄永胜，那么685团成立时的班子是：团长杨得志、第一副团长陈正湘、第二副团长萧远久；政治处主任邓华(后改为政委)、第一副主任王麓水(干政治部主任的活)，第二副主任吴法宪(兼组织股长)；参谋长彭明治。梁兴初是三营营长(原红六团改编)。
此后：杨得志升任344旅代旅长；邓华、陈正湘跟随聂帅留在五台；王麓水在平型关受伤；萧远久生病回延安。彭明治任团长、吴法宪任政委、梁兴初任副团长，王凤鸣任政治部(不是政治处)主任。
改为苏鲁豫支队后：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委。梁兴初任副支队长兼4大队大队长，王凤鸣任政治部主任兼4大队政委。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王凤鸣的公开资料比较少，两个说法：一是原685团政治部青年干事；一是原115师政治部青年部长。别管他是什么背景、什么资历，杨得志他压根没放在眼里；梁兴初这个搭档，他是直接抓，抓完了打；他还想抓彭明治这个上级领导。
这里多说一句，吴法宪当政委有运气的成分：1、改编前，红4团政委病故，新任政委李士才(34年参加红军)的资历比红5团政委王麓水(29年参加红军)、红6团政委吴法宪(30年参加红军)差得多，为了平衡，改编的时候王麓水和吴法宪被任命为团政治处副主任(而不是营教导员)；2、王麓水平型关受伤，伤好后邓华已经走了、吴法宪已经被任命为政委了，王麓水只好去做补充团政委。因此从资历上讲，吴法宪比彭明治(南昌起义代连长)差得多。王凤鸣不鸟彭明治，那么吴法宪更是个屁。
-----------------
根据《罗传》记载，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
罗荣桓发电报命令他立刻停止捕人杀人，同时将杨得志等的电报转发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将要路过湖西。郭洪涛考虑到这事与一一五师有关，认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于是打电报与罗商量。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处理。郭洪涛去湖西是顺路，而罗帅则要在敌后多绕几百里。王凤鸣虽然是115师的人，但是杀的主要是郭洪涛和张经武的下属。除了被杀的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以外，《罗传》中提到关押受刑的还有：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
分局下属的苏鲁豫区党委，被杀了一半、抓了一半，郭洪涛这个分局书记却一定要请罗帅一起去处理，到底是因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还是因为他根本处理不了？
-------------------
而事后的处理就更让人耐人寻味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团当团长。王凤鸣不经请示杀了这么多人，抓了一大半同级干部，连自己的上级都想抓，而且手段残忍：
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说：“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衣衫褴楼、累累伤痕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罗荣桓等又去看望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最后的处理竟然是调离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团当团长。而吴法宪则是被就地降职。
杨得志管不了、彭明治干涉差点被抓、郭洪涛不敢(或者不便)管，吴法宪(梁兴初原来在红6团的搭档)算哪根葱？吴法宪唯一上得了台面的错误就是没有报告。受到的处分竟然比王凤鸣还重。这一里一外，亲疏差别太大了。
一九四○年十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一一五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这个决定到底是罗帅自己做出的，还是有人到中央告状，还是受到了下面的抵制，《罗传》中语焉不详。
通宝推：迷途笨狼,楚庄王,家园 肃托这个身份不是普通人能作的 必须是要被上级认可的政治可靠人员担任，王凤鸣很可能有留苏派背景。在康生彻底倒台之前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罗帅去东北后康生又在山东借土改政策整了黎玉为首的一批山东本土干部，黎玉的地位可不是王凤鸣整的那些人可比，但是这个案子一直到文革后的86年才彻底翻过来，当事人之一的饶漱石55年倒台都没有改变那个结论，而同时陈老总的黄花塘都翻过来了，可见山东的这一系列“左”水很深。
家园 既然背景这么深，罗帅凭啥处分吴法宪呢？ 按您的说法，
王凤鸣很可能有留苏派背景，在康生彻底倒台之前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既然如此，那么这是罗帅也很难解决的问题。115师政委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处分手下的支队政委算啥？
王凤鸣是罗帅的警卫员，后来无论是115是政治部青年部长也好，685团政治部青年干事也好，都是罗帅的手下，脑补留苏派背景有点远了。
没必要把哪个人塑造成完人。
家园 处理吴法宪是因为他不能制止也不打报告 当时连很多狱中被关押的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向罗帅反映，吴法宪不敢对抗王凤鸣，难道连反映情况都做不到？说直接点就是他想骑墙两不得罪，作为政工人员出身的他当然是不称职的。后来打沈阳的时候他的二纵又在城市纪律上被抓了典型。而且我说过，王凤鸣很早就不是罗的派系了，肃托期间罗多次打电报制止他他一点不听，罗帅不得不亲自赶过来制止，哪有这样桀骜不逊的手下？用罗帅的话说，如果他不带部队过来，连他自己都可能被抓，王凤鸣这么嚣张的来头是普通的115师干部能有的？这件事上罗帅最多是用人失察，非要把他打成是肃托的总后台，抱歉罗帅还不够格。吴法宪自己在文革中给罗荣桓夫人贴过大字报，林彪又指责罗反太祖，如果罗帅是肃托黑后台，这件大案还不列入？吴法宪自己文革中不提这事，文革后却在回忆录中推卸责任，到底是谁虚伪很明显了。
家园 哈哈，责任都是被批臭的钦定坏人的，其他人都是白莲花。 王凤鸣原来是罗帅的警卫员，这是实锤；
王凤鸣任685团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时，罗帅兼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是王凤鸣的直接上级，这也是实锤；
期间王凤鸣无论是在115师政治部还是在685团政治部，一直在罗帅领导下工作，这也算半个实锤。
放着实锤不管，非要脑补王凤鸣和康生的关系。康生37年11月回延安的时候，115师政治部在五台山(695团走得更远)，王凤鸣和康生半点交集都没有，以当时的通信条件，王凤鸣又是怎么转投到康生系门下的？
《罗传》出版的时候，康生早就被批臭了，王凤鸣但凡跟康生有半点关系(包括间接关系)，一定不会避讳的，而《罗传》里只是笼统地盖了个帽子：
陈独秀等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一九三八年八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这段话说明：托派确实存在，但是无统一组织。因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肃托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扩大化。仅凭王凤鸣肃托不能说明他是康生系的人。
您所说的“用罗帅的话说，如果他不带部队过来，连他自己都可能被抓”，在这儿：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从眼镜后面狠狠地盯着他。他敬了个军礼便赶紧低下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
“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谴责声中，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就象断了脊梁一样瘫在椅子上了。
这段话只能证明罗帅认为王凤鸣无法无天，“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只是强调王凤鸣无法无天。
您说的“肃托期间罗多次打电报制止他他一点不听”，指的是《罗传》中的这段：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准备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王凤鸣继续抓人杀人有两种解释：1、不把罗帅放在眼里，2、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类比鸿茅药酒)。可以作为您“王凤鸣不是罗帅派系”的证据，但是不够有力。从上文的“王凤鸣慌了手脚”看，后一种解释更顺畅。
首长身边的人，不能说代表首长的意思。但是出去工作后，下面很多人确实不敢得罪。王凤鸣依仗罗帅信任胡作非为，并不意味着罗帅知情。但是别人可不知道罗帅知不知情。从梁兴初纪念罗帅的文章看，他根本不知道王凤鸣没向115师报告的事(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以后再找找看)，换句话说，在罗帅来之前，梁兴初以为王凤鸣抓他罗帅是知情的。
总之，《罗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王凤鸣跟所谓的苏派有任何关系。
《吴回忆录》中对湖西肃反的严重后果以及善后着墨不少。吴说自己向罗帅检讨肃反的事情自己不知情，的确是推脱和失职。但是，根据《罗传》：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二、三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一大队和第七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三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和陇海两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东南角湖西在徐州西北角、彭明治徐州西南角、吴法宪在徐州东南角。吴法宪到湖西需要过陇海路和津浦路，彭明治离湖西更近，因此彭明治先知道梁兴初被抓的事情，并过去处理是合理的。以彭明治南昌起义代连长的资料都处理不了，吴法宪这个30年红军更处理不了。
最后，您评价吴法宪“骑墙两不得罪”，那么按照您的说法，罗帅因为王凤鸣有苏派背景就不敢处理他，岂不也是“骑墙两不得罪”？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被批臭的钦定坏人身上。
家园 戚本禹被没有因太祖批他而记恨太祖 出狱后积极替太祖辩诬，说他是太祖铁杆不为过也。
家园 那是肯定的 他的左如果不贴附在太祖身上就是典型的乱咬了。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典型的泼污水手段 王担任过罗的警卫并不代表他的行为是罗的命令，那都是长征多少年前的事了，罗帅也没有想到一个走过长征的红小鬼能变成那个样子。王在肃托的过程中没有对罗帅有任何请示汇报，罗帅打电报要他暂停肃托他也不听，罗帅到底怎么影响控制他的肃托了？张老四叛逃的时候他的警卫就没有跟着走。彭德怀养子郭炳生叛逃也是老彭的指示？都要这么强行株连没有开国将帅是干净的了。
- 复 典型的泼污水手段
家园 杀300多革命干部，最大责任者屁事没有，袒护者是哪个混蛋 虐杀300多革命干部，最大责任者屁事没有，袒护者是哪个混蛋？
假冒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将党政军干部约300人杀害，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刺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子弹头刮肋骨、压杠子等72种酷刑。逼受审人员承认是“托派”，否则就被活活整死；即使承认了还不行，还必须交待出“同党”，否则接着折磨。
2、湖西肃托被制止后，王须仁被逮捕，由罗荣恒带走，送往八路军115师师部。但实际上，所谓的逮捕，只能算是软禁——王的枪支都没收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1940年春，在去115师师部途中，行至费县白彦村时，王终于畏罪自杀了。王的自杀，给对肃托事件的追查，画上了一个句号——除了无法再追究他的责任之外，肃托事件的内幕也成了一笔难以查清的糊涂帐；
王宏鸣在事后被撤销了职务，调回115师政治部工作。1941年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其中指出：王宏鸣受暗害分子王须仁利用，假冒中央名义，乱杀乱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115师的制止，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但是，这一决定尚未贯彻，王就得到了消息，随即叛变投敌。他投到伪军郝鹏举的门下，成了汉奸。中共再想追究他的责任也是不可能的了；
关于湖西肃托事件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8447-1.shtml
家园 你就继续造谣吧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他来历不明，没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团当团长。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一一五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
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1941年2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文件辗转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到师部，向他宣布
开除其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罗荣桓打算随后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罗荣桓立即以陈、罗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
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二天[据当时在一一五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同志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肃托是延安那边的命令，背后有留苏回来的康生撑腰，有浓厚的苏联大清洗时期的国际背景，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山东就是他重点抓的样板，在中央没有纠偏指示之前，作为地方根据地领导人的罗帅在请示延安之前是不能随便自行处理的。湘鄂西的夏曦杀的人只有比王凤鸣更多，贺龙纵使满肚子委屈，打他黑枪了？夏曦下课也是中央出新指示后的事情了。你这么造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tg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