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东北军不能不谈奉军 -- 阿_康

因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近代史，要是少了张作霖，张学良的父子档，恐怕其情节要逊色许多。

先抄一片文章凑数，希望能抛砖引玉。

奉系军阀与知识分子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又“无特别宦途履历”， “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暂短数年克一跃而为“东北王”直至“北京大元帅”，问鼎中原， 饮马长江，耀武扬威，显赫一时。张作霖之所以能如此飞黄腾达．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重要因素，却常为人们忽略，即：张作霖相当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也是奉系军阀成功之处。

一、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张作霖虽因家贫“末进过学校，”促他对知识分子却比较重视。早在八角台充当“保险队”头目时，他就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许多当地的“举人、员生、富商等都和张来往。” 如辽西有名的举人刘春娘(东阁)，李雨农(龙石)，附生陶允恭、方克献，贡生张程九(紫云)，秀才杜绊林(恩波)等．均与张作霖时相过从。 “遇事向他们请教”，这些人也为张出谋划策， “制定若干规章”，井向张说“绑抢已成强弓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纳了这个建议。其后张作霖受清廷招抚，也是经陶允恭、张紫云等串通十八电绅商各界代表力保，清政府始将张编为骑兵营，进驻新民府。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作霖从洮南进入沈阳，其手下如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虽能在沈阳帮助他获得和维持统治权于一时，但这些人才学浅薄，缺乏远见，不足以助张成大事。所以，张作霖在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以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时、便积极搜罗人才，据为己用。曾任吴俊升的参谋氏刘德权回忆说，他―九一二年四月间到沈，张作霖来访，适值刘的同学杨宇霆在刘处，杨知张最恨留学生，便急忙躲走，但临别时恰好和张碰见，张对刘说：这不都是你的同学吗? 刘答这些同学都是守规矩的人。张曰：你可以告诉他们。千刀不要走，我们奉天讲武学堂就要开办，要采用他们，军队没有教育怎能行呢? 因张出身不正，刘德权等原来很轻视他。 ‘听张出此言“承荣惊讶其人能有此大志，”颇为“叹佩”。 ―九一六年段芝贵被逐之后，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股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帝制失败，地方官制改革，将军改为督军，巡按使改为省长，张作霖又改任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成为名则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张初秉奉政，便对左右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 随后便任命袁金锴为秘书长；孙百解、关海青、曾有冀、淡国桓为秘书；杨宇霆为参谋长，王树翰为财政厅长。这些人都是关外“知名之士。”一日，张作霖问袁金锴：“奉天天人才以谁最为出色” 袁说： “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也赶不上王岷源(王永江的号)”。 “只要咱们对他优礼相待，言听计从，他也能来。” 张大喜，不久便将王永江调到奉天。王晋见张作霖时，张下阶趋庭，握手欢迎，因知王曾任辽阳警察局长，放任命王为全省留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其后，王永江：又代王树翰而为财政厅长。 “树翰与永江，并称奉天二王，皆以善治财赋名。” 一九二二年，张命王永江 “以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张作霖初掌政时， “奉省岁入，初不过千万，亏累积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起用王永江任财政厅长后， “数年聚敛，岁入增至四千万，” “内外债渐以偿清，”顿“开东省未有之局。”从此以后，王“益得张作霖之倚任。”一般均称王永江为“张作霖之肖何。”

张作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于一九二二年四月末打响。奉军以十数万之兵分两路，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所部一触即溃；东路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也遭败北。奉军全线崩溃，最后张学良、郭松龄所率第二梯队，李景林所率第三梯队也被迫撤退。在溃退中，除张学良、郭松龄等所部能有秩序地退却外，其他奉军都狼狈不堪。张作霖亲自到落堡督战，与张作相通话说： “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梦里见吧。”但败势已无可挽回， “几有土崩之势” “幸有杨宇雷等在滦河赶忙地搭起浮桥来，残部得以渡河。”又有留日陆士工兵出身前辈姜登选赶到，代为筹划，在滦河左案设立攻势防御阵地，使直军末敢贸然猛进，奉军才得从容撤退，集中在山海关附近。经最后一次决战，奉军坚守阵地，直军难越一步，最后双方才达成停战协定。此皆具有军事知识的新派之力。在这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的兵力、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并不次于直军。但由于“绿林”式的奉军，素质甚差。 “胜不相让，败不相双。”特别是各军官佐大多是不学无术，固步自封，不懂现代军事的庸人，他们平时愚而好自用，战时又任意瞎指挥，所以不能取胜。

张作霖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过去虽然已有一定认识，但他在军队问题上，仍有相当距离。过去他常说： “学校出身故人材，虽有能力，但是只可用他们当参谋，作教官，若是让他们带队，他们思想复杂，不能任便听我指使，而且难以驾驭。”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实践，促使张作霖开始懂得，正规作战不同于绿林式的打仗方法。 “乌合不教之兵， 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于是他发誓要彻底整顿奉军，重用有才干的新派将领。为了整顿奉军，张作霖依靠新派的力量，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底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姜登选、韩麟春等学有专长的留日学生一跃被提为“副监”，负实际责任。除陆军整理处之外，又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由陆军大学毕业的肖其熔和郭松龄等任教育长和教官，负教育和训练军官之责。张学良、郭松龄所部二六旅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即已开始任用正规军校毕业的人为军官。战后，为了将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领导的二六旅建成“示范部队”，其中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绝大部分已由军校出身的人所代替。在整顿军队过程中，为了提高奉军的文化知识素养，待规定：严厉整切军官，凡未具学历的分期入学讲武堂，凡任用或介级，须先经过考试，废除推荐制；各部队要培养人才，严格淘汰无能者。各军队从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开始设班讲习，每日上课两小时；每个军事单位，均发给军事杂志和讲义，供军官阅读，等等。征补新兵，凡不识字者均不合格，须具小学毕业或有普通常识之人。并在东北三省所有各军推行识字教育。同时还规定“全军和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 “以后退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此外， “军需，军械和军法等也都做到了独立。”过去奉军和全国各派军阀一样， “他们任人唯亲，极端轻视军事专业人才，特别是军需人员。”主官(旅、团、营长)所任用的军需人员，基本上是“三爷” (始爷、舅爷、姑爷)人物，因为军需是掌握部队的财物大汉，任用非裙带关系的人，不便于主官贪污。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也延请各种高级专业人员，如姜登选、林震青、赵全兴等人，分别成立了训练军事学识、研究军医、军需业务等改进科组。

林震青是由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级班毕业的留学生，曾在北京军需学校当过教官，赵全兴毕业于北京军需学校，由于张柞霖对林、赵表示信任，他们便参照日本陆军的经理法规，对奉军旧有的军需制度，大加改革，形成“军需独立”的新体系。所任用的后勤军官也注意选择懂得专业知识的人，如一九二三年间在春天新建一“奉天陆军粮抹厂”，粮抹厂总办王大中，即留日学生，毕业于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级班。

同时，为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张作霖还大力扩建兵工厂。一九二三年，张作霖任命杨宇霆兼任东北三省兵工厂督办，任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制炮专家郭膀春为东北三省兵工厂总办。杨韩到任后，延揽大批“兵工人才，”仅二年多时间，东三省兵工厂之规模就扩大了鼓倍。 “奉天原有的兵工厂，仅能制造枪弹及手榴弹等。”到了一九二四年，东北兵工厂“每年可产制七五生的野炮二百门，十二、十五生的重炮一百帽，每月可产制一三式步枪一千枝，每一日夜可造步枪弹四十万发。”当时东北兵工厂“规模之宏大， 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策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 因为直系院系军阀一船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充当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也可以直接带兵，因为到东北能有“带兵的机会”，所以各地军校出身的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捅向宰军。

由于张作霖毅然决然重用各派人物，广收全国军事人才，锐意整军经武，仅二年左右的时间，就使奉军的面貌大为改观，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居然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这就为奉系军阀打败直系军闭，进而为染指北京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善于笼络、使用知识分子。

张作霖常说：“我是一个武人，不借政治。”不了解张作霖的人，也往往认为他只不过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其实他久经世故，最“善于明察利弊”，对待部下也很有一套驾驭之术，达一套运用于笼络和驱使知识分子方面，尤见功效。

不究既往：张作霖与王水江原曾有过矛盾。一九一二年张作霖升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时， “人竞趋其门，求一识为荣”。王永江“独不与通”。张作霖甚根之，赵尔器命王永江署奉天民政司使时。张作霖扬言；“王某倘敢就职，余必有以报之。”王果末敢赴任。张作霖自取得奉督以后，急“需有匡时之略者为之倪”便对王“易倔为恭，以期永江能为己用。”

杨宇霆一九一八年三月被张作霖用为奉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曾因与副司今徐树挣勾结，偷用奉系军费和武器另招募军队，被张作霖免除职务，以致流落京津，生活无着，竞至经商谋生。后来，张作霖感到继任参谋长“处理军务多不称意，”一九二二年二月，便又招杨回奉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 “所有一切军政大计，都由他代张作霖主持和签署。”

张作霖能这样对曾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确实表现得“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为一般军阀所不及。

对被俘人员，只要学有专长，且肯为奉系效力者，也悉留用，委以重任。胡硫坤(灵臣)，原为直系师长级指挥宫，于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系战争中被俘。据胡云：张作霖召他到北京顺承王府接见，沟问其姓名及在吴军任何职务以后，训他一顿，又说： “你既是师长，现在就给我先当师长吧，你们都是有正式出身的，前途无量……以后可要好好于．可不要再三心二意的乱跟人家跑，我他妈做家长的，还能亏待你们吗?” 后来胡硫坤被提升为军长，成为奉系重要将领之一。再如于学忠原为直系吴佩乎的重要将领，吴败，于学忠率残部来投时，奉张父子不仅热情接待，不加歧视，而且任之为临榆警备区司令，驻守山海关，以后竞成为东北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将领。

不分地域：东北地处关外，文化水平饺低，知识分子较少，张作霖为了延投更多的知识分子，便采取了“不分地域，唯―是举”的方针”。最先是以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姜登迭和郭松龄等人为核心， “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的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招揽进去。”诸如韩麟春、戢冀翘、臧式毅、玉树常、沈鸿烈、于珍、于学忠、邢士廉、何驻国、荣臻等都先后到奉系军政部门工作。

因张作霖“用人唯才，不分省城”。全国各地军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涌向东北。其中 “保定军校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防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 张作霖对被俘的军校学生，不问来自何方，一律采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曾调其军校学生到前线见习，及吴败逃“此数百学生乃俱陷入奉军手，”后解至沈阳太清官之古寺中。张作霖传令“设宴召集被俘之学生，”“学生闻悉惊，以为召宴乃谚语，乃枪毙行刑之讯号耳，”俱面面相舰， “抵有强振精神，迅写遗书，备后事焉。”不意张作霖在开宴之前，突然来到被俘学员面前，态度极其温和地说： “我早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人才，所以把你们都带到奉天来，……你们不都是报效国家吗?又何必跟吴佩孚跑，我姓张的绝对不亏待人，倘能留下来，跟我干，马上我就给你们连升三级，由少尉直升少校，如不能留下来，我也不勉强，今天备酒，算我送行，现在你们就可以自己作决定。”听到张作霖这番话，群情感奋，除十余人外，俱愿留下来。席间，张作霖告诉随传人员说：对要定的十几个人“要厚予路费”，造席终，那十几个人，亦改变初衷，最后竞无―人离去。

张作霖听说中国有数千名留日学生在日本衣食不给，呼救无门，陷于困境，他便“拿自己的钱，给他们汇去十万元，”以“稍救他们目前之急”。因张作霖不歧视外省人，一视同仁，不少外省人成为东北军主要将领。这些人对奉系都是“知遇之感，始终难忘。”

不搞株连：这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武贸员，人心安定，愿为奉系效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郭松龄是奉系新派中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和国内陆大或讲武堂毕业的官佐素有联系。一九二五年郭松龄起兵反奉失败被俘，“其军长刘伟、刘振东、范浦江等，皆束身来归，拘至一所。”当时几乎所有郭松龄有过从者均感到不安，人人自危。后张作霖向诸文武问以处分之法。吴俊升起而言曰： “刑乱用重，此辈叛徒不宜轻恕。”张作霖转询张作相，作相对曰： “公宜下令罪己，郭氏夫妇以外，不戮一人，则众安而奉局定矣。”张作霖完全同意作相意见。 “故诸将得不死，且任用如故。时有统军在关内闻之，皆不待招而来归。”⑧据说，张作系在打败郭松龄之后，曾“大会文武百官”，举盛宴，盛宴中，适有参谋人员抬一密箱前来，报告箱中皆郭鬼子(郭松龄之外号)败死后，所得奉城人私通郭鬼子之秘件，请定夺。举座惊，多以为大祸临头矣。而张作霖却豁然曰， “他妈的，抵是郭鬼子这个坏蛋造反，与别人何干，他既死，事已了，其余概不究，快把这些信都拿出来烧了，以后也不要再讨论这些败兴事。”于是“满天遁云一扫而光。”，这段记述虽带有文学色彩，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事实。张作霖这种容人用人之道和化敌为友的气度，在封建军阀中，是颇为突出的。

不庇亲朋：张作霖对其所任用的部下，一般都放手使用，并给以大力支持，不许亲朋干扰。

王永江任奉省誓务处长兼警察厅长以后，很快就和奉省军界以绿林蛮勇汉著称的 汤玉麟发生了冲突。汤早年横行辽西一带，与张作霖乃莫逆之交，谊“如昆弟行，且久共患难。” 时任第五十三旅旅长兼省城密探队司令。在省城，他目无法纪，乱用军权，深为市民所恶。王永江深知此弊，他在就任警务处长前，即向张作霖提出改革警政，严整军界干预警察行政。 后王仿照日本办法改革警政，光于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严厉执行检查制度，“遇有兵违法，悉绳以严法，无所回避。”当时有些军官却把“派出所”叫作“西瓜棚”，极为藐视。汤玉麟的部属多在省城内开设赔局，作奸犯科，贪图不义之财。王永江到任后，即命令部下将罪犯逮捕下狱，严令封闭赌局。军官们大起反感。官要求张作霖撤掉王水江，却遭张断然拒绝，且骂他们： ‘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 给王岷源牵马扶蹬都不配。” 为此张作霖和汤玉麟彻底闹翻，下令免去玉麟五十三旅旅长职。因王永江受到汤玉麟的排挤和威胁，已回金州，并提出辞呈。张作霖看辞呈论 “此端万不可开，此风万不可长。我部下的武将看谁不顾眼就闹，一闹就把人家去掉，那太不象话，说什么我也不准王处长辞职，快请他回来。”张作霖对这件事的处理不但使不法之放大为收敛，奉省社会治安日趋好转，而且也深得愿为奉系效力的知识分子的好感。

不加束缚：凡张作霖认为有才干又全心为他办事的，他都放手使用，很少限制干预。如王永江兼任省长之始，“曾预与雨公(张作霖字雨亭)约，凡省内大小官吏，悉由己任命，不许雨公作干预。” 张当即允准，王有职有权，手脚得以放开，工作更大胆。

常阴槐毕业于奉天法政专门学校，人颇能干。原任军队执法处处长，从一九二五年又兼京奉铁路局局长。当时的京奉铁路相当混乱，特别是军人乘车，无人敢问。常任局长后，制定规章，严格稽查，对违反路章者，不讲情面，一律予以制裁。一次，最为张作霖宠幸的寿夫人之厨师某，搭乘京奉路火车，据头等包厢，末买票，事为常发现，令执法队推之下车，该厨师恃势骄慢无礼，常令执法队即在站台杖责之，重致不能行动。厨师归向寿夫人哭诉，寿夫人亦以常目中无人，太跋扈，遂报告张作霖。张听后非常高兴，竟霍然惊起曰： “乃有这等事?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乎? 这小子，真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呐” 自此以后，常荫槐屡屡升迁。因张作霖能为常荫槐撑腰，路局面貌迅速改观，一跃而为中国的模范路局之一。

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向不出恶声”，而且“彬彬有礼。”对违犯纪律者，不分出身如何，毫不客气。

三、兴办教育，立足于自己培养知识分子。张氏父子为了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把兴办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培养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据说张作霖在任二十七师师长时，即开始“设立士官学校培养青年军官。” 停办多年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宣布重新开办。 东北讲武堂设备完善，教官也属一流，是张作霖培养军事干部的重要学校。出于张作霖格外重视，学员毕业张作霖常亲临致词鼓励。张作霖是个封建军阀，他鼓励学员不可能提出什么别的东西，只能在升官发财上作文章，一次张作霖登台说： “你们都最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地干。臂如你们毕了业，就可当排长，不久就给你们升连长，再好好干就给你们升营长、升团长，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除了“我的太太不能送给你们”外，其它“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什么。”

张作霖的这番风趣十足、慷慨大方的语言，便与会者深受鼓舞。 张作霖曾说过： “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意教育与实业。”他基于这个认识，除设立军事学校外，张作霖还创建了东北大学。据张作霖说早在一九二一年冬即讨论了“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在东北大学末成立前，奉系还采取了救急措施，即“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一九二二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翌年四月，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任第一任校长。为建立东北大学，省政府除拨公地外并批推经费二百八十万建筑费和设备费。其中十分之九由奉天支付，其余由黑龙江省供应。 (吉林另没吉林大学，故末承担投资，教师都经严格选聘，全是 “国内外大学毕业及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一九二五年一月，东北大学又扩充为文、法、理、工四个学院。 (其后又设教育学院)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日本驻奉天省城总领事却“抗议设立这一大学”。奉系当局决心把东北大学办好，对日本的抗议根本未加理睬。东北大学虽属省立，但“其实验室设备却是第一流”，教师薪水也比“国立大学高”。据一日本学者评论这一大学不但“包罗丰富与杰出”，而且“它的教育水准及设备比较日本在满洲设立的高等教育远为高超。”据记载，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除俄文系外，凡成绩优异者， “都送往外国留学”。一外国人说； “张作霖自己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他能把“他个人所有的大部份财产，都拿出来办教育”。有人评论；张作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等， “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被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张学良也认为： “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张学良上台对文化教育相当重视。他为了加速“培植政治、技术、科学人才”， 从一九二八年七月，自兼东北大学校长。张氏到任即增设教育学院，兴建汉卿雨楼、北楼、图书馆、体育场、学生宿舍、教授住宅等。因工程浩大，需款甚巨，省库无力负担，张乃慨解私囊，捐款现大洋一百万元，为东北大学的教育基金。张学良还不惜用高薪从国内外聘请不少知名学者，如章士刨、梁思成等到校任教。他对教授都尊以师礼。仅暂短数年，东北大学便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学良不但对大学重视，对中小学也十分关注。早在张学良任军团长时，他在培养军事人才过程中，深知文化水平过低，适应不了要求，故于一九二五年夏，与郭松龄在沈阳创办男子同泽中学。从其个人私款项内拨出现大洋六十万元，作为办学基金。后在小河沿兴建教学楼一所。

一九二七年十月，张学良又在沈阳大西门里创办了同泽女中，学校经费亦由张学良私人供给。 张学良还在其夫人出生地河城县(今属大洼县)驾掌寺村，兴建新民小学一所。在海城县城建立一所完全中学，亦称同泽中学。张学良捐资现大洋四十万元作为开办费。另外，张学良还拿出现大洋五百万元巨款， (奉省一年税收仅三千万元左右)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作为发展省立中小学教育事业之补充基金。

不管张氏父子从什么动机出发，也不管对他们作何评价，但他们热心兴办教育这一行动，对东北特别是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搬动作用。

张作霖对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过去和他有多大矛盾，只要向他屈服，为他卖力气，他不分珍域，不计出身，不究既往，不拘小节，一概容纳，大胆使用。这在军阀坐中，确实是少见的。所以张作霖素有“知人接任”之称。张氏父子在培养人才上都断于投资，特别是张学良，这确实表明他们具有远见，为常人所不及。

但张作霖毕竟是个封建军阀，他绝不是对所有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历来胆信任的只是那些肯于为其封建统治出力的人，是对他们绝对忠诚的人。凡具有革命色彩或能危害其统治者，则持坚决镇压态度。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在沈阳城就杀了著名革命党人张榕、宝昆、田亚斌等。一九二七年四月，逮捕李大钊等二十多名革命同志，有二十人惨道杀害。北京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加以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