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阴谋论做探讨的一些新旧材料 -- 红裤衩

刀口：全域战！美秘密的恐怖战 耿爽：已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2020-02-19 08:48:39

在波音短程干线客机737MAX深陷安全风暴，迟迟不能复飞的同时，与之同级别的中国商飞C919干线客机却进展顺利：不仅所有原型机相继顺利完成试飞，就连部分复合材料、起落架部件量产替代也已经开始，攻克量产难关已近在咫尺。

但就在与此同时，美国却正筹划"一劳永逸"对付C919客机的手段：最迟这个月底，美国向中国禁运LEAP-1C涡扇发动机和霍尼韦尔飞控系统的措施就会呈递白宫会议台面，如果成真，这意味着C919客机现阶段的"心脏"和"中枢神经"都将同时病发。

从相关资料来看，C919客机许多系统和设备来自美国，其中有些还是关键系统。例如通用电气不但提供C919客机发动机，还为C919客机研制航空电子系统。

通用电气和中国航空工业成立了昂际航空电子，昂际航空电子就是C919客机航空电子系统研制厂商，技术就来自通用电气。

C919客机还有一个关键系统-飞控系统也来自美国公司，它由霍尼韦尔公司提供，另外美国铝业也是C919客机材料供应商。如果美国采取全面断供的做法，将会给C919客机未来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C919客机为何选择如此众多国外先进系统和设备？主要原因还是国内厂家技术能力不足。民航客机对于安全性要求极高，配套系统必须获得相应适航证书才能装备上民航客机。

C919客机在研制的时候要求拿到FAA和EASA适航认证，相应配套系统也要经过这两个机构认证才能上机，对于国内厂家来说显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国产系统成熟此之前C919客机只能选择国外先进系统和设备。

另外从全球化角度来讲，一个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包办整个产业链，民用工业领域尤其如此，所以C919客机研制基于“全球化”思想，就是博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当然过多采用国外系统和设备也容易受制于人。

▲C919许多系统和设备来源于美国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上来就采取发动机断供的做法，可能是考虑到其他系统都有替代选项。例如航空电子系统有欧洲泰利斯公司，飞控系统空客或者俄罗斯也可以帮忙。机体材料俄罗斯铝业也能填补美国铝业的空白。

不过发动机替代选项就比较困难，欧洲没有类似发动机，俄罗斯PD-14发动机性能与LEAP-1C还有较大差距。当然从根本性上来讲，还是要加快国产系统和设备、材料工艺研制和发展，尽早实现配套，摆脱C919客机对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依赖。

如果美国对C919客机全面断供，那么表明美国对华打压和遏制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用伤敌1000，自损800都不能形容，完全是一种自残式做法。以C919客机订单为1000架计算，市场价值上千亿美元，通用电气这些公司将会从其中获取极高的利润。

此外考虑到飞行员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因素，中国民航在引进客机的时候，也会优先这些公司系统和设备。对于这些公司未来发展会起到非常大助力作用。

▲国产大飞机发展迎来严峻时刻

众所周知，高技术行业是典型“三高”行业，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利润。如果不获取足够利润，高技术行业持续发展就非常困难。

此前美国要求进一步打压华为，美国国防部居然反对就是这个原因，华为是许多美国高技术芯片、软件企业大客户，打压华为也意味着这些公司利润减少，研发能力下降，不利于美国保持军事技术优势。

通用电气就是美国军用发动机主要研制厂商，所以该公司营收状况下降也会影响美国军用发动机研制。当然美国要求不顾一切打压中国，通用电气可能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什么也不阻挡不了我们发展国产大飞机的决心和步伐

因此对于中国民用客机工业来说，可能需要做好准备面对美国全面断供。一方面要求加强与欧洲、俄罗斯技术合作，逐步将美国技术和设备替代，甚至引进客机的时候也要减少美制系统。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国内技术研发，实现国产化，避免受制于人。

就我十几年的观察，国内专家智库都搞错了研究方向 16

贸易战，

新肺炎，

猪瘟。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远不止国内专家智库所以为的那个规模或强度。

这次是全方位的对抗，只差没热战。

或者说战争其实早就开始，

只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美帝知道和我们热战的后果，

所以以除了热战的所有其他方式进行。

。

另外一个关键是国内普遍缺乏危机意识。

这得感谢第2，3，4，5代领导集体都要为自己拉政绩，

吹嘘自己领导下的中国是TMD盛世，谁都不敢正视我党！

结果温水煮久了的14亿青蛙还真信了。

。

律师称美国情报机构曾考虑暗杀阿桑奇，并伪装成意外事件

作者 :中华军事 2020-02-26 21:25:08

https://www.haoz.net/zatan/guojijunshi/149568/

重点在这段：

谁注意过，这几年里，有不少游戏的背景设定，都是杀僵尸，也就是阴语里的Zombie。这些Zombie都是被 生化武器感染的人，已经失去理智，成为行尸走肉，看到健康人就会扑上来咬你抓你，不把你感染不罢休。这种恐惧，先是通过动作电影《Resident Evil》系列电影开始向西方大众传播洗脑的；让大家对受细菌病毒感染的人，产生很强烈的厌恶，并通过游戏，用杀Zombie得分，升级，不择手段消灭所 有Zombie，成为赢家的“娱乐”行为，制造出受细菌病毒感染的人必须被消灭这个未被点明的潜规则。

回头再想想非典对中华人种的荼毒，这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没有阴谋才有鬼了。没准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些西方媒体会“发现”华人群体是一种对西方人有致命危险的病毒，细菌的普世带菌种群。

于是，已经在西方人潜意识里埋下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于是，整个西方世界会认同，只要能消灭这个Zombie种族，任何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算得多精，连用游戏让人产生内啡肽，制造快感都算进去了。

。

当西方公众普遍被恐惧所控制，当他们都被同一个观念所震撼：

中国对西方，存在即威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

心理学，嘿嘿，多少罪恶借这个学科而行！

海外因疫情迁怒中国的声音，正形成排华浪潮？

胡一刀&斩魄刀 · 2020-02-25 · 来源：补壹刀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疫情正在减缓，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多国的疫情却开始紧张起来。由于这一轮疫情肇始于中国，随着海外数国疫情的恶化，一些迁怒于中国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它们会形成一轮排华浪潮吗?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1

　　意大利掀起排华浪潮？

　　昨天深夜，几则视频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疯传。视频配文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当地华人遭殴打，店铺被打砸，意大利爆发“反华大游行”……

　　看得人头皮发麻。

　　不过，很快就有网友出来“辟谣”，指出这些视频记录的都是“陈年旧事”：所谓“反华游行”其实是几年前的反法西斯游行;而打砸华人店铺则是早先一段“股东纠纷”引起的。

　　视频虽然是假的，但反映的一些问题却真实存在。

　　首先，意大利的疫情确实严重。

　　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午间，意大利共有219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5人因此死亡。而三天前，意大利还仅仅只是3人被确诊。

　　由于确诊病例迅速攀升，意大利已经成为亚洲以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另外，一些华人和留学生的处境也的确因此变得艰难。

　　比如，1月28日，一位在意大利踢球的华裔13岁男孩遭到对手辱骂，“希望你也染上病毒”，男孩当场落泪，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再比如，2月20日，一名在都灵生活多年的华人被两名意大利人的殴打，理由是“让病毒离开都灵”;

　　还有意大利媒体报道说，一家超市在华人进门时会广播“有中国人进来了”。

　　一位生活在米兰的朋友告诉刀哥，受疫情影响，有部分意大利人会迁怒于华人。但上述事件目前还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反华排华现象。

　　他表示，目前感受到的歧视还只是“目光和眼神”。

　　在伊朗，伊朗卫生副部长哈利其24日表示，该国新冠肺炎累计感染人数已达61人，其中12人死亡。报道说，大多数病例都发生在位于德黑兰以南120公里处的圣城库姆。

　　此前有传言称，伊朗疫情的源头可能是一名在库姆工作且回国的中国人。这导致一些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敌意和怨言增加。网上一些伊朗民众对中国人出言不逊，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对华人投来异样目光。

　　但是，刀哥问了当地的朋友，他说这样的伊朗人目前是极少数。

　　此外，在疫情更为严峻的韩国，也有一些人将气全部撒在了中国人头上。

　　22日中午，在韩国首尔光华门的游行中，有人举着大喇叭高喊：中国人滚出去，武汉人滚出去。

　　23日，在一则题为“中国言论：‘韩国应对迟缓’…担心重蹈武汉覆辙”的新闻下，韩国网友的评论几乎都是对中国的谩骂攻击：

　　日本的情况则稍微好一些，对中国的抵触情绪大多体现在少部分右派和社交网络上。

　　久居日本的朋友对刀哥说，这是因为日本电视台在疫情刚开始时就以欧美等地排华事件为例，告诫过日本人不要这么做。而且，曾经有人上街打出歧视中国人的标语，很快就被捕了。

　　在法国，亚裔人士不满人们因新冠疫情而对他们的歧视，在社交媒体上发起 #JeNeSuisPasUnVirus(我不是病毒)话题。

　　很多亚裔法国人通过推特发送自己举着该话题标签的自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2

　　对于一些国家在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或者确诊病例数量出现上升后，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情绪及相关举动，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一点，这并非像一些中国国内一些键盘侠所说，“形成了一股反华潮”。

　　对海外一些歧视华人的现象，基本上都是零星的案例，也是分散式的，并非集中或者大量存在。而且，现有的也都是当地极少数民众一种直接，下意识的情绪表达，并非是政府的政策性举动。

　　这种情绪，如果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就像当初疫情刚刚扩散，武汉封城、湖北封省之后，中国境内其他省市出现极少数人歧视湖北人的现象一样。这种情绪是可以消融的，只要我们夸大这种歧视和排斥的声音，然后又以愤怒回击对方。

　　让我们来看几个在国外的真实例子吧。

　　第一个是在意大利。

　　2月20日上午，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政论直播节目——“广场”，就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情况接受专访。

　　面对女主持人提问，李大使回答说，最近在意大利发生了一些对华人社会的歧视行为，令人遗憾。过去很多年，华人社会为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高度评价。

　　李大使还说，这些歧视行为并不代表意大利人民的主流。实际上歧视源于恐惧，在疫情面前，信心和理性十分重要。我很高兴地看到，近期意大利各界，从部长到议员，从市长到市民，从媒体到明星，他们都走入华人社区，品尝中餐，给中国人热情的拥抱。这就是发出了积极阳光的信号。

　　第二个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在意大利受到疫情影响而人心惶惶的时候，佛罗伦萨市市长达里奥·纳德拉在推特上发起了一个“#拥抱一名华人(#AbbracciaUnCinese)”的话题标签，并配推文说：“我们遵循卫生当局的指导，我们谨慎行事，但绝不搞心理恐怖主义。”

　　纳德拉说，“有人借此机会散播仇恨和排外情绪，但在这场共同的战役中我们和华人社区是在一起的。”不少推特网友使用了这个标签，还有人晒出了与中国人的合影。

　　第三个是在比利时。

　　日前，一段长达16分钟、名为《你会如何反应(Would You React)》的视频在比利时的社交网络上热播：在布鲁塞尔的通勤高峰期，三位华裔青年登上地铁。他们用中文交谈，引起了两位白人女性注意。

　　未几，这两位白人女性开始对他们言语攻击，斥责他们“传染新冠病毒”。当他们开始分辩的时候，白人女性变得激动起来，用脚飞踹他们的行李箱，要求他们下车。当地铁停靠在下一个车站时，这三位华裔离开了车厢。

　　目睹这一场景，车厢里的“围观群众”作何反应呢?当白人女性开始言语攻击时，一些乘客挺身而出，驳斥其歧视性言论。当华裔青年意欲下车的时候，有乘客劝阻他们“你们不必离开”。

　　当他们离开车厢之后，旁观乘客开始与那两位白人女性展开激烈交锋，指责她们的错误言行。这些仗义执言的乘客，既有比利时本地白人，也有非裔和穆斯林;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

　　视频的最后披露，这三个华裔青年和两位白人女性其实都是节目找的演员，目的是想测试一下普通的比利时民众在这个敏感时期对亚裔的态度。结果显然还是令比利时人满意的。

　　所以，对于疫情发生时，部分民众会有焦虑，当地政府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这些措施应该是适度、平衡、合理的。

　　3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最担心的疫情向卫生体系和能力薄弱的国家传播正成为现实，看看感染病例快速上升的伊朗，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国。防止疫情全球蔓延的机会窗口正在失去。

　　由于各国对疫情的认识不同，应对的措施和能力有别，所处的情况和环境各异，如果各自为战，全球疫情防控的前景将很不乐观。面对疫情可能向全球扩散的严峻局面，国际社会唯一的选择是团结合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帮助，同时还可以通过合作抗疫的诚意，化解其他国家中少数人因为新冠疫情对华人的歧视。

　　中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已出现积极向好的态势。根据中央最新部署，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是当前加强疫情防控的七大重点工作之一。

　　有专家告诉刀哥：

　　第一，我们应该支持联合国担负起团结国际社会的重任。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古特雷斯秘书长启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全球对话活动。疫情发生以来，“疫情歧视”屡有发生。而缺乏团结合作精神已成为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团结国际社会，携手努力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对联合国的一次重大考验。

　　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号召会员国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抛弃歧视和偏见，防止分裂和敌对，共同应对这一正成为全球性危机的重大挑战。

　　为此，中国应积极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开展相关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等机构采取相应行动。

　　第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加快和强化疫情防控的专业合作。

　　由于疫情在国际上特别是开始向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扩散，加快和强化在这些地区的疫情防控和国际合作已刻不容缓。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生领域的专门机构，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方面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优势。

　　中国与世卫组织有长期的良好合作，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又及时开展紧密合作，为延缓疫情的国际扩散争取了时间，也积累了经验。面对疫情蔓延的新特点和新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分享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防止疫情传播的实践和做法、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经验的方案等，为世卫组织主导和引领下的国际卫生合作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三，利用“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现有国际机制积极推动疫情防控的地区合作。

　　鉴于疫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上合、东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成员国传播的事实和可能，建议及时利用上述国际合作机制和平台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协调。一方面，及时启动相关项目和行动，调动相应的资金和资源为疫情防控服务;另一方面，把疫情防控纳入现有合作框架。

　　最后，尽快为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

　　中国发生疫情以来，已经有16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30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中国也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现在，许多曾经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恢复，中国开始有条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除了及时向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更可行的是提供精准的支持，包括提供急需的医护物资，分享可行的救治方案，建议有效的预防措施等。此外，中国的专家和医生还可以提供咨询和指导意见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扩散前景的不明朗和不确定，在遏制疫情向全球扩散的机会窗口正在变小的当下，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扭转困局，从而度过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大难关。

　　感谢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教授的支持

替换为什么新冠病毒疑似生物武器的21个疑点指向美国？

地藏王菩萨 · 2020-02-23 · 来源：乌有之乡

当年，美国有了核武器之后，毛泽东不会因为缺少美国核攻中国的证据而放弃造核武的战略计划。同样道理，今天，美国已经有了生物战部队，中国即便没有掌握遭受生物战病毒武器攻击的证据，也应本着对14亿人负责的态度，尽快建立生物战部队、尽快研制生物战病毒武器以抵御敌方的病毒入侵。

　　地藏王菩萨：为什么新冠病毒疑似生物武器的21个疑点指向美国？

　　 文/地藏王菩萨(元龙) 2020.2.21随笔小议

　　当年非典SARS感染者都紧扣着一个特定的族群：拥有最独一无二的“O—M175”基因的华人种族，非典来无影去无踪，且在自然界找不到来源，中俄科学家中均有权威指出sars不存在于自然界、“非天然形成”。这次新冠肺炎病毒，某些媒体以辟谣的名义掩盖最大疑点，辟谣说“俄罗斯认定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病毒”是谣言，真相是什么?——俄罗斯官方的严谨用语是“新冠病毒非天然形成”，确实没有说“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但是，某些媒体辟谣时恰恰隐瞒了最关键的“非天然形成”这个核心本质，是何居心?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在sars基础上置换了4个关键氨基酸而成，放在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于春运的前夕，便于大规模传染，这病毒最先大规模攻击华人基因，而且病毒懂得先隐蔽自己“蒙混过关”，无声无息通过鼻腔和呼吸道两道关卡，懂得潜伏、起先不被人体防御系统察觉，潜伏1至25天后，对肺部进行猛烈攻击，迅速与人“同归于尽”，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就像恐怖分子“自杀式袭击”。而且，在潜伏期的25天之内，大规模传染其它人，使传染人群呈几何倍数放大，杀人数量也呈几何倍数放大。病毒杀人全程、大规模传染全程都是神机妙算，就像读过《孙子兵法》，所以，广大中国群众质疑新冠病毒是被人编辑过的“杀手病毒”、是生物战武器，医生称之为“流氓病毒”，称之不合常理。当然，病毒不可能读过《孙子兵法》，有可能读过《孙子兵法》的只能是与病毒有关的人!然而——

　　一有生物战实力、有生物战部队、拒绝受国际限制生物战法规束缚的是美国!

　　二有十年前曝光的盎格鲁•撒克逊使命。西方有计划的生物武器秘密释放，目标最先针对中国人。十年前特色断论是阴谋论，十年后疫情在中国爆发，巧合吗?

　　三有比尔盖茨公开宣称的用疫苗削减全球人口10%至15%的战略。

　　四有反华动机和反华号令。2019年9月9日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非常正确，代表的是美国资本集团的意见。索罗斯声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此举被认定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界传达的战斗檄文，美国将对中国发动总决战。

　　五有用天花病毒灭绝一亿印第安人的历史罪状。

　　六有在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的历史罪状。

　　七有常年搜集华人基因并掌握华人基因库，具备研发病毒武器的条件。深圳华大基因就曾长期向美国输送中国人基因，并受到有关部门处罚。

　　八有2019年10月份武汉国际军运会期间的作案时间。美国参赛军人这次表现很不专业，成绩大大落后，连很多拉美国家都不如，期间，几百名美国军人畅游武汉，在武汉边边角角“留下踪迹”。

　　九有军运会结束后不久武汉便爆发新冠病毒的“巧合”。

　　十有军运会结束美国军人回国后便开始限制中国人入境美国的“巧合”。

　　十一，有美国领事馆撤离后，后院发现了掩埋的八个有生化危险标记的大箱子，“物证”曝光?!

　　十二，有事前(10月份)做了防止冠状病毒蔓延至美国的全国大演习，又是“巧合”吗?

　　十三，有倒逼中国官方用反阴谋论切断调查病毒起源的措施。美国指责吃野味蝙蝠染毒、指责中国研究室自己泄露——去年美国纽约10月的反瘟疫演习中，有一个反阴谋论的科目，已经预设好了在瘟疫爆发后，针对美国的阴谋论发生，如何逆袭的型版和对策。显然，目前美国对中国倒打一耙，正是实施这种预设好的套路。但令人发笑的是，中国精英包括体制内某发言人，完全邯郸学步，貌似反美其实完全跟着美国设计好的话语套路，以至于用反阴谋论切断要求国家日后调查病毒起源的舆论。

　　十四，有事先注册新冠病毒专利并掌握新冠病毒专利的“巧合”，如果仅在实验室做科研有必要注册专利吗?

　　十五，有事前收买武汉P4研究所的病毒数据和蝙蝠的“巧合”，石某收了美国数百万科研经费，为美国提供中国蝙蝠病毒数据和武汉病毒蝙蝠来源说。

　　十六，有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期间的收买内应进行里应外合。先组织几十名西方科学家联合声明反对质疑武汉病毒人造，不提出证据就武断地说病毒来自野生动物。高某、石某、管某同时发声呼应。管某为美国洗地提出穿山甲病毒来源说。

　　十七，有在病毒传染爆发后落井下石派军舰侵犯南海、出台涉藏法案等一系列组合拳……

　　最关键的是，十八，有一群常年为美国罪行洗地的特色媒体。十九，有某些维护美国声誉的媚美公知和某些特色警察。二十，有经过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培训过的1000多名特色高官占据中国要职，并且，这些特色高官大多不信“阴谋论”……这些，消除了美国遭报复的风险，助长了美国肆无忌惮的气焰，并且，二十一，有美国历来做事不择手段的风格。

　　综合以上二十一点进行思考，上次的非典和这次的武汉肺炎，是不是美国发动的生物战病毒攻击?本文不做评判，相信每位读者自能做出理性判断!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华本是兵法谋略之祖，但是，经改革开放40年，中美博弈，中国被动时居多，一个典型事例，美国侵犯中国南海主权已成为家常便饭。这次武汉肺炎不管有没有美国发动生物战确凿的证据，中国都应具备“以战止战”的思想。中国只有采取周密防范并采取对等的自卫反击措施(首要补漏措施是建立生物战部队），敌人才会因无机可乘或害怕遭到中国生物战报复、从而放弃侵犯中国的原计划。如果中国特色视敌人的生物战袭击为“可笑的阴谋论”而逼爱国群众“屈原投江”，那么，敌人看到攻击中国毫无风险，就会使攻击中国的生物战计划实施成为可能!

　　当务之急，需对等的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基因库”、“犹太人基因库”，当然，咱们不为了研究生物病毒武器灭绝他们，而是为了研究医疗药品救助他们，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崇尚仁义慈悲，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爱国爱民爱天下——如果他们没有针对中国的生物战计划(他们已掌握了中国人基因库)，那么就不必怀疑中国人的慈悲心。如果他们真有对中国人的生物战计划，那么，由于“贼人胆虚”的缘故，也足以产生有效的威慑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既然中国人掌握了你们的基因库能救助你们，逻辑上讲，也有实力进行自卫反击生物战灭绝你们，而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处处被动。

　　“或然性预判”是“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前提。当年，美国有了核武器之后，毛泽东不会因为缺少美国核攻中国的证据而放弃造核武的战略计划。同样道理，今天，美国已经有了生物战部队，中国即便没有掌握遭受生物战病毒武器攻击的证据，也应本着对14亿人负责的态度，尽快建立生物战部队、尽快研制生物战病毒武器以抵御敌方的病毒入侵。

　　瘟疫期间，内蒙警察拘留了一群众，因为他发布质疑武汉病毒是美国生物战攻击的言论。有网友老田教育内蒙警察：我们所熟悉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类说法，都是就战争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或然性”而言的，从来都不是“实然性”的表达，与法律规定的证据链要求截然相反。或者说，在法律证据链要求下，是不存在任何国家安全研究的，反之亦然;。现实中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都是针对“或然性”的安全威胁因素，从来不是针对已经实锤的威胁事实。“或然性预判”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永远要走在实锤之前。而且，国防安全建设方面的成效，还往往体现为那种“自我击破的预言”——因为做好了充分准备，敌方看到没有捞到好处的可能性，不得不放弃侵略预案，这样安全目标就算是达成了。

　　兵不厌诈。如果中国官方天真的认为非典和武汉肺炎仅仅是来源于野生动物，忽略了建立对等的生物战部队、不敢组建对手国人的基因库、空有P4实验室却仅仅起到在国外发发论文、为中国生物科技“涂脂抹粉”的美容作用，污蔑群众的生物战提醒为“可笑的阴谋论”，让敌人看到生物战攻击中国毫无风险、不会遭到中国对等报复，从而助长敌人嚣张气焰，总结经验研制的更加隐蔽、传染性、毒性更大的病毒，继续筹备对中国进行下一次生物战病毒攻击，那就太令人痛心了！

　　汉奸不死，国难不止，屈原抱恨。

紧急封杀华裔病毒专家邱香果，美国蓄意传播埃博拉病毒剑指中国！

文章由"血饮"公众号原创

微信号：caojianming1989

http://www.xn--glr604k.com/home/index/article/id/12874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援引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14号加拿大情报机构将知名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以及他们的学生带离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理由是“违反相关条款”。

此事件是近期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重点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被带走的邱香果夫妇极其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隶属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这是加拿大全国唯一一个P4级别的生化实验室，血饮在之前生化战文章《生化危机启示录：血淋淋的丛林世界有你想象不到的黑暗》中讲过，生化实验室根据传染病的传染性和危害性以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的不同，国际上将其分为P1、P2、P3和P4共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第四级即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可有效阻止传染性病原体释放到环境中，同时为研究人员研究危险微生物提供安全保证。P4生化实验室就是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病原体的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高级别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研究包括埃博拉、尼巴病毒、非典在内第四级危害群微生物的高等级生化实验室。2018年4月27号凌晨，印度总理莫迪紧急访问中国武汉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就是向中国寻求生化防御保护，以阻止致死率高达75%的尼巴病毒在印度再次爆发。之所以选择武汉，就因为2018年1月5号，中国在法国帮助下在武汉东湖边修建的全中国唯一一个P4生化实验室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世界上拥有P4实验室的国家，除中国以外还有另外九个，分别为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蓬(法国巴斯德所)、瑞典和南非。可以想象，邱香果夫妇所在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极其敏感而要害的部门。

其次，被带走的邱香果夫妇又是什么人呢？邱香果，女，河北河间人，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P4级病原疫苗与治疗研究室主任，终身研究员，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Manitoba）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特殊病原体致病与传播机制及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的研究。尤其在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等烈性人畜共患病的疫苗和抗体研究方面成绩突出。

据加拿大卫生部报道，邱香果博士与同事盖瑞·库宾格一起研发了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ZMapp，并在疫情爆发的非洲成功治愈病人，拯救了很多生命。很多人在2014年8月听到过美国抗埃博拉药物成功救治一位援助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的新闻。其实，拯救这位名叫肯特美国医生的就是邱香果博士发明的药物ZMapp。很多人将这一创举和功劳归于西方，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华裔病毒学家做出的贡献。在邱香果博士当年进行的人体治疗实验中，第一批受试者中有28位已经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患参与了实验，其中25人得到了完全彻底的康复。除此之外，ZMapp药物还被发现对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有启发作用。

邱博士的主要领域是免疫学，她的研究重点是疫苗开发、暴露后治疗和埃博拉等病毒的快速诊断。目前，邱香果是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特殊病原体计划的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部门负责人，也是曼尼托巴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教授。邱博士的丈夫程克定也为加拿大医学部门工作多年，他发表的论文领域涉及对艾滋病、SARS等疾病的研究。为此，邱博士获得了2018年加拿大总督创新大奖，由加拿大第29任总督朱丽叶·帕耶特亲自为她颁奖。

那么，此番邱香果夫妇被情报机构带离是否是其华人身份让他们惹祸上身呢？让我们对事件进行细心甄别，就能发现其中的诸多疑点：

执行人员上，加拿大方面非常可疑。邱香果夫妇是最终被加拿大情报机构而非加拿大警方带走的，在7月8日的会议上，加拿大情报部门告诉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邱香果夫妇正在“休假”一段时间，并警告邱香果夫妇的同事不得与他们联系。如此重大的新闻，在加拿大媒体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度。CBC电视网证实，该实验室工作的邱博士同事私下表示，由于害怕可能的报复，不敢就此事发表看法。

其次，这次加拿大情报机构除了带走邱香果夫妇外，还将他们的学生一起带走，这等于是整体带走了邱香果病毒研究团队，一次性带离如此多实验室人员，实属罕见。此外，实验室熟知内情的人士同样无人敢公开就此事发声，因为他们害怕说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加拿大这次的行动是情报部门组织的国家行动，对邱香果工作单位员工进行集体“被休假”隔离并对其所有同事进行封口。抓捕隔离的理由是语焉不详的“违反相关条款”。

据加拿大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对邱博士发起调查的皇家骑警方面表示，没有对邱博士等人进行正式逮捕或软禁。被情报机关带离后，邱博士夫妇和这批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这个最高级别的P4生化实验室的安全访问权限也已经被撤销。综合加拿大情报机构的做法来看，他们是为了阻止邱香果博士团队继续在埃博拉病毒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将之与外界特别是研究设施方面进行隔离。

那么问题出现了，邱香果博士团队在抗埃博拉病毒广谱治疗性抗体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世界都是利好消息，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要横加阻挠呢？背后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一切呢？

实际上，邱香果博士的埃博拉研究一直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阻挠。邱香果博士是从2005年起就开始了埃博拉病毒抗体的研究。当时她发现了8种潜在有效的抗体，这些抗体在识别和攻击埃博拉病毒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前景。到2008年，邱博士成功已经将研究范围缩小到3种有效抗体。2014-2015年间，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这次爆发最终感染了28637人，造成11315人死亡，惨烈的疫情吸引了全世界的紧张关注。而就在当时全世界都在抓紧研制疫苗，时间紧、压力大的情况下，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却反其道而行之，给邱博士的部门削减了36%的预算，让埃博拉疫情的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削减邱香果团队经费，加拿大情报机构直接将之带走“休假”，这系列行为从表面来看，是加拿大政府在出手阻止，但实际上这起事件与华为高管在加拿大被扣一样都是由美国在背后指使。这起事件是美加合作的“典范”。从华为高管被扣到邱香果夫妇背后，加拿大政府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选择站在反华阵营一边对付中国。

在生化武器研制方面，美加一直是好基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加拿大政府也是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重要伙伴，上世纪苏联解体前加拿大政府就已经秘密从美国获得多种生化武器样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生化武器拥有国。环球时报7月17号援引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法律修正案，该修正案指示国防部监察长审查，美军在1950年至1975年期间在包括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和纽约普拉姆岛在内的机构内进行了大量试验，目的是将蜱虫和其他害虫转化为生物武器。该实验发生泄漏后导致以蜱虫为传播媒介的莱姆病在美国扩散并导致多名美国人死亡。这一重大生物泄露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普拉姆岛生化实验室，在之前的文章《血饮丨继承法西斯细菌战衣钵，美国生化魔爪伸向中国》中详细提到过。莱姆镇正好位于长岛进入普拉姆岛生化实验室的必经之路上，此病因此而得名。

现在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重提此事，就是追查当年泄露事件。而包括英国、加拿大在内的英联邦国家获得的生化武器样本都是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和纽约普拉姆岛传播出去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纽约长岛附近的普拉姆岛P4生化实验室。因为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不能通过陆路运输生化病毒样本，所以英国加拿大获得的马尔堡出血热等病毒样本很多都是从普拉姆岛引进。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就在这里，这也是他们合作对付邱香果团队的利益基础。

那么，美加两国为何合谋对付邱香果团队呢？这就涉及到了三个方面，一是邱香果研究的领域，其次就是邱香果在埃博拉病毒治疗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第三个方面就是国际合作。

首先来看邱香果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加拿大英国在内国家的生化武器样本源头都是普拉姆岛，而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和生物研究计划规划者就是纳粹生化细菌战专家-埃里希･特劳布，一个狂热的纳粹法西斯分子，他是纳粹组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成员。

美国普拉姆岛创始人特劳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重点就是，发展以埃博拉、马尔堡出血热、拉沙热等烈性人畜共患病毒为基础的生化武器。而邱香果博士，长期致力于特殊病原体致病与传播机制及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的研究，尤其在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等烈性人畜共患病的疫苗和抗体研究方面成绩突出。为此邱香果博士不惜远赴非洲亲自主持当地埃博拉抗病毒治疗。也就是说邱香果博士研制的其实是对付美国、英国、加拿大拥有的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等生化武器的解药。

其次，邱香果博士在抗埃博拉病毒治疗方面取得的卓也成就。如果邱香果博士仅仅只是研究，恐怕还不会引来加拿大和美国的打压，因为全世界研究这些病毒的医学工作者太多了，而偏偏邱香果博士是研究对付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等病毒领域的权威，邱香果博士夫妇已经成为西方埃博拉病毒以及疫苗研制的领军人物，不仅是加拿大，包括美国在内整个西方的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制都是基于邱香果博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整个西方在这方面都不如她一个人的成就高。

而且在2019年1月底，邱香果博士团队在抗埃博拉病毒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里科普下抗埃博拉病毒治疗的方法，迄今为止，抗体治疗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感染治疗的最有效疗法。对付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开发单克隆抗体来治愈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邱香果博士发明的由3种单克隆抗体配比混合制成鸡尾酒疗法抗埃博拉药物ZMapp，在2013-2016年埃博拉疫情中应急使用，表现出了出众的治疗效果，截止到目前至少有48例埃博拉感染患者用该抗体治愈。因为一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只靶向单一病原的一个抗原位点，因此为了提高治疗效果邱香果博士选择了3种单克隆抗体混合配制。然而，单克隆抗体识别抗原位点的局限性使得ZMapp仅对包括2013-2016年流行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EBOV）有作用，而对苏丹型（SUDV）和本迪布焦型（BDBV）埃博拉病毒没有治疗效果。因此，研发抗埃博拉广谱治疗性抗体或药物是当前重要的科学问题。

而邱香果教授不畏艰险，2019年1月底，在前期的研究基础上，与美国研究团队合作，在广谱抗埃博拉病毒治疗性抗体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3篇研究性论文，相继在2天内分别发表于国际微生物学领域顶级期刊《Cell Host & Microbe》和《NatureCommunication》杂志上。在这三项研究成果中，同时抗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焦型感染的Cocktail新型双抗体药物-MBP134，甚至可抵抗包括最近在蝙蝠体内发现的邦巴利病毒（BOMV）在内的所有已知埃博拉病毒感染。MBP134由两种人源单克隆抗体组成，这两种抗体是在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的幸存者体内发现并研制；研究者对其中一种单克隆抗体进行修饰，增强了其抗苏丹型的活性；并与第二种天然单克隆抗体混合使用，以阻断所有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并保护患者免受扎伊尔型和苏丹型的感染；此外，对这两种单克隆抗体进行额外修饰，使其可以利用机体自身“自然杀伤”细胞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MBP134对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广谱治疗和保护功效。也就是说，邱香果博士团队发明出了目前能够对抗几乎所有已知埃博拉病毒的新药MBP134。这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所有西方埃博拉生化武器的解药。

血饮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埃博拉病毒根本就是美国制造出来的。本世纪7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动物疾病主管在1966年退休后担任普拉姆岛顾问的威廉姆·欣肖博士，当年正是此人在普拉姆岛研究了一种“非常热门”的猴子病毒，该病毒是一种新的马尔堡出血热病毒，被称为马尔堡出血热的孪生兄弟。马尔堡出血热是六十年代就在德国发现的一种致命病毒。威廉姆·欣肖博士研究的猴子病毒就是后来令世界闻风丧胆的埃博拉病毒（又译伊波拉病毒）的雏形。本世纪60年代西德生化实验室曾以马尔堡出血热为基础研究埃博拉病毒，导致病毒爆发，杀死很多工作人员，而西德生化实验室和普拉姆实验室背后都是美国军方控制。很显然，率先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是美国军方控制下的西德生化实验室，其年代比比特·皮奥特在非洲正式发现埃博拉病毒整整早了十年。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埃博拉病毒就是实验室研制出来的生化武器。

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方向除了人畜共患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将病毒之间相互“嫁接”然后提纯毒性，创立新的、非自然起源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新病毒，比如莱姆病毒和非典病毒。普拉姆岛的查尔斯·坎贝尔博士曾参与其“流行性感冒A病毒的病原性和预防”项目，该博士将人类流感病毒的香港变种和HHV-6A病毒中的一种结合在一起，从而分离出一种混合型、带有两种病毒特征的新型菌株，这种病毒是什么大家自己判断。

埃博拉病毒与马尔堡出血热是近亲，而美国又通过嫁接制造新病毒，病毒虽然厉害，但路径却单一。一旦邱香果博士完全治愈埃博拉病毒，那么与之同源的马尔堡出血热等生化病毒的攻克将指日可待。结果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生化武器库完全报废。这是加拿大方面一直暗中阻挠甚至抓捕邱香果夫妇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对邱博士发起调查的皇家骑警方面表示，没有对邱博士等人进行正式逮捕或软禁，同时保证“加拿大人的公共卫生安全不受影响”的原因所在。保护加拿大人的公共卫生安全？恐怕是保护英美加背后见不得人的生化攻击吧！在这些人眼里，所谓的不安全，不过就是自己掌握的反人类生化武器即将失效的恐慌罢了。

第三点，国际合作。邱香果博士是加拿大国籍，其研究成果自然也隶属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只要加拿大方面封锁研究成果，相信并不会对英美加的生化武器构成巨大威胁，那为何还要进行隔离性软禁呢？因为身为华裔的邱香果博士，始终不忘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祖国生化防御做贡献。邱香果博士积极支持国内烈性病防控研究，以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为基地，先后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其中，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研究员团队积极开展烈性病原科研合作项目，完成了对我国自主创新的Ad5-EBOV疫苗在豚鼠和恒河猴体内的有效性评价，为该疫苗在塞拉利昂II期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支持，该疫苗目前已于2017年10月19号被中国国家食品药品检查总局（CFDA）批准，这是首个在中国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也是世界上首个获批的埃博拉疫苗，该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科研地位；此外，其多次对国内科研人员进行生物安全人员培训，为我国培训生物安全人才230余人，为提高我国烈性人畜共患病防控研究水平和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在帮助中国攻陷美国建立的生化武器库。

邱香果博士不仅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结果用于祖国烈性病研究治疗，而且让众多中国留学生参与其团队进行研究，这也是加拿大忌讳这些人比较抱团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邱香果团队被连锅端的原因所在。抗击威胁全人类的埃博拉病毒研究符合全人类利益，这种背景下的中加学术交流，在口口声声倡导自由、博爱的加拿大，是没有办法公开阻止的，惯于使阴招的加拿大最终用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方法将邱香果团队隔离。加拿大找不到任何理由合法实施隔离，就只能用有巨大操作空间的“违反相关条款”作为借口，根据后续事情发展的动态评估，他们可以说邱香果团队与有中国军方背景的陈薇团队合作，也可以说在生化操作中违规操作，甚至可以让大家认为这是简单的报复中国。国内很多媒体以邱香果博士是加拿大国籍为由，嘲讽加拿大带走自己人来报复中国很可笑，这种看法既不知道邱香果博士一直在帮助中国，也不知道加拿大带走她的深层原因，非常浅薄、无知。所以，加拿大带走邱香果团队等于是直接掐断了中国研制埃博拉病毒的外援。

邱香果团队研究埃博拉病毒已经很长时间了，取得研究突破也是在今年1月底，那么，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会选在7月14这天才公布情报部门带离消息呢？

在2018年5月爆发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邱香果团队研制的抗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疫苗被广泛使用。在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该疫苗已被使用4万人份，为阻止埃博拉疫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疫苗并没有完全阻止埃博拉疫情向周围国家扩大。人民日报报道，经刚果金卫生部7月14日确认，该国东部城市戈马出现首例埃博拉病例。戈马市人口密集，且位于刚果金与卢旺达交界处，外界担忧此次报告的疫情会向周边国家扩散。去年8月开始，刚果金暴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此次疫情确诊和疑似病例已接近2500例，已造成1600多人死亡。7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非洲国家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目前已成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2014年7月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的西非三个国家，其爆发原点就在美国设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生化武器实验室。

为什么已经研制出来的埃博拉疫苗没有完全遏制这次刚果金疫情呢？这个文章前面已经说过，单克隆抗体识别抗原位点的局限性使得邱香果博士研制的ZMapp仅对包括2014-2016年流行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EBOV）有作用，而对苏丹型（SUDV）和本迪布焦型（BDBV）埃博拉病毒没有治疗效果。而邱香果团队已经在今年一月底取得重大突破，邱香果教授团队与另一美国科研团队合作，开发了另外两株可以中和所有埃博拉病毒的单克隆抗体FVM04和CA45。在此基础上，邱香果博士团队发明出了目前能够对抗几乎所有已知埃博拉病毒的新药MBP134。

不出所料，邱香果团队在被加拿大带走之前应该已经准备开始进行这种新药的临床实验，取得突破指日可待，通过国际交流中国也一定会同步研制出对抗全系埃博拉病毒的新药。而7月14号正好是刚果金埃博拉病毒向周围的卢旺达、乌干达等国家扩散的时间节点，这个时间点同时也是中国援助刚果金攻克新型埃博拉病毒的紧要关头，这也是中方与邱香果博士密切交换成果、共同完成新药研制的关键时刻，美国在这个时候除掉邱香果博士和他的学生组成团队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了。

要知道研制埃博拉病毒必须在P4生化实验室才能够完成，除了中国武汉东湖边的隶属于中科院病毒所的P4生化实验室，全球剩余的P4生化实验室全部掌握在西方犹太资本集团手中，离开了加拿大的P4生化实验室，邱香果团队要想继续研制就只能前往中国武汉。现在隔离邱香果团队，又不允许其同事与之联系这样等于禁了邱香果的足、封了邱香果的口，扣留其研究团队的中国留学生更是为了防止其团队和研究成果转移到中国。在这个时候美加合谋带走邱香果团队整体，就是要阻止中国研制出抵抗全系埃博拉病毒的新药。他们认为失去了邱香果团队这个强大外援，中国在西非地区的抗埃博拉病毒研究一定会停滞不前。

前面说过非典和埃博拉病毒都是美国在生化实验室人工制造出来的，作为受害者，长期以来中国在扑灭这些生化病毒作战的第一线，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生化战对手。2003年中国成功借助中医理论扑灭非典疫情，这是中美第一次生化交锋，中国获胜；2015年包括陈薇团队在内的中国援非医疗行动成功扑灭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这是中美第二次生化战交锋，中国获胜；2018年 5月16日，刚果金卫生部证实，该国西南部城市姆班达卡发现首起城市埃博拉病例，2018年5月23日，中国派遣第18批援刚果金医疗队前往刚果埃博拉疫区，中美第三次生化战交锋正式开始。美国认为只要他们隔离邱香果团队就可以打掉中国研制埃博拉新疫苗的最大外援并操纵这波疫情，打赢中美第三轮生化战。现在带走邱香果博士也说明，美国在这场生化战中没有必胜把握，只能通过官方介入的作弊手段获胜。

需要指出的是，刚果金卫生部在7月14号依旧反对将刚果金埃博亚疫情定义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刚果金的自信来自于对中国抗埃博拉病毒团队的信心，但邱香果团队被加拿大情报机构隔离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宣布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成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美国在成功阻止抗埃博拉新药研制以后，更迫不及待希望埃博亚病毒向全球蔓延。在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以后，据中新网报道，7月18号香港政府正式启动埃博拉病毒病“戒备”级别应变计划。有人觉得翔港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戒备有点儿大惊小怪，认为埃博拉病毒爆发地刚果金与中国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别忘记了，2002年非典在亚洲的率先爆发地就是香港，是通过这里才传入内地的。而非典病毒全球首先爆发是在2002年初靠近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实验室不到80公里的费城，同样距离中国境内是十万八千里。事实上，中国是最早发出埃博拉疫情预警的国家，中国海关总署已于2018年5月11日发布“关于防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2018年第39号)”。

那么，美国千方百计阻止中国攻克埃博拉病毒到底有什么深层次战略目的呢？

1、直接利益。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首批8000支埃博拉疫苗在2018年5月16日已运至首都金沙萨，这些疫苗已经投入使用，该疫苗由美国默克实验室(Merck)研发，但一直未经法律认可。从效果上看，自然是不理想的，不然病毒也不会越扩越大。邱香果博士团队发明出了目前能够对抗几乎所有已知埃博拉病毒的新药MBP134，新药的基础是其团队与另一美国科研团队合作，开发了另外两株可以中和所有埃博拉病毒的单克隆抗体FVM04和CA45。现在新药样本被封存在了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原理也被美国团队掌握，不出所料，美国很快将在邱果香博士的研究基础上研制出新的抗埃博亚疫苗。而这个成果自然会落到默克制药等犹太资本集团控制的跨国宜药集团手中。犹太医药公司将疫苗投入市场自然获利不菲，而在西非地区，谁能够掌握埃博拉疫苗，谁将成为他们的救世主。直接攫取邱果香博士的研究成果，垄断全球抗埃博亚疫苗，等于增强美国在非洲地区影响力。

2、看下埃博拉疫情突然大规模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就知道美国放纵埃博拉在非洲蔓延要达到什么肮脏目的。2018年3月21号，非洲自贸区协议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签署，定于2018年5月30号正式启动，2018年5月16日，也就是非洲自贸区启动前半个月，刚果金西南部城市姆班达卡发现首起城市埃博拉病例；2019年7月9号，据新华社报道第12届非洲联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特别峰会正式宣布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8天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非洲国家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目前已成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开始向邻国扩散。五年前的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埃博拉病毒全面在西非扩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巧合？

从这个时间节点就能够看出，制造埃博拉病毒的美国总是能够在非洲自贸区建设的关键时间节点释放埃博拉病毒出来作孽。而从2014年到现在，所有埃博拉病毒爆发地点都位于西非赤道地区。2018年5月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更位于非洲中部天元位置，从这里可以向非洲各个地区辐射。现在病毒从刚果金向周围国家蔓延，如果疫情无法得到控制，那么非洲自贸区建设进程将被彻底搅黄。

上图为刚果金地图，红点为英加水电站所在地，刚果金不仅位于非洲中心位置，而且是非洲能源的中心位置，同时也是非洲资源的中心位置。

3、从地图上看，刚果金正好也位于中国经营的非洲经济建设范围的中心地区。中国目前在非洲地区的投资是非常广泛而巨大的。非洲自贸区一旦建成不仅有利于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取消内部关税壁垒以后，等于将中国在非洲各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分散市场连为一个整体，像东盟自贸区一样，将来非洲自贸区建立以后，就能够像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样建立中国-非洲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后，东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美贸易摩擦下，未来如果中非自贸区建立，那么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将进一步下降，中国外贸市场的战略纵深将更加广阔。

资源上看，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东一样，如果考虑未来新能源突破的话，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中东，因为新能源比如核聚变商用一旦突破，中东石油天然气地位必然下降，但是中国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所需的大宗产品，比如铝土矿、锰、铀、铜等稀有金属的依赖必然上升，而这些稀有金属都是中国极其短缺的，同时这些稀有金属英美国家同样没有非洲多，更别说开采成本高。这些年，除了葛洲坝集团等国有企业，像很多民营企业也大规模投资西非地区，比如山东魏桥集团就拿下了几内亚全球最大的铝土矿。

在之前文章血饮说过，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基础，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资源争夺中已经不占上风，而中国一旦拿下非洲，就等于拿走大部分大宗产品定价权，没有了大宗定价权美元不如厕纸，这是美国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美国未来货币政策是必然要转向QE4的，一旦QE4，美元必然走弱，大宗产品必然涨价，目前国内铁矿石上涨，让很多人惊讶不已。其实铁矿石不过是中国缺乏的众多大宗产品中一种，假设中国拿到了非洲资源，那犹太资本集团就是为中国抬轿子了。

那么，美国如何才能阻止中非自贸区建设和与中国夺取大宗定价权呢？从电力上下手。非洲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电力极其紧缺。电力反过来限制了高耗电的采矿业的发展，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中国魏桥集团从几内亚开采的铝土矿都是运回山东国内加工的。而刚果金目前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英加水电站。中国三峡集团参与工程建设，预计该水电站将与2020年建成，其装机容量将是三峡的三倍。一旦投产，中国在广大非洲的能源开采将全面加速，非洲人民也将借此过上好日子。法国《回声报》2014年9月16号发表题为《非洲要建世界上最大水电站》的文章称，刚果金将在刚果河上的英加大坝建设工程将于2015年10月开始，消息发出后后埃博拉传入刚果金。人畜共患的烈性病毒能够严重打击经济活性，关于这一点，中国在2003年的非典中已经见识过了。非典爆发后，中国制造业活性随之下降。更何况中国还有基础公共卫生系统，非洲却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面对的是致死率比非典更高的埃博拉，门儿都出不去了，更别说与中国合作开发非洲当地矿产资源了。

所以美国制造散布埃博拉病毒、阻止邱香果团队帮助中国研制新埃博拉疫苗，无非都是为了阻止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保住石油为首的大宗产品定价权。目前美国在中东已经不占优势，中国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地中海东岸，一旦冲破埃及，通过跨撒哈拉大铁路进入西非和大西洋沿岸的安哥拉，那么中国将建设从中国内蒙临河直到安哥拉的洲际铁路。一带一路将直接穿越中东进入非洲地区，将欧亚非连为一体，美国还有什么出路？目前美国狗急跳墙，不仅在翔港策动颜色革命，还将姜毒这些臭鱼烂虾拉出来恶心中国，现在更为了对付中国而故意阻挡中国研制抗埃博拉新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在非洲有大量中国人存在，除非洲人外中国人是被感染机率最高的，而非典首先爆发于美国，最终却传入中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希望美国记住这句话。

那么，对付埃博拉病毒及其传染扩散，中国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是中医的祖地，对付生化病毒理论渊源流长。2003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扑灭非典疫情，靠的就是中医手法和理论。公元1643年，中医吴又可在长期抗瘟疫实践中总结经验，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领先世界200年开创性提出了病毒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提出了瘟疫传染病是由一种不可见的疠气所导致，由口鼻而入。吴又可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其理论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载的经方“达原饮”被用于治疗非典，并收到了奇效。《瘟疫论》中提到大黄的妙用同样在治疗禽流感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研究员为首团队，之前在抗击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战中已经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还是依靠自身钻研。而在这方面，中国人天生有着强大的优势，邱香果博士是从2005年起就开始了埃博拉病毒抗体的研究，受到加拿大打压也从未停止，而邱香果博士采用的鸡尾酒疗法是由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在1996年发明的。2018年11月26号，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张同存、顾潮江两位教授发明名称是“一种治疗HIV（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嵌合抗原受体的重组基因构建及其应用”并获得发明专利证书。这是全球首个“应用CAR-T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的发明专利，可以完全清除HIV病毒。

邱香果、陈薇这两位东西方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制领军人物都是华人，何大一、张同存、顾潮江等等跻身国际抗病毒治疗一线的卓越人才，他们同样也是华人。所以面对西方生化武器不断发展，中国根本不需要妄自菲薄。有这么优秀的人才和理论，又怎么可能攻克不了埃博拉病毒呢？

除这些华人精英外，血饮还要感谢那些为国际艾滋病、埃博拉等病毒防治做出卓越贡献的国际人士，他们与制造恶魔病毒的犹太资本集团勇敢斗争直至付出生命，他们包括2014年7月17号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的MH17航班上的前世界艾滋病协会主席乔普･兰戈及其同伴杰奎琳·凡·林，以及准备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揭露美国制造埃博拉病毒的世卫组织前发言人格伦･托马斯等108名世界抗艾滋病专家及其家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7月10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听取立法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制定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要求的生物安全法，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的边界，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有优秀的人才为共和国制造坚固的生化防御网，更需要有法律法规来规范科学研究，防止像贺建奎这种科学败类借科学名义污染全中国人的基因池。立法打击败类同时中国更要保护那些为共和国撑起生化防御网的中国科学家。一次次科学新星的陨落，是无法用那些莫名其妙又总是意外的巧合解释得通的，不要总在事后一次次扼腕叹息。

美国不相信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爱信不信！

https://www.haoz.net/zatan/dongfang/143105/

世界第八大奇迹-----利比亚大人工河

2017-05-17 22:52

https://www.sohu.com/a/141359292_697677

利比亚南部为撒哈拉沙漠，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1953年，利比亚在南部搜寻新油田时发现了总量惊人的地下水，其储存量相当于尼罗河200年的总流量。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决定，将撒哈拉沙漠的地下淡水抽上来，输送到全国各地。该工该项目是当今世上水利工程之最，被称为“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1地表水缺乏的利比亚

利比亚95％以上是沙漠和半沙漠干涸平原，境内既无常年河流，也无湖泊，降雨稀少，北部沿海地带年平均降雨量也在100毫米以下，只有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适合农业生产，聚集着利比亚的大多数城镇和人口，也是利比亚的主要农产区。

居民饮用和生产用水严重短缺，大部分用水来自海水淡化，成本高。他们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蒸馏设备，代表20世纪末的水平，每生产1立方米淡化耗油7．8升，可谓以油换水。

1953年，利比亚在南部搜寻新油田时意外发现撒哈拉沙漠中存在储量惊人的地下水，其储存量相当于尼罗河200年的总流量。为什么沙漠地区地下水如此丰富？

2地下水丰富的利比亚

5万年前的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正值冰河时代，气候比较温和，时常受到暴雨侵袭，雨水渗进了砂岩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含水层，厚度从140米到230米不等，主要分布在地下4个大盆地中。

这片地下淡水海，隐藏在埃及、利比亚、乍得及苏丹的沙漠下，它蕴含了大约15万到37．5万立方公里的“化石”水源。是北美五大湖淡水总含量的6到16倍，除了南北极冰川和冰山之外，利比亚砂岩含水层的淡水量比地球表面所有淡水湖、河的总量还要多。

3大人工河工程的基本情况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决定开采地下水，将撒哈拉沙漠的地下淡水抽上来，再用累计全长4000公里、直径4米的巨型钢筋混凝土管道，输送到全国各地。该项目是当今世上水利工程之最，被称为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大人工河实际上这是利比亚境内的“南水北调”工程， 1984年正式开工，沙漠地区打了约1300口井，大部分的井深超过500米。抽取上来的地下水再通过2800公里长的管道网络输送至黎波里，班加西，苏尔特等城市，惠及650万居民。当该项目的第五阶段和最后阶段完成时，整个输水网络将拥有4000公里的管道，灌溉15.5万公顷的土地。

工程分为5个阶段进行,总造价3000亿美元，平均每人投资近5000美元。利比亚为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全部费用都由政府承担,无需任何国外援助。

4大人工河工程的影响

工程的效益是显著的，解决了利比亚人口饮水和工农业用水问题，可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实现粮食自给，如果每人每年可消耗2．37立方公里的淡水。消耗速度维持不变，利比亚的含水层理论上可以供应1000年。

此外修建水库，调节了当地小气候，夏天的气温有所降低。水库旁引来了鸟类，植被也增加，生态效益明显。

然而，此工程的建设使美国对于利比亚的威胁增加，美国会找各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阻止工程完成。2011年7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了布雷加附近的大人工河供水管道，还包括一家生产管道的工厂。

利比亚95%面积是沙漠 却拥有巨型水库 淡水储量远超贝加尔湖！ [复制链接]

【纯水设备.】在中生代白垩纪晚期，大约.亿年前，南大西洋开始诞生，中非大陆沉没，撒哈拉沙漠重新进入海底世界，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万年。这一次，非洲大陆继续向北移动，当撒哈拉沙漠出现时，它已接近北回归线。 活性炭按材料可分为螺母壳活性炭、木活性炭和煤活性炭。活性炭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纯水设备,纯净水,电站锅炉水、味精、酒、饮料、食品、医药、净化的糖,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提取,纯水设备溶剂回收,石油化学脱色净化、废水处理、空气净化活性炭床上用品、工艺品等民用和军事领域。

利比亚%的地区是沙漠

自万年前,直到万年,在撒哈拉沙漠草原条件几乎总是,直到现在草原退化后,沙漠的形成,在此期间,撒哈拉沙漠草原还是有大量的降雨,这给了努比亚砂岩新吸收水,日积月累,填石之间的差距与降水的渗入,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

到年，通过勘探，撒哈拉沙漠地下“努比亚砂岩”的储水量已超过五大湖和贝加尔湖的淡水总量。由于它的年龄和缺乏运动工业纯水设备，这种淡水被称为“化石水”。幸运的是，这些化石水可以供人类和农作物使用。其中大部分储存在利比亚。没有人能想到在撒哈拉沙漠下面会有一个巨大的贝加尔湖水库。

利比亚%的地区是沙漠

钱币上的“大人工河”工程

事实上，利比亚很早就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了灌溉农业，改造了利比亚的沙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也是北非许多国家所效仿的。在卡扎菲执政期间，他启动了大规模的“大人工河”工程，将大量的地下水抽到地表，然后用巨大的管道形成地下河流来灌溉农业，并将撒哈拉沙漠发展成一个农业地区，成本只有海水淡化的十分之一。如果建成，该项目将成为世界第八大工程奇迹，为利比亚地下储存淡水为什么地中海孕育了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文明，却把最糟糕的文明留给了利比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地中海沿岸的*,“绿地”至少是利比亚,除了沿海北部山区有少量的植被,利比亚%的面积是沙漠,但也*——撒哈拉沙漠世界,可以说,利比亚是名副其实的沙漠王国。

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利比亚的淡水资源，以及这些问题的影响，使得农业发展，沙漠化比例日益加剧，甚至两千年前罗马人都知道的情况，当时他们唯一的土地上的盐，使它完全没有生产力。当然，当时它并不叫利比亚，而是位于现在利比亚西北部的突尼斯的迦太基。当现代人类文明进步加速时，世界人口总量也急剧增加。利比亚如何才能改变这片沙漠，发展自己的农业，养活更多的人，增强自己的国力?

利比亚%的地区是沙漠

事实上，在西亚有许多地区的地理气候与利比亚相似。这些地区使用海水淡化生产淡水，但这种获取淡水的方式非常昂贵，普通人负担不起。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盛产石油，许多地区从石油贸易中发了财，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多人感慨:上帝关上一扇门，自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事实上，如果没有石油，今天的阿拉伯人，在全球化的时代，是否能够在信息贫乏的情况下，在东半球和西半球之间旅行而发财呢?我认为这行不通。没有石油的沙漠，在世纪的现代世界里，可能会伴随着无尽的贫困。

但与西亚不同的是，上帝给了利比亚一扇悬挂的门和两扇窗户:大量的石油和淡水。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利比亚位于沙漠之上，但它也位于世界水库之上。它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地下淡水资源。你知道，贝加尔湖的淡水是中国的倍。

利比亚%面积是沙漠

世纪初期，随着化石工业的不断升级，石油成为重要的工业能源，被誉为黑色的黄金，当时的西亚和北非地区发现了巨量的石油储量工业纯水设备，在钻探石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北非地区的沙漠深处，虽然表面干旱无比，地表之下却潜藏着巨量的淡水资源，大规模开采沙漠地下水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早期开发地下水，并不知道其规模到底多大，直到世纪末期，人们才完全看清了这个巨大地下水库的原貌。在北非的利比亚到埃及西部，南至乍得和苏丹北部地区，一个巨大的砂岩埋藏在撒哈拉沙漠之下。这些砂岩是由海底沙子和泥土混合后经过地质变化产生的沉积岩层，其内部多孔，是天然的储水“海绵”。更恐怖的是，北非的这块“海绵”面积达到惊人的万平方公里，是贝加尔湖的倍，是世界*湖泊“里海”的五倍，其厚度*可达米，比贝加尔湖的还深，估算淡水总储量为万-万立方千米。

贝加尔湖面积：.万平方公里，世界*淡水湖，淡水储量.万立方千米。

里海面积：.万平方公里，世界*湖泊，水储量.万立方千米。

地中海面积：万平方公里，内陆海。

利比亚%面积是沙漠

北非地区的这块巨型“海绵”砂岩被称为“努比亚砂岩”，它的形成是因为在晚古生代石炭纪（.-.亿年）之前，一直到寒武纪末期，撒哈拉沙漠地区一直是海洋。寒武纪之前，这里是古大陆的一部分，后经历了长达亿年的海底时期（特别是利比亚和利比亚周边的部分，在这亿年中几乎一直是海洋），这导致沙子和海底泥沙形成了厚厚的砂岩沉积岩层。

石炭纪（.亿年）之后，撒哈拉沙漠的利比亚部分终于露出水面，海水消失，撒哈拉沙漠变成了一片草原和森林。当时的撒哈拉沙漠不像现在位于北回归线附近，而是位于赤道地区，和南美大陆还没分开，紧挨着亚马逊大平原，热带雨林的规模远不是现代可比，你想一下这里的降水有多恐怖，不过这时候的降水没用，因为撒哈拉在后期又遭遇了一次海浸，那就是在南美洲大陆和非洲分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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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大人工河项目改变该国缺水难题(组图)

来源：国际在线

（转）利比亚大人工河项目改变该国缺水难题(组图)

存储地下水的大人工河水库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方文军）：利比亚位于北非地中海南缘，撒哈拉沙漠北部，是一个典型的沙漠国家。尽管该国拥有1900多公里的海岸线，但沙漠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5％以上。境内既无常年河流，也无湖泊，降雨稀少，仅5％的土地年均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其余地方几乎常年不下雨。居民饮用和生产用水严重短缺。但根据调查，利比亚南部沙漠地区蕴藏有丰富的地下淡水资源，其储存量相当于尼罗河200年的总流量。1984年8月，利比亚开始在沙漠腹地兴建一条地下人工河，向北方引水。整个工程总投资300亿美元，工期30年，被誉为“大人工河工程”和“世界第八奇迹”。目前，该工程已完成大半，不仅完全满足了利比亚的城市市政用水，而且使数十万公顷农田得以灌溉，一批大型农场相继建立。利比亚人民从此不用再为无水可用而发愁。

　　利比亚农业部高级官员近日在会见应邀访问的各国媒体记者代表团时表示，尽管“大人工河工程”耗资巨大，但它与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水资源相比，费用还是比较低的。据有关方面测算，如果通过管道从最近的南欧运水，每利比亚第纳尔（1美元约合1.3利比亚第纳尔）能获取水0.74立方米；通过船运方式是每利比亚第纳尔获水1.05立方米；海水淡化则每第纳尔可获取水0.79立方米；而通过“大人工河工程”采地下水则每第纳尔可取水9立方米。同时，该工程还对满足利比亚城市市政等方面的用水需求、促进该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据介绍，利比亚目前在沙漠中共打井1300个左右，每天从这些水井中抽取地下水约643万立方米，通过全长5000多公里、直径4米的地下水泥管道以及沿途多级泵站，输送到北方数十个水库，以满足北方沿海工业、城市市政用水以及40万公顷的农田灌溉。

　　具体在水资源的分配上，农业项目占了主要部分，约70％左右。另有28％用于城市市政，仅2％用于工业。至于为什么要在农业上花费这么多宝贵的水资源，有关人员表示，农业是利比亚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根本，大力发展农业，不仅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丰富的粮食、蔬菜和瓜果产品，而且还可以起到绿化环境，改善气候的作用。另外，通过地下水灌溉工程，还大大增加了当地植物和农作物的品种。据了解，以前利比亚大部分地区生长的都是耐旱的椰枣树，现在葡萄、橄榄、桃子、苹果、樱桃、梨等各种果园随处可见。在利比亚你感觉仿佛不是来到撒哈拉大沙漠，而是来到了绿洲，来到了世外桃源。

（转）利比亚大人工河项目改变该国缺水难题(组图)

沙漠里的葡萄园

（转）利比亚大人工河项目改变该国缺水难题(组图)

利比亚大人工河控制中心

　　对记者们普遍关心的利用如此大规模的地下水，会不会造成地面下沉，海水倒灌以及地下水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问题，利比亚农业部官员表示，利比亚“大人工河工程”是从数千米的地球深处含水层获取地下水，并通过电子设备24小时对每口井的水质、水位恢复情况进行检测，一旦某个井出现异常，就会立即停止取水。该官员称，根据西方地质学家估算，按照利比亚目前的取水量推算，利比亚境内的地下水可用4860年，因此记者们的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此外，该官员还表示，利比亚目前已经与周边国家就地下水分配的问题签署了相关协议。同时，利比亚方面也尽一切可能，节约用水，提高科学用水的效率。“因为在利比亚人看来，水比石油更珍贵”！

熊蕾：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

熊蕾 · 2020-02-16 · 来源：环球视野

哈佛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状病毒汹汹而来，再次肆虐中华大地。

　　虽然很多专家说这两波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都被追踪到一种蝙蝠身上)，但是我这个外行却也能看出，这两种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针对我们的肺，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这让我想起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栏目就率先报道说，哈佛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哈佛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一共只有3项，涉及高血压、尼古丁成瘾和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方面的生态遗传学研究。没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项目。

　　而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学在安徽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项目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实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进行收集基因样本，并不止哈佛大学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欧洲和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曾经和中国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国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了解长寿的秘密。这个项目遭到了当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童增的质疑。童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等协助。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国际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大都是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却都要采集血样。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就有一些专家也公开提出质疑，媒体上发出了不少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国家很快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

　　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选择在安徽采集基因？

　　看看项目负责人徐希平本人如何讲的。他1996年在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 “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而要剖析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准确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设计。”他之所以建议在中国的安徽进行“基因筛选”，是因为那里的人口“多，是同种，大多数没有看过病”。他说，在比较闭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对这些表型的影响是普遍的。在美国，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过药物，使研究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很罕见”。选择安庆做基因研究是因为“个体在民族、环境、职业和饮食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同质的”;“村庄已存在了几千年，常住人口相当稳定”;“580万人口的规模足以确保有4000户指标个案家庭”。而且“大多数受试者没有服用过任何降压药物”。

　　最早资助哈佛哮喘病项目的，是美国千年制药公司。千年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资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项目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一家大制药公司就投给它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员都认为，是安徽项目确保了这笔投资。到2002年时，千年公司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1994年底，千年公司与徐希平达成协议，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家庭，100个非哮喘家庭)，并把500个家庭的DNA提交给千年公司进行匿名基因搜寻，寻找哮喘基因。千年公司为此提供资金999996美元。

　　我们对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调查，重点只是看它们是否违规，即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否违反了生命伦理准则。

　　为什么选择这个重点?因为诸如基因流失、生物安全问题，不仅太过专业，而且当时也似乎被列为禁区，不好触及。而生命伦理准则，却是国际性话题。

　　2001年1月，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汪延一起，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调查。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介绍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3个月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基因材料不好出境，所以徐希平才在安庆成立一个研究所。但是，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 “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最初给哈佛项目投资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DNA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研究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调查农民的知情同意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1998年12月通过了《人类基因组宣言》， 宣言明确指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必须遵守生命伦理的原则，而在对生命科学的所有研究中，知情同意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就是想亲自听听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由安庆市卫生局局长等人陪同，我们到了地处皖西的岳西县头陀镇。镇卫生院对当年的体检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可是汪延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道，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向导有些尴尬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这位农民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一本记载着1996年11月5日的检查，项目有心肺功能、血压等，并抽了血;另一本记载着1997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检查，也抽了血，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NIH的资助标准是，每个抽血人员补贴10美元。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但是他们盼望的治疗并没有来。只给了一个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开的居民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我们拿出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给我们的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我知道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北京医科大学、安庆市卫生局、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联合主持题为‘中国( )病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调查中国(农村)居民( )病患病情况，分布特征，研究其与遗传的关系，研究各种环境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发展出对这种疾病的新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在此我同意参加该项目活动。……我知道参加本研究会得到有关的免费体检、化验与咨询，今后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优惠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3个项目之一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告诉我们，1996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哮喘病项目“从1993年到1994年开始做预调查，一直做到1998年结束”，但1996年在岳西的摸底“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给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教授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没花多少”是多少呢?他“不记得”了。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无法回答。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在合肥时，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徐希平和我们谈了近8个小时。他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合作，国外肯定有利。但是这种研究“从出论文到出专利还有很长的时间”。他说，人类基因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差异。研究中国的材料，对研究一些疾病的机理有好处。他对能拿到NIH的资金非常自豪，因为拿它的项目，“要经过最苛刻的评审”，因此它资助的课题“是最高荣誉的课题”。他认为有些科学家“耸人听闻”地夸大了基因资源的重要性，对他进行攻击。“妒嫉我的大有人在，”他说。“攻击我的人对我都不了解。”

　　对于知情同意，徐希平说，“我的要求非常清楚。我们作为sponsor institute(主导研究机构)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执行不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我杀人而让我的院长负责。我们是有协议的。他们没执行，不能开罪于我。”

　　我当时就提出，他这个比方不恰当。知情同意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他作为从国外带来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应当负责任地把这个概念灌输给每一个参加项目的人，并做好示范。最后他表示要“调查一下”。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们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虽然1995年安医大和哈佛大学就在安庆地区开展“支气管哮喘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项目，但在各县是“分别自签协议之日起”才开始项目。“协议前的工作均属我们国内卫生部门自行开展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但是，我们在网上查到以徐希平为首署名的一篇论文，却与上述说法不符。徐希平和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等8位作者在1999年12月第160卷第6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发表的题为《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的论文中，明确写出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项目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岳西赫然列在其中。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而且，NIH在2000年再次资助哈佛两项哮喘基因研究的项目，因为他们并没有别的哮喘病样本调查现场，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仍然在使用1994年到1998年在安徽收集的血样。而国家遗传资源办公室并没有批准这些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在发表哮喘病方面的论文。这能说是合法的吗?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收到了徐希平分别写给中科院、教育部和中科大领导的告状信，说我们“反全球化”、败坏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的名誉、干扰了国际合作，还“泄密”。其他问题倒也罢了，“泄密”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所谓的“秘密”，就是徐希平是中科院百人计划的一员，他不希望美国方面知道他在中国有百人计划项目。我就此又专门请教了中科院主管百人计划的部门，他们肯定地说，百人计划项目的名称并不保密，都是公开的。

　　在安徽调查时，从安医大、安庆卫生局到中科大，我们接触的所有人都对徐希平赞誉有加，称赞他为家乡捐资助教，称赞他去国多年始终爱国，还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身份等等。我承认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认为，爱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表明做科研可以违反伦理准则吧?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如果一个目的在于造福人类的科研项目，对为它做出贡献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群体，如安徽深山里的农民的权利漠然视之，它又能给参与其中的实力较弱的合作方带来多大的利益呢?我们作为这种合作的一方，又如何保证我们中国应有的利益呢?在与哈佛的合作中，中方付出的是独一无二的基因资源，是国家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体系。相比之下，哈佛项目提供给我们的，是独一无二的吗?中方的所得与中方的付出相称吗?

　　在采访中，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哈佛的这些基因项目，从样本筛选到采集，离开我们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是不可能的。这应当是中方的一笔巨大投入。但是中方参加项目的很多人却认为“我们没投什么钱”。持这种看法，能坚持中方在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吗?

　　根据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参与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一定要得到本人的同意，而同意的基础是知情。知情的内容，既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项目是谁出资、谁受益等与研究有关的所有情况，也包括参与者的利益和权利。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根据1996年美国、欧洲等医药管理机构联席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通过的《临床实践指南》，“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个人通过这个过程在了解了决定参与实验的所有相关方面之后，自愿表达他或她参加该项实验的意愿。”也就是说，知情同意强调的是获得同意的过程，而不是用书面、签字等形式获得文书的过程。知情同意不能仅凭一纸表格来证明，来取代。检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不能仅看参与者的签字，更要看参与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来源、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者所属的机构、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适”，要看他们的同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胁迫利诱的情况下给出的，还要看他们是否了解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权益。

　　但是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完全罔顾了这些原则。2002年3月28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该办公室通报了他们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安徽项目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随即承认，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徐希平进行了谴责。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公开承认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我和汪延再次在《瞭望》周刊发表了文章，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而美方的调查虽然有了这些结论，但是仍然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负责调查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首任主任就原在哈佛大学任职，领导过哈佛大学对哮喘病研究项目的内部调查。而他对这个调查其实并不用心，在担任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主任时，就向美国政府提出，没有必要对在中国的哮喘病基因研究做进一步的纠偏行动。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调查的不足之处，光是在中文媒体发声是不够的，我就在英文中国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英文评论文章，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成建制的不道德也应追究。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负责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难道没有责任?有人责怪中方合作人员没有认真执行有关伦理准则。我提出，发起和资助这些基因项目都不是这些中方合作伙伴。这是美方出资并主导的研究项目。问题不在于这些中国工作人员是否执行不力。问题在于美国的出资机构为什么允许这些不合格的合作伙伴参与这样的研究。

　　2003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内突发了“非典”。就在这个期间，5月30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宣布，美国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对他们在中国进行遗传和环境流行病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束。美国政府接受了哈佛对违规的“纠正行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教授到安徽做了现场调查，调查表明参与项目的中国农民都“给出了自愿的知情同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强调，“哈佛谋求在其所有的工作中确保对人体研究对象最高水准的保护”，“没有一个参加者受到了伤害，没有发生一起有意违反人体研究对象程序的事故”。

　　我注意到，美方到安徽调查的人是本身就组织实施了违规项目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自己的教授，而不是第三方。而且有人告诉我，带领并陪同他们调查的，是徐希平本人。由于非典期间北京还没有解禁，我出不去，就给其中一位哈佛的调查人员，也就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主任，发去电邮，问他是否讲中文?能否用中文与安徽农民直接交流?如果不能，他的翻译是谁?他在中国的访问会见是谁安排的?他去过哪些采样现场?他是如何肯定知情同意书是研究对象在研究进行的当时签署的?他的调查有多大的独立性?但是，他没有回答我这些问题，而是把我的邮件转给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新闻发言人。这位新闻发言人只给我发来一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政府调查结束后于5月30日发的那份声明，对我提的问题一概没有回答。于是我就此再次写了英文评论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直接指出美方的调查掩盖了他们研究中的不端行为。

　　非典结束后，2003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文赤桦，会同安徽分社记者汪延，再去安徽，直奔安庆市枞阳县的农村，采访了一位当年被采血样时受到伤害的农民，和一位村医。之后，我们三人的调查报道发表在2003年9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38期《瞭望》周刊，题为《哈佛基因项目调查：一场偷猎中国基因的活动》。同时，我和文赤桦联名写了一篇英文调查报道，中国日报在2003年9月25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报道，题为《一个农户的回忆》。

　　我们找的那个农民是知情人提供的线索。2003年时他55岁。他告诉我们，199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上面来人”叫他到镇卫生院去“体检”。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去了，因为据称“体检”是给农民服务的，“有病给你治病还不要钱”。这对平时 “没钱买药就望着”，有钱买药也得等到实在喘得受不了时才吃一片的这位农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有4个儿子，按要求带着两个儿子去“体检”。因为没钱坐车，他们步行十多里地，赶到镇卫生院，得到一顿免费午餐后，下午开始检查。他们回忆，同时做检查的还有来自其他村的二、三十人。他们所在的村民组30来户人家中，他们是唯一被喊去参加“体检”的。“体检”时给他们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检查者让这个农民张开嘴，向他嘴里喷了一种“雾一样”的东西，让他说“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吸入这种药品干什么用，可能引起什么风险。他记得那东西“是装在一个塑料瓶子里，像打灭蚊剂一样的，”“‘啊’了三、四下, 他就上不来气了，像死了一样。”在场的医生都怕了，赶紧抢救，“挂水(输液)”、“灌氧气”。做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当地的，说话口音就不一样。但是他们夫妻俩都说不上来他们是哪里来的。那位农民一直到后半夜“气才接上来”。这之后，就没人再管他了。第二天，无人过问的夫妻俩离开了医院，自己找了辆便车回家，因为“没有钞票了”，给他们的200元“抢救就花掉了”。抢救的时候，有个大夫答应以后给他们寄药来，但是他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药”。那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那些做检查的医生，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两夫妻都是文盲，他们说，无论“体检”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没有在这样的文书上签过名或按过手印。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血样给了谁。

　　村医是我们到枞阳之后随机找的。他当年52岁，当村医已经30多年。他明确表示知道那次“体检”是“给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基因研究”做的，但是他说不上项目的名称。他说，“当时要我们通知农民去‘检查身体’，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哮喘的。”他肯定，当时“讲了要治疗，后来没有。”他说他对这个项目不是没有疑问。他说，“一听说这是美国人搞的项目，我心里就琢磨了一下，怕这里有什么名堂。”可是，他“又否定了这个疑问，因为当时它是有政府组织领导的”，所以他没有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按照要求，他把村里患有哮喘病的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名单及简单情况登记造册，大概“有十几个”。然后他陪着参加“体检”的村民到了县防疫站，“移交”名单之后他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体检”的过程。没有人告诉他或者任何受检农民，检查有哪些程序，也没有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他和这些农民都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不知道血样会被送往美国。这个事过后再没人提起，他说。“不了了之了。”但是他希望能对它们“追根究底”，“让我们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当然也不指望我们的调查报道会有什么结果，当时想的就是立此存照。我们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来为中国的农民伸张正义，来认真执行生命伦理准则。我只想表明，对你们美国机构在我们中国做的基因项目，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怀疑的。对你们就这些项目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那种看似认真其实是走过场的调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看透的。你们要掩盖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它们摊到全世界面前。

　　2004年第4期《美国生物伦理学报》刊登了国际知名生物和医学伦理学家致该刊编者的信，谴责哈佛大学在安徽的人体基因研究项目有悖生命伦理原则。这7位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南非和瑞士的知名伦理学家在信中说，哈佛大学在安徽农村的研究涉及环境和职业病、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遗传病、群体遗传学、生殖健康、哮喘和慢性呼吸障碍疾病等。这些研究并没有经过伦理审查批准，没有获得知情同意，而且中国的基因样本提供者也不大可能受益。他们对这样赫赫有名的机构，并且是拿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进行的这种性质的研究，竟然能逃过严格的伦理审查而表示深深的关切。他们希望展开对这种研究的深入讨论，并敦促国际生命伦理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哈佛的这些研究，并表明将来不要再发生这种性质的研究的意愿。一位德国伦理学家告诉我，这是国际伦理学界首次公开对此事表示关切，并对有关机构进行谴责。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他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90年代以来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201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特别规定，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根据这个条例，哈佛那些项目再也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了。但是想想哈佛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熊蕾，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